[摘 要]本文试图从整体上呈现德国历史学“习明纳尔”对美国历史学专业化初期的影响。在对“习明纳尔”做了概念上的界定，勾勒了它在德国的发展之后，本文简述了美国留学生将其带回新大陆并使其在刚成立的各大学中生根发芽的历程。由于对兰克的思想在认识上存在偏废，所以他们更侧重“习明纳尔”的教学方法，而非德国史家本有的内部精神。美国学者认同并追奉了兰克的客观主义，通过传播“习明纳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促进了美国的历史学专业化。
[关键词]习明纳尔，美国大学，历史学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6-0063-05
一
“习明纳尔”（Seminar，又译作习明纳，讨论班），在语源学上看，它来自法语词“seminarius”，拉丁语词“seminarium”，是“适于播种”的意思。此外“seminal”还有“来源”“首要原则”“幼芽的”“具创造力的”等含义。①在史学史写作中，这一词专指源于德国大学的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学术研究的制度。英国历史学家A.P.牛顿认为：“一个习明纳尔（如同播撒智慧之种的温床）就是……一群门徒……聚集在大师周围，就一个共同的探究领域受其点拨。”②瓦尔特·普莱斯科特·韦伯的定义是：“习明纳尔也许可被定义为一组成熟的学生或学者在某个经验丰富的管理者的指导下学习并进行调查研究，这个管理者设定目标并确保这个团体在到达那个目标的行程中选取最好的路径。”③国内也有学者介绍指出：早期的习明纳尔在形式上类似于中世纪大学中的循环辩论课（Disputation），导师会事先指定某个学生在讨论前一周写好论文，并送给参加习明纳尔的每位成员阅读，然后在习明纳尔上大家围绕这篇论文进行讨论，其中一部分成员被轮流指定为答辩者，而另一部分成员则对他们进行反驳，指导教师仅在讨论前后作简短的评述。后来，德国大学逐渐确立了“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习明纳尔”也开始具有了更多的研究性质，讨论的气氛更为活跃，形式更为灵活，不再拘泥于答辩者和反驳者的划分，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尽情发挥。④互动性更为随机且自由。
“习明纳尔”模式最早见于18世纪初德国教育家弗兰克创办的师范学校中。1737年，格斯纳在哥根廷大学创办哲学“习明纳尔”。他第一个将“习明纳尔”作为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引入大学教学。⑤随后各种“习明纳尔”遍地开花，19世纪上半叶主要是由教授私人创办为主，到19世纪后半叶国家设立的“习明纳尔”占据主流。因为“在19世纪，西方世界的高等教育制度中以德国大学最为世人所仰慕”，①所以这种德国大学内的教学科研制度很快就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们争相效仿，受其影响最大的是美国。189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就曾指出：“习明纳（尔）是轮中之轴，是使现代大学真正具有生气的中心，是激动人心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没有习明纳（尔），大学教学就不是完整的；有了习明纳（尔），且加以正确实施，任何大学都能够实现其主要目标。”②特别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这正是历史学这门学科在美国大学中获得独立地位并实现专业化的时期，大批专业历史学家都有留学德国的经历，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并把它带回了新大陆。本文仅就德国历史学习明纳尔对美国大学建立初期历史学专业化的影响作一浅述。
二
首先来看德国大学中历史学“习明纳尔”的状况。威廉·洪堡以“由科学而达到修养”的原则概括了大学的双重任务，奠定了德国大学“为学术而学术”的基调。在洪堡看来，“大学赖以立身的原则在于，把科学看作为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物，并不舍地探求之”。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教师，也同样适用于学生，大学生开始在教师的指导下涉足专业的研究，这就是“研究和教学统一”原则的基本思想，并且其重心应当落在研究上。③实现这种大学理念需要切实而有效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形式。
就历史学而言，学术界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学“习明纳尔”由列奥波德·冯·兰克建立，他也被誉为“历史学习明纳尔之父”，④古奇指出：“兰克没有在教室中发挥他作为教师的最大的影响力。使史学研究方法革命化的著名‘学派’是建立在他的书斋之内的。他的‘学术讨论班’开始于1833年，参加者是一群学生，其中每个人后来都在广阔的研究领域中赢得盛名。”⑤也就是说，在古奇看来，不是刻板单向的课堂说教，而是灵活互动的讨论班激发了思想上的火花和创新。这个研讨班一直延续到了1871年兰克退休为止。兰克主持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有46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的研讨班也训练了一批享誉世界的杰出历史学家，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学派。从这个讨论班走出的大学者包括：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特、聚贝尔，瑞士的雅各布·布克哈特，以及众多再传弟子。例如：魏茨的学生摩诺德就把祖师的学说带回来了法国，英国的剑桥学派也可算是兰克学派在英伦的分支，美国的海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作为魏茨的再传弟子，也继承了兰克的理路。⑥正是通过这些门徒和再传门徒，兰克的治史态度和教学方法才得以向德国以外的世界扩散开来，并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力。
三
美国学术界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有向德国看齐的潮流。如乔治·班克罗夫特和J.L.摩特莱以及诗人朗费罗都是19世纪德国哥廷根学派掌门人的学生。⑦到了19世纪下半期留学德国更是达到高潮，是否具有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能否在美国教书的重要凭证。很多学者也都通过去德国大学求学来提高自己的学术资历，进而获得在教职上晋升的机会。可以说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多都曾留学德国，受到兰克学派的洗礼并对兰克及其学派的治学思想顶礼膜拜。如约翰·威廉·伯哲士在1871—1873年间曾在柏林、莱比锡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海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在1874年奔赴海德堡和柏林，并于1876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赫伯特·列维·奥斯古德在1882年到1883年间也曾在柏林求学，并且多次见过兰克本人；威廉·A·丹宁也曾求学柏林大学多年。奥斯古德曾说“装点民族学术的精神没有什么比列奥波德·冯·兰克的更加纯粹和尊贵了”，“美国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并且这种感激是无以为报的”。①因此，兰克被聘为美国历史学会（AHA）“唯一的终身荣誉会员”。②兰克去世后，他从前的一个学生购买了他的图书馆，包括他的画像，书桌，椅子和钢笔，陈列在位于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大学的圣物柜中。③
乔治·伯顿·亚当斯（Geroge Burton Adams，1851—1925）在1905年曾撰文指出：美国最早的习明纳尔式工作（但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是在亨利·亚当斯教授的指导下，于1874到1876年间在哈佛大学展开的。其成果是师生协力于1876年完成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律论文集》。④其实这并不准确，瓦尔特·普莱斯科特·韦伯指出，美国首个历史学“习明纳尔”最早是由查尔斯·肯德尔·亚当斯（Charles Kendall Adams，1835—1902）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这个讨论班开始的时间是1869年。⑤此外，还有学者在《19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一文中介绍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里由奥斯丁·斯科特博士主持的历史学习明那尔的情况。当时，斯科特博士每周一次，离开他在华盛顿作为班克罗夫助手的日常工作，来执掌在巴尔的摩的讨论班。他在大学中的这项工作开始于1876年，并一直持续到1882年为止。在1878年到1879年间海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也参与其中。由于斯科特忙于协助班克罗夫特写作《美国宪法的形成》，这个讨论班也成为了班克罗夫特的作坊，斯科特为班克罗夫特准备的资料也在讨论班中被展示，从中也可以看到学生们就一个真正的学术项目对导师的协助。1881年秋，海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代为执掌历史学习明纳尔，他致力于他所谓的美国制度史的开创性研究。他的学生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从1882年起发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上，这可以说是美国最早的历史丛书，并且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轰动。⑥海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本人就曾指出：巴尔的摩的诸多习明那尔“如同实验室，在那里各种书籍被视为矿物标本，在各个成员手中传递，被检查和验证”。⑦可以说，“习明纳尔”这种教学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长足发展。
四
早在1884年，海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就曾指出：勾勒出习明纳尔的外部特色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如何描绘其内在生活却是困难的。瓦尔特·普莱斯科特·韦伯认为，在此后的70多年里，研究者的注意力仍旧集中于讨论班的外在特色，即其外壳（outer shell）上，而没有放在其内在生活（inner life），即历史学习明纳尔的内部灵魂上。也许对于历史学“习明纳尔”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切入。
首先，“伟大的习明那尔被激活并变得了不起不是通过任何手段，而是在于其内在的目的，宏伟的计划，和主持它的人的主导观念”。⑧“习明纳尔”的教学目的在于：导师试图帮助这些年轻人成为历史学家。习明纳尔应当成为铸造具有专业水准的历史学家的熔炉。通过在“习明纳尔”中的学习，导师让学徒们经历了历史学家生产出一部完整作品的全过程。导师指导学徒们阅读和搜集资料，分析并组织文本，使得他们写出一篇带有前言，摘要，注释和索引的论文，并最终完整呈现出他们的劳动成果，再由大师和他们的同行来作出严厉地评判。第二，在具体实践这一追求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学生而言，申请进入习明纳尔的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不可或缺的最低素质；另一方面对导师而言，他自己也必须要冲破已有知识的束缚，善于质疑，知道应该问哪些问题，向哪个方向引导学生。导师还要能恰当地组织一个小组，在学生的帮助下集思广益，寻找答案。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学相长”的过程。第三，瓦尔特·普莱斯科特·韦伯还特别强调这种“习明纳尔由充满好奇心的不懈的研究者引导，他们勇于建构调查计划，围绕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写作。具备这样的人，而且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人，习明纳尔的内在精神才能被发掘出来”。①也就是说，在富有远见的专家的带领下，研究一定要指出一个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习明纳尔应当被看做是创新性调查研究的手段。
以上三点——培养历史学家、教学相长、研究要有创新性——也许可以说是历史学习明纳尔的三个原则性的特色。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如何实现导师对学生的指导，这又涉及教学方法的问题。乔治·伯顿·亚当斯早在1905年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就专门撰文《历史学习明纳尔的工作方法》论述了相关问题，认为培养历史学家的关键在于“培养具批判性的判断力”，②即史学家对原始史料的运用与批判能力。而这也是德国兰克学派的讨论班对美国历史学专业化最为重要的影响。兰克所言的“如实直书”，就是要通过对史料的批判和考证来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客观主义史学力图通过让历史作品达到一种精确和客观，以此来证明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这种理念后来成为美国历史学“习明纳尔”的核心观念，历史学“习明纳尔”的首要目标也就是“通过培养处理原始资料的技艺来确定历史事实”。③
在美国大学建立初期，历史学习明纳尔所采用的方法被乔治·伯顿·亚当斯总结为三种：
1.深入分析法：细密审查一小组紧密关联的材料，甚至一种单一的材料。
2.比较综合法：认为由一组相当程度上互相关联的资料或像编年史般的单一资料可以构成一系列的研究。
3.评论法：习明纳尔成员就选定的题目发表评论。④
这三种方法也许可以用现代的观点看，无非就是纵向深挖，横向对比，外部评论。在这其中，没有指定的最为理想的方法，哪种方法最适合哪种案例这决定于特殊的环境和导师个人的偏好和能力。但在这些方法的运用中，特别强调每个成员的平等参与。每个成员都被希望能够贡献出他们独立的评判和推理。共同的材料和问题是为所有人设计的，每个人都要提前作出准备和回应。当然，导师的作用也格外重要。导师必须能够控制整个局面，把握好方向，不至于离题太远；必须能够就其材料提前作充分的准备，并且在习明纳尔得出集体的结论前，不过早暴露个人的结论；必须能够开明的接受不断出现的新的建议、修正、甚至是否定意见；必须能够迅速估价出新建议的价值，来帮助并推进半成品式的思想，揭示出错误或毫无效果的建议的弱点，对每一个人施压，使得其批判的观点和方法得以提升。总之，导师必须要使得这项集体性的工作迅速涌动起来，让习明纳尔中所有成员的工作都得到最极致的发挥和表现。
个人的责任也是不容逃避的。每个学生对一个选题中特别的部分或某一时段的把握最终将拼接成对全部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每个人都要轮流将个人的结论呈现给习明纳尔，每个人的报告也都构成了一次会议讨论的主题。这种报告也许是非正式的，报告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被插入质疑和批评。但是每个人的发言都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在各种习明纳尔的方法中，至关重要的成功要诀就在于对每个人的建议和结论都提出有力地批判，它贯穿于整个习明纳尔的会期中，也是指导的核心所在。
五
最后也应注意的是，在美国大学建立初期，其历史学“习明纳尔”并不能说是德国版本的完美翻拍，其对兰克的继承也是有所偏废的，甚至说存在一种曲解。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曾撰写过一篇题为《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⑤的论文，其中写道：
美国的历史学家因为不能够理解兰克的历史思想的哲学意义，就把兰克对文献的分析批判（这是他们所理解的，也是适合于他们赋予历史以科学的尊严所需要的）和兰克的唯心主义哲学（这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分裂开来了。然后他们把这种批判的方法和讨论班的组织移植到19世纪末美国的思想园地。……这样一来，兰克就被几乎所有的美国历史学家（包括“科学派”历史学家、“新史学家”以及相对主义者）尊为“科学派”历史学之父，被认为是只注意于确认事实、特别是在政治和制度领域中的事实的一位非哲学的历史学家。
伊格尔斯进一步总结指出：
在两个大陆上，兰克起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在美国，他只是部分地被人理解，却被当做是一种本质上是实证主义路线的思想始祖；在德国，他却被当做是新唯心主义历史学家的一种灵感的源泉……①
由于对兰克思想在认识上存在不准确的地方，早期兰克学派的美国门徒们带回到新大陆的兰克的历史学“习明纳尔”也是只得其形式，②或者说是侧重教学方法（培养史料考证能力）的外壳，而并不能完全体现它的内部精神（即其所表达的哲学层面的思想）。瓦尔特·普莱斯科特·韦伯通过对比“习明纳尔”在德国和美国的实际状况和发展演进，也谈道：
当兰克势力正盛时，内战前后，美国人开始去柏林和其他学术中心留学，归国后在美国传布文献学的福音。他们带回了外壳，即必须用注脚来证明每个论述都是科学的观念，善于措辞的风格不再受欢迎（甚至应当受到谴责），想象力是危险的，所有这些都令那些寻章摘句的历史学家们毛骨悚然。他们带回来了方法却忘记了实质；他们带回了有价值的和必须的，但他们中的某些人——并不是所有——丢掉了那些不可或缺的，兰克自身所具有的某些东西。他们做了门徒们经常做的事，他们曲解并误报了大师最好的成就。③
正是这个曲解了的认识，通过“习明纳尔”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培养了第一批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并使其散布于各大学的教学岗位；另一方面，通过讨论班对客观主义的认同和追奉，历史学在美国实现了科学化，获得了独立而崇高的学科地位。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的成立，专业的历史学杂志《美国历史评论》的创刊，这些都共同构成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化的重要内容。
【作者简介】孙，女，1983年生，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