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正持，笔名班胤，南宁市人，1952年出生，发表有《粉店春秋》《竹排冲情思》等作品，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曾获漓江出版社征文赛三等奖。
我虽为汉族，但我身上却流淌着壮族人的血液，我这辈子和壮族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舍的关系。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都是壮族人，一个是我敬爱的母亲，一个是我贤惠的妻子，没有她们就没有我的今生和来世。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历史故事，我的远祖先人，之所以能在广西这块土地生存、扎根，也是拜壮族人所赐。壮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人口排第二位，在广西也几乎占一半，但壮族人却很低调、宽容，并不排斥其他民族，而是和谐共处，且乐于接受汉文化，至今壮汉已水乳交融，壮中有汉，汉中有壮。
回望先祖
大约一千年前，一个名叫班胜的汉族男子，从千里之外的中原白马苑（今河南山东交界）一带，南迁寻觅生活。一路颠沛流离，历尽坎坷来到广西，最终在武缘县（今武鸣区）英圩落脚，身心疲惫，贫困潦倒，举目无亲，是当地的土著人——壮族村民，热情地接济了这个外乡人，使他得以生存下来，后来与当地壮族女子成了家，与当地人和谐相处，得以繁衍生息，并在广西各地开枝散叶，至今班胜的后裔已有六万多人（有族谱可查）。正因为壮族人民的善待、包容和扶持，我们这个家族才能有今天的兴旺发达，才得以保持班姓这个姓氏。如果当地壮族人不宽容，定会强迫我的先祖改随他姓。（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如帝王赐姓予臣民。富贵人家的佣人奴隶也被迫随主人所姓。或有一些地方大姓有权有势，外来户也有改随其姓，不然就无法居住。在清朝，班姓族人就曾有人流落在外，迫于无奈，随当地大族改为李姓，以至于他的后代——整条村的人都跟着姓李了。也有一个班姓村子，由于贫穷无知，被当地官吏误听谬改为潘姓。）另一方面，也是我族先祖不忘本源，不趋炎附势，安贫乐贱，才能保持这个姓氏。
母恩如海
说起母亲，我时常泪流满面。母亲出生在离南宁几十公里的壮族小山村，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公路，要坐半夜的火船，上岸还要走一个多小时才到家。母亲是1951年秋嫁到我们家的。
第二年，“土改运动”开始了，家里本来土地不多，也没有什么好瓦房，按说是可以评为中农的，可我爷爷在土改的前半年买下了人家低价抛售的几十亩地，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却是接过了一个烫手的山芋，结果土地超过了标准，评成分时被定为富农（而卖地给我家的人成了贫农，后来还当上了村干部）。
母亲怀我的时候，正是“土改运动”的高潮，家里所有值些钱的物品一律被抄走，包括母亲陪嫁带来的衣服、首饰。当时所有地、富分子及家属一律不准上街入市，路口有民兵扛枪把守，家里只有我母亲能上街买卖（因为我母亲外家是贫农），其他人只能上山打柴草或下田地干活。时值青黄不接的五月，家里一点食物都没有，每天只靠母亲挑些柴火或蔬菜去街市卖，换回一些米粮油盐来维持生计。倘若没有母亲，一家人不知如何生存。在夏收的季节里，母亲白天还下田割稻谷，半夜时生下了我。坐月子时，一点肉都没吃上，身体十分虚弱，以至得了月子痨病，病中还得硬撑着担柴火去卖。母亲个子瘦小，担几十斤柴火，頭上冒着虚汗，几公里路程就歇了十多次……后来我外婆家人寻得一个药方子，买来药给母亲，治了半年多才好。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常年都被社里派去修水利。工地的活很重，父亲身子单薄，又老实巴交，每天都是从早干到天黑才完成定额。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是定量配给，每人的定量一降再降，人们经常吃不饱。父亲和母亲经常把饭粥省出来给我和妹妹吃，自己吃糠菜粥、芭蕉头……最终，父亲撑不住病倒了，没有钱上医院，找了些草药熬着喝，不见效，日渐加重，终于走了。他的一生只在世上活了短暂的二十九年。
父亲病故时，母亲还不到二十九岁，本来是可以改嫁的，但爷爷说，妹妹可以带走，而我是家里的长孙，必须留下。母亲不忍心丢下我，担心我日后的生活与命运，可想而知，一个孤儿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悲惨的，母亲毅然决定不改嫁，留了下来。有了母亲的养育和呵护，才有我的今天。守寡的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能吃饱饭，队里收了工，母亲跟村里的婶娘们偷偷到村外的野地里开荒，种些稻谷、红薯、高粱等。当时我刚八九岁，也要经常跟母亲去锄地、戽水、捡牛粪。因为母亲瘦小，重活需要我搭把手，还有荒地较偏僻，有个小孩跟着可以壮胆。种了这些杂粮补助，终于能吃饱了。母亲还种了棉花，秋后摘了棉花，拿回外婆家，外婆和小姨们帮着纺纱织成土布，染了靛蓝色，给我和家里人做了土布衣，虽说不好看，却很耐穿。
母亲一生极其节俭，出街入市，从不在小食店吃东西，都是带些粥饭去。无论多饿都忍着回到家，家里没有粥了就喝一瓢水顶着。上山打柴割草，捆缚柴草需要用膝盖压住才能捆紧，她总是把裤腿卷起才压下去，目的是怕裤子被柴草磨破。她有一句至理“名言”：膝盖磨破了还会长好，裤子磨破了就没有穿了。在漫长的岁月里，母亲一如既往地辛勤劳作，操持家务。叔叔成家后，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另外过生活。我和妹妹上学的时候，母亲的压力很大，每天天不亮就去自留地忙着，天亮了又出集体工，晚上很晚才回家，一直到我初中结业，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日子才没有那么紧巴。由于长期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大好，有病从不去医院看，自己找些草药熬着喝，就这样还坚持出集体工。最后病倒了，去医院一检查，是肠癌，已经到了晚期。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刚解决“肚皮”的问题，没有钱，得了这病，就等于判了死刑了，我们兄妹哭得泪人似的。尽管到处找偏方，煲草药，也无可奈何地看着病魔把母亲掠走了，可怜我的母亲刚四十二岁啊！辛苦操劳一辈子，没享受过一天轻松日子，都是为了我而英年早逝的。
生我养我的母亲啊，今天，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生活好了，我也有了儿女、孙儿，生活和和美美，多希望母亲能看到这一切啊！
至爱贤妻
我这辈子最重要的第二个人是我的妻子，也是壮族。我十六岁那年，初中结业，就回村里参加劳动，跟社员们一起赶牛耕田耙地，挑大粪栽秧种菜……那时经常有抽调知识青年去工厂单位工作，我也属于回乡知识青年，但由于受家庭成分的影响，去工厂单位的好事是绝对轮不到我的。恰逢村里组建砖瓦窑，那是比种田还苦力的工作，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只能是去干这样的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