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宣布新赛季将重新穿回２３号球衣！
凤凰体育讯 北京时间７月２８日消息，勒布朗－詹姆斯通过个人社交网络正式宣布，新赛季他将重披２３号球衣。这意味着，詹姆斯在热火队时期所穿的６号球衣成为过去！
詹姆斯宣布新赛季重新穿回２３号球衣！
凤凰体育讯 北京时间７月２８日消息，勒布朗－詹姆斯通过个人社交网络正式宣布，新赛季他将重披２３号球衣。这意味着，詹姆斯在热火队时期所穿的６号球衣成为过去！ 前不久，詹姆斯询问广大网友，重返骑士队之后他究竟穿几号。当时詹姆斯写道，“６号还是２３号呢？．．．．．．”网友们建议各半。经过一周多的权衡和商议，今日詹姆斯做出了终极决定，他在个人社交网络上写道，“２３号，就是它了！２＊３＝６，所以我们仍是６号家族。＃家乡球队＃为伟大而奋斗。”
过去两个赛季，詹姆斯都是ＮＢＡ球衣销量最高的球员。而自从他进入联盟１１年以来，总共有６次成为单赛季球衣销量王。所以今夏他选择几号，对各大经销商而言非常重要。事实上，部分经销商在詹姆斯宣布重返骑士队之后就已经开始接受球迷们的预定，而詹姆斯球衣预定起始价是６９．９９美元。
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一直到０９－１０赛季，詹姆斯都是身穿２３号球衣。而他为美国男篮征战洲际大赛时，球衣号码更改为６号。加盟热火队之后，詹姆斯的球衣号码也是６号。这次回到家乡球队，詹姆斯最终决定放弃６号，重披曾经在克利夫兰的那件２３号！得知詹姆斯决定后，骑士队球迷纷纷点赞，其中有一人写道，“还是４年前那个２３号，勒布朗又回来了！＃鼓掌”
有意思的是詹姆斯曾提倡，为了表示对“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的尊重和敬意，他认为所有球员都应该放弃２３号。詹姆斯在２０１０年３月曾这样说道：“我认为如果没有乔丹在前面为我们打下基础，也就没有现在的詹姆斯、科比和韦德。如果你看到２３号，自然会想到乔丹。如果你看到球员在空中飞翔扣篮以及投进制胜球，你也会想到乔丹。所以在我看来，乔丹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只局限于进入名人堂。他现在没有成为ＮＢＡ的商标，所以我们必须得想点别的办法以表达对他的尊重。我觉得其他球员不应该再穿２３号！”
在詹姆斯宣布重回克利夫兰之后，骑士队１４－１５赛季套票已销售一空。詹姆斯与骑士队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总价值４２１０万美元的顶薪合同，其中明年夏天詹姆斯有权跳出合同再度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作文二：《甲午战争120年》1700字甲午战争１２０年：习近平曾称剜心之痛
甲午战争，民之痛、国之殇，以史为鉴知兴替。１２０年后的甲午年，被中国人称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习近平年初担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而在今年在公开场合讲话中，习近平两提“甲午”，其中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
原标题：甲午战争１２０年习近平两提甲午
京华时报记者 潘珊菊 实习记者 安冬雪
２０１４年，又逢甲午。１２０年前的７月２５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使中日两国自此国运殊途，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到了亡国灭种边缘。甲午年，成了中国的命运转折之年。
甲午战争，民之痛、国之殇，以史为鉴知兴替。１２０年后的甲午年，被中国人称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习近平年初担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而在今年在公开场合讲话中，习近平两提“甲午”，其中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
会连战忆“甲午剜心之痛”
时间：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今年是甲午年。１２０年前的甲午，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
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说，在台湾被侵占的苦难岁月里，无数台湾同胞用鲜血和生命来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成员。
谈“甲午”表明维护祖国统一是主流
旅日作家萨苏介绍，甲午战争和台湾关系十分密切，《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自发抵抗，黑旗军也加入此行列。这场战争日本称为乙未战争，这场战争又打了将近一年台湾才沦陷，而台湾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牺牲极大。
在这次战争后台湾人民也一直坚持着“中华衣冠”。“我们可以看到，１９１９年在台湾拍摄的照片中，台湾士绅的服装依旧是没有顶戴花翎的清朝士绅服装，保持中华衣冠，这一点难能可贵。”萨苏说。
台湾在这次战争中的抵抗是值得后人敬仰的，他们为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几千年传统付出了很大牺牲。萨苏认为，习近平的这一评价，表示了国家对在这场战争中台湾人勇气的承认。
在日本佐世保海军基地至今还有当年台湾抗日军民所使用的大炮，这种大炮很多是嘉庆和道光年间制造的，但台湾人民当时就用这样的武器抗日。“肯定他们也表明了当年维护祖国统一的主流。”萨苏说，过去的历史无法选择，但是现在的事情是可以把握的，所以不应该让历史重演。如果台湾同胞能够与大陆同胞荣辱与共，在血浓于水情境下，双方肯定能开创一个美好未来。
“甲午之年”院士大会提创新
时间：２０１４年６月９日
“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在６月９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说，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习近平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
“甲午”战败输在科技输在体制
军科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将军说，甲午战争作为一段耻辱史，对中华民族来说锥心刺骨，历史教训非常深刻，落后必然挨打。习近平在院士大会上谈及甲午历史，提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体现了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实际上战斗力的较量就是科技和人才的比拼。”罗援说。
萨苏表示，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科技发展极大影响了国运。１８７０年开始，中国开始“同光中兴”时代，也出现了一次科技发展高潮，主要是向先进国家学习。当时日本也在进行科技改造，在国家政策鼓励下，日本科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清王朝，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占尽优势，如日本专家下濑雅允研制的炸药使日军在海战中具有了很大优势，炮弹威力大，北洋水师深受其害。可见日本科技发展极大推动了日本走上强国之路。
“我们不仅输在体制上，也输在科技上，当然根子还是在体制上，因为封建王朝体制对于科技发展的鼓励是不够的。”萨苏表示，习主席讲话表明他清楚意识到甲午战争我们输在什么地方，也符合一直强调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原则。不管是对国防还是对于国家的繁荣昌盛，科技都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作为大国，我国科技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外，必须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就成了践行这种努力的基地
作文三：《论甲午战争》7800字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失败和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在这场短短九个月的战争中，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３０００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赔款白银２．３亿两。
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尊严之痛，国人自尊之痛，却要远远超过割地赔款之痛！——１８９５年３月１９日李鸿章携带全权委任状，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赤间关马关港（今下关港），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举行谈判。谈判其间，伊藤博文极为横蛮，屡屡逼李鸿章在早已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限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李鸿章哀求放宽期限，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博文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二十多天过去，日本下最后通牒，限四天内答复，否则北京必不可保。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谭嗣同）。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今年的７月２５日，是甲午战争１２０周年“国耻纪念日”。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之意义。
中国日本一衣带水，自汉朝始两国开始交往频繁。历史上曾经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进入近代后，两国又一度面临相同命运：１８４０年，英军炮舰轰开了“天朝上国”大门；１８５３年，美国“黑船叩关”，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关锁国政策。不久，两国先后开始了旨在“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变革：１８６１年，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１８６９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然而三十年不到，昔日的“徒弟”、“莞尔小国”日本后来居上，甲午一战，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最终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伊藤博文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政治人物，他们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１８８４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
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作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头号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伊藤博文关于“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之语，其实有失公允，其实早在１８６４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２５）。
“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一语，盖有深意在焉！用现在的大白话意思就是：“我们不但要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洋的观念和制度！”——这与伊藤博文“改革内政”一语可谓不谋而合。而且李鸿章后半生中，作过不少类似表述。
伊藤却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日本虽属儒家文化圈，但德川时代儒学才在日本真正盛行），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老大帝国所能相比的。
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小日本”是一个“死不认罪”。殊不知，日本其实是一个只敬畏强者，甘于向强者低头服输，不耻下问向强者学习的民族。还是一个危机意识极强，极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民族——１８５３年７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江户湾口，轰开了自“锁国令”以来关闭了达二百多年的日本国门。这时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极为相似。然而，前者一旦认清与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三条实美、板垣退助、胜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精英纷纷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推动“明治维新”运动（前述英杰大多数或被刺杀，
或战死）。
近代日本是幸运的：佩里黑船“闯关”事件后，在关乎民族兴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它有一大批头脑清醒，有血性、有奉献、牺牲精神，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这里强调“一大批”极为重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车轮转轨而言，仅出一个“板坦虽死，自由不灭”的板垣退助远远不够。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像吉田松阴、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益次郎、板垣退助这样或战死，或被杀，或被刺死者却不计其数！正因为有一批批伟大启蒙思想家、政治谋略家和政治精英的涌现，１８６９年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短短三十年年便实现了“脱亚入欧”战略跻身西方列强。并接连战胜两个东方巨人——大清和俄罗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只能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内的朝廷统治者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夷之强在于政治制度，不在“奇巧淫技”。然而，“传之万代”潜意识和侥幸心理，驱使大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对必然导致皇权旁落的君主立宪深恶痛绝，高举“祖宗之法不可变”大旗，对任何消减皇权的改良说不。而朝廷顽固派则顺势而上，认定“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在奕亲王等人坚持下，虽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朝封疆大吏在各自领域开展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达到“船坚炮利”之目的“洋务运动”，却拒绝学习比西方科学技术更重要的西学思想、宪政制度。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１８６１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
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厂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严重钳制。而缺乏总体设计，又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直到洋务运动结束，中国远未形成的近代化工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
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但近代化意识（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落后更为可怕。所以一个国家的近代化，首先是人的近代化。对这一点，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和维新派精神领袖福泽谕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日本不能只羡慕西洋的船坚炮利，更要羡慕西洋的文明。所以他指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强烈主张日本国民精神“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并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作为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精英和“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无疑要高出一筹。但与福泽谕吉、伊藤博文、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一大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相比，却逊色太多。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近代国家思想——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素养，与伊藤博文相比远不在一个档次；伊藤博文是一位“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却是中国“有治人无治法”传统观念的继承者，对近代国家思想缺乏根本的认知。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
大清统治集团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之落后，从强大的顽固派长期攻击“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言论中略见一斑——顽固派攻击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
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等等。
而清末的对外关系，仍然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以慈禧为首的、在唯我独尊文化环境中熏陶成长起来的朝廷领导核心，此时对英、法、美、德、意等西洋列国虽心存恐惧，但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是当时朝廷皇上和大臣的普遍心理。连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甲午战前的几年，在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居国民总收３１％、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严峻现实下，清政府竟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北洋海军自１８８８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１８９１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军队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而陆军更糟，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然而另一方面，为迎接慈禧太后诞辰，却挪用３０００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与大清削减军费预算、慈禧太后甚至挪用３０００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县有朋等日本政治精英高瞻远瞩：“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１８９０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６０％来发展海军、陆军。１８８７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３０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１８９３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钱虽然不算很多，但却作出一个良好的表率的作用，全国富豪和民众纷纷捐赠军费，一年捐款达１００万日元……所有这些，极大地鼓舞民心，更激励了士气。为此，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观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时间里，号称“亚洲第一海军强国”的大清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１８９０年之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７艘，总吨位２７０００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５艘，总吨位约１７０００多吨。到了１８９２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１８８５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６３０００名常备兵和２３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６个野
战师和１个近卫师。拥有军舰３２艘。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此时的北洋海军舰不但数量被超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等弱点。
近百年间，一直有人指李鸿章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避战保船”。其实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指挥上虽有较大失误，但却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决一死战，但因实力悬殊、军队和装备不及人，以及用人不当等因素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梁启超亦认为“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为何“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旅日学者宗亚泽先生的历史著作《日清战争》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示：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在陆军方面，清军参战军队的枪械装备率为８５％，而日本装备率达到１００％；海军方面，尽管清军进口战舰的吨位数在亚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船动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它多个指标上占优。如果说，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明治日本还没有明显优势的话，那么在军事后勤方面，日本则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上，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道线已达３２００公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２８０００吨，而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３００公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国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
军队装备的差距，后勤体系的落后，其背后折射的是近代意识、国家政治制度的落后。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但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中世纪式”。曾为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而道光、咸丰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这样的军事体系，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很难实现。战争爆发以后，大清军队频频发生让世人耻笑，令国人蒙羞的事件：“叶志超狂奔５００里”；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只在一日之内告陷落。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
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仅平壤一战，清军就遗弃米粮２９００石、杂谷２５００石，相当于１５０００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同时，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９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而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８０％。清军的“兵败如山倒”可见一斑。
甲午战争，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大清之所以惨败，完全是输在近代化意识和政治制度落后之上。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非彻底的宪政制度转型。这就为日本最后走上军国主义埋下祸根。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１８７７年日本政府进一步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打造了真正的“国家军队”。这时，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运用“武士道精神”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对新兵教育导入“为国尽忠”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然而洗脑教育却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
尽管如此，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观念教育，日本军队都全面领先于清国，这才是日本最终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完全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遇到的是这样一群毫无斗志、一溃即散的散兵游勇。在这样孱弱的国防力量下，日本征服清国的信心得到大大增强，对“天朝上国”最后一点顾虑和心理恐惧完全消失。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预示了失败者必然命运——虽然大清参战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６３余万人，但最终惨败于参战兵力只有２４万余人的“东瀛倭国”，“天朝上国”彻底颜面扫地！大清朝随之风雨飘摇，百姓日益水深火热。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又导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的结果。李鸿章因一生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太多不平等条约而落得“汉奸”、“卖国贼”骂名。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可谓志得意满，一生无憾！——虽最后死于朝鲜志士安东根之手，虽一直被中国人痛骂为“战争狂人，刽子手”，但在日本人眼中，却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前面说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李鸿章为何会落此悲剧结局？李鸿章下面一段话既令人嘘唏，更发人深省：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
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内心之酸楚、无奈——签订“马关条约”遇刺中弹后，李鸿章含泪立誓：“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梁启超的评述最为精准：“戎马压境之际，忍心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亲历其景者。……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心头的万般委屈？——名为“总理大臣”，其实不过是一位最有权力的封疆大吏。满清皇室对其处处防范，朝廷顽固派无时不攻击。正可谓“外有强寇，内有顽敌”，纵然有伊藤博文之才，又如之奈何！
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精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业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人，因为近代技术工艺和设备，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大清王朝之所以败给日本，最根本原因在于只学西洋“船坚炮利”之技，而拒学比“船坚炮利”更重要的近代化意识和制度。当它终于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之时，武昌起义炮声已断绝了它的退路。
作文四：《论甲午战争》1600字论《中日甲午战争》
“故垒萧条大树凋，高衙依旧俯寒潮。英名左邓同千古，白骨沉沙恨未消·”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一篇诗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英勇抗击日寇的我北洋水师将士们的铮铮铁骨。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在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八月１７日中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面遭遇日本舰队来犯，１２点５０分，双方舰队接火，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此战我以１０艘舰对敌舰１２艘。战斗异常惨烈，定远和其姐妹舰镇远舰在陷入敌舰的重围之中，仍然坚持战斗，定远舰右翼总兵刘步蟾和镇远舰左翼总兵林泰曾，互相合作，力挽危局，愈战愈勇。３点半时，定远舰所发出的３０厘米半口径巨弹，命中松岛。日本旗舰被击中起火，完全丧失了指挥和作战能力。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决定除掉敌舰主力吉野舰，于是，陈金揆果断开足马力，直冲吉野舰，但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将士全部殉难。邓世昌坠海后，其随从刘忠持救生圈往救，但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自沉。”这天正是邓世昌４５岁生日，他与２００余名官兵壮烈殉国。邓世昌“大将怒沉舟”的悲壮故事，给后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为中华民族历史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悲歌！经过４小时４０分的酷战，我方５舰沉没，８００余人伤亡；日方六舰受重创六舰受伤，伤亡３００余人。
读到这里，我的心异常焦虑，有如此英勇的战士，我们为啥还会惨败哪？我们再看看当是的清政府吧。
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慈待太后挪用海军经费３０００万两白银，在清漪园的废墟上兴建起颐和园。致使北洋水师没有更新装备，弹药不足。开战后清政府最高军事统师李鸿章，又执行避战保船的方针。这样，北洋舰队深藏威海港内，坐待日寇来攻。后来，日军从宽松成登陆，占领威海，致使刘公岛成为一个孤岛。在外援断绝，内部叛乱的情况下，丁汝昌仍连续击退倭寇８次进攻，最后，知大势已去，遂自杀殉国。在当时政府腐败、国民羸弱、士气不振的形势下，丁汝昌一人是无法挽回败局的，“壮志未酬身先卒，常使英雄泪潢襟”。
１８９５年１月，日本第二军在山东半岛东端成山角登陆，２月初占领威海卫，当时威海港内尚停有北洋海军铁甲舰、巡洋舰１０余艘，并有南、北帮炮台和刘公岛炮台拱卫。但由于执行李鸿章不抵抗政策，北洋舰队株守港内，坐以待毙。日军占领南、北帮炮台后，居高临下发炮轰击港内清舰，“定远”等主力舰先后被击沉，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提议突围，遭部分清将及洋员反对，丁自杀殉国，残余清舰在英、美顾问胁迫下向日军投降。２月１２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由于李鸿章李鸿章所率淮军在对日作战中屡遭失利，清政府任命湘军首领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清军以挽回败局。１８９５年２月，数万清军围攻海城未克反被日军逐出，连失牛庄、营口等地，湘军败如山倒，日军长趋直入。
至此，早有乞降之意的李鸿章在慈禧太后支持下，派其子赴日，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中国屈辱失败告终，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更迫近了。 中国近百上前的历史悲剧，虽已成为过去，但它几乎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一个可悲可泣的历史教训，当引起后人的无限深思！
看今朝，美国富强，他想打谁就打谁，没有人敢惹，朝鲜战争，阿富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等，都是打着给人家带来和平的谎言发动的。多少百姓无家可归，多少妻儿老小惨遭涂炭，有谁给他们做主，有谁给他们撑腰，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就是强权，没有理可讲的。
沧海横流，惊涛拍岸，似乎还在默默地吟唱着一支早已消逝的悲歌„„中日甲午战争记录着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气节！如今，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我们要牢牢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被欺负，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领导集团，带领人民搞好建设，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提高综合国力，加强国防，把国家建设的无比强大，上下一心富国强民，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我们昂首立于世界之林，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幸福安康的日子过，这也就是我们要生存，要和平的唯一出路。
作文五：《甲午战争史35》2700字第四章 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和辽东战役
第二节 金旅之战
三 大连湾弃守
日军第一师团攻占金州的第二天，便乘势向大连湾发动了进攻。
大连湾山形左右拱抱，东南面临海湾，三山岛屏障于前，湾之中央有两半岛突伸湾中，左曰和尚岛，筑东、中、西海岸炮台三座，右曰老龙岛，筑有老龙头、黄山海岸炮台两座。后路则筑有徐家山陆路炮台一座。各炮台所配备的炮位如下表：（表略）当时，“我海疆炮台，大连湾式最新，炮亦最利，创建于戊子（一八八八年），竣工于癸巳（一八九三年），以屏蔽南关岭，为旅顺口后路扁钥。”注１
原先，大连湾的驻守部队是刘盛休的铭军十一营三哨。九月间，清政府为应援平壤清军，命刘盛休仅留守炮台兵八哨，其余十营四千人皆由北洋舰队护航，运抵大东沟登岸。后又续调两哨赴前敌，守台部队仅余六哨。李鸿章以大连湾防务空虚，命铭军分统赵怀业招募怀字军六营二哨。其中，和尚岛驻两营，老龙头及黄山各驻一营，南关岭驻一营，苏家屯驻一营二哨。金州危急时，赵怀业应徐邦道之请，拨二哨助守金州。这样，驻守大连湾的清军共有六营六哨，计三千三百人。
十一月七日拂晓，根据山地元治的部署，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犯：右路部队，包括步兵第三联队，骑兵一小队及炮兵两中队，由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少将指挥，沿旅顺大道前进，截断清军来援之路，称为旅顺大道支队；中央部队，包括步兵第十五联队，骑兵一小队及工兵一中队，由步兵第十五联队长河野通好大佐指挥，攻击大蓝山注２炮台，称为大蓝山炮台攻击支队；左路部队，包括步兵第一联队、骑兵一小队及工兵一中队，由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指挥，攻击和尚岛炮台，称为和尚岛炮台攻击支队。其余部队，驻金州城南，作为预备队。
早在日军攻占金州之前，李鸿章对守御大连湾已感信心不足。他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坚守金州通往旅顺大道上的南关岭。他授意盛宣怀致电湾、旅诸将：“貔子窝至金州路皆宽，惟有南关岭起，土城子止，宽止十里。中有山岭，形如蜂腰，西人皆称可守。若调十 营扼山岭，多安炮位，平路多设地雷，当可紧守。一面再调兵接应。如能守住南关岭，不使越过，统领、营官当邀破格恩爵，弁兵重赏银
两，决不食言。”并告诫诸将说：“卫达三（汝贵）已拿问。其势不能不拚，然舍南关岭不守，过此恐不能守。”注３他还多次电催赶办南关岭土炮台，并多方设法调军赴援。从盛宜怀致登莱青道刘含芳的一封电报，即可看出当时调兵遣将急如星火的情况：“倭兵犯金、复，人数不多。但求夏（辛酉）、章（高元）两军速渡，守住南关岭。
刘子征（盛休）已到海城，程魁斋（之伟）已到熊岳，电饬合师夹击，俟鉴帅（李秉衡）允准拨队。请公进电龚鲁卿（照玙），即派在旅之图南、海定、广济夜渡赴登。”注４实际上，各路援军皆缓不济急，李鸿章赶办南关岭土炮台的命令也未曾执行。
第二个方案，是在紧急时放弃大连湾而专守旅顺。十一月二日，盛宣怀致电赵怀业等：“尊处分守各营，兵力散而不聚，恐难当大敌。帅意旅重于湾，南关岭有险可守，倘湾不得守，须带炮队退守南关岭，以保旅顺为要。”注５同一天，李鸿章也电嘱旅顺水陆营务处道员龚照玙：“吾意宁失湾，断不失旅。”注６这实际上是告诉赵怀
业，龚照玙等对大连湾可以弃而不守。
李鸿章的这两个方案，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南关岭不仅是旅顺口后路的孔道，也是大连湾后路的屏障，既放弃了大连湾，南关岭还能屹立无恙吗？而且，李鸿章本人前后的思想也是矛盾的。早在日军登陆花园口之前，他获悉“倭欲由大连湾旁登岸，抄袭旅顺”的消息时，曾经认为：“大连湾尤为旅顺紧要后路，互相犄角，湾防不守，则旅防可危。”注７如今却说，“宁失湾，断不失旅。”而实际上是失湾必失旅。这反映了他的方寸已乱，在指挥上已经毫无章法了。但是，李鸿章的指示，却使赵怀业不战而退出大连湾有了依据，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果。
被日军占领的和尚岛炮台
先是拱卫军及捷胜营败向旅顺时，在苏家屯和南关岭的两营怀字军，即随之而去。赵怀业也率驻和尚岛两营，于当夜移于老龙岛。因此，日军于七日向大连湾进攻时，一路上没遇到任何抵抗，行进极为迅速。日军行至三十里堡迷路，令垫师阎世开为之引路，被拒绝。日本军官以死相威胁。阎世开痛骂敌人，奋笔书曰：“宁作中华断头鬼，勿为倭奴屈膝人！”书毕慷慨就死。时人作歌吊之：“刀边骂敌怒裂眦，掷笔甘就刀头死。心肝攫出泣鬼神，淋漓血染山凹紫。”注８
至是日上午九时左右，大连湾各炮台全部被日军各支队分别占领。如下表：（表略）
日军占领下的大连湾
在以上各炮台中，除老龙头炮台稍作抵抗外，余皆弃台而走。赵怀业见日军至，即率所部奔向旅顺。日本海军为应援陆军作战，也于是日早晨驶赴大连湾外，先对岸上试放两炮，而毫无反应。至九时许，筑紫、赤城二舰来向旗舰报告，和尚岛炮台已悬挂日本旗。随后，第二十三号鱼雷艇又来报告，中国炮台的炮口皆指向天空。于是，日本海军知第二军已完全占领了大连湾炮台，便派人至水雷营“收布设水霄图，因得详其布设之状，即扫海以绝其忧。”注９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大连湾，反成了日本继续扩大侵略的根据地。不仅如此，大连湾储备甚丰，除饷银已被赵怀业运走外，军械、弹药等全归敌人所有。时人指出：“方倭将至时，我金州、大连湾储备军械自勇丁配执兵抢以外，有海岸、行营两种炮凡一百二十余尊，大小炮弹二百四十六万余颗，而自沪局运至行营快炮封尚未启，华厂自制枪并德国枪六百数十杆，枪弹三千三百八十一万数千颗；及马匹行帐诸式军需，所蓄甚厚。严城巨防，特两日间竟委之去。大连湾有海军码头，倭人据之，其大小军资从此得登岸地转输前敌，而辽东之祸愈烈矣。”注１０
注１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１），第３８页。
注２ 大蓝山炮台之名称，系根据日方记载。或称作大龙山半岛炮台。（见《第一师团司令部参谋野口坤之大尉关于攻克金州和大连湾的谈话》，《日清战争实记》第１３编，第８８页）疑即指老龙岛。因大连湾内只有两个半岛，除和尚岛外，就是老龙岛了。
注３ 《盛宣怀致龚照玙等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２５０页。
注４ 《盛宣怀致刘含芳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注５ 《盛宣怀致赵怀业等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２４５页。
注６ 《复旅顺龚道》，《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１８卷，第２６页。
注７ 《复总督》，《甲午战事电报录》中卷，见《东行三录》，第１７４页。
注８ 张之汉：《阎生笔歌并序》按：阎世开，字梅一，金州城南三道沟人。家境贫寒，世代业儒。本人在金州城南三十里堡为塾师，死年３８岁。
注９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８卷，第２８８页。
注１０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１），第３９页。按：姚著所载日军虏获之武器弹药数字，与日方公布的数字基本相同。（见《日清战争实记》第１１编，第１２－－１３页。）
作文六：《甲午战争史82》8300字结束语 甲午战争的结局及其影响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次战争是日本蓄谋挑起的。因此，对中国来说，它是一次反侵略战争，其性质是正义的。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战争指导上的失败主义，这次战争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近代史的前八十年当中，清政府领导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即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争。这五次反侵略战争的结局是相同的，最后都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
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其中，甲午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次战争，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沉沦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甲午战争的爆发，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早在一八六八年，明冶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宜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日本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为此，明冶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扩军备战活动。一八七Ｏ年，开始推行军制改革，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一八七四年侵略台湾受挫后，明治政府深感海军力量之不足，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铁甲舰，以充实海军。一八八六年，发布海军公债令，开始实施第一期三年造舰计划。一八八八年，中国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明冶政府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又提出了庞大的第二期五年造舰计划。并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六艘大型新式战舰，使它的海军力量一跃而居于北洋海军之上。到一八九四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采取欺骗手段，诱使清政府派兵入朝，从而为其大规模出兵朝鲜制造借口，以促成中日直接开战。与此同时，还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无所不用极，一则欺骗、麻痹清政府，以使其相信和局可保；一则分化、拉拢西方列强，以使其默许，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便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终于挑起了战争。
这次战争打了八个月，中国屡遭挫败，日本也打得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已经精疲力竭了。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七日，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其海面进行。先有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后有中日陆海决战的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第二阶段，从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战争是在鸭绿江北岸和辽东半岛进行。主要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第三阶段，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战争是在辽东、辽南、辽河下游、山东半岛及澎湖岛进行。主要有辽东之战、辽南之战、辽河下游之战和威海卫之战。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宣告了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从光绪皇帝到清政府的多数官员是积极主战的，有些官员甚至主动请缨赴敌。在海军和陆军中，还涌现出众多的誓死抗败的爱国将土，或奋勇搏战，战功卓著，或壮志未酬，血染疆场，或被困援绝，宁死不降，表现了崇高凛然的民族节操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日军所到之处，当地群众也都自发地展开了抗日斗争。台湾人民所进行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尤为慷慨激烈，可歌可泣。但是，无论帝党的积极主战还是爱国军民的英勇斗争，都未能挽回战争的败局。
经过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暴发户。日本向战败的中国索取赔款规平银二亿两，再加上赎辽费三千万两和威海卫日军守备费一百五十万两，共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约合三亿四千七百二十五万日元。另外，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舰
艇、轮船、汽船、军港设备、机器、枪炮、弹药、金银。粮食等等，约略计之，其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八千万日元。这次战争掠夺，使日本发了大财。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踌躇满志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注１
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而作准备。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即提出，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把师团编制加以扩大，以便作为战略单位使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制翻一番，即在原有的六个师团（一个近卫师团除外）的基础上再增加六个师团。并迅速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
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注２据统计，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五千七百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一亿三千九百万日元，临时军事费为七千九百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三千万日元，共三亿零五百万日元，占偿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注３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中日两国还进行了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这次谈判历时一年，双方于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二十九条。条约规定，日人在中国已开及日后约开的通商口岸有设立工厂企业的自由。本来，通过《马关条约》第六条，清政府已经为日本新开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商埠。在这次谈判中，中国方面提出对日人所开工厂征百分之十的内地制造税，而日方又以此为要挟，胁迫清政府增辟天津、上海、厦门、汉口四处租界。在日本工商界看来，以制造税而换取四处租界的设立，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成功。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取得了八处专管租界的设立权，比英国还多三处，其“已达一百万锭并仍在駸駸发展中的各纺织公司的棉纱等各种产品，将滔滔不绝地流进这个巨大市场。”因此，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跳板”。“由于巨额赔款的流入，—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注４
于是，日本的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八九二年，日本全国有工厂二千七百六十七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九百八十七家，共有三万—千九百一十六马力；而到一八九六年，工厂数便增到七千六百四十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发展到三千零三十七家，共有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九马力，翻了一番还多。注５经济力量也大为增强了。
一八九三年，日本全国共有七百零三家银行，资本约一亿一千万日元；而到一八九八年，便增到一千七百五十二家，资本三亿八千万日元，差不多翻了两番。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中国的赔款中拿出五十七万九千元用来发展钢铁，并建立了八幡制铁所，决定扩大炼钢计划，在一八九六年实现年产十八万吨钢的目标。一八九八年年底，农商大臣曾弥荒助为取得廉价的铁矿石，曾计划向中国贷款，以租借中国的大冶矿山，但未成功。这是日本企图通过资本输出而获得利权的最初尝试。后来，日本政府便逐步确定了“以国家资本为中心而进行资本输出这种日本式的特殊的帝国主义政策”。注６
对日本来说，占领台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日本首先垄断了台湾利润最大的樟脑业，使台湾总督府财政从日本财政中独立出来。台湾殖民政权又实行所谓“无主地”国有化和进行强制性购买土地，对台湾实行资本扩张。并增加税收，对台湾人民进行敲骨取髓的压榨。连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也不得不承认，从台湾民众的纳税能力来看，其负担太沉重了。日本学者指出：“在台湾内部已经萌发的独自发展的基础，已经被这种征服性的掠夺摧毁了。”注７台湾完全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原料市场。但更为重
要的是，占有台湾使日本有了南进的基地。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山县有朋即向睦仁奏称：“我国应以本次战争为机取新领地于海外。果如斯，则为其守备必须扩张军备，更何况欲乘连捷之势趁机成为东洋盟主者乎？盖以往军备皆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若欲使本次胜利不致徒劳无效并进而为东洋盟主，则须谋取利益线之扩张。”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睦仁授意伊藤博文：“（辽东）半岛不必急取，此次战守已通晓其地理人情，为时不远，或从朝鲜或从某地再战之期仍将来临，彼时取之亦可。”注８日本的北进和南进虽有缓急之分，但对大陆的扩张政策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是以扩军备战为动力的，使日本迅速走向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于是，日本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它多次发动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最后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可见，甲午战争的胜利也为日本的最后失败埋下了伏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败亡的起点。
甲午战后日本的崛起，改变了远东国际形式的格局。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是英俄的对立和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桎梏。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国，开始挤进了列强的行列。而中
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沦为受列强支配、宰割的对象。本来，在远东的争衡中，英国是占据上风的。可是，甲午战争后，俄国和法国都加强了它们在远东的侵略活动，德国开始参加远东地区的争夺，美国则先是兼并夏威夷和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继而提出独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英国在远东的传统的优势地位的挑战。于是，列强在远东地区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到来。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整个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从前只被西方大国打败过，如今竟被东方小小的岛国日本打败了，不仅割国土，赔巨款，丧利权，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国的民族危机愈益深重了。
清政府为偿付日本的巨额赔款，只能向西方列强大举外债。甲午战前的三十余年间，清政府曾向英、德各国商人借债二十五次，总额才四千一百余万两。到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外债绝大部分已经偿清。从甲午战争爆发到中日议和期间，清政府又向英商银行和通过德商银行借了四笔外债，共合四千三百多万两。以上借款虽皆以海关为担保，但数额不巨，而且其经济性质大于政治性质，对中国的危害还不是太大。清政府为偿付日本赔款而举借的外债，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先后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三亿两，连本带利共六亿多两。其数额之巨大是十分惊人的。这三次外债的偿还期，或三十六年，或四十五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如第三次续借英德洋款，合同言明：以海关税收、苏州凇沪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本借款起债后十二个月内中国保证不向他国借款，偿还期为四十五年，中国不得提前一次清还或改变其他还法，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通过这次借款，英、德两国便控制了中国部分重要的财政行政权，而且其期限竟然长达四十五年。列强假此庞大债务攫取了大量利权，使中国处于列强的枷栲压榨下长期不能自拔。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先是在一八九五年，德国即向清政府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作为还辽的报酬。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将胶州湾租与德国，为期九十九年；德国有权建造由胶州到济南的铁路，并享有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开矿权。这样，德国终于实现了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不仅把胶澳地区夺取到手，变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山东内地，从而控制了山东全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俄国以“助华”为名骗取清政府的同意，将军舰开进旅顺口，从此赖着不走。并胁迫清政府于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七日先后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两项条约规定俄国租借旅大二十五年，并有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使它实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从而大大加强了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同年四月十日，清政府与法国互换照会，承认中国滇、桂、粤诸省领土不割让或租与他国，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维持大国的均势，强迫清政府于六月九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承认九龙及大鹏、深圳二湾为其租借地，定期九十九年；七月一日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中国将刘公岛并威海湾内诸岛及威诲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的地方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一八九九年八月，日军在鼓浪屿登陆，迫使清政府于十月二十五日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取得了在厦门设立租界的权力。并企图占领整个厦门地区，将福建以至浙江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十一月十六日，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与法国，亦以九十九年为期。自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接踵效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或夺占海港，威争划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分割得支离破碎，整个神州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列强的蚕食鲸吞，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将不国，何以图存？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如此严重地摆在
中国人民的面前。豆剖瓜分的危险，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灭洋！”农民群众最先响亮地喊出了这个口号。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帝国主义列强。早在一八九四年的夏秋之交，山东、安徽交界一带农民即以“灭洋”为口号而开展斗争。是年十月，有一位官员奏报朝廷道：“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颖毫各地，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注９这种斗争，起初主要是以反洋教的形式而出现的，而且范围日益扩大。一个传教士到该地区进行了调查，说起事的农民专“与天主教作敌，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聚众数万人，在曹县，城（成）武县、单县、沛县、萧县、砀山县、考城县、兰仪县所有教堂，烧毁的不少。”注１０其后，斗争发展到山东、直隶交界一带，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些斗争彼伏此起，最后汇合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到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发动起义，正式打出了“黄色而镶以黑边”的旗帜，“上标‘扶清灭洋’四字”。注１１这次起义，可以视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从此，“扶消灭洋”便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但也况明了农民群众没有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这样，在他们自发反帝斗争的实践中便产生了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高呼“灭洋”口号而盲目排斥洋人洋物；另方面，则打出“扶清”旗帜而蒙受即将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的欺骗和利用。可见，几千年来的农民运动尽管到此时增添了反帝的内容，却仍然无法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因此，甲午战后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反帝斗争，从根本上说来并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范围。这正是“扶清灭洋”口号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当农民群众自发反帝斗争方兴未艾之际，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兴起来了。这个运动的主题是变法图强，即变封建地主阶级之法，图资产阶级之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以期中国臻于富强之境，挽救瓜分的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公车上书”把维新思潮推向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甲午战后发生的“公车上书”，是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让位于维新运动的标志。以救国为宗旨的维新运动，是在批判“中体西学”论中开展起来的。面对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维新志士们痛切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认识到前此所谓西学，只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不过“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已。维新运动则与洋务运动根本不同，它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反复阐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哲理。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振聋发聩，激动人心，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
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一时蔚为社会风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然而，维新派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在理论上是虚弱的。维新变法学说是以庸俗进化论为理论基础，而其天赋人权论也只是作为论证君主立宪的理论根据，并没有由此得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维新派所学来的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学说，跟中国封建主义只能打几个回合，便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所击败，宣告退却了。
甲午战争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又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引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还在甲午战争期间，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即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大声
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他在会员誓词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注１２的纲领性口号。《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深悉清朝统治业已腐朽透顶，不可复振，便开始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无遗，成为人民革命的众矢之的。于是，革命终于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扬弃了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消极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注入了崭新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把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联系起来考察，认清了清政府的卖国本质，因此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必须同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这种认识上的升华。使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二，认为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并严格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这是革命派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其三，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这是留给我们至今仍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方法和任务提出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是一次重大的飞跃。
甲午战争是持续时间达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一次实践。洋务运动本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富国”与“强兵”相互联系，但重点是“强兵”。洋务运动就是首先从军事工业搞起，而后推衍到民用工业的。在“自强”的口号下，洋务派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如整饬海防、建制造局、设厂造船、筹建海军等等。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远东的国际环境比较缓和，对中国实现自强是个有利的时机。在运动的前期，其效果也是明显的。在此期间，左宗棠取得了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获得大捷；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以日兵配合开化党人制造政变也遭到了失败。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法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注１３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洋务派所推行的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引进科学技术和创办新式企业，即改善生产力，却根本不想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洋务派的改革却只是浅尝辄止，长期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没有进一步深化下去，因此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时光荏苒，逝波难再。其结果，是使中国失去了这次有可能实现自强的大好机遇。甲午战争的实践，终于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这 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值得后来人进行认真的反思。
——全书完——
注１ 转见 《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１９页。
注２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注３ 石井宽治：《日清战后经营》，见《岩波日本史讲座》（１９７６年改订版），近代部分（４），第５４页。
注４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上册，第２９３页。
注５ 日本大藏省：《金融事业参考书》，转见东京大学出版会：《日本经济史大系》第６卷，第页。
注６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１９３页。
注７ 石井宽治：《日清战后经营》，见《岩波日本史讲座》（１９７６年改订版），近代部分（４），第５９－－６０页。
注８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译本，第５８、５９页。
注９《光绪年奏稿》（抄本）。
注１０ 济宁福音院：《大刀会起止论》，见登州《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注１１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２卷，第１１８页。
注１２ 《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１９、２０页。
注１３ 转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１卷，第３１９页。
作文七：《甲午战争史53》3100字第 五 章 日军侵犯山东半岛与北洋舰队覆灭
第一节德璀琳东渡
战局每况愈下，清政府急切地期待列强调停。此时，美国以居间人的角色，传递陆奥宗光的淡话，点明要中国先提出讲和。清廷惟恐和议之不速，当然求之不得，决定派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东渡，以相机转圜。
十一月二十二日，德璀琳偕英人泰勒和立嘉注１，从大沽乘德国商船礼裕号东渡。行前，德璀琳请头品顶带，李鸿章权宜授之。事后，始致书奕訢和奕劻说明此事。对于李鸿章的越权行为，翁同龢深为不满，叹道，“可诧也！”注２然亦无可奈何。德璀琳此行，携带照会及李鸿章致伊藤博文的私函各一件。照会称：“照得我大清成例，与各国交际素尚平安。现与贵国小有龃龉，以干戈而易玉帛，未免涂炭生灵。今拟商彼此暂饬海陆两路罢战，本大臣奏奉谕旨……遵即令头品顶戴德璀琳立即驰赴东京，赍送照会。应若何调停复我平安旧例之处，应请贵总理大臣与德璀琳筹商，言归于好。为此照会，谓烦查照施行。”注３李鸿章私函的内容与照会大同小异，但用语更为恳切，如称：“和局中辍，战祸繁兴，两国生灵同罹兵燹，每一念及，良用惋惜！本大臣日夜苦思，冀得善策，俾水陆之战一切暂时停止。”“请问贵国命意之所在与夫停止战务重订和约事宜。”注４表示在停战与订约问题上愿意听取日方的意见。
二十四日，即德璀琳衔命东渡的第三天，李鸿章接到伦敦来电：“日本已许美国调停，美总统已派驻北京公使一员、驻东京公使一员，彼此通电办理。又美国愿与中国居间调停，日本甚为感谢，惟中国必须先行派员前往请和，以后之事自然顺适。”注５他立即转报总理衙门。二十七日，田贝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电称：“所言中国说和大意，不允。如中国派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所派大臣聚会，方能讲和停战。”注６谭恩的电报证实了伦敦来电所传不假，使枢府诸臣感到兴奋。本来，德璀琳赴日一事是秘密进行的，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消息还是泄漏了。赫德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德璀琳已去日访晤伊藤，希望取得和平，而日本已经说过可以通过美国驻东京
或北京的公使同日方接触。这两个办法是互不相容呢，还是相辅相成？尚待分晓。”注７赫德写这封信时，德璀琳尚在赴日的途中。田贝得此消息，大为不满，要求总理衙门勿令德璀琳前往，如已抵日亦不可开谈，否则他将撒手不管。奕訢等人深恐在此关键时刻开罪美国，而且日本已允讲和，感到派德璀琳赴日已无必要，便由孙毓汶、徐用仪驰书李鸿章称：“既经美国出为调停，自较遣人往说为得体，且一切与田使面商较慎密。”注８总理衙门也发电阻止德璀琳渡日，但为时已晚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德璀琳抵达神户。当天晚上，德璀琳上岸访兵库县知事周布公平，说明自己乃为讲和而来，并要求面见伊藤博文，呈交李鸿章的手书。二十七日，周布将此事电达陆奥宗光。陆奥即致电在广岛的伊藤博文：“德璀琳请求面会贵大臣之缘由，据敝人推断，该人携带所谓李鸿章之书函，亦大抵与近来清国政府向外国所声明者相同。无论如何，其条件必为我政府所难以同意。”注９电发后，陆奥感到意犹未足，再致一电详细地说明自己的观点，“有关德璀琳事，经过较全面地考虑后，我认为，无论您或日本政府接待他，还是接受李鸿章的信件，都是不恰当的。在目前情况下，除非中国政府预先发出通知，并派出合适的、有资格的全权代表，否则是不能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接触的。如果德璀琳带着任何受我们鼓励的迹象回到中国，则要导致德璀琳本人或赫德被任命为将来谈判的全权代表。而任命外国人为全权代表，无论如何都必须拒绝。因为这样做不仅不合适，而且可能给列国一个间接干涉的机会。因此，我坚持认为，您不要接见他或接受李鸿章的信，而应签署命令，让德璀琳在限定时间内离开日本。”注１０
陆奥宗光
陆奥的这封电报表明，日本政府以排除外国插手议和为最高外交准则，这也成为处理德璀琳来访问题的基本态度。于是，伊藤接电后，便派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代治亲至神户办理此事。
第二天，德璀琳仍没有得到日方的明确答复，只收到周布公平的一封信，内容是询问所携李鸿章信件的性质、德璀琳的身分及其同行者的国籍。德璀琳当即复信一一地作了回答。是夜，德璀琳起草致伊藤博文书，详细地说明此行的目的，是想听取日方的讲和条件，而“结束目前这种不幸的战争状态”。十一月二十八日晨，德璀琳发信时，连所携之照会一并附上。并在信末告知：“我已决定今晚离开神户，但仍希望得到答复。”注１１
在对德璀琳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上，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的意见并不一致。陆奥主张坚决拒绝接待，而伊藤则比较慎重。根据他的分析，中国在连败之后“不仅无一人维持政府，且瓦解亦迫在旦夕。实际上，北京已面临无政府状态，李鸿章不能离开天津。”因此，他认为：“德璀琳一行若提出条件，仅为同我会面而听从我之意图，则不能不决心改变其陷入无政府之状态。”注１２可见，他是主张有条件地会见德璀琳的。正在两人相持不下的时候，德国驻日公使哥特斯米德在二十八日上午打给陆奥的一个电话，却使他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陆奥接到电话后，立即致电伊藤：“德国公使
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已收到德璀琳的电话，间接地建议接见德璀琳一行。我惟恐接见德璀琳一行，将是外国干涉的开始。因此，我要特别重申我原来的建议。”注１３陆奥的口气很硬，伊藤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意见。
是日，在伊藤博文的指示下，伊东已代治让兵库县知事周布公平出面，正式通知德璀琳：
“（一）台端乃非经正当手续的使节，因此不能和台端会面。
（二）今两国正在交战，倘有事商议，中国须通过正当手续，派遣具有能充分发挥实效之资格人前来。
（三）即使带有李鸿章的书翰，而欲以此举作为派遣正式使节的准备工作，亦必须是中国官吏，而且有权力、能完全代表中国政府的人。
由于上述理由，总理大臣不能和台端会面。又所带来的李鸿章书翰亦不能接受。”注１４
对于周布的口头通知，德璀琳一言不发，却称：“本日接恭亲王电，日本政府巳承诺美国政府仲裁，本人已无须在日本逗留。恭亲王的电报乃二十六日天津德国领事致神户德国领事者。因此，本人必须立即返回。况且李鸿章的书翰，业已于本日邮寄伊藤伯爵。”注１５
十一月二十九日晨六时零五分，德璀琳一行仍乘礼裕号由神户解缆，归航天津。
德璀琳东渡，只是清政府派出正式议和代表之前的一段插曲。对此，日人评论说：“德璀琳冒然而来，怅然而返，世人皆以为奇。”注１６其实，这并无奇怪之处。派德璀琳渡日一事表明其乞和心情之迫切已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而日本政府拒绝接见德璀琳，则含有延长战事和避免外国插手而迫使清政府正式派遣全权使臣的双重目的。
注１ 泰勒（Ｂｒｅｕｔ Ｔａｙｌａｒ），德璀琳的私人秘书。立嘉（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ｉｃｈｉｅ），任伦
敦《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及天津英文《时报》编辑，并充李鸿章顾问。
注２ 《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十月二十六日。
注３ 《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７卷，第８５８号，附件。
注４ 《李鸿章致伊藤博文文书》，见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１４卷，第４６６页。
注５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电》，《朝鲜档》（２３７４）。
注６ 北京美国公使馆：《中日议和往来转电节略》，见《中东战纪本末三编》第２卷，第３２页。
注７ 《赫德致金登干函》Ｚ字第６４１号。见《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７８页。
注８ 《孙毓汶、徐用仪致李鸿章函》，《李鸿章未刊稿》（抄本）。
注９ 《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７卷，第８５１号。
注１０ 《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７卷，第８５５号。
注１１ 《日本外交文档》第２７卷，第８５８号。
注１２ 《日本外交文档》第２７卷，第８５７号。
注１３ 《日本外交文档》第２７卷，第８５９号。
注１４ 《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１），第２５８页。
注１５《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７卷，第８６１号。
注１６ 《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１），第２５９页。
作文八：《甲午战争史14》2300字第 三 章 中日陆海决战
第一节 平壤之战
一 四大军入朝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陆军的一次决战。从中国方面来说，早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为这次决战进行准备了。先是在七月十四日，光绪即降旨命李鸿章速为筹备，即派一军由北路进发，另派南路军由海路接应叶志超军。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南北两路援朝军同时分批登程。北路入朝之援军，即所谓四大军。
援朝清军
在四大军中，最先入朝的是盛军和毅军。盛军原驻天津小站，由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率，是当时淮军中最大的一支，共有十八营。七月二十一日，卫汝贵先率第一批盛军六营由塘沽乘船至大东沟，从陆路转赴朝鲜。第二批四营后发，亦由大东沟登岸转赴朝鲜。第三批三营，系乘船至营口登岸，再起旱赴朝。先后三批赴朝盛军，共十三营，合计六千人。其番号是：中军正营、中军副营、中军右营、中军后营，中军传字正营；左军正营、左军左营，亲兵炮队营；右军正营、右军右营、右军后营、亲兵马小队、亲军步小队。
毅军原驻旅顺口，共八营，由四川提督宋庆统率，总兵马玉昆为分统。七月二十二日，马玉昆率前军四营两干人，乘船至大东沟登陆转赴朝鲜。其番号是：前军正营、前军左营、前军起营、前军邱营。
其次是奉军。奉军原分驻奉天各地，由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总兵聂桂林分统。援朝奉军自七月二十—日起分批开拔，左宝贵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行，二十九日抵九连城，并于即日渡江入朝。左宝贵所率部队包括马队两营和步队六营，计三千五百二十六人。后又招募五百人，成立炮队一营，合计四千零二十六人。其番号是，左营马队、左营步队、右营步队；靖边中营马队、靖边中营步队、靖边前营步队、靖边右营步队、靖边后营步队；靖边亲军炮队。
援朝清军军旗
最后入朝的是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由副都统丰升阿统带，于七月二十六日由奉天分起开拔。丰升阿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行。丰升阿所统为盛字马队、吉字马队和步队各两起，计一千五百名。其番号是：正红旗步队、正蓝旗步队；盛字左翼马队、盛字右翼马队；吉字左翼马队、吉字右翼马队。四大军共三十二营起，因有些营兵不足额，故合计仅一万三千五百二十六人。
清军先头部队入朝之初，清政府内部在作战方针问题上即意见不一。七月二十六日，卫汝贵抵义州后，李鸿章即电告：“电旨屡催进兵，为叶军南北策应，岂知远莫能致！”他命令同一天抵达义州的马玉昆，率毅军“先进平壤”，卫汝贵安排好大东沟至义州的转运事项后再“相机前进”。注１二十八日，卫汝贵致电盛宣怀称：“知倭焰方张，本拟先进平壤，以遏敌谋。旋奉相电，饬毅军先后进兵，贵已与马荆山（玉昆）妥商遵办，已饬干员会同义州府尹前往搭造浮桥，以资进剿。贵俟各营到齐，即督队前进。”注２这样，已经入朝的清军便推迟了进兵平壤的时间。是日，仅马玉昆率毅军开赴平壤。就在当天，盛宜怀接义州电报局委员张廷桂转平壤电报局委员王锡祉电，告日军已抵大同江口，拟撤至安州。二十九日，李鸿章得报，这才着急起来，即电卫汝贵：“日兵已抵江口，恐先据平，事更棘手，须与马荆山合力图之。”注３卫汝贵知全队开拔已赶不及，便派哨官曲德成率亲兵马小队先行，沿途侦察有无日军动静，于七月三十一日抵达平壤。
八月二日，日兵百余欲由大同江南岸渡江北进城。先是大岛义昌惧清军自平壤南下袭击汉城，欲探悉平壤情况，便派步兵中尉町口熊槌化装为商人，偕通译官佐伯小太郎至平壤侦察，即住在日本间谍今井仲四郎所开设的店中。町口侦悉清军已渡鸭绿江并向平壤行进，即赴电报局向大岛报告。因被群众怀疑，町口等三人皆逃至中和，与骑兵少尉竹内英男所率骑兵队会合。时为七月三十日。三十一日，町口与竹内商定，趁清军大队到达平壤之前，先将平壤电报局破坏，以绝清军之通讯。八月一日夜，町口、竹内率骑兵到大同江南岸船桥里，见岸边小船皆被收至北岸，便派军曹伊势雄独泅水过江，因江流湍急而未能到达北岸。注４次日，日兵仍然试图渡江，终被盛军亲兵小队发现。于是，曲德成与平壤监司闵丙奭、电报局委员王锡祉共同商议，决定由曲德成亲兵小队及朝鲜兵百余名“出南门堵御，连放排枪，惊退日兵”。
今日平壤
三日，曲德成又不顾辛苫，率众昼夜守城，以防日兵偷袭，“其胆识奋勇，合城乡民同声感激”。注５由于盛军马小队先期到达，日军探兵才未能先进平壤。
八月四日，卫汝贵和马玉昆始至平壤。六日，左宝贵到。九日，丰升阿最后赶到。至此，四大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结于平壤了。先是在八月三日，王锡祉还致电盛宣怀称：“平壤危在旦夕，盼援不至。马统领二十六发队，至今未至。卑职此时已计穷力竭，倘失守城池，是谁之过？”注６由于四大军先后抵达．平壤城幸得保全，在当时是大好消息。盛宣怀在八月四日的一封电报里高兴地说，“倭兵早到大同江，宜饬平壤电局会同平安道将民船悉数收至北岸，倭在南岸无可渡，正在击船，危急。马镇、卫镇头队今日赶到，即可扎住。平壤居然不失，诚国之福！”注７
清军抢先进入平壤，有了立足之地．并且集结了一万余兵力，这从战略上说是有利的。但是，可惜的是，清军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长期统帅无人，战守无策，最后只能走向失败了。
注１ 《寄义州电局交盛军卫统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１６卷，第３０—３１页。
注２ 《卫汝贵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３－－３６ 页。
注３ 《寄义州交盛军卫统领》，《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１６卷，第３４页。
注４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４卷，第１４５页。
注５ 《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１６卷，第４０页。
注６ 《王锡祉致盛宣怀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５６页。
注７ 《军机处奏录李鸿章电信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１４７０），第１８卷，第
８页。
作文九：《甲午战争史20》2200字第 三 章 中日陆海决战
第一节 平壤之战
七 雨夜溃奔
日军虽然攻占了牡丹台和玄武门，但仍被阻于内城之外。特别是平壤西、南两个战场的形势很好，日军之进攻连连受挫。此日之战，“日兵共死一百八十九人，伤五百十六人”注１，合计七百零五人。而清军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远少于日军。日军所携带的口粮及弹药已将告罄，而且皆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困难。如果身为总统的叶志超下决心坚守，并能够坚持数天的话，不但战事当有转机，而且日军将无力再次发动进攻，只能不战而退。
但是，叶志超此时却完全丧失信心，他召集各统领商酌：“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不若暂弃平壤，令彼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气成功也。”注２诸将皆无异议，惟马玉昆仍主抵御，抗言曰：“余带兵三十余年，经数百战，常以不得死所为恨，岂临敌退缩自贻罪戾哉？”注３叶默然，卒不听。又商之平安道监司闵丙奭，亦只好听任之。下午四时许，遂以闵丙奭的名义，派一朝鲜人冒雨送书于日军元山支队阵中。佐藤正大佐接书读之，其文曰：“平安道监司闵丙奭致书于大日本国领兵宫麾下：现华兵巳愿退仗休让，照诸万国公法止战。伏俟回教，即揭白旗回，望勿开枪。立俟回书。”注４佐藤正又付之传令骑兵，送达于朔宁支队立见尚文少将。立见阅之未毕，已见玄武门、七星门、静海门、大同门等处皆已悬白旗。
于是，立见少将一面命元山支队至七星门外，一面亲与旅团副官桂大尉共率一个小队下牡丹台，入玄武门而至小窦门外，要求门内清兵打开城门。以言语不通，桂大尉即用铅笔在纸片上写道：“若降服，可允。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缴于我军；否则，即攻取之。”注５自门隙递于门内。清兵亦书于纸上答以：“降雨甚（大），刻下兵多，
难以速散，当期明朝，开放此门。”注６立见少将知清军今夜必逃，因发布命令：“今夜须严警戒，以要击逃兵。”注７
是夜八时，清军开始撤退。叶志超先已密传各营，轻装持械，趋夜而退。因事出匆忙，未能周知，加以大雨倾盆，清兵冒雨结队成群，或自七星门、静海门蜂拥而出，或由城墙攀越而去；或取甑山大道而走海岸，或由义州大道而向北奔。而日军元山支队埋伏于义州大道，第五师团主力部队则埋伏于甑山大道，以截击撤逃的清军。自十五日晚间八时至翌日拂晓，清兵络绎不绝，急奔直冲，欲开遁亡之路。无奈日军枪炮排击，溃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弹故，团集愈紧，死亡愈众”。注８据亲历此役的盛军官员栾述善记述当时情况说：“阴云密布，大两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各山口把守严密，势如地网天罗，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击，只好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奔前。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土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号，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 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人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注９
平壤战役中被俘的清军官兵
天明后，日军巡阅战场，仅箕子陵附近。二三百步间，清兵人马尸体，累累如山，埋没道路，溪流为红。其尸体最为密集堆积者，在五十步以内伏尸百二十，毙马三十头，互相枕藉”。注１０据统计，仅仅在此一夜之间，清军在逃跑路上被击毙者达一千五百余人之多。并有六百八十三人被俘。其中，有一百一十九人系因伤被俘，二十五人伤重而死，三人病死，四十七人因企图逃跑而被敌人枪杀。注１１平白无故地丧送了差不多五个营。
九月十六日拂晓，立见尚文率朔宁支队，佐藤正率元山支队，自玄武门进入平壤牙城。上午七时，野难道贯率第五师团本部自静海门进入平壤内城。至上午十时，大岛义昌才知平壤已陷，便率队由朱雀门进入城内。此时，平壤城内早已无清军一兵一卒。平壤本是计划中清军进兵汉城的基地，不仅工事构筑坚固，而且军储甚厚。据日方统计，日军在平壤所缴获的战利品有：各类大小口径炮三十五门，步骑连发枪五百五十支，后膛单发枪及其他枪六百一十支。炮弹七百九十二发，子弹五十六万发，行军帐篷一千零九十二顶，军用锅三百五十四口，各种粗细杂粮四千七百石，大车一百
五十六辆，乘马及驮马二百五十匹，金砖四十三公斤，金锭等五十三公斤，银锭五百四十公斤，以及火药、信管、纸币和其他物资无数。注１２
清军经此次平壤大挫，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日军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了。
注１ 《英兵部蒲雷东方观战纪实》，《中东战纪本末三编》第２卷，第１１页。又，日方记载谓“将校以下士卒死伤６８５人。”（见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１９７页）数字出入不大。
注２ 栾述善：《楚囚逸史》。按：或谓叶志超“不与众将商议，自行决定弃城逃跑”。此说与事实不符。卫汝贵电盛宣怀亦称：“惜左军门阵亡，守城乏人，且子药又尽，叶军门不得已与诸将筹商退守之策。”（《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１６７页）与《楚囚逸史》所述是完全一致的。
注３ 《先君马忠武公事略》（抄本）。
注４ 栾述善：《楚囚逸史》。
注５ 《日清战争实记》第８编，第１４页。
注６ 栾述善：《楚囚逸史》。
注７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４卷，第１９４页。
注８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１），第２３页。
注９ 栾述善：《楚囚逸史》。
注１０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４卷，第１９５页。
注１１ 《日清战争实记》第８编，第１９页。
注１２ 《日清战争实记》第８编，此１８——９页。
作文十：《甲午战争史23》2900字第 三 章 中日陆海决战
第二节 黄海海战
二 两军相接 海战的序幕
丰岛海战之后，北洋舰队广大将士求战情绪就十分高昂。因此，战舰的备战号令一下，水兵们便迅速地作好了战斗的准备。对此，马吉芬曾作过详细的记述：“中日启衅之后，我舰队员官无不锐意备战。有鉴于丰岛一役济远、广乙两舰之覆辙，各舰皆将舢板解除，仅留六桨小艇一只。意在表示军舰之运命即乘员运命，舰存与存，舰亡与亡，岂可有侥幸偷生之念，或借舢板遁逃，或忍败降之辱哉？此外，若十二寸炮之薄炮盾，若与战斗无益之木器、索具、玻璃等项，悉行除去无余。各舰皆涂以深灰色，沿舱面要部周围积置沙袋，高可三、四英尺，……以煤袋配备冲要处所，借补沙袋之不足。
黄海战前“致远”官兵合影
通气管及通风筒咸置之舱内，窗户与防水门概为锁闭。凡有乘员惧就战斗部署，战斗喇叭余响未尽，而战斗准备业已整然。”注１可见，当时的土气是多么高涨！
此时，提督丁汝昌、右翼总兵刘步蟾及总教习德人汉纳根，都登上了旗舰定远号前方的飞桥，一面密切注视着日舰的动向，一面商讨对策。丁汝昌先向停泊在大东沟口外的十艘战舰传令，以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排成犄角鱼贯小队阵注２，用每小时五海里的航速驶向敌舰，准备迎战。“各舰皆见旗舰定远揭扬‘立即起锚’之信号，无不竞相起锚，行动较之平昔更为敏捷。即老朽之超勇、扬威两舰起锚费时，因之落后，然亦疾驰，竟就配备。”注３在比往常更为暂短的时间内，犄角鱼贯小队阵即已排成。这种阵式是按小队编队，每队两舰，位于前者为队长，僚舰在其右后方的四十五度线上，相距四百码。每队的间距为五百三十三码。这时，“船应机声而搏跃，旗帜飘舞，黑烟蜿蜒”注４，直冲 敌阵而去。
双方舰队越来越接近。日本军舰上用望远镜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军舰上“头上盘着发辫、两臂裸露而呈浅黑色的壮土，一伙一伙地伫立在大炮旁，正准备着这场你死我活的决战”。注５先是，当日舰发现北洋舰队之初，伊东祐亨即桂出第一个信号：“吃饭”。中午十二点零五分，伊东又传令备战，“在樯头升起舰队旗，命各舰
就战斗位置”。注６并部署全舰队为单纵阵。于是，日舰第一游击队居前，本队六舰继后，西京丸、赤城二舰在本队左侧先后相随，直对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二舰驶来。伊东祐亨因见北洋舰队阵势严整，怕士兵临战畏惧，特别下令准许“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注７
此时，北洋舰队已经能够辨清驶来的日舰共十二艘。丁汝昌见其来势凶猛，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发挥各舰舰首重炮的威力，他毅然下令改犄角鱼贯小队阵为犄角雁行小队阵。犄角雁行小队阵与夹缝雁行小队阵的排列顺序相同，其基本要求是：每一小队中，前舰为队长，其僚舰位于其右后四十五度线上，相距四百码；各小队之间距为一千二百码。同时，丁汝昌还向各舰管带发出以下训令：
“（一）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三）诸舰务于可能的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之。”注８其中，第一条之“舰型同一诸舰”指姊妹舰而言。在北洋舰队的五个小队中，除第四小队的济远和广甲外，皆为舰型相同的姊妹舰。故此条实际上是要求每队两舰都要互相保持一定的距离，配合作战。第二条是犄角雁行小队阵或夹缝雁行小队阵的基本要求，其特点是“弥缝互承”注９，故或称之为“鳞次横阵”。注１０这样，前后“皆可轰击敌船，不至为本军船只所蔽也”。注１１但北洋舰队的重炮皆设于舰首，故提出“始终以舰首向敌”为基本战术，以发挥重炮的威力。第三条是强调全队集中，进行整体作战。
在此以前，丁汝昌曾“屡次传令，谆谆告诫，为倭人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注１２此条要求各舰不能单独行动，必须随旗舰所向而进击敌舰。
变换阵形一开始，旗舰定远先以每小时七海里的航速前进，其余各舰也都以同一航速继之。但是，由于后续诸舰不是作直线运动，而是作斜线甚至弧形运动，故要达到所规定的位置，则在同一时间内需要完成更大的航程。本来，变阵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当时情况紧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须率先接敌，而又不能减速以待后继诸舰，这样，完成变阵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对此，参加这次海战的《冤海述闻》作者写道：“我军阵势初本犄角鱼贯，至列队 时复令作犄角雁行。丁提督乘定远铁舰为督船，并镇远铁舰居中，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分怍左右翼，护督船而行。原议整队后，每一点钟行八里。是时，队未整，督船即行八里，以致在后四队之济远、广甲，五队之超勇、扬威，均赶不及。缘四船鱼贯在后，变作雁行傍队，以最后之船斜行至偏榜最远，故赶不及。”注１３于是，整个舰队便形成窄长的“人”字形。据一些参战的老水手回忆，皆指出当时是以“人”字阵势迎战敌舰的。有的参战洋员也证实：北洋舰队“列阵作人宇阵”。注１４英国远东舰队司今斐利曼恃曾目击当时的海战实况，所观察到阵形是：“既遇敌舰，即似成‘人’字形。”注１５从前方看来，“人”字阵形恰象一个大英文字母ｖ，故外国人士有称之为“Ｖ字形阵”注１６或“楔状阵”。注１７所有这些记述，都表明了北洋舰队阵形初变时的特点。
丁汝昌下达变换阵形的命令，其时间约在中午十二时二十分。
一刻钟后，“人”字形阵式即初步形成。日方记载说；“零时三十五分，已经能明显看见敌舰，细一审视，定远作为旗舰在中央，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在右，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在左，形成三角形的‘突梯阵’。”注１８变阵后的北洋舰队，起初正是一个窄长的“人”字阵式，恰象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舰群。一场规模空前的激烈海战就这样开始了。
注１ 《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海事》第１０卷，第３期，第３８页。
注２ 《冤海述闻．大东沟战事纪实》：“我军阵势初本犄鱼贯（小队）。”按：犄角鱼贯小队阵，与夹缝鱼贯小队阵排列方法相同。参看拙作《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第１１０、１２５－－１２６页。
注３ 《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海事》第１０卷，第３期，第２９页。
注４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
注５ 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７编（上），第４章，第１２０页。
注６ 《伊东祐亨给大本营的报告》，《日清战争实记》第７编，第５３页。
注７ 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７编（上），第４章，第１１６页。
注８ 《汉纳根给北洋大臣的报告》，《海事》第８卷，第５期，第６３页。
注９、１０ 天津机器局印：《船阵图说》。
注１１ 《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海事》第１０卷，第３期，第３９页。
注１２ 《军情要电清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１７１１），附件一，第２１卷，第１１页。
注１３ 《中日战争》（６），第８７—８８页。
注１４ 《大东沟海战》，《中东战纪本末》，朝警记四，第４卷，第１０页。
注１５ 《英斐利曼特水师提督语录》，《中日战争》（７），第５４９页。
注１６ 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７编（上），第３章，第１８０页。
注１７ 《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海事》第１０卷，第３期，第３９页。
注１８ 《日方记载的中日战争》，《中日战争》（１），第２４０页。按：“突梯阵”，或译作“凸形梯阵”。又，原文将“靖远”和“经远”的位置相互颠倒，引用时已予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