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春兰
陈丹阳
巴蜀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分支。“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①郭沫若在重庆市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题写的诗句。，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1]。“其地四塞，山川重阻”②唐魏征《隋书》卷二十九，《志第二十四 · 地理上》（中华书局出版社2019 版第三册第924 页）。，巴蜀地区四周山川环绕、路途险阻，但它处于青藏高原与江汉平原、黄河流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故而成为东西、南北先民经济往来、部落迁徙、文化交融的重要汇集点，文化上高度开放与繁荣[2-4]。蜀道虽难，蜀道仍通[4]256，巴蜀先民努力冲破盆地限制，积极开辟通道进行内外交流，数千年来积淀了众多线性文化遗产。对巴蜀地区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对理解巴蜀地区内部的交往发展，以及巴蜀与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巴蜀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历程都十分重要。
线性文化遗产由国际文化线路遗产保护与国内遗产保护情况相结合进而延伸和拓展而来，综合了遗产廊道等相近理念，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族群，真实反映了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及其交流互动[5]。目前对于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多集中于概念发展梳理与内涵解读[6]、国内外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特征分析[7]、典型个案的遗产构成及时空演变[8-9]、空间格局构建[10-11]、保护与发展研究[12]等方面，受到了众多学科的关注。虽然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巴蜀地区线性文化遗产数量众多且景观价值高[7,13]，但基于大历史观、聚焦系统性结构梳理和整体性价值识别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制约了文化遗产走廊保护的精准性、全面性与有效性。
本文通过挖掘梳理散碎的历史史料，基于历史的座标和景观视野，结合自然资源与文化禀赋的介绍，客观辨识并进一步研究巴蜀地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对其生成的自然与人文条件、景观特征、整体价值、系统结构等进行剖析、提炼和总结，希望为进一步认知巴蜀地区文化景观价值助微薄之力，并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贡献在地研究的学术积累。
“巴”和“蜀”最早指代古代的两个部族，春秋到战国时期分别以今重庆和成都地区为中心建立国家，其后秦并巴蜀，并于旧地设立巴郡和蜀郡，“巴”“蜀”经历了从部族名到国名再到地名的转变，并沿用至今[3]。巴蜀的地域范围，狭义来说主要指今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四川和重庆地区，广义则是指历史阶段中曾属于巴蜀以及与巴蜀文化同俗的区域，即除上述所指范围外，还涉及陕南、湘鄂西部、陇南、云贵北部及金沙江与横断山脉以东等区域[14-16]（图1）。
图1 狭义和广义巴蜀地区范围示意Fig. 1Scopes of the Bashu region defined narrowly and broadly
融入大一统国家版图后，巴蜀地区进一步发展了同中原以及周边地区各种文化的关系[17]。在自然与人文条件、社会发展更迭的共同作用下，巴蜀地区形成了蜀道、南方丝绸之路、川盐古道、三峡遗产廊道、茶马古道等众多价值极高的线性文化遗产。
2.1 自然资源与人文禀赋
地区内地形地貌丰富，拥有丰沃的平原、连绵的丘陵、纵横的峡谷、壮丽的雪山、树状交织的河网，且物产资源丰富。而悬殊的海拔高度差异、显著的气候垂直变化，又缔造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栖居于此的多元民族一同造就了多彩的地方文化。优渥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为古代先民的迁徙与交流创造了物质基础和众多自然通道，为线性文化遗产的生成创造了理想环境（图2）。
图2 巴蜀地区自然地形地貌特征示意Fig. 2Natural topography and geomorphic features of the Bashu region
2.1.1“西番东汉，北秦南广”①明杨慎《全蜀艺文志》卷之四十八《蜀山氏纪论》（线装书局出版社2003 年版第1473 页）。——沟通四方的地理区位
巴蜀地区处于黄河和长江两大古代文明发源地之间，北接秦岭、南抵云贵高原、西邻青藏高原，东部出巫山后与长江中下游平原联通，自古便是西部地区与中原、沿海等地联系的重要孔道，南北文明在此汇聚，区域内众多民族栖息和迁徙，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3]。
2.1.2“崇山峻岭，江峡相通”——山嵌水绕的山水基底
四川盆地北缘大巴山和米仓山、南缘大娄山和大凉山、西缘岷山和邛崃山、东缘巫山和武陵山，周围山体海拔1 000 ～3 000 m，崇山峻岭间形成众多江河峡谷、山地隘口与外界联通[17]。起伏的山地造就了树状的水系网络，且水源充足。大小河流超过540 条，可以通船的河流有92 条，在河网体系中，97%的河流均为长江水道的支流[18]。取水与漕运之便，使得悠悠的长江水道孕育出初期的聚邑与后期的城市，将盆地内八方居民联成一体，经济发展归入同一网络，文化发展纳为同一系统[4]。
2.1.3“山林竹木，蔬果之饶”——富饶多样的物产资源
“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击平原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任乃强语）[4]21适宜的气候条件促进地区农业发展，在先民经营之下，巴蜀地区历来被称为“膏腴之地”“天府之土”。《山海经》中描述成都平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②晋郭璞《山海经》第十八《海内经》。。巴地“百谷所聚”且因川东丰富的井盐资源“不绩不经，服也；
不稼不穑，食也”③晋郭璞《山海经》第十五《大荒南经》。。《汉书 · 地理志》中也形容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④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蜀布、邛杖、蒟酱、井盐、茶叶等物资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源源不断地经巴蜀地区的线性走廊流向中原、江南、岭南及南亚等地。
2.1.4 “多元民族，崇文重教”——多元丰富的文化构成
地区内自古以来就有若干民族共存，秦并巴蜀后，四川盆地内的巴蜀先民逐渐与汉民族融合，而川西北、川西南、川东南的巴蜀先民则与往来的民族融合而成众多少数民族[2]。形成在盆地中以汉族为主体，在丘陵、山地间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其中藏、彝、土家、羌、苗、回、纳西、傈僳、布依族等在区域内广泛分布。同时区域内自古学风鼎盛，文化发达，如西汉有文翁兴学，在全国形成颇具影响力的蜀学，东汉张陵在大邑鹤鸣山创立中国本土发展的宗教道教，再如唐代“天下诗人皆入蜀”，以及两宋时期“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同时巴蜀先民在天文、水利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2.2 历史发展背景
悠久的文明发源、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多次移民融合，都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技术和多元文化的输入及广泛交流。
2.2.1 先秦早期辉煌的文明发源
早在20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资阳、巫山等地就已经发现了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巴山蜀水中还形成了大溪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拥有辉煌的早期文明积淀[2]。考古研究发现，巴蜀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有了经济文化的往来[19]。
2.2.2 历史过程中多次移民融合
地区内自然资源富饶。历朝历代多种原因造成移民持续发生，包括自发、仕宦、军事、民族移民等类型，或和平安定时移民迁入开发以求发展，或区域内战乱造成人口丧亡减员而需人口补充，或其他地区战乱灾荒时“避难入蜀”以求生存，对于保存人口、资源开发、民族融合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20]。区域内经历了多次移民高潮，包括秦代的“万家实蜀”、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抗战前夕的移民入川等六次大移民[21]。
巴蜀地区也多次成为促进国家统一与稳定的重要基地，如唐中叶安史之乱之后，“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扬一益二”局面。又如20 世纪30－40 年代，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巴蜀地区成为全国抗日的大后方。再如“三线建设”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建设向西南腹地内迁，川渝也成为该时期建设的重要基地[22]。总的来说，移民的迁徙和交流成为巴蜀地区不同文化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3.1 巴蜀地区典型线性文化遗产提取与分类
山地峡谷、河流、道路等都是重要的景观构成要素，也是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空间载体，代表了早期人类运动和交流路线的同时，也体现着地区文化景观的发展历程。对巴蜀地区典型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经历了多个热点时期，例如：20 世纪40 年代出现了西南地区古代交通线路研究热潮；
20 世纪80 年代后涌现了一批交通线路文化研究的著作，基本构建了巴蜀地区的宏观交通网络系统研究[23]。又如：随着三星堆、大溪文化考古的进展，现代史学家对南方丝绸之路进一步探索，人们认识到在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前，四川盆地区域就已经与南亚、西亚等文明有所交通和交流。
本文立足于既有的巴蜀地区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对其中涉及的典型线路进行挖掘、分析、提取、整理。通过对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主题词“巴蜀”“四川”“重庆”以及“线性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线路”“遗产廊道”等组合搜索的文献检索结果，以及对相关论著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和相关研究，整理得到了巴蜀地区涉及的15 条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线路及其中包含的众多通道，并按其形成的总体时空特征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表1）。虽然不能完全涵盖地区内数量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但通过对文中例举的典型线路的分析研究，可以一定程度窥探巴蜀先民的内外交流发展及其形成的高价值的遗产类型。
表1 相关研究涉及的巴蜀地区典型线性文化遗产Typical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Bashu region in relevant studies
3.2 典型线性文化遗产景观特征和整体价值分析
本文以1994 年马德里会议上提出的判别文化线路的功能、时间、空间、文化特征的四个标准为基础，进行地区内线性文化遗产的景观特征及整体价值分析。（图3）
图3 巴蜀地区典型线性文化遗产景观特征和整体价值框架Fig. 3Framework of the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overall values of the typical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Bashu region
3.2.1 功能特征和科学研究价值
地区内的线性文化遗产功能丰富，根据主导功能类型，可分为：（1）交通型，如长江上游水系、蜀道、成渝古驿道、黄葛古道、老成渝铁路、三峡遗产廊道等；
（2）商贸型，如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川盐古道、滇铜京运路线等；
（3）宗教型，如长江流域道教文化线路等；
（4）迁徙型，如入川移民线路、藏彝走廊、巫山－武陵走廊等；
（5）军事型，如红军长征线路等。
遗产线路的功能一般由基本的交通运输功能和特定的功能用途组成，往往具有功能复合性[24]。区域内大部分线路的交通功能以及部分商贸、迁徙等特定功能时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且巴蜀地区自然环境复杂、景观风貌多样，线路常穿行于崇山峻岭与深山峡谷间。如沿江开凿的蜀道栈
道、凿于崖壁的川盐古道、穿越峡江的三峡遗产廊道等，这些遗产线路工程浩大、技艺精湛、选线合理且有效利用线路周边的山形、水势、古塔、场镇等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进行风景营造，具备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25-27]。
3.2.2 时间特征和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价值
区域内线性文化遗产产生时间早，大部分线路形成于清代及以前。其中长江上游水系、蜀道、川盐古道、南方丝绸之路、藏彝走廊、巫山－武陵走廊、三峡遗产廊道形成的时间都超过2 000 年，长江流域道教文化线路、茶马古道持续超过1 000 年。由于时间跨度大、类型丰富，为人类历史的进步留下了浓墨笔迹，体现出传统智慧和社会经济烙印，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价值。
远古时期巴蜀先民便沿着川江水系逐水而居。早在夏代，蜀国运往夏王朝的贡品沿嘉陵江经汉水、渭水和黄河进行运输。唐宋时期，商品运输繁盛；
清代因盐运、铜运等进一步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内河航运空前繁荣[18]。但随着近代陆运交通发展，水运交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藏彝走廊、巫山－武陵走廊的形成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是古代人类迁徙的重要通道，藏、羌、彝等众多族群的先民在该区域迁徙和定居[28-29]。川东地区井盐资源丰富，在巴国控制的上千年时间中逐渐开辟出川盐古道，至清代全川产盐地遍及40 州县，清代中后期以及抗战时期的两次“川盐济楚”使盐业产销进一步扩大，直到近代海盐的提炼技术提高逐渐取代井盐才逐渐衰败[30]。蜀道在新石器时代已有萌芽，战国中期以前，蜀人通过故道、褒斜道与中原通商；
经过秦汉到魏晋的发展逐渐形成“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并于隋唐两宋达到兴盛；
经过元明清的变革之后，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川陕公路的开通，蜀道逐渐衰落[31]。茶马古道因唐代的马货贸易、茶马互市逐渐形成，但随着近代滇藏、川藏公路的建成逐渐废弃[32]。巴蜀地区的邮驿制度在秦汉已逐渐完备，并经过历朝历代持续发展。清代盆地内驿路东路干线，也即成渝东大道，是区域内驿路的典型代表，也是联系成渝地区最重要的通道，但是随着驿传制度淘汰以及现代化交通发展也逐渐衰败[33-34]。成渝铁路于1952 年全线通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第一条铁路。近年来，随着沿线动车、高铁的发展，老的成渝铁路也逐渐衰落。
遗产线路的兴衰发展史、线路本身遗存，以及沿线城镇、村落等景观的时空演变，都成为区域社会发展和人类交往历史的重要见证，生动讲述着巴蜀地区的传奇故事。
3.2.3 空间特征和生态学、地理学及旅游价值
地区内线性文化遗产按空间规模可以分为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几种类型（表2），由于地理单元中丰富的山水峡岭与民族迁徙走廊的叠合，表现出跨越地理界限的不同层级的特点，且空间上串联了众多拥有高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景观区域，因此对他们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生态学、地理学及旅游价值。
表2 巴蜀地区典型线性文化遗产空间规模类型Scales of the typical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Bashu region
盆地内部涵盖了长江上游水系中的上游干流、嘉陵江、乌江、岷江、沱江、雅砻江、金沙江、洞庭湖等水系区域，水陆和陆路通道相互交织，贯穿整个区域范围（图4）。已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文化线路聚集在费孝通先生从民族学角度提出的族群流动和民族文化交流的三大走廊区域[7]。而四川盆地位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以六江流域为主的藏彝走廊及其后由其他学者拓展的巫山－武陵走廊之间，并在空间范围与两大走廊有所叠合，拥有多样的民族迁徙的自然通道。如茶马古道从四川、云南的茶叶产地出发，翻越横断山脉及六江流域中复杂的高山峡谷景观带向西延伸至南亚次大陆[5,35]。南方丝绸之路联系川、滇、黔三省，沿途串联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九寨沟、三江并流、南方喀斯特地貌等世界遗产[36]。三峡遗产廊道经过重庆市区、涪陵、万州、宜昌、土家苗族聚居区等区域，两岸奇峰峭壁陡立，沿线包含瞿塘峡、夔门以及白鹤梁枯水题刻、大昌古镇等众多自然和文化景观[37]。红军长征线路从四川盆地南缘和西缘通过，经过赤水、西昌、泸定、甘孜、阿坝等地区，穿过金沙江、大渡河、青藏高原、大草地向延安会师[38]。黄葛古道为川黔古驿道的一部分，位于南山风景区中，联系了曾经的海棠溪码头、老君洞等重要景观点。
图4 巴蜀地区主要涉及的长江上游水系线路示意Fig. 4The water system and river basin distribu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走廊中遗产线路主线的景观空间呈现网状和单线状两种主要结构，长江上游水系、蜀道、川盐古道、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成渝古驿道等呈现网状结构，三峡遗产廊道、老成渝铁路、黄葛古道等呈现单线结构。区域内遗产线路空间跨度大，穿越深山、峡谷、丘陵、平地等地形多样的景观区域，串联众多生物多样性高的景观地带，汇集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3.2.4 文化特征和文化传承价值
这些线性文化遗产将区域内的多元民族联系起来，连接着不同文化的人群，产生广泛的跨文化影响，对于遗产保护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
藏彝走廊的核心川西高原中的藏、羌、彝等民族文化与古代巴蜀文化存在密切关系，也是当代巴蜀区域文化的重要部分[39]。在川、鄂、渝、湘、黔等广大地区进行的川盐行销过程中，土家、侗、苗、羌、布依族等众多少数民族被联系起来[30]。在茶马互市的过程中，巴蜀、荆楚、中原的文化和藏、彝、纳西等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互融，并不断与傣族的贝业文化、彝族火文化、白族本主文化、纳西族巴东文化、藏族雪域文化等交融[35]。在历朝历代的移民过程中，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客家文化以及盆地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传入，丰富了区域内的文化内涵。区域中多元民族间彼此的经济文化联系往来，促进了沿途经济、艺术、风俗、宗教等方面的交融。
区域内线性文化遗产的发展兴衰交替，其景观系统结构的形成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远古时代基于区域内原始的自然环境特征，形成了主要以长江上游水系为骨架的结构基底。其后在此基础上又拓展出了川盐古道、蜀道、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以及不同时期的古驿道，进一步打通了区域中南北和东西方向的连接，构成了区域内基本的水陆相通的网状景观格局（图5）。后又因巴蜀地区内外交流的拓展，更多的交流和运动线路基于以往的交通路网得以生成，并且在先前路线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路径，使区域内线性遗产网络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延伸。最后形成了目前巴蜀地区线性文化遗产网状的景观结构系统，总体来说呈现以下特征。
图5 巴蜀地区典型线性文化遗产网状分布格局示意Fig. 5The indicative network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Bashu region
4.1 丰富性
交通线路本身和沿线的历史城镇、山形水系等物质要素以及相关背景事件、民俗文化等非物质要素都是区域内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区域内线性文化遗产景观系统结构中，不仅遗产线路的数量和类型丰富，而且线路沿线分布着众多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单位等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包含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图6－图8）。
图6 主要遗产线路周围国家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的分布Fig. 6The national scenic spots, forest parks, and nature reserves along the primary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图7 主 要遗产 线路 周围国 家历 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 分布Fig. 7The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along the primary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图8 主要遗产线路周围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分布Fig. 8The national Protecte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PCHS) along the primary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routes
长江上游水系流传着大禹治水、巫山神女等传说，串联着都江堰、青城山等世界遗产。川江水系两岸西沱、涞滩、石宝场等沿江场镇及乡土聚落、充满市井生活气息的水码头景观、顺势而布的大量寺庙景观等也都是区域内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见证[40-42]。蜀道线路除了数量众多的古道外，沿线有丰富的古柏植物景观、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历史城镇以及相关联的风俗、曲艺、神话、特色饮食、传统手工等文化景观要素[43-44]。川盐古道沿途经过乌江画廊、利川的腾龙洞、张家界的石林等自然景观，以及龚滩、凤凰、里耶等历史文化古镇等，自然与人文风景兼备[45]。长江流域道教文化线路不仅具有自身的宗教文化价值，沿线贯穿了青城山、鹤鸣山、丰都名山，并且在线路上存有众多的牌坊、石碑、道观等丰富的物质景观要素[46]。总的来说，区域内遗产线路将巴山蜀水之间的自然地形、城镇、民族村寨等内容串联起来，展现了多样化的景观风貌。
4.2 变化性
区域内文化遗产线路在时空上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和层积性，这些文化遗产线路通常与交通线路密切相关，线路网络格局的重要性也受到整体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巴蜀地区受历史上全国政治中心东移南迁的影响，四川盆地内经济文化中心也逐渐向东南推移，从宋代之前以北部出入四川盆地的金牛道和南部的灵关道、石门道为重，自宋代长江峡路的交通功能日渐提高，成为了四川盆地对外交通的主要通道[47]。清代以前沟通盆地内部联系的驿道系统以北线为主，而自清代，驿道的南线即成渝东大道的重要性日渐增强，成为联系川渝地区的主要交通线路[33]。巴蜀地区遗产线路发展时间长，且在空间分布上有所重叠，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背景下，不同线路的重要性也产生一定的变化。在线路的更迭变化中，部分线路及其沿线连接的民族村寨、历史城镇等景观点，也会因线路重要性的变化而得到发展或受到忽视，因此需要全面分析线路发展不同时期的背景条件及历史状况，才能更充分地理解其特征以及更好地保护遗产线路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4.3 渗透性
巴山蜀水的多山环境中，城乡分布极不均衡。水陆相通的遗产线路交织渗透，完成了区域内的系统联通，并有效地将区域内的城乡节点连接起来。蜀道、川盐古道、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等遗产线路，除了主干线外，还有众多支线密布，这些支线渗透到山地环境中，联通城乡区域，使其
图9 松茂古道（茶马古道支线）沿线城乡分布Fig. 9Distribu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along the Songmao Ancient Road (A branch of the Tea Horse Ancient Road)
图10 松茂古道线路走势及其道路沿线乡村聚落景观点分布Fig. 10Route of the Songmao Ancient Roa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landscape along the road
图11 清代成渝东大道及其沿线城乡分布Fig. 11The Chengdu-Chongqing East Avenue and the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along it i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图12 秦巴山区地势与蜀道主线走势及其沿线城乡分布示意图Fig. 12Terrain of the Qinling and Daba mountains area and the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along the main routes of the Shudao Roads
4.4 辐射性
图13 巴蜀地区典型线性文化遗产辐射范围示意Fig. 13The indicative impact scope of the typical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Bashu region
图14 结合景观特征的遗产线路景观单元划分示意Fig. 14The indicative landscape units of the heritage routes with their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聚焦于这些线性遗产对目前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可能发挥的潜在作用，慎重处理遗产传承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城乡结合、区域联动，共同讲好古今传承的巴蜀故事。
图片来源
图1：作者据参考文献[14][15][16]中内容及戴彦《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适应性保护研究》（博士论文）17 页插图绘制，底图来自http://bzdt.ch.mnr.gov.cn/，审图号GS（2016）2884 号
图2：作者据底图〔来自http://bzdt.ch.mnr.gov.cn/，审图号GS（2016）1609 号〕及中国地形图〔来自http://m.onegreen.net/maps/，审图号GS（2011）1537 号〕改绘
图3：作者自绘
图4：作者据底图〔来自http://m.onegreen.net/maps/，审图号GS（2008）1304〕改绘
图5：作者据参考文献[31][32][33][36][49]等内容，以底图〔截取自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国地图》2021 版，审图号GS（2017）3537 号〕绘制
图6-图8：作者据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8/content_5189476.htm）、保护地平台（http://www.cnnpark.com/res.html）、中国世界遗产网（https://www.sinowh.org.cn/Home/Picture?ColumnId=b4 ab4f351f4a4b60838105daac855aa8）、国家文物局综合行政管理平台（http://gl.ncha.gov.cn/home）、《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分册》（文物出版社2010 年版）、《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文物出版社2009 年版）等相关数据信息绘制
图9：作者据底图（来自https://www.tianditu.gov.cn/）绘制图10：作者据孙松林《岷江上游的大地景观与藏羌聚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年版）第68、87 页插图改绘
图11：作者据参考文献[33]中内容，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 清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 年版）第39-40 页地图为底图改绘
图12：作者据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347 页图改绘
图13，图14：作者以图5 为基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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