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坐树下，我感到头顶仿佛有一条河在流动。
一条由鸟鸣汇成的河，在空中拍着细浅的浪。清凉的水沫子，溅在水杉树瘦瘦的枝条上，枝条一下子就爆出了无数叶芽；溅在紫荆树光光的树干上，树干一下子就托上了簇簇花蕾。
鸟的翅膀，轻轻划过自己唱出的这条河，再高高掠起，拍着柏树墨绿的树梢，老成持重的柏树马上就羞成了一个浑身颤栗的新娘。
鸟的翅膀，剪着淡红轻蓝的夕阳余晖，灵敏地画了一个圈又一个圈，竟把墙外的音乐也兜过来了。
墙那边，衢一中的校园里，只要有音乐响起，仿佛永远是那首肯尼基的《回家》，温馨得能击痛鸟的心灵的萨克斯曲，被鸟儿多情的翅羽一再传送，淌进我心田。
我没有理由不被感动。
上班的人都回家了。县委大院现在是鸟的世界，树的世界，暮霭和晚岚的世界，也是那些想独坐着想点事情的人的世界。
空中，有条鸟鸣的河。身边开着一朵两朵茶花。脚下还有蚂蚁悄悄地爬着。虽然不是秋天，但我知道那些香樟在十月的阳光下会唱什么歌――樟籽儿噼啪噼啪，再闲的人再忙的人，都改变不了岁月的步伐。
一年又一年，许多人就这样在这个幽深的大院里迎来了他们的孩子和白发。
一年又一年，陪伴我们的总是这一片树这几道墙。
一年又一年，有些人憔悴在生计里，有些人憔悴在自己的心计里，更多的人则意气风发在敬业的精神和井然有序的工作里。
这个大院，白天包容的是丰富的人生；夜晚则为鸟儿提供了一个快乐的家园。
坐在树下，听鸟鸣在头顶汇成了一条河。我仿佛把一切都理清楚了。又仿佛一切都被我凝成块了。
我不再思想，只是聆听，聆听……
渐渐地，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在初春的这个傍晚，在树木初醒清风轻拂的这个古老大院里，我仿佛也变成了一只高声歌唱的鸟儿，扑扑飞闪的翅膀，把附加在生命之上的一切凡尘俗愿，都一片片击碎了，弹开了。
作文二：《枕头顶上的水鸟》1000字有一年，去辽西看汉代土长城。
汉代土长城是绵亘几十里的大“土梁”子，沿山体而建，据说是乌桓人为抵御曹操而修建的，但终没有抵御住曹操。公元２０７年曹军穿越大“土梁”子破乌桓于白狼山。
在白狼山的土墩台下一个古老的村子，有一座很古怪的房舍，是半圆型的，门口坐着一个梳着高髻的老女人，银发银簪，手里拿着一块红色方布，正刺绣着一只古怪的水鸟。
我由于惊奇，就和她聊起来，问她手里刺绣的红布是做什么用的，我以为是辟邪用的。谁知老女人说这就是枕头，叫做“枕头顶”。
老女人说着，从屋子里拿出一个枕木形状的长枕头来。
我一看她刺绣的红布，是这个枕头的两头“堵”，她刺绣的是上面的图案。
“枕头顶”半尺长，四四方方。
图案古怪而神秘。
图案是变形的，准确说是欧洲印象主义绘画的翻版，更形象说像毕加索的变形画：水鸟嘴不是尖的而是圆的，就像女人的红唇；翅膀像女人纤纤细细的小手。
我怀疑这里流传的古老艺术比欧洲印象派画家的绘画更早。
老女人突然很神秘地说：“这就是‘相思枕’啊！”
我猜她是要向我“推销”她的枕头而故弄玄虚。“有什么特殊地方吗？”
“有啊！”老女人瞅瞅左右悄悄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告诉别人就不灵，！”
我答应。
老女人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刺绣用的蚕丝吗？那是吃甜桑叶的小蚕。你知道蚕丝怎么灵验吗？等到十五月圆，姑娘要用经血把蚕丝染了，绣时要说情话，晚上这只水鸟就活了，你枕上它，晚上就做美梦！”
我大笑！
“我不蒙你！”老女人见我不相信，话锋一转，问我：“你知道我头上是什么吗？”我说：“发髻呀！”老女人哈哈大笑：“你看像什么呀？”我回答不出来。老女人说：“一尊佛呀，头顶佛，心有佛。”我倒注意老女人髻上别的光秃秃银簪。老女人见我瞅个不停，知道看她的光秃秃银簪，不由得凄然说：“银簪过去不是光的。有垂珠来着，一走路，垂珠摇晃，才好看呢，人也漂亮。现在垂珠掉光了，人也没人看了……”我见老女人伤感，赶紧转话锋问她为什么住这圆丘状房舍？我想说像座坟。老女人说：“哈哈，旅游啊，穹苫，蒙古话叫‘布日贺’。我给你唱一支歌，唱不好，‘白狼河，古营州，居人小屋如蜗牛，蜗牛外何所有？只看见白沙累累堆沙丘……”
老女人哼歌时，午后阳光正洒在乌桓人修筑的防御曹操的土墩台上，土墩台安谧而宁静。
就凭老女人这支歌的韵味，我准备掏钱买了老女人的两个“枕头顶”。
老女人把“枕头顶”放在阳光下一晃，就这一瞬间，阳光下，水鸟居然活了似地动了！
作文三：《头顶上的旋儿》2800字“我以为您这样的人不会叫我操刀的。”
我知道他是说我留着长发，似乎时尚。“如果不来您这儿，我就自己用剪刀对着镜子剪了，比这个还不如。”我回他道，叫他放心来做。“贵姓？”
“叫我老马就行。”他道。
老马对他的行当很专业，很认真。
“剃男活的我们叫‘瞧背’，剃女活的我们叫‘八条’。”
老马总是在为客剃头的那时刻，说起天南海北。大凡这样的职业都有这样的本事，似乎就是天下通了。单说这个发型的话题叫老马说起来就很复杂，那又多是旧时候的讲究。如“帽缨子”，说是指和“京帽”的缨子相似的头型；“马子盖”又是指留着像马桶盖差不多的头型，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盖子”；在头两边各坠一个大铜钱，再用头绳扎起来的叫“拨浪鼓”，像是旧书画里仙童子的打扮。最有意思的是“朝天杵”，就是把辫子直直地顶在头顶。就像演“双簧”的演员头上套着的一根“朝天杵”小辫……
“现在街头跳大秧歌的老男人有时候还做那样的打扮，不过是一只假头具。你知道那样的‘朝天杵’在旧社会是指什么吗？”老马停下剪刀，专注地等我回答，我是自然不知晓了，老马就很得意，说：“那就是过去的‘妻管严’造成的呀。不过那时候叫‘惧内’。妻子叫男人头顶着烛台或油灯跪在搓板儿上，叫顶灯。直到灯灭了，油干了才能起身。若是剃了这种‘朝天杵’的男人们那就顶不了灯了，是可以逃避老婆的惩罚了……”
都说老马见多识广，可是我看他年龄不大，不像是旧社会过来的那种老艺人。
后来我才知道，他果然只有五十岁刚过。是长在红旗下，曾经轰轰烈烈的干过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突击手……
我觉察出了老马的一些异样。比如他那天站雪天里等客，比如他时常为顾客免费剃头，不像是优惠，好像是把剃头当了乐子而非挣钱的手艺。他闲下时会从嘴里念叨些莫名其妙的词语，像是在发魔咒，狠劲儿，有时候却又闭起眼睛似乎要背诵古诗，字句不连贯，却也有隐约的韵律……
一天，我去楼下打酱油，路过老马的剃头挑子，我问他生意可好，心又想问他有什么用，他又不要钱。老马忽然叫住了我：“你头上是两个旋儿吧？”我纳闷儿，木讷地点头，“什么事？”
“没有没有……我记得你是两个的，果然不会错……”
我佩服他只为我剃头一次，就记住了头旋儿，那么多的头，他都记得吗？果然，我的推断成为事实，在又一次为我剃头的时候，老马为我一一唠叨起院子里谁家的老子三个旋儿，谁家的小子一个旋儿，如数家珍。“一旋楞，两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这是老话说啦，有参考价值哩。”
我则给他改了，“有的地方叫做一旋人，二旋狗，三旋猴子头啊！该不是骂人的话吧？”
老马说：“反正都是那意思，不是还说马王爷长了三只旋儿吗，都是说厉害的意思，是惹不起的人……”
我心想那不是“马王爷长了三只眼”吗，怎么叫老马就给改了呢，而且改得听合仄压韵，似乎就是“马王爷长了三只旋儿”呢。我不忍拆穿老马的误记。
至于他独自唠叨的那些话，后来听的多了，人们就听出了他那嘴里的叨唠竟然全是关于“头顶上的旋儿的事情”。那一句“一旋楞，两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又是他最爱说的，几乎成了口头禅。还说得最多的大概不外乎是些怪自己啦……早有预言了啊……两个旋儿的命硬，就得时时处处小心为是啊……再就是盯着院子里的熟人，直白了说：“你不错，看你就是慈眉善目的，你是一个偏旋儿，不在头顶，所以你不楞啊。”
一个月后，我又去老马的挑子上剃头。见一家杂志社正采访老马。
我从老远处给老马打招呼。见老马脸色一阴，“两个旋儿的来啦。”
我直点头，坐到老马的板凳上。那记者还在偷空了问问题。“您说他有两个旋儿是什么意思？”
“熟悉啊，这院子里的有谁我不知道，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他不来剃头。”
“那这个又有什么讲究呢？”记者问。
“讲究倒没有太多，都是老百姓的瞎吵吵……只是你若是把一百多号男人的旋儿都掌握了，那可是不同寻常呢。”
接下来老马给记者讲述了如下一段故事，叫路过的人都驻足倾听，唏嘘感慨……
我１６岁去大巴山里修建铁路，跟的是铁道兵，算是下乡。大家标准的年龄多是１７，我稍小些，就放到总务上给全连１６０号男生剃头。后来，与我同去的同学在打隧道时被塌方砸死了几个，还有上山砍柴禾摔下山摔死的，有掉进汉江淹死的……我是幸运地躲过了那些艰辛日子。整整剃了三年头，１６０个同学的头没有不经过我手的……我那时就掌握了一个小秘密，就是每个同学头顶上的旋的数量……关于这个旋的意义本来没有什么严重的。但是日子一久，我对每一个同学头顶上的旋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兴趣。我数它们，并且把它们记住在心里。二排三班１２个人有三个‘一旋’，二个‘二旋’，其余七个全是‘三旋儿’……三排一班的有意思，１２个人全是一只旋，二班只差一个是一旋，其他的１１个竟然都是三个旋，后来那个班就全是打风枪的，是做最重的工作，是青年突击队班……
……那么您说我这是像在收集头旋儿么？我上瘾地数那些旋，记那些旋，在数量的增长之后，我就似乎发现了那些个旋里的奥秘和规律，我似乎从那旋里看到天晴雨缺，看到了雷雨闪电，当然也似乎看到旦夕祸福……也是最不愿意去想的是我竟然偶而发现了所有连里死去的朋友，在那一月里集中一律为头上两只旋……关于这个您不要瞎想，我那是完全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左右了。我几乎是发狂地热衷去数同学们头上的旋，我是默默地数着的，是谁也不知道的。我甚至后来在一只小本子上记下了那些旋的存在以及旋的位置。我时常出神地看着那些数字，我似乎就从那里面发现了无穷无尽的知识和规律……
“……这件事情真的是谁也不知道的。但是今天不同了。”老马说罢古怪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透着的犀利令我心底一震。“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罪过的根源，那是三排排长被炮炸死的那天，我忽然记起被炸死的排长正是两只旋。为了确认我的记忆，我扔下剪刀，跑回宿舍，翻开了我那小本子，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正是！正是两只旋啊！那是当年死去的第五位同学，那年他们才１７岁。你们不会知道的，在他死去前的半月里，我做了一件和那件事情同样神秘的事情……
老马的剃头挑子果然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三排长被炸死之前的那一夜，我还把凡是头顶两个旋的同学名字都归拢在了一起。三排长是我最后归类的一批。这之前我做这件事情已经许久，我把全连１６０号同学都做了我臆想中的归类。而恰恰长了两个旋的同学我都把他们归类在了死亡系列……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问。
老马摇摇头。
“至少你有打算在这个统计后要做些什么，或者从中间看出些什么吧？”我又问。“哪怕向善，是为了提醒他们？”
老马这才拼命地点头，“是的，向善！可是我怎么可以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用那这些个让我都难以相信的东西去诅咒，去吓唬他们呢？”老马在那一刻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老马，他非常颓丧地坐在板凳上，嘴里喃喃着一个旋、两个旋、三个旋……好像有一股神秘之力在他的身后敲打，他便身不由己地叨唠，像患有癫痫而不能自主的人。
（责任编辑／张薇）
作文四：《阳光照在头顶上》1000字清晨，在东方的天际放出了一屡屡的金光，云朵变成为金红金红，很是好看，就连那半片海也是。
朝霞如彩纱，那鲜红的太阳正缓缓的升起，两个小孩在清晨的沙滩上玩耍着，弄得他们满身都是一粒粒的沙。弟弟的小脸红红的。
“弟弟，你饿了么？”哥哥的脸也红红的，问着另一个小孩。
“我不饿，哥哥你饿了吗？”
“没有，爸爸出海打渔马上就要回来了呢，等他回来，我们再一起吃，好不好？”
“好呀好呀。”他的声音甜甜的干脆的，像个女孩子的一样的，接着他开始抱着哥哥呜咽起来“哥哥，你明天就要走了吗？以后在姑妈家我见不到你怎么办？哥哥不要走！不要走！不要！我不要哥哥走。不要不要你走。”弟弟开始有点带着吼声的对着哥哥说，又钻进哥哥的怀抱里撒娇。
太阳已经从海面上升起，美丽的海上日出，多少人多少作家为它而赞美，美得让人陶醉，美得让人不愿把视线再移开。迷醉一样的红色。
“弟弟，哥哥一定要上学的，等着哥哥回来给你带好吃的，你在家里等着爸爸回来，好不好的？”
爸爸没有回来，海面上的波浪开是汹涌起来，大海就是大海，无风也能三尺浪，白色的浪花如雪，纯洁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起童话故事中的小美人鱼。
“哥哥明天下午才走呢，早上还要等着爸爸回来，不是吗？”
“哥哥吃饭吧，我饿了”弟弟望着哥哥的脸眨了眨眼睛，他的眼睛很明亮，大大的，越看越像女孩子的。
一个小时，两的小时，他们的肚子一定是很饿了的吧。阳光照耀在头顶上，火辣辣的，也好刺眼，金色的光芒，就像哥哥的前途一样。他们仍然在沙滩上玩弄着沙子。
正午了，他们疲倦了，特别是弟弟。慢慢走回家，爸爸却迟迟没有归来。他们的家很简陋，用树皮盖在屋顶，木头支撑着小屋，风吹过都会吱呀的响，似乎就要倒塌，母亲去了外地打工却一直也没有回来，父亲出海打渔，只剩下他们俩相依为命。哥哥解下一条早就干枯的咸鱼为弟弟作饭。他悄悄地滴下了眼泪。
下午，哥哥果然走了，爸爸仍然没有回来，房子里只留下弟弟一个。在省城里，哥哥很努力的学习……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兄弟俩都已经长大成人，哥哥拼命打工挣钱，凭学历在一家公司做副总，并且当着家教，年轻的头上已经有了几分的花白，终于，终于他在城里买下了一栋房子，他给了姑姑三万块，他还攒了好多钱，那是留给弟弟和爸爸的。
他开着自己的车再回到那个海港，变了，那个地方一切都变了已经开始搞起了旅游，人好多好多。回想，自己已离开这个地方二十年了。
沙滩上应该是从来不下雨的，阳光火辣辣的，他找不到了弟弟，只能找到昔日那样的阳光，照在他的头顶上……
广西桂林灵川中学高三 阳静
作文五：《头顶上的风光》500字春末初夏，乍暖还寒，怎样穿才能既保暖又有特色呢。头部是很需要保暖的部位，一顶帽子就能让你暖暖的又美美的出街。欧美明星看似随意的搭配其实大有用心，不同的服装搭配不同型的帽子，让你立刻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秒杀所有菲林，回头率百分百哦。 １． Ｓｅｌｅｎａ Ｇｏｍｅｚ拿着酸奶一身休闲装扮出现在Ｅｎｃｉｎｏ，一顶休闲帽立刻让原本的装扮锦上添花。 ２． Ｌｉｌｙ Ｃｏｌｌｉｎｓ很潮的出现在法国戴高乐机场，黑色礼帽很出彩。 ３． Ａｎｎａ Ｋｅｎｄｒｉｃｋ在墨西哥享用ｂｒａｎｃｈ的装扮，大草帽增加了浓浓的度假风。 ４． Ｎｉａｌｌ Ｈｏｒａｎ在都柏林走下汽车去Ｏ２演出场，卫衣搭配鸭舌帽，休闲又不失帅气。 ５． Ｋｒｉｓｔｅｎ Ｓｔｅｗａｒｔ穿着一件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Ｓｈｏｐ Ｔ恤出现在西好莱坞，反转的鸭舌帽给人酷酷的感觉。 ６． Ｊｕｓｔｉｎ Ｂｉｅｂｅｒ结束了他在伦敦的演唱会后出现在２１ Ｃｕｒｚｏｎ Ｓｔｒｅｅｔ，香槟的鸭舌帽配上墨镜是不是帅气逼人呢。 ７．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ＤｉＣａｐｒｉｏ现身东京国际机场，灰色贝雷帽尽显熟男魅力。 ８． Ｎａｏｍｉ Ｗａｔｔｓ从洛杉矶搭乘航班去巴黎，米色小草帽为她增添了一种邻家的味道。
作文六：《头顶上的生意》1900字第一次来尼日利亚，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
最让我感兴趣的，莫过于人们头顶一个盆子，盆里放着物品，穿梭于堵车路段慢慢行进的车辆当中。老人手里提着塑料袋，袋里装着饮料、皮袋水，上面放了冰块，冰镇着饮料，嘴里不停地小声吆喝着，眼睛也四处张望着身边的车辆，不想错过每一笔生意。
做生意的人们，经营生活中需要的各类东西。有头顶面包的，面包一层层摆满在一块平板上，外面裹上一层油纸，用来遮挡灰尘或者苍蝇，看起来卫生。有的人手里拿着几条腰带，看那腰带，多数是皮革制成的；看到车辆经过自己身边时，那人会把手里的腰带举起来，向着车里的人们展示着自己的东西。有的人，手里拿着一沓毛巾，看那毛巾，在生意人手里不停地翻来覆去，手中汗渍早已把毛巾给弄脏了；我想，即便是买了这样的毛巾，怎么用啊，因为已经脏了。可是，这里不是我心里想象的那样，他们既然做这样的生意，就一定有人来买。
一个青年人突然发现了我，立马站在窗口，举起手中的饮料，嘴里喊着“奥伊保”，示意我买饮料。我刚来这里，根本不知道“奥伊保”是什么意思。后来从中国同事那里，才知道“奥伊保”是黑人对外国人的统称。在尼日利亚，很显然，我们就是外国人。
尼日利亚很多人从事流动的买卖生意。他们的装备很简单，头上顶块平板或者盆子，上面放着要出售的商品，然后行走在路上，寻找着顾客。每当有人喊住，他们立马把头顶上的东西放下来，面带微笑，等候着顾客来买。有时候，客户询问了价格，却并没有买，商贩也不温不火的，重新把东西整理好，顶在头上，转身走了。从他们从容的脚步里，看不出他们的忧虑，看不出有今天的商品没有卖出，或者没有挣到钱的担心。不管有没有买卖，不管今天做的生意大小，依然很平静地在炎热的阳光底下，不停地行走着；有时，或许走累了，就停下来，把货物整理一下，再继续赶路。
来拉各斯很长时间以后，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到离公司不太远的路上，看看街景。
在国内从电视里，看到头顶货物的女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里的人，用头顶东西，是普遍的现象。
尼日利亚的高温气候，我好长时间才适应了。当然，之所以能适应，还是因为每天都呆在办公室或者车间里，受不到毒辣的太阳的炙烤。我们到街上的时候，多数在下午下了班或者星期天的早晨，太阳不太毒辣的时候。不用拿东西，空手站在太阳底下，站几分钟，就感到炽热难熬、头晕目眩的感觉。可以想象，那些行走在热辣阳光下的小商贩们，他们的忍耐力是多么的强大。
去市场的路上，我坐在车后座里，观看着来往的车辆，和穿梭于车辆中间的小商贩们，感觉这个街景，是那么地热闹，那么地忙碌。热闹的是车辆的奔跑和鸣笛的声音，忙碌的是小商贩们，不知疲倦地向着往来车辆里的人们，推销着他们手里的商品。
在我们的车因堵车停下来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头顶盘子靠到我的车窗前，用英语对我说：“老板，买包花生吧。”
女孩的声音很低，但我听得很清楚。我探出头，用英语问她：“多少钱一包？”
“五十奈拉，买一包吧，老板。”女孩的眼神里是那么地渴望我这个“奥伊保”买她的花生。其实，我不想吃花生，可是看到女孩的眼神，我立马从兜里掏出一百奈拉，说买一百奈拉的花生。
女孩接过钱，从头顶上拿了两小包花生递给我，嘴里高兴地说着：“谢谢，老板。”我此时把手机掏出来，对女孩说：“能给你照张相吗？”
女孩或许因为完成了一笔小生意，很高兴，把姿势一摆，便让我拍照。这时，女孩的伙伴也走过来，她们用当地的语言说着话，卖给我花生的女孩，很高兴地告诉她的伙伴，她做成了一单生意。趁她们说话的时间里，我给她们拍了几张照片。
工作着并快乐着，这句话，对于尼日利亚人来说，太恰切了。他们不会为了明天或者将来发愁，虽然今天非常忙碌，但是却很快乐。工作时就是工作，不是工作时间，就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即便这一天的生意不是太好，也绝不会为此而烦恼。
我曾经看到一个老人，头顶着一个塑料盆，里面装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他的商品摆放得很醒目，把一串串的玛瑙珠子、仿水晶珠子，放在盆子周围，中间则放了好几层叠得整整齐齐的毛巾。玛瑙珠子和仿水晶珠子在老人的走动中，不停地摆动着，从远处看，就像老人戴了一顶美丽的王冠。老人看到有中国人，就朝我们走过来，大老远地就喊我们“奥伊保”，又问我们买不买他的珍珠。一看那些珠珠，就知道这些工艺品来自中国，只是一些很廉价的装饰品。我们对老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我们有很多，所以不需要它们。老人看我们根本没有买的意思，便没有把头顶的盆子放下来，而是在我们跟前又滞留了几分钟，便微笑着离开了。
我记得老人笑的时候，嘴里露出参差不齐的一口牙齿，但那黝黑的脸，却因为那微笑，而显得格外的明亮动人。
作文七：《头顶上的彩虹》2900字曾几何时，在古都南京，头戴花、胸花，婚嫁喜事、重大节日都普遍用绒花做装饰。对于旧时的女人来说，则是“有钱无钱，买朵绒花过年”。 绒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当时主要被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成员。因其花开不败，象征着皇宫里女人对青春永驻的不懈追求而在宫廷内迅速风靡。同时，它又和汉语中的“荣华”谐音。 旧时繁华 逢年过节，卖绒花的商贩手摇着镗锣鼓，身背二十屉绒花沿街叫卖，那装绒花的竹屉一层层地叠起来，足有丈把高，然而卖花人背着它们行走自如，绝不会倒下来。到了闹市口，卖花人将一屉屉放在地上，一朵朵绒花争奇斗艳，喷红吐绿，顿成一道百花盛开的景观，展露出春阳气息，引来许多少女的围观。 南京绒花以天然桑蚕丝制作，民间艺人们利用蚕丝的下脚料，进行分类，捻丝、脱脂、染色、钩条、传粘，敷于细细铜丝之上，搓成粗细不等的绒条，然后对各色绒条进行连接、围卷、造型、打尖、传粘、装配、修剪等一系列繁杂的加工，遂制成五彩缤纷的绒花。小至姑娘鬓发上的簪花、头饰，大至贵妃娘娘头上凤冠。一时间应市场需要，涌现出鬓头花、胸花、帽花、罩花、戏剧花等诸多品种，色彩以大红、粉红为主，中绿为辅，以黄点缀，明快而富丽。在没有铜丝的年代，绒花骨架用白银打成细丝制作而成，选料的贵重加纯手工的制作，注定了绒花的珍贵。 据考证，《红楼梦》里提及的“宫里作的新鲜样法堆纱花儿”指的就是南京绒花。旧时的南京女子头戴绒花出嫁，象征一生荣华富贵。而每年的“一事三节（婚嫁喜事、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普遍有用绒花作装饰的习俗，婚嫁喜庆则多用“龙凤呈祥”“麒麟送子”“榴开见子”祈盼白首偕老、多子多福；春节用“连年有余”“金玉满堂”招财纳福 ；端午节妇女儿童佩“五毒花”以求避邪。 绒花工艺的发展过程共经历了３个阶段：早先的绒花是在做成花形的纸面上绕上花绒，称为“绕绒花”；以后则发展为纸面上裱好花绒，刮光后，再做成各种花形，称为“刮绒花”。清末时，又发展为“滚绒花”。滚绒花，是用两根细铜丝夹住绒坯，用剪刀将绒坯剪成条状，用力搓紧，滚成圆柱形绒条，然后将大小粗细、色彩各异的绒条根据不同题材内容，组合成千姿百态的绒花、绒鸟、绒兽及人物等绒制品。 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老南京人依旧很喜爱绒花，当时，南京人的生活处处点缀着绒花的身影，绒花手艺还是颇具人气的。后来，手工制作的绒花被工业流水线出来的其他材质头花、胸花所取代，从此就没落了。 难舍初心 绒花艺术传承人赵树宪从事绒花制作已有４１年。几乎每天，老赵都会戴着老花镜，细细地整理着彩色的绒条。在他那不到２０平方米，隐藏在江苏省南京市一栋百年老宅深处的“花园”中，无论寒冬酷暑，梅花与荷花、百合与牡丹四季绽放，争奇斗艳。 因为这些五颜六色的花都是由丝绒做成，所以长盛不衰，甚至永不凋谢。 “绒条由煮熟的蚕丝制成，称为‘熟绒’，是绒花的基本组成部分。要保证绒花制作得好，就必须先把绒条制作好，这步工序叫‘勾绒’。”刚见面，老赵就介绍起绒花的制作工序来。之后，他小心地把熟绒的一头固定在钩子上，然后用刷子仔细将熟绒理刷整齐……“刷与不刷差异很大，刷过的绒毛就显得比较有光泽。”赵树宪解释道。 看得出，他手上的功夫相当利落。绒条做好后，下一步就是“打尖”。老赵拿过剪刀，一面旋转着绒条，一面小心翼翼地把绒条的两端剪得尖细，对于大小不同、颜色不同的绒条，修剪程度也不尽相同。“打尖的时候，绒花的成品形状就应当在脑子里浮现。根据构思中的艺术造型决定将绒条剪成什么样子，这可是个基本功。”老赵边忙活边介绍。 打尖完工后，就开始了绒花的最后造型阶段。赵树宪会将修剪好的绒条进行造型组合，配合料珠、亮片等辅助材料制作出期待的造型。在老赵的巧手下，一枝火红的“梅花”全然绽放。 老赵从２０多岁起便到当地的绒花厂做学徒。不过，当时他所在的工厂和当地数百家厂一样，主要以生产出口的丝绒小动物为主，比如出口到欧美供复活节装饰的黄色丝绒小鸡和兔子。 绒花的制作过程相当复杂，至少有１０个步骤，包括煮蚕丝、染色等。即使是一件最简单的作品，比如百合花，也需要两天完成。 由于当时的工厂大多是流水作业，很少有人能掌握绒花的整个制作流程。而掌握一项技艺后就希望能挑战新的步骤的赵树宪常常会努力在一项技艺上精益求精，然后申请到其他部门“偷师”，长此以往，便学会了整个过程。 “我的职业不是我选的，我也没坚持什么，我只是尽量做到熟练并完善我的手艺。”他这样形容自己的职业生涯。 中国雪绒花 直到２０１２年的冬天，老赵的“花园”，或者更确切地说，一间狭小拥挤的工作室，迎来了著名服装设计师许建树。这位为范冰冰设计了著名的龙袍而在国际时尚圈一炮而红的设计师，因为一次偶然的造访给绒花带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为了给电影《十二生肖》的女主角扮演者姚星彤制作晚礼服，许建树曾专程来宁，辗转来到南京非遗博物馆，找到南京绒花传承人赵树宪。在博物馆的一间僻静厢房里，他看到了赵树宪制作的一只绒花“凤凰”。“就是这个！”许建树激动非常，“凤凰”身上的羽毛质感、“凤凰”的整体形态都与劳伦斯构想的晚礼服样式非常贴切。而且绒花雍容华贵，老赵手艺精湛，很有创意，这正是高档时尚所需要的。许建树毫不犹豫地向赵树宪买下了那只绒花凤凰，带回北京去研究。 没过多久，许建树再度来宁，直奔赵树宪的工作室，这回还带来了完成好的设计图让赵树宪过目。图中的礼服分为上衣和裙子两部分，在上衣的前胸和裙子的后摆部分，都有着类似于孔雀羽毛般的设计，其灵感正是来自赵树宪的“凤凰”。 第６５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上，成龙带着他的电影《十二生肖》剧组在红地毯上亮相。在其一行人中，数女主角姚星彤最为亮眼，她身着名为“绒花若雪”的独特晚礼服，如同一只白色的孔雀，优雅高贵，出尽风头。这套礼服，就是许建树特别设计的，星星点点布满在裙子上羽毛般轻盈的绒花瓣都由老赵花了数周手工完成，在国内的年轻时尚爱好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而在过去，这样的装饰常常被年轻人等同于“奶奶的饰品”。“时尚界里有个说法叫少就是多，在这里大概可以说成新就是旧。”老赵开心地开着这样的玩笑。 老赵手下诞生的绒花是美好的，但绒花工艺的前程却是暗淡的，与其他手工艺一样，绒花面临着后继无人。因为熟悉一个绒花的制作工序就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而要能够全程熟练操作，则需要８到１０年。 “这个工艺由于掌握技术的时间周期很长，要很多年，所以它也成为传承受到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年龄大了，眼睛渐渐老花，已经看不清楚绒条，常年从事这一工作，颈椎也变了形。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门手艺无人传下去。”看着传承千年的绒花即将消逝，老赵既痛心又无奈。 老赵说，做绒花需要一定的天赋和想象力，而且是件十分繁杂的手工活，学艺三四年后才能做成一件像样的作品。虽然现在有不少人在业余时间跟着他学，但一听说学艺周期长，工作辛苦，都纷纷打了退堂鼓。即便是有心来学的，也很难保证有天赋成为传承人。 如今，老赵有了一名兼职女弟子许小姐，跟老赵已经学了一年多的绒花技艺。她和绒花结缘是偶然一次带着孩子到民俗博物馆参观，欣赏到了惊艳的绒花，从此就爱上了这门技艺，特地拜赵老师为师，潜心学习。
作文八：《阳光照在头顶上》1000字清晨，在东方的天际放出了一屡屡的金光，云朵变成为金红金红，很是好看，就连那半片海也是。
朝霞如彩纱，那鲜红的太阳正缓缓的升起，两个小孩在清晨的沙滩上玩耍着，弄得他们满身都是一粒粒的沙。弟弟的小脸红红的。
“弟弟，你饿了么？”哥哥的脸也红红的，问着另一个小孩。
“我不饿，哥哥你饿了吗？”
“没有，爸爸出海打渔马上就要回来了呢，等他回来，我们再一起吃，好不好？”
“好呀好呀。”他的声音甜甜的干脆的，像个女孩子的一样的，接着他开始抱着哥哥呜咽起来“哥哥，你明天就要走了吗？以后在姑妈家我见不到你怎么办？哥哥不要走！不要走！不要！我不要哥哥走。不要不要你走。”弟弟开始有点带着吼声的对着哥哥说，又钻进哥哥的怀抱里撒娇。
太阳已经从海面上升起，美丽的海上日出，多少人多少作家为它而赞美，美得让人陶醉，美得让人不愿把视线再移开。迷醉一样的红色。
“弟弟，哥哥一定要上学的，等着哥哥回来给你带好吃的，你在家里等着爸爸回来，好不好的？”
爸爸没有回来，海面上的波浪开是汹涌起来，大海就是大海，无风也能三尺浪，白色的浪花如雪，纯洁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起童话故事中的小美人鱼。
“哥哥明天下午才走呢，早上还要等着爸爸回来，不是吗？”
“哥哥吃饭吧，我饿了”弟弟望着哥哥的脸眨了眨眼睛，他的眼睛很明亮，大大的，越看越像女孩子的。
一个小时，两的小时，他们的肚子一定是很饿了的吧。阳光照耀在头顶上，火辣辣的，也好刺眼，金色的光芒，就像哥哥的前途一样。他们仍然在沙滩上玩弄着沙子。
正午了，他们疲倦了，特别是弟弟。慢慢走回家，爸爸却迟迟没有归来。他们的家很简陋，用树皮盖在屋顶，木头支撑着小屋，风吹过都会吱呀的响，似乎就要倒塌，母亲去了外地打工却一直也没有回来，父亲出海打渔，只剩下他们俩相依为命。哥哥解下一条早就干枯的咸鱼为弟弟作饭。他悄悄地滴下了眼泪。
下午，哥哥果然走了，爸爸仍然没有回来，房子里只留下弟弟一个。在省城里，哥哥很努力的学习……（ 书村网 ．ｍｃｑｙｙ． ）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兄弟俩都已经长大成人，哥哥拼命打工挣钱，凭学历在一家公司做副总，并且当着家教，年轻的头上已经有了几分的花白，终于，终于他在城里买下了一栋房子，他给了姑姑三万块，他还攒了好多钱，那是留给弟弟和爸爸的。
他开着自己的车再回到那个海港，变了，那个地方一切都变了已经开始搞起了旅游，人好多好多。回想，自己已离开这个地方二十年了。
沙滩上应该是从来不下雨的，阳光火辣辣的，他找不到了弟弟，只能找到昔日那样的阳光，照在他的头顶上……
广西桂林灵川中学高三 阳静
作文九：《头顶上的“革命”》6900字生命中的几场雪
生命中的第一场雪，是我妈告诉我的。那时候，妈随爸在晋豫边界的山区里当兵，每年冬天，都要回豫南的故乡探亲。如今不过是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彼时，在妈眼里，却是世界上最漫长的一段路。这段路，不仅崎岖辗转、车马劳顿，还伴随着恐惧与不安、离愁与困顿。这是她乡愁的长度。
那个冬天，下了比往年更厚的雪。爸带着妈，和襁褓中的我，像往常一样倒火车、转汽车，眼看离家越来越近了，大雪却封了路，司机撂下汽车回家了，一车的乘客慌了神。爸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架子车，把妈和我放在后头，套上攀绳就往前走。不知过了多久，到了市里，路却越来越难走，一不留神车翻到坑里，我被甩了出去，恰好一架载满红薯的板车从旁边经过，车轮正对着我细小的胳膊压了过去。
此后的十来年里，妈逢人便把这段遭遇说出来，以证明她这闺女着实命大。
幼年时期能记起来的第二场雪，也是旁人说给我的。
那年小姨生孩子，下了一整夜的鹅毛大雪，表弟一生出来，家里人就给他取了个带“雪”的名字。每次唤他，都会联想到那场与难产有关的雪。
那时候，我和表弟好像都没有家，我们真正的家是大姨家。大姨是家里的长姐，也是兄弟姐妹们的主心骨。这几个姐妹生了孩子之后，她又担负起替妹妹抚养孩子的任务。
大姨是纺织厂的工人，那时国营企业效益还不错，虽然不能常吃到肉，但夏天却是可以天天喝汽水。我至今都记得那些汽水的样子及口味，蛋白奶的、菠萝的、橙子的、桃子的……我最爱喝的是菠萝。
小孩子们分离的时候，也会哭。总是我先哭，大表姐接着哭，二表姐不会哭，就看着我俩哭。哭完后大姨抱着我看月亮，说月亮这么大、这么亮，我就笑了。
表弟就没我这么幸运，记忆中总是小姨一个人牵着他的手，站在村口的岔路旁，周围光�ｄ�ｄ的，没有树，我看着这一高一矮的身影渐渐变小，扭过头去，竟流了眼泪。
缺衣少食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部队里的生活改善得更快。食堂里全是四川兵，据说要表现好才能到这里。我常常混在他们中间，独占一个座位，等那鱼香肉丝、西红柿鸡蛋一个个端上来，便��莸爻云鹄础�
部队里的米饭，不是现在这种蒸法，炊事员先是把米微煮一遍，米汤留下，米粒包在蒸布里继续蒸。这样出来的米，一粒一粒，极为下饭，而米汤刚好可以饭后喝。小的时候，家里一直都这样蒸米饭，只是后来爸年龄大了，再也不愿麻烦，才开始吃电饭锅里蒸出来的。
接下来的雪，就下在城市里了。每当校园被大雪覆盖严实，我们几个女生就登上操场中间的一个大土包，玩“梁山好姐”的游戏，把一个个冲上来的男生推下去，胜利之后结拜金兰。那时的雪，化的好慢，一场雪够我们打一阵子架。终于有一日，戴眼镜的胖男生宣告了起义，擒了我这个小头目，从此，“梁山好姐”的传说便渐渐烟消云散。
初中以后，学业加重，教室里依旧没有暖气。老师找来洋瓷盆，放上煤球，算是最豪华的取暖设施。大家都穿棉鞋、棉裤，各种花型轮番出现在同学们的身上、脚上。有钱的人家已经开始穿皮棉鞋，又重又笨的那种，类似军用靴。
那时候，妈骑车送我，每逢下雪，母女俩就一前一后，雪化开的地方骑着，遇到冰面赶快跳下，这样走走停停，十分钟的路半个小时也到不了。却也不担心迟到，因为下雪天老师的心情也很好，就连最变态的班主任也会对一个个气喘吁吁的晚到同学报以微笑，“快进来，我们正在练习用雪造句”。是的，那时候每下一场雪，老师都会这么说。
我们回到家，搜肠刮肚，有时候还找个作文书抄上一抄，写出了这样的文章：今天早上，天空中飘起了洁白的雪花，它们一片一片的，有的像鹅毛，有的像窗花，有的像……而此时，耳边总会响起幼年时那个送我上学的福建兵说过的话，“在我们家乡，一下雪就不用上学了”。
后来的雪，就变少了，总是那么纷纷扬扬的几片，落到地上寻不着踪影。大学时代的所有记忆，都在那刮着雪豆豆的绿皮火车上。凌晨，爸便起床备早饭，妈为我包装一袋又一袋吃食，橘子、牛肉、馒头、卷饼、牛奶、筷子，凡是能想到的都装到了一个个塑料袋里。这时候我睡眼惺忪地起来，边埋怨晚了，边嫌他们��嗦，尤其讨厌喝面汤，觉得不够洋气。不像现在，一周不喝上两回面汤，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不知为何，那几年的雪就是非常少，一到冬天，人们就开始盼雪，妈常说，“今冬没有雪，地里的庄稼怎么办”。
绿皮车咣当咣当地在秦豫大地上走，车厢里人贴着人，厕所里都横满了。有时是到洛阳，有时则需到三门峡，列车员才有空余的票，从此坐下，等待终点站的到达。
西安火车站那几年是出名的乱，老皮曾在这里被人划了好几千块钱，警察来了也不过是在巷子里兜几圈装装样子，谁都知道道北警匪一家亲嘛。登上６０３，抢位置坐下，再过半小时，方可回到宿舍。其实宿舍也没什么值得期待，只是没有去处而已。
那时的自己，还真有几分候鸟的意思，车窗外灯火阑珊、满城归家，但都和你没关系，一股落寞和凄凉袭上心头。却也不悲伤，因为虽然困苦，但总算是找到了自由的路。
再后来的雪，又开始变大了。相册里有一张三个女生的合影，破旧的镇政府院子，鹅毛一样的大雪漫天而降，三个女生无所顾忌地笑着。
那是上班后的第一个冬天，在镇上实习，住在镇政府二楼的一间空房子里。镇上没有自来水和暖气，每天到一楼提水，白天围着炉子办公，偶尔有人拿几个馒头烤着吃，女同事们都在织毛衣，织给心爱的人。
那个镇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紧挨着汉武帝陵墓，镇上人的名字有很多带“侠”的，估摸着祖上都是从全国各地迁过来守陵的豪强游侠。
镇上虽远不及城里，却也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最有名的是麻辣烫，３０来块钱就能美美一顿，解决了口腹之欲。后来城里流行美甲，镇上居然也开了一家，１０块钱两只手，十年后这个价钱涨了１０倍。
早饭是在镇食堂吃的，一律的馒头加胡萝卜丝、包谷粥，热气腾腾，男同事总要端到院子里吃。有钱的时候，就多花一元钱让大婶给摊个鸡蛋，夹在馍里。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道美味，饿极了的时候，一个鸡蛋下锅，黄灿灿的，铲出来，夹在热馍里，最好再有碗稠稠的包谷粥。 这种口味，就像母亲搅的面糊一样，走到哪里都不会变。
在村言村，一个冬天下来，我和同屋穿着一样的大棉鞋，戴着同款的碎花袖套。当我们再次出现在区政府办公室的时候，已经俨然两个村姑了。
日子总是在一天天变好，后来住进了有暖气的房子。一年大雪后，我蜷在卧室不出门，那时流行写博客，每每吃过中饭，就一个人打开电脑，随着音乐升起，文字也如流水一样汩汩而出。
老皮下班回来总会拉着我出去看雪，雪很大，穿着及膝羽绒服都嫌冷。记得那时我还穿高跟鞋，细高细高的鞋跟压进雪里，如同平跟鞋一样，所以也总能和老皮走很远的路。我们总是散步到农大，农大里积满了雪，学生们由父母送着刚返回校园，忙着买各种东西、见各种同学。我不合时宜地戴着一副墨镜，在雪景里自拍，引来不少侧目。
那是我们最愉快的一个冬天，没有争吵，没有婆媳问题，没有多余的想法。就好比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
重庆是没有雪的，儿子从小在重庆长大，没有见过雪。两岁时他已懂事，一次坐着出租车经过一段道路，路两边堆了些人造的雪，儿子就问，“妈妈，这是雪吗？”我遗憾地摇摇说，“这不是，真的雪比这美多了”。
后来回到西安，每年冬天的雪就成为他最期待的事情。这不，昨天他还在提醒我要下雪，今天就下了。这是２０１６年的第一场雪。虽然来得晚了些。
头顶上的“革命”
二月二，龙抬头。龙为司雨之神，龙抬头，意味着雨水充足、万物蒙恩。中国人在这一天理发，应是与古代的某种祭祀仪式有所关联，而不是什么“正月理发思舅舅”。
印象中，古时的中国人是不理发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做子女的对于自己的头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产权归属在父母，故不能对他人的财产擅做处理。
在对待头发的态度上，古今差异巨大。大概是对自然神力的原始崇拜使然，大概是与某种逻辑严密的帝王统治术有关，头发在很长的文明进程中，与五官、身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绝不似今天的可有可无。
故而有了髡首之刑，有了割发以示戴罪，有了剪一缕青丝睹物思人，有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头发还被赋予了无穷的诗意――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晓镜；
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
这万缕青丝因其长、因其重，在人类的感观中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头发伴随古人短暂而辛劳的一生，记录着一个人从孩提到老者的整个生命，以至于后来，即使没有这外部的秩序文化，大概人和头发也早已建立起了一种慰藉与依恋的关系。
迟暮女子对着镜子，慨叹韶华易逝，良人多情；将领义士策马草原，抚摸着微白的双鬓，痛心于壮志未酬；失意臣子目睹宫女从青娥到老妪，怀念起故去的明君。
但凡要与头发决裂，那也是与自己的命运决裂。削发为尼、蓄发明志，哪一个不是灵魂撕裂后的强作欢颜？哪一桩不是了尽世事后的浴火重生？
汉代却是一个特例，据说汉代出现了理发的工具，于是考古学家推测汉代人是理发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颠覆常识的民科论调，说汉朝人实为埃及王族后裔，那规制雷同的帝王陵墓群、对龙（蛇）的共同崇拜，甚至连面部特征，都一一成为佐证。
看过《埃及艳后》的人，一定对女主那黑若明漆的齐肩短发过目难忘，那是属于伊丽莎白・泰勒的黄金时代。后来看《奋斗》，一直觉得王珞丹扮演的米莱，就是借鉴了泰勒的发型，这种发型总有着某种女王般的气场。
而电影里埃及男人的形象，也是一种被称为“尼罗式”的发型，这种发型直到今天还可以在欧美男人的写真照里频频看到，可见生命力之长久。如果民科们知道了汉代人和埃及人都理发，估计那逆天的观点又会被多了一道明证。
头发作为顶上之物，一直都与顶层设计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朝入关后，令汉人剃发易服，就是为了逼迫群众亮明立场、主动站队。他们大概也深知，剃发在汉人这里实是大大的耻辱，能够剃发的，即使心有二意，在举事时也多丧了志气。这才是文化意义上的“革命”。日本人在征服东北的时候，也用过类似的手段。
到了清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头顶上的革命再次故戏重演，不过这次被革掉的是曾经“革”了别人的命的辫子。仁人志士、革命青年，凡是赞同了民主、誓于旧制度血战到底的，都一律剪了大辫子，梳起了西洋头。这头发上的革命，吹响了大革命的号角。
到了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帝制远去，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中国人正式加入了世界这个大家庭。东部开放的城市，出现了一时的繁华，女人们梳着和好莱坞明星一个式样的头发，男人们一个个都学了绅士的样子。
这时候的头发，是民国短暂辉煌的象征。奢靡自古为末世之相。当金陵的歌女们手抚琵琶半遮面、在秦淮河的青楼上传播国粹时，日本人的铁骑踏破了京华春梦。刺刀下，花钿委地、血泪相合，承平日久的男人们早已吓破了胆。
这时，远在中国西北方的黄土高原上，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上海滩的歌女、演员、富家小姐，她们扯掉盘绕的发髻、脱去凹凸有致的束身衣，齐刷刷地扎起了两个短辫子，换上了和男人们同款的军装。不爱红妆爱武装。这是伟人赞赏的革命主义美学。
抹杀性别、比男人更男人，是这个时代女性对自己的要求。那剪去的卷发，正是她们对曾经纸醉金迷、沉溺享乐的自己的一次人生诀别。革命鼓励一个又一个女人成为娜拉，只有出走，不能回头。
这种美学一直延续到７０年代末。甚至在今天，４０年代、５０年代出生的女人，依然会鬼使神差地重现着两把刷子的怀旧发型，那是她们对于青春和热血永不磨灭的纪念。
８０年代开始，突破封锁的中国，开始再一次拥抱世界。这种价值多元化的改变，首先体现在发式和服装上。男青年留起了长发，被老革命们惊呼为“阿飞、盲流”，女青年烫起了头发，又被鄙夷为“有伤风化、风流成性”。青年男女们顾不上这些闲言碎语，久旱逢甘霖，他们如久在樊笼里的鸟儿一样夸张的扭起迪斯科、跳起霹雳舞。 虽然如任何一次革命一样，总有前浪死在沙滩上的逆流波折，但毕竟不久后政治领袖的肯定与默许，使这些昔日的“阿飞”“盲流”“伤风败俗者”，成为支撑起商品经济的第一批中坚力量，而那些反对者则成了政治上不正确的绊脚石。
至９０年代，这股报复式的文化勃兴接近尾声，经济建设渐成社会主题，随着钱包的日益鼓起、商业的放开，全民经商的时代开始了。头发已不再有８０年代的对于价值观的象征性特征，而成了美化形象、提升个人魅力的手段――恰如前半个世纪的轨迹一样。
台商、港商的大量涌入，带来了祖国宝岛和东方之珠的时尚文化，港剧、录像厅风靡南北，人们模仿着港台明星的发型，塑造着一个又一个发型史上的奇观。
先是高刘海，用吹风机把原本垂落的刘海向一侧高高地吹去，再用摩斯定型。这种刘海有一个炫酷的名字“飞机头”，直到现在那些登台的女歌手、主持人还要吹出这样的造型，可见“飞机头”的雍容华贵之处。
男人们则流行“郭富城”头，微长，中分或四六分，用飘柔洗发水洗过，时不时的甩一下头发，就拥有了“相信我、没错的”的时尚。
又过了一阵，当菜市场杀猪的大娘都吹起了高刘海的时候，另外一种更加俏皮可爱的刘海悄然流行。回忆起来，那一阵是温碧霞、关之琳正火的时候，这两位美女的共同特征是宽脸盘，两腮处极宽，下巴又极尖，于是就从两侧分出两股头发，剪短了垂下来，以遮盖颧骨。
因这种发型比“飞机头”更加简单易操作，成本也低，所以就迅速上位，成为年轻女子竞相追逐的潮流。这个时候，男士还是郭富城头。
想来也奇怪，但凡女士发型变幻的快的时候，都是经济上行期。
从９０年代末到世纪之初的岁月里，各式发型你方唱罢我登场，看得人眼花缭乱，永远追不上当下时兴的节奏。这个时候，也是理发师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最高的时期。
记得刚流行“碎发”的那年，我所在的地级城市里，只有一家理发店能剪这种头，这家理发店也只有一个人会剪这种头。于是，全城的女人排起了长队等待这全城唯一一家理发店、唯一一个理发师为她们变出一个新发式。
这碎发的工法，与以往用剪刀剪头发完全不同，我见到的最初的剪法，是全程用刀片刮的，一缕一缕的慢慢刮，因此理出来的头发没有齐刷刷的感觉，极其自然，也颇显脸小。一个头下来要近两个小时，可全城的女人还是愿意排着长队等。
排队排的久了，自然年轻的男理发师，就成了女人们街长里短议论的话题，什么说话温柔啦，打扮洋气啦，有没有对象啦……我估计当时全城的未婚女青年都愿意嫁给这月入数千的理发师的，一半的已婚女性会幻想着与这男理发师发生点什么。
男性很快也迎来了顶上的春天，碎发演变到男士这里，成了“毛寸”，也是全程不用剪刀，用一种带锯齿的特制剪刀一缕缕地剪过去，出来的造型干练有朝气。
接下来流行比较久的发型就是离子烫了。当时大学里，几乎每个女同学，只要头发过肩的，几乎都做过这么一种造价不菲、效果极佳的长发造型。
这个时候国力日盛，正是世界工厂的形成阶段，台商、港商渐渐退去了神秘，一批大陆富豪涌现。因此，体现传统东方女性美的离子烫就适时登台了。
这种发式做出来后，把每个女子都扮成了清水芙蓉的淑女模样，正合当时那些暴发户、土财主、小贪官的胃口――小鸟依人、含情脉脉。
男人的头发？继续毛寸。
离子烫之后的世界，就变得纷繁芜杂起来，一如房地产起航后的中国。有外卷式的短发、满头卷的长发、长发版的“碎发”――洗剪吹，还有花苞头、波波头、发根蓬松烫……与走马观花式的发型相伴随的，还有深浅不一的各式染色。
男士的发型也多元起来，并没有定式。
直到江湖上飘来“梨花头”的倩影，一切才又平静下来。这梨花头是欧美的原创，早些年在赴国外留学的闺密那里就见过，头发层次很低，发尾厚重，能够凸显独立女性的气质。
《老友记》里的瑞秋就曾长期留着这种发型，既能较好的修饰脸型，又不失干练利落，深得欧美女性钟爱。但东方人发质硬，留了这原版的梨花头，其实就跟没做什么发型差不多，很多人又忌讳“刘胡兰”“女革命干部”的打趣。
当梨花头真正传到中国的时候，已是韩国美容技师们改造过的版本，在发梢尾部进行了内卷处理，远处看，还真是梨子开花的样子。
梨花头注定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长期处于时尚边缘的男性部落，开始了翻云覆雨的美容美发事业。先是那种头发全集中在头顶的懒羊羊式发型，接着又是四周全剃光只留一个茶壶盖的复古式发型。当然还有一边剃完一边留长的阴阳头。
男人开始打扮的时候，就是女人开始支配世界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整容，开始靠脸吃饭的时候，那魏晋之风似有卷土重来的嫌疑。
其实男人作为审美的客体，与女人为审美的客体一样，只是人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循环。也许，科技与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会在不远的将来彻底弥合了两性的差异，让世界的分工变得扁平化，到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性别，似乎也真的不再重要。这头顶上的革命，也就真的该终结了吧。
作文十：《头顶上的“革命”》6700字生命中的几场雪
生命中的第一场雪，是我妈告诉我的。那时候，妈随爸在晋豫边界的山区里当兵，每年冬天，都要回豫南的故乡探亲。如今不过是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彼时，在妈眼里，却是世界上最漫长的一段路。这段路，不仅崎岖辗转、车马劳顿，还伴随着恐惧与不安、离愁与困顿。这是她乡愁的长度。
那个冬天，下了比往年更厚的雪。爸带着妈，和襁褓中的我，像往常一样倒火车、转汽车，眼看离家越来越近了，大雪却封了路，司机撂下汽车回家了，一车的乘客慌了神。爸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架子车，把妈和我放在后头，套上攀绳就往前走。不知过了多久，到了市里，路却越来越难走，一不留神车翻到坑里，我被甩了出去，恰好一架载满红薯的板车从旁边经过，车轮正对着我细小的胳膊压了过去。
此后的十来年里，妈逢人便把这段遭遇说出来，以证明她这闺女着实命大。 幼年时期能记起来的第二场雪，也是旁人说给我的。
那年小姨生孩子，下了一整夜的鹅毛大雪，表弟一生出来，家里人就给他取了个带“雪”的名字。每次唤他，都会联想到那场与难产有关的雪。
那时候，我和表弟好像都没有家，我们真正的家是大姨家。大姨是家里的长姐，也是兄弟姐妹们的主心骨。这几个姐妹生了孩子之后，她又担负起替妹妹抚养孩子的任务。 大姨是纺织厂的工人，那时国营企业效益还不错，虽然不能常吃到肉，但夏天却是可以天天喝汽水。我至今都记得那些汽水的样子及口味，蛋白奶的、菠萝的、橙子的、桃子的„„我最爱喝的是菠萝。
小孩子们分离的时候，也会哭。总是我先哭，大表姐接着哭，二表姐不会哭，就看着我俩哭。哭完后大姨抱着我看月亮，说月亮这么大、这么亮，我就笑了。
表弟就没我这么幸运，记忆中总是小姨一个人牵着他的手，站在村口的岔路旁，周围光？ｄ？ｄ的，没有树，我看着这一高一矮的身影渐渐变小，扭过头去，竟流了眼泪。
缺衣少食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部队里的生活改善得更快。食堂里全是四川兵，据说要表现好才能到这里。我常常混在他们中间，独占一个座位，等那鱼香肉丝、西红柿鸡蛋一个个端上来，便？？莸爻云鹄础？
部队里的米饭，不是现在这种蒸法，炊事员先是把米微煮一遍，米汤留下，米粒包在蒸布里继续蒸。这样出来的米，一粒一粒，极为下饭，而米汤刚好可以饭后喝。小的时候，家里一直都这样蒸米饭，只是后来爸年龄大了，再也不愿麻烦，才开始吃电饭锅里蒸出来的。 接下来的雪，就下在城市里了。每当校园被大雪覆盖严实，我们几个女生就登上操场中间的一个大土包，玩“梁山好姐”的游戏，把一个个冲上来的男生推下去，胜利之后结拜金兰。那时的雪，化的好慢，一场雪够我们打一阵子架。终于有一日，戴眼镜的胖男生宣告了起义，擒了我这个小头目，从此，“梁山好姐”的传说便渐渐烟消云散。
初中以后，学业加重，教室里依旧没有暖气。老师找来洋瓷盆，放上煤球，算是最豪华的取暖设施。大家都穿棉鞋、棉裤，各种花型轮番出现在同学们的身上、脚上。有钱的人家已经开始穿皮棉鞋，又重又笨的那种，类似军用靴。
那时候，妈骑车送我，每逢下雪，母女俩就一前一后，雪化开的地方骑着，遇到冰面赶快跳下，这样走走停停，十分钟的路半个小时也到不了。却也不担心迟到，因为下雪天老师的心情也很好，就连最变态的班主任也会对一个个气喘吁吁的晚到同学报以微笑，“快进来，我们正在练习用雪造句”。是的，那时候每下一场雪，老师都会这么说。
我们回到家，搜肠刮肚，有时候还找个作文书抄上一抄，写出了这样的文章：今天早上，天空中飘起了洁白的雪花，它们一片一片的，有的像鹅毛，有的像窗花，有的像„„而此时，耳边总会响起幼年时那个送我上学的福建兵说过的话，“在我们家乡，一下雪就不用上学了”。
后来的雪，就变少了，总是那么纷纷扬扬的几片，落到地上寻不着踪影。大学时代的所有记忆，都在那刮着雪豆豆的绿皮火车上。凌晨，爸便起床备早饭，妈为我包装一袋又一袋吃食，橘子、牛肉、馒头、卷饼、牛奶、筷子，凡是能想到的都装到了一个个塑料袋里。这时候我睡眼惺忪地起来，边埋怨晚了，边嫌他们？？嗦，尤其讨厌喝面汤，觉得不够洋气。不像现在，一周不喝上两回面汤，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不知为何，那几年的雪就是非常少，一到冬天，人们就开始盼雪，妈常说，“今冬没有雪，地里的庄稼怎么办”。
绿皮车咣当咣当地在秦豫大地上走，车厢里人贴着人，厕所里都横满了。有时是到洛阳，有时则需到三门峡，列车员才有空余的票，从此坐下，等待终点站的到达。
西安火车站那几年是出名的乱，老皮曾在这里被人划了好几千块钱，警察来了也不过是在巷子里兜几圈装装样子，谁都知道道北警匪一家亲嘛。登上６０３，抢位置坐下，再过半小时，方可回到宿舍。其实宿舍也没什么值得期待，只是没有去处而已。
那时的自己，还真有几分候鸟的意思，车窗外灯火阑珊、满城归家，但都和你没关系，一股落寞和凄凉袭上心头。却也不悲伤，因为虽然困苦，但总算是找到了自由的路。 再后来的雪，又开始变大了。相册里有一张三个女生的合影，破旧的镇政府院子，鹅毛一样的大雪漫天而降，三个女生无所顾忌地笑着。
那是上班后的第一个冬天，在镇上实习，住在镇政府二楼的一间空房子里。镇上没有自来水和暖气，每天到一楼提水，白天围着炉子办公，偶尔有人拿几个馒头烤着吃，女同事们都在织毛衣，织给心爱的人。
那个镇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紧挨着汉武帝陵墓，镇上人的名字有很多带“侠”的，估摸着祖上都是从全国各地迁过来守陵的豪强游侠。
镇上虽远不及城里，却也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最有名的是麻辣烫，３０来块钱就能美美一顿，解决了口腹之欲。后来城里流行美甲，镇上居然也开了一家，１０块钱两只手，十年后这个价钱涨了１０倍。
早饭是在镇食堂吃的，一律的馒头加胡萝卜丝、包谷粥，热气腾腾，男同事总要端到院子里吃。有钱的时候，就多花一元钱让大婶给摊个鸡蛋，夹在馍里。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道美味，饿极了的时候，一个鸡蛋下锅，黄灿灿的，铲出来，夹在热馍里，最好再有碗稠稠的包谷粥。 这种口味，就像母亲搅的面糊一样，走到哪里都不会变。
在村言村，一个冬天下来，我和同屋穿着一样的大棉鞋，戴着同款的碎花袖套。当我们再次出现在区政府办公室的时候，已经俨然两个村姑了。
日子总是在一天天变好，后来住进了有暖气的房子。一年大雪后，我蜷在卧室不出门，那时流行写博客，每每吃过中饭，就一个人打开电脑，随着音乐升起，文字也如流水一样汩汩而出。
老皮下班回来总会拉着我出去看雪，雪很大，穿着及膝羽绒服都嫌冷。记得那时我还穿高跟鞋，细高细高的鞋跟压进雪里，如同平跟鞋一样，所以也总能和老皮走很远的路。我们总是散步到农大，农大里积满了雪，学生们由父母送着刚返回校园，忙着买各种东西、见各种同学。我不合时宜地戴着一副墨镜，在雪景里自拍，引来不少侧目。
那是我们最愉快的一个冬天，没有争吵，没有婆媳问题，没有多余的想法。就好比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
重庆是没有雪的，儿子从小在重庆长大，没有见过雪。两岁时他已懂事，一次坐着出租车经过一段道路，路两边堆了些人造的雪，儿子就问，“妈妈，这是雪吗？”我遗憾地摇摇说，“这不是，真的雪比这美多了”。
后来回到西安，每年冬天的雪就成为他最期待的事情。这不，昨天他还在提醒我要下雪，今天就下了。这是２０１６年的第一场雪。虽然来得晚了些。
头顶上的“革命”
二月二，龙抬头。龙为司雨之神，龙抬头，意味着雨水充足、万物蒙恩。中国人在这一天理发，应是与古代的某种祭祀仪式有所关联，而不是什么“正月理发思舅舅”。
印象中，古时的中国人是不理发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做子女的对于自己的头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产权归属在父母，故不能对他人的财产擅做处理。
在对待头发的态度上，古今差异巨大。大概是对自然神力的原始崇拜使然，大概是与某种逻辑严密的帝王统治术有关，头发在很长的文明进程中，与五官、身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绝不似今天的可有可无。
故而有了髡首之刑，有了割发以示戴罪，有了剪一缕青丝睹物思人，有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头发还被赋予了无穷的诗意――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晓镜；
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
这万缕青丝因其长、因其重，在人类的感观中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头发伴随古人短暂而辛劳的一生，记录着一个人从孩提到老者的整个生命，以至于后来，即使没有这外部的秩序文化，大概人和头发也早已建立起了一种慰藉与依恋的关系。
迟暮女子对着镜子，慨叹韶华易逝，良人多情；将领义士策马草原，抚摸着微白的双鬓，痛心于壮志未酬；失意臣子目睹宫女从青娥到老妪，怀念起故去的明君。
但凡要与头发决裂，那也是与自己的命运决裂。削发为尼、蓄发明志，哪一个不是灵魂撕裂后的强作欢颜？哪一桩不是了尽世事后的浴火重生？
汉代却是一个特例，据说汉代出现了理发的工具，于是考古学家推测汉代人是理发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颠覆常识的民科论调，说汉朝人实为埃及王族后裔，那规制雷同的帝王陵墓群、对龙（蛇）的共同崇拜，甚至连面部特征，都一一成为佐证。
看过《埃及艳后》的人，一定对女主那黑若明漆的齐肩短发过目难忘，那是属于伊丽莎白？泰勒的黄金时代。后来看《奋斗》，一直觉得王珞丹扮演的米莱，就是借鉴了泰勒的发型，这种发型总有着某种女王般的气场。
而电影里埃及男人的形象，也是一种被称为“尼罗式”的发型，这种发型直到今天还可以在欧美男人的写真照里频频看到，可见生命力之长久。如果民科们知道了汉代人和埃及人都理发，估计那逆天的观点又会被多了一道明证。
头发作为顶上之物，一直都与顶层设计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朝入关后，令汉人剃发易服，就是为了逼迫群众亮明立场、主动站队。他们大概也深知，剃发在汉人这里实是大大的耻辱，能够剃发的，即使心有二意，在举事时也多丧了志气。这才是文化意义上的“革命”。日本人在征服东北的时候，也用过类似的手段。
到了清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头顶上的革命再次故戏重演，不过这次被革掉的是曾经“革”了别人的命的辫子。仁人志士、革命青年，凡是赞同了民主、誓于旧制度血战到底的，都一律剪了大辫子，梳起了西洋头。这头发上的革命，吹响了大革命的号角。
到了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帝制远去，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中国人正式加入了世界这个大家庭。东部开放的城市，出现了一时的繁华，女人们梳着和好莱坞明星一个式样的头发，男人们一个个都学了绅士的样子。
这时候的头发，是民国短暂辉煌的象征。奢靡自古为末世之相。当金陵的歌女们手抚琵琶半遮面、在秦淮河的青楼上传播国粹时，日本人的铁骑踏破了京华春梦。刺刀下，花钿委
地、血泪相合，承平日久的男人们早已吓破了胆。
这时，远在中国西北方的黄土高原上，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上海滩的歌女、演员、富家小姐，她们扯掉盘绕的发髻、脱去凹凸有致的束身衣，齐刷刷地扎起了两个短辫子，换上了和男人们同款的军装。不爱红妆爱武装。这是伟人赞赏的革命主义美学。
抹杀性别、比男人更男人，是这个时代女性对自己的要求。那剪去的卷发，正是她们对曾经纸醉金迷、沉溺享乐的自己的一次人生诀别。革命鼓励一个又一个女人成为娜拉，只有出走，不能回头。
这种美学一直延续到７０年代末。甚至在今天，４０年代、５０年代出生的女人，依然会鬼使神差地重现着两把刷子的怀旧发型，那是她们对于青春和热血永不磨灭的纪念。
８０年代开始，突破封锁的中国，开始再一次拥抱世界。这种价值多元化的改变，首先体现在发式和服装上。男青年留起了长发，被老革命们惊呼为“阿飞、盲流”，女青年烫起了头发，又被鄙夷为“有伤风化、风流成性”。青年男女们顾不上这些闲言碎语，久旱逢甘霖，他们如久在樊笼里的鸟儿一样夸张的扭起迪斯科、跳起霹雳舞。 虽然如任何一次革命一样，总有前浪死在沙滩上的逆流波折，但毕竟不久后政治领袖的肯定与默许，使这些昔日的“阿飞”“盲流”“伤风败俗者”，成为支撑起商品经济的第一批中坚力量，而那些反对者则成了政治上不正确的绊脚石。
至９０年代，这股报复式的文化勃兴接近尾声，经济建设渐成社会主题，随着钱包的日益鼓起、商业的放开，全民经商的时代开始了。头发已不再有８０年代的对于价值观的象征性特征，而成了美化形象、提升个人魅力的手段――恰如前半个世纪的轨迹一样。
台商、港商的大量涌入，带来了祖国宝岛和东方之珠的时尚文化，港剧、录像厅风靡南北，人们模仿着港台明星的发型，塑造着一个又一个发型史上的奇观。
先是高刘海，用吹风机把原本垂落的刘海向一侧高高地吹去，再用摩斯定型。这种刘海有一个炫酷的名字“飞机头”，直到现在那些登台的女歌手、主持人还要吹出这样的造型，可见“飞机头”的雍容华贵之处。
男人们则流行“郭富城”头，微长，中分或四六分，用飘柔洗发水洗过，时不时的甩一下头发，就拥有了“相信我、没错的”的时尚。
又过了一阵，当菜市场杀猪的大娘都吹起了高刘海的时候，另外一种更加俏皮可爱的刘海悄然流行。回忆起来，那一阵是温碧霞、关之琳正火的时候，这两位美女的共同特征是宽脸盘，两腮处极宽，下巴又极尖，于是就从两侧分出两股头发，剪短了垂下来，以遮盖颧骨。 因这种发型比“飞机头”更加简单易操作，成本也低，所以就迅速上位，成为年轻女子竞相追逐的潮流。这个时候，男士还是郭富城头。
想来也奇怪，但凡女士发型变幻的快的时候，都是经济上行期。
从９０年代末到世纪之初的岁月里，各式发型你方唱罢我登场，看得人眼花缭乱，永远追不上当下时兴的节奏。这个时候，也是理发师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最高的时期。
记得刚流行“碎发”的那年，我所在的地级城市里，只有一家理发店能剪这种头，这家理发店也只有一个人会剪这种头。于是，全城的女人排起了长队等待这全城唯一一家理发店、唯一一个理发师为她们变出一个新发式。
这碎发的工法，与以往用剪刀剪头发完全不同，我见到的最初的剪法，是全程用刀片刮的，一缕一缕的慢慢刮，因此理出来的头发没有齐刷刷的感觉，极其自然，也颇显脸小。一个头下来要近两个小时，可全城的女人还是愿意排着长队等。
排队排的久了，自然年轻的男理发师，就成了女人们街长里短议论的话题，什么说话温柔啦，打扮洋气啦，有没有对象啦„„我估计当时全城的未婚女青年都愿意嫁给这月入数千的理发师的，一半的已婚女性会幻想着与这男理发师发生点什么。
男性很快也迎来了顶上的春天，碎发演变到男士这里，成了“毛寸”，也是全程不用剪刀，
用一种带锯齿的特制剪刀一缕缕地剪过去，出来的造型干练有朝气。
接下来流行比较久的发型就是离子烫了。当时大学里，几乎每个女同学，只要头发过肩的，几乎都做过这么一种造价不菲、效果极佳的长发造型。
这个时候国力日盛，正是世界工厂的形成阶段，台商、港商渐渐退去了神秘，一批大陆富豪涌现。因此，体现传统东方女性美的离子烫就适时登台了。
这种发式做出来后，把每个女子都扮成了清水芙蓉的淑女模样，正合当时那些暴发户、土财主、小贪官的胃口――小鸟依人、含情脉脉。
男人的头发？继续毛寸。
离子烫之后的世界，就变得纷繁芜杂起来，一如房地产起航后的中国。有外卷式的短发、满头卷的长发、长发版的“碎发”――洗剪吹，还有花苞头、波波头、发根蓬松烫„„与走马观花式的发型相伴随的，还有深浅不一的各式染色。
男士的发型也多元起来，并没有定式。
直到江湖上飘来“梨花头”的倩影，一切才又平静下来。这梨花头是欧美的原创，早些年在赴国外留学的闺密那里就见过，头发层次很低，发尾厚重，能够凸显独立女性的气质。 《老友记》里的瑞秋就曾长期留着这种发型，既能较好的修饰脸型，又不失干练利落，深得欧美女性钟爱。但东方人发质硬，留了这原版的梨花头，其实就跟没做什么发型差不多，很多人又忌讳“刘胡兰”“女革命干部”的打趣。
当梨花头真正传到中国的时候，已是韩国美容技师们改造过的版本，在发梢尾部进行了内卷处理，远处看，还真是梨子开花的样子。
梨花头注定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长期处于时尚边缘的男性部落，开始了翻云覆雨的美容美发事业。先是那种头发全集中在头顶的懒羊羊式发型，接着又是四周全剃光只留一个茶壶盖的复古式发型。当然还有一边剃完一边留长的阴阳头。
男人开始打扮的时候，就是女人开始支配世界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整容，开始靠脸吃饭的时候，那魏晋之风似有卷土重来的嫌疑。
其实男人作为审美的客体，与女人为审美的客体一样，只是人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循环。也许，科技与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会在不远的将来彻底弥合了两性的差异，让世界的分工变得扁平化，到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性别，似乎也真的不再重要。这头顶上的革命，也就真的该终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