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从荷兰回国的社会学博士，欧盟外交官夫人，过着住花园洋房、有数名仆人的优雅生活。因偶然接到福特基金会的亚洲扶贫项目，从此，2亿多女工的生存现状研究课题进入她的视野。为拿到第一手真实、生动的材料，她索性直接到工厂打工。前不久，《女工传记》出版，这是她“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这些充满正能量的书，被中外学者誉为近年来罕见的“叫好又卖座”的作品。
1968年，吕途出生在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事媒体行业，母亲是大学教师。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吕途公派赴荷兰攻读妇女与发展硕士。毕业后，她回到母校，自编教材，开设妇女与发展社会学课程，也做研究和咨询。她作为中国学者执行了很多驻华机构的项目：欧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让她几乎跑遍国内的每个省份。其间，吕途成了家，有了女儿，但聚少离多，最终婚姻失败。
实习，一起离开原来的厂。无论进哪个厂，如果分不到同一个生产线上，她们宁愿共同离开。在吕途看来，工厂里“做伴”比工作重要。有次培训，几百号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培训师在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有几个熟识的工人在下面说话、闹腾，随后被呵斥着赶了出去。她们在外面依旧嘻嘻哈哈，打闹不停，觉得无所谓。“我就不相信她们不难受，但是一起不被当人看，她们就可以忍受了。”吕途认为这时候的陪伴实际上是对心灵受到伤害的转嫁。
由于对生产线上的有毒黏合剂过敏，第一天晚上她觉得痒，第二天腿上开始长一些红点儿，第三天红点开始连片红肿，等到第四天下班的时候，吕途走路都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