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行政问责已经成为我国推进法制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对重大的问责事件和法律规范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来看，就可以发现我国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和问责是由与免责事由方面存在的不足。通过借鉴包拯的法制思想和问责思想，尽管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包拯的问责思想带有一些封建忠君报国和维护宋朝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成分，但如果去除其封建糟粕，就其思想而言对今天中国的问责思想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责任意识；行政问责；包拯问责思想
引言
所谓的责任是一种能力，又远胜于能力，责任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品格。责任意识是一种自觉意识，表现得平常而又朴素，责任意识也是一种传统美德，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责任意识的培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的是热爱祖国的责任；"择邻而居"讲述的是孟母历尽艰辛、勇于承担
教育子女的责任；"卧冰求鱼"是对晋代王祥恪尽孝道为人子的责任意识的传颂……行政问责制度就是对不履行法定行政义务或者是未承担相应行政责任的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制度，它的根本目的是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主要手段包括各种形式的行政和司法的追究，目前运行方式主要是撤职、引咎辞职、官员问责等①。那为什么要进行问责呢？因为如果分内之事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没有完成、失当，那么就必须要承担后果。因为有权就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
说道问责，就必须要谈到我们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敢于弹劾权贵，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对于“官官相护”的官场恶习，包拯是深恶痛绝的，他在知谏院这一官职上，曾“数论斥大臣权幸”②。因此，
学习探讨包拯的问责思想对于今天的问责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 我国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被公民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整肃吏治、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建设一个效能政府的作用。但是，在行政问责的具体操作过程和实践中，往往出现许多与期望不相符合的情况。
1. 重权力问责，轻制度问责。我国一直在强调“有权就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的说法，谁有权力，谁就应该负责。当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权力集中在“一把手”，重大的决策以及人事安排都是由“一把手”拍板或者是授意决定的，出了问题承担责任的可能是正职，但大多数情况是正职相互推诿，副职必须言听计从，要副职承担主要责任。
2. 重有过问责，轻无为问责。目前总的来说，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是比较负责任的，绝大多数同志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不辱使命。但是仍有少数人缺乏责任感和事业心，主要存在“乱作为”和“不作为”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无为”现象最为严重。
3. 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民主问责相对于行政问责来说，是一种更有效、更全面、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旨的问责制度③。我国目前实行的行政问责一般就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问责、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的问责、政府对工作人员的问责，很少有问责主体的有效介入。
因此，对于当代而言，摒弃包拯问责思想中封建糟粕的内容，应用于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体系中，改变行政问责存在弊端显得很有必要。
二、确立责任意识
责任教育，意义重大。作为问责对象社会中的每
个人、国家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如果都有著强烈的责任意识，那么就无谈问责就一说，跟不用说惩罚、激励机制。包拯之所以成为清官典型，当然首先是由于他本身以廉洁自持，严于律己，在其位谋其政。在端州做知州时，那里出产一种名贵的砚台，号称“端砚”，每年都要给皇帝进贡一定数量，前任的许多知州假借给皇帝进贡之名，定额之外加倍勒索，带走送给当朝的权贵。包拯则不然，定额之外，一块也不多取；进贡之外，一人也不馈送；离任之时，一砚也不带走。因此，“岁满不持一砚归”被传为千古美谈。要使现在的行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树立责任意识，主要从大、小两方面来讲：大的方面是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个人的前途命运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着眼于服务和奉献，引导人们服务他人、奉献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个人的正当利益；着眼于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引导人们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着眼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引导人们把职业目标同远大理想结合起来，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实地履行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自觉的把责任意识转化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中去。小的方面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每个人的尽责是对集体的尽责，每个集体的尽责是对社会的尽责，就是对国家的负责。
三、敢于问责
包拯作为清官，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主张无情地打击贪官污吏，并且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包拯的依法弹劾和惩治贪官污吏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封建官吏的法律特权问题，受到了封建特权的严厉抨击，但是并没有阻挡包拯问责的脚步。在台谏“举刺不避乎权贵，犯颜不畏乎逆鳞”④，“切切论谏，有古谏者之风”⑤。宋仁宗时期，有一个宠妃张美人，其叔父张尧佐凭借权贵扶摇直上，晋升为权知开封府、三司使，一年连升四级，包拯一人谏院即对张尧佐弹劾要求罢去三司使职⑥。行政问责萌发于对重大责任事故的追究，这可以追溯到1979年“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和1988年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侧翻，这使得行政问责成为耳熟能详的术语，然后在实践领域的展开，却是2003年“非典”之后的事⑦。2003年的“非典”
事件开启我国问责的先河，“非典”疫情之所以会催生出轰轰烈烈的问责制度是因为：一，通过问责的目的是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2003年4月20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从这天开始，随着卫生部与北京市两位主管官员的去职，中国各地的疫情公布做到了全面、准确、公开和及时，防治“非典”进入了全线动员的新阶段。二，回应社会的需要。那些被问责的官员向社会公众透露的疫情控制信息，与现实情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们的隐瞒不报和处置不力，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⑧。因此产生了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隔阂，人民群众不再相信政府，经久难消。为此，政府必须要问责，不问责就不能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政府的信任危机也就无法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