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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的钱》10400字:

时间:2019-10-18 09:25:07 来源:学生联盟网
作文一:《宋庆龄的钱》10400字

孙中山逝世后:没有家产,没有实业,拒绝来自四大家族中任何人的资助

1925年2月24日,病危中的孙中山用英文口授,立下三个遗嘱,其中的“家事遗嘱”专门为宋庆龄而立:“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孙中山所说的所遗之物,就是两千本书、一套有着五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衣物。

孙中山知道,这点东西根本不够年轻的妻子度日。他叫来儿子孙科,要他一定“顺事继母宋夫人”,又把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叫到床前,指着宋庆龄郑重地嘱托道:“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何香凝掩泪答:“昨天我已与汪精卫联名打电话给广东财政当局,请他们以后照顾孙夫人。”孙听后欣然含泪,说:“我感谢你!”宋庆龄50年后回忆说:“孙博士死后,国民党知道他分文未留,送了1万元(广东币)给我生活之用,后来还给了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同样多的一笔钱。”当时的货币叫“粤洋”,差不多可以与美元等值互换。

1925年3月11日晚,弥留前的孙中山先生用微弱的声音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次日9点30分,孙中山逝世,终年59岁。他走了,留下了32岁的爱妻宋庆龄。

宋庆龄继承了丈夫的革命理想和未竟的革命事业。在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二年,她即参加了国民党的政务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宋庆龄离开中国,到苏联寻求帮助。

在苏联,宋庆龄受到了“国宾”的礼遇。针对宋庆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专门开会并制定了文件,争取她参加“反帝大同盟”等有着共产国际背景的社会活动,以培养她对共产国际有更多的认识,使之回国后在国民党上层做他人所替代不了的工作。为实现这一意图,共产国际拿出四千美元作为宋庆龄在苏期间的接待费用。斯大林专门会见了她。然而,在听完宋庆龄的援助请求后,斯大林却一直在抽着烟斗,始终沉默寡言。他最后对宋庆龄说:“你得先回国去。共产国际讨论以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是联系蒋介石对付日本,以此来减轻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压力。

宋庆龄指望斯大林能够给予具体帮助的希望落了空,她非常迷惘和失望。加上苏联的肃反运动对宋庆龄影响很大,于是决定“请母亲寄给一点钱来”,到德国去了。和当年孙中山在日本时一样,宋庆龄一入境,行踪就开始被德国的秘密警察关注。从此,宋庆龄开始用“林泰”的化名通信,直至去世。在她晚年给我的私人信件中也用过这个化名。

在欧洲三年多的时间里,宋庆龄没有收入来源。她的大部分生活费用,只可能出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给她的1万元抚恤金。宋庆龄晚年时曾说过:“孙科担心我在外钱不够用,曾给我过一张支票,我马上拒绝了。”她还说:“子文从来没有提出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收他的或是我家任何一个成员的钱。我弟弟尊重我,尊重我的意愿。”此时的宋庆龄,没有丰厚的家产,没有实业,没有工资,而且拒绝来自由她和孙中山的婚姻所演绎出的最有钱势的四大家族中任何人的资助。在留德期间,按她自己的话说:“和那里所有的学生一样的生活(我在柏林图书馆读书),住的是从房东那里租的有家具的几十马克一个月的房间,每天只花50分或1马克在一家中餐馆吃上一餐。”她的生活节俭而艰苦。

新的革命战斗生活开始了:宋庆龄有钱了,而且在源源不断交予她自由支配

1931年7月23日,接到母亲去世消息的宋庆龄非常悲痛。她决定结束海外流亡生活,立即回国奔丧。她先是由柏林途经波兰到达莫斯科。令她吃惊的是,苏联外交部长与曾任孙中山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将军夫妇及一大群好友都到车厢门口迎接。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令宋庆龄始料未及。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共产国际把陪同宋庆龄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兰畦支开,安排宋庆龄和共产国际高层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整天的密谈。密谈结果正是她渴望了四年的事。由此,宋庆龄新的革命战斗生活开始了。

起因是此时共产国际出了一件大事。6月15日,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队”队长顾顺章的叛变,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远东局的情报部部长“牛兰”夫妇和他们4岁的孩子在租界被捕,后马上秘密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监狱关押。“牛兰”手中掌握着中国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全部“特科”名单、联系密码和数亿元活动费用,以及大批秘密文件。由于是单线联系,这些秘密藏在哪里,只有他一人知道。由于全家被抓,“牛兰”叛变的可能性变得很大。这可急坏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最高层。苏红军总参曾派了号称“谍王”的一号特工佐尔格去上海营救,但未能成功。当时,中共中央驻上海的领导机关也已迁往中央苏区,这更让共产国际无计可施。就在这时,宋庆龄恰好到了莫斯科。

宋庆龄答应帮助解救“牛兰”,并为共产国际做秘密工作;当然,共产国际也没有忘记将装有巨额活动现金的大箱子放进宋庆龄的一堆行李中。此前,共产国际一直为如何押运美钞到上海而大伤脑筋。共产国际派驻中华苏维埃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曾是个押运员。如今,身为“国母”的宋庆龄回国奔丧的箱子是没人敢碰的。此时起,宋庆龄有钱了,而且这些钱还源源不断交予她自由支配。

从宋母下葬后的第二天,各国知名人士像是约好了似的,纷纷发电报给宋庆龄,请求她营救“牛兰”。有了“出师”之名,宋庆龄遂组成了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为书记的营救委员会。史沫特莱实际上是宋庆龄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亲自出面去南京找妹夫蒋介石,试图说服蒋介石用“牛兰”换回在苏共手里的爱子蒋经国。虽然交换一事没成,但也让蒋介石明白,如果他敢杀“牛兰”,“小蒋”就有可能性命不保。此后,宋庆龄又多次去南京探视“牛兰”,还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家抚养,又请我的父亲马海德医生给“牛兰”检查身体,并送他到南京鼓楼医院住院看病。在宋庆龄的努力下,对“牛兰”的“斩立绝”改判为无期徒刑。“牛兰”也安下心来,这也就保住了共产国际的机密。几年后,“牛兰”在日本人攻打南京时逃跑了。正是由于宋庆龄的努力,共产国际在东亚地区的地下工作才得以转危为安。

宋庆龄还帮助共产国际在上海成功举办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各国知名人士或参会或发电,表示支持。这使共产国际对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和工作能力大加赞扬。

1931-1937年,宋庆龄帮助了共产国际,救助了困境中的陕北党中央和红军

宋庆龄在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同时,也同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

我的父亲马海德是美国人,取得医学博士后于1933年来到上海,并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宋庆龄,从此经常到宋府聚会。据父亲回忆,当时聚集在宋庆龄身边的有很多国际友人。除了共产国际派在宋庆龄身边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后来换成了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外,还有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是一名租界督察,中共电台就曾设在他家楼上。宋庆龄给我父亲安排的任务是帮助她买进大批医药及医疗器械送给江西苏区,以及护送去苏联开会的中共要员陈云等到码头上船。我父亲和路易·艾黎、魏璐诗,这三位国际主义战士,他们与宋庆龄结识最早,且保持了终生的友谊,直至宋庆龄去世。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宋庆龄始终非常信任、帮助和关心他们。这种充满革命理想并带有浓浓私人情感的友谊持续了近50年。

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在营救“牛兰”的同时,也营救过陈独秀、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中共要人。上海圣彼德教堂牧师、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的女儿就曾于1933年担任过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1935年1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电台被破坏,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失去了和上海的联系。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请求下,宋庆龄从孔祥熙那里找来去西北巡察的通行证,又拿出了路费给董健吾,董牧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找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红军经过千辛万苦的长征,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陕北高原。毛主席想到,此时最有可能帮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人只有宋庆龄了。1936年初,毛主席请宋庆龄帮助找一位外国医生到陕北苏区看病。宋庆龄把这任务交给美国医学博士——我的父亲马海德,后来又请了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采访。他俩一起来到陕北保安。

到这年年底,在陕北会师的红军达三万之多。红军如何在四面被困、没有后勤供应的情况下解决过冬的吃穿问题,这在当时是天大的事。毛主席只好再次开口求助于宋庆龄。宋庆龄雪中送炭送去了5万美元,约合现在的100多万美元。红军用这些钱买了小米、玉米、土豆,并定制了棉衣、棉鞋,够过冬的了。

我想起父亲1978年住院时,手术后夜里痛得睡不着,就给我讲他刚参加红军时的故事。1936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和一队红军战士一起饿着肚子渡冰河。脱了鞋光脚走在冰水里,从脚底到头皮钻心地痛。我想,就在这半年前,他还开着蓝色“别克”车,在上海租界的酒吧里喝着啤酒吃着西餐。父亲何苦受这份罪呀!后来我才明白,正是他的理想信念支撑着他,而这种信念很大部分来自于宋庆龄的培养。不管怎样,宋庆龄的5万美金也帮助了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过河后他们能穿上宋庆龄出钱买的棉鞋,说不定还能喝上一碗小米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宋庆龄和毛主席可能没见过几次面,很可能都没有说过话,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需要帮助时,宋庆龄马上伸出援助之手。鲁迅的墓地也是当年宋庆龄用几万大洋买的。宋庆龄能一下拿出这么多美元而不用请示任何人,可见她手中掌管着大量的钱。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显然只能是共产国际提供的。当年,共产国际每年提供给上海的中共地下党2.5万美金的活动经费。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上海租界的饭店里躲了三个月。那里是最有钱的外国人才住得起的地方,这些费用自然也是从这些经费里出了。

从1931年下半年直到1937年底,宋庆龄在这六年里,为了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事业,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那个时代,大量的活动经费对革命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宋庆龄用这些钱救助了共产国际,也救助了困境中的陕北党中央和红军。

1937年l2月以后,由于国共合作、中苏建交,宋庆龄和共产国际的合作暂告一段落。宋庆龄这段长达六年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历史,除了宋庆龄当年的英文秘书、解放后在人民画报社工作的德文专家魏璐诗女士知情外,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蒋介石、宋美龄,生前都不知道。我曾问过魏璐诗的两个美籍儿子,他俩只知道他们的母亲“认识孙夫人”,至于别的,母亲什么也没对他们说过。

1937-1949年:宋庆龄用她辛苦筹来的捐款,资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38年6月,身在香港的宋庆龄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专门筹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通过国际和国内社会各界捐助的抗战物资和资金来支持抗日。当从周恩来处得知八路军、新四军缺医少药后,宋庆龄通过“保盟”积极资助中共抗日根据地。整个抗战期间,“保盟”输送了大量的医疗器材、药品、食品、被服,提供了近百万元美金、上亿元法币的援助。“保盟”先后将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大夫送到延安,并帮助成立了国际和平医院,使大量的手术器械和药品、被服、生活用品能源源不断运往抗日根据地。宋庆龄在香港的两年中,共送给中共军队50万元寒衣款、30多辆卡车药品和物资,并出钱请艾黎的西北“工合”承制了10万元的棉花送给八路军。

我父亲马海德在延安时是“保盟”的联络员,他和宋庆龄有着50多封的工作信件往来。听父亲说,在延安,都是先由他列出药品名称和数量清单,然后请宋庆龄筹集。我曾看到父亲给宋庆龄的一封信笺片断:“自10月11日以来,我们已收到30箱空运药品,下周会寄上一份完整的药品清单。”宋庆龄对我父亲的工作很是赞赏,曾赠送一张10英寸的半身照,在照片背面签名并题“感谢你对国际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和献身精神”。在延安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得到过宋庆龄专门配送的生活用品、食品和药品。当然,出生在延安的我,小时候也吃过宋庆龄送的美国奶粉和食糖。

宋庆龄还曾捐过一台大型X光机,是通过史迪威将军和他的副官杨孟东用美军飞机送往延安的。由于X光机太大,史迪威命令把机舱门焊开后才装了进去。这是延安第一台X光机。据我母亲苏菲讲,机器运到后,从主席到普通干部,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大夫统统为他们作了一次透视检查,也包括我母亲。在延安休养治病的刘伯承、陈赓等148人曾联名在绢上签名,感谢宋庆龄先生:“掠世界者虽倾颓在即,而国内暗影足虑尚多。先生继总理之遗志,鹤立堪风。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敬先生者,爱先生者固不仅我院工作人员全体也。特赠宋庆龄先生。”

抗战胜利后,保盟仍在资助解放区。1945年,宋庆龄的“保盟”用522万元法币买了大批物资运往华北根据地。1946年,“保盟”改名后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此时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一个有巨大经济实力又有良好声誉的慈善组织)用4.3万美元买了美军一个有着250张床的海军医院,运送到苏北解放区,又用1.8万元买了美军在上海的剩余物资。1949年上海解放时,“保盟”在上海的几座仓库里还存有300吨准备给解放军的物资。

从1937年到1949年解放前,宋庆龄在十多年里,用她辛苦得来的捐款,资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5年8月30日,刚到重庆的毛主席和周恩来专程到宋庆龄寓所表示感谢。毛主席说:“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的帮助有多大。”

解放初期: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宋庆龄非常富有

1949年初,宋庆龄热爱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但黎明前的黑暗还没过去,即使上了苏联客轮的冯玉祥都死于非命。毛主席非常担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危,准备安排中共地下党送她去香港。宋庆龄表示,“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然而“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蒋介石杀过无数的中共党员,他不是不知道宋庆龄与共产党的关系,但从没动过她一根毫毛。国民党特务曾给宋庆龄寄过几颗子弹,蒋介石知道后下令马上枪毙。就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还送给宋庆龄一幢占地六亩半的花园洋房,这是宋庆龄最喜欢的“我可爱的家”。5月19日,妹妹宋美龄和弟弟也来函表示关心:“我们都经常想起你,希望你能平安”,“我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帮助你”。

5月25日凌晨3点,留在上海的宋庆龄看到解放军的装甲车开到了街道,妹夫、“人民公敌”蒋介石逃走,自此上海解放。宋庆龄无惊无险,平安过渡到了新时代。

此时,宋庆龄在上海的产业除了蒋介石送她的房子,还有一幢孙中山留给她的花园洋房和一幢父母的洋房。由她创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和香港的外国银行也有着雄厚的外汇资金。解放后,由于单位和个人不允许拥有黄金、外汇,中国福利基金会就把“基金”二字去掉,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成为上海市政府的一个下属机关。宋庆龄则成为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享受中国领导人的最高一级工资,和毛主席、刘少奇一样。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还获得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她将此款全部捐赠给妇儿福利事业,在两个妇幼站基础上筹建成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是中国南方最大最好的妇幼医院之一,为美国驻华使馆指定的在华美籍女公民就诊的医院。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宋庆龄非常富有。我仍记得50年代初期她在北京方巾巷住地为我过生日的情景。餐厅里布置得富丽堂皇,彩灯、彩带、丰盛的菜肴,还有一个点着蜡烛的蛋糕。她送给我好多彩色蜡笔、整盒的彩色铅笔、画本、小人书等等,还有一支紫色的派克钢笔。当时我在八一小学读书,平时用的是小石板和滑石笔。这是我第一次得到这么多的贵重礼物,可把我美坏了。

20年后:我感觉到她的生活条件不如以前了

20年后的1971年,我明显感觉到她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那年7月,我从张家口返回北京。这是我从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的第三年,之前一直和同学们在张家口的军队里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由于父亲马海德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我美国的叔叔来华访问,周总理专门指示我们全家接待,我于是请了假回京。完成这次接待任务后,我不愿意再回张家口,就通过艾黎伯伯求周总理帮助找工作。总理说:“到宋庆龄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去吧。”宋庆龄看了我的简历和摄影作品,又让我拍了一些照片。她对我的作品很满意,就让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军代表、工宣队代表和原副总编到她的住处,宣布我到杂志社工作,并要求我成为专门为她摄影的记者。当我第一次完成她交代的拍摄任务后,第二天她就让保姆将一封感谢信和一包礼物送给我。一看包装样式和上边的笔迹,我就知道这是宋庆龄亲手所为。上海威芙饼干的铁盒用红丝带系着,里面装的只是用蜡纸包的一分钱两块的水果糖,满满一盒。这和她当年送我派克钢笔时的情景相差太大了。我感觉到她的生活条件不如以前了。

宋庆龄解放后每月工资是599元。这其中有100元是给自请的两个保姆的费用。另外,按国家规定,她个人的伙食费和请国内客人的开销也要自己支付。宋庆龄平时吃得很简单,早上西餐面包、果酱,中午一荤一素一汤,下午4点喝茶,吃点心或水果,晚上米粥、面条、小菜,每月大约40元。请客另算。如果宴请外宾或我父亲、艾黎、米勒、爱泼斯坦等身边的外国朋友,则由国管局出钱,北京饭店会派来厨师做饭,饭菜就会丰富很多。

除了每月的生活费,请国内朋友吃饭也是宋庆龄一项经常的开销。宋庆龄很喜欢看老电影,特别是国外原版的老电影。平时她都是早早睡下,但一看起电影来,经常能看到半夜一两点钟。电影放映前,她总要招待看电影的宾客和她身边的人一起吃顿便饭。像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文化部电影局长司徒慧敏,她的保健医生和护士长、杜秘书、张珏秘书,以及由她亲自抚养的永清、永洁,都是她的座上客。她本人则不参加。饭通常是包子、粥和一些凉菜。那时我三十来岁,正是能吃的时候。一次,吴院长看着还在大吃的我说:“你能吃六个包子?”我说:“你怎么知道?……‘有六张纸嘛。”原来每个包子下边都粘着一张纸。以后我每吃完一个包子都把纸团成一团放在口袋里。可以说,我也是吃过宋庆龄自掏腰包的饭,花过她老人家的钱,现在想起还有些不安。

真正使宋庆龄生活入不敷出的是由她带养的两个女孩子。她们是跟随宋庆龄身边13年的警卫员、后是警卫秘书的隋学芳的两个女儿。隋学芳是解放初宋庆龄初次进京带回上海的警卫员,他有三女一男共四个孩子,都出生在上海。1962年,隋因中风行动不便,宋庆龄虽然没有再见过他,但为了减轻他家的生活负担,加上她平时就非常喜欢小女孩,便把隋家的老大永清、老二永洁带来抚养。隋家是个六口之家,生活紧张,工作繁忙,父母对孩子疏于家教,又赶上“文革”,两个孩子的大好时光都被荒废了。那时小学停课、学生批斗老师。没了老师,学生们都没处上学,即使宋庆龄抚养的孩子也不例外,只能在家玩。宋庆龄没生育过小孩,没有做妈妈的经验,加上已是80岁做祖母的年龄,让她来管教打理十几岁的孩子,她的确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把这件一生都幻想要做的事做好。宋庆龄只会对两个孩子溺爱,不管她们是对是错,在宋庆龄看来都是对的。宋庆龄81岁那年,有一次,永清推门时不小心使宋庆龄摔了一跤。宋庆龄知道此事不小,立刻下令不准请医生,不准告诉秘书。第二天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尾骨、后脑都有伤。医院上报周总理,总理让副总理李先念等前去看望,并多次亲自电话问候。宋庆龄赶紧指示,她摔跤不要责备任何人,“是一股气流把我吹倒在地”。她在给朋友信里说,“我的腰背疼得很厉害”,不过一点也没有埋怨孩子。为了宋庆龄的健康和正常的生活,她的秘书、身边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向廖承志建议,不要再让这两个孩子继续生活在宋身边。廖公沉思了一会儿说:“宋副主席在上海时还养了两只猫,可是现在她在北京……”对宋庆龄来说,这两个孩子是她生命最后阶段的伴。

两个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开始会花钱了,而且特别喜欢去当时只许外国人出入的友谊商店、北京饭店、美发沙龙消费。永清要钱买鞋,买回来的却是个大洋娃娃,然后又要钱再去买鞋;永清要结婚,宋庆龄从国管局给永清要来了新房,还要买新家具、婚纱和新衣服,要请很多人参加婚礼……费用当然都得由宋庆龄从自己的工资里出。婚礼上,我见到已是再婚的新郎不忘抽空打电话给前妻:“咱们很快就可把房子拿到手了。”后来,永清失去了新郎和新房,又单身了。永洁要出国留学,要买机票、买衣服,也都得花宋庆龄的钱。那时,跟随宋庆龄多年的老保姆李姐得了癌症,每天得往医院送饭菜和水果,这些都得花钱。

“文革”中:为了筹钱,宋庆龄变卖家当

入不敷出的宋庆龄开始向上海的朋友借了5000元,并保证,“很快就会还上”。为了筹钱,宋庆龄想到变卖家当。她说:“用不着的翡翠首饰、电唱机、显像管、船模型、皮大衣等,可以处理卖掉。”此事交给她信任的上海机关管理局李家炽副局长“悄悄地去办”。李局长从上海找来的收购旧货的专家看后说,翠件均为假货,大衣皮硬毛掉,不收,如拿去寄卖,最多标价也就2500元。叶剑英的小女儿叶向真告诉我:“我父亲是从我家亲戚、中福会秘书长、宋庆龄的朋友沈粹缜那里得知宋庆龄卖东西的事情。他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卖孙中山的皮大衣那还了得?指示马上从国库里批给宋庆龄4万元。”我问向真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她说:“绝对没记错,当时我在场,在那个时代,我每月才56元,4万元是很多的钱呀!”据李家炽讲,宋庆龄收到这笔钱很高兴,并对他说:“要有咱俩共同签字才可以动这笔钱。”

宋庆龄87岁时,也就是去世前一年,她的朋友廖梦醒要跟随妇联代表团出访日本。因为宋庆龄身上常出疹子很痒,她非常希望有一件柔软宽大的和服,并说:“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的,其他颜色我不喜欢。给你150元,请妇联换成外汇。”宋庆龄时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廖梦醒向妇联的换汇申请没被批准,她又去找妇联主席邓颖超,也没能办成。廖梦醒自己也只有4000日元,可当时在日本买一件和服需6万日元。直到宋庆龄离世,她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我的和服”。

我不由得又想起1975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和父亲在宋庆龄家里吃过大餐,看完电影,走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忽然自言自语地冒出一句话:“其实宋庆龄挺可怜的!”后来我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那时,82岁的宋庆龄已有几次骨折,每次都只能躺在床上,如此要度过几个星期。她的皮肤很容易过敏,浑身奇痒,经常整晚不能入睡,“脸肿得不能见人”。大陆没有一位亲戚在她身边。当时周总理重病,她最憎恨的江青还在高举着“文革”的大旗折腾……孤独的宋庆龄只能无助地面对这一切。

随着“文革”的结束,宋庆龄的“不幸”也结束了。新一代的领导人又成为宋庆龄的座上客,不断地前来探望,问寒问暖,听取宋庆龄的治国意见。

1981年的5月15日,病危中的宋庆龄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29日晚上8点,宋庆龄去世。党和国家为宋庆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其规格仅次于她的丈夫孙中山以及她资助过的毛主席的葬礼。

身后事:不要国家为她花钱建墓立碑

宋庆龄生前曾明确表示,不要国家为她花钱建墓立碑。她也不愿破坏中山陵格局。她说:“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应该独自葬在中山陵,永远接受人们的瞻仰和纪念。我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买了八个穴位,我父母、姐妹和三个弟弟共八人有约定,死后都葬在一起。”宋庆龄没有忘记这个“约定”。

宋庆龄一生和父母、姐妹、弟弟相亲相爱,亲情非常浓厚,有时甚至超越了政治信仰的分歧。宋庆龄的父母去世后葬在了位于上海万国公墓的私人墓地,宋庆龄是健在的兄弟姐妹中唯一留在大陆的守墓者。令宋庆龄悲痛欲绝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郊区吴兴县的造反派盗墓砸碑,将棺木里的东西盗抢一空,尸骨遗骸被暴于光天化日之下,墓盖、墓碑、石栏全部被毁。宋庆龄知道此事时几乎昏了过去。她悄悄通过廖梦醒将此事和现场照片报到邓颖超处,得到回话是:“我和恩来同志看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俩人的遗骨如火化恐难分清保全,还是一起再埋入墓内,加工覆盖好,但要把碑文的下款立碑人的名字磨掉,只留宋副主席一人名字。”在“文革”期间,总理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灾难深重的“文革”已经成为历史。令人欣慰的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以宋庆龄墓地为中心的万国公墓改名为“宋庆龄陵园”。虽然坐落在上海这个喧闹都市的中心地段,它却始终美丽幽静,令人肃然起敬。

去年,在宋庆龄下葬30周年的日子,我又专程到墓地探望她。站在墓前,我不由得回想起30年前的那一天,我站在宋庆龄墓穴一米远处,用相机记录下了她的骨灰盒安放入墓的瞬间。这也是我给宋庆龄生命最后10年中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面前的墓地不到20平方米,可这里长眠着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两代人。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既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又是他的司库,在经济上给予了孙中山很大的帮助。即便在孙中山落难流亡的日子,他仍是坚定忠实的追随者。宋庆龄,在中国近一个世纪里,从孙中山的革命伴侣到毛泽东的支持者,她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帮助中国革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这种帮助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也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我父亲从一个刚到上海的年轻美国医生成为了一个中国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宋庆龄也帮助我从事摄影记者工作,我在她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了40余年。和所有中国人民一样,我和父亲深深感激和怀念她。

(摘自《纵横》2012.5-6期)B⑧

作文二:《宋庆龄的故事》800字

《宋庆龄的故事》有感

今天读了《宋庆龄的故事》这篇文章令我感触至深,整个故事通过讲宋庆龄冒着令人眼睛都睁不开的黄沙及时赶到幼儿园,看望小朋友们以及她在朋友家门口苦苦的等待朋友,等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两件事。通过宋庆龄的故事我知道了,诚信是一种美德,讲诚信的人为什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是因为他把他的诚信给了别人,这是一种信义,让人感到他是可以信赖的。或许我会看到窗外飘起漫天黄沙,我就会想,这么大的风沙还是算了吧,或许或许小朋友们能理解我,然后我会心安理得得在家,把窗户全关紧了,躲在温暖的屋里,然后把早已答应的事情忘的九霄云外。但是这样,你会不会想到,正在这时候,一大群小朋友或许正排着整齐的队列在幼儿园等你,或许,他们的手里正拿着鲜花,心里正充满了期盼,但是却让小朋友失望了。这样,你就在无形中在孩子们的眼里成为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以后,他们就会信任你吗?我们都曾经读过《狼来了》的故事,那个小男孩就是由于失信于人,而被狼吃掉。周幽王就是由于为了取悦他的妃子而失信于诸侯,从而导致灭国的命运。这样多的教训对我们来说还不够多吗?如果我在等我的朋友,但是他一直没有来,这时,我会想都不想就立刻回家。因为,我知道,我的朋友肯定会因为有其他事而不来了,自己还在这里傻傻等待干什么呢我们学生对于诚信应该是答应老师事一定要不怕困难努力去做到,还要做得好。比如,做作业时,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还要质量尽力去做得最好,这样,才能在老师、同学眼中成为一个好学生。这就是小学生的诚信。

作为市民,我们诚信的定义就是遵守各种规定,爱护环境,还要劝别的市民做好一个市民应尽的责任,为整个城市而当好一个好市民。这样,才能在其他市民的眼中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市民。这就是一个市民的诚信。作为商人,诚信的定义就是把自己的每一个商品,每一次服务都一最好的一面来展示给顾客,不做虚假的生意,更不能欺骗顾客。因为,在顾客眼中,一个好的商人来自于他对顾客的态度。因此,一个商人诚信起的作用是最大的。这就是商人对诚信的定义     总之,我们作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讲究诚信,那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作文三:《宋庆龄的资料》2400字

1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留下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身处逆境的宋庆龄坚守中山先生的理想和事业,在复杂斗争形势中做出的坚定选择:“先生先行,因求大公舍小我;后人后继,誓变曲径为通途。”

光阴如水,转瞬即逝。转眼间,宋庆龄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   2

支持国共合作。

帮助民主人士。  伟大体现在 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抗战期间,以个人的影响力,动员海外同胞为抗战捐款。

3传承慈善理念,致力社会公益事业  在宋庆龄一生的光辉业绩中,致力公益慈善事业,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她发起并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友好人士和侨胞发出了“救救战灾儿童”的呼吁。在国内,她积极促进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妇女团结合作,发起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建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容难童,为颠沛流离的千万难民募集救济物资。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儿童福利站,建设儿童剧团,以妇女、儿童为对象,进行文化、教育、卫生等福利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她德高望重,一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热情关怀妇女儿童工作,长期领导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福利会,为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宋庆龄先生曾说,“学习是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只有经过一步一步的摸索,我们才能懂得应该做什么,

应该怎样去做。”她以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不断地为她所从事和领导的妇女儿童福利事业注入新的理念和鲜活内容。周恩来曾形象地把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称为“孙夫人的事业”。在宋庆龄精神的感召下,她的事业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宋氏家族成员

父:宋耀如,原名韩教准,字耀如。乳名:阿虎

母:倪桂珍,浙江余姚人,倪蕴山之女。母亲姓徐,是徐光启的后裔。

他们有三子三女,分别是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和宋子安。   宋耀如和倪桂珍现葬于上海市宋园路21号宋庆龄陵园内。

宋霭龄,丈夫:孔祥熙。

宋庆龄丈夫:孙中山。

宋子文。妻子:张乐怡

宋美龄,丈夫:蒋介石。

宋子良,男,1899年—1987年,生于上海,去世于纽约。

宋子安,男,1906年—1969年2月25日,生于上海,去世于香港。

第九张“在遥远的中国,有三个女人,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这是张曼玉参演的电影宋氏皇朝里故事的开头。宋霭龄宋霭龄在宋家王朝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04年5月15岁赴美乔治亚州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是中国第一位赴美留学的女性。1905年,随姨父温秉忠出席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宴会。1910年宋霭龄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她在卫斯理安学院的全部课程并取得毕业证书,毕业后回国,经父亲推荐 任孙中山的秘书,精通五种语言,同孙中山到全国各地勘察,参与制订营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二次革命”失败后与父亲宋嘉树去日本,仍任孙秘书。

1914年9月与孔祥熙在日本横滨结婚,婚前介绍妹妹宋庆龄接替自己的秘书工作,孙表示同意。宋霭龄以精明,厉害著称,连蒋介石也畏她三分。蒋介石的侄孙兼副官蒋孝镇说:“委座之病,惟夫人可医;夫人之病,惟孔可医;孔之病,无人可治。”

宋霭龄积极协助孔祥熙,使得孔祥熙在出任参议期间做了几件颇为风光的事。

而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事,在宋家的一片反对声中,正是由于宋霭龄的竭力支持与撮合,得

以“玉”成其事,因而蒋宋联姻,以致给民国历史添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宋庆龄和宋美龄大家就很熟悉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6《宋氏三兄弟》早年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又远渡重洋求学,在中西文化和文明的撞击下,他们有过救国救民的宏伟大志,也有过一心向上的刻意追求。他们曾像父辈一样,追随过革命先驱孙中心先生,推翻清朝,实现天下不同。尤其是长子宋子文以见证的身份,在孙文的两份遗嘱上签名,为世人瞩目。后来,在国共合作、宋汉分裂中,他先后出任广州、武汉、乃至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亦称总裁),担任过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参与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的组织和策划。宋子良、宋子安作为大哥宋子文的得力助手参与其中,应该说宋氏三兄弟是宋氏家族的核心人物。在与孔氏家族的逐财剑财中,划牢套股、红利分红中丝毫也不逊色。

我们就着重介绍一下宋子文吧!

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继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宋子文也是一个有志爱国青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宋子文在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期间,创建了直属于财政部的军事武装税警总团,企图掌握一支私人军队,但最终还是被蒋介石控制收编。

7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重新转到国母宋庆龄身上来。国母精神:鉴往可知来,回顾为前瞻。今天我们纪念宋庆龄同志,不仅是纪念过去,还要展望未来,建设明天。宋庆龄的一生,是为祖国,为人民不懈奋斗的一生,宋庆龄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她全部心血浸润了的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她的思想、品德、智慧和修养是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宋庆龄同志的这些精神财富是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我们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以她赤诚的爱国主义热忱,以她执著的社会主义信念、以她无私无畏地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和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为榜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她执着的爱祖国、爱人民、爱中国共产党、爱和平的杰出思想、高贵品质,及其崇高精神为榜样,充分认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自己所肩负的职责和使命,振奋精神、励精图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实践、锐意创新以创造性的劳动和独特的工作,努力开拓宋庆龄事业的新篇章,迎接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

作文四:《宋庆龄的恩泽》900字

宋庆龄是本刊创办人,我们因为她而感到无限荣耀。

在公众心目中,宋庆龄雍容沉静,“如莲花般圣洁美丽,有一颗爱天下人的心”。美丽、温婉、宁静、传统、洋派、坚韧、果敢、慈爱,都是用来形容她的词语。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的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她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品格崇高的人。这在20世纪的中国,很难有人做到。

为妇女儿童谋福利争权益,是她一生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

从追随丈夫孙中山起,宋庆龄即开始参与和发起诸多慈善募捐和战争救助活动。1938年,她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面向海外开展募捐援助活动。

“帮助他人也是帮助自己”、“援助不是施舍”、“接受援助是为了自救自助”,基于对整个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宋庆龄提出了诸多慈善救助理念。她认真对待每一项捐助,亲自审计账目,不仅要求工作人员在收据上签名盖章,有时还亲笔复函。国内外不少人仰慕“孙夫人”,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

北京宋庆龄故居展出文物中有一枚刻有“庆龄”二字的金戒指,即是募捐活动中,她常用来在捐助者收据上使用的图章。

“宋庆龄”这个名字公信度极高,深具人格魅力和号召力,她在受助者、捐赠者、志愿者之间,架设了一座慈善之桥;以宋庆龄的名义进行的慈善公益事业,在诸多领域都具有很高的品牌价值,她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救济、慈善事业的重要先驱和领袖。

抗战胜利后,她所一手创建的“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又改称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不断地为她所领导的这一开创中国现代慈善、福利先河的事业注入新的理念和内容,为此,周恩来曾形象地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为“孙夫人的事业”。

宋庆龄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的共同携手下,她的事业得以完整深入地继承和延续。一系列济贫救苦项目正在中国不同地区相继展开,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宋庆龄”这个名字所带来的恩泽。本刊作为宋庆龄事业的一部分,在去年庆祝创刊55周年之际,也启动了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为主题的“爱心之旅”大型公益活动。

今年1月27日是宋庆龄诞辰115周年,6月14日是中国福利会成立70周年,为纪念和弘扬宋庆龄精神,本刊推出一组封面文章,将最深的怀念和敬意送给这位一路引领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和慈善福利事业的崇高母亲。

作文五:《宋庆龄的遗产》4700字

在公开报道中,晚年宋庆龄以端庄的政治家形象示人:沟通海内外、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始终是微笑、淡定、沉稳而优雅的姿态。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宋庆龄还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边没有一位至亲陪伴,她的病痛、劳累、窘迫和孤独都被历史湮没

“我的遗嘱 1975-2-18。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寓所以及上海淮海路1843号寓所的所有藏书送予恩斯特・邓(邓广殷同志),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落款是宋庆龄,北京。

这是宋庆龄生前所立的遗嘱之一,其原件至今仍秘存于瑞士银行,而宋庆龄藏书是其私人财产中最珍贵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2010年5月20日,邓广殷携子女专程来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加“邓广殷及家人藏宋庆龄书信刊布赠阅暨展览”开幕式,该展览首次展出了宋庆龄从1970年至1980年分别写给邓广殷及其妻女的英文亲笔书信共197封,“宋庆龄遗嘱”内容也首次公开展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陆柳莺表示,“展览作为宋庆龄晚年生活的剪影,让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生活中的宋庆龄。”

邓广殷是宋庆龄早年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领导人之一邓文钊的长子。宋与邓家的友谊保持了数十年。邓广殷曾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的物品。

晚年宋庆龄仍是一个谜,即使此次宋庆龄与邓广殷的往来书信已经公开展览,但根据信件全部内容所出版的书籍仍只做内部发行,仅供专家研究使用。

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虽然我是来上海休息的。但我发现自己正忙于查找旧的资料和文件。并不感到愉快。由于查找资料需要来回走动,我的脚肿了。背部也感到疼痛。我原来打算在此度过三个月,但我已经收到要我不久即返回的请求,因为有几位希望见到我的外国访问者即将来北京。”宋庆龄在信中对自己的表弟倪吉士这样写道。

这是1979年1月31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处理公务后的闲暇时光里,给一些亲朋写信。多年以来,她一直将上海看作是自己的家。而她并不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回到家中。

1979年的中国正艰难地从文革的阴影中挪出脚步。那一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建议两岸尽快实现通航通邮。

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当口,文革中饱受折磨的宋庆龄也开始沉静下来疗养身心。北京天气干燥,宋庆龄皮肤病严重,不得不回到上海。在她心目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1978年12月30日上午,中央派出的专机将宋庆龄从北京送往上海,回到她位于淮海中路的家中。这是一座占地4300多平方米,外形如船型的西式洋房。1948年冬天,蒋介石亲下手谕,把这座花园别墅拨给宋庆龄,从此,这里成为了宋庆龄在上海的永久住宅。

1949年,宋庆龄欣然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家,她曾独立于国民党,也曾独立于共产党。1957年反右斗争后,她就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文革后,再度焕发活力的她却已经时日无多。

对于86岁、身患重病的宋庆龄来说,这一次回到上海,并非只是单纯休养生息,更重要的,她开始整理一些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

这是“四人帮”倒台后,宋庆龄首次回到上海过新年。她在给柳亚子长女柳无非的信中写道,“两年没回上海,我的东西全弄得乱糟糟的,这是修缮房屋所致,找东西很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宋庆龄亲自翻找出多年来的信件,除小部分外,其余均全部销毁。这些信件涉及旧人旧事,旁人不便参与。彼时,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和秘书张珏均因事休假,只有保姆阿姨钟兴宝和顾金凤协助搬运书信。现居住在上海的顾金凤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时我们就是在生活上、饮食上帮助,其他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不能插手的。”

除去销毁旧时信件之外,宋庆龄将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在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的回忆文章中,他将这次变卖旧物称为“不得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宋庆龄的工资是579块5角,是最高的一级工资。但是她交际很广,又搞福利事业。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没什么钱。”

早在文革期间,宋庆龄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旧”和抄家的风浪威胁之下,已做了处理。根据尚明轩的记述,文革期间,宋庆龄曾经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庆龄曾感叹:“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此次回到上海的寓所,宋庆龄翻找出的可变卖的旧物还有一箱皮衣皮袍、一些船舰模型和几件翡翠摆件。根据其警卫秘书杜述周记事以及李家炽的口述,皮货有的地方已经发脆,有的地方毛皮脱落。而翡翠经过鉴定,是玻璃上面涂了颜色,全属赝品。物品共计价值2500元。宋庆龄听到这个数字后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经汇报后,上海政府机关考虑,这些物品是孙中山的遗物,有文物价值,决定由机关出钱垫付,暂放仓库保存。

接受经济补贴

就在宋庆龄变卖私产后的半个月,其警卫秘书杜述周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部门,向组织申请补助一万元,通过宋庆龄贴身保姆李燕娥转交。并附信一封,杜写道,“首长,我给您带来了人民币现金一万元正。请您收用,以补充您每月开支不够的困难。这笔钱千万收下使用,不能再退还了。”

随后,宋庆龄回函,“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希望的百万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对于接纳公款补助,宋庆龄在信中透露着无奈。学者尚明轩因写作《孙中山传》于1970年代曾拜访宋庆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宋庆龄确实公私分明,那些达官显贵是比不了的。”宋庆龄的贴身保姆之一顾金凤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说了其实你们也不信,她真的艰苦朴素。”

宋庆龄一直坚持自己负担保姆工资,文革期间,她工资中三百元外事费曾自动申请免去,虽然组织上一直坚持发放,但一直未曾动用。此次回到上海后接下一万元补贴,确属不得已。

与此同时,宋庆龄因为经济拮据而变卖旧货的举动也被中央得知。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致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予宋庆龄。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后来曾口述这段情形,“当时,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我说,这五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谢谢’,并表示她自己不管这笔钱,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我会写信给你,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

宋庆龄要求李家炽用她自己的化名林泰刻一私章,用钱时,以此为据。直至宋庆龄去世,这5万元钱被花掉一万余元。

一系列公干之间,宋庆龄抽空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信,信中透露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劳累以及对国内时局的担忧。她对杨孟东说,“这段时间,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成天的紧张。安排我的福利活动,同别人讨论我们的工作,这些使我累极。我真希望……去海南度假,在海滩上放松一下。”在谈到国内变化时,她写道,“目前干部任用体制及教育制度忽视个人选择,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为任何一种集体的利益,必须允许个人有某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五份遗嘱

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立即又陷入了各种会见和活动之中。白血病、皮肤病一直折磨着年过八旬的宋庆龄。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她甚至无法陪同客人到花园散步。

在病中忙于会见中外宾客的同时,宋庆龄更为挂念保姆李燕娥的病情。李燕娥小宋庆龄近20岁,从16岁起就跟随在宋身边,一直陪伴其53年。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时,曾有规定,除李燕娥之外,任何人不准进入自己的卧室。

宋庆龄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写到,“近日来我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一向镇定的宋庆龄,在保姆的病痛面前毫无掩饰地暴露了脆弱。此时,宋庆龄已经是一位88岁的老人。1949年后,宋氏家族中仅有她一人留在了中国内地。由于政治原因,早年与宋庆龄最为亲近的宋美龄,姐妹之间也无法直接联系。不过,宋庆龄研究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按照现有资料看,她晚年和宋美龄的姐妹情一直没断。都会互相为对方祷告。”

李燕娥病逝之后,宋庆龄曾与邹韬奋夫人,也是其生前挚友沈粹缜商谈李燕娥墓地事宜。根据沈粹缜回忆,“(宋庆龄)说记得宋氏墓地有八穴地……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我的……”

宋庆龄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起来,在一系列会诊间隙,她仍然出席了几个活动。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摄氏度。

5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5月17日早晨,宋庆龄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的消息。12天后,她病逝于北京,其为数不多的遗产分赠友人及身边工作人员。

“宋庆龄的遗产主要是书。”《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把所有的书都留给邓广殷了。单独立了一个(英文)遗嘱,遗嘱有中文字,邓广殷拼写之后,又用中文加个括弧。”邓接收了遗嘱,将之珍藏存入瑞士银行,但最终声明,受赠书籍交公处理。除此之外,宋庆龄在不同时期,因修改等原因,一共留下了5份遗嘱处理身后遗产,有用英文写的,也有用中文写的。宋庆龄最后一份遗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交给了她信任的保姆钟兴宝保管。其中一份遗嘱说:“我妈妈送给我的黄金饰品是不能分的,是纪念品。”

因为写作《宋庆龄年谱长编》,宋庆龄晚年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聚集到尚明轩家中开会,向尚明轩回忆过当时的情景。“除了遗嘱之外,还有三本日记,英文的。”尚明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说,当时廖承志一翻,说这个谁都不能看,属于绝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带走了。”但两年后,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后,尚明轩曾多方查找日记去向,一直未果。

除书籍、文件以外,宋庆龄遗留的钱物分赠十人,受赠者大多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金额多则一万,少则五百,尚明轩说,遗款总额“加起来不过两三万块钱”。获得赠款的人包括已故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宋庆龄家中。宋庆龄指定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称之为由宋庆龄抚养大的“两个女孩子”。不过,宋庆龄的秘书张钰曾郑重声明她们并不是宋庆龄“法律意义上的养女”。爱泼斯坦记述,女孩长大后,“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宋庆龄也为此苦恼,她的一个朋友曾责怪她没有把女孩教育好,但她们依然是其遗产的重要受益人。

至今,有关宋庆龄晚年生活细节的公开资料极其稀少。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尚明轩在《宋庆龄的后半生》里记述:“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张钰说,夫人写给她的字条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亲手烧掉。”★

作文六:《宋庆龄的厨艺》2300字

1956年8月14日至23日,宋庆龄到印度尼西亚访问。回国后,她到处寻找英文的中国菜谱,要送给当时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夫人去试做,因为这位夫人很爱做家务。

宋庆龄喜欢烹饪。虽然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有专职的厨师或兼做饭的保姆,但她仍经常自己下厨。

在请客人吃饭时,她总是自己订菜单,有时还自己下厨,特别是为一些她知道他们口味的朋友。所以,几乎所有比较亲近的朋友,都曾尝过宋庆龄亲手做的菜。在到宋庆龄家中做客时,她常常会出其不意地说:“我给你们做个菜。”

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曾回忆:“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从重庆回到上海,邀请我到靖江路45号她的住处吃饭。她亲自围上小饭单(注:围裙)下厨做菜。她做的鲫鱼塞肉是公认的好味道。席间在座的还有廖梦醒等友人。”

马崇儒讲道:“1947年圣诞节的中午,宋庆龄邀请顾锦心、陈维博、柏里和我到香山路参加她的家庭便宴。宋庆龄同志热情接待,亲自送茶,亲自做各种菜肴。”

曾在抗战前担任宋庆龄和地下党的小通信员的董惠芳回忆说:“我在宋庆龄身边四五个年头的日子里,感到无比的幸福。她教导我要勤劳、诚实、好学,手把手地教我整烫衣服,还亲自动手烹调……”

1949年以后,环境宽松了,宋庆龄也有了集中展示自己烹饪手艺的心情。1964年,宋庆龄出访锡兰(今斯里兰卡),提前飞抵昆明适应气候。见到陪同出访的女摄影家侯波,宋庆龄很高兴,拉着她的手嘘寒问暖。有一天,宋庆龄说:“侯波,我想亲手给你做一样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我喜欢炒菜,这也是一门艺术。”

菜出锅了,是一道青椒鳝鱼丝,侯波没想到宋庆龄还会炒菜而且手艺那么好,连连说好吃。“是吗?既然你爱吃我炒的菜,那我每天中午为你做一样菜。”宋庆龄满意地说道。

令侯波吃惊的是:她们在昆明停留了36天,宋庆龄真的给她们炒了36道菜,没有重复的,而且味道都很好。

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宋庆龄在烹饪上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精益求精的。她注意收集食谱。在她的书柜里有形形色色的关于烹饪的书籍。尝到好吃的面点和菜肴,她会请秘书询问配料和工序,甚至向制作者当面请教。

在北京住宅的卧室和书房之间,有一个小厨房。这里面所有的厨具,都是宋庆龄自己使用的。一台英制老式冰箱、一具台式电炉。一条蓝底白点的棉布围裙,菜墩、菜刀,各种盆、盘、锅、铲。调料瓶上贴着的纸签上,宋庆龄自己用中英文书写的“肉蔻”仍然清晰。除了为客人即兴添菜,她还常在这里烹制牛肉、豆腐、西红柿、洋葱、茄子等,分给工作人员品尝,并听取他们反映的意见。

一般情况下,宋庆龄是不收礼物的――但食谱是例外。而且,对于为她提供食谱的人,宋庆龄要特别致谢。1976年4月,她曾致信爱泼斯坦:“我现在又要麻烦你把附上的信件转寄给那位慷慨地把那本又大又漂亮的食谱送给我的人,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姓名和地址。我盼望着再见到这张美丽的苹果脸。”

如果所请的外国女客人带来自己家里做的点心或蜜饯、腌菜之类,宋庆龄会请她们把做法告诉她,日后她就找时间卷起袖子到厨房里去试试。

在宋庆龄那里,中国的食谱还可以用于外交。她请外国人品尝中国菜时,如果客人们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菜,她就解释给他们听,如“杏仁豆腐”、“杏仁茶”等等。有时应客人的要求,把菜谱和制作方法写出来送给客人。她制作甜点,一是要考虑有特色。例如在招待外宾时,几乎每次的菜单上都有“杏仁豆腐”。因为这是北京小吃。二是一定要保证材料实在。她从来不用外面能够买到的杏仁粉,而是自己用小石磨加工杏仁。所以,她做的“杏仁豆腐”很受欢迎。为了告诉外国朋友如何制作“杏仁豆腐”,宋庆龄还曾用法文写了一封信。这也是我们现在收藏的唯一一件宋庆龄手书的法文信。

1956年8月14日至23日,宋庆龄到印度尼西亚访问。回国后,她到处寻找英文的中国菜谱,要送给当时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夫人去试做,因为这位夫人很爱做家务。9月17日 ,没有找到菜谱的宋庆龄写信给爱泼斯坦:“请转托邱茉莉替我买一本质量好的中国烹饪书(英文),送给(印尼)总理夫人,这是她特别要求的。他们夫妇俩特别喜欢中国菜。”邱茉莉在这件事上帮上了忙。宋庆龄很高兴,特地写信道谢:“从心底里感谢你帮助我找到了这些难得的食谱。相信‘阿里大妈’收到后会不知有多高兴,因为他们在中国访问时始终没有找到,而他们夫妇都喜欢中国菜。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夫妇在印度尼西亚被人民称作‘阿里伯伯’和‘阿里大妈’,因为人民热爱她们……”

宋庆龄愿意和朋友一起切磋烹饪技艺,并把烹饪当成忘记烦恼和孤独的一件乐事。

1948年4月,宋庆龄致信王安娜:“很高兴知道你想早一天来我厨房比试一下你的手艺。那是很开心的,而且可以帮助你忘却一切。但是你必须在前一天告诉我要做什么菜,以便把原料准备好。”

1956年,她邀请“自己是位好厨师”的邱茉莉:“等我从这些经常不断的头疼事(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中解放出来,邱茉莉和我必须在厨房里碰一次头,试验我们的各种菜谱。”

烹饪也是宋庆龄怀念故人的一种方式。在餐桌上,遇到上一些特别的菜,她就会即兴谈起孙中山作为一名医生对营养的注意。

孙中山在他的著作《民生主义》中曾写道,烹饪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艺术和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他曾说,“中国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们食饭的文化是比欧美进步得多,所以我们的粮食多是靠植物。”宋庆龄引用这段话,然后说:“孙中山热心宣传植物蛋白(如豆腐)对人体健康的好处,要是在今天,他就时髦了。”

本刊6期《倪吉贞之死》一文最后一段“Letter form Jessie”应为“Letter from Jessie”。特此更正并致歉意。

作文七:《宋庆龄的名言》400字

1、知识是从刻苦劳动中得来的,任何成就都是刻苦劳动的结果。

2、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3、常识是从吃苦劳作中得来的,任何成果都是吃苦劳作的成果。

4、青年是革命的柱石。宋庆龄的名言。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

5、青年是的基石。青年是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前史加快向夸姣的国际行进的力气。()

6、只要以大众为根底并为大众效劳的革新,才干破坏军阀、政客的权利,才干脱节帝国主义的桎梏,才干真实实施社会主义。使我不说话的仅有方法,只要枪决我,或许拘禁我。

7、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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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八:《宋庆龄的名言》300字

宋庆龄的名言

1、知识是从刻苦劳动中得来的,任何成就都是刻苦劳动的结果。

2、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3、常识是从吃苦劳作中得来的,任何成果都是吃苦劳作的成果。

4、青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

5、青年是的基石。青年是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前史加快向夸姣的国际行进的力气。(m.lz13.)

6、只要以大众为根底并为大众效劳的革新,才干破坏军阀、政客的权利,才干脱节帝国主义的桎梏,才干真实实施社会主义。使我不说话的仅有方法,只要枪决我,或许拘禁我。

7、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  宋庆龄名言名句

*  宋美龄名言名句

*  张海迪的名言

作文九:《宋庆龄的遗产》2400字

在公开报道中,晚年宋庆龄以端庄的政治家形象示人:沟通海内外、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始终是微笑、淡定、沉稳而优雅的姿态。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宋庆龄还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边没有一位至亲陪伴,她的病痛、劳累、窘迫和孤独都被历史湮没……

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1979年的中国正艰难地从“文革”的阴影中挪出脚步。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当口,“文革”中饱受折磨的宋庆龄也开始沉静下来疗养身心。北京天气干燥,宋庆龄皮肤病严重,不得不回到上海。在她心目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1949年,宋庆龄欣然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家,她曾独立于国民党,也曾独立于共产党。1957年反右斗争后,她就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文革”后,再度焕发活力的她却已经时日无多。

对于86岁、身患重病的宋庆龄来说,这一次回到上海,并非只是单纯休养生息,更重要的,她开始整理一些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

宋庆龄亲自翻找出多年来的信件,除小部分外,其余均全部销毁。这些信件涉及旧人旧事,旁人不便参与。

除去销毁旧时信件之外,宋庆龄将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在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的回忆文章中,他将这次变卖旧物称为“不得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说,“宋庆龄的工资是579块5角,是最高的一级工资。但是她交际很广,又搞福利事业。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没什么钱。”

早在“文革”期间,宋庆龄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旧”和抄家的风浪威胁之下,已做了处理。根据尚明轩的记述,“文革”期间,宋庆龄曾经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庆龄曾感叹:“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此次回到上海的寓所,宋庆龄翻找出的可变卖的旧物还有一箱皮衣皮袍、一些船舰模型和几件翡翠摆件。物品共计价值2500元。宋庆龄听到这个数字后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经汇报后,

上海政府机关考虑,这些物品是孙中山的遗物,有文物价值,决定由机关出钱垫付,暂放仓库保存。

接受经济补贴

就在宋庆龄变卖私产后的半个月,其警卫秘书杜述周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部门,向组织申请补助一万元,通过宋庆龄贴身保姆李燕娥转交。

对于接纳公款补助,宋庆龄透露着无奈。尚明轩于1970年代曾拜访宋庆龄,他对记者强调,“宋庆龄确实公私分明,那些达官显贵是比不了的。”宋庆龄的贴身保姆之一顾金凤也对记者说,“我说了其实你们也不信,她真的艰苦朴素。”

宋庆龄一直坚持自己负担保姆工资,“文革”期间,她工资中三百元外事费曾自动申请免去,虽然组织上一直坚持发放,但一直未曾动用。此次回到上海后接下一万元补贴,确属不得已。

与此同时,宋庆龄因为经济拮据而变卖旧货的举动也被中央得知。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致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予宋庆龄。直至宋庆龄去世,这5万元钱被花掉一万余元。

五份遗嘱

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立即又陷入了各种会见和活动之中。白血病、皮肤病一直折磨着年过八旬的宋庆龄。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她甚至无法陪同客人到花园散步。

此时,宋庆龄已经是一位88岁的老人。1949年后,宋氏家族中仅有她一人留在了中国内地。

宋庆龄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起来,在一系列会诊间隙,她仍然出席了几个活动。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摄氏度。

5月15日下午,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5月17日,宋庆龄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的消息。12天后,她病逝于北京,其为数不多的遗产分赠友人及身边工作人员。

“宋庆龄的遗产主要是书。”尚明轩说。宋庆龄在不同时期,因修改等原因,一共留下了5份遗嘱处理身后遗产,其中一份遗嘱说:“我妈妈送给我的黄金饰品是不能分的,是纪念品。”

因为写作《宋庆龄年谱长编》,宋庆龄晚年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聚集到尚明轩家中开会,向尚明轩回忆过当时的情景。“除了遗嘱之外,还有三本日记,英文的。”尚明轩告诉记者,“他们说,当时廖承志一翻,说这个谁都不能看,属于绝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带走了。”但两年后,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后,尚明轩曾多方查找日记去向,一直未果。

除书籍、文件以外,宋庆龄遗留的钱物分赠十人,受赠者大多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金额多则一万,少则五百,尚明轩说,遗款总额“加起来不过两三万块钱”。获得赠款的人包括已故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宋庆龄家中。宋庆龄指定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称之为由宋庆龄抚养大的“两个女孩子”。不过,宋庆龄的秘书张钰曾郑重声明她们并不是宋庆龄“法律意义上的养女”。爱泼斯坦记述,女孩长大后,“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宋庆龄也为此苦恼,她的一个朋友曾责怪她没有把女孩教育好,但她们依然是其遗产的重要受益人。

至今,有关宋庆龄晚年生活细节的公开资料极其稀少。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尚明轩在《宋庆龄的后半生》里记述:“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张钰说,夫人写给她的字条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亲手烧掉。”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作文十:《宋庆龄的高贵》1000字

宋庆龄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没日没夜地奔波操劳。1928年,为了更好地照顾她的起居,工作人员为她请了一个叫李燕娥的保姆。

那时李燕娥刚刚16岁。来到宋庆龄家时,怯怯地不敢抬头。宋庆龄见状,上前轻轻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家里有几口人?识字不识字?都会做些什么家务……听到李燕娥讲了自己的不幸婚姻,宋庆龄连连说:“好可怜的孩子哦,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哟……”宋庆龄话音刚落,李燕娥的眼泪便夺眶而出,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她情不自禁地抬起头,端详着面前跟自己说话的“贵夫人”,顿时惊得张大了嘴巴:这样一位美丽高贵的夫人,却像妈妈一样慈祥可敬。她暗想,自己这辈子就跟定眼前这位夫人了。宋庆龄一直称李燕娥为李姐,李燕娥也从此整整陪伴了宋庆龄53年,直到去世。

解放后,宋庆龄担任了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对李燕娥比以前更亲密。随着李燕娥年龄的增大,身体经常生病,宋庆龄不但不让她再照顾自己,还自己出钱请了一名小保姆照顾李燕娥,吃饭时,总是把李燕娥喜欢吃的菜放在她面前。而且每次都是让李燕娥坐上座,自己则坐在旁边相陪。这让李燕娥十分不安,说:“您是领导,这个位子应该您坐才对,我坐在这里算怎么回事啊?”宋庆龄慈祥地微笑道:“正因为我是领导,才让你坐北朝南的呀!要是我老高高在上,那还说个什么平等嘛!”感动得李燕娥眼泪“扑簌簌”地流淌。

更让李燕娥想不到的是,宋庆龄还为她亲自设计墓地,指示工作人员,不但要把李燕娥安排进自己家的陵园,而且墓地规模必须和自己的一模一样,还要和自己并排而立。李燕娥为此多次找到宋庆龄,说她这样做实在不妥,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保姆,墓地怎能和国家名誉主席的墓地并排而立呢?但宋庆龄却说:“你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非黑白清楚,而且非常坚强,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没有你对我的帮助,我也是做不好工作的。我当这个国家名誉主席,这里面也有你一半的功劳。我的一半,再有你的一半,加在一起不就完整了吗?所以,你和我的墓地并排而立不但非常完美,而且也无可厚非!”

1981年2月,李燕娥因病先干宋庆龄去世,李燕娥被安葬在宋庆龄早已为她准备好的墓地。下葬那天,宋庆龄眼含泪水站在李燕娥墓地前,哽咽着说:“你在那边好好等着我,来世咱们还做好姐妹。”

凡是去晋谒过宋庆龄墓地的人,都会在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撼:一个泱泱大国名誉主席的墓地,竟如此的简单,如此的朴素。而在宋庆龄墓地的左面,还有一座一模一样的墓地,那就是她生前的保姆、一位默默无闻的劳动妇女――李燕娥的墓地,这不禁让人们肃然起敬。

编辑:陈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