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小聪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１９９６年０６期
台湾散文发展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大陆读者来说，恐怕始终是模糊的，这倒不仅是因为我们读的还不够多，不够系统，而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台湾社会生活及发展变化的亲身体验，史的线索不可能生动地在脑海里活起来。另外，我们是在近几年中一下子就接触到台湾这几十年间的大量作品的，这也使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作品自身的可读性，而不是作品间的时间脉络，各个年代的作品仿佛都被压缩在一个平面上了。同样，对于许多台湾散文作家，我们差不多也仅仅是从作品中和目录上才知道他们的名字的。除此之外，我们并不真的清楚某个作家的社会背景、生活态度、个性气质、活跃于哪一个年代或有什么独特地位，附在作品前头的“作家简介”也并不能抹去这个心理距离。台湾读者之间提起某个作家也许就心里有数，知道他是大名鼎鼎还是默默无闻，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但大陆读者没有这个敏感，很难真正搞清某个作家或某篇作品同某个时代、某种氛围的微妙的对立关系。这就象我们聊起大陆的某个作家就想起某段历史，而台湾读者却没有这种联想一样。
不过，这有多大关系呢？吸引我们的是作品，我们越是对相关背景因素一无所知，我们的评判就越是来自于自己的艺术感觉。无论如何，每个作家的情怀——他的胸襟，他的情趣，他的才华和学识，他的个性的真实力量，最终都是从各自的作品中走出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事实上，读到一篇能够感受到作者存在的散文，这对读者是莫大的愉快，对作者也是很高的褒奖。还有什么比感受到作者存在的力量，感受到他身上焕发出来的精神的美更让读者怦然心动呢？毕竟，大多数时候我们读作品是想和作者做人性的交往，而不是想找历史资料或修辞老师。总之，我想要说的就是，大陆读者在接受台湾散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也就是大陆学者在研究时所受到的潜在影响，因为我们首先也是一个好奇的读者，然后才是一个细心的、有所感悟、想发表点看法的研究者。
有些奇怪的是，台湾散文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旅游风光，不是流着雨水的芭蕉叶，不是想象中应有的热带温和的性格和生活。与此相反，我们从台湾散文中发现的，是一批性格倔强、社会责任感强的作家。从李敖开始，他的桀傲不驯和独一无二的嬉笑怒骂就曾经叫人吃惊。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则是“酱缸文化”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方面，尽管尖刻，却富于启发，他断言“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只有每一个人觉醒才能解除。”这些台湾散文作家似乎敏感，直率，容易动怒，但又正直，有勇气，不妥协，对着自己所生活的有些嘈杂的社会大声发言。正是他们的声音盖过了海浪软软地扑打上白沙滩的声音。台湾散文作家许达然先生在《台湾当代散文精选·序》中回顾说，这批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散文作家是从７０年代开始出现的，而“写下从前想不到与不敢想的，正是１９８０年散文的可爱处”。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现象，与时代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但不管怎样，有这样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存在，应该说是台湾散文中一个比较鲜明的、值得敬重的特点。
龙应台是一位女性，她的散文却不适宜放在梳妆台上，而被称为“龙应台旋风”。她对普遍存在的极其自私而又麻木不仁的社会心态大声地质问，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能够不生气，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龙应台的一句句追问无法躲闪，催人猛醒，它之所以有力量，并不在于这位女性眼中看到了我们所未发现的东西，而在于她就象“皇帝的新衣”中讲真话的孩子；她提到的这些事大家都知道，太知道了，习以为常，已经懒得说了，而她就直截了当、义愤填膺地吼出来。她不世故，她不麻木，她还有正义感，一个社会有这样的作家是多么幸运。许达然的《荒城之月》也表达了同样的愤怒。一个在夜里喊救命的女人因无人相助被杀死，被居民的沉默和冷漠杀死。作家沉痛地叹息，在这里，安静变得格外恐怖，每个人都可能被这种沉默杀死，“陌生人不再是可能的朋友，而成了假设的敌人”。蔡碧航的《今夜，我如是说》，在夜里更毛骨悚然地发现，在这个现代社会里，善良反而叫人不安，因为“这样的有血有泪有情有性，如何能适应诡谲多变尔虞我诈的现代生活和人际关系呢？”从而发出了愤激而又令人深思的抗议。
那么，什么才是美好的社会？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才是使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和平相处而又觉得高尚、有意义的理想生活呢？台湾作家陈列在《无怨》中赞同这样的观点，“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对他人负责。他还喜欢这样一种对幸福要素的看法，“它的要素是这样的：开放的生活，爱他人，免于一切野心的自由，以及创造。”
这话说的多么好，多么富于人生智慧而又令人鼓舞和亲切，不过这是法国哲学家加缪说的，不是哪一位中国作家说的。当然，台湾作家并不仅仅是批判者，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譬如陈永兴在《愤怒的爱》中提出，年青人应当有“愤怒的爱”，应当有改革社会、献身理想的热情，这样一个社会才能有希望。这位作家还频频发出“尊重生命”、“拯救心灵”的呼吁。柏杨在《为别人想一想》一文中也真诚地指出：“我想，中国人要做的第一紧急的事是，每个人除了为自己想一想外，还要训练自己站在别人的立场，为别人想一想。”
但这里似乎仍然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对现实的抗议如何能从有正义感的呼吁上升为具有哲学深度的、有建设性的思想智慧；嬉笑怒骂的勇气如何能与作者的人的尊严感和内在精神的美相统一。这并不容易。只有个人的内心世界真正强大，才可能焕发出精神的迷人的魅力，才能努力做到对读者既不说教，又有过于随便，既厌恶人性的缺陷而又仍然抱有善意。台湾散文作家郭枫先生也在《台湾当代散文精选·序》中表达了中国散文要有“恢宏的气度和深厚的思想”的企望，的确，这对许多中国散文作家来说，都应该是一个有待探讨和努力的问题。
作家的情怀，而不是题材或套路，决定着作品精神品格的高下，作家以什么样的眼光审视世界，处理题材，这对其作品的内在价值有很大的影响。譬如写雅趣，这是古代文人留下的传统，但与其说这是一个比较有诗情画意的领域，不如说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地带。一个活生生的人，到这里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不食五谷杂粮的人，一到水边，就清澈见底，里面有石头；一坐下来就品茶，论酒，不是想到超脱，就是自我感动；以“雅趣”来塑造风度，容易落入矫揉造作的陷阱。有时，一些写优雅的生活或是写旅行的作品，会使人感到看不到作者倔强的头颅在哪里，他似乎已经被淹没在美酒、会客、风景和饭店柔和的灯光中了。文学的基本精神应该是永远渴望，永远追求，永不满足的。如果说，作品的魅力来自于作家的真诚和质朴的话，那么在台湾一些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就能够比较鲜明地感觉到这一点。作者写的是平凡的、人间的生活，却能以博大的情怀使它生辉。
吴晟的散文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他的描写清新自然而有灵气。即使靠这些长处，他也能在反映台湾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家间占一席之地。但是，作家将纵横的乡村小道引向社会，通过农民的眼光来看这个光怪陆离的、飞速变化中的世界。《这款钱也有人赚》写脱衣舞女下乡，使淳朴的乡下人目瞪口呆，他们在惊叹“这款钱也有人赚”之余，也为这几个女孩子难过，既写出了强烈反差造成的情趣，也质朴地表现了农民的心地善良。质朴，这正是这位作家最感人的特点，他的真诚的情怀总是通过质朴的农民式的困惑与固执表现出来的。《无悔》写自己对官方文艺大会那种豪华气派、冠盖如云的场面的惊讶，说这“都是我简单的生活环境难以想象出来的。”但真正吸引他的，却是那些坎坷一生、白发苍苍、穷困潦倒而又矢志不移的文学前辈。同时，对应另一些知识分子一生的懦弱，老于世故，他也以良善之心尽力谅解，不肯痛斥指责。这种顿挫从写法来说似不激烈，实更沉痛。而在《奖赏》、《转变》等篇中，作家终于不能再容忍世间的怯懦，他表示“要不断发出清醒而耿直的声音，唤起世间沉睡的正义和公理，绝不迷失良知而随波逐流。”当质朴的困惑最终转变为斩钉截铁的誓言时，它就会象岩石一样坚实，不可撼动。
陈列的《老兵纪念》以同样真诚的情怀注视世间的人群，但却透露出一种厚重的沧桑感。当他还是少年时，眼中的一群从大陆撤过来的老兵尚带有浪漫色彩。等到逐渐知道那段历史了，等到自己也当了这些老兵的长官了，他才开始看出并真正理解了这些老兵的悲哀，“那些枯竭的老脸皮的冷漠态度，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过去的理想，已在感情和认识上失去意义，渐渐远去。”这种悲哀还不仅是当年的想往已经落空，也不仅是可能要老死异乡，而是上升为了历史的悲哀。作者的苍凉之感和悲悯情怀，深深渗透在全篇的描写之中，终于在结尾处达到了一种理想的风格，以强大而深邃的内心呼唤俯视了人间：“当历史的一些真相被逼着慢慢揭露时，满目竟然是这样的血泪沧桑，啊，苦难的大地生灵。”
与此有些相近的是张拓芜，他的《他乡与故乡》、《空心菜三吃》、《鞋的进化论》等篇都是以写兵的生活为主。尽管他的作品并不怎么深入挖掘，而是照实写来，但仍然很有可读性，明显能感到作者朴实而开朗的情怀。这是因为作家本人就曾是个老兵，生活底子很扎实，他不需要从旁观察，他展示的就是他那批人的人生阅历和内心世界；他作为一个老兵所特有的有些满不在乎的口气，构成了作品刚健、明朗的风格基调，也使读者自然地感受到普遍人生活的艰辛和欢乐。
台湾作家写亲情的作品多，写的不错。譬如李敏勇《女儿》写亲情，写出中国式家庭生活的和谐、温馨。丹扉的许多散文作品不仅如此，还轻松地塑造了一位既传统又现代、既慈爱又负责任的中国母亲形象。子敏的《雨》描写生活的艰辛对家庭的考验和磨砺，父子俩在连天阴雨中四处奔波，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摆脱窘境，在温情中又显露出生活的充实感和坚韧精神。但总的来说，写亲情的作品多，也就容易雷同，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国家，温情更多地存在于亲情之中。那么写亲情如何与整个社会生活相衔接，并写出个性和深度来，这就取决于作家能否创造性地选择素材，提炼主题。
钟铁民的《父亲，我们》具有独特性，这篇散文难得地抵近再现了一个老作家献身艺术的真诚情怀。他的父亲钟理和是台湾老一辈作家，一生历尽艰难困苦，用笔写心。但是当儿子也想走这条路时，老作家却居然不赞成，他这样劝告儿子，要想搞写作，“你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若一定要写作，答应爸爸一个条件，你不要结婚，你喜欢吃苦是你自己的事，你没有权利让妻女也受连累跟你吃苦。”儿子深深理解父亲，这绝不是开玩笑，而是“句句出自肺腑，要知道他正是让现实生活击倒的呀？”读书，写作，不荒废时光，过朴素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这本是很高尚、很美好的理想，但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物欲社会里，诗人们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很少被这个世界厚待，这就是从古到今不断看到的一个严酷事实。钟铁民本人的一些散文作品朴实而清新，象《土狗》、《蜗牛》、《牛》、《大番薯》等篇虽然以素描为主，很少发挥，但却能强烈而又不经意地吸引读者，使人感到诗意就在生活本身之中，这既得益于作家扎实的艺术功底，更来自于他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纯朴的人生态度。
何欣《仍然是对的》一篇有所突破，其独特价值在于，作家在现实中坚持博爱的理想，最终超越于比较狭隘的亲情之上，他作为父亲，要求孩子对社会诚实，对他人诚实。如果诚实的孩子受了骗子的骗。怎么办，当孩子提出疑问时，这位父亲最终仍然肯定“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是对的，孩子满意地走了，他也感到了满足，因为“解答了一个颇难解答的问题。”的确，特别对中国的家长来说，当社会现实与道德理想相冲突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何欣表现出他是一个真诚的作家，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郭枫的人和文章明显具有诗人气质，他坚守自己的理想，厌恶物欲横流的社会。他在《生命的一抹》中豪迈地宣称，即使有子女家庭，钱很少，生活艰难，他也不信金钱。也正是如此，他才能够有象《两朵微笑》这样美丽动人的感觉。这篇散文的主角是孩子，但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两个完全不相识的女孩子，当他看到孩子的笑脸时，能够感受到那丝毫没有人世间的心机的灿烂的笑，并为孩子们的“善良而纯真”大为感动。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美的情感并不是人人都能产生的，它显然生发于作家真诚而富于诗意的情怀。在《画家》一文中，孩子的意象似乎又具有了寓言的意味。一个画家对人生已经失望，这时一个女孩子温暖了他的心，于是天地有了些亮色，画笔上多了一份温柔。正是孩子般的纯真使郭枫选择了象《古老的中国》这样诗意很浓的主题；也使他一点不能容忍虚假，写出《有这样的一座城》等篇章，激愤地揭露那些表面上鼓吹美、仁爱，而自己却时时准备当候鸟的所谓“先知”。
当然，世界是凡人的世界，人都有要温饱、要生存，要发展的权利和要求，因此，那些不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却执意追求理想的人往往被周围的人们斥为“呆”。那么对于一向真诚的作家来说，保持高尚峻洁的情怀，抨击物欲横流的社会，又该如何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协调呢？这的确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假如人们都这么合乎流俗，循规蹈矩，不肯吃亏，假如人人都忙于在市场上分一杯羹，往家里搬东西，那么这个世界还有诗意吗？人类还需要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吗？这可能不合逻辑，但更是个问题。
长期的封建专制窒息人的创造精神，现代商业社会限制人的思想境界，而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因感到生存的卑微、不受重视、无能为力而玩世不恭，这一切都在很有理由地阻止着伟大作家的出现。但如果能够超越这一切，能够以惊奇的眼光看待身边的生活，以博大的情怀涵盖世界，奇迹就有可能开始显现。
作文二：《作文素材之家国情怀》5800字作文素材之家国情怀
作者：庞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