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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科学与政治

时间:2022-12-04 18:35:02 来源:学生联盟网

□周蔚华

【导 读】达恩顿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和孔飞力的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两本微观史学著作出版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两位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运用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分别描述和分析了18世纪发生在法国和中国的两起事件—— “催眠术”和“叫魂术”。这两个事件其实都是“巫术”,前者借用科学之名,后者则和中国传统中的魂灵相结合,但最终都演变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法国的催眠术大师们认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受到了权威的压制,因而他们要奋起反抗,并通过这种反抗争取平等、民主、自由等,从而传播了启蒙思想,并进而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先导;
清政府则通过捉妖、镇压 “叫魂”运动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两位作者摆脱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通过这两个“巫术”事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社会心态、大众心理、政治运作机制等综合起来分析,将当时社会的万花筒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研究角度和叙事方法可以给我们的历史研究以新的启迪,同时也说明了在全社会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的极端重要性。

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和各种各样的“严肃”研究著作中,常常将法国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与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联系起来,他们所宣扬的启蒙思想,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种子洒遍社会,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人们对封建王朝的反抗,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正是有了这些“先验的”认识,当我在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达恩顿的著作《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周小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时,时时感到惊讶不已——法国大革命居然和当时流行的一种催眠术现象有着直接的关联。原来真实的历史并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单一,历史是复杂的、多样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不能局限于某种固定的模式或框架。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是达恩顿的一本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学著作,它考察了发端于1778年2月流行于法国的一场催眠术的缘起、发展历程、主要人物、政府的态度、社会反响等,通过催眠术的兴起及其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演变过程,分析了这场在当时颇具影响的催眠术与当时的科学思潮、激进思想、政治运动、大众心态以及启蒙运动终结等之间的关联,为揭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提供了一个为人忽视的独特视角。

自牛顿开创了近代物理学之后,科学在欧洲世界迅速兴起,人们的科学热情经久不衰,受过教育的法国人对科学近乎着迷,他们看到了科学的神奇力量:在物体之间居然存在着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万有引力,并遵循着“万有引力定律”;
避雷针成了风行的潮流,富兰克林的电一时尽人皆知;
神奇的热气球居然将人带到空中,长距离的飞翔,震惊了整个欧洲。

“燃素” “以太”“动物热” “有机分子” “火灵”等这些新的科技名词或“发明”充斥于科学家们的论文之中,人们在《百科全书》这样的严肃的工具书中能够在“火”和“电”条目下读到各种液体的描述,在牛顿那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划时代的著作中,牛顿也在描述“某种最微细的精气的事情,它渗透并蕴含在一切大物体之中”。我们了解了这些科学家对神秘 “力量”的好奇和探索,以及大众对科学充满着宗教般的热忱,就不难理解催眠术为什么受到如此关注和欢迎了。当催眠术的创始人梅斯梅尔宣布他发现了一种极为细微的液体,这种液体在一切动物躯体中穿行、环绕,这种液体作为引力的媒介而存在,人体类似于一块磁铁,人们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这种液体在人体流动中受阻,而梅斯梅尔的催眠术可以通过按摩人体的“磁极”,克服阻碍,控制和强化液体的流动,通过“磁液”向治疗对象发出第六感信息,从而达到催眠和治愈的效果,恢复人体的健康,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种神秘的催眠术,如果仅限于在民间做做治疗、传播与推广,它也可以变成“民科”或者业余科学,至少还可以提供一种娱乐。问题是,这些催眠术的信徒们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一方面,他们通过舆论和宣传,造成巨大的声势,在一段时间内,催眠术大行其道,“像一场流行疾病一样征服整个法兰西”,关于催眠术的讨论占据了报纸的主要版面,在一些主要媒体上,催眠术所占的篇幅远远超过任何其他话题;
在咖啡厅,在沙龙里,在大学学院的论坛上,在舞台上,人们到处都在辩论催眠术,催眠术的有关观点在潮水般的宣传手册和书籍中得以传播。另一方面,他们不满足于民间或者社会上的流行,他们需要得到官方的肯定和认可,他们希望得到法国科学院的承认。于是,法国政府指派皇家委员会对催眠术进行了一次调查,委员会通过一系列实验得出结论:梅斯梅尔的液体并不存在,痉挛及催眠术的其他效果可能是由于催眠师们的过度想象。

这可捅了一个大马蜂窝!梅斯梅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向大众求救,对院士们所代表的官僚机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把它们作为专制制度的代表,认为政府与学院之间建立了邪恶的联盟以保护既定的秩序。这些批评者背后还有法国高等法院的暗中支持。催眠术的一些激进分子成了反抗学术机构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努力拼搏,争取他们的身份得到认可,他们攻击仲裁者,攻击游戏背后的规则,挑战社会秩序,挑战当权集团。他们在卢梭主义的启发下,看出了催眠术的政治和道德意义,给催眠术赋予了一种平等的、人道的力量。随着斗争的深入,到了1789年,这种反抗学术权威的斗争已经融入了一场为了争取独立的、更加普遍的战斗之中,很多催眠术的激进分子在法国大革命中都成了法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建立了一个组织——和谐社,他们的宗旨是倡导普遍公正,倡导安全、自由、财产等人的自然权利。他们将物质的法则和人的法则自然联系起来,通过物质和道德的力量教育人民,重建社会,通过身体—道德上的因果律的颠倒来改革机构、振兴法国。正是循着这些方法,催眠术的激进追随者们找到了一条通向革命的道路。

催眠术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终止,“催眠术运动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而灭亡,只是在大革命中散落碎裂,等着将来被纳入19世纪的体系之中”。到了19世纪上、中叶,催眠术一方面和神秘主义结合走向唯灵论,另一方面又被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所利用,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之一。傅立叶把“普遍和谐”作为他的哲学的指导原则,认为天启末世即将来临,其后便是由“普遍和谐”统领的乌托邦世界。催眠术还影响到一些重要的文学家,比如巴尔扎克和雨果,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催眠术和通灵主义内容,催眠术在他的故事叙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雨果的作品则标志着催眠术对通灵文学影响的最高点。

“催眠术的强流,和投胎转世的灵魂、层级森严的看不见的神灵、原始宗教以及其他通灵论元素一起,在雨果的诗歌中流动。”雨果认为,催眠术表明科学以奇异难信为借口,已经抛开了它追问一切事物本源的科学职责。催眠术带领雨果超越科学,获得了“普遍和谐”的视野。到此为止,自从1778年梅斯梅尔向巴黎人宣布其存在以来,催眠术经历了几次轮回,“等到它渗入《人间喜剧》和《悲惨世界》时,启蒙运动早已被它抛在身后,变成一片废墟了”。

在法国催眠术如火如荼兴起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在东方大国——中国也发生了一件与此相似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叫魂”事件及其清剿运动。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一书中,对这场运动发生在中国的“盛世妖术”通过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案件进行了叙述和深入分析。

“叫魂”案件发生的时间比催眠术早10年,从历史的角度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时间。1768年,一种被称为“叫魂”的妖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在受害者名字、毛衣或衣物上“作法”,或者剪去小孩的毛发,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从而可以盗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12个省份,打乱了2亿多人的正常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皇帝的宫殿无不受到波及:平民百姓忙于寻找各种抵御妖术、自我保护的良方,官员们疲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并通过严酷的刑讯逼供,将这些“妖人”定案治罪,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严令各地督办除妖,并力图弄清楚叫魂恐惧背后的真实原因,企图发现隐藏在这一事件背后的凶险阴谋,因此皇帝亲自坐镇,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行动。在全国上下折腾了半年多的时间后,发现这原来是一个莫须有的“乌龙”: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坐实一起真正的妖人,也没有证明一个真实的妖术案件,有的只是谣言满天飞,有的是屈打成招,有的是谎报瞒报,有的是夸大其词,有的是造谣诬陷,有的是含冤致死,在付出了无数人的无辜性命和摘掉许多官员的乌纱帽后,乾隆皇帝不得不草草收兵,下令停止清剿。

在这本书里,孔飞力给我们提供了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是流行于普通百姓中的对妖术的恐惧,他们草木皆兵,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协助官府抓住一个又一个“妖人”,从而也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
一是皇帝本人,他对“叫魂”所引起的恐怖如履薄冰,严令各地官员迅速查处,对官员办案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于行动缓慢的官员们刻薄训斥,严加惩处,甚至在觉察到这个案件自始至终是一场子虚乌有的闹剧之后,逐渐确信妖术其实是谋反的烟幕;
还有一个是管理系统即各级官员们的困境,他们一方面在一开始时,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并在上报情况时刻意隐瞒,或者报喜不报忧,力图给上级一种平安无事、社会稳定的印象,另一方面,当面对朝廷的严查督办时,他们又唯恐自己落到别的官员后边,在清剿妖术方面宁左勿右,互相比狠,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戕害了无数无辜无助的百姓性命。因此,他们夹在上下中间,让两方都不满意。孔飞力说,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本书就是通过这些故事的讲述和分析,力图说明: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

之所以将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讨论,是因它们有一些共同之处: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大师,他们在文化史领域都声名卓著,影响巨大;
他们在研究中都综合运用文化史学研究方法,从被史学家长期忽视的“边缘事件”入手,层层剥离这些事件背后所蕴藏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深层原因,给我们以启迪;
还有就是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摆脱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将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社会心态、大众心理、政治运作机制等综合起来加以层层剥离,将当时社会的万花筒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复杂多样、斑驳陆离的世界,因而都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从这两本书中我们看到,同样是在18世纪,东西方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些相似和不同决定了后来的社会走向。

首先,无论是催眠术还是 “叫魂”术,它们能够广泛传播或者人们之所以相信其真实存在,都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现实条件。在欧洲社会,18世纪处于社会大变动和大转型时期,发端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兴起,也催生了欧洲大陆的思想和文化启蒙,使得催眠术这种“新思想”找到了传播的土壤。而中国当时处在康乾盛世,但在清朝最高统治者那里有种内在的矛盾和忧虑,那就是对于一个“外来”民族统治者来说,既要重用汉族官员,又从骨子里对这些汉族官员放心不下,时时存在焦虑和担忧,处处感到一种若隐若现的威胁,加上白莲教等教派一直有反清复明的反抗活动,于是,一旦有地方政府上报有“叫魂”活动及其在民间所造成的社会恐慌,皇帝就把它视为对统治者的最大威胁,发动声势浩大的清剿运动。

其次,无论是催眠术还是 “叫魂”术,都企图寻找内在的“科学”依据。人类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探索中,未知的领域远远大于已知领域,而对人类自身健康、生命等领域的认识则更加有限,于是一些充满着迷信、神秘感的学说常常有巨大的市场。18世纪的催眠术借助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崇拜科学的大潮,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声称找到了神秘的磁水,发明了动物磁力学,并借助这些“科学”术语加以推广和传播。而中国的情况则要更为复杂一些。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人的肉体和灵魂是可以分离的,在肉体之外,有一个灵魂对人起一种支配作用,灵魂既可以离开肉体而游离,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而“召回”。当灵魂游离于肉体时,人就可能生病、昏沉、疯癫乃至死去;
而当灵魂召回后,人的上述病状就会痊愈。既然灵魂可以游离或者召回,那一定有其他的神秘的力量参与,这个神秘力量就是“术”,于是各种各样的懂术的 “大师”或者“妖人”应运而生,他们既可以包医百病,也可以通过对人施以法术置人于死地。人们之所以对 “叫魂”感到恐慌,就是人们无法理解这些妖术的机理,无法控制这些妖术所产生的可怕后果。如果催眠术还打着科学的旗号,并希望获得法国科学权威机构的认可,那么中国的“叫魂”或招魂术则完全把身心关系神秘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同样是“妖术”,近代西方社会的知识阶层要给它打上科学的外衣,甚至从内心里就把它看成一种科学探索,而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些 “妖术”则和宗教、命相等神秘主义结合,甚至是一些奸刁之徒利用民间的恐惧心理而逞其私欲,毫无科学探索可言。

这两场“妖术”最终都演化成政治运动,但结果大相径庭。法国政府及王室虽然对催眠术有所警觉,并安排在科学界很有权威的皇家委员会进行调查,但没有刻意进行打压,高等法院甚至还暗中对该运动表示支持。结果是,法国的催眠术因希望获得科学权威认可而不得,最后演变为反对权威、反抗专制制度,主张安全、自由、民主、平等的启蒙运动,并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导之一,瓦解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后来,催眠术所主张的“普遍和谐”观念后来则进一步成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而在中国,“叫魂”事件受到朝廷关注后就开始进行严厉打压,同时乾隆皇帝则借助“叫魂”恐慌事件,对地方官僚体系进行肃整,“从严议处,以正纲纪”,两江总督,安徽、江苏、浙江、山西等一批汉族高官因玩忽职守而被罚,大批地方州县官员被革职,强化了乾隆及清政府的统治地位。

类似性质的事件,最终却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其在历史长河的演变过程令人唏嘘。历史就是这样诡异,由于科学和启蒙的深入人心,妖术在西方越来越失去市场,但却在晚清找到了肥沃的生长土壤,不仅白莲教利用其神秘的宗教色彩,不断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后来,义和团运动中的很多“刀枪不入”的“法术”,则又使得清最高统治者信以为真,把它作为对付西方科学的产物——洋枪洋炮——的利器,最终以大败而告终,成了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两部书探讨的都是历史上的神秘事件,但它们用科学的方法揭示了这些事件背后的社会心态和政治制度因素,给我们展现了一部18世纪东西方社会面貌的全景。

两百多年过去了,类似催眠术、“叫魂”似的神秘主义事件并没有绝迹,时不时地改头换面以其他形式再现。这些年社会上又出现了许许多多所谓的“大师”,他们借助于科学的某种局限性,夸大自己拥有的所谓神秘的力量,声称自己异于常人,能够呼风唤雨,能够包医百病,能够未卜先知,不仅忽悠了很多普通老百姓,即使一些很有地位的官员、明星、学者,也成了这些 “大师”的帮凶。今天,我们应该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学、认知科学、相信科学,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培养公民的科学素养,营造让“妖术”、伪科学无处藏身的社会环境。这也是我们今天阅读这两部著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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