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辭修
提要：
在西漢後期的制度改革中，儒生和文法吏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直接推動歷史發展的，是外戚間的政治鬥爭。哀帝在位期間，外戚王氏、傅氏、丁氏與哀帝寵臣董賢之間鬥爭激烈。一些外戚爲鞏固自己的地位，任用朝臣，改革制度。他們在改制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儒生在滿足外戚利益的前提下，推行自己的主張。哀帝死後，王莽掌握輔政大權。他憑藉自己的外戚身分，領導儒生進行改制，最終代漢自立。
關鍵詞：
漢哀帝 王莽 外戚 儒生 改制
西漢末年，統治危機日益嚴重，劉氏應禪讓皇位的呼聲此起彼伏。統治集團試圖通過改革的方式解決危機。儒生提出借鑑周禮，改革漢朝的政治制度，得到了一些當權者的認可。有些官吏反對復古，認爲漢代的制度有合理之處，統治者不必聽從儒生的建議。在此背景下，外戚之間的權力鬥爭也時常發生。成帝去世後，哀帝即位。哀帝在位期間，成帝母親王政君，以及王政君之侄王莽，與哀帝姻親傅氏、丁氏和董氏之間的鬥爭，對西漢歷史産生了深刻影響。這段歷史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研究。
許多學者研究西漢後期的政治文化，取得了豐富成果。閻步克先生研究西漢後期的路線之爭，認爲儒生和文法吏各自代表的政治傳統推動了歷史發展。(1)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85—386。閻先生還研究漢代的讖緯和數術，他指出，西漢後期，社會上瀰漫着衰世之感，人們普遍認爲劉氏的統治即將結束。(2)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頁384。陳侃理先生對西漢後期的讖緯數術亦有研究。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
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07—110。陳蘇鎮先生研究西漢後期的改制運動，認爲成、哀時期外戚當權，復古改制只能避重就輕。(3)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41—347。漢朝的統治遭遇危機，改革停滯不前，改朝换代呼聲高漲，這是西漢末期的歷史背景，也是哀帝君臣需要應對的挑戰。
西漢的外戚政治是學者關注的重點。吕思勉先生在《秦漢史》中，對成、哀時期的外戚問題多有發覆。(4)吕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87—196。張小峰先生研究哀帝朝的外戚鬥爭。他關注哀帝加强皇權的努力，以及傅氏、丁氏與王政君家族之間的矛盾。(5)張小峰《西漢中後期政局演變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79—217。郭善兵先生認爲，哀帝有意加强皇權，嘗試改革制度，努力維持王朝統治。但由於外戚貪縱不法，以及哀帝缺乏改革決心，他的努力以失敗告終。(6)郭善兵《漢哀帝改制考論》，《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漢哀帝新論》，《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前輩學者都關注哀帝朝的外戚。研究哀帝朝歷史，外戚政治是不能回避的話題。
漢代外戚往往掌握輔政大權，但外戚勢力並非鐵板一塊。新皇登基後，他的祖母、母親和妻子的家族成爲外戚。新舊外戚常爲權力而爭鬥。爲了在政治鬥爭中取得勝利，當權者常提拔親近的朝臣爲宰輔，並根據自己的需要，采納朝臣的主張，改革政治制度。哀帝朝儘管只有短短數年，但外戚鬥爭同樣十分激烈。本文將探討哀帝朝的外戚鬥爭，與外戚鬥爭對政治制度的影響。
成帝末年，權力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成帝立侄子劉欣爲太子，還任命了幾位高官。這些人事安排對此後的政治格局影響深遠。讓我們從成帝末年説起，看看成帝對朝廷人事做了哪些調整。
成帝一直無子。元延四年(前9)，成帝之侄定陶王劉欣，和成帝之弟中山王劉興一同入朝。劉欣表現出色，給成帝留下了深刻印象。(7)《漢書》卷一一《哀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333。不久，成帝立劉欣爲太子。《孔光傳》詳細記載了成帝立儲之事：
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産弟中山孝王及同産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襃、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襃、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8)《漢書》卷八一《匡張孔馬傳》，頁3354—3355。
劉欣順利地成爲太子。支持他的除趙皇后和趙昭儀外，還有大司馬王根、丞相翟方進、右將軍廉襃與左將軍朱博。反對者只有孔光，他因此遭降職處分。在是否立劉欣爲太子這個問題上，正反兩方實力差距懸殊，太子的支持者占據絶對優勢。
劉欣成爲太子後不久，朝局發生變化。成帝調整了朝廷高層的人事格局。《漢書·孔光傳》對此有全面記載：
是歲，右將軍襃、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9)《漢書》卷八一《匡張孔馬傳》，頁3356。
支持劉欣做太子的廉襃、朱博被罷免，丞相翟方進去世。據《漢書·翟方進傳》，方進是被成帝逼迫自殺的。(10)《漢書·翟方進傳》曰：“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曰：‘……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絶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禮賜異於它相故事。”《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頁3421—3424。王健與張小峰認爲，成帝逼殺翟方進，是因爲後者曾與淳于長交好。(11)王健《漢代君主研習儒學傳統的形成及其歷史效應》，《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張小峰《西漢中後期政局演變探微》，頁183。但淳于長罪行敗露後，翟方進向成帝提出辭職，成帝没有同意，於是方進積極檢舉淳于長的黨羽。他不大可能受淳于長牽連而死。翟方進死前，僚屬李尋這樣評價他：“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12)《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頁3421。綏和二年(前7)，熒惑守心的天象出現，成帝下册書於翟方進，説：“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職。”(13)《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頁3421—3423。從成帝這段話中，我們能看出他對翟方進的政績不滿。或許漢朝遭遇的統治危機，使成帝考慮更换丞相。李尋猜到了成帝的心思，故説翟方進没有讓賢之舉。但翟方進政績不佳，罪不至死。張嘉鳳、黄一農指出，綏和二年熒惑守心的天象，實際並不存在。“翟氏與王莽之間的嫌隙與權力鬥爭，很可能是促使翟氏自殺的重要原因”。(14)張嘉鳳、黄一農《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的影響——以漢相翟方進自殺爲例》，《清華學報》新20卷第2期，1990年。不過我們並未看到王莽與翟方進爭權的迹象。成帝末年，王莽年資尚輕，權勢尚未達到頂峰。即使他與翟方進不和，成帝是否會爲他而大費周章，編造天象，處死宰輔重臣，也是存疑的。但將翟方進之死與成帝末年的政局聯繫起來，是比較合理的研究思路。在迫使翟方進自殺前後，成帝還處分了廉襃和朱博，並命孔光接替翟方進，成爲新任丞相。這似乎説明，成帝的人事調整，針對的是太子的支持者。翟方進擔任丞相多年，“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爲通明相”，(15)《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頁3421。名聲很大。如果只是將他罷免，成帝未必安心。天象的變化，使成帝找到了殺掉翟方進的理由。
劉欣成爲太子後，成帝封楚孝王之孫劉景爲定陶王，繼承劉欣生父定陶恭王的祭祀。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成帝對太子的態度很敏感，“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禄勳師丹爲太傅”。(16)《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下》，頁4000。此事説明，成帝想讓劉欣成爲自己的兒子，與定陶國脱離關係。此時，劉欣的祖母定陶傅太后、母親丁姬也住在長安。如何處理這兩人與太子的關係，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成帝和王太后對此展開討論：
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17)《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下》，頁4000—4001。
成帝立太子的目的，就是爲了讓太子“丞正統”，繼承自己的祭祀，所以他希望太子“不得復顧私親”。成帝爲定陶恭王立嗣，劉欣表示反對，説明在身邊人的影響下，劉欣不願與定陶國脱離關係。他仍將自己視爲定陶恭王的兒子。這是成帝與太子的分歧所在。
翟方進死後，孔光繼任丞相。史載：“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劉欣)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宫。”(18)《漢書》卷八一《匡張孔馬傳》，頁3356。孔光建議傅太后别居之時，劉欣已經即位。但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的性格特點，在成帝去世前已有展現。爲了讓劉欣成爲太子，傅太后買通皇后和朝官，足以説明她“長於權謀”。孔光建議成帝立弟弟爲皇儲，提出“立嗣以親”。翟方進等人擁立劉欣的理由，則是“昆弟之子猶子”、“爲其後者爲之子”。和翟方進等人相比，孔光的論據不夠充分。此前昭帝去世，没有子嗣，執政大臣霍光捨昭帝之兄廣陵王，立昭帝之侄、昌邑王劉賀。劉賀被廢後，霍光又提出“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後”，遂立劉病已爲帝，是爲漢宣帝。(19)《漢書》卷六八《霍光金日磾傳》，頁2937—2947。按宣帝故事，成帝絶嗣，後繼之君應在“支子孫賢者”中産生。劉欣符合這個條件。孔光是大儒，又能“守法度，修故事”，(20)《漢書》卷八一《匡張孔馬傳》，頁3353。對劉欣做太子的合法性應該是清楚的。在孔光看來，傅太后性格强硬，如果劉欣做皇帝，傅氏會憑藉皇帝祖母的身分作威作福。這可能是孔光不支持劉欣的真實原因。成帝是否瞭解孔光的憂慮，我們不得而知。但孔光反對劉欣做太子，成帝肯定是清楚的。他逼死擁立太子的翟方進，改任孔光爲丞相，客觀上對丁、傅不利。
成帝喜愛儒家經典，對復古改制很感興趣。三公制和州牧制都是在成帝晚年，由何武提議建立的。(21)《漢書》卷八三《薛宣朱博傳》，頁3404—3406。據《漢書·成帝紀》，兩次改制分别發生在綏和元年四月與十二月，(22)《漢書》卷一《成帝紀》，頁329。相隔僅有八個月。在如此短的時間内，成帝調整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可見他改革的決心和力度。
綏和元年七月，成帝罷免王根，任命王莽爲大司馬。王莽自幼學習古禮，“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23)《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頁4039—4041。符合成帝改制的要求。王家子弟居位輔政二十餘年，但王莽上任前，王氏執政者從未支持復古改制。成帝讓王莽做大司馬，有利於推動改制。此外，他對王莽的任命，也有其他方面的考慮。王根之所以支持劉欣做太子，是因爲他和傅太后有私交。這應是成帝罷免王根的主要原因。成帝去世後，王莽和傅太后發生了激烈衝突，説明他和傅家的關係並不親密。成帝在世時，王莽和傅太后應該没有太多交往，這或許是他得到成帝信任的主要原因。總之，成帝調整朝廷人事，有利於復古改制的推行。但他任免朝官，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讓王莽和孔光制約丁、傅勢力。
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去世。據《漢書》，成帝“素彊，無疾病……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韤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24)《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下》，頁3989—3990。吕思勉先生提出，所謂“素彊，無疾病”，是成帝死後王太后加罪趙昭儀之語。他指出，成帝早年曾對劉康言及身後之事，説明他的身體並不康健。(25)吕思勉《秦漢史》，頁187—188。張小峰先生認爲，成帝死於腦溢血或其他突發性疾病，他的死亡是很突然的。(26)張小峰《西漢中後期政局演變探微》，頁183。我認爲，成帝晚年的作爲，特别是安排繼承人，可能與他的身體狀況有關。或許成帝自覺時日無多，所以他册立太子，並調整輔政人選，防備丁、傅。若果真如此，那麽成帝推行的復古改制，以及他去世前的人事安排，都成爲政治遺産，爲劉欣所繼承。劉欣可以沿用成帝的人事班底，繼續改制；
也可以改變成帝的人事安排，施行新政。劉欣的選擇，將深刻影響漢朝的政治走向。
成帝去世後，劉欣登基，是爲漢哀帝。哀帝入繼大宗，傅太后出力甚多。她和部分丁、傅家族的成員，都希望獲得權力，以爲回報。但王太后尚健在，王莽仍擔任大司馬。在這種情況下，新舊外戚間的鬥爭不可避免。丞相孔光、大司馬王莽、大司空何武以及彭宣等朝廷重臣，(27)彭宣的任職情況頗爲特殊。據本傳，彭宣在成帝末年“入爲大司農、光禄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爲左將軍”。從這段記載來看，彭宣在成帝朝擔任的最後一個官職是右將軍。但在《百官公卿表》中，我找到綏和二年彭宣任大司農、光禄勳的記録，卻没有發現他擔任右將軍的記載。本傳和《百官公卿表》必有一誤。但無論光禄勳還是右將軍，都是高官，不影響我們對成、哀之際人事變動的認識。《漢書》卷七一《雋疏于薛平彭傳》，頁3052；
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頁843。是成帝去世前任命的宰輔重臣。我將這些人稱爲成帝朝宰輔。(28)祝總斌先生認爲，成帝改制後的丞相、大司空和大司馬都是宰相。大司馬此前是輔政之官，彭宣擔任的右將軍也是輔政官。因此，我將孔光、王莽、何武以及彭宣稱爲“成帝朝宰輔”。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6—66。丁、傅外戚想掌握權力，需要對朝廷人事作出調整。成帝朝宰輔和丁、傅外戚之間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受政治鬥爭的影響，成帝末年的復古改制也遭到否定。
王氏家族和傅太后的矛盾由來已久。元帝末年，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成帝不得父親喜愛。元帝更寵愛定陶王劉康及其母傅氏。正如史書所説：“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元帝去世前，想廢黜皇后和太子，太子舅王鳳“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29)《漢書》卷八二《王商史丹傅喜傳》，頁3376—3377。成帝即位後，王鳳把持朝政，排擠劉康。劉康朝見成帝，“天子留，不遣歸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30)《漢書》卷九八《元后傳》，頁4019。成帝晚年，傅太后暗中結交王太后之弟、大司馬王根。王根的支持，是劉欣成爲太子的重要助力。但這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王、傅兩家的關係。王太后與傅太后爭鬥數十年，彼此間的敵意不會一朝化解。當時，與傅家交好的王根已經去職。成帝新任命的大司馬王莽，是王鳳最喜歡的侄子。(31)《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頁4039。兩家的歷史恩怨，以及成帝對丁、傅的防備，都使王莽不能和傅家聯手。傅太后想要得到權力，需要和王家進行鬥爭。在這場較量中，哀帝和傅太后的立場是一致的。史稱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32)《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頁3503。哀帝早就想打擊王氏，確屬事實。但王家最終丢掉權力，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漢朝外戚往往手握大權。他們驕縱不法，皇帝有時也對他們無可奈何。但這只是事實的一個方面。外戚作爲皇帝近親，能對皇權起到支撑作用。東漢班固評論外戚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内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33)《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上》，頁3933。班固評價的對象是“自古受命帝王”，但他能對外戚有這樣的認識，和當時的政治現實是分不開的。徐沖先生注意到了漢代外戚專權的現象，説：
上述政治現象在漢代的存在其實是相當普遍的，而不單單只出現於所謂的“外戚專權”時期；
其對於外戚而言，也不僅僅只是一種“利益”，某種程度上也是需要承擔的責任。這些政治現象乃是將外戚權力正當化、制度化的漢代皇帝權力結構之組成部分，只不過在某些時期表現的更爲突出而已。(34)徐沖《“漢魏革命”再研究：
君臣關係與歷史書寫》，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頁143。
徐先生指出，漢代外戚的權力來自皇權，外戚掌權有一定的正當性。這是漢代外戚政治的重要特點，對我們的研究很有啓發。
在西漢，皇帝親生母親和祖母的家族，對皇帝很重要。如果皇帝早年與親人失散，就需要尋親，並對這些親屬委以重任。漢宣帝就是一個例子。他即位後，找到自己母親和祖母的親屬，命他們擔任要職。大司馬霍禹是霍光的兒子，霍家權傾一時，但霍禹對新貴束手無策，終遭宣帝誅戮。(35)《漢書》卷六八《霍光金日磾傳》，頁2952—2957。西漢末年，平帝即位，王莽大權獨攬，平帝母親衛氏及其家族没有得到實權。王莽長子王宇“非莽隔絶衛氏，恐久後受禍”，於是與衛氏私下往來，試圖使衛氏到京師居住。(36)《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下》，頁4008—4009。以上事例説明，在當時人看來，皇帝母親、祖母的家族掌握權力，是理所當然的，否則王宇不會如此焦慮，以至於做出背叛父親的事。東漢也有外戚專權的現象，但臨朝的太后往往不是皇帝生母，掌權的太后兄弟不是皇帝親舅。皇帝親生母親、祖母的家族成員更有資格輔政，確是西漢政治的一大特徵。
哀帝即位後，王氏家族的處境十分尷尬。王太后只是哀帝名義上的祖母，他們之間没有血緣關係。按西漢的慣例，已是前任外戚的王家應該讓出權力。成帝初年，王鳳以帝舅的身分輔政。他和宣帝表弟、丞相王商産生矛盾，最終王商遭到罷黜。(37)《漢書》卷八二《王商史丹傅喜傳》，頁3371—3376。王太后和王莽應該知道王商被罷免之事，他們的處境與當年的王商有相似之處。王太后必須盡快與哀帝達成妥協，纔能最大程度地保全家族利益。
哀帝登基時，定陶國的兩位太后住在京師。此時的哀帝需要鞏固皇權，兩位太后及其親族，是他的同盟者。他們從尊崇定陶恭王開始，一步步地提高丁、傅的地位：
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38)《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下》，頁4001。
漢宣帝入繼大統，只追尊生父爲“悼皇考”，祖父爲“戾太子”。(39)《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頁2748—2749。哀帝甫一即位，就追尊生父爲“恭皇”，違背漢代的慣例。史書没有記載王太后爲何答應哀帝的要求。她温和的性格，可能是重要原因。成帝晚年，王太后允許傅氏探視太子。哀帝即位，她又讓丁、傅每十日到未央宫一次，與哀帝接觸。由此可見，王太后不是一個强勢的人。這種性格特點，以及新皇登基、王氏地位尷尬的現實，使她對哀帝作出讓步。
哀帝追尊生父爲“恭皇”，對他提升丁、傅的地位有利。史載：“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宫、中宫。’”(40)《漢書》卷一一《哀帝紀》，頁335。丁、傅得到尊號，對王太后的地位形成衝擊。王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41)《漢書》卷九八《元后傳》，頁4027。之所以確定這件事發生在傅太后被尊爲恭皇太后之後，是因爲《元后傳》有如下記載：“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乃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户，舜五百户，莽三百五十户。以莽爲特進，朝朔望。’”據《哀帝紀》，益封王根二千户、王舜五百户的事發生在綏和二年六月，王莽求退也應該發生在此時。由此可知，此事發生在尊崇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之後。《漢書》卷九八《元后傳》，頁4027—4028；
卷一一《哀帝紀》，頁335。哀帝優禮王莽，但對王家的其他成員，他的態度比較決絶。一個月後，司隸校尉解光彈劾王太后之弟曲陽侯王根，以及王太后之侄成都侯王況。哀帝“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42)《漢書》卷九八《元后傳》，頁4028。王根曾在立太子時支持哀帝。哀帝不僅打擊王根等人，還免除他們推薦的官員，這是他清洗王氏勢力的信號。在這種情況下，王莽不再謙退。“後日，未央宫置酒，内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43)《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頁4042。王莽稱傅太后爲“藩妾”，是對她“恭皇太后”稱號的否定。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黄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44)《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頁4042。據《百官公卿表》，王莽去職的時間是綏和二年十一月。故知王莽與傅太后發生衝突，在哀帝處罰王根等人之後。《漢書》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頁843。至此，哀帝罷黜王氏，改變了成帝晚年的人事格局。
王莽辭職後，新任大司馬應在丁、傅外戚中産生。傅太后族人、右將軍傅喜，是這一職務的重要候選人。史稱他“少好學問，有志行”，在士人羣體中的名望較高，但他和傅太后關係不好。“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迫於傅太后的壓力，哀帝先任傅喜爲光禄大夫，由師丹接任大司馬。不久，由於何武等人推薦，哀帝改師丹爲大司空，以傅喜爲大司馬。(45)《漢書》卷八二《王商史丹傅喜傳》，頁3380—3381。傅太后不會滿足於這樣的結果。在宰輔大臣中，師丹曾多次上疏，反對哀帝尊崇丁、傅，所以他很快成爲新外戚的鬥爭對象，遭到免官處分。(46)《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頁3506—3508。《漢書·傅喜傳》對此也有記載：
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
此前何武推薦傅喜，在奏疏中稱傅喜“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47)《漢書》卷八二《王商史丹傅喜傳》，頁3380—3381。何武稱傅太后爲定陶太后，説明他和王莽一樣，不承認恭皇太后的尊號。以上史料説明，傅太后稱尊號，傅喜和王莽、孔光、何武等成帝朝宰輔皆持反對意見。哀帝成爲太子後，成帝命傅喜爲太子庶子。(48)《漢書》卷八二《王商史丹傅喜傳》，頁3380。太子反對成帝爲定陶國立嗣，太子師傅因此受罰。這説明成帝很重視太子身邊的輔佐人選。傅喜是成帝親自選任的，應該符合成帝要求，承認太子入繼大宗的現實。因此，傅太后不能接受傅喜做大司馬。在她的逼迫下，哀帝最終罷免傅喜。帝舅丁明接替傅喜，擔任大司馬。和傅家私交密切的朱博任大司空。此後，與傅太后不和的丞相孔光去職，(49)《漢書》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頁844—845。左將軍彭宣也因哀帝“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而遭免職。(50)《漢書》卷七一《雋疏于薛平彭傳》，頁3052。經過一番鬥爭，丁、傅外戚及其盟友取代成帝朝宰輔，出任大司馬等要職。
成帝末年，王莽、何武等人主張復古改制。對改制心懷不滿的人有很多，朱博就是他們的代表。雖然成帝朝宰輔失去權力，但他們建立的州牧制和三公制仍然施行。丁、傅外戚想削弱成帝君臣對朝政的影響，就需改革政治，在朝中樹立威信。於是他們和朱博聯手，廢除成帝末年的改制。
史稱朱博“本武吏，不更文法”，但他維護漢制，與主張改制的儒生不同。他曾對儒生説：“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説之。”(51)《漢書》卷八三《薛宣朱博傳》，頁3399—3400。他在成帝末年遭到罷免，既可能因爲他支持劉欣做太子，也可能因爲他反對改制。建平二年(前5)，哀帝任命朱博爲大司空。朱博上任後，提議恢復御史大夫和刺史制，説：“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他在另一封上奏中説：“漢家至德溥大，宇内萬里，立置郡縣……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哀帝同意朱博的提議，罷廢大司空和州牧，恢復御史大夫和刺史。不久之後，哀帝又任命朱博爲丞相。(52)《漢書》卷八三《薛宣朱博傳》，頁3405—3407。至此，成帝晚年的官制改革遭到廢除，西漢末年的改制運動遭遇嚴重挫折。
朱博廢除成帝改制，離不開傅晏的支持。傅晏是傅太后族弟、傅皇后的父親。傅太后讓哀帝娶傅晏的女兒做皇后，説明與傅喜不同，傅晏支持傅太后稱尊號。班固説：“傅氏既盛，晏最尊重。”(53)《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下》，頁4005。傅晏的國丈身分，以及他和傅太后之間的良好關係，使他成爲傅家利益的代表。史載朱博與傅晏“謀成尊號，以廣孝道”。(54)《漢書》卷八三《薛宣朱博傳》，頁3407。事實上，傅太后稱號的提升，在時間上和恢復舊制非常接近。建平二年四月，哀帝下詔，去掉定陶恭皇中的“定陶”二字，並尊傅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太后爲帝太后，在京師立恭皇廟。同月，哀帝廢州牧制，任命朱博爲丞相。在此之前的三月，哀帝恢復御史大夫之官。(55)《漢書》卷一一《哀帝紀》，頁339；
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頁845。“成尊號”與“復漢制”在時間上如此接近，恐怕不是巧合。一些丁、傅子弟“處爪牙官”，哀帝做決策時，身邊的丁、傅子弟對他影響很大。朱博彈劾孔光，哀帝遂免光丞相職務，以博代之。幾年後，孔光復相，哀帝“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毁短光者，復免傅嘉”。(56)《漢書》卷八三《薛宣朱博傳》，頁3407；
卷八一《匡張孔馬傳》，頁3362。傅嘉應爲傅氏族人。孔光罷相，是因爲他遭朱博彈劾，還被傅嘉“毁短”，這從側面説明朱博和傅氏有合作關係。傅氏外戚驅逐成帝朝宰輔，需要在朝中樹立威信。借着“成尊號”的聲威廢除成帝改制，符合傅氏的利益。
哀帝之所以不滿王氏專權，是因爲他不願皇權旁落，希望自己成爲“主威獨運”的皇帝。丁、傅驅逐王氏，在幫助哀帝鞏固皇權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們新貴上位，又和丞相朱博結成同盟，權勢熏天，對皇權構成威脅。在此情形下，哀帝和丁、傅之間的鬥爭不可避免。
丁、傅外戚驅逐王氏，掌握了權力。但他們威脅皇權，引起哀帝不滿。此時的哀帝只有二十歲，血氣方剛。爲了鞏固皇權，這個年輕人不惜對自己的親族展開鬥爭。儘管王氏家族和成帝朝宰輔退出了朝廷，但政治鬥爭並未就此停止。
(一) 哀帝和傅氏之間的鬥爭
建平二年，哀帝宣布漢王朝再度受命於天，並改變自己的皇帝稱號。《漢書》記載此事曰：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李)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黄門，數召見，陳説：“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絶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蕩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57)《漢書》卷七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頁3192—3193。
這次改制可以從許多角度進行研究，其中的神秘主義因素尤其引人關注。陳侃理先生從西漢後期統治危機的大背景入手，研究“再受命”學説及其政治實踐，認爲哀帝采納該學説，“有哀帝個人的健康原因、性格因素，也反映出當時漢朝君臣間已經開始瀰漫衰世危亂之感”。(58)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
災異的政治文化史》，頁107—110。這對我們思考哀帝朝歷史有啓發作用。在陳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觀察“再受命”改制的策劃者，以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訴求。
策劃改制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李尋。哀帝即位後，李尋待詔黄門。他在給哀帝的對策中説：“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可見他反對外戚掌權。哀帝“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黄門侍郎”。(59)《漢書》卷七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頁3191—3192。哀帝身體不好，需要咨詢精通天文的學者。此外，李尋建議哀帝抑制外戚勢力，也符合哀帝的心意。因此，哀帝把李尋當作心腹，讓李尋做黄門侍郎，充當自己的顧問，制衡外戚勢力。
哀帝“再受命”，自稱“陳聖劉太平皇帝”，這在漢朝是前無古人的。以讖緯爲代表的神秘主義思想盛行於民間，但高層官僚推崇的制度，只有“周制”和“漢法”。李尋等人的主張得不到多數朝臣的支持，所以他們不能把改制推行下去。史稱“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60)《漢書》卷七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頁3193。哀帝任用他們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想改善自己的身體狀況，但此舉效果不佳。在這種情況下，賀良等人將矛頭指向當朝宰輔，要求罷黜朱博等大臣，會反受其辱。哀帝將李尋等人下獄，再受命改制也被廢除。(61)《漢書》卷一一《哀帝紀》，頁340；
卷七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頁3193—3194。
哀帝對丁、傅掌權不滿，也對朱博和傅家的親密關係心存忌憚。在廢除“再受命”後不久，哀帝逼殺朱博。此事因傅太后而起。史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御史大夫趙玄對此感到爲難，朱博卻很堅決地説：“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62)《漢書》卷八三《薛宣朱博傳》，頁3407。朱博兩次提到死，反映出他内心的緊張。或許從“再受命”風波中，朱博已知曉哀帝對丁、傅的態度。但他既然和傅晏聯手，就必須促成此事。哀帝果然起了疑心，命尚書審問趙玄，讓中朝大臣評議朱、趙二人的罪過。評議的結果，是二人應當下獄。最終，趙玄被判減死三等，朱博自殺。傅晏也受到懲罰，史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今晏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可能是爲了保全傅太后和皇后的顔面，哀帝只削去傅晏四分之一的封户，(63)《漢書》卷八三《薛宣朱博傳》，頁3407—3408。了結此事。
朱博自殺，使傅家的勢力遭受打擊，但傅晏仍積極干政。建平三年，東平王謀反案發，東平王自殺，王后被處死。和東平王后一同被處死的，還有成帝舅母安成侯夫人。史載“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宫，坐祝詛下獄”。(64)《漢書》卷一一《哀帝紀》，頁342；
卷七二《王貢兩龔鮑傳》，頁3067。東平王謀反案的告發者，是息夫躬和孫寵。史稱“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爲援，交游日廣”。(65)《漢書》卷四五《蒯伍江息夫傳》，頁2179。支持息夫躬交游的人是傅晏。傅家和王太后有很深的積怨，安成侯王崇與王太后、王鳳是同母所生。王崇死後，他的夫人在長信宫服侍王太后，與王太后關係親密。殺掉安成侯夫人，可以打擊王太后。息夫躬在告發東平王的同時，應將安成侯夫人“祝詛”之事一並上報哀帝。指使他告密的人，應該就是傅晏。息夫躬告發有功，哀帝任命他爲光禄大夫。元壽元年(前2)，傅晏指使息夫躬爲自己謀取輔政之位。但此事最終失敗，哀帝免去了傅晏衛將軍的職務。息夫躬先遭罷免，後又遭逮捕，死於獄中。(66)《漢書》卷四五《蒯伍江息夫傳》，頁2182—2187。這一年正月，傅太后去世，傅家在朝廷中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哀帝依靠丁、傅外戚加强皇權，若他想限制丁、傅的權力，就必須在朝中扶植新勢力，以此爲援。董賢就是哀帝一手提拔的新貴。二人關係親密，他們“斷袖”的傳説在歷史上廣爲流傳。除感情因素外，哀帝提拔董賢，也有理性考慮。董賢是哀帝做太子時的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説其儀貌……拜爲黄門郎，繇是始幸”。(67)《漢書》卷九三《佞幸傳》，頁3733。據“二歲餘”可知，董賢發迹的時間，在建平二年前後。這一年，哀帝和傅晏、朱博展開了激烈鬥爭。哀帝提拔董賢，應是爲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哀帝還將董賢的妹妹納爲昭儀。董家的權勢不如丁、傅，但董賢成爲外戚，(68)徐沖先生指出：“對於真正‘外戚’之書寫，以《漢書》爲例，則可分爲兩類。一類是一般的外戚，即附出於《外戚傳》中其相關后妃之下，而不再單獨立傳列出……另一類是有特殊功德可稱的‘外戚’，則單獨立傳列於相應時代的列傳之中，如竇嬰、霍光、王商等。”董賢兄妹和哀帝的關係，同《外戚傳》中李夫人兄妹和武帝的關係很像，因此董賢就是外戚。董賢兄妹的事迹没有被寫入《外戚傳》，並不是因爲董家有特殊功德，而是因爲他們被視作佞幸，故其事迹被載入《佞幸傳》。徐沖《“漢魏革命”再研究：
君臣關係與歷史書寫》，頁138。就有資格和丁、傅爭奪權力。
班固總結哀帝的一生，説他“欲彊主威，以則武、宣”。(69)《漢書》卷一一《哀帝紀》，頁345。這句話説明武帝和宣帝是哀帝效法的對象。武帝第一任皇后陳氏是館陶公主的女兒，出身顯赫。但武帝不喜歡陳皇后，而是看重出身低微的衛子夫，並改立衛氏爲皇后。衛子夫的弟弟衛青深得武帝重用，官至大司馬大將軍。哀帝寵幸董賢兄妹，可能是效仿武帝的做法。當時人已經把兩位皇帝的作爲聯繫在一起。東漢大儒桓譚生於西漢末年，《後漢書·桓譚傳》記載了桓譚在西漢末年的一些言行，其中有這樣一件事值得我們關注：
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傅)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説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埶，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70)《後漢書》卷二八上《桓譚馮衍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955—956。
桓譚只是郎官，卻能預料到傅皇后將遭陷害，説明當時傅、董兩方鬥爭激烈，已爲衆人所知。董賢若無哀帝支持，就不能發動太醫，搜尋皇后的罪證，更無法逮捕皇后的弟弟。哀帝雖未廢后，但已有改易皇后的想法。他打擊傅氏，最易施行的辦法，就是效仿武帝，立自己信任的人爲皇后。桓譚以傅皇后比陳皇后，以董氏比衛氏，準確地指出了傅家的困境。
元壽元年，傅太后去世，丁、傅外戚的勢力更加衰弱。不過傅晏的女兒仍是皇后，哀帝的舅舅丁明仍爲大司馬，丁、傅外戚依然能參與政治決策。哀帝提拔董賢，就是想讓董賢取代傅家，成爲當權外戚。有了哀帝的支持，董賢在政治鬥爭中占據上風。一些朝臣也卷入鬥爭，使外戚矛盾從後宫延續到前朝。
(二) 王嘉與董賢的矛盾
董賢的快速崛起，使很多朝臣心懷不滿。他們認爲，董賢與皇室没有血緣關係，也未立大功。他能夠獲得權勢，全賴皇帝的恩寵。一些大臣能接受外戚掌權，但不能接受董賢這樣的“佞幸”身居高位。王嘉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
朱博死後，哀帝任命平當爲丞相。平當是一位儒生，他曾在改革廟制時反對罷廢太上皇廟，説：“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旤福不虚，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71)《漢書》卷七一《雋疏于薛平彭傳》，頁3049。廟制改革，是西漢後期復古改制的重要内容；
罷廢太上皇廟，是這項改革的重要方面。平當認爲“道德和洽”之後纔能“制禮興樂”，反對罷廢太上皇廟，這與《公羊》學“以德化民”的學説很像，(72)可參見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頁159—184。和那些主張復古的儒生不同。平當做丞相只有幾個月就去世了，接替他的人是王嘉。面對統治危機，王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東漢梁統上疏光武帝，批評西漢末年的法律改革，説：“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章懷太子注曰：“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故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73)《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列傳》，頁1167。王嘉删改了哪些律令，現已無從得知。梁統對漢武帝的法律改革評價很高，説：“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74)《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列傳》，頁1166。他認爲武帝改革法律，强化了朝廷督查地方官的權力。陳蘇鎮先生指出，武帝制定“部主見知”等法條，是爲了督促地方官嚴格執行律令。但另一方面，這些改革“開啓了武帝後期嚴刑峻法的風氣”。(75)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頁253。梁統認爲，哀、平兩朝修訂法律，與武帝朝的立法原則相悖。那麽哀、平時期法律改革的主旨，應是減輕刑罰，放鬆朝廷對地方官的監察。
王嘉是否删改了監察地方官的法律，我們已無法確知。但他反對吏治苛刻，是可以確定的。他曾上疏哀帝，説：“……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王嘉提議：“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76)《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頁3490—3491。成帝晚年，何武將刺史改爲州牧；
哀帝即位之初，朱博又將州牧改回刺史。制度改革並未解決現實問題。王嘉指出，刺史、司隸苛察地方長官，不利於地方官領導下屬、開展日常工作。宣帝曾説：“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77)《漢書》卷八九《循吏傳》，頁3624。如何讓地方守、相出色地完成工作，是西漢的重要政治問題。王嘉認爲，朝廷應放鬆對地方官的監察，使他們有更高的自由度和權威。因此，他很可能對相關法條作出改動。但這些舉措效果不佳，困擾朝廷和地方官的流民盜賊問題，在哀帝時期依然很嚴重。梁統説：“至初元、建平……盜賊浸多，歲以萬數。”(78)《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列傳》，頁1169。據《漢書》，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79)《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頁3290。王嘉的努力並未有效化解統治危機，也無法挽救西漢衰頽的國運。
王嘉反對哀帝尊崇董賢，最終下獄而死。史書中的王嘉，是一位正直敢言的骨鯁之臣。班固説王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還評論道：“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於後……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没其身。”(80)《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頁3488，3510。王嘉因言獲罪，以至殺身，確實令人惋惜。但造成這個悲劇的原因，並不是昏君和忠臣的道德衝突。息夫躬曾評價王嘉，説他“健而蓄縮”。(81)《漢書》卷四五《蒯伍江息夫傳》，頁2181。若王嘉真的是“蓄縮”之人，那麽他爲何冒着觸怒皇帝的風險，攻擊皇帝的寵臣，就值得深入探討了。
我認爲，王嘉之所以和皇帝産生矛盾，是因爲他卷入了外戚之間的爭鬥。他死後，“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82)《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頁3502—3503。這説明王嘉和丁氏外戚關係很好。王嘉批評的對象，主要是董賢，而不是丁、傅外戚。他下獄後，主審官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卬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主審官問他賢與不肖之人爲誰，他説：“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
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83)《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頁3502。孔光、何武是傅晏的政敵，王嘉卻没把傅晏列入“不肖”的名單中。被王嘉視爲姦佞的董賢，是丁、傅外戚的眼中釘。他以丞相的身分反對董賢，客觀上對傅晏、丁明有利。王嘉遭逮捕的時間，應爲元壽元年二月或三月。(84)據《漢書·哀帝紀》與《百官公卿表》，王嘉死在元壽元年三月。據本傳，他是在下獄二十餘日後絶食而死的。那麽他被下獄的時間，應該在三月，或者更早一點的二月。《漢書》卷一一《哀帝紀》，頁344；
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頁848—849。這年正月，傅太后去世，傅晏罷職。哀帝在此時動手，可能是想借丁、傅失勢的時機處死王嘉。
王嘉爲人正直，應該屬實。我們没有看到他像朱博和息夫躬那樣，積極地爲丁、傅謀取利益。但王嘉和丁、傅外戚的關係應該不差。或許在王嘉看來，丁、傅與皇帝有血緣關係，他們掌權，有合理之處；
董賢不是皇帝的血親，也没有爲國家立下功勳，不該得到那麽高的地位。(85)王嘉屢次上疏哀帝，反對尊崇董賢。《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頁3492—3500。哀帝想對抗丁、傅，鞏固皇權，必須借助董賢的力量。王嘉身爲丞相，不僅不支持皇帝，反而百般阻撓，這使哀帝必須除掉他。哀帝和王嘉之間的矛盾，根本原因是權力鬥爭，而不是道德衝突。
王嘉之死、丁明之罷，意味着董賢贏得了這場政爭的勝利。他依靠哀帝的恩寵，取代丁明，成爲大司馬，可謂春風得意。但他也面臨着嚴重危機。一方面，他晉升太快，隱患很多。董賢想和桓譚結交，“譚先奏書於賢，説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86)《後漢書》卷二八《桓譚馮衍列傳》，頁956。桓譚説的很可能是謙退保身之類的話。董賢被哀帝以非常規手段提拔爲大司馬，損害了很多人的利益。他即使做出謙退的姿態，也可能遭到報復，所以他無法接受桓譚的建議。另一方面，哀帝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一旦哀帝去世，董賢很難保住自己的權位。他必須在朝中找到同盟者，纔能鞏固自己的地位，保護自己的安全。
(三) 董賢與成帝朝宰輔的合作
董賢取代丁明，成爲大司馬。此時的董賢位高權重，但地位並不穩固。孔光、何武等成帝朝宰相，此時已罷官閑居數年。他們聲名顯著，且與丁、傅外戚不和。董賢選擇與他們聯手，鞏固自己的地位。
成帝朝宰相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前任丞相孔光。他在王嘉死前就已回朝任職。孔光回朝，背後的推動者很可能是董賢。孔光任御史大夫時，董賢父董恭擔任御史，是孔光的下級。董、孔兩家可能早有交往。成、哀之際，孔光反對傅氏掌權，遭傅氏忌恨。對董賢而言，孔光是敵人的敵人，是可以合作的人選。除孔光外，另一位成帝朝宰輔何武也回到朝中。據記載，他回朝的推薦人就是董賢。(87)《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頁3486。董賢向哀帝進言，重新起用孔光，是合乎情理的。
王嘉死後，孔光復任丞相。此前遭丁、傅排擠的彭宣，也在元壽元年復起，先後擔任光禄大夫和御史大夫。值得注意的是，孔光、何武、彭宣回朝的時間都是元壽元年，這恐怕不是巧合。傅太后在這年年初去世，丁明、傅晏也在這一年被免職。丁、傅勢微，給了孔光等人東山再起的機會。這年七月，孔光復相，哀帝罷免近臣傅嘉，意味着傅氏勢力逐漸退出權力中樞。哀帝即位之初，以傅晏爲首的傅氏外戚排擠成帝朝宰輔。如今形勢逆轉，丁、傅失勢，孔光等人再居高位。由此可見，儒生們的政治前景，與外戚鬥爭的形勢緊密相關。
孔光、何武回朝後，宰輔的擔任者和成帝末年相似。但與成帝晚年不同，此時的大司馬不是王莽，而是董賢。王莽和董賢都是外戚，孔光、何武需要當權外戚的支持，纔能保住自己的權位，推行自己的主張。就像羊羣需要一個領頭羊一樣，在成帝晚年，這個角色由王莽扮演；
到了哀帝末年，這個角色的扮演者是董賢。士大夫的政治主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外戚。何武等人曾推行復古改制，董賢雖然没有儒學背景，未必瞭解古制，但他既然與孔光聯手，就會對改制給予一定支持。當然，董賢的支持不是無償的，改制必須滿足他的利益。
元壽二年五月，哀帝“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平侯”。(88)《漢書》卷一一《哀帝紀》，頁344。此次改革將丞相一職變更爲大司徒，比成帝末年的改制更進一步。至此，哀帝初年恢復漢制的政治路線遭到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制度中，董賢的地位在孔光、彭宣之上，是漢朝的最高官員。哀帝對董賢和孔光地位高低非常在意，他“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89)《漢書》卷九三《佞幸傳》，頁3738。祝總斌先生認爲，元壽二年的這次官制改革，是“孔光馴服，進一步討得哀帝歡心，主相關係融洽，一致爲了尊寵董賢的結果”。(90)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頁51。哀帝改革三公制，確有提升董賢地位的用意。
成帝末年的復古改制，有外戚王氏的參與；
哀帝初年廢除改制，得到傅氏的支持；
哀帝末年再行復古，得到董賢的支持。此後王莽能復古改制，憑藉的也是其外戚身分。儒生想要施行改制，首先要得到外戚的同意。孔光等士人居廟堂之高，或處江湖之遠，也取決於外戚鬥爭的結果。一些士大夫敢於公開反對外戚掌權，但他們畢竟是少數。與東漢不同，西漢的士大夫，對外戚没有明確的鬥爭意識。他們如果得不到外戚的支持，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我們可以認爲，西漢末年的改制運動，是由皇帝和外戚主導的。
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董賢和成帝朝宰相聯手，確立了自己最高官員的地位。但董賢畢竟只有二十多歲，年紀尚輕。他能否保住自己的權位，取決於哀帝的身體狀況，以及哀帝對繼承人的安排。
(四) 哀帝去世前的禪位風波
哀帝末年的三公改革，使董賢成爲漢朝的最高官員；
哀帝還想把皇位交給董賢。許多朝臣對董賢不滿。在這場禪位風波中，他們表達了自己的態度，使董賢没能當上皇帝。
儘管哀帝很年輕，但他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班固説他“即位痿痺，末年劇”。(91)《漢書》卷一一《哀帝紀》，頁345。痿痺應指風濕一類的疾病。(92)漢代史游《急就篇》稱：“痿，不能行也；
痹，風溼不仁也。一曰：
痿，偏枯也。”《急就篇》卷四，長沙，岳麓書社影印，1989年，頁267。這種病會使人行動不便，還可能誘發心血管疾病，威脅患者生命。由於患病，哀帝不能生育皇嗣。這不僅是他的心病，也是國家的不穩定因素。息夫躬曾説：“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93)《漢書》卷四五《蒯伍江息夫傳》，頁2180。當年成帝無子，所以他考慮立弟弟或侄子做繼承人。哀帝没有選擇儲君。或許他覺得自己還年輕，無需準備後事。但“末年劇”的疾病不僅傷害哀帝的身體，還折磨他的精神。在處理東平王謀反案時，他説自己“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絶，賊亂之臣近侍帷幄”。(94)《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頁3492。哀帝認爲很多人想害他，説明他已經變得敏感、多疑。他不信任大臣，但對董賢十分依賴。董賢常在哀帝身邊，“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95)《漢書》卷九三《佞幸傳》，頁3733。董賢的陪伴，能在一定程度上撫慰哀帝脆弱的心，這也是哀帝一直寵信董賢的重要原因。
哀帝臨死前，曾考慮禪讓皇位。久病不愈使哀帝精力不足。漢王朝的統治危機，複雜的政治鬥爭，或使他心力交瘁，萌生了禪位於親信的想法。董賢是哀帝最信任的人，也是哀帝選定的禪位對象。《漢書·佞幸傳》記載了哀帝考慮禪位的始末：
(王)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蕭)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册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説，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96)《漢書》卷九三《佞幸傳》，頁3738。
除身體原因外，“法堯禪舜”也是哀帝考慮禪位的理由。西漢後期，劉氏應當傳位異姓的讖言迭出不窮。昭帝時，眭弘上疏，直言“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以帝位”。(97)《漢書》卷七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頁3154。閻步克先生認爲，西漢後期以來的神道化浪潮動摇了皇權，“哀帝之‘再受命’，不過是這一浪潮激蕩出來的一系列産物之一，但它也特别地反映了這一浪潮在朝廷和社會上的汹湧程度”。(98)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頁384。陳侃理先生指出，自元帝以來，“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説法越來越普及，使漢朝君臣有衰世之感。(99)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
災異的政治文化史》，頁107—110。何武、王嘉都曾改革制度，但收效甚微。在此背景下，哀帝有禪位之念，並不奇怪。倘若新皇帝是一位譽滿天下的賢人，也許哀帝會得到士大夫的稱頌。可資望不夠的“家人子”董賢成爲候選人，讓人很難接受。哀帝殺掉反對董賢的王嘉，但不能化解人們對董賢的嫉恨。如果董賢真的稱帝，那些反對者會對其羣起而攻之。若果真如此，那麽哀帝也無法全身而退。戰國時期，燕王噲禪位子之，引發燕國内亂，燕王噲和子之都未能善終。正所謂殷鑑不遠，王閎等人的反對，使哀帝不敢貿然禪位，只能先將此事擱置起來。
禪位風波平息後，哀帝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去世，死前未指定皇嗣。太皇太后王政君“即日駕之未央宫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100)《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頁4044。哀帝死後，王太后的動向，在《佞幸傳》中有更詳細的記録：“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内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101)《漢書》卷九三《佞幸傳》，頁3739。董賢既是朝廷的最高官員，又是哀帝寵臣。他如果在宫裏，那麽王太后很可能與他會面，並從他那裏收取皇帝璽綬。王太后和董賢見面的氣氛，可能是很緊張的。《後漢書》中的一些記載，可以讓我們對哀帝去世前後的政治形勢有更多瞭解：
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内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
即帶劒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宫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持上太后，朝廷壯之。(102)《後漢書》卷一二《王劉張李彭盧列傳》，頁500。
王閎因反對哀帝禪位得罪董賢，他害怕遭到董氏的報復，出面奪走璽綬，是符合情理的。《後漢書》這條材料補充了一些細節，内容比較可信。哀帝臨終前，將璽綬交給董賢，可能是想讓董賢決定新皇人選。但哀帝没有考慮到王太后和王氏家族，最終導致璽綬落入王太后之手。董賢失去璽綬，在政治上已陷於被動。王太后和王莽爲哀帝處理後事。他們將給西漢王朝帶來什麽樣的變化，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哀帝死後，董賢未能掌控局面。王太后收回皇帝璽綬，並召王莽主持喪事。此時的王莽聲名顯著。但哀帝即位後，王莽罷官閑居多年，一直不得志。哀帝去世，給了王莽東山再起的機會。他再次掌握大權，對哀帝朝的外戚展開了清算。
首先遭到打擊的是董賢。他被免除官職，自殺身亡。董氏家産被抄没，家族成員遭流放。(103)《漢書》卷九三《佞幸傳》，頁3739—3740。王莽還報復傅太后和丁姬，貶去她們的“太后”稱號。元始五年(5)，王莽提議發掘她們的陵墓，將此事奏請於王太后。王太后與傅太后積怨甚深，但她不同意王莽這樣做。在王莽的堅持下，丁、傅的陵墓和棺槨遭到毁壞。(104)《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下》，頁4003—4004。傅氏族人也没能幸免，傅皇后自殺，傅晏一家被徙合浦。(105)《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下》，頁4005；
卷八二《王商史丹傅喜傳》，頁3382。王莽對丁、傅的報復程度要甚於董賢。董賢雖爲哀帝寵臣，但和王莽交集不多，兩人之間没有太多恩怨。傅氏家族和王莽的矛盾很深，哀帝即位，傅太后將王莽逐出長安。傅氏陣營中的朱博還上疏，要求削去王莽的爵位。(106)《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頁4042。史載王莽重掌大權後，“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107)《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頁4045。丁、傅外戚就是王莽最爲“忤恨”的對象。王莽重新掌權，一定會對他們實施報復。
孔光、何武等士人，在王莽執政時期的遭遇各不相同。何武不願讓外戚掌權，與王莽爭奪大司馬之位，被王莽迫害而死。(108)《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頁3487—3488。孔光黨附王莽，得到善終。彭宣告老求退，數年後在封地病逝。(109)《漢書》卷七一《雋疏于薛平彭傳》，頁3052。董賢死後，王莽“風大司徒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没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110)《漢書》卷九三《佞幸傳》，頁3739—3740。孔光曾拜服於董賢，現在卻轉變態度，帶頭清算董氏。宋人洪邁厭惡孔光的爲人，在隨筆中寫道：
漢王嘉爲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禄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案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恊媚王莽，爲漢蟊蜮，尚得爲賢也哉！(111)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六，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85。
洪氏憐王嘉，憎孔光。後人讀其文字，能感受到他的强烈情緒。不過容齋對西漢政治的理解，難免書生意氣。他説：“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屨乎！”(112)洪邁《容齋隨筆》卷九，頁116—117。成、哀時期，皇帝和外戚掌握最高權力。孔光、何武等士大夫不能掌握輔政權，只能依附於外戚。他們如果忤逆皇帝，或者得罪外戚，那麽不管他們是賢或不肖，是“天冠”還是“地屨”，都可能遭到當權者迫害，甚至丢掉性命。王嘉、何武都因得罪外戚而死；
孔光能與丁、傅鬥爭，已屬不易。他和王莽關係不錯，也能得到哀帝的信任。若得罪這兩人，那麽他很難保全自己的性命。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指責孔光等人是姦佞，而是應該從他們的經歷入手，研究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
以恢復古制爲目標的改制運動，是西漢後期最重要的政治活動之一。研究者大多關注儒生對改制運動的影響。在漢朝遭遇統治危機的背景下，儒生的努力，使“周制”成爲朝廷改革制度的可靠選項。但在儒生之外，擁護漢朝舊制的文法吏羣體並未退出歷史舞臺。像李尋這樣研習讖緯天象的學者也積極地參與政治，知識羣體對政治制度的意見並不統一。他們都希望統治者任用自己，並采納自己的政治主張。當時人無法預知國家的政治走向，歷史呈現出多線發展的可能。
外戚間的權力鬥爭，使漢朝的政治路線逐漸清晰起來。王莽少習儒學，聲名顯揚。成帝以他爲大司馬，以孔光、何武等儒士爲宰相，力行復古。成帝死後，傅晏、朱博打擊前朝舊臣，恢復御史大夫和刺史制。正所謂螳螂捕蟬，黄雀在後，哀帝想鞏固皇權，先後利用李尋和董賢，步步爲營，從丁、傅手中奪回權力。爲了提高董賢的地位，哀帝召回孔光等人，並按《周禮》改革三公制，有意實行復古。哀帝死後，王莽再任大司馬。他打擊董賢，報復丁、傅外戚。表面上，哀帝朝已徹底變成過去，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實際上，王莽繼承哀帝朝的政治遺産，將改制推向高潮。
西漢末年，直接推動歷史發展的是權力鬥爭。西漢外戚是皇帝的血親或姻親，有資格掌握輔政大權，還能讓子弟擔任皇帝的侍從官。他們能影響朝廷的決策，改變重要官員的人選。在考慮政治問題時，他們往往會把利益放在首位。如何拉攏儒生或文法吏，讓他們依附於自己，是外戚們首先考慮的事情。爲此，他們提拔一些朝臣爲宰相。從權力結構上看，他們就像領頭羊，統領着這些官僚，引領他們改革制度。在哀帝朝，領頭羊的角色先後由丁、傅外戚和董賢擔任。在西漢末期的制度改革中，他們的作用不容忽視。
哀帝去世後，王莽大權獨攬，成爲西漢王朝的實際執政者。他以《周禮》爲藍本，推行改制。在這個過程中，王莽積累了雄厚的政治資本，最終代漢自立。以往的研究大多重視王莽的儒學背景，以及學術背景對他復古改制的影響。這一研究取徑有不可否認的價值，但研究王莽的政治作爲，還可以從外戚鬥爭的視角入手。王莽曾在成帝末年擔任大司馬。哀帝即位後，王莽和孔光等士大夫一起反對傅氏外戚。傅氏勢大，王莽被迫辭去職務。哀帝末年，孔光等人在董賢的支持下擔任要職。王莽和董賢之間没有太多矛盾，哀帝死後，王莽逼董賢自殺，一方面是爲了平息衆怒，另一方面是爲了讓自己取代董賢，當上復古改制的領頭羊。王莽的外戚身分，使他得到權力；
他的儒學背景，讓他具備改制的相關知識。這兩方面因素結合起來，使王莽順利地推行復古，最終完成代漢大業。西漢王朝以這樣的方式終結，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頻繁發生的外戚鬥爭，最終將王莽推上了輔政之位，給了他代漢自立的機會。
在西漢末期的政局中，儒生的作用有限。他們出仕做官，可以位至丞相，但很少有人能擔任大司馬。這個輔政要職常由外戚出任。儒生即使做丞相，也不能傷害外戚的利益。若不能與外戚和睦相處，儒生們不僅無法施展才華，還可能引來殺身之禍。王莽的儒學素養很高，但他能大權獨攬，主要依靠的還是其外戚身分。儘管西漢後期，改朝换代呼聲高漲，但社會動蕩不多，國家力量没有遭受實質性削弱。想讓劉氏交出皇位，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單憑儒生羣體，很難完成這個任務。孔光、何武等士人没有外戚身分，所以他們不能掌握輔政權，更不能代漢自立。何武試圖與王莽爭權，反遭殺身之禍，便是例證。正如有的學者所説，漢代的儒生，“事實上是在權力的夾縫中，來伸張儒家之政治理想的”。(113)蔡仁厚《徐復觀先生對中國思想史的貢獻》，《中國文化論文集》(五)，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頁289。西漢後期的儒生，在皇帝和外戚的夾縫中尋找生存空間。他們在當權者的支持下，艱難地伸張儒家理想。班固評價孔光等人，説他們“持禄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114)《漢書》卷八一《匡張孔馬傳》，頁3366。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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