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风骨士子魂
２０１２－０２－０４《广州日报》 作者：左公毅
陈序经
陈序经是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和民族史专家。他上学时因坚持不入教，宁愿转出教会所办的学校；就是在后来做教会学校校长时，他仍坚持拒不入教。后他奉派出国，上级要求他加入国民党，被他断然拒绝，他还拒绝了教育局长、驻外大使、教育部次长等官职。陈序经一生倡导“西化”，可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传统君子的形象。
１９４８年，陈序经入主岭南大学。他数次冒着战火的危险，只身北上，力争一代大师如陈寅恪、容庚、冯秉铨、王力、周寿恺、陈耀真、毛文书、谢志光等到岭南。仅一年工夫，前后到岭南大学的大学者就不下二三十人。他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在给每位教授下聘书的时候，已经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
在个性各异的知识分子中间，陈序经以自己的学问和人品聚集了难得的人气。
刘 节
历史学家刘节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其夫人钱澄为翻译家钱稻孙的三女儿。抗战期间，钱稻孙出任伪北大校长，刘节深以为耻，辞去了当时他在重庆中央大学的教职，卖文疗饥，茹苦明志。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不仅与陈寅恪成为同事，而且还是其领导，但刘节一直对陈寅恪执弟子礼。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之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他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
１９６７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去大礼堂批斗，刘节挺身而出，代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结果得到“红卫兵”们更加猛烈密集的拳头。当时传出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消息，刘节听后对人说：“翦伯赞死得不值。每回开会批斗我，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背得差不多了。”
作文二：《赵俪生：史家最重是风骨》4700字赵俪生
他是“老一代清华精英”，曾创办清华文学会，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他曾站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最前列；《左联辞典》里编有他的词条；他是光明日报《学术》周刊两位创办者之一；他是山东大学史学“八大金刚”之最年轻者；他还是中国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７日，这颗“仍然非常好用”的大脑停止了思考，而他带走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九十年春秋。
投笔请缨
１９３５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赵俪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两年后，未等毕业，清华大学大三学生赵俪生，就主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了。
赵俪生，１９１７年６月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县。他高中时就开始读鲁迅的《呐喊》、《彷徨》，周作人的《雨人的书》，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并逐渐走上新文艺的道路。１９３２年，赵俪生在《胶济日报》上以“枕秋”笔名发表白话诗《小羊》、《小小的白帆》；次年，与另外六名同学组织“浪花文学社”，在《胶济日报》上每周出半版文艺专版，人称“浪花七君子”。
１８岁时赵俪生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同班同学中有王遥、韦君宜等人。“当时同学已经分派，即所谓左、中、右。”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回忆道。作为接受过“五四”熏陶、具有进步思想的新青年，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清华时，除了学习本专业课程，赵俪生还旁听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课，受闻一多影响最深。在中学读书时，赵俪生就在伯父的书斋里见过闻一多。他在文章里回忆说，闻先生“搞考据、搞训诂……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１９４６年，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赵俪生发表《混着血丝的记忆》，登载在上海《文艺复兴》上，深情哀悼，并谴责反动者的罪行。
清华三年，赵俪生继续他高中开始的翻译爱好，第一篇译作是华兹华斯的诗《我们是七个》。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赵俪生翻译了苏联长篇小说《孤独》，并发表了几篇小说。
倘若国家太平，赵俪生或许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或作家。然而，日本侵华使得“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了早日驱赶敌人，赵俪生把“新文艺”梦想藏于心底，毅然投身山西抗日队伍。
在山西，赵俪生是第二战区抗日前线的游击战士，曾任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营教导员。期间，他结识了同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下属的“西北青年工作团”工作的高昭一，不久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沫６８个春秋。
打游击期间时有凶险发生。婚后，赵俪生到山西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工作。有一次，他和高昭一等人奉命赶往碛口，途中在一个叫骆驼局的小山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尖兵报告：“敌人已超过我们前头五里，也往碛口进军。”部队不得不取消碛口之行，迅速转入山区。就这样，他们被敌人围困在王老婆山上三角地带，许久才转危为安。
１９３８年３月初，为保全实力，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计划遣散非战斗人员，把赵俪生、高昭一等五个知识分子介绍去延安进修。在孟门古渡口渡黄河时，赵俪生乘坐的筏子被水冲散，护送他们过河的一个侦察连长一手拉着赵俪生，一手拉着高昭一，在岸边接应的老乡指挥之下，幸得脱险。
卸甲治史
赵俪生常说，自己从事历史研究是“半路出家”。
１９３９年，赵俪生因病离开部队，为了生计，先后到陕西几所中学讲授英语。因周围有特务，赵俪生与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通信被特务查看。赵俪生觉得“新文艺看来是弄不成了”，于是开始了从新文艺向史学“跳槽”的过程。
为了研究史学，赵俪生开始“追补”史学基础。
说起追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１９３１年７月，赵俪生初中毕业，名列全班第七，但数学只考了４５分，这让自尊心强的他很难堪。于是，他开始“追补”数学。“我跑到中山路劈柴院门洞里一次买了十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下决心把小代数、平面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一锅下’。别人晚自习最多算３０道题，我至少要算９０道，算不完不睡觉。”这样不到一年，赵俪生的数学已经经常考９０多分了，有时甚至考满分。
从此，赵俪生养成了追补的习惯，在学习二十四史和《十三经》的过程中，以及“文革”后期学习法语，他都用了“追补”的方法。
赵俪生白天要教书，就选择晚上搞研究。在陕西蔡家坡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他要讲授英语、国文两门课程。当时教员宿舍电灯只亮到晚上１０点，１０点以后，赵俪生就点起蜡烛，窗上挂起黑布帘，将书桌抬到墙角，偷偷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
赵俪生对史学研究极其投入。三女儿赵絪回忆，父亲会就一个题目思考很久。他先查阅大量资料，然后跟母亲讨论，有时通宵达旦，“父亲擅长宏观把握，而母亲会在细节上说出启发父亲的意见。”经过这些准备之后，赵俪生进入写作阶段，“他写论文都是一挥而就的，从不修改第二遍，只是在需要时改动一两个字或标点。”写好后，赵俪生把论文往信封里一装，然后孩子们迅即拿到邮局投递。而写完一篇论文的赵俪生，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得先大睡一觉，然后再休息好几天。
１９４６年底，赵俪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１９４７年，他在天津《大公报》胡适之主编的《文史周刊》上发表《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与胡适、陈垣的论文在同一版面。这篇论文成了他的学术“成名作”，当年夏天，他被聘为河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
筚路蓝缕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赵俪生在《新建设》上发表《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的结合，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文不断被引用，“这是研究新史学绕不过去的一篇论文。就凭这篇论文，赵俪生在中国新史学里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兰州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汪受宽教授说。
当时的新史学被另一史学大师向达称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五大问题。赵俪生的学生秦晖说：“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使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１９５０年，赵俪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凭借才智悟性与勤奋，三十出头的他即跻身山大名教授之列。
初到山东大学，赵俪生就开出中国农民战争史课程，为全国首创。当时高昭一是赵俪生的助教，夫妇俩全身心投入工作，寒、暑假都从没休息过。三五年内，他发表了十余篇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论文，１９５４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合著），在此前后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一些小册子。“这一时期赵先生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仍主导该领域。”秦晖说。
汪受宽说，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研究发凡的影响，还在于他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其中以孙达人、孙祚民最为知名。他们两人后来分别成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左”、“右”学派的代表，使农民战争史从无到有，风靡一时，成为一门显学。后者把“皇权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系统化，引来铺天盖地的批判；前者把赵俪生的观点往“左”的方向引申，提出“反攻倒算”说，轰动一时。
１９７８年，赵俪生开始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这是他农民问题研究的深化。虽非“开山”，但他在这一领域２０余年的耕耘，成绩人所共知。
“五绝”教授
“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华东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如是评价。
据家人讲，赵俪生在讲课前，都要闭门备课。每次讲大课以前的准备，高昭一用“如临大敌”几个字来形容。
“俪生先生讲课的气势和激情，以及他雍容大度的风姿，确实是一门艺术，是难以企及的，应该总结出一本大书。”在山东大学听过赵俪生讲课的赵淮青说；著名学者蓝翎回忆，有一次听先生讲课后，他兴奋不已，模仿先生讲课的神态，两手平伸，双目前视，大声直呼：“回到康德那去吧！”恰好被赵俪生大女儿赵绛听见，回去在父亲面前学了一遍，赵俪生并不气恼，而是给了蓝翎一个“调皮鬼”的评语。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担任兰州大学校长时，曾亲自带领崔乃夫、丁桂林等学校领导，连续听了赵俪生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江隆基评价，“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
“我上课是理论派和考据派的折中使用。我教课的特点是，每教一段，先对这一段历史作一个总述，我在备这一段总述的时候，要花很大的工夫，有时候要翻二十四史里的很多东西，把脉络理清楚……既有考据又有理论，学生很喜欢。”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写道。
金雁是兰州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方向的研究生，她回忆说：“先生上课时极投入，常常达到忘我的地步。你会感到他深深陶醉在自己的研究里，是先感动自己，然后感动听众。听他的课时，我脑里总会闪过一个念头：很像京剧舞台上的‘威武大将军’……后来我们总结了赵先生上课有‘五绝’：一绝是板书，二绝是文献，三绝是外语，四绝是理论，五绝是博而通。”
１９７８年，兰州大学决定让赵俪生招收研究生。赵俪生一次就招了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录取了７人，合编为一班，全部课程都由他一人承担。“每逢俪生上完三节课回家，即使隆冬季节，他的衬衣、衬裤都被汗水湿透了。”高昭一回忆，名义上是７名学生，其实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所有文科高年级大学生及新入校的文科研究生，都来听他的课。
赵俪生惜才。１９７８年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时，秦晖考试成绩优秀，可只有初中学历，而且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矫正视力仅０．７，录取时阻力很大。赵俪生放出话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
赤子情怀
赵俪生是个性情独特的学者，金景芳先生曾评价：“颇倜傥自喜，不以岸异为非。论学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于同时代人少所许可，以是每不见谅于人。然先生实胸怀坦荡，无适无莫。当其与友人纵论天下事，热情奔放，不可羁勒，盖其天性然也。”
不吸烟、不打牌，赵俪生唯喜喝浓茶，听京剧，写字画画。可他的性格为不少人所诟病。“俪生从年轻到老脾气甚急，有时候暴躁，似乎是有周期性的，所以往往在对待外部事务上，不该忍的他忍受了，却又在该忍的时刻爆发出来，得罪了许多人。”高昭一说。
赵俪生曾任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济南市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学习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等）学习小组组长，“有这些光环作后盾，假如我们的先生再圆滑一点、平庸一点，日后身居高位自是不难。”山东大学的乔幼梅说。
赵俪生对子女非常严格。当问到父亲是否打她们时，赵绛和赵絪都点头。严要求的背后是“父爱如山”。赵絪至今不会查汉语字典，原因在于父亲是她的“活字典”。小时候看到哪个字不认识，父亲能很快说出详细解释，“比字典的解释清楚多了。”赵絪该读书时恰逢“文革”，家里也没条件供她读书，“就这样被耽误了”，可知识和见识却比不少上过大学的人多，举止也有其父风范。“如果说我上过一所大学，那就是我的家教；如果说我有一个老师，那就是我的父亲。”赵絪说。
赵俪生是严师，却极少骂学生。杨木说赵俪生从未骂过他，只有一次赵俪生躺在病床上时，跟看护他的女儿埋怨说杨木不把写的东西给他看，这段话恰好被门外的杨木听见了。“每次去看望赵先生，他都把我的包拿过去翻翻，看我带自己写的东西来没。”赵俪生每一次的失望，让杨木心里难受。最近，杨木的百万字著作快要完成了，“可是再也没有机会让赵先生看了。”
经历了旧中国的苦难和新中国的昌盛，赵俪生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如今，他走进自己曾经研究的历史，功过留给后人评价。“可杀方知是霸才，心高云汉舌风雷，可怜盛世存儒雅，好近班书酒一杯。”山东大学殷焕先教授（已故）赠的这首诗，或许最能概括赵俪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作文三：《史家杨天石：良史隐风骨，直笔书春秋丨画话师友》2700字订阅“周说”更多精彩哦！
我画了杨天石
昨天，杨天石为共识网会员解读孙中山。
共识会员讲座
一直以来，杨先生研究蒋介石的名气大于研究孙中山，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杨先生研究近代历史，起步就是孙中山。
看起来，大家对孙中山的兴趣远没有对蒋介石大，所以，昨天的讲座没有出现爆棚的现象。但是，杨先生仍然一丝不苟，带有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主张逐渐在听众眼前展现。
说实话，近些年来，我对孙中山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都谈不上太成功。而且，由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地位过于高大，我还非常热衷于探究他的缺点和问题。
杨先生的讲座，非常详细地阐述了孙中山的很多主张，有些并不是我们以往认识到的，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我在当天的微信中发了这样一段感慨：
“下午，杨天石先生为共识网会员讲孙中山。我有一点感想，现在很多人容易走死胡同，说起教科书认定的伟人来，容易想起他的劣迹，就是被遮蔽的某些故事，而忽略研究他思想的前瞻与深刻。我也有这个毛病。其实，两面都要注意研究。”
中国社科院的原副院长刘吉先生看了我的微信，跟着做了这样的评论：
“如何正确评判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因为历史和人物本身都是十分繁多复杂的。任何观点都能找到若干历史事实来证明。因此，列宁说：只有掌握全部历史事实，透澈分析其矛盾，找出历史规律，你才能引用真正真实的事实，得出正确的观点。邓小平说：历史宜粗不宜细。我体会远处粗看一棵树，枝幹清析了然，可以明确区分此树和那树；如果一头钻到树枝里，那满眼枝枝叶叶，反而分不清枝幹走向而不知树了！”
这正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其实，每一个历史研究者或是爱好者，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历史知识，只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问题上有所深入。听专家讲座，了解历史知识固然重要，最关键的还是懂的治史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所谓“鱼”和“渔”的关系。
从杨天石先生这里，我们更要得到的不是那条鱼，而是如何渔。
北大毕业时的照片；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杨天石的名字中“天石”两字的来历：南朝诗人徐陵小时候就很聪明，有人摸着他的脑袋说“此天上石麒麟也”。后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典故——用“天上石麟”夸一个小孩特别聪明。
从中学校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用了１８年；由人民教师变成历史学家，杨天石差不多用了３０年。
杨先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对拖拉机手进行短期培训的农机学校，两年后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文革”期间，主要是研究中国哲学和佛学。
如今，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这一历史人物而广为人知。
让历史研究能够吸引众多的非历史研究者，让蒋介石能够走出“魔坛”，杨先生功不可没。
历史研究的成果在这篇短文里是不能叙述的，我想，杨先生的治学理念，现在尤其值得学习。
杨天石多次讲过他的理念，就是“史实比原则重要”。
参加共识网在线访谈
他说：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
在研究历史的道路上，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李新对杨先生的影响最大。杨先生最初学的是文学，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个中学教师，但是李新先生毫无犹疑地接受他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后来，又让他主编第二编第五卷。历史语言和文学语言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李新先生主张以朴素的语言写作，批评杨天石的文风如“老太太头上插花”。
这句批评，杨先生记了一辈子。
而李新先生的主张，写历史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写些套话、废话，但是不能写一句假话，也让杨先生记了一辈子。
杨先生研究历史，很重要的部分是评价历史人物。根据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有了自己臧否人物的标准是：
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时候，对很多历史人物就自然产生了许多不同于旧说的新看法。
例如孙中山，杨先生认为他痛恨资本家，主张“节制资本”，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比较合适。
又如蒋介石，研究他在抗战中的种种表现，杨先生认为他在这一个重要时期，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对内联共，对外与美、苏、英等国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对抗战的胜利立有大功。旧时一味批评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是错误的。
所以，学者如果从史实出发，而不从错误的“原则”出发，就会发现，需要更正、修订的旧说很多。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因此，杨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对历史著作，可以有多种要求，例如客观、真实、科学、公正，等等，但是，其基本要求、最低要求是真实。
假、偏、谬，违背历史学的真实原则，危害很大。它贻误读者，欺骗当代，欺骗人民，欺骗千秋万世，历来受到人们的批评、抵制和反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有“直书”和“曲笔”之争，高度肯定“据事直书”，称之为“良史”、“直笔”，而对有意回护、曲解，则称之为“曲笔”，其史书则被称之为“伪史”、“秽史”。
历史学是科学，不是工具，要讲究准确、严谨、全面，宣传则讲究时效，要求重点突出，有针对性。和历史有关的宣传一定要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否则，这种宣传不起作用，甚至是反作用。
写真实的历史有相当的难度。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把追求历史真实作为最高要求。
归结一句话，研究历史的最基本要求，是不说假话。
或许也有人会说，杨天石的研究也不见得都是真实的，比如，他过于美化了蒋介石。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也许在有些问题上，因为史料原因或者其他原因结论还可以修正，但是，出发点必须是真实。
从真实的起点出发也许走不到真实，但是，从虚假的出发点出发，永远走不到真实。
杨先生１９３６年生，今年整整８０高龄。他也有资格说自己是“八零后”了。杨先生是江南人，可从身材看，他高高大大，像北方人，但是，他的儒雅，他的吴侬软语，确实地地道道的江南人。
杨先生是谦和的。前不久我和杨先生一起出席深圳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的活动，我们站在一起，杨先生非常谦和地让我这个后生晚辈先走，毫无学术大家的盛气。
但是，如果认为杨先生只有温良恭俭让的一面就错了，在需要展现风骨的时候，杨先生毫不退让。
记得有一段时间，刮起了一阵反对宪政的风，杨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批驳文章，而这个并不是他的专业。有一次会上我碰到他，问他，您为什么要站出来写这样的文章？在我的印象里，您是一个埋头做学问的人啊！
杨先生很明确的告诉我，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是很荒谬的，所以，一定要站出来说话。
敢于站出来，这还是要有勇气的。
回到常识，让思想落地！打赏一下吧
作文四：《南皮人写张之洞燕赵风骨化国魂》3500字近来沧州日报、沧州晚报等报刊对当地一草根儿写出３２集电视剧《张之洞》剧本，进行了大量报道，从市民到各县、乡、村的百姓，家喻户晓，街谈巷议，反响强烈。许多的读者纷纷给报社值班记者和编剧打电话，发短讯，爆发出特别关注，积极参与创作的火热局面。
为什么一个剧本的创作，带动起这么多人的参与，涌起一个热潮？因为沧州是张之洞的家乡，百年前的张之洞，少年立志，报效国家；先取政数省，后入主中枢；抱中华后顾之殷忧，怀五族腾飞之愿望。只手难扶既倒之社稷，尽瘁难撑倾覆之危局。可谓拼搏一生，百折不挠，死而后已。至今，他的业绩和思想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这是沧州人的骄傲。
沧州是古来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汇的前沿，形成了沧州人崇文爱武，坚韧顽强，忠厚孝道，敢为人先的个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一年，就设了南皮县。在这个千年古县，出了一个张之洞，在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王朝中，虽不乏清正廉明，尽职尽责的能臣贤相，但无一臣能像张之洞那样具有渊博的儒学精粹，历险克难的经世谋略，融汇中西的眼界胸襟，百折不挠的革故鼎新。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人们似乎忽略了张之洞，就晚清四大名臣来讲，在推动和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上，在理论和实践上，张之洞的作用和成就远远高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高官。随着历史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们视野的开阔，我们对张之洞的评价逐渐公正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张之洞的家乡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沧州人责无旁贷地，凭借着第一手的资料，全方位地解读百年前的张之洞，写出了一部６６万字的电视剧本，这是对家乡大名人张之洞最诚挚的纪念，也是沧州人自发的群众性的文化创作活动。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全方位地，完整地表现张之洞这个历史人物的影视作品。如今由南皮草根作者于永昌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个草根作者于永昌是何许人也？《南皮县文化志》上记载了一个对中华民族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大人物张之洞，也记载了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小人物于永昌。《南皮县文化志》上这样记载：
于永昌，男，大浪淀乡肖九卜村人。１９６６年小学毕业后在生产队当社员，１９６９年应征入伍，先在四川江油任工程兵部队放映员，后调新疆部队当美术创作员。１９７５年转华北油田当钻井工人，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考入河北师大艺术系油画本科，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当教师。其一贯坚持奋发向上的精神，当农民时，曾在县文化馆搞展览；当战士时，１８岁发表处女作《班务会》，作品《演兵天山》等参加全军美展；当工人时，版画《伴侶》获全国工业版画铜奖；当学生时，版画《劲往一处使》获河北省美展一等奖；当教师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油画《雪夜》获国际青年美展（１９８５）中国青年优秀作品奖，油画《雪莲》被相关部门收藏。
于永昌集文气、才气、义气于一身，集画家、诗人、艺术教育家于一身，在教育教学、文化艺术、社会活动诸领域多有建树。喜怒笑骂皆成文，荣辱成败都是歌。河北师大教授李维世在《当代人》《心路集》等杂志发表的报告文学《当代武训》，就是写他为发展我国民族民间文艺教育而艰苦创业的事迹。还有众多记者以《十年磨一剑》《于永昌和他的小百花》等为题发表的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他的事迹。１９９９年，他提出“小百花工程”并任导师，数年过去，成效甚著……”
我很早就认识于永昌，作为当年河北师大的师者，在我教过的七七届学生中，有的做了官，大多当了校长、院长、主任、教授。我原本认为于永昌会做个官，这样大能量的人如果有大舞台定能做出大贡献。就于永昌那个班的二十名同学来讲，一个个当了院长、主任、博导、硕导、总编，当年和他一起入伍的南皮那批战友们，最高的当了少将，有不少当了局长、处长、科长。他是个连副组长也从未当过的战士，和他在部队一起画画的战友，有的后来当了中央美院的副院长、艺术研究生院院长。于永昌却几十年在社会最底层当了“孩子王”，我对此颇感意外。于永昌印的名片很有特色，上写着唯一个头衔“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背面印有他的一张油画《大江东去》，画面上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开国帝王，在历史的烟云中升起了一轮红太阳……画下写着：“观古往今来；谁的名字最响亮？看五洲四海；谁的旗帜最鲜艳？论英雄志士，谁的业绩最辉煌？问天下百姓，谁的威望最祟高？我们说——毛泽东！”
比起这些成功的战友和同学们来，他的确是个无职无权无钱的小人物，但他很有才。他能画，作品曾入选全国美展，中国美术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都展出过他的画；他能写，发表的文章和诗歌很多；他能说，其演讲的感染力实属罕见，特别是大庭广众的慷慨陈词相当精彩；他能教，再调皮的学生在他调教下都会学有所成；他能唱，一口气不喝水能高唱三四个钟头不改声色，曾六个小时未放下话筒。他还拉得一手好二胡，模仿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不亚于特型演员。应该说这是一个近乎全才的小人物。
这么有才的一个人，既是一个小人物，按说在今天应该生活得很好。但事实恰恰相反，于永昌是个穷人，说难听点是个纯粹的“穷光蛋”。每次进了省城或首都，能走路绝不坐公交车，能坐公交绝不打的，在路边小摊上吃两个包子或要碗面条就吃得津津有味儿。夏天没见穿过新衬衣，冬天总穿一件没了扣子的军大衣，不是节俭，确实没有钱。
孙中山说：“张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１９５８年，中共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武汉洪馆特意接见了王任重、陈再道等河北籍的干部们。他赞扬了邯郸出生的秦始皇和祖籍南皮的张之洞，他说这是冀南人的骄傲，你们河北人要后来居上。毛泽东一生中多次说过不要忘记张之洞，是因为有些人确实忘了张之洞。在我国教育史上，文周孔孟，班马佐庄，葛陆范马，周程周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这三十二人堪为人师，他们的思想是我们的民族魂，张之洞应在其中当之无愧。因此，南皮草根非要写出《张之洞》。
在他创作《张之洞》期间我去看他，才知有个朋友见他用手写，给他搬来一个２０年前的老电脑。他总共花了３００元上了３个月的网查资料，就写出了这部分镜头剧本。写得特别投入，因整天不下楼，只啃馒头不吃菜，满嘴长泡，我很心疼，给他留１０００元让他买点好吃的。他关了手机闭门写作两年，这种毅力相当顽强。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教育家，是对中华名族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全才人物。他一个人做了大清帝国数万名官员两百多年干不成的事，做为一位学识广博的儒者、书法家、诗人，有着清正廉洁、精明能干、坚毅果敢、诙谐风趣的鲜明个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加工，塑造出一个真实的典型的历史里程碑式的土子形像，具有强烈的美学感染性和愉悦性，给人以清新的艺术美感。
我翻开剧本注意到，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写张之洞教育救国的事迹。我对作者创作该剧的的主要动机与初衷做过了解。 他说：“一个民族的进步产生于读书人的思想改革、文化革新，读书人的心如果偏了歪了，社会的风气就不正了，国家就落后了，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历史对社会应负主要责任。天下的读书人应树立进步的奋斗理想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张之洞作为读书人的榜样，给我们留下了一座丰富的含金矿山。他一生没有开采完，我们后人要继续挖掘这一丰富的精神矿藏，以提炼三皇五帝以来的这个部族遗传延续下来的优秀精髓，用于构筑我们民族精神大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的兴盛，必定备有足够的精神食粮。精神食粮是读书人用良心熔铸的民族灵魂，有了灵魂的民族，才具有足够的志气、底气和神气去开创新的历史篇章。”
为配合电视剧，作者又修改出一部影视文学小说，改名为《国魂》。于永昌说：“他们是国士，国士影响了国运，国运造就了‘国魂’。《国魂》呼唤天下的读书人不要坏了良心，要树立为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奋斗的理想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百年前，南皮出了一个宰相张之洞，高高在上，推动了历史车轮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永不磨灭的物质和精神遗产。百年后，南皮出了个草根儿于永昌，低低在下，位卑未敢忘忧国，抡锄种地、扛枪当兵、钻井夺油、教书育人、在家乡的炕头上，写出一部《国魂》。
张之洞是大官，于永昌是小民，生活在不同时代，跨度如此之大，于永昌为何能写张之洞？我说他们都是南皮人，都有一颗读书人的良心。古往今来，知识分子在对人生终极目标的探索和追求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当代人完全可以从今天的立场出发，解读张之洞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穿跃历史的时空，作者成了那段历史的参与者。
新鲜的内容决定了创新的形式。《国魂》的问世，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清新之气。相信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在表现张之洞这个题材上，将是无人超越的，南皮人写张之洞，燕赵风骨化国魂。
【责编 张伟飞】
作文五：《洗炼的风骨古健中华魂征文》900字洗炼的风骨
——颂歌献给党征文
班级：机械１１３班 姓名：古健 手机：１８２０３２１１９００
面对困难重重我自勇往直前奋斗不息是中华魂。
面对死亡威胁我自自强不息英勇就义是中华魂。
面对凌辱祖国的列强，我自挺身而出，维护祖国尊严，还是中华魂
中华魂，他是世界的最高峰，向下眺望，他看到了祖国的雄壮美丽的大好山河，看到了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中国人„„虽然身在峰顶，但他心中却有一颗炙热的太阳为他驱赶严寒。
纵观历史，中华魂一直在演绎着不同的风采。曾经，中国辉煌到令世界瞠目；曾经中国衰落到令世界蔑视。是中国魂在默默改变着中国，改变着未来，风雨洗礼过，困难磨砺过，战争侵扰过。还记得圆明园的废墟吗？还记得“东亚病夫”的凌辱吗？终于，一切屈辱的陈迹即将被熊熊圣火燃尽，中华儿女，正以雄鹰的姿态朝着湛蓝的天空腾飞。
在近代，中华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又带领各族人民经过六十年的艰苦奋斗，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祖国的统一是民族团结的基础，各族人民，无论生活在高山、盆地，还是生活在长江、黄河的两岸，都是生活在伟大的祖国这个大家庭中的。邓小平开拓创新用改革开放把中国经济带上了高速路。邓小平爷爷曾说过：“我是中国人
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是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因为，祖国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她，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光辉灿烂的文明古国，她，有着一个令十三亿人民魂牵梦绕的名字——中国！她，赋予了它的每个孩子中华的品行，中华的灵魂！
在当代，汶川大地震，中华五千年未曾有过的地动山摇，汶川强震区哀鸿遍野，家国破碎，举国同悲。“轰隆隆”那一阵阵死神的咆哮惊醒了每个华夏儿女洗炼的风骨，和那埋藏在风骨中的中华魂。全国各族人民纷纷加入为灾区，一份份爱心，一份份真情，伴随着那一双双或粗糙或稚嫩，或黝黑或白皙的双手，如小溪汇成江河一般，汇聚到了灾区，我分明看到祖国的上空，溢满了中华的魂！虽染血色，依然不屈的中华魂。
为了使华夏中兴，我们不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继承，发扬那我们从老祖先身上传承来的中华魂。作为一名大学生，作为一名„„中国人！
作文六：《山水画家李庆海：风骨雄魂画山水-今日头条》800字李庆海，出生于１９６３年，山东淄博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２０１２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与研究高研班结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滨州市漫画家协会主席、滨州市美协主席团成员、滨州市文广新局出版中心书记。
画家李庆海
与李庆海同居一座小城数年，他的大名早有耳闻，但相识却是最近的事情。前不久的一次文友聚会上，恰与李庆海相邻而坐。在我的印象里，艺术家大多是放荡不羁的，即使单从外表上看，也应属于像马未都先生所说的“与头发较劲”的那类人。然而那天李庆海言语不多，谈吐得体，对坐中老少尊重有加，一副学养深厚的大家风范。说起来很有意思，见惯了“长发”“秃头”的我，恰恰因为李庆海的不另类，反而觉得他有点另类了。
李庆海作品
艺术是一份天才的事业，不是倚仗后天的学习，而是源于先天的本性，冥冥之中艺术之神的引领。小时候，李庆海跟着姥姥一起生活，姥姥是一位民间剪纸高手，普普通通的红纸在她手里，折几下，剪几下，打开就是一幅精美的作品了。那个时候生活困苦，对每一张红纸也格外珍惜，每次剪完，姥姥舍不得扔掉，就粘贴在炕头上，窗户上、墙壁上。时间一长，家里到处贴满了栩栩如生的小猫小狗小兔子。这些简练的线条、夸张的造型装点着李庆海的童年世界，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播撒下了艺术的种子。
李庆海作品
大山里生长的李庆海从小就喜欢石头，喜欢大山。大山净化了他的灵魂，给了他开阔的胸襟和高瞻远瞩的胆识。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充盈着民族的底蕴、古典的底气。自小爱山恋山的李庆海转而潜心于山水创作，也是得天意、顺心性之举了。
李庆海作品
历史悠久的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今天，早已形成了一整套独具表现的艺术语言，如何凸显鲜明的个性、独特的画风，成为无数画家创作追求的目标。李庆海牢记“师法造化，中得心源”的古训，经年独行于北方名山大川、莽莽林海，无论是“阅尽人间春色”沧桑燕山，还是壁立千仞的巍巍太行，还是神秘莫测的青藏高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草莽参天、峰峦纵横、深谷幽泉、高天归鸟，这苍茫壮阔的自然景象，正是李庆海追求的独特的风骨雄魂。
作文七：《21,建安风骨》1500字一代风流诗文——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朝末年的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的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１９６－２２０），这一时期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构成了“ 建安风骨 ”的主要特色。 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他们招揽文士，在身边聚集了众多作家，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自南朝至唐代，它都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那么，“风骨”究竟是什么呢？
“风骨”一词最早的使用，是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大体上“风”偏重于精神气质，“骨”偏重于骨格形态，它们二者密不可分，合而为一是为“风骨”，后来被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运用于文学评论的典范，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
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和骏爽的意气相结合，就能够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
文章既要有“风”，又要有“骨”。“风”就是一篇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要准确、简练、明晰，文章才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完整性，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把它分成两个单个的概念来看。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以诗歌最为突出，这些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诗歌作品，表现了顽强的时代精神。作为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非常欢洽，在王粲死的时侯，他率众文士为之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这对于一个当时最高统治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其诗文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而“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像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
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如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的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像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和风格明朗刚健等，起到了修正那种简单堆砌辞藻的不良文风。
建安时期是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文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方面，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而作为此时文学特色的“建安风骨”以及“建安七子”的风流韵事，成为我国文坛上一段百读不厌的佳话。
作文八：《建安风骨1》800字建安风骨－－－－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 、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风骨一词最早用于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风 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魏晋风骨－－－－－－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刘勰所谓
我认为以宗白华先生为代表的第五种观点较为的当。他说：
作文九：《20111203穷人的风骨》1300字穷人的风骨（马 德）
①一天，我正要去上课。
②突然，有人在背后喊我，声音远远的。我扭头看过去，是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但我并不认识他 ③他说：马老师，马上就要上课了，我给闺女捎了些钱，麻烦你转交给她。噢，原来他是我们班一个女生的家长：他随即从上衣口角里掏出一沓钱，当时我并没太在意，只是想着让他尽快把钱交给我，因为上课铃已经响了。
④但他迟迟不肯给我，不断地数着他手中的钱。我这才注意到，那一沓钱最外面的一张是１００元，里边有两张２０元，还有一张１０元，剩下便是厚厚的一沓两一元的零钞了。他又翻来覆去地数了几遍，嘴里念叨，怎么会少了一张呢。
⑤我问：少了多少呢？
⑥５元。家长有些难过，嘴里不停地说，走的时候，我明明凑够了，怎么会少了呢？这位父亲显然有些着急了。
⑦我说不要紧，就这样先给我吧。家长有些迟疑，但最终还是给了我。后来，家长走了，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摸自己的衣兜，寻找他那不知道遗失在何处的 ５元钱。
⑧在搭上自己的５元钱后，我把所有的零钱都换成了整钞。给我的学生时，我也只是轻描淡写，简单．．．．．．地告诉她这是她父亲捎来的。学生点了点头便走了。
⑨我深知那一堆零钞的重量。我不想把它压在我的学生稚嫩的双肩上。我知道，我这样做实际上也并没有改变什么，但我似乎只能做到这点儿。
⑩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不料一天上午，那位家长又找到我，局促不安地从兜里掏出了５元钱还给我，并说：闺女前些日子写信给我。说我这次给她悄来的钱有些不一样，因为她从来没有收到这家里这么齐整的钱。读完信后，我便猜出了事情的原委，并且总觉到你肯定垫进去了５元钱，所以我今天给你送来了。
（１１）我百般推辞。我说５元钱，就算了吧，但家长执意要还钱。推让半天之后，家长突然生气了，一把将那５元钱塞到了我的手里，简单的几句客气话之后，便一扭头走进了深秋的风里。
（１２）我那位可爱的学生，作为贫穷人家的子女，她竟然知道贫穷人家的钱是什么样子的；我更喜欢这样的父亲，因为他知道贫穷的风骨是什么。
（１３）这个世界上穷人不少，但能够高擎自己灵魂活着的人不多。更多的人常常因为很可怜的一点利益而丢失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从而使缺少精神之钙的虚弱身体在这个世界猛然跌倒。
１８、用一句话概括文章的内容。（２分）
１９、第（８）中“我把所有的零钱都换成了整钞”原因是什么（用原文回答）？（２分）
２０、品味加点词语的表达作用。（２分）
给我的学生时，我也只是轻描淡写，简单地告诉她这是她父亲捎来的。 ．．．．．．
２１、短文写的中心人物是谁？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３分）
２２、文中的父亲确实让人感动，如果你就是文中的学生，有这样的父亲，你最想跟他什么？（２分）
参考答案：
１８、一位贫穷的父亲执意归还给我为他女儿垫上的５元钱。（相近即可）
１９、我深知那一堆零钞的重量。我不想把它压在我的学生稚嫩的双肩上。（２分）
２０、用“轻描淡写”，“简单”来描写我把钱给学生的态度，表明“我”不想让学生的心里承担一堆零钞的重量，突出“我”对学生的爱护之心。表现了人物的细心和关怀学生的心理。（能找出词语１分，表现人物心理１分）
２１、父亲； 是个善良，有自尊、人穷志不穷，（身处贫困处境，仍有风骨、节气的人）
（主人公１分，性格２分）
２２、爸爸，虽然你不富有，但你用你的言行充实了我的心灵。我为您而骄傲
老师，您用您的臂膀为您的学生扛起了一片天，给予了我温暖，谢谢您！
作文十：《写史的风骨》2000字写史的风骨
熟悉书法的人都知道，不同的书家写同样的东西会有迥然相异的风骨，如《兰亭序》的各种临摹版本。史书亦然。司马迁著《史记》（太史公书），虽然被刘向等人赞“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可是稍作细读便知其字里行间暗藏褒贬，颇有孔子《春秋》笔意，小说式的写法又让它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因此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并非虚语。与此对应，司马光主修的《资治通鉴》则重在“诲君诫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文笔相比《史记》却要平实厚重得多。
现代通史作品中除去集体攒出来的作品外，由个人独立完成的通史作品里，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和傅乐成《中国通史》可谓各具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吕老的《吕著中国通史》固是佳作，但作为更典型的教科书（其实这三本著作都有教科书的性质），个性不如《白话本国史》明显，故在此仅将后者拿来比较。
先说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拿楷书比较，钱穆此书就像欧阳询：
力贯毫端，八方充满（包世臣评欧语）。这部书的成书背景自不消多言，民族危难、国家存亡之家，钱老蜗居斗室，持三寸刀笔，梳理华夏文明五千年脉络，振奋神州大地四万万同胞。与其说是其整理教科书的讲义，毋宁说是其采撷故纸堆的精血，硬是将一本本该枯燥乏味的史学著作写成了抗争的号角、战斗的檄文，这个从其惊涛拍岸、亦张亦狂的序言即可看出来：开卷直接圈定某些人不必读的，大概只有宾四先生一人。体现在书中，就是：行文极快，节奏激昂，刷刷点点宛如骏马奔驰（论及史实），挥挥洒洒又似雨打芭蕉（论及政经文俗）。加上他几近文言的遣词造句，读起来朗朗上口、犀利决绝。初见商务印刷馆的那套繁体竖排，竟觉得满纸文字宛如兵士，甲戈森然、峥嵘嶙峋！钱老藏匿书中时而运筹帷幄，时而陷阵冲锋，从亘古洪荒到民国颠沛，一路呼号砍杀、绝尘而去。中间佐以政经文俗、训诂考证，谱图展卷、绵里藏针，读之如欣赏关西大汉执铁琵琶弹《将军令》，忽而又有秦淮女握玉箫吹《并蒂莲》。看罢之后纵使掩卷束阁，耳目之间仍有故事萦绕，
念兹在兹。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大抵如此！
与钱穆的《国史大纲》慷慨激昂不同，吕思勉的《白话中国
史》更像是饱学老儒，态度不卑不亢说话慢语轻声，却字字有出处句句无虚言。若拿书法比较，吕老此书更像柳公权：字字严谨，一丝不苟。吕思勉读书仔细，写书更是精细，引证、考据宁滥勿缺、不厌其烦。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引征多半是为了说明他一贯坚持的“历史是进步的”观点，说其然。吕老更不仅“说其然”，还要讲其所以然，并附上与之相关的“人或然”（有人说）。读《国史大纲》，钱穆像个导游拿着大喇叭：“来这里，来这里，跟着我，跟紧了啊”；读《白话本国史》，吕先生像把你扔进一个大森林，固然有路标，但路边有野花，树边有蘑菇，树上有奇鸟，林中有怪兽，稍不留神，就把你绕丢了（你会不由自主的关注一些新知识，忘了自己只是想了解一下历史而已），当你绕了一天灰头土脸的出来时，老先生呵呵笑着给你掸掸土冲杯茶：“读书不能急啊，得慢慢来„„”后来我读吕书学了些窍门，“分而治之”，第一遍只看正文不看附注旁注引证，小字都不看。第二遍再看这些东西，就松快了许多。这也是一些人诟病吕书影响阅读体验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这正好说明吕老先生是个好老师，生怕学生不明白啊！看他的书，像听马三立老爷子的单口相声，你乐呵的同时，也得多少忍忍老爷子的絮叨。
到了傅乐成的《中国通史》，情况又有不同。淄博傅家堪比海宁查家，民国一代多出伟人。作为傅斯年的侄子，早年又参加过学生运动，后辗转至台湾教学，故乡故土故国故人，傅老先生都一概默默承受了下来，就连写书也谦逊的多，序言中不忘致敬前辈钱穆。傅书成书晚于钱吕两位大家，但也另辟蹊径，写出了自己的风骨：这就是“ 轻史”。我也是最近才买到他的这一本书，之前看过几章电子版，感触不深，及至拿到书后才发现这个特点。本来我想着睡前泡脚随手翻几页，不料一入手就放不下了，直到水凉的冰脚才发现该睡觉了。或许是先读钱吕的缘故，也或许是傅老匠心独具，看起来很松快。傅老的《中国通史》，行文简洁明快，不堆砌辞藻，不歧路亡羊，一路娓娓而谈，简明扼要，既没有钱书的戎马倥侗，也没有吕书的繁花叠嶂，倒像是徐霞客、李时珍、宁采臣（哈哈，乱入一个）这般的书生，单剑匹马一路关山明月的走来，看遍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十里桂子、荞麦青青之后，微微一笑，信笔几行。再拿书法比较的话，我觉得略近褚遂良：明净媚好，沉着飞动。这本初看有些《上下五千年》味道的书，仔细一品实则自出心裁、大巧不工。或许只有傅老这样家世、这般遭遇、这般心境的人才能举重若轻的写出来吧。
简而言之，就行文风格而言，钱穆《国史大纲》犀利激越如战国士子，纵横捭阖谋划山川；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浑朴厚重如师塾先生，精言要义孜孜不倦；傅乐成《中国通史》简明畅快如书生远游，洞悉世事练达文章。三个版本都好，哪个更适合自己，就看你自己的阅读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