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朱自清
《春》是一篇贮满诗意的散文。它以诗的笔调，描绘了我国南方春天特有的景色：绿草如茵，花木争荣，春风拂煦，细雨连绵，呈现一派生机和活力；在春境中的人，也精神抖擞，辛勤劳作，充满希望。 在朱老先生的笔下，春草是如此的天真烂漫、活泼可爱。人们在草地上“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这里的绿茵，已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成了人们生活的亲爱的伴侣——景物变成了情物。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 每每掩卷，使人们好像看见朱老先生刚刚放下画笔，将一幅描绘生机盎然的迎春图展示在读者面前。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不仅果树之花争相斗妍，而且野花遍地，万紫千红。众花还以其特有的色香，吸引无数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蝴蝶翩翩起舞。这些描写，活现出春意盎然的气氛。作者不以再现自然花色为满足，还特意驰骋想象的翅膀写道：果树之花“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反复咀嚼后，心里满是遐想，好像看到遥远的将来也这样鲜艳夺目。
《春》是热烈欢快的。由于“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便不觉时间的珍贵，整天醉心于“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直到欣赏了《匆匆》，才第一次感到迷茫，“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感叹先生善于从一闪即逝的现象中捕捉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却又常常疏漏的现象，“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欣赏之余，忍不住扪心自问：“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 掩卷深思，优美、生动的语言如涓涓细流淌于纸上却有如此的震撼力。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震撼力源于什么？驾御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高度的文学修养？„„更重要的是，先生对人生高度的责任感与读者的沟通。
我之所以对朱老先生的散文几近痴迷的程度，是因为他以肺腑之言感染着我。的确，朱老先生是一位功力很深的散文家。他主张散文要写实，要精雕细琢，然而又不露斧凿之痕，如出水芙蓉，秀韵天成。他的散文贮满了一种浓郁的诗情画意，那清新质朴的语言，飘洒秀逸的气韵，恬淡自然的意境，如饮一盏醇酒，使人感到余香满口；又如一首名曲，余音绕梁久久回荡在耳畔。
如果说《春》的内心世界是欢快的，朝气蓬勃的；那《绿》和《威尼斯》则是他色彩斑斓的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
让我们先看看《绿》是怎样铺开的吧？在梅雨潭所见到的景物是“微微的云”、“飞花碎玉的瀑布”、“小小的梅雨似的”水花，这里的景物，色绎晶莹，色调淡雅；而梅雨潭呢？却又是“满眼醉人的绿色”，它柔和、明亮、纯洁。它绿得“浓淡得宜”，既不像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鹅黄的底子显得太淡，又不像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碧——似乎太浓。这样的描写，不尽使人想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对于美女的描写：“东家有子，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绿》中对梅雨潭的描写和《登徒子好色赋》中对美女的描写，不正有异曲同工之处吗？她们的美不都是恰到好处吗？难怪作者在篇末写道“我不禁惊诧于梅雨谭的绿了”，这真是神来之笔，点睛之笔啊！
用“淡妆浓抹总相宜”来形容朱老先生的散文一点儿都不为过。当欣赏《威尼斯》的时候，仿佛一组组油画，展现在读者面前。描绘威尼斯的风光用的是浓墨重彩。请看：“在圣马克方场的钟楼上看，团花簇锦似的东一块，西一块在绿波里荡漾”，“海水那么绿那么酽”，“中国人到此，仿佛在江南的水乡了”。“江南的水乡’是什么景象？是“日出江花红似火”的浓艳，是“春来江水碧如蓝”的澄清。红得热烈，绿得醉人，作者以此来比喻威尼斯的风光，使读者不仅领略到威尼斯的明媚亮丽，而且领略到这座古城焕发的勃勃生机、文化之城呢？其颜色也自然是绝而不俗的了。你看，圣马克方场是“伟丽”的，公爷府的墙面上用白色和玫瑰红的大理石砌成的方纹，“在阳光里鲜明得像少女一般”。而威尼斯唱夜曲的歌女们“微微摇摆在红绿灯球下，颤动着酽酽的歌喉”，“运河上的朦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瑰红的样子”。这些
描写，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威尼斯“华妙庄严兼而有之”的特点。
朱老先生写叙事的主要代表作是《背影》。这篇散文的特点是质朴中见深情。 作者并不正面写父亲的肖像表情、青布马褂的“背影”， 而是通过几句简短的叮嘱之语、送儿子上车、拣座位、嘱托茶房照应等几个动作，尤其是手脚并用、努力攀登、 不辞辛劳地为儿子的背影刻画，便把父亲对儿子的怜惜体贴、 牵肠挂肚、依依不舍的不可言说的表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们从父亲“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马褂的背影”上，可以体味出人生的悲凉，概叹社会的不公。同时，人们又从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漠的愤懑中， 激起对象父亲这样的旧知识分子的怜惜、恻隐之心。 真挚的父子之情与冷漠的世态人情形成强烈而又鲜明的对照， 激起读者情感的共鸣，平实中潜存着愤意，素朴中含有赤诚，这便是《背影》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是朱老先生散文共同的艺术特色。
朱老先生的写景散文，细腻秀丽，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正这种“贮满诗意”的文字，所构筑的“文中有画，画中有情”的境界，才使他的散文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特色。
散文与人的世界的同构，使阅读者可以从自己的视角，从不同的维度去解悟它的真谛，寻求其美的内涵而获得艺术的享受。《绿》仿佛一组颜色明丽的水彩；而《威尼斯》却又如同一幅颇具西洋风格的油画；《荷塘月色》又宛如一幅色调朦胧的水墨风景。三篇散文，给人的审美感受不同：《绿》描绘的是鲜丽之美，字里行间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和作者对生命的由衷赞美；《威尼斯》写的是异国风光之美，画中充满了浓浓的北欧情调和作者对威尼斯古老文明的咏叹；《荷塘月色》表现的是朦胧之美，文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忧愁这些都令人心旷神怡，留恋不已。
这篇散文是抒写作者心境的一个名篇，作于１９２７年７月。作品开头就是开门见山地“揭全文之指”：“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好的艺术作品”，多是“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在《荷塘月色》里，“心里颇不宁静”聚焦成一束“凝光点”，使作品能够“贮满诗意”的内核。有了它，作者主观世界的情和客观世界的景就能够得到高度的统一，意境的开拓就有了逐层转深的“神经”。有了它，诗意才能传出熠熠的神采。
朱老先生散文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多“大家”早有高论，我只想在品味一幅幅优美的画卷的同时，去倾听他字里行间搏动着“自己的声音”。
“像今天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先生借着小路的“静”，抒发自己踽踽独行郁闷。随后，写荷塘景色的“静”，写月色朦胧的“静”，以此反衬自己的“心里颇不宁静”。再接着，以荷塘四周蝉声和蛙鸣的“闹”突出荷塘月色的“静”， “这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和《春》里“打两个滚，踢几脚球”是多么明显的不同。最后，以联想江南采莲的旧俗、梁元帝的《采莲赋》和《西洲曲》关于采莲的热闹、嬉戏的情景，进一步反衬此时此地荷塘月色的“静”。最后画龙点睛：“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含蓄地揭示出“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所在。众所周知，江南时期的朱老先生，在＊＊的影响下，曾经以革命民主主义的姿态战斗过，呼唤过；然而，大革命失败以后，严酷的斗争现实使他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心里”是“颇不宁静”的。从表面上看，作品处处扣住一个“静”字，从各个侧面看、用各种手法描写、渲染荷塘的“静”。实质上，处处扣住“心里颇不宁静”一句，正是为了突出地抒写心灵的“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不“静”，正是为了抒写回首江南斗争生涯的苦闷和彷徨。由此提纲携领，“荷塘月色”这幅风景画，变成了一幅作者抒情的图画，赋予了特有的音调和色彩。
朱老先生很重视语言锤炼，一词一句都要经过反复周密的推敲才写定。他的文章绘形表物、表情达意，都做到了准确生动、亲切自然。 特别是他对动词的使用，往往表现出他造句时追求诗意的生动。 比如，写月光照在叶和花上，本来是一般化的。他却写“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又如， 叶子和花在风中“颤动”， 树缝里“漏”出一两点灯光，也都是用词不同凡响之处。
叠字、叠词的运用，是朱老先生散文中常见的。他注意语言的音乐美，词句流畅、和谐、琅琅上口。 叠字的艺术效果在于“借声音的繁复增进语感的繁复”，“借声音的和谐增大语调的和谐。”同时， 还可以
使语言的行进速度放慢，使文章柔美、平稳、舒缓，这是朱老先生的散文艺术特点。例如他散文作品中的“蓊蓊郁郁”、“迷迷糊糊”、“曲曲折折”、“田田”、 “层层”、“密密”、“静静”、“弯弯”、“重重”等等， 虽然形式不同，但都运用得恰到好处。
我喜欢朱老先生的散文，因为其作品语句优美、生动，很深入人心，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其作品凸现出风采的人格、鲜明的个性、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不仅如此，更因为他有骨气。是他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真诚的、高尚的、执着的追求；书写了老一辈知识分子那个大写的“人”。在４０年代，“一身重病，宁可挨饿，也不吃美国‘救济粮” 。朱老先生无论为文为人都浓墨重彩地实践了他特立独行，直面人生，哪怕惨淡的人生态度。
于朴素中造新意，于平淡中见神奇。正是这种魅力吸引我去注意他那些用心用情构叙出来的文字。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从朱老先生的散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越到后来，他越追求这种朴素自然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的是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美，是一种“大巧若拙”的艺术风格，是博大精深后的平易浅近。朱老先生的两种不同文采、风格的散文可以说大致反映了他散文发展变化的过程。绚丽之极乃有平淡，朴素从风华中来，自然由雕饰脱胎，终于达到炉火纯青、自成高格的境界。
是夜，春夜淅淅沥沥，润物无声。我又一次翻开了朱老先生先生散文集。每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品一品朱老先生的散文，如品味一杯香茗，如欣赏一段古乐，烦躁的心被朱老恬淡的文字所浸润，渐渐变得平和安详。
“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把真诚的心捧献给读者，正是朱老先生的为人为文之所在。
我看重朱老先生的美文。更看重朱老先生的人格。
或许，朱老先生的散文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
这就是我眼中的朱自清．
作文二：《我眼中的朱自清》500字朱自清是一个感性十分敏感的人。因此，我十分喜欢他。
朱自清外表沉默朴实，内心却充满爱国激情，这是每个国家人民已有的激情，而他却最为突出。他虽没有能力去抗衡，但用充满激情的文章时刻鼓励着人民打倒帝国主义。这一点可以证明他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他的文章感染了我的爱国心）。
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中，朱自清在电车上因为喜爱而“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没想到的是：
“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的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经看不见了；两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
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皇失措；我的心空虚了，四面的压迫很严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
从这几句可以看出朱自清是一个敏感自尊的人，但有不是那种能以气势在现实情境中取胜的所谓“勇者”。
诗歌《羊群》中，朱自清描述了月夜一群羊被咬的情景。其中，“美丽和聪明”的羊群可以看做是作家自我人格的化身，而狼群则是作家感受到的外部敌意力量。
……
朱自清很敏感，经常陷入深深的哀感中……
毛泽东曾说过：“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作文三：《我眼中的朱自清600字作文》500字小编导语：我眼中的朱自清作文，朱自清外表沉默朴实，内心却充满爱国激情，这是每个国家人民已有的激情，而他却最为突出。更多关于朱自清的作文尽在百度攻略。朱自清是一个感性十分敏感的人。因此，我十分喜欢他。朱自清外表沉默朴实，内心却充满爱国激情，这是每个国家人民已有的激情，而他却最为突出。他虽没有能力去抗衡，但用充满激情的文章时刻鼓励着人民打倒帝国主义。这一点可以证明他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他的文章感染了我的爱国心）。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中，朱自清在电车上因为喜爱而“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没想到的是：“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的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经看不见了；两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皇失措；我的心空虚了，四面的压迫很严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从这几句可以看出朱自清是一个敏感自尊的人，但有不是那种能以气势在现实情境中取胜的所谓“勇者”。诗歌《羊群》中，朱自清描述了月夜一群羊被咬的情景。其中，“美丽和聪明”的羊群可以看做是作家自我人格的化身，而狼群则是作家感受到的外部敌意力量。……朱自清很敏感，经常陷入深深的哀感中……毛泽东曾说过：“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作文四：《我的父亲朱自清》13200字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也是他逝世五十周年。他生前始终不渝地追求“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渴望在中国人民血与火的斗争里，“爆出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现在我们的祖国，虽然还算不得已经“理想”和“完善”；但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又有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比起旧中国，毕竟是巨大的进步，而且正在向着理想的目标步步迈进。对此，父亲也该含笑九泉，比较放心了吧！
“我该算是扬州人”
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２２日，父亲生于江苏东海。这里是陇海铁路的终点，濒临着波涛万顷的太平洋。当时，祖父在东海做小官，几年后到高邮邵伯镇，还是做小官。父亲也跟着到了邵伯，住在一个叫做万寿宫的大院子里，这回，却是濒临着壮阔的大运河了，出门就是高高的河堤。
在邵伯，还只有四岁，父亲就由父母启蒙课读；不久，又进私塾读书。“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父亲这样说，大概他少年读书时，并不觉其苦，而是觉得“有味”的。“一切都有味”，大概也包括在邵伯，他始终记得那里一条镇河的铁牛，他常被人抱着去看它，骑它，抚摸它。他还记得一位很好的朋友――江家振，他们坐在江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树干上说着话，依依不舍，不想回家。”
父亲六岁那一年，祖父又将全家搬到长江和大运河的交会点扬州，从此定居在扬州。父亲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又读完了中学，直到十八岁考进北京大学。得力于一位小学老师、一位中学老师的教导，启发了他对学习英语的兴趣；又得力于一位老先生，他在十三岁上做通了寓言文。这都是在扬州。我们家祖籍本是浙江绍兴，然而，正像父亲自己所说的：
“在哪儿度过童年，就算哪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风雨沉沉的夜”
父亲的青少年时代，是我国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年代。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年多，由于陪祖父养病，住在扬州的“史公祠”里，多次听到史可法英勇地领导扬州人民据守孤城、城陷身殉、宁死不屈的历史故事。父亲对这位民族英雄十分景仰，直到在中学读书那几年，还常到扬州城外的梅花岭去凭吊史可法的衣冠冢，写过多首凭吊的诗歌，可惜都已经散佚。他认为在列强蚕食、外寇侵入的危急存亡之秋，史可法的民族气节，是特别应当成为楷模的。他青少年时就酷爱吟诵诗歌，尤其酷爱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音韵铿锵的诗句，由于他时时背诵，连身旁幼小的弟妹，都耳熟能详了。
父亲感到了国家民族的危机，并用强烈的爱国之情面对这危机；但国家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他还不可能看到。辛女革命前人们曾满怀希望，辛亥革命的失败使这希望破灭了，一时又看不到新的出路。这几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之一。而我们家，祖父虽然在清末民初做过小官，却不喜积蓄。辛亥革命第二年，又被一个叫做“徐老虎”的军阀敲诈逼迫得几乎家破人亡，不得不卖去房产。１９１７年丢官后，家境便很快衰落下来。“烦忧着就将降临的败家的凶惨”，和“骨肉间的仇视（互以血眼看着）”，父亲感到当时确乎是“风雨沉沉的夜”，“前面一片荒郊”，“黑暗里歧路万千，叫我怎样走好？”他无力摆脱这种初次接触社会就尖锐感到的“在歧路中彷徨”的心情，就一心一意地刻苦读书。
考上北大
１９１６年秋天，父亲考上了北大文预科。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尤其是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先生掌校后，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进一步使旧式教育向新式现代教育转变，而且由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路，更使北大在五四运动前后成了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父亲正好这个时候在北大学习，对他追求“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对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
在北大文预科，父亲进一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英文等方面的训练。１９１７年夏天，北大特许报考文本科的学生可以凭同等学力参试，而无须预科毕业文凭，这样，父亲提前一年考进了文本科哲学门。他本名自华，号实秋，为了跟所憎恶的社会上种种腐败和污秽划清界限，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也不同流合污，就改名自清；又感于家境败落，弟妹幼小，自己１９１６年底又结了婚，自觉要尽快分担起家庭的责任，就必须进一步抓紧学习，自强不息，奋发进取；于是，借用《韩非子・观行》中“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的典故，改字佩弦。
父亲始终保持了这次改名的初衷。他“闭门拼自守穷悭，车马街头任往还”（见《朱自清全集》第５卷，第２５３页），一直到死，都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在北大读书那几年，“实在太苦了”（见父亲１９２５年致俞平伯的信）。冬天，只有一床破棉被，晚上睡觉，要用绳子把被子下面束起来。为了买一本新版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不得不当掉仅有的、正在身上穿着的大氅，那是结婚时祖父给他做的。父亲原打算过些时再筹钱赎出来，却始终未能如愿，多年后想起这件事，还不免有一种对祖父的负疚感。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清白做人的态度。清苦的生活，倒使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苦难，有较深切的感受。他从同情受尽压迫和屈辱的人民，终于站起来，向侵略和欺侮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了不屈的斗争。
父亲也没有违背改字“佩弦”的本意。他不仅以四年时间修完了北大预科和本科原需六年学完的课程；不仅在以后拟定了无数个读书计划，一个一个地完成；而且以不到５０岁的年纪，写出了约４００万字的作品。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工作，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１９１７年冬天；曾祖母去世，父亲回扬州奔丧，陪同祖父借钱才办了丧事。之后，父亲返校，祖父去南京谋职，至浦口车站分手。著名散文《背影》，写的就是这次分别的情景和。父亲当时的感受。
反封建的文化启蒙
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两方面，父亲对这两个方面都积极参加了，可以说，他在北大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还接受了一次准备把毕生奉献给祖国的思想洗礼。
当时的北大，确实出现了新旧思想激烈交锋和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蔡元培主持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陆续被聘来校后，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并提出种种改革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有辜鸿铭、梁漱溟、刘师培、陈汉章等公开表示对孔教的迷恋和卫护。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活跃
的思想交锋，热烈的争鸣氛围，使父亲受到极大的启迪。他贪婪地从争辩双方汲取营养：既从胡适等新派老师那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思想和研究方法，也从旧派老师那里增进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但毕竟，新文化、新思想使他耳目一新。他从爱读佛学书籍，转而关注新文化，喜爱新文学。特别是胡适，在当时对他的影响较大，他上胡适的课也最多。他虽然有较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底，能写很好的文言文和旧体诗甚至骈文，但对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方向之一，是始终坚持的，而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用白话文写出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歌和散文。
父亲接受了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在“五四”前后他所创作的新诗中，以及后来的许多作品中，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倾向十分明显。不过，在思想文化上，他却并不完全赞同全盘西化的主张，而是赞同中西结合。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白话文写作方面，他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经过提炼的群众口语为基础，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所喜爱的、中国化的新鲜文风，而避免了当时流行的全盘“欧化”。在学术方面，他更是对中西文化里优秀的进步的东西，都认真去学习和研究。
１９１９年２月，父亲从同学那里看到一张外国画片，画上一位母亲正抚爱着熟睡的婴儿，题为“Ｓｌｅｅｐ Ｌｉｔｔｌｅ Ｏｎｅ”。也许这幅画使他想起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出生不到半年的笔者的大哥，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首白话新诗《睡罢，小小的人》，来表示对新生命的挚爱和祝福，并于当年１２月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这是他最早的文学创作。以后一年多，他又陆续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新潮》上发表了多首新诗。他一生的文学事业，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影响下开始的。他当时最爱读《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新潮》是１９１９年１月创刊的，由于它偏重文学，主办者康白情、徐彦之、谭平山、杨振声、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等又都是他的同学，对他从事文学事业似乎更有直接影响。１９２０年春天，也可能是１９１９年底，他和冯友兰等一道或先或后加入了新潮社。
在“五四”的爱国洪流中
经过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北大学生，摆脱了只关心个人前途的狭隘眼界，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但当他们睁开眼睛来时，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列强环伺、忧患频仍、疮痍满目、危机四伏的祖国；和一个魑魅横行、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不能不激起民族解放意识的强烈高涨。在当时那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救亡正是启蒙的必然结果和合理延伸，而不是与启蒙相对立的。
１９１９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父亲参加了当天的集会游行，和大家一道激昂地挥小旗，呼口号。过后，又跟数千名北大同学一道，为要求释放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时被军阀政府拘捕的许德珩、杨振声、潘菽、江绍原等３２位同学而奔走呼号。他历来惜时如金，１９１９年１月以前绝少请假，更无旷课，但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载“文本科学生请假旷课表”，自２月间北京部分学生筹议抵抗“巴黎和会”后，连续几个月，他的请假次数明显增多，而且月月出现了旷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热情。他生前曾对母亲说过，５月６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他曾在它的一个股中工作。
父亲还在这年暑假后参加了曾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１２月，该团分组有变动；父亲被分在第四组；次年３月，随着邓中夏重新当选为总务干事，父亲也被选为第四组书记。第四组共１３人，他担任书记后，就按邓中夏的安排，首先组织大家到通县从事农村讲演。据《北京大学日刊》载：这次听讲的有５００余人，“结果甚为圆满”。父亲上下午各讲一次，题目是“平民教育是什么？”和“靠自己”。之后，他又按照每个团员每月须出讲两次的要求，组织第四组的团员到北京四城讲演。他讲过“我们为什么要求知识？”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等题目，并组织第四组的其他团员讲过“山东之危机”、“救国方法”、“国耻纪念日”等，继续宣扬“五四”精神。直到五月，他毕业南归，才辞去这一工作。
父亲为人一贯朴讷。以他的性格，不可能在五四运动中担当冲锋陷阵的先锋角色，但他却自觉自愿地、积极活跃地跟随当时的先驱者，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尽了一个爱国者应尽的责任。他是五四运动中的普通一兵，但却是主动有为的普通一兵。
父亲本不爱说话。“五四”前，他跟杨晦同坐一张课桌，彼此却很少交谈。是五四运动打破了同学间的界限，使他跟杨振声、杨晦等都建立了长久的友谊。他还同当时已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北大同学邓中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虽然不能像他们那样，把全副身心投入革命，最终成为职业革命家，但绝不排斥他们，嫉视他们，而是钦佩和尊敬他们，爱护他们。１９２０年１月他写的一首诗里，描写了自己在北河沿读预科时，夜里，从小河边斑驳的树影中望去，城墙上一行灯光带来了光明的感觉。他含蓄地把这些革命先驱者比作“北河沿的路灯”：
他们怎样微弱！
但却是我们唯一的慧眼！
他们帮着我们了解自然；
让我们看出前途坦坦。
他们是好朋友，
给我们希望和慰安。
祝福你灯光们，
愿你们永久而无限！
五四运动使父亲的心年轻起来了。在他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到１９２０年３月写的新诗里，出现了不让“生命给的欢乐”被夺去，“笑里充满了自由”的小鸟；出现了让人们“自己去造”光明的上帝和“仿佛充满了光明”的歌声；出现了“一色内外清莹，再不见纤毫翳障”的月光；出现了在火中跳起舞来，“全是赤和热”的煤；出现了在阳光下、在浓浓的春意中苏醒了的小草。总之，五四运动所唤起的民族的觉醒，使他一度摆脱了彷徨，在黑暗中又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觉得自己“波澜汹涌的心，像古井般平静；可是一些没冷，还深深地含着缕缕微温”。
这些诗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新潮》上发表后，也鼓舞了别人。在五四运动中有这种感受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这也说明他的白话新诗，从一开始就不是唯美主义的，而是来自现实、紧贴现实、和“为人生”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新诗才能在我国早期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加五四运动，对父亲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还是爱国主义。追求“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虽然是他后来说的；但这“理想”和“完美”，从他一生的实际追求来看，包含有“民主”和“科学”的重要内容，也包含有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迫切使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发现自我、要求个性解放的一面。这些，在父亲早期的诗歌和散文中也有所反映。作为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学的内容之一，当时，它同反帝爱国的要求并不是对立的。然而，国家民族的危机和苦难毕竟太深重了，个人的苦乐不能不放到第二位。五四运动中许多北大学生和进步青
年都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父亲从少年时就崇敬文天祥、史可法。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投身“五四”，他逐渐形成了一种高度重视祖国的前途命运，高度重视民族的尊严，随时准备为国家民族克尽个人的责任，直到作出个人牺牲的真诚的爱国思想。父亲为人处世素来极其认真，在这种理想的召唤下，他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身体力行。有时未能完全做到，就深感内疚。正是这种真诚的态度，使他在关键时刻“站起来”，“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慨”。
“转徙无常的”五年
１９２０年５月，父亲从北京大学毕业。同年１１月，“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父亲是它的早期成员之一，长期参加了它的活动，并认真实行了它的文学“为人生”的宗旨。
从这年暑假后开始的五年，他先后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又到杭州一师、台州浙江省立第六师范、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五年中被迫变换教书地点竟达八次之多。这是为什么？
一是因为军阀混战，民生凋蔽，教育事业更是难以为继。不少学校竟一连多月发不出工资来，连日常所需经费也要教师凑钱才能维持。这在家庭负担重，往往要靠借钱才能买米吃的父亲（见他１９２４年的日记），是无法长期坚持的。二是因为旧势力的排斥。教师，特别是新派教师备受蔑视。例如在扬州八中，在吴淞中国公学，旧势力的排挤和迫害，使他无法工作下去。他遍尝了“漠视的滋味，感到奠名的孤寂”，不得不愤而辞职。三是为战乱所迫。乱军所至；胡作非为，父亲不得不携家匆匆逃离。
虽然被迫在颠沛流离中从一所中学又转到另一所中学，但是，他教书却从不马虎凑合，始终“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每课都认真准备和讲授，在课堂上，每每讲得满头大汗，并且坚持鼓励学生“多读多做白话文”，因而，和同学们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到处受到学生的挽留。在一些学校，“或是凉风吹拂着的清晨，或是夕阳斜睨着的傍晚，或是一灯荧荧的良夜”，同学们时常找到父亲宿舍里来求教和谈心。正像当时一位学生回忆的：“他把自己的生命全献给了教育青年的工作。”
就这样，父亲“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这“感着”的结果便是诗文。他的绝大部分新诗都是这期间写的，包括著名的长诗《毁灭》和《赠Ａ・Ｓ》等。被人们历久传诵的散文诗《匆匆》，被时人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的《浆声灯影里的秦准河》，以及屡被选人语文教科书的《温州的踪迹》等，也在这些年里写成。这些诗文，为“五四”前后开始的我国新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以其“漂亮的缜密”的文字与结构，尽了对封建旧文学示威的任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表明了“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
这些诗文的内容，则不可能不反映当时黑暗的社会和作者的际遇。他一方面感到：“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满街是诅咒呵！”“从远远近近所吹来的，汹涌着，融和着……是黑暗底心澜哟！”“听――点点滴滴的江南；看――����的天色；是处找不着一个笑呵！”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所激起的信心和希望并没有在他心中熄灭。他“周身火一般热着”，“扯开哑了的喉咙，大声地笑着唱着”。他歌唱了“那蓝褂儿，草鞋儿，赤了腿，敞着胸的朋友”，和他们“纯白的真心”；歌唱了在四五个月里死了爹，又没了娘的卖酥饺儿的青年，却“质朴而恳挚”地把作者当作朋友倾心相诉，那“密密深深的声口”。艰辛的生活使他和备受欺凌与苦难的劳动人民接近了。他不仅真诚歌颂了他们的纯朴，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优良品质；还写了《生命的价格――七角钱》等，深刻揭露了那个社会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的罪恶。尤其是在五卅运动中写的《血歌》和《给死者》，他更歌唱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和伟大力量：“都是兄弟们，都是好兄弟们！”“你们的血染红了马路；你们的血染红了人心！日月将为你们而躲藏！云雾将为你们而弥漫！风必不息地狂吹，雨必不息地降下！黄浦江将永远地掀腾！电线杆将永远地抖颤！上海市将为你们而地震！”并且表明了与帝国主义刽子手不共戴天的决心：
酒将不复在我们口中，
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
仇敌呀！仇敌呀！――
来，来，来
我们将与他沉沦！
在此期间，父亲曾主张一种“刹那主义”，并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这不是那种“只求刹那的享乐”的颓废主义，对于当时曾经流行过的这种人生观，他是很不以为然的；倒是“深感时日匆匆的可惜”，自觉从前只看到了大处、远处，“却忽略了近处、小处”，而“不曾作正经的功夫”，因而主张“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是平凡主义。”（见父亲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７日、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３日致俞平伯信）正如他的老友俞平伯所说：佩弦所持的这种刹那观，“在行为上却始终是积极的，肯定的，呐喊着的，挣扎着的。他决不甘心无条件屈服于悲哀的侵袭之下。约言之，他要拿这种刹那观做他自己的防御线，不是拿来饮酒止渴的。”阿英先生也曾评论说：朱自清的“刹那主义，虽不是颓废，却不免是‘欢乐苦少忧患多’。这从《踪迹》里的散文和《背影》全书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一种具有伤感性的清醒的刹那主义。（《现代十六家小品・朱自清小品序》）
“欢乐苦少忧患多”，正是父亲这五年也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的写照，这才有了他早年的刹那主义。他的散文诗《匆匆》和长诗《毁灭》，都体现了这种思想。也就是《毁灭》最后所说的：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
别耽搁吧，
走！走！走！
这是否意味着他放弃爱国理想甚至否定为革命理想奋斗的先行者呢？当然不是！他期盼到苏俄学习的韩伯画“将在红云里，偷着宇宙的密意……可知我们都等着哩！”他在五卅运动中所表现的强烈同仇敌忾，他不少诗文的字里行间，都充分说明他仍在追求自己的中国“梦”。特别是在《赠Ａ・Ｓ》的名篇中，他热烈地歌颂了邓中夏等革命者“要建立红色的天国在地上”；并且说：“你的血加倍地薰灼着！在灰泥里辗转的我，仿佛被焙炙着一般！”对于那种不得不为小家庭奋斗的生活，他是感到羞愧的。在反对说空话、唱高调和主张一种脚踏实地的人生态度时，却多少忽略了更高的理想信念的意义和作用，因而，他又“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这是一种不足，然而，他在后来就改正了。
《赠Ａ・Ｓ》这首诗，其意义不仅在赠予邓中夏个人；而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用满腔的热情，用
优美的艺术语言，用种种生动自然的比喻，毫不矫揉造作，也毫不概念化地塑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不管你对革命爱也好，恨也好，都不能否认这革命文学形象的力量和道德的美！不能否认它的艺术魅力！这正是它的成功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它理应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初到清华”
１９２５年，“清华学校”开始从留美预备班改革成一所大学，设立大学部，特别是增设了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和国学研究院，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国学导师。这午暑假后，经胡适介绍，父亲开始在清华国文系任教授；据清华研究院早期毕业的研究生张清常先生回忆：他后来又兼任了国学研究院的秘书：从此，父亲把研究和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作了自己毕生的事业之一，终于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他的文学创作也从这时起，进一步转向散文，但并非就此不写诗歌。旧体诗他是一直写到逝世前的，新诗在：１９２６年间也有重要成果。《塑我自己的像》，表明他在当时大革命高潮的鼓舞下，想学习着成为“一个思想者”，“永远的冷，在他脸上，永远的热，在他头上”；还想成为“一个寻路的人”，“在旧世界里找些新路”，他又燃起了新的希望。《朝鲜的夜哭》则是一首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声援朝鲜人民反抗斗争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长诗，也是一首在艺术上非常成功的长诗。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５日，朝鲜李朝最后一个国王纯宗死去，朝鲜人民哀于民族的沦丧和国家的灭亡，聚集在汉城附近的山岭中，用满山遍野的号哭声来表示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和要求民族独立，却遭到了日本军队的血腥镇压。父亲注意到了这件事，用充满感情的动人诗句对朝鲜人民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和支持；对野蛮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则进行了愤怒的声讨和鞭挞。这首诗，写于“九一八事变”的前五年，在中朝两个民族的友谊史上是不应当被忘记的。
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７年，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我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年代。父亲不仅同情和支持这场人民革命，而且对它满怀希望。他的诗文也从写身边琐事转而写政治性的主题，例如前边提到的几首诗和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工人、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野蛮侵略和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父亲和学生一道进城参加了大会。会后，又同游行队伍一起到当时的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列强所提蛮横无理的条件。反动的段祺瑞军阀政府竟下令对爱国群众开枪射击，结果，死４７人，重伤２００余人。这天，被鲁迅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也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惨案”。父亲亲历了这场惨剧，他愤慨极了，强烈的正义感使他不能沉默。他接连写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向卖国政府进行血泪控诉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在这篇文章里，他忠实地记录了惨案的经过，痛斥了反动派的凶残和暴行：“请大家看看这阴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琪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我们也要想想吧：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在表达了对学生英勇行为的永远敬佩之后，他又说：“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变成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是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在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当时是“怕”的，但并不为自己这种“怕”寻找开脱的理由，涂抹慰安的脂粉，而是老实地承认这种怕“实在是很可耻的”。这正是他的作品和为人一贯诚朴正直的地方。这使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怕，在凶恶的敌人面前站了起来。
父亲一贯注重作品的真实性，反对撒谎和矫饰。而他是首先从自己做起的：像这样老实解剖甚至谴责自己的文字在他的许多散文乃至诗歌中都可以读到。严肃诚恳地向读者交心，这大概就是李广田先生认为他作品里所富有的那种“至情”吧”！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才能具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
清华的学生韦杰三君也在这一天被惨杀，还有一位何一公君，当时负伤，年底因此死去，父亲的另两篇文章就是悼念他们的。好几年之后，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到纪念烈土的“断碑”前去吊唁，讲起了当时的情况，还是抑制不住满腔的悲愤。
“暗惊天下秋”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全国又陷入黑暗之中。１９２７年５丹３１日，父亲写了一首《菩萨蛮》，表述自己的苦闷心情：
烟笼远树浑如幂，青山一桁无颜色。日暮
依楼头，暗惊天下秋！
半庭黄叶积，阵阵鸦啼急。踯躅计征程，
嘶聪何处行？
５月之后应是夏天，所谓“暗惊天下秋”，所谓“半庭黄叶积，阵阵鸦啼急”，显然讲的是政治气象，而不是自然气象；也表明了作者对那些出卖革命的叛徒们的愤慨和蔑视；但“踯躅计征程，嘶聪何处行？”却表示他又陷入了彷徨。父亲“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自己也“正感着这种被追逼，被围困的心情”，于是痛苦地喊出了“哪里走？”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在当时，他不能不顾虑到“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况且，长期形成的“情调、嗜好、思想、伦理和行为方式”，一时也难以摆脱，“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觉得“还是暂时超然的好。”（以上引语见《那里走》一文）爱国的理想和同情人民革命的立场使他觉得这是走上了一条“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但他却只好走下去。同时，依然要想着、萦回着“哪里走？哪里走？”这个摆脱不开的问题。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写的旧体诗集《敝帚集》中，也对此时有表述：“歧路频瞻顾，杨朱泪欲倾！”“沉吟奠测君心曲，泣路悲丝只自怜！”这便是他当时的心情。
但是，即便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那些年代，他也同他们保持了距离，当有人吹嘘那时的国民党时，他在日记里表示不能同意；甚至表示对某人谈话唯一有保留的，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对蒋介石和其他军阀间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内战尤其反感，在一首题为《有感》的诗中写道：“垂臀逢鼎革，逾壮尚烟尘。翻覆云为雨，疮痍越共秦。坐看蛇豕突，未息触蛮瞑。沉饮当春日，行为离乱人！”把国民党统治下的军阀混战比做蛇和猪为一些不足道的原因所起的冲突，而且打得全国从东南到西北疮痍满目、人民离乱。可见其愤恨之情！抗战时，又有人拉他和闻一多先生一道参加国民党，送来了登记表，也被他和闻先生断然拒绝了（见父亲１９４３年的日记）。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高度的正义感和鲜明的气节。
此后若干年，父亲走到书斋里专心致志地做文学和做学问去了。１９２８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之后，又出了《欧游杂记》、《你我》等多本集子，从此，成为文坛上著名的散文作家。在他写过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中，散文的成就最高，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李广田先生说他的散文富有一种“至情和风趣”。杨振声先生说他的散文有自己特有的美：“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钟敬文先生说他的散文“另有一种真挚清幽的神态。”吴晗先生等则说他的某些散文如《背影》、《给亡妇》、《荷塘月色》等，虽文字不长，却有一种历久传诵的力量。而这一切，又是和他的人格分不开的。当我们阅读这些作品时；就仿佛感到一个诚恳、正直、老实、谦虚而又极其认真的作者站在面前；就仿佛听到他正亲切热情而又不乏风趣的娓娓而谈，向读者毫无保留地倾诉自己的心曲，传播文学和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就仿佛看到了他一生由“狷者”而斗士的坦荡历程。他的作品所以使许多人都感到非常美，也正是这种不矫饰、不撒谎的朴素自然的美，和真正用群众口语写作（特别是三十年代以后）而又经过仔细选择提炼的质朴谨严的美。他的散文一直保持和发扬了这种特色，所以才长期受到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的喜爱。正如李广田先生所说的：“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中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正是这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使他的散文在创建我国民族风格的全新白话文学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走进了书斋之后，父亲在做学问方面是很用力于创新的。他初到清华时，讲授李杜诗和国文基础课，１９２９年就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歌谣”两门崭新的课程，“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课程表上，很显得突出而新鲜，引起了学生浓厚的兴趣。”（见浦江清：《（朱自清文集）题跋》１９３６年又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批评”课，在他的散文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表现了他对文学作品的深邃观察力和分析力。尤其是对茅盾、老舍等的新作，进行了公正、简明而又中肯的介绍和评论，更受到读者和学生的欢迎。另一方面，父亲下了苦功夫甚至笨功夫来研究我国古典文学。为了教好中国古典诗词，他认为自己过去虽也写过少量旧体诗，但那不够，还要能写得好；且不但要能写诗，还要能写词。因此，他拜同是清华中文系教授的黄晦闻老先生为师，作为了解、研究古典文学的一种方法，选择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古诗词，从逐句换字地“拟古”人手重做，逐渐在这方面取得了很深的功力和造诣。然后再亲自编辑《古今诗选小传》和《诗话人系》等，汇集古人和近人的研究成果，自己再重点研究若干诗人。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他终于完全胜任了所担负课程的讲授和研究。
留学英伦 漫游欧陆
１９２９年，母亲武钟谦病逝于扬州家中，父亲后来写了著名散文《给亡妇》，来悼念这位善良的妻子。１９３０年底，父亲和陈竹隐结识了，两人逐步建立了爱情关系。１９３１年，他开始代理清华中文系主任；８月，从当时的北平经津、沈、哈横越苏联去欧洲，留学于英国伦敦，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并于次年回国前漫游了法、德、荷兰、瑞士、意大利等五国。父亲虽是中文系教授，却不对外国文化抱门户之见。从五四时期起，他就主张中西结合。也就是说，在痛切批判封建礼教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同时，不要忘了继承我们传统民族文化中那些优秀的东西。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的自信和自尊，也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和未来发展。而为了继承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千万不能忘记开放地学习世界的进步文化。这关系到我们民族是否能跟上时代，步入近代化或现代化。他主持清华中文系的工作，一直认为应当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研究外国的进步文化结合起来，而目的在于发展中国的新文化。他还同杨振声先生一道，为清华中文系制订了“古今结合，中西结合”的方针，把培养“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人才作为目标。这在今天也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父亲不仅这样主张，也是这样做的。旅欧一年间，他“早上念生字、读报，下午上课”，阅读了大量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近代西方的文艺书籍，更重要的是，这给他今后大量阅读外文书籍打下了基础。他还广泛接触了欧洲的戏剧、美术、音乐和建筑艺术等，仅仅所茧集的这方面的画片，就有好几大本。后来，他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两本散文集，介绍当时英国以及欧洲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前者于１９３４年出版，其中的《西行通讯》，对革命后的苏联，从一个匆匆过境的旅客的角度作了点滴的客观的介绍。这本来不是全书的主要内容，但在北平反动当局的种种造谣封锁中，这些报道仍然受到了进步学生和青年的欢迎。
１９３２年７月，父亲自意大利乘船返回；８月，与陈竹隐在上海结婚；之后，回清华大学正式任中文系主任；不久，兼任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又曾有一年多兼任清华图书馆主任。繁重的工作使他的身体急剧衰弱下来，胃病也逐渐严重起来了。
父亲回国后，闻一多先生也从青岛来清华任教，这是他们两人同事论学的开始。由于兼任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的领导工作，他和陈寅恪先生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他的日记中，有不少陈先生向他谈论自己最新学术见解的记载。清华的档案中，也有他为陈先生和其他先生增加工资而致校方的信。
（未完待续）
作文五：《我心中的朱自清》500字我心中的朱自清
你宁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你清贫而有节气，你清贫而有节气，你有民族英雄气概的知识分子，自清，自美而又清雅。你的风度，你的节气，你的洒脱。溢满在你的散文里，我感受到你的美丽。
你的《春》，如那暖暖的杨柳风，让我陶醉。春天是机遇，是希望。
燕子去了又来，杨柳枯了又青，桃花谢了又开，转眼间，无数的春天过去了，从童年，我到了青春，时间一去不复返，接下来，我该干什么，时间飞逝，却没有作为。你告诉我，时间如轻烟般的消散，如流水般的逝去，你激励我，让我珍惜他。作文
时间《匆匆》走了，留下的是一丝惋惜。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的小孩子了。 时间就如你说的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时间老人是没有情面的，是不给你一点挽回的机会的，就在你的一个动作，一刹那的思想之间，它便悄悄溜走了，没留下一丝痕迹。
那《背影》，让我学会感恩。
至今依然记得，那些细细的爱，买橘子，翻栏杆，那些场景，依然印在我的脑海中。晶莹的泪光写了你对父亲的思念，告诉我父爱的真挚，是啊，那一个个细节，浓缩成背影，那背影，深深地影响着你，也感染了我。
心中的你，不只是文章，还有你那铮铮铁骨，那是中华名族的骨气，龙的传人的脊梁。
心中的你，生而为文，死而为国，这个你，一个真正的朱自清。
作文六：《我心中的朱自清》500字你宁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你清贫而有节气，你清贫而有节气，你有民族英雄气概的知识分子，自清，自美而又清雅。你的风度，你的节气，你的洒脱。溢满在你的散文里，我感受到你的美丽。
你的《春》，便觉得有春风春雨的交融，像母亲的手，让我陶醉，梦回儿时，在乡村，和妹妹在嬉戏，在春天放风筝，感受桃花、兴华、梨花的清香，和妹妹在雨中感受牛毛、花针般的细雨。在梦里尽情的荡漾，回忆儿时的快乐，让思绪尽情飞翔。
春天里是机遇，是希望。
燕子去了又来，杨柳枯了又青，桃花谢了又开，转眼间，无数的春天过去了，从童年，我到了青春，时间一去不复返，接下来，我该干什么，时间飞逝，却没有作为。你告诉我，时间如轻烟般的消散，如流水般的逝去，你激励我，让我珍惜他。
时间匆匆的走了，留下的是一丝惋惜。
文章里的背影，让我学会感恩，至今依然记得，那些细细的爱，买橘子，翻栏杆，那些场景，依然印在我的脑海中。晶莹的泪光写了你对父亲的思念，告诉我父爱的真挚，是啊，那一个个细节，浓缩成背影，你可还在想你的父亲？
父亲的背影，深深地影响着你我。
心中的你，不只是文章，还有你那铮铮铁骨，那是中华名族的骨气，龙的传人的脊梁。
心中的你，生而为文，死而为国，这个你，一个真正的朱自清。
交大二附中初二：ｓｕｂｗａｙ＃ｓｇｉｎｓ
作文七：《我眼里的朱自清》1700字我眼里的朱自清
和大多数人一样，认识朱自清自《背影》始，由文字的简朴，感情的深挚，联想到做文章的人，于是，一个初世学子的轮廓便勾勒出来：年轻，清秀，英俊，文儒……以后，又陆陆续续徜徉于他的《荷塘月色》、游弋在他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加之《春》的召唤，《绿》的渲染等，那原先模糊的轮廓便逐渐清晰起来，一个典雅端庄的文人学士、一个温良恭谨的散文大家豁然跃出，且这种形象在脑海里一直存留了几十年。
但是，让我对朱自清刮目相看的却是他的一篇并非著名的纪实文章《执政府大屠杀记》。文章开首便写道“三月十八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作者说的这一天是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文章通篇直陈亲身所历，毫无铺张、渲染，文笔之直白一目了然。但我却被震撼了。
关于那次大屠杀事件，很早以前便从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里读过，所以并不感到震惊，倒是对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先生身先士卒，亲临其境，且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完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壮举而感到震惊了；当刽子手们举起屠刀，准备对游行队伍痛下毒手的时候我并不不感到震惊，但看到先生（包括李大钊先生）随着学生们一起藏躲的时候，看到他们竟然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天真的像一张白纸，纯净的像一朵鲜花，我不但感到震惊，甚而感到揪心和迷惘了。他们只想走到督政府大门告诉统治者，他们爱国，仅此而已。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刺刀－－真正的刺刀，一下子就能戳穿肺腑的刺刀；他们面对的是枪弹－－真正的枪弹，瞬间就可以令人毙命的枪弹。面对骤然降临的屠杀他们不知所措，他们用自己的真正的血肉之躯去面对军阀的真正的枪林弹雨，即使时隔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感动窒息，目瞪口呆。眼前的朱自清，浑身血迹斑斑，那苍白的面孔，与其说是惊慌，毋宁说是哀伤；与其说是恐惧，毋宁说是愤怒；与其说是绝望，毋宁说是决绝－－这个旧的世界从此在他心里一笔勾销了。
３月２３日，即时隔五天后，朱自清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执政府大屠杀记》，该文３月２９日刊登于《语丝》第七十二期。时隔近百年，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仍能深深感到当时那浓重的腥风血雨，惨不忍睹，令人触目惊心。而此时，我仿佛看见朱自清正从历史的尘埃中缓缓走来；从段祺瑞的刺刀下挺身走来；他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学友们的尸体，从血泊中坚毅地走出来！
鲁迅先生于同年４月１日写了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内里写到：“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想，那“真正的猛士”的队伍里，是有朱自清的。然而此时在我眼里的朱自清，已经褪去了文人的淡雅、清高，他颧骨突起，眼眶深陷，炯炯有神的两眼里充满血丝，清瘦的身躯迈着坚毅的步伐！我知道，这已是忧国忧民的朱自清了，他在“猛士”的队伍里大踏步行进着，行进着……
时光荏苒，“猛士”的朱自清又义无反顾地走了二十余年，他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大众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这期间，他一边致学、创作，为文、著书，同时又积极参加了八年的抗战，紧接着又加入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行列。在斗争中，他练就了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必胜的信念；在斗争中，他成长为一名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在斗争中，他耗尽了一个革命者的精力，拼尽了最后一口气，春蚕到死，蜡炬成灰。
那已是公元１９４８年，新中国如毛泽东所讲的，已是“海面上已经露出桅杆的帆船，一轮站在山巅可以看到的喷薄欲出的红日，一个躁动于母腹中快要出生的婴儿。”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篇章。此时的朱自清内心是欣慰的，即使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在自己的书桌上写了这样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一反晚唐诗人李商隐诗中“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颓唐心境。
一个真正的战士是无所畏惧的，哪怕是死！朱自清就是这样的一个战士！毛泽东为此评价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从而“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是的！战士可以到下，但绝不可以退缩。朱自清倒下了，但在我眼里，他已然如巍巍昆仑，傲然挺立于人间。
作文八：《我喜欢朱自清的散文》600字我对朱自清偏爱还要从他的散文集开始．这是我最初接触的散文，说实话刚开始时没法看懂，大家都知道散文是形散而神不散，他所包含的东西是琐碎的，随着年纪的渐渐的能把这些琐碎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了，也就慢慢懂得了他的真谛也就被散文仅仅扣住了．
他的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描写月色下的荷花之美时，作者将它比喻为明珠，碧天的星星、出浴的美人；在形容荷花淡淡的清香时，又用了“仿佛远处高楼上飘过来的渺茫歌声似的”一句，以歌声比喻香气，以渺茫比喻香气的轻淡，这一通感手法的运用准确而奇妙。
作为一片追忆时光的散文，《匆匆》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我，也从文中读到了第三个朱自清先生！这里的他有些颓然，有些失落，但他虽感伤而不低靡，虽彷徨而不消沉，让在无奈、矛盾中寻觅着什么。他对白驹过隙一样的时光充满留恋，也对现实满是失望之情，所以才会如此细致的描绘出无情流逝的时光，才会有结尾那样的质疑：“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似乎蜻蜓点水却又耐人寻味
而在《背影》中的他是那样的温情。仿佛从一个孩子长成了一个重感情的男子汉。在当时的有些严酷的时代中，为人们奉上了一杯热茶，叫人心头暖暖的。文中的他情感表达的真挚、质朴、不矫造、不做作。自然的回忆，却让自己连同读者的心一同感受了些许的隐隐的痛。他就好像一片孤寂的夜空中，突然掀起的一股直入云霄的呼啸！那一瞬，惊醒了多少还不懂得“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无知少年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呼唤，让我对这位风格多变、清隽沉郁的语言大师又加深了一层好奇，。
作文九：《我所知道的朱自清先生》4300字朱自清先生原名朱自华，号实秋，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２２日诞生于江苏省东海县，祖籍浙江绍兴，４岁随父迁居高邮县，６岁后定居扬州，在扬州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自幼勤奋读书，品学兼优，毕业于江苏南京省立第八中学。 １９１６年的秋天，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寒假与一位中医老师的女儿武仲谦结婚。次年，自感家庭经济拮据，不能按部就班读书，遂跳级投考北大本科哲学系。为了不随同流俗，他奋发图强，改名自清，字佩弦，并用３年时间学完了４年课程，提前１年毕业。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京爱国学生３０００多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朱自清与同学许德珩、孙伏园等人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举臂高呼反帝爱国以及要民主、要科学的口号，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战士。 在这以后，朱自清拿起笔来，反对封建、揭露黑暗、追求光明，并以实际行动提倡白话文，写出不少白话新诗。如《睡吧，小小的人》；散文中经典之作《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欧游杂记》等等。我知道朱自清先生就是从这些如诗如画的文章开始的。后来朱自清先生与成都的陈竹隐女士结婚，成了成都女婿，前后在成都住了几年。由于陈女士和我是远亲，当时在成都市总府街四川省立图书馆特藏部任职，我因写作的需要，经常去特藏部查阅资料，有较多的接触，她是长辈，我叫她娘娘，她也时常向我谈一些朱自清先生的往事。 夫妻情深 朱自清先生于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在扬州琼花馆街与武仲谦女士完婚。武仲谦曾随夫辗转杭州、台州、温州、白马湖及北京等地。夫妻形影不离，感情深厚。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６日，武仲谦病逝于扬州，先生抚尸痛哭，不饮不食，并带齐子女至武墓前，娓娓哭述生前的甜蜜回忆，并写小说《美的历史》、《别》及散文《给亡妇》诸篇以寄托他对亡妻的哀思。 当时，先生正在北平清华大学执教，由于沉痛亡妻之逝，几乎难以工作，兼为仲谦所遗４个子女生活照料，处境更为紧迫。 是时，先生好友，清华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热心为先生续弦一事四处张罗，顾教授向他作媒一次被他谢绝一次，顾教授向他说的次数多了，他还写了一首《颉刚兄欲为作伐，赋此报之》，表示“此生应寂寞，谁分弄丹铅”。 尽管先生一再谢绝，但在清华园，先生的同事和朋友，看到先生既当爹又当妈，而且最小的一个还不到４岁，这样如何执教？如何能从事文学创作？岂不毁了一代人才，一代精英？ １９３０年８月，著名画家溥侗、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事前未与先生说明，联名邀请先生去城南陶然亭小酌，介绍他与陈竹隐女士认识，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陈竹隐后来还真成了先生的续弦夫人。 陈竹隐是成都人，１９０３年出生于成都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１６岁时就父母双亡。从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她远赴北京深造，考入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一面师从齐白石和寿石工学习国画，一面师从昆曲大师溥西园学习北昆，因此她对国画和北昆都有一定的造诣。从是时起，陈竹隐就立志要当一个艺术家。但当她在北平陶然亭与自清先生见面后，改变了她的初衷。 陈竹隐在她写的《忆朱自清》一文中这样写道：“他的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气，但脚下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子布鞋，又显得有一些土气。我很敬佩他，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于是我们便开始交往了。” １９３２年，先生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婚礼，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丰子恺等人都前往祝贺。 他们结婚后，回到北平住在清华园内，过了几年虽然清苦，但又幸福温馨的日子。由于他们的子女多，需要照顾，陈竹隐只好放弃了想当艺术家的理想，为先生献出自己的一切，留在家中相夫教子。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于敌手，先生夫妇带着子女随校南迁，任昆明新组成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他们到了昆明，生活更加困难，法币贬值、物价暴涨，房租特别昂贵，陈竹隐毅然带着几个孩子，回到阔别了多年的故乡成都，使先生无后顾之忧，安心执教。 回到成都后，在她亡父世交金拾遗老人的帮助下，借住金氏昆仲为避日寇飞机空袭建在成都东门外宋公桥慈之庵附近的茅屋内。金氏一家住在前院，陈竹隐带着子女住在后院３间平房内。 先生一个人在昆明执教，而家却在成都，两地相距千里，但先生伉俪情深，每逢寒暑假，都要到成都探亲，寒来暑往从无间断。 先生在成都的日子 先生在成都先后住了两年多，当时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先生投身其间，参加救亡团体的各种集会及学术讲座，还在各大学讲课，也无一日之闲。此外还与在成都的好友巴金、叶圣陶、吕叔湘、徐中舒、李吉力 人、谢文炳诸先生频繁交往，或交流写作，互探疑义；或讨论时事，共商文运，从不使时光虚度。 １９４０年，成都文艺界成立抗敌协会，我怀着对先生的敬仰之情，请先生光临成立大会。先生在成立大会上即席发表谈话，声情并茂的朗诵了他写的一首《维我中华之歌》。 先生参加“一二・九”运动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北平发生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６０００多名爱国学生不顾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示威游行，清华大学成立救国会，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 １２月１６日，北平两万多学生和市民，为反对伪冀察委员会汉奸政府的成立，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先生毅然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成了游行队伍中的一员。 １９３６年，日军进攻绥远和察哈尔东部，当地驻军奋起抗击，一举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消息传到北平，各校师生群情振奋。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师生联合组成赴绥慰问团，１１月１８日，先生代表清华教职员，梅贻宝代表燕京教授，到绥远集宁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先生回校后，写了一篇散文《绥行纪略》。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先生著文《“七七”这一天》：“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从两年后这一天看，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七七’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文化西迁”先生 奉献了全部心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陷落，清华、北京、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移，开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火逼近，又西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联大以弘扬“刚毅坚卓”校训，为祖国培养出大量人才，世称“文化西迁”，先生为“文化西迁”，冒着生命危险，出北平、经天津、抵青岛、沿胶济、津浦、陇海、平汉线，历时月余，始至昆明。 先生辗转流亡数千里，与夫人陈竹隐女士带着几个子女，历尽了千辛万苦。在流亡途中，鼓励长子迈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组织北上抗日；长女采芷随母至成都，考入四川大学，未辍学业，后来留美亦有成就。 不惧风险吟诗祝寿 １９４５年６月是茅盾先生的５０寿诞，次年，闻一多先生被反动派杀害。是时，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茅盾先生的政治面貌及为文倾向，早已享誉全国，闻一多先生被害亦因为系民盟中执委，乃知名民主进步人士。可是先生不惧风险，仗义执言，为两位先生作颂。首先写出《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贺茅盾先生５０大寿及参加《文艺工作２５周年》的庆祝贺词。 先生在贺词中这样写道：“茅盾先生开始他的文学业绩，就标举人生的文学与写实的文学。这２５年来，文坛上经过多少变化，多少花样，但茅盾先生始终坚持他的主张，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路，他介绍、翻译、批评直到创作，一步步实现他所信的，他的生活也一致的向着这信仰。这样，将文学的各方面打成一片，他的影响是整个的、深远的。他的影响正在加深和扩大……”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５日，闻一多先生惨遭反动派杀害，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悲愤难遏，曾立即写信给闻一多先生的夫人高真表示慰问，并写诗相挽：“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先生给闻夫人的慰问信说：“闻太太大鉴：今天见报，一多兄竟遭暴徒暗杀，深为悲愤，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除了这样深表同情，谴责当局的残暴外，还表示要遵循一多先生的路走下去，要为一多先生编辑出版全集，开展纪念活动。 闻一多先生遇难不久，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主持“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负责编纂及出版《闻一多全集》的工作，并写了全集的序言和后记，以及在西南联大民主广场为闻一多先生竖立铜像供后人瞻仰凭吊。 掩护进步学生反对解散民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全国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民主党派成员、反内战反饥饿的进步学生等，全国沉浸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 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０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大中学生３万多人，在北平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先生为了支持学生的正义活动，挺身而出，不仅在《反内战反饥饿宣言》上带头签名，而且还作了《论气节》、《论严肃》、《论吃饭》的讲演，以鼓励游行学生把运动坚持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北平，国民党当局大肆抓捕游行学生，先生再一次挺身而出，把许多游行学生掩护在自己的家中或藏于亲戚处，使许多学生幸免于难。 发表严正声明 拒绝“美援面粉” 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８日，先生与１００位师友签名，为表示中国人民的气节和尊严，拒绝美国收买灵魂性一切施舍物资的严正声明。 这１００位师友中有张奚若、金岳霖、李广田、唐钺、余冠英、吴�、钱伟长、孟庆基、马万钧、李祖崇等教授。 朱自清先生在严正声明中这样写道：“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 对于先生拒绝一切“美援”物资，毛泽东主席曾有高度的评价。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是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作文十：《我的父亲朱自清(续完)》8900字中国终于抗战了！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北平万余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对外，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爱国运动。１６日，三万多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国民党当局竟下令军警“自由行动”。游行队伍同军警的大刀、水龙进行了英勇的搏斗。这天，父亲本是受命去劝阻学生的，却毅然跟学生们一道，参加了游行。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虽然很担心他们流血，但仍真诚地支持了他们。不久，国民党军警特务到清华进行搜捕，六名同学（其中有韦君宜）一整天躲在我们家中。父亲无论是抗战前或抗战后，曾多次在家中掩护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
国土的沦丧，强敌的深入，使父亲不能再沉默。他这时写了多首爱国歌词来鼓舞青年，也一舒久久压抑在自己胸中的块垒。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二十天后，北平沦陷。父亲在散文《北平沦陷那一天》中写道：“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久是咱们的！等着瞧罢，北平是不会平静下去的！”
这年９月，父亲秘密只身南下，辗转千里来到长沙。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最负盛名的大学合并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父亲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系主任），并担任为学生解决经济困难的贷金委员会召集人。次年２月，临大又不得不迁往昆明。途中，拖拽船只上水的纤夫们那悲恸的呼喊，使他深受感动，成诗数首，表达了对劳动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例如：
龟行蜗步百丈长，蒲伏压篙黄头郎。
上滩哀响动山谷，不是猿声也断肠！
４月初，临大改为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父亲继续担任中文系主任兼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随即跟联大文法学院一道迁往蒙自。在那里，同从北平赶来的母亲及我们几个孩子会合，不久，又迁返昆明。
１０月，广州、武汉继上海、南京等城市之后失守，国内外对中国抗战的悲观论调，一时又起。父亲却与这些人不同。他虽然颠沛流离，生活不安定，且越来越困苦，精神却极为兴奋，因为中国毕竟抗战了！“七七”抗战两周年的时候，他写了短文《这一天》，热烈歌颂人民的觉醒：
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
正是从人民的奋起中，他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１９４４年又写了《新中国在望中》，认为中国必将从民主化、工业化中新生。
一切为了抗战
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却越来越腐败，以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民不聊生。父亲上有垂老的双亲，下有七八个子女，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他不得不辞去联大中文系主任等行政职务而专任教授。次年，为生活所迫，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迁往物价相对便宜些的成都。父亲也在这年到成都休假。一家人住在从一所尼庵租来的三间茅屋内，房顶是稻草，墙是泥糊的竹篱笆，地上连一层砖都没铺。这潮湿之极的环境，加上营养的缺乏（食米还要经常靠亲友接济），使我们几个孩子都连续得了重病。这就是父亲在《近怀示圣陶》一诗中所说的：
累迁来锦城，萧然始环堵。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百物价如狂，距�孰能主？不忧食无肉，亦有莱圆肚。不忧出无车，亦有健步武。只恐无米炊，万念日傍午。况复三间屋，蹙如口鼻聚，有声岂能聋，有影岂能瞽？妇稚逐鸡狗，攫人如网罟，况复地有毛，卑湿丛病蛊。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死生等蝼蚁，草木同朽腐……
这首风格近于杜诗的长诗，也同杜诗一样写的不仅是个人的苦难，同时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反动统治下的苦难。
１９４１年，父亲一个人回到昆明，第二年就赶上了一个最寒冷的冬天，他穷得连御寒的棉衣也添置不起，只好在集市上买了一件赶马人用的披风，披着它从乡下步行约二十里进城上课。加之营养不良，他的胃病愈发严重，几乎每两三天甚至一两天就发作一次，给他带来极大痛苦。他的身体不仅日渐憔悴，简直被折磨得形销骨立，头发像铺了一层霜。四十出头的他，已经像个老人了！
父亲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痛苦。他认为抗战第一；为了抗战，个人和家庭总是要作出些牺牲的。在上面那首长诗中，他还写道：“健儿死国事，头颅掷不数。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蝼蚁自贪生，亦知爱吾土。”“天不亡中国，微忱寄千橹”！橹，大盾牌，在这里比喻千千万万的抗战将士。为了他们，为了“吾土”，谦称“竖儒”的他，是愿为中国的弦诵不绝而受苦的。
然而，事实在教育着他，他那高度的正义感也促使他认清现实的真相。１９４１年天旱，米价又大涨，成都农村的大批贫苦人民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不得不一群群地起来“吃大户”，抢米仓。国民党以“共产党煽动”的罪名，残酷地镇压了这次人民的自发行动。父亲目睹了这幅饥民求食图，受到强烈的震动。他后来写的《论吃饭》这篇文章，就在字里行间对贫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父亲这个时期的散文，不但在艺术风格上继续发扬了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内容上，在反映时代上，较之过去更前进了一步。如他在《语文影及其他》一书自序中所讲的：“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承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玩世主义盛行的时候，也正是作者的青年时代，作者大概很受了些《语丝》的影响。但是，三十年代渐渐的变了，四十年代更大变了，时代越来越沉重，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哪里还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呢”？
对于自己长期坚持的追求“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的爱国理想，经过反复的思考，１９４３年他这样写道：“理想上虽然完美，事实上不免破烂；所以作者彷徨自问，怎样爱它呢？真的，国民革命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以来，我们都在这般彷徨自问着――我们终于抗战了！”这是说闻一多先生的，也是在说他自己。他认为抗战既“是坚贞的现实，也是美丽的理想。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这便是理想。理想是事实之母；抗战的种子便孕育在这个理想的胞胎中。”因为“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了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中国是自己的。……固然完美的中国还在开始建造中，还是一个理想”，但是父亲说，他想借用美国的一句话：“我的国呵，对也罢，不对也罢……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他又说：“要‘抱得紧’，得整个儿抱住；这就得有整个
儿理想……包孕着笼罩着整个现实的理想”――那便是“咱们的中国！”“这一句话正是我们人人心里的一句话，现实的，也是理想的。”
父亲说出了抗战前许多爱国者心中的苦闷：确实，频繁的内战使中国四分五裂，一届届政府不维护中国的却维护外国的利益，使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国家究竟在哪里？父亲在总结了这些痛苦的经验后，要求一个“咱们的中国”，也就是一个大众的、人民的中国。是的，在抗战中，他进一步认识了时代，发现了“大众的力量的强大”，因而使自己的作品采取了更严肃的态度，并开始自觉地“面向大众，诉诸大众”。他前进了！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为了欺骗社会舆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曾经对少数上层知识分子实行笼络政策，几次请父亲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去做官，国民党在昆明、成都的某些“要人”也几次对他表示特殊“关怀”，都被他一一拒绝了。他宁肯继续过一个穷教授的生活！他在逐渐分清大是大非和逐渐认清中国的未来。１９４５年暑假，他从昆明回到成都时曾对母亲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这不是容易的简单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人也许走得没有年青人那么快，但是，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着走！”
从抗战到逝世，是他身体最坏的时期，但却是他无论在教学工作上、学术研究上，还是文学创作上，出成果最多的时期。教学方面，他开了“宋诗”、“李贺诗”、“谢灵运诗”、“文辞研究”、“中国文学史”等许多门新课。仅从《中国文学史讲稿提要》所征引的典籍的广泛性，我们就不难看到这些年他下了多么大、多么深的功夫！学术和文学方面，连同与叶圣陶先生合著的三本，他一共出了十本书，另外还写了七八十篇文章。他的《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书，都是深具功力的。《经典常谈》高度概括而又比较系统地向一般读者介绍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它力求通俗化，又力求采择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因而今天还受到许多青年和中学语文老师的欢迎。特别是对于诗，无论是古典诗歌或新诗，他的研究都系统化了。他对一些基本概念如什么是赋比兴等所作出的新的正确解释和关于新诗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散文创作方面，则着重加强了说理，以适应抗战的时代要求。
反内战 反迫害 反饥饿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的消息，是当天深夜传到我们家们的。父亲立即兴奋地走上大街，和老百姓一起狂欢了一整夜。但回到家里，他却心情沉重地对母亲说：“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不起内战，国家的经济可以恢复得快点，老百姓也可以少受些罪。”
他的这点希望，很快就被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现实打碎了。几个月后，国民党军警特务就在昆明惨杀了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父亲“悲愤不已”，“肃穆静坐二小时余”，并亲往西南联大图书馆灵堂，向死难的四烈士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敬意。
１９４６年６月，父亲最后一次到成都，准备举家迁回北平。是月下旬，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新的全国内战因而爆发。７月中旬，又传来了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父亲和闻一多虽然说不上是挚友，但这位爱国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的死，特别使他悲愤和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李公朴街头遇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这是什么世道！”他接连写了两篇悼念文章，指出“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可是“还不满４８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尸最后这句话，一再被父亲写进他的文章，说明他已下定了同反动的法西斯统治作斗争的决心。
他已经十多年不写新诗了，这次，强烈的愤慨使他又拿起笔来写了一首。诗中歌颂闻先生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照见了魔鬼”的火；相信在这火的“遗烬里”，必将“爆出个新中国！”
８月１８日，成都各界人士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事先就传闻特务要捣乱会场，许多人不敢参加了。父亲毅然出席大会作报告，介绍闻先生的生平业绩，正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这个悲愤而又真挚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全场多次鼓掌，许多人都被感动得落泪了。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间，父亲带领我们一家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因为清华园正在修葺，临时住北大四院。利用这个机会，他带笔者步行到天安门一带观览，不想却看到美军大卡车在三座门附近撞死一名中国妇女后扬长而去。联想到前不久在重庆，也是他带着笔者，看到美军吉普车一下子撞死撞伤了四五个中国人，司机还满不在乎地跷着二郎腿在抽烟……他逛天安门的兴致全被打消了，往回走的一路上，都沉闷不语。没过两三天，又看到警察“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三轮车夫一顿拳打脚踢”，父亲愤怒地上前跟警察讲理，高声说：“他们是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回来的路上，他非常激动地对母亲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受尽苦头吗？现在胜利了，为了生活抢生意，凭什么该挨打？真可恶！”他深切地感到：他爱着的“北平是不一样了”，“穷得没办法的人似乎也更多了”，“手头不宽心头也不宽了”；“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加上被群众称之为“劫搜”的国民党大小官吏的“接收”和军警宪特的横行，普通老百姓确实苦不堪言。父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能平静。他大声地喊出：“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他热烈地为人民“起来行动”辩护，深信“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他的心同在压迫下挣扎和反抗着的人民进一步连在一起了。
父亲一回到清华园，就抓《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和出版，把这看作是对亡友的纪念和对法西斯的抗议。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以他为召集人的“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组成。此后一年间，他收集遗文，编辑校订，拟定目录，花费了许多精力，并亲自为编定的《闻一多全集》写了序和编后记。在他的主持下，整个清华中文系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正如吴晗先生所说：“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集的。”全集终于在：１９４８年他逝世前的一个月出版，他可以告慰亡友于地下了。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一下子逮捕了两千多人。父亲痛恨这种大规模迫害人民的暴行，签名于“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由于公开发表时，他的名字是第一个，宣言在当时的报纸上曾被称作“朱自清等十三教授宣言”。这立刻招来了反动舆论对他的围剿。国民党发动各家反动报纸拼命地诽谤、攻击他和其他签名的教授，国民党特务也三次到我们家寻衅。然而，父亲没有退却。他在反动派面前坚定地站起来了！
国民党多年的黑暗统治，使他毅然决然地同当时的学生运动，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站在一起了。从１９４７年到他逝世这一年半时间，他写的四十多篇文章和多次在学生集会上的演讲，正如他在《论雅俗共赏》一书自序中所说，都是在朝着“近于人民的立场”这个方向说话的。父亲主张使新的民主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指出抗战胜利后，文学紧缩了那严肃的尺度而强调人民性，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并高度评价了解放区作家和人民打成一片，成为“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号手”这种新的文艺方向。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使读者更会躲向那些黄色、粉红色的书刊里去。在《论标语口号》一文里，他颂扬了革命的标语口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要避免落套子、公式化；那些装点门面、口是心非的标语口号，“终于是不会有人去看去听的，看了听了也只是讨厌。古人说：‘修辞立其诚’。标语口号要发挥领导群众的作用，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有一丝一毫的不诚都是遮掩不住的。”他真诚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但不说过头话，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专长，积极提出有益的建议。他的散文中所讲的上面这些道理，至今读起来还感到非常亲切。
在《论气节》这篇文章里，父亲还充分肯定了五四以来青年知识分子用正义的斗争行动代替消极的“气节”这种“新的做人的尺度”。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新的认识。他说到做到，不但继续在一些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宣言上签名，有时还亲自去征集签名；并且还主动为清华的教授们起草了反饥饿反迫害、罢教一天的宣言。
人格的升华
父亲的晚年，可说是完成了自己灵魂的净化。李广田先生说他有“最完整的人格”，他的同事和学生也说他有“完美的人格”，并且还出版了两本同名的集子。在父亲晚年同他相处较多的李广田，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他何以是“一个最完整的人”：第一，他“是一个有至情的人”。他对同事，对朋友，尤其是对晚辈，对青年人，都是毫无保留的诚挚与坦白，都是处处在为对方打算。“他是这样的：既像一个良师，又像一个知友；既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兄长。他对任何人都毫无虚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热情，然而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与谦恭里面。”第二，他“是一个最爱真理的人”。凡是认识他的，跟他同过事的，都承认他是最“认真”的人。“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自己的私事认真，别人或公众的事他更认真。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凡是公家的东西，他绝不许别人乱用，即便是一张信笺，一个信封。”第三，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说是有幽默感亦未尝不可，但他从不为幽默而幽默。“他的风趣之可爱可贵，正因为他的有至情，爱真理，严肃而认真。”
晚年的父亲，在我们子女的感觉中，的确是“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他尊重我们的政治选择，从不干涉。他要求我们为他做任何事时都要说“请”，说“谢谢”。这不是一般的礼貌，而是源于更深刻的对我们人格的尊重和关心。特别使我们感到他人格的纯净的，是在公私关系上。他当时的收入虽远远不敷支出，身体也已衰弱不堪，却从不占公家一分便宜，包括李先生所说的一张信纸、一个信封。对我们的要求也极其严格。一次学校在我家门前倒了一堆黄土，六岁的妹妹要拿些来玩，父亲也不许，说“这是公家的”。抗战胜利后初返清华园，我们从日本人扔的破烂儿里拾回一张破桌子，父亲竟少有地大发雷霆，说这是公家的，让立刻送回去。他处处想着的，都是“公家”，都是别人，都是人民大众。父亲所留下的这种正气，确乎是我们终身受用不尽的。
父亲晚年人格的纯净，还表现在他勇敢地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向新时代学习。他向自己的学生借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各种革命读物来看，甚至向当时还是中学生的笔者借了通俗的革命宣传小册子来看，并在日记中写道：“这本小册子观点鲜明，给人以清新的思想。”他从不故作高深，鄙薄这些通俗的革命读物，既然认识到向新时代学习的必要，就认认真真地学起来。他和进步同学谈话，是那样认真地倾听，像是个在虚心求教的小学生。他的进步和他的治学同样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往前走，绝不做虚有其表的事情，也没有当时某些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浮夸气。
当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一辈子不苟言笑而又身患重病的父亲，竟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学起扭秧歌来了。有人曾大不以为然，认为这对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来说，是可笑的，无法理解的。而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日趋疯狂的情况下，像他那样的人参加这种文艺活动，也确有再次成为被攻击对象的危险。然而，在１９４８年中文系的元旦晚会上，父亲却又一次兴奋地和大家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使许多师生为之感动，并留下了亲切的记忆。
他的人格的净化和升华，也表现在他的散文风格上。在《标准与尺度》一书的自序中，父亲说：“复员以后，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他感到人民需要他写，需要他这支笔为他们服务，需要他为新时代的来临多作些催生的呐喊。他这个时期的散文，不仅更加精炼、明达，而且在先前已经转向说理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群众斗争的需要，把道理讲得更加通俗、明白、透彻了。他用历史的方法来说理，仍旧是那么诚恳谦虚、平易质朴，使人们在作者的亲切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新时代的精神，不感到有半点说教气。这说明他的散文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更加成熟了。
１９４８年，父亲快五十岁了。在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的身体被疾病连连折磨得更加痛楚不堪，但他的思想、感情却更年轻了。他把近人改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而成的一副联语，亲笔抄在一张宣纸上，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来表明自己的心境，作为对自己的勉励：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人格和心灵的净化，使他撇开了一切个人的烦恼和痛苦，而乐观地期待着一个新的“咱们的中国”的出现！
“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１９４８年春天，蒋介石要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时，清华竟有个别教授积极“竞选”所谓“国大代表”，跑来要父亲投他一票。父亲断然告诉他：“胡适是我的老师，我都不投他的票，别人的我也不投！”表现了对国民党伪“国大”的极大蔑视。在这前后，父亲还拒绝了一些老朋友要他参加一个中间路线刊物――《新路》的邀请。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向上爬，做人民头上统治者的帮闲、帮凶；一条是向下去，同人民在一起争取解放。“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８日，父亲签名于《抗议美
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宣言的全文是：“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拒绝购买每月的两袋美援平价面粉，相当于全家的收入每月要减少五分之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父亲虽是当时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但每月的全部薪水也只能买三袋多市价面粉，家庭人口又多，每天吃两顿粗粮，还得他带着一身重病，拼着命多写文章，才能够勉强维持下去。虽然他的胃病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签名的前几天体重已减到３８．８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宣言上签了名，并在几天后让笔者把配购证给退了回去，拒绝了这种“收买灵魂性质”的施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气节。
正像吴晗先生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一文中所回忆的：“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的签上他的名字。”
直到弥留之际，他还谆谆嘱咐母亲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过名的，以后，不要去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对父亲这一行动给予了很高评价。文中提出：“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１９４８年８月６日，父亲的胃病终于发展到胃穿孔。１２日，实际年龄还不满五十岁的父亲，在他长期渴望的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像群星中闪烁着的一颗，当自己光华最盛的时候，却在黎明前的黑夜中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