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初，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奠定了祖国大陆对香港的“想象”基调；20世纪末，中英谈判过程中，香港的文化作品（文学、影视、流行音乐等）为我们反思港人的文化心态提供了新的思考：尽管回归前后的一些文化作品印证着大陆的世纪初“想象”，但也存在着大量文化作品显示着两者之间的差异。港人在中英谈判中遭遇的自身话语权、选择权的双重“缺席”，以及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迷茫，导致颓废的“世纪末”情绪的蔓延，甚至引发移民潮，都在逐渐动摇着大陆的母体“想象”。
关键词：“九七” “想象” 文化心态 缺席 世纪末
“香港本是个政治感冷漠的地方，在文化身份上任由英国与中国的国族叙事加以构造”[8]8，同时英国殖民统治对于香港话语权的压制，使得香港由“不能说”，逐步发展成根本没想到要去说，这或许是殖民意识的真正体现。六七十年代以前，香港始终处于“失语”状态；直到六七十年代，随着香港的繁荣，香港的“我城”意识开始显现；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的本土文化文化意识忽然之间被唤醒；面临“九七”，港人开始渴望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但在中英谈判过程中，港人感受到的却是话语权、选择权的双重“缺席”，以及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尴尬与迷茫，从而引发了港人对于未来恐慌、绝望的“世纪末”情绪。虽然有部分流行歌曲在印证香港对大陆的“母亲”形象想象①，但数量众多、且带有明显“世纪末”色彩的文化作品仍然在昭示着香港叙述以及大陆“想象”之间的明显差异。
香港是与中国大陆血脉相连的一部分，但相对于大陆其他地域来说，无论是从文化影响还是地缘关系上来说，香港始终都是处于“边缘”的。正是这种远离中心的“边缘性”下快速发展起来的香港文学、影视、流行音乐等文化作品所努力发出的本土声音，及其显示出的香港/大陆、真实/ “想象”之间的细微差异，为我们解读 “九七” 前的香港提供了一种的新的参照。
一、话语权、选择权的双重“缺席”
英国是让香港迅速发展、繁荣，走向现代化的宗主国，大陆是香港始终割不断的文化根源，大陆以“母亲”的形象来定位自己和“想象”香港，香港成为大陆眼中一个亲近却又遥远的“他者”。英国以宗主国的身份来叙述自己对于香港现代性的贡献（实际上，英国对于香港的叙述几乎都是从英国“发现”香港开始，并以历代港督治理香港的政绩来叙述的）。但是在中英政府谈判过程中，香港——这个最应该发声的当事人本身——却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无位置”状态，一方面话语权的、选择权的双重“缺席”，使得夹在中英政府之间的港人对自身的尴尬处境感到无可奈何，另一方面也引发港人由于不能把握自身命运而产生不安、焦虑，甚至是绝望的悲观情绪。
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可以说是对港人面临“九七”文化心态的隐喻性书写。西西借用了灰阑记的
故事框架，但是在处理上却另辟蹊径，她没有纠缠于到底谁才是孩子真正的母亲这个疑问，而是质疑为什么所有人都被询问，而唯独当事人自己却从始至终没有被人询问这一奇怪现象，来表现香港话语权的“缺席”，以及由此导致的选择权的“缺席”，从而强调香港希望拥有“选择的权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主人公寿郎说，“我是一切情节的见证，只要问我，就什么都清楚了。可是没有人来问我。我站在这里，脚也站疼了，脚也站酸了。站在我旁边的人，一个个给叫了出去，好歹也有一两句台词，只有我，一句对白也没分派，像布景板，光让人看”[11]121，西西用寿郎来象征香港，在中英两国的谈判中，香港始终被搁置在一旁，没有发言权，但随着经济不断繁荣，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的香港“并不是哑巴，又不是不会说话的婴孩，为什么不让我说话、问我问题？”[11]121，这一系列的追问，正是港人对自己身处中英谈判中渴望拥有话语权的心声。
在讨论香港未来的时刻，中英都“争着要说香港的故事，同时都异口同声地宣布：香港本来是没有故事的。香港是一块空地，变成各种意识形态的角力场所；是一个空盒子，等待他们的填充……大家似乎都想证明香港自己不会说故事，香港的故事要由他人来说。大家都在争夺说这故事的权利”[7]12，直接剥夺了香港原本应该拥有的与中英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在争夺过程中，“英国人打‘民意’牌，中国人也以《七子之歌》传达香港的意愿，没有人真正地聆听港人的声音”[8]8，以致于香港始終处于“失语”状态。
与话语权的“缺席”相伴随的结果便是选择权的“缺席”。寿郎认为，“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还是：选择的权力。为什么我没有选择的权力，一直要由人摆布？”[11]140，一句话揭示出香港在中英谈判中的“无位置”状态和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无可奈何。
而对于香港来说，中英政府的谈判“要决定的是我的将来，难道说，不是我寿郎，才是最重要的角色么？”[11]139，可是香港此时却缺失了话语权、选择权，最后寿郎只能无奈的呼喊：“我和一头待宰的羊有什么分别？”[11]140，既是对自己“失语”处境的愤慨，也是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艰难呼喊，或许也只有香港自己最能深刻地体会到夹在中英两国间的真实感受。中英两国对香港历史叙述权的争夺，使得香港在中英谈判中遭遇的话语权、选择权的双双“缺席”，《肥土镇灰阑记》不仅可以说是香港“失城”（即文化身份的难以确定）的隐喻，同时也是“失权”（即话语权、选择权的缺失）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无能为力的港人只能装出一副政治冷漠的样子，放逐自己。
如像幼稚猿人，无力去改变大市。
最闷是，最恨是，发现被什么统治。
为何要讲政治，发泄亦没意思，由那些骗子讲出天大名字。
说正义，太幼稚，真亦假时没法知。
干大事说太易明知，不关你我事。
（《只谈风月》黄贯中、雷有辉演唱，林夕作词）
粤语流行曲的歌词鲜明地刻画出港人遭遇话语权、选择权“缺席”后无可奈何的烦躁情绪。由于无力把握自己命运，港人对中英政府的政治外交感到厌倦，同时认为香港正在成为中英政治博弈中的一颗棋子，对“我城”被强大的政治力量所控治这一现状烦躁不堪，想要大声呼喊去争夺自己应该拥有的话语权，却发现在此刻来谈论正义竟然显得有点“太幼稚”。而林夕填词的《皇后大道东》是一首更为著名的歌曲，它“凸显了香港当年处于中英角力之间的处境……香港人夹在中间可做的不多，只好专注赌马和炒股，《皇后大道东》成了香港人自况的一个重要角度”[9]184，既然身不由己，无法“改变大市”，港人也只能用“不关你我事”来劝慰自己，不如实际一点，把精力投入到
娱乐和金钱上，去“讲旅行讲买金”，对于中英谈判“别太认真”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越话越开心”，透露出一种强烈的颓废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