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夏利特医院的新生儿病房中，孩子们都平等出生，穿戴着同样的婴儿连体服和法兰绒胎帽，躺在恒温36.6度的暖房里，完全看不出他们中谁将来会成为学者或公司老板，谁会成为临时工或需要靠社会救济金才能生活。
或者其实已经能看出来了？
主治医生布勒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除了人工授精生出的多胞胎，躺在他负责的新生儿病房中的早产儿，几乎都来自家庭条件较差的家庭。他们的母亲很早就辍学了，住在小房子中，领取失业救济金。布勒不想使用“底层”这个词，他选择这样表达：“数据显示，早产和社会地位低下之间有明显关系。”
布勒推测，无知、缺钱和有损健康的生活习惯等都增加了早产的风险。早产儿的人生具备双重劣势，他们既受到早产的负面影响，也为社会地位低下所累。研究证明，比起足月生产的孩子，早产儿明显更晚说话，大动作能力更差，上小学后也更易留级。长期研究表明，体重轻于两斤的早产男婴比足月男婴成年后的收入约少25%。
对于睡在夏利特医院暖房中的早产儿来说，如果他们长大后想成为教授或企业家，可能需要出现奇迹。数据显示，他们更容易成为临时工或失业救济金领取者。布勒说：“我们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孩子并不是出生后才受到歧视，而是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开始了。”
布勒的观察令人震惊，它表明德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阶级社会。在这里，出生贫寒的人很可能一生都会保持贫穷状态。比起其他工业国家，德国孩子的未来更加取决于他们的出身，成年后翻身的机会非常渺茫。上层、中层和底层人们的生活相互隔离，就像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中一样。
德国政府打破了其为所有孩子提供公平机会的承诺，这对社会造成了明显的不良后果。而且，有数百万中产阶级担心失去自己已有的地位，教育恐慌现象十分严重。
父母学历低下的孩子上大学的几率只有学者家庭出生孩子的1/3。底层孩子学会游泳的年龄普遍更晚，体型更胖，更容易在街道交通中受伤，也更容易成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从牙齿上也能看出很多问题。学校牙医发现，大部分学龄儿童都有一口得到完美护理的牙齿，而底层孩子的牙齿健康状况十分糟糕。穷人除会出现由吮吸大拇指等坏习惯造成的牙齿缺陷之外，还会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他们的平均寿命也比富人更短。高收入和低收入男性的人均寿命相差10.8岁，女性相差8.4岁。
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告诉我们，对于260万依赖社会救济金的低收入家庭儿童来说，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放弃”和“短缺”。其中76%的儿童每年甚至连一周的度假时间都没有。而对于家庭收入有保障的孩子来说，这个数字只有21%。
根据研究，54%的贫困儿童无法做到一个月去一次电影院、剧院或音乐会，31%的儿童无法请朋友吃饭。如果问起他们是否可以偶尔给自己买件新衣服，29%的孩子给出了否定的回答。14%的孩子没有上网的机会，10%的孩子没有足够的冬衣，而他们正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德国政治界并没有忽略这个问题，每份新的贫困主题报告都会引起联邦议会各党派的愤慨。在联盟党和社民党达成的大联盟协议中，很多都是关于“战胜贫困”、“教育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德国联邦议院设有专门的儿童委员会，常常邀请专家听会，讨论“接受教育的权利”等主题。
教育资金也并不缺乏。德国每年支出2000亿欧元在支持儿童、婚姻和家庭上。“教育和共享计划”“父母的机会就是孩子的机会”等国家层面的福利项目，也是不胜枚举。联邦家庭部的专家们曾试图将所有资助项目和援助手段都列入一张表中，结果一共列出了约160项，具体数目他们自己都不甚清楚。
但是很多福利金都繞过了实质性的贫困问题，或是获得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政府的资助承诺被证实只是个谎言。前联邦家庭部长马努埃拉·施威斯希曾在讲话中呼吁为托儿所基础设施投入更多资金，预告将出台《托儿所质量法》。施威斯希表示，要真正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不该给他们多塞钱，而应该在教育供给上多投资。
然而后来这位部长在联邦议院介绍了她的《家庭计划草案》。根据草案，超过10亿欧元的资金被用在提高育儿免税金、子女补贴费和儿童津贴上，而这主要是对中高层收入人群利好的举措。对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则没有增加一分钱，所谓的《托儿所质量法》也没有了下文。
另外，大联盟政府的本意是鼓励父母将孩子送进托儿所，但是现在它每月付给不送孩子上托儿所，让他们在家看电视的父母150欧元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