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以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论分析，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的理论基础。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其右倾错误思想的产生，既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也与他的个人因素密不可分。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不等于他个人的右倾错误，它是一个历史范畴。
一、陈独秀右倾主义产生的背景
客观原因
1、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有义务遵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导。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违背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而另搞一套。因此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共产国际坚持抬高国民党压制共产党的策略，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处于被动地位。在整个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高估了国民党的力量，忽视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它认为中国共产党缺乏社会实践，是脱离“脱离中国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小组织，同时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是中国唯一一个充满活力能够引领中国走向胜利的党。
2、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警惕性过低。北伐战争攻下武汉以后，蒋介石开始压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但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依然向蒋介石妥协，以确保统一战线，同时避免“中山舰事件”的重蹈覆辙，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虽然看到蒋介石的独裁力量越来越大，但是却没有想到要依靠共产党，壮大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把目标转向汪精卫，幻想依靠汪精卫来牵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3、早期中国共产党整体认识水平有限。
早期的中國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刚刚开始，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的普遍国情的认识比较匮乏，理论准备不足和接受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理论水平有限，对革命的认识有所偏差。“我们承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正是由于陈独秀对革命的错误认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普遍认识，这种认识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因此右倾思想不可能得到来自共产党内部的纠正，反而得到认可，这是陈独秀右倾错误产生的客观环境。
主观原因
1、理论认识的缺陷，尤其是对国民前途认识的局限是其右倾错误的理论原因。对革命前途的认识简言之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至于国民革命的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即共产党的任务是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并且在国民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不充当领导者。正是陈独秀的这种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因而在大革命时期没有正确认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所以在实际过程中忽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争夺，对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指令没有抵制。
2、政治斗争经验的缺乏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是主要参与者与领导者，这需要丰富的政治经验，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个
大学教授，他的政治经验是从担任中共领导开始的，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不仅要与已有十年革命经验的国民党做斗争同时还要接受共产国际命令式的指导，这对于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这复杂的背景之下，陈独秀在实际革命斗争中不懂得灵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本国实际出发实施正确的方针政策；第二在国共合作中，他分辨不出各种时期出现的各种政客的真实面貌，尤其对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反动面貌反应迟钝。更不能够识别这些政客所使用的各种阴谋，因而在实际斗争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局面更加剧了他的左倾思想。
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具体体现
1、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
报告作出决议，错误的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会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在报告中分析了造成这种危险的四点原因：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国民党之右倾，商人的恐慌，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报告所着重批评的是党内的“左”倾，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因而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对国民党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使共产党向右转，以换取国民党的向左转，完全否认了联合战线中真正的危机是国民党蒋介石右派所造成的
2、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取消土地革命。否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1926年下半年，农民土地问题已成为左右时局的中心课题。当时无论是从革命的还是从扩大共产党的力量来看，都迫切需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内容。而陈独秀在报告中却认为农民没有土地要求，说农民“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认为用对待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去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是错误的。反对“包办民众运动”，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以民众运动之退让去祈求国民党右派之不要反动。
3、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会议只字未提“无产阶级领导权”，而且全面放弃了党权、政权、军权以致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陈独秀的报告和会议决议规定当时党的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使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同时，“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以为这样既可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又可解决蒋、汪之间的矛盾，以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去防止国民党的右倾，完全否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领导作用。
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全面妥协和投降。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连续让步，使蒋介石这个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实行了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这些错误实质上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就使全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为蒋介石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创造了条件。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是导致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观原因。虽然按照当时的历史环境，即使不出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革命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中共党中央当时的领导正确，也就可以多保持一些胜利成果，至少不至于造成象后来那样惨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理论。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