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纯朴的村庄里，屈指可数的几个读书人自然尊贵，但那尊贵或许是有些高高在上的，是稍微远离民间烟火的尊贵。而手艺人的尊贵却是紧贴生活的尊贵，你触手可及、举目所望之处，无不点缀着他们的技艺，就连村庄里过气的地主遗孀——刘三娘也逃脱不了：三娘吃饭的碗，据说是宜兴官窑烧制的；三娘穿着的蚕丝小褂，是东厂染坊印染的；三娘睡的楠木床，是西直巷木坊打造的；三娘戴的耳坠，是杨宝厂师傅手工打磨的……
在民间，在散散落落的村庄里，一个人学问再高也高不过吃喝拉撒，高不过衣食住行，高不过生老病死。而那些手艺人，就是掌管民间烟火的“祭祀者”，他们以自己的手艺，装扮着生活的一个个侧面，人们在这一层层的侧面里杂乱无章地穿行，在有意或无意中抬高了世俗的生活。
早些年，我还不能理解一个地方和一个时代如何倚重一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已听过太多关于手艺人的传说。那些传说，如满天的星斗，时常在我头顶闪烁。祖母用的铜锁、铜炉子，祖父一生不离手的烟斗、手炉、大秤，无不彰显一个个游走着的手艺人的情怀和功夫。
夜晚想起那些远去的手艺人，我会不经意地抬起头，看头顶的天空。如幕般深邃而广阔的天空中，稀稀落落的几枚星在微弱地闪烁，我怀疑它们中有一个是我的曾祖父。
我的祖父是做油面手艺的，在当地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他的“产品”，不仅质量过硬，食之个个喊好；而且品种齐全，像脆饼、麻花、桃酥、金刚脐，应有尽有。妇女生孩子“坐月子”的、家中来客的、四时八节送礼的、孝敬老人的，有人跑很远赶来“光顾”。祖父还有个“捏面塑”的绝活，即用揉进各种不同颜料的面团，捏成形形色色的花鸟禽果，一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漂亮极了。人们为老人祝寿、给死者“送饭”，“做”上它，便觉得无限光彩。祖父讲究“诚信”，他专门请人刻了块有砚台大的木印版，上面刻着“王记食品，不无二价，童叟无欺”的字样，用墨水印上小红纸，扎在每包食品上。那时我放学回家，常常抢着当起“义务印刷工”，一是好玩，二也可为忙碌的父母帮些忙。“红纸块”似商家对消费者的“承诺书”、超时空的“广告”，又像喜庆的“装饰品”。
那时候乡村的秩序和诗意，常常用炊烟来作为意象。直到今天我可以理解为乡村农耕气象的全部要义就是填饱肚皮，炊烟是食的，是人间烟火旺盛的表征和延伸。“吃了嘛”，“吃过了”，“吃的啥”，要不怎么乡间的全部寒暄就是一个吃字呢，一并与吃相关的所有器具和行当都被赋予了更高层面的意义。
从前，我一度想过做个奔走乡里的大厨，就像村里的“小衣章”，两把菜刀闹革命，耳朵两边各夹着一支甚至两支香烟，红光满面，油头油嘴，神气得连乡下的小道都嫌窄。我还艳羡大厨挥动菜刀的格局和气势，真是有声且有色。热气蒸腾之下，看着油头大耳的“小衣章”一次又一次地抓起大勺，接二连三地尝着即将起锅的肉膘或虾米羹汤时，他口水拉沙的样子，我好生羡慕。我不知道大厨还可以拿工钱，只以为忙乎半天混个嘴，混个酒足饭饱就是一件划算得要命的差事。
那一年暑假的一个午后，我从大河里游泳返家，用破铲子装饭，性急之下一不小心把补的锅疤揭开剥落了。我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还能补得起来吗？母亲知道后，气得用扫帚枝子抽得我满院蹦跳。一旁的祖父拿起破锅，眯虚着眼对着西边的夕阳照了照，说：“明天周村的范师傅来看看，兴许还能补上。”
如约而至似的，第二天范师傅挑着担子真来村上了。那个经典的桥段永远在我的脑海里：补锅匠范师傅剪了圆形的铜片，先换原来的两个疤，用铁锤轻轻钉，钉上劲。后钉3个疤，先用钢钻在裂纹上钻孔儿，而后钉疤。动作仍是轻轻地，生怕用力过大会把锅打破。钉罢，取一块黄胶泥在3个疤上擦，泥太硬，朝泥上吐两口唾沫，一只手在下面托着，一只手在上面狠擦，直到黄泥渍进缝里才完事。
现在我想，那口铁锅如果能保存到今天，一定很有价值。那是一件文物，每个疤都固定下庄稼人的一段贫寒日子，每一个疤都把庄稼人的苦难人生串成绵绵不绝的沉重故事；那似乎也是一件艺术品，几个疤仿佛每个都钉的是地方，颇有聚散疏密之美，颇有形而上的意思，衬以黑青锅铁，明暗反差强烈，足以震撼人心。想想当下纷纷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家，怕也弄不出這样的杰作。
吉坤二爷在我心目中肚里是有些墨水的，因为他会讲《水浒》里的人物故事。一天他到我们家串门，家里没有大人，他便与我们讲起了故事。记得第一次就是讲的“武松打虎”，他讲到我们认为最扣人心弦处，就停下来了，说口渴。我连忙倒水，二爷又说加些糖就更好了。家里是有些糖的，我们都舍不得吃，但没有办法，想要把故事听下去，忙不迭地用小勺子弄两下子放开水里，吉坤二爷一咕噜就喝下去了，又继续卖劲讲武松打虎的故事。一会儿二爷又停顿下来了，这次又说记忆力不行了，需要弄根烟接接力。听故事心切啊，我只好又把父亲放在柜里的香烟拆下来，递上一根又帮二爷点上。就这样，暑假里的一个下午，家里的白糖都下二爷的肚了，香烟变成烟又散去了，我们把故事也听得饱了。直到今天，吉坤二爷在我家喝糖茶讲故事的细节仍形象生动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才知道吉坤二爷原来是地区说唱团的专业说书演员，政治运动中才被流放到老家种地。当我知道吉坤二爷是地地道道的说书匠时，他已离开人世近十个年头。
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父亲干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工程，第一次把庄里头牌细料木匠王四爷请回家置办家具。我清楚地记得有一面五斗橱、一张四仙桌子，剩下的木料顺便做成了两张椅子、三张板凳。
其实早在一年前父亲就专门到家里请过，四爷档期紧是一方面，那年春天他到我家搁木方子的西厢房，细细看过木方子后，搁下一句话：再晾半季，等入了伏正好。这才是他迟迟不动工的主要原因。
四爷开工后的那些日子我异常兴奋，整天飞舞疯痴在木香喷发的刨花间。我突然无比喜欢上四爷的斧头、凿子、钢锯还有刨子。我惊讶于刨子的奇异功能，趁四爷不注意，我就在平整的木块上学着四爷的动作滑来滑去，练了半个暑假，终于才心满意足看到自己刨出的轻盈匀称的刨花。
就在这段日子，大人们才第一次确切地发现我是左手拿斧头，左手拉锯，左手弹墨盒，左手操斧子。更不可告人的是，王四爷的一把刨子直到完工结过工钱离开我家都没有现身，今天可以“诏告天下”那把刨子是我藏起来的，因为我对刨子充满了无限好奇和想象。我常常用那把刨子偷偷对着家里吃饭的桌子刨，对着板凳刨，对着门板刨，对着门槛刨，甚至对着大树刨。
那年暑假结束的某天傍晚，我偷偷把刨子扔到四爷家院子里，我知道不是我良心觉醒，而是刨刀已被我磨得毫无脾气。后来四爷与邻村的一个大姑娘私奔了，当时四爷已经娶妻生子。从此我才知道，小木匠年轻力壮到处流浪，很危险。本来我更愿意长大后成为一位细料木匠，可就在他和那个姑娘私奔前的那天上午，王四爷上下打量着我，然后不容置疑地说：“不行，因为你是个左撇子。”从此我便再也没有拿过斧头、凿子、刨子，世间便也少了一位危险的左撇子木匠。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