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乌托邦”一词的出现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遥远的西方乃至中国都诞生了描述乌托邦社会的很多不同形式的表达，但从20世纪开始，人们逐渐开始对乌托邦进行反思，使得一大批反乌托邦文学应运而生。反乌托邦文学将人性的异化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人性又恰恰是我们永恒关注的主题。反乌托邦文学和人性作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分别各有不少研究者，但将这二者结合进行探索却少之又少。然而，研究者在分析反乌托邦文学的过程中，又多多少少对人性异化的话题有所牵涉。回顾这一领域的研究，研究者基本都集中在反乌托邦经典的三部曲上，同时缺乏时间维度的对比和对现实意义的探索，因此这一主题研究这依旧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关键词：反乌托邦文学 人性 极权主义 科学主义
一、前言
要明确反乌托邦文学的概念，首先应从它的反面——乌托邦文学说起。16世纪英国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创造了“utopia”这个词，使乌托邦这个概念首次走入人们的视野。通常来说，所有对于完美社会的理想都可以被称为乌托邦。基于此创作而成的作品便称为乌托邦文学。而反乌托邦文学作为乌托邦文学的变体，具有与乌托邦文学相不符的对立面。作者常通过夸张的叙述，描绘出看似理想的状态下的种种社会弊端。他们试图证明，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不是和谐美好，反而是人性的泯灭和道德的沦丧。
再回到对于人性的界定当中来。自古以来，人性的善恶始终是各门各派争论不休的话题。从而使得针对人性的善恶的探讨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也不例外。所热衷的人性本就复杂，关于人性的理论基本上可分为性善论、性恶论和环境塑造论三种。自然对于人性的讨论，也永远不会过时。
基于以上，反乌托邦文学中的人性主题是个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在文学的范畴上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在创作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也能推动学界对于人性的研究，不仅是作品所展现的人性，作者对人性的看法，甚至是作者的人性，又或是以作者为代表整个时代的人性的表现，加深对人性领域的继续探索。
此外，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也不容忽视，反乌托邦文学的创作者也是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下的人，必定深受社会的影响。他笔下的创作的情节和人物，必定能折射出作者对所生活时代环境的思考。乔治·奥威尔所描绘的动物庄园弥漫着苏联体制下极权主义盛行的影子，赫胥黎则把他所见墨索里尼的统治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尽管有时间的差距，我们现在依旧生活在作者生活的背景下，他们所关注的、所批判的社会现象是否有了改善，我们是否依旧需要提防作者笔下社会在现实生活的诞生。我们是否已经遭受到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而不自知。现代科技的发达是否无形中为这种社会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我们是否会沦为作者笔下所描述的无意识屈服的个体。这一个个问题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关注点，对当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警醒和
教育意义。
二、反乌托邦文学领域的研究回顾
追本溯源反乌托邦文学诞生的原因，与乌托邦这一崇高的人类理想脱不了关系。乌托邦作为人类诞生的美好幻想，与人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最深层次的渴求。而反乌托邦文学则试图展现，没有办法达到乌托邦社会所描绘出的那种臻于完美状态。其一是通过人性本身的惡面，其二是通过批判对人性的异化。
在对反乌托邦文学的研究中，后现代主义角度成为了一个近年来崭新的研究角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反乌托邦文学的现实意义。何谓后现代？或者何谓后现代主义？不少研究者都在分析乌托邦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同时给出了“后现代”概念的探索。学者刘丽霞在其研究中对“后现代”这个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在探索[1]，她首先提到，德国学者潘诺维茨在1917年出版的《欧洲文化之危机》一书中使用“后现代”这个词来描述欧洲文化的虚无主义和价值崩溃的现象。而真正使得“后现代” 和 “后现代主义”这两个词汇普及开来的是美国作家哈桑。后现代又指非现代，它对现代所产生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中心主义等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试图抵制和反对贯穿在17世纪之后首先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接着又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所谓“现代”的精神和文明。这与反乌托邦文学的出发点不谋而合。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反乌托邦文学作品时，能使得学者所作出的作品分析，更聚焦在现实社会上。
现代的乌托邦主义者提出了建立在理性、科技基础之上的理想社会，而反乌托邦主义者就尽力描绘出理性、科技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恶果。由于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反乌托邦文学常被与乌托邦文学比较研究。研究者试图引入新理论来阐述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差别，譬如在学者顾朝阳的研究论文中[2]，它将乌托邦与奥古斯丁主义相提，而反乌托邦则与伯尔纠主义并论，这样的类比体提法虽新，并且引入了两个关于人性的理论，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之嫌。
俄罗斯的反乌托邦文学也是反乌托邦文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3]。20世纪的国际社会中，苏联特殊的社会主义及其共产主义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和乌托邦社会的状态不谋而合。而之后，苏联政府在政治上高度专制，在经济上实行
计划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深了其人民对乌托邦的反思，再到由此诞生了扎米亚京的《我们》这一反乌托邦文学的开山鼻祖。有学者回顾了俄罗斯史上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发展[4]，认为其“从最初对乌托邦
思想的简单批判到对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省和反思，再转而到生态领域。“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初期认为人们应该摒除“唯理性论”和“科技至上” 到中期开始用真实的社会现实，对内涵加以扩充；再到后期由于牺牲生态，转而呼吁对自然规律的尊重。
除此之外，被誉为“俄罗斯大百科全书”的《野猫精》也是不少学者的研究对象[5]，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赵明月关于此小说反乌托邦
主题的研究。她从反技术乌托邦主题、反政治乌托邦主题和末世乌托邦主义三个方面入手，解构了这篇小说对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俄罗斯现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