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故事交往篇：生活中的竞争与合作
作者：箫之鸣 ２０１０－０３－１３ １０：５１ 星期六 晴
生活中的竞争与合作
“好球！”“打得真棒！”学校的乒乓球馆里传来一阵阵喝彩声。同学们围着一张球台，观看小健与石鸣进行的乒乓球决赛。只见，小健进攻犀利，一板连着一板的扣球，看得大家眼花缭乱；石鸣呢，不慌不忙，稳健地接起一个个球，伺机反击。经过激烈的争夺，小健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石鸣，获得了冠军。他们二人也同时入选学校的乒乓集训队，准备参加市小学生公开赛。
每天放学后，小健与石鸣都准时来到球馆，进行训练。这天，石鸣突然对小健说：“小健，你的正手进攻威力太强了，有什么诀窍吗？你教教我吧！”看着石鸣期待的目光，小健正要说，心里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教练说，本次比赛，要在集训队员中选出主力和替补选手，现在，如果我把所有的技巧都告诉石鸣，他的水平超过我了，他不就是绝对的主力队员吗？”小健一下子犹豫起来，吞吞吐吐地：“今天太累了，改天可以吗？”
小健再也没心思训练了，匆忙离开了球馆。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念叨着：“到底要不要把进攻的秘密告诉他呢？”教吧，自己明显失去了优势；不教吧，似乎又说不过去……小健思考了半天，也没理出头绪。“算了，还是明天去问问辛老师吧！他一定能为我排忧解难的。”
第二天一早，小健一到学校就找辛老师来了。听了他的叙述，辛老师直接告诉他：“其实，你面临的问题，就是竞争与合作的问题。在生活中处处有竞争，要有超过对手的想法与行动，能保证你能走在别人的前头；但竞争与合作并不是对立的，如果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往往是两败俱伤。这时，不妨进行必要的合作，共同提高双方的水准，达到‘双赢’的目的。”
小健插嘴了：“辛老师，我还是没弄懂你说的意思。”
辛老师说：“我给你讲讲最近人们说的‘龟兔双赢理论’吧。据说，龟兔又比赛了多次，互有输赢。后来，龟兔合作，兔子把乌龟驮在背上跑到河边，然后乌龟又把兔子驮在背上游过河去。这样双方在比赛中都没遇到任何的障碍，这就是‘双赢’，竞争对手完全也可以是合作的伙伴。同样的道理——现在，你要参加乒乓球比赛，你不妨把进攻的秘诀教给石鸣，而石鸣的防守是他的特长，你也可以让他把防守的诀窍告诉你，这样，你们两人不就都得到了提高了吗？相信你们由竞争者转变为合作者，乒乓球水平都会更进一步，难道还担心不能成为主力队员？”
小健恍然大悟。
不久后，小健与石鸣代表学校参加了公开赛，他们搭档参加的男子双打比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冠军。
心理博士的话
我们通常说的竞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群体，在某项活动中力争胜过对方的行为。即双方争夺一个目标，且只有一方得胜。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群体，为实现共同目标在某项活动中联合协作的行为。双方有一致的目标，而且双方共享结果。我们应该把竞争与合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使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
作文二：《中国与巴基斯坦高层交往的5则小故事》2000字中国与巴基斯坦高层交往的５则小故事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今天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４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巴，也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９年再次访巴。
习近平在２０１３年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时表示，中巴是铁杆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谢里夫则邀请习近平主席尽早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就像家里的亲人走动一样”。２０１４年２月，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访华，把中国作为其就任总统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表示愿与中国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称赞，中巴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好伙伴、好邻居、好兄弟。
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巴基斯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１日两国正式建交。建交以来，中巴两国建立了全天候友谊，开展了全方位合作。历史上，中巴高层领导人互动频繁，留下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的外宾是巴总理
毛泽东一生在国内外事活动中多次会见和款待来自巴基斯坦的客人。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７日，８３岁高龄的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时布托已经来中国好几天了，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一直没有安排会见。布托在离开中国前又一次提出想要会见毛泽东，秘书不得不报告给主席，主席则毫不犹豫点头同意。这次会见，毛泽东只能坐着和布托会面、握手，他坦诚地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好。”布托说：“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毛泽东谦虚地说：“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当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布托第一时间发来唁电，称“巴基斯坦人民将永远怀念毛泽东主席这位真诚的朋友，他了解巴基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愿望，并在他们危难的时刻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将永远怀念他这位中巴友谊的主要缔造者，他的伟大的人格将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周恩来首访巴时曾有２０万人集会欢迎
周恩来总理曾４次访巴。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人民在达卡举行了他们获得独立以来的最大一次聚会。当天聚集在大运动场上的有２０万人，相当于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有很多人还是专程从其他城镇赶来。周恩来在离开讲台前，用孟加拉语高呼了三次“巴基斯坦—秦巴依巴依”（巴基斯坦—中国是兄弟），坐在地上的二十万人站起来欢呼、鼓掌，挥动手帕、报纸和手中拿着的任何东西。
巴基斯坦“国父”真纳的墓中唯一的一件外国赠品，即是在周恩来总理访巴时赠送给巴方的礼品——巨大的镏金花枝形吊灯，这也是中国专门为真纳墓制作的。
１９６４年２月，周恩来总理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时，亲手栽下了第一棵中巴友谊树。此后，几乎每一位到访的中国领导人都会亲植一棵友谊树，表达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厚谊。
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公布后，时任巴驻华大使阿尔维未经预约，在早上８点就赶到中国外交部，见到中国外交官后哭着吊唁。２００４年，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市内一条主干道被命名为“周恩来大道”，这是巴基斯坦第一条以外国领导人名字命名的道路，这条大道正是伊斯兰堡通往使馆区的主干道。
习近平老首长耿飚曾任驻巴大使
习近平在部队工作时的老首长耿飚，曾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自１９５６年起在巴基斯坦工作了３年半，在推动中巴关系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时为拉近与行伍出身的巴基斯坦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的关系，１９５６年，中国政府委任耿飚将军出任中国驻巴大使，同时派贺龙元帅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莅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典礼。通过多次与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打猎，贺龙、耿飚与巴基斯坦领导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个人关系。
巴基斯坦是中美建交的桥梁
相当长的时期内，缘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巴基斯坦充当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个渠道。前中国驻巴大使陆树林回忆说，周恩来曾说：在中美关系上，巴基斯坦是桥梁，我们不能忘记桥梁！
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１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方发出邀请：“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热情帮助下，当年７月８日，基辛格飞到了巴基斯坦新建的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和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在机场迎接。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转机来到北京，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
李克强访巴时６架枭龙战机护航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２日，李克强总理曾访问巴基斯坦，这天是５月２１日中巴建交纪念日次日。当李克强的专机进入巴领空时，巴基斯坦６架枭龙战机全程护航，抵达后，巴基斯坦总统、总理亲临机场迎接，这种超高规格的接待在全世界罕见。
当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向李克强颁发了巴最高勋章“巴基斯坦勋章”。李克强总理在接受巴媒体采访时说：“提起巴基斯坦，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铁哥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巴基斯坦始终是可以信赖的‘铁杆’朋友，网民称为‘巴铁’，这是中巴友谊的真实写照。”
（综合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南亚研究》杂志、人民网、新华网、环球网、国际在线）
（原标题：中国与巴基斯坦高层交往的５则小故事）
作文三：《邓小平与党外人士交往的故事》4900字今年８月是邓小平诞辰１１０周年，笔者收集整理了邓小平与党外人士交往的故事献给读者。
三次“点将”荣毅仁
邓小平和荣毅仁的交往始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虽然不算太早，但邓小平对荣毅仁是比较了解的：解放上海时，荣毅仁坚持留下来支持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响应党的政策，让申新各厂支援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期间，积极捐献飞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荣毅仁的这些爱国行动，邓小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次，毛泽东主席要选用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荣毅仁。
１９５９年，荣毅仁正式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说明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始终不渝地重视并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知人善任，招贤纳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点将”荣毅仁。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耿耿爱国之心和出众的经济管理才能。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商议，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可以算作是邓小平第二次“点将”荣毅仁。
１９７９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一天，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５位原工商业者意外地同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们，并共进午餐。
１月１７日，这是个值得所有原工商业者铭记于心的日子。邓小平与分别１０多年的５位原工商业者领导人见面了。落座后，邓小平亲切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好吗？”大家高兴地说：“好！好！”
接着，邓小平坦诚而深有所思地对他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邓小平的一席话让在座的人都倍感兴奋。接着，“五老”便谈开了。大家敞开心扉，坦诚进言，气氛极为融洽、热烈。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启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邓小平听后赞赏地说：“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接着又说：“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接着，邓小平便直截了当地点了荣毅仁的“将”。他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订，否则就不签。应该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邓小平还明确指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具体联系。当时，荣毅仁的冤案还没有平反，邓小平直接“点将”，对他充分地信任和起用，使６３岁的荣毅仁感动不已，多年未酬的壮志终于可以实现了。这是邓小平第三次“点将”荣毅仁。
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已到中午时分，邓小平热情挽留大家用餐。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兄弟般地互相搀扶着来到餐桌前。桌上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涮羊肉火锅。他们边吃边谈。多年后，古耕虞形象地称这顿午餐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肯定霍英东的爱国举措
香港知名人士中，最早见到邓小平的是霍英东。
１９６４年的国庆之夜，霍英东作为港澳同胞的知名爱国人士，参加国庆招待会。在招待会即将结束之时，有一位个子不高、精神抖擞的中年人走过来，依次同港澳的知名人士握手，这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
“文革”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最早见到邓小平的还是霍英东。当时，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率领香港足球队应邀来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
两个月之后的国庆节前夕９月２９日的晚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２８周年庆祝活动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邓小平在招待会前会见代表团正、副团长和知名人士，他一眼就认出了霍英东，笑着迎了上去，连声说：“欢迎！欢迎！”
这之后，霍英东与邓小平的见面则是８年之后的１９８４年。
在这改革开放、意气风发的８年间，霍英东在祖国大陆奋发有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传出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息，霍英东携巨资毅然跨过了罗湖桥，他要投资家乡建设，他清楚地意识到，为香港、为祖国尽力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了。因为他知道，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已经在中共中央占有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
早在１９７９年，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联合投资兴建的中国第一家合资涉外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宣告落成，被誉为改革开放的“繁花第一枝”。同年，霍英东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并在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１９８０年春，霍英东又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开始建造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星级宾馆――当时中国最高的３２层的白天鹅宾馆。１９８３年２月７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张。
霍英东的举措，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１９８４年１月，邓小平南下广东，走访了温泉宾馆、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亲切交谈。在中山温泉宾馆，７０多岁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罗三妹山，俯瞰中山温泉宾馆。１０余幢琉璃瓦顶的楼房和庭院式别墅群体与宜人的岭南亚热带风光融为一体，他称赞说：“很漂亮，很好！开放搞对头了！”到下山时，随行人员建议沿来路返回，邓小平却一语双关地说：“不走回头路！” 亲自过问陈景润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陈景润这位沉溺于数学海洋里，一心要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著名科学家，却被作为安（心工作）、钻（研业务）、迷（于专业）的“白专典型”受到批判。他研究的“１＋１”被斥为“白痴”、“伪科学”，连工资也被扣了。
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却也是带过帽子的人物――“白专典型”。除了一些传说的怪癖，总的说来他与世无争。他躲进那本来就不是人住之所的小锅炉房里，不影响别人，别人也不会注意到他。相比当时那些正遭受迫害的人而言，陈景润在他６平米的锅炉房里，能比较安全地营造他的数学小世界。在这里，他提出了“陈式定理”。在完善“１＋２”的漫长过程中，陈景润小心翼翼地生活，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仿佛被人们遗忘了。
直到１９７３年４月“陈景润事件”的发生。其时，陈景润的“１＋２”刚刚在复刊的《中国科学》上发表，王元等人审阅该论文后，所有的犹豫到最后还是变成支持的行动，表现了这些科学家面对如此卓越的成果时无愧历史的良心。他们一致的专业认同通过当时中科院还没有彻底崩坏的科研工作报告等形式，传达给其他方面和其他专业的科学家，以至中央领导。
在他的事业和生活处于艰难的时候，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科学战线也不例外，数学所恢复了上下班制度。当邓小平知道陈景润的情况后激愤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中国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并具体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并亲笔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
对邓小平的知遇之恩，陈景润铭记在心，虽然他因沉迷数学而被人认为不谙世事，但他心中有一杆看人的秤。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陈景润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江青暗地里鼓动陈景润污蔑陷害邓小平同志，但被大智若愚的陈景润巧妙回绝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
１９７６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党羽威逼陈景润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并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四人帮”效忠，被陈景润严辞拒绝，他对前来劝说的人说：“就是死也不说昧良心的话！”。“四人帮”并不就此罢休，而是不分白天黑夜逼迫他写大字报，否则就不让他工作。为了保护邓小平，善良正直的陈景润３次企图自杀，这种患难中的真情，不仅让人感动，更让人仰止。
１９７８年３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做了长篇讲话，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知识的肯定，对知识分子的肯定。
陈景润心情无比激动，他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很高兴，很高兴！”当邓小平与他亲切握手并询问他身体状况时，陈景润说：“好，我很好！”是的，在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精神振奋，满身的疾病似乎没有了踪影。
在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总有一角冰山未曾融化。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陈景润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有志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偶像，但他生活和工作条件依然很差。１９８０年结婚后，夫妻分居两地。儿子出生后，请了一个保姆，一家４口挤在６平方米的陋室内。他科研任务重，身边却没有助手。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身体，影响了他的科研进度。邓小平了解这个情况后，当即批示予以解决。仅仅一个星期，陈景润的妻子由武汉军区１５６医院调到北京３０９医院，他的科研助手也配了，并搬进了四房一厅的专家楼。在１９８３年，这么宽敞的住房在中关村只有２０多套，都是分给年老资深的科学家，陈景润是最年轻的住户。与妻子见面，陈景润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你调来是小平批示的。我一定拼命干，累死了也心甘情愿！”
不把班禅大师当“外人”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夏末的北京已经不那么酷热。重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班禅大师早早就起来了。他念过晨经，便去跑步。在习习的晨风中，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想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大师比往日提前一段时间结束了锻炼，草草吃过早饭，一边翻阅藏、汉文字的文件材料，一边等待出发的通知。
没等多久，杨静仁来了。他兴奋地对班禅大师说：“咱们走吧，去见一位老朋友。”汽车很快开进一个幽静的京式四合院，原来这里是邓小平同志的家。班禅大师快速走下车子。两位曾饱受迫害之苦的老朋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邓小平恳切地对班禅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说得大师热泪盈眶。
望着班禅大师激动的面容，邓小平进一步肯定道：“是的，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邓小平与班禅大师推心置腹地谈历史，谈未来，真诚地说：“１９５７年‘反右’犯了错误，以后还有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搞了１０年浩劫。西藏人民平叛与改革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文化大革命’和以后几年，政策错了，人民吃了苦。”
面对邓小平如此坦荡的胸怀，大师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与您所受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班禅大师不计个人恩怨，捐弃前嫌的豁达态度，也同样为邓小平所欣赏。邓小平话题转向未来，说：“最近看了你的东西，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做一些贡献。”“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
邓小平如此的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在有工作能力的时候，为国家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要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西藏做出自己的贡献。
会见气氛祥和、亲切，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位老朋友心心相印，彼此都充满信心。最后，邓小平对班禅大师指了指一同参加会见的乌兰夫、刘澜涛、杨静仁说：“你的反映以后可以经常地告诉他们几位。”接着又说：“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
作文四：《蔡克勇：大人物与小人物交往的故事》5400字蔡克勇：大人物与小人物交往的故事
——写在得知蔡克勇先生去世消息之时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引子】有些人你天天与他交往，未必会留下印象；有些人你与他打交道
不多，但几次足矣，且终生难忘，蔡克勇先生就是属于这样的人。蔡克勇先
生是我的硕士第二导师，由于他常年在原国家教委工作，所以我与他打交道
并不多。前几天，一位朋友告诉我：“蔡老师去世了。”我感到非常吃惊，回
到家里在百度上搜索：“蔡克勇去世”，看到一位叫欧阳河的老师写的一篇博
客《最后的讲演》，讲述了蔡老师２００８年６日１４日上午在湖南大学做完报告
返回北京后，于６月１７日在家中去世，２１日遗体火化。估计是蔡老师走得匆
匆，所以没有通知更多的人。但是，当我知道了这个消息，还是难受了几天，
寝食不安，翻阅了当年我的日记，与蔡老师交往的场景浮现在眼前，有些话
想对蔡老师说。
蔡老师，您是我在学校见到的最有才气和最有风度的先生，您谈吐儒雅，风度翩翩。在我留校几年后调入《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您作为党委宣传部部长，也是高等教育研究室负责人之一，成为了我的领导。虽然，您与我的资历和地位相差如此之大，但每每见到我们这些小字辈您总是那么的和气，循循善诱。一日，您对我说：“海春，你要学会做研究，还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学会写文章，并且要敢于向杂志投稿。”在您的启发下，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我国高等工科学校发展趋势的思考》，给您审查时，您除了认真修改之外，最让我感动的是，您将署名的次序从“蔡克勇、陈海春”改为“陈海春、蔡克勇”。
您告诉我谁执笔谁署名在前，而不是谁地位高谁署名在前，这是您的规矩。结果，这篇文章在《黑龙江高教研究》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上了封面的目录。这是我第一次将手稿变成公开出版的铅字，不仅让我这个学工程出生的人喜出望外，也坚定了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探索，更使得我终生在与学生打交道时坚持您定的署名规则。
与您进一步打交道时，您已经奉调到国家教委，但仍然在学校兼职做教授并兼任所长。作为高等教育研究所秘书，一次陪另一位所领导到北京来到您住所探讨“高等教育管理”硕士点的申报问题，您除了给我们详细讲述了应该如何填写“申报表”外，还问起我想不想在硕士点申报下来后，参加考试。“从参与者变成受益者”，这恰恰是我的想法，也是另一位所领导对我的建议，您的话坚定了我报考的信心。在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总的说来成功与否在于外语。好在当年的政策，我的总分和单科都入围了，并顺利通过了复试。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０日，为了研究生录取工作，我奉命到北京找您做最后的决策，您大笔一挥，同意招收三名研究生，其中第一名就是我的名字。这就让我这个“工农兵大学生”摘了帽子，成为新时期的研究生，为我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式成为您的研究生后，您以自己早年的工科背景后来成为文科教授的经历告诉我，理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两个不同的行当，各有各的特点。一般说来，理工科好学难混，人文社会科学好混难学。数理逻辑往往是最严谨的，只要你坚持下去，顺着走，就能走通；而人
文社会科学浩如烟海，要想做到融会贯通、旁征博引，不费毕生心血，难以有所成就。您对我说，你能在理工科学得不错，留校任教，但并不意味着你文科也能学好。为此，你要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有可能还要多实践。凡事不要着急，一滴一滴积累，水到渠成。后来，当我自己也成为文科的教授之后，我才体会到您之所言极是，也成为我对那些跨学科考取我研究生的第一席谈。如今，我将您的教导推向了新的高度：从来不把工作当成任务来做，而把工作当成作品来做。我要努力做到：“见人之所不见，想人之所不想，说人之所不说。”
我真正体会到您的大恩大德，是在我研究生毕业时，被小人告了刁状，您在我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小人物整小人物是通过耽误他的过程使其没有结果，而大人物整小人物是直接耽误他的结果。当我研究生快毕业时，由于我的学业不错，加之就业的去向也不错，遭到了小人的嫉恨和算计。此人利用当时一个大的社会事件，向学校举报了我，举报信写了三条，而他举报的没有一件事是事实，但是审查是不可避免的。当组织上审查完毕，结论是没有问题，我看到了曙光并找到一位大人物帮忙时，没有想到这位大人物干脆直接将电话打到学校人事处，要赶我离开学校。当我看到那些前些日子还对我笑脸相迎的人们见面时形同路人，当我找某领导者寻找帮助体验到什么叫“热脸挨冷屁股”时，我再次想到了您。我来到了北京，向您倾诉了一切。您的老岳母给我下了一碗面，您的夫人张老师劝我想开些。而您告诉我此事不是个案问题，是政策问题，国家会统筹考虑的。您是在大风大浪中过来的人，深知我党“运动后期”解决个人出路问题的套路。您还
答应为我的事情给学校领导写信，后来我才知道您两次为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给学校党政一把手写信举荐。经过一段努力，在各级领导和朋友们的关照下，论文答辩六个月后，我终于再次留校工作。我将此事告知了您，告诉您“我会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您在百忙中给我回了信，这封信对我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将原文照录：
海春：
昨天从海南回来，今天去上班，才看到你１．２３的信，早在我出差前，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我找到★★★、★★★同志谈你的工作时，★★★已经告诉了我，你已经安排在学生处工作，并讲了之所以拖这么长时间的委由，他的确有难言之处。事情已经解决，就向前看吧！好好努力。谈不上“跌倒了再爬起来”，不过，从多方面吸取应该吸取的教训却是应该的。人生之路对你来讲还很长，往者逝也，来者可追！
匆匆，顺祝
节日愉快！
克勇
６∕２—９１
敬爱的蔡老师，到了今天，我才可以对您说，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日后的所作所为绝对是对得起您、对得起学校，也对得起我自己的。我做到了当年那些看轻我的人所做不到的许多事情，更为难得的是，在您身上我学会了与小人物和大人物打交道的人生智慧和处事方法。不要看轻了小人物，在小人物困难时帮他一把，他会终生感激的；也不要太在乎小人物，小人物往往为了自己伤及你的利益，这时会有大人物出面来解决问题的。不要依赖大人物，大人物在关键时候如果不站在你一边，对小人物的伤害要大得多；不要拒绝大人物，大人物在关键时候如果站在你一边，对小人物的帮助要大得多。这些看
起来是常识性的知识，只有在亲历了某些事情之后，才有更深刻的体验。
后来我到教育部借调工作时，您对我的教诲和帮助就不赘言了。想想几位同学到您家与您聊天，共进晚餐是何等的惬意。这一切都成为了历史，再也不可能重现了。我在学校政策研究部门也经常看您的论文和演讲幻灯片。“自古将相今何在，唯有文章留人间。”您留给人间的东西会让更多的人受益。
明天就是教师节，就让这篇短文成为您在天受用的一张小小的“纸钱”。蔡老师，像您这样的善人，在天上也会过得很好的，您是我终生要感谢的贵人！
【附录１：百度百科】
蔡克勇，１９３６年１月生，海南万宁市人，１９５９年提前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动力工程系，留校从事管理和教学工作，先后担任团委副书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高等教育研究》主编，以及哲学教师。１９８５年调到国家教委工作，担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高等教育学科组成员，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教育组顾问。７０年代末开始研究教育理论。８０年代初，撰写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史著作－－《高等教育简史》；公开出版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管理》（合著）；首次提出＂第二课堂＂新概念，并著有《大学第二课堂》。先后撰写出版《人才学概略》、《科技人才成长之路》、《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学引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综合效益分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研究成果）、《面向２１世纪中国教育向何处去》等十多部著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１００多篇。主要参与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和＂七五＂的重点课题的三项研究成果－－《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高等学校管理专论》（均为公开出版专著）均获我国首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应把高等学校管理作为一门学
起来是常识性的知识，只有在亲历了某些事情之后，才有更深刻的体验。
后来我到教育部借调工作时，您对我的教诲和帮助就不赘言了。想想几位同学到您家与您聊天，共进晚餐是何等的惬意。这一切都成为了历史，再也不可能重现了。我在学校政策研究部门也经常看您的论文和演讲幻灯片。“自古将相今何在，唯有文章留人间。”您留给人间的东西会让更多的人受益。
明天就是教师节，就让这篇短文成为您在天受用的一张小小的“纸钱”。蔡老师，像您这样的善人，在天上也会过得很好的，您是我终生要感谢的贵人！
【附录１：百度百科】
蔡克勇，１９３６年１月生，海南万宁市人，１９５９年提前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动力工程系，留校从事管理和教学工作，先后担任团委副书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高等教育研究》主编，以及哲学教师。１９８５年调到国家教委工作，担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高等教育学科组成员，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教育组顾问。７０年代末开始研究教育理论。８０年代初，撰写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史著作－－《高等教育简史》；公开出版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管理》（合著）；首次提出＂第二课堂＂新概念，并著有《大学第二课堂》。先后撰写出版《人才学概略》、《科技人才成长之路》、《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学引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综合效益分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研究成果）、《面向２１世纪中国教育向何处去》等十多部著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１００多篇。主要参与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和＂七五＂的重点课题的三项研究成果－－《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高等学校管理专论》（均为公开出版专著）均获我国首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应把高等学校管理作为一门学
科来研究＂等多篇论文获北京、上海、湖北等省市教育科研成果奖，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曾参与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策研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颁发奖励证书。１９９０年３月和１９９２年８月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分别赴泰国和美国参加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成员教育部长会议，并在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专题讨论会上代表中国作学术报告。英国剑桥人物传记研究中心收入《世界成功领导者》辞典（第三版）、美国人物传记研究中心聘为咨询顾问等。
【附录２：最后的演讲——欧阳河的博客】
时间：２００８人年６日１４日上午９．３０－１０．３０。
地点：湖南长沙市岳麓山下的枫林宾馆４楼南会议厅。
主题：高等学校制定战略规划的几个问题。
蔡克勇教授在报告中分析了国内外高等学校战略规划的成功案例，指出高等学校制定战略规划应从现状分析、战略愿景、目标、重点、规划、保障措施等七个方面着眼，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正确处理数量质量的关系，稳定招生规模，走内涵发展道路；正确处理层次、类型的结构关系，把握好学科定位；正确处理二和八（重点与非重点学科）的关系，大力创办特色；正确处理发展与服务的关系。蔡克勇教授提出，高等学校的管理者与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抽出时间“踱方步”，多思考大问题，学习英美大学战略规划的经验，基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注重前瞻性、可操作性、统一性、灵活性，确定科学、简明、一致和长期的战略目标。
他的演讲，观点独到，素材丰富，深入浅出，极富启发，深受在湘４０多所高校１４０多名与会者的普遍好评，不时获得阵阵掌声。
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演讲是他最后的演讲。他１３下午来的长沙。航班延误了一个多小时。上午演讲结束后，他还听了劳动部陈宇先生的演讲。他吃完中餐后回房休息至两点钟，我和我的研究生贺璐，送他到黄花机场。一路上他还和我们聊课题研究，要鼓励年轻学者申报课题，参与重大课题研究。还为我们所没有参加“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课题感到遗憾。他老人家还告诉我，１５日还要去大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参加２００８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学课题的评审。交谈中他精力充沛，声音响亮，一点也没有生病的前兆。他回到北京后，还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息：“巳平安到家，谢谢你们对我的热情接待”。
２０日晚上，我的同事小段打电话给我，说湖南大学胡副院长告诉她，蔡先生回京后巳去世。我根本就不相信，在长沙还谈笑风生，怎么会去世呢？为了慎重起见，我给蔡先生家
里打了一个电话，大概是他老伴接的。我说：“喂，是蔡主任家吗？”对方说“是。”声音很沉重。“请蔡主任接一下电话。”对方说：“蔡主任巳经过了。”我听到了哽咽声，心里也十沉痛。她接着说，“他从湖南回来后，第二又去开了一天评审会，１７日我去送孙子上学，蔡先生在家里沙发上看报纸，我回家时他就过了，太突然了！，……明天上午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当晚我们联系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治丧委员会，送个花圈，寄托我们的哀思，但又联系不上，只得找省高教学会秘书处，请他们联系上之后，代我们送上花圈。
蔡克勇先生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曾任国家教委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为我国教育决策咨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蔡先生永垂不朽！蔡先生的最后演讲不朽！
作文五：《中国与巴基斯坦高层交往的5则小故事》1900字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今天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４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巴，也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９年再次访巴。
习近平在２０１３年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时表示，中巴是铁杆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谢里夫则邀请习近平主席尽早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就像家里的亲人走动一样”。２０１４年２月，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访华，把中国作为其就任总统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表示愿与中国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称赞，中巴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好伙伴、好邻居、好兄弟。
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巴基斯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１日两国正式建交。建交以来，中巴两国建立了全天候友谊，开展了全方位合作。历史上，中巴高层领导人互动频繁，留下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的外宾是巴总理
毛泽东一生在国内外事活动中多次会见和款待来自巴基斯坦的客人。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７日，８３岁高龄的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时布托已经来中国好几天了，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一直没有安排会见。布托在离开中国前又一次提出想要会见毛泽东，秘书不得不报告给主席，主席则毫不犹豫点头同意。这次会见，毛泽东只能坐着和布托会面、握手，他坦诚地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好。”布托说：“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毛泽东谦虚地说：“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当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布托第一时间发来唁电，称“巴基斯坦人民将永远怀念毛泽东主席这位真诚的朋友，他了解巴基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愿望，并在他们危难的时刻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将永远怀念他这位中巴友谊的主要缔造者，他的伟大的人格将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周恩来首访巴时曾有２０万人集会欢迎
周恩来总理曾４次访巴。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人民在达卡举行了他们获得独立以来的最大一次聚会。当天聚集在大运动场上的有２０万人，相当于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有很多人还是专程从其他城镇赶来。周恩来在离开讲台前，用孟加拉语高呼了三次“巴基斯坦—秦巴依巴依”（巴基斯坦—中国是兄弟），坐在地上的二十万人站起来欢呼、鼓掌，挥动手帕、报纸和手中拿着的任何东西。
巴基斯坦“国父”真纳的墓中唯一的一件外国赠品，即是在周恩来总理访巴时赠送给巴方的礼品——巨大的镏金花枝形吊灯，这也是中国专门为真纳墓制作的。
１９６４年２月，周恩来总理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时，亲手栽下了第一棵中巴友谊树。此后，几乎每一位到访的中国领导人都会亲植一棵友谊树，表达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厚谊。
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公布后，时任巴驻华大使阿尔维未经预约，在早上８点就赶到中国外交部，见到中国外交官后哭着吊唁。２００４年，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市内一条主干道被命名为“周恩来大道”，这是巴基斯坦第一条以外国领导人名字命名的道路，这条大道正是伊斯兰堡通往使馆区的主干道。
习近平老首长耿飚曾任驻巴大使
习近平在部队工作时的老首长耿飚，曾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自１９５６年起在巴基斯坦工作了３年半，在推动中巴关系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时为拉近与行伍出身的巴基斯坦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的关系，１９５６年，中国政府委任耿飚将军出任中国驻巴大使，同时派贺龙元帅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莅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典礼。通过多次与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打猎，贺龙、耿飚与巴基斯坦领导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个人关系。
巴基斯坦是中美建交的桥梁
相当长的时期内，缘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巴基斯坦充当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个渠道。前中国驻巴大使陆树林回忆说，周恩来曾说：在中美关系上，巴基斯坦是桥梁，我们不能忘记桥梁！
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１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方发出邀请：“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热情帮助下，当年７月８日，基辛格飞到了巴基斯坦新建的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和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在机场迎接。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转机来到北京，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
李克强访巴时６架枭龙战机护航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２日，李克强总理曾访问巴基斯坦，这天是５月２１日中巴建交纪念日次日。当李克强的专机进入巴领空时，巴基斯坦６架枭龙战机全程护航，抵达后，巴基斯坦总统、总理亲临机场迎接。
当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向李克强颁发了巴最高勋章“巴基斯坦勋章”。李克强总理在接受巴媒体采访时说：“提起巴基斯坦，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铁哥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巴基斯坦始终是可以信赖的‘铁杆’朋友，网民称为‘巴铁’，这是中巴友谊的真实写照。”
（综合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南亚研究》杂志、人民网、新华网、环球网、国际在线）
作文六：《领袖与作家的交往故事》3800字在３月５日全国“两会”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审议过程中，聊到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更透露曾与原著小说作者路遥很熟，还同住一个窑洞。
很多领导人都喜欢和作家交朋友，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１．毛泽东与张恨水谈了两个多小时“如何书写爱情”
张恨水以写小说驰名，作品数量多得惊人，拥有的读者群也相当广。鲁迅的母亲就是他的忠实读者。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也读他的小说。
１９４４年５月，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因为张恨水那时也在《新民报》，与赵超构比较熟悉。一天晚上，与毛泽东坐在一起看戏时，赵超构谈起张恨水写的《水浒新传》，毛泽东一听便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
第二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恨水接到周恩来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第二天下午有个活动请他务必参加。一见面，周恩来就笑着告诉他：“张先生，毛主席要单独见你，我都不能陪呀！”正在写东西的毛泽东一见张恨水进来，忙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笑着说：“你的名气并不比我小呢，我不仅看过你的书，也常在报纸上看你的连载小说。”
多年以后，张恨水女儿张明明曾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张恨水说：“主席说的是关于怎么写爱情的问题。”
１９５５年春节，在全国政协团拜会上，毛泽东见到了张恨水，问他：“现在有很多有关工农兵的作品，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张恨水说：“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难以胜任。”此后不久，工作人员便向张恨水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１９５６年１月，张恨水出席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又有了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茅盾向毛泽东介绍：“这是张恨水。”毛泽东连连说：“当然记得，我们是老朋友。”
２．老舍感慨“周恩来最了解我、最信任我”
周恩来与老舍结识于抗战之初，自此相识、相知而结交。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１９３８年，中共在武汉酝酿成立抗战文艺团体“抗敌文协”。选谁当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这个人既要有相当高的文艺水平，又要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请老舍出山。那时老舍在冯玉祥出资办的《抗到底》杂志当编辑。周恩来找冯玉祥商量，冯玉祥一口答应放人。老舍久慕周恩来的英名，欣然从命，担任“抗敌文协”总务部主任。
“抗敌文协”成立后，周恩来向延安发了一份电报，向毛泽东报告，说他将邀请老舍访问延安，希望毛泽东能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老舍。接着，周恩来又亲自巧妙安排，送老舍西行。老舍出鄂入陕，跋涉数千里，最后在西安搭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抵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窑洞里会见了老舍，亲切地说：“你是周恩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了抗战，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１９４６年，老舍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去美国讲学，一去就是三年。１９４９年春，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汇聚北平的大好形势，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请他快回来吧！”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等３０多位文艺界名人联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辗转送到大洋彼岸、定居美国纽约的老舍手中。老舍接到信，万分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彻夜难眠。那时老舍动手术不久，尚未痊愈，但他再也躺不住了，积极准备行装，动身回国。老舍回国后，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曾说：“周恩来最了解我，最信任我，我应该多写文章。”
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８年，老舍先后创作了话剧剧本《龙须沟》《茶馆》。这两部大手笔的杰作，最初遭到抵制，险些被“枪毙”，幸亏周恩来站出来讲话，给予充分的肯定，才得以搬上舞台，同广大观众见面。
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４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老舍，用家乡菜红烧狮子头、霉干菜烧肉、虾仁煮干丝和黄桥烧饼招待。席间，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写作高手，希望多为人民写作，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出北京的新变化，相信你能写出好作品。”后来，经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推荐，《龙须沟》成了毛泽东进城后观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
３．金庸拜访，邓小平已经等在门口
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８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先生。这是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
１９８１年，金庸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内地。接到邀请后，金庸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内地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
金庸先生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钦佩他刚强不屈的性格。
这一信息很快就传至邓小平处。邓小平对金庸先生的要求立即作出了回应。他在一份有关金庸来访的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系笔名）。
得知邓小平将会见自己的消息，金庸十分高兴。７月１８日上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金庸来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已经等在福建厅门口，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小平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金庸回答：“我一直对邓先生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深感荣幸！”邓小平笑着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那天，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衣，而金庸则按照香港的礼节穿着西装。邓小平对金庸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请查先生除了外衣，咱们不用拘礼。
现场气氛一下子就融洽了许多。那天，两人的话题很广泛。他们谈到了中美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谈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谈到了人才的培养。会谈中，邓小平给金庸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谈及这一细节，金庸记忆犹新。 会谈结束，金庸告辞。邓小平亲自把他送到福建厅门外。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要常回来，最好每年来一次，到处去看看。”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同志专寄了一套由香港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至今依然。
４．陈毅与王统照，文坛挚友３０年后久别重逢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２岁的陈毅从故乡四川来到古都北京，进入中法大学陆谟克学院读书。在这里，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和环境重温旧梦，向往着做一个文学家。
１９２４年初秋的一天，同学、文友金满城匆匆地找到陈毅，不容分说地拖着他就走，陈毅急着问：“干啥子去？”金满城只报以诡谲的微笑，闭口不答。两人进城后，来到一家报社门前，金满城掏出一封信，对报馆门房说：“贵报王统照先生托鄙人引见这位陈先生。”陈毅愣了，王统照是当代知名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陈毅读过他不少作品。这样一位文坛名将，会约见无名之辈？
原来，王统照当时任《晨报・文学旬刊》编辑，金满城翻译的法国小说《阿佰衣女》（法郎士著）投寄该刊后，得到王统照的赏识。一星期前，他曾约见金满城。见面时，金满城向他推荐了陈毅，说陈毅１９２０年就开始新文学创作。金满城没有想到，很快接到了王统照来信，信中要他得便邀请陈毅进城一见。金满城熟知陈毅有不肯攀附名人的脾气，怕陈毅不肯来，所以才事先不露一丝口风。
其实，当时王统照只是一个比陈毅长４岁的山东青年，质朴、和善，没有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一见面，他对陈毅说：“听金君介绍，陈毅君有志于新文学，咱们彼此同怀此心，交个朋友吧。”交谈之间，王统照诚恳地希望他俩写稿，他一再向陈毅约稿：“我的铺子一切都要的。”
此后，陈毅有时带稿子登门请教，王统照偶尔也到香山来相聚，你来我往，两人成了知心好友。有一次，陈毅当面评说王统照的作品有雕琢的缺点，王统照不仅不见怪，反而更加喜欢他快人快语的豪放性格。
１９２５年初秋，党组织需要陈毅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１９２６年８月，陈毅奉命回到四川，不久就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数十年驰骋疆场，南征北战。王统照则于１９２７年３月回山东诸城为母奔丧，随之，举家又迁居青岛，之后又去东北、上海，一直艰难地战斗在文学这个阵地上。陈毅、王统照两位文坛挚友长期天各一方。
１９５４年夏天，两位老友在泉城重逢。时年５３岁的陈毅已是赫赫有名坐镇华东的统帅，而文坛宿将王统照时任山东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３０年的离情别绪，使两人分外激动。王统照含泪紧握着陈毅的双手，一时说不出话来。陈毅说：“今天咱们重逢泉城，我请你一同观赏这个古城的风光吧？”接着，他还鼓励年近花甲的王统照，再拿出新的著述回报人民。
这次泉城重逢令王统照感慨万千，回来以后，他意犹未尽，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写下了《赠陈毅同志》诗四首。可惜的是，这四首诗一直放在作者的案头，生前没有寄送陈毅。１９５７年王统照先生逝世之后，他的家人将先生遗物三件赠给诗人臧克家作为永久纪念，其中之一就是用彩笺楷体字写的《赠陈毅同志》诗四首。那时，臧克家在《诗刊》工作，于是在１９５８年２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这四首诗，并把王的彩笺题诗手稿送给了陈毅。
（选自《南京日报》）
作文七：《我与罗荣桓交往的故事》10300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我与罗荣桓有过多次交往。他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左”倾错误路线的一贯抵制、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独到建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志是交出来的，工作是干出来的”
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４日，我结束了１１个月的中央第一期党校的学习，奉命调到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做青年干事工作。
总政治部设在红都瑞金的白屋子。当时，总政治部正在筹备召开全国第二次工农红军政治工作会议。组织上安排我给李弼庭部长写讲话稿。我深知自己肚里的墨水有限，又没有工作经验，非常希望能得到有经验的同志的帮助。在苏区时，就听说罗荣桓在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工作。罗荣桓能文能武，是我仰慕的红军高级将领。我想要能得到他的帮助该多好！于是，我径直来到罗荣桓办公室，向伏在桌子上办公的罗荣桓行了个军礼：“罗部长好，我来报到了！”
罗荣桓高兴地招呼我坐下。他详细询问了我参加革命以来的情况，而后问我来总政治部有什么想法。我毫不掩饰，一一如实地向他汇报：“部长，我这工农分子，没喝过多少墨水，也从来没有做过机关工作，说实话，真不如到宜黄、乐安当少共县委书记好！而且，来到这里我谁也不认识……”
“不认识没关系，同志是交出来的，工作是干出来的，你一个山沟子里的娃子，怎么就能当少共书记？”罗荣桓慢条斯理地开导我。
我红着脸，不出声了。罗部长顿了顿，见我有所领悟，便仔细向我介绍了总政治部的情况。他说，组织部李弼庭部长是一个有文化，党性很强，很有工作能力的部长，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我信服地点着头。接着，我又向他请教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包括写讲话稿。
快晌午时，罗荣桓请我一起吃饭。他说：“今天没有什么菜，让我的警卫员去捉几条鱼来给你吃，白屋子前的稻田、小水沟里，小鱼、泥鳅、黄鳝、虾米很多。一提到捉鱼，我来了精神，说：“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当裁缝铺徒弟时，经常给我的师傅、师母去田里抓鱼。用辣子炒了吃，那才香呢！”“啊！你敢吃辣椒？！”“鱼虾没有辣椒可难吃咧！”我说，想想又叮嘱一句：“你可别给我去汇报，不吃辣椒、不抽烟、不喝酒是做青年工作的纪律，一旦被组织发现要挨批斗的。”他听后，哈哈一笑。他对当时“左”的一套很反感。正是“左”倾路线的推行，他才从红四军政委位置上被排挤到总政治部当了个没有实权的动员部长。他不屑一顾地挥挥手说：“你放心！我才不当这个坏人呢！”
我们拿了铁锹、篓子、脸盆等，把一段小河沟围干了，捉了两斤多活鱼、半斤多河虾。这一餐，我们吃得很开心。
“打‘ＡＢ团’不能胡来，要做好调查研究，不能冤枉了好人！”
１月２６日，我作为总政治部人员，按照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指示，参加一个调查团并任副团长，主要任务是调查处理红军北线３个医院的打“ＡＢ团”的情况。
半个月过去后，任务完成了，调查团人员各自归队。
这一天午后，我回到白屋子住所，抓紧时间向组织部李部长汇报了调查情况。吃罢午饭，我顾不得休息，跑到罗荣桓办公室，向他逐一报告了情况：周村医院医务主任牛树堂让两名战士死在手术台上，被打成了“ＡＢ团”，撤销了职务；江西军区医院发生两起腐化事件。
晚饭后，罗荣桓叫我和他一起到南边小河沟钓田鸡。我锁了门，跟着他沿田间小道走去。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这次检查医院工作时发现的问题？”罗荣桓直截了当地问。
我回答说让两个医院准备检讨材料，检讨“ＡＢ团”的问题。
罗荣桓讲：“你们这样做就不对头！１９３０年秋、冬的‘富田事件’还没教训？打‘ＡＢ团’不能胡来，要做好调查研究，不能冤枉了好人！你们到医院要依靠那里党的组织，先多做调查，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之后。”
“你们就是不能如实地查清情况，牛树堂主任究竟是个什么人？真的是‘ＡＢ团’？你要抓住这个人的本质，进行内部揭批。要找出为什么对两个战士动手术？两个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手术台上？是麻药不足？还是真害他？还是手术技术不行出现事故？”
我说：“牛树堂技术还可以，他是从卫生员提升为医务主任的，做过不少手术，挽救了不少革命战士、干部的生命。可前不久，他一周内动手术死了两个人。查了前后因果关系，手术没有毛病。我认为主要还是责任心不强。他原打算春节请假回家看老婆、孩子和父母，可能是手术台上精力不集中所致。”
罗荣桓说：“那你们应区别对待，是心情不安还是精力不集中？手术台失手，这应该是责任心不强，不能都说成是‘ＡＢ团’捣乱……越是上级下去的人，言行上越要小心！”
我们边说边走到小河沟边，拿出钓钩，不久我就钓到两只大田鸡。太阳快落山时，罗荣桓也钓上一只田鸡。
罗荣桓对我们的批评，使我认识到，检查团的处理犯了“左”倾错误。钓田鸡的快乐抵不住我心情的沉重，我不再说话。
罗荣桓见我垂头丧气，故意转移话题：“走吧！回去煎炒，还要放辣椒，打牙祭去！”一会儿，他又转移话题说：“组织部７位同志，李弼庭部长可是个巧手，到组织部没有多久，对各军团的干部、各苏区红军的干部了如指掌。周恒同志对部队情况也熟悉，还有师政治部主任周碧泉同志，有文化、有理想、有能力。你们那７位同志都有部队经验，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针对我没有机关工作经验，思想压力很大的问题，罗荣桓耐心地说：“不要着急，经验是实际斗争得来的，没有自然经验摆在架上。我原在红四军当政治委员，也没有到过总政，也不知道怎样做武装动员部长。重要的是学习。你总结一下经验，改进一下思想方法，事情总是会做好的。要多实践，有了实践，还得学点文件，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在红一军团总部与罗荣桓相处的日子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６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我由于爬雪山时，喝了雪水发疟疾，病了几天。２０日，奉军团首长命令，我被调到红一军团直属队任党总支部书记。当时，我担心自己水平低，害怕到大机关工作，有些畏难情绪。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办公室，罗荣桓副主任看出我面有难色，鼓励我说：“怕什么？革命事业是靠干出来的。谁没当过儿童团员？在组织和战友的帮助下，你不会有事的，总会学到。你不是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过嘛！军团直属队的工作只要积极钻研，水到会渠成的。你先到司、政、供给部都跑一趟，认认门。不要随便答复问题，首先调查各科、处情况。”他对我在总政治部那个检查团时，对医院的错误处理记忆犹新。因此，还特别叮嘱了我。
在以后的行军中，罗荣桓不时给予我指导和关照。
部队行军到两河口。罗荣桓副主任说：“中央在这里开会。你们看，聂荣臻和林彪的骡子不是在右侧树林吃草吗？不要出声，不要休息，快速通过！”
６月２８日，部队翻过笔架雪山。同夹金山相似，笔架山时雪时雨。六七月天，还要穿棉大衣。爬到一半时，罗荣桓副主任找到我：“你能找点烟吗？这鬼地方烟也找不到……”
“我来想办法。”我说。部队到达毛儿盖，罗荣桓副主任交代：要注意做藏民工作，不要住喇嘛庙，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藏民，联合他们反蒋抗日。午后，直属队在动员筹粮时，一位战士在一个地窑里发现了４条香烟。供给部刘部长让拿一部分给罗荣桓副主任抽。
７月１１日，军团政治部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团政工干部一共不超过２５名。朱瑞主任传达了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师，要继续北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北进粉碎一切阻拦反蒋抗日的障碍，在运动战中，消灭蒋介石有生力量。准备在甘肃南部安脚，以创造川陕甘宁苏区。
罗荣桓副主任补充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大草地，绕道走，很费劲，看来只得过草地。决心必须坚定，红军要北上，任何犹豫说不定会错过什么机会。我们要打出松潘区，在甘南展开战斗。”
７月３０日，军团突然下令停止过草地，回到毛儿盖，再到松潘、芦花一线整训备粮。部队在黑水河西岸驻扎时，罗荣桓副主任找到我，问我直属队的情况。我将直属队机关、连队情况一一做了汇报。罗荣桓副主任说：“要加强对二十一分队的领导。炮兵连骂人现象严重，那要不得嘛！我们都是阶级兄弟，有什么可吵骂的？干部要端正态度！”我又汇报说：“在返回毛儿盖的路上，大家反映有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们，把掉队人员收编到他们部队里边去，还骂我们是‘叫花子’军队，真是欺人太甚！”罗荣桓气愤地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管是国民党的围堵大军，不管是雪山、草地，还是张国焘的明的、暗的阻挠，决不会挡住红军北上，走上抗日反蒋的胜利之路！”接着，他用手狠狠一挥说：“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的！”
我们在筹备二次过草地时，工兵连挖出了胡宗南部队逃走时丢下的很多腊肉、几十斤盐和２０００公斤青稞。警卫连搜山时，也收获不少食品物资。罗荣桓副主任叮嘱我说：“你要仔细去检查检查，供给部不能光发米袋，不然其他东西怎么背呀？还要告诉各连队、机关的伙食单位，青稞怎样做，要能吃下才行。”
部队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的第４天下午６时多，罗荣桓副主任针对缺粮、缺医少药、指战员掉队等问题，作了四条指示：第一，要设法互相调剂粮食，尽可能保证大家能走出草地；第二，一军团的部队对掉队的友军，尽可能给些粮食，将其送回，红军部队，相互之间不能拆台，要团结；第三，要加强机关、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让党团组织起到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时候，就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要万众一心，坚定信心，团结一致，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首长；第四，确实走不动的伤病员，绝不能随便乱处理掉。这四条指示，我记在日记里，它成为我们直属队的行动准则。
９月２２日，在哈达铺南大沟，部队打了几家土豪，将浮财分给穷苦老百姓。下午４时前，供给部把猪肉分给各连队，还留出一些，待召开干部大会时给开会的干部做红烧肉吃。没收的一些活鸡分给那些体弱有病的首长，把烟分给烟瘾大的领导。
一天下午，我吩咐炊事班杀了两只鸡。我同罗荣桓副主任的警卫员一起动手炒辣子鸡，还有红烧肉，搞了几个菜，找了几瓶黄酒，便围坐在罗荣桓副主任睡觉的炕上吃饭。七八位部长得知后，也都过来蹭吃。大家有说有笑，好不热闹。我们吃着、吃着，忽然有人说，怎么屁股下越坐越热？大家爬起来，手摸屁股。我警惕地提着驳壳枪，脸色愠怒地问房东刘大爷。刘大爷吓得哆哆嗦嗦说不清话，还是大娘见多识广，沉着解释说这是火炕。炒鸡时把炕烧热了。我这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火炕，我们这些山沟沟里出来的南方娃子，差点闹出一场误会。过了一会儿，不知谁大声说：“怎么搞的？部队到达哈达铺，直属队、机关，干部战士跑了２５名！” 罗荣桓副主任说：“昨天在方面军干部会议上，毛主席讲过，失利是考验，胜利也是考验。在草地吓住了，无处逃，打出松潘区，形势好转，有吃、有穿、有油、有盐，为什么还跑？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好的，也有孬种，也有随大流的，也有拖过来的。”
罗荣桓副主任的话给了我很大启示。
罗主任给我们当老师
１９３７年初，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培养干部，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有幸能够进入抗大学习，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被编入抗大第一期第三队（共有６个大队）。罗荣桓主任（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是我们的《中国革命史》的任课老师。
２月２５日下午，我们踏着积雪，准时赶到延安后街大地主家的四方大院联政办公室。这里算是教室，罗荣桓主任已在教室等候。黑板上，“中国革命史”几个清秀、有力的大字异常醒目。罗荣桓主任逐个点了名，然后说中国革命史每周补两个半天，从现在起要上到５月中旬，还要讲快点。自此之后，我就真正成了罗荣桓主任的学生。
他给我们讲了辛亥革命，讲了五四运动，讲了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成立，讲了党内的几次路线斗争，讲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长征……许多内容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经他一讲，我们心明眼亮，为以后抗大的深入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有两次讲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讲西安事变的全过程。结束时，他感叹地说：张学良、杨虎城放蒋介石是对的。但是，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不该去陪送……真可惜，我们失去了国民党中两位杰出的抗日将领。他们不该送啊！另一次是讲黄埔军校。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四十余年，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可是，革命果实不久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孙中山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明确了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政党和军队，不能仰仗军阀打军阀。于是，１９２４年春，在孙中山的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国民党在位于广州东郊黄埔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旧址上成立了黄埔军校，苏联政府还资助了２００万块银元，派了一批军事干部担任军事教育工作。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学校的学生，又在“中山舰”事件中保卫了孙中山，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３日，被孙中山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
由于当时整个延安地区物资匮乏，生活贫困，罗荣桓主任工作繁忙，还要抽空给我们讲课，身体严重透支，十分虚弱，给我们讲课时经常讲得大汗淋漓。但他仍十分认真，经常向我们提问，并告诫我们要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５月１６日下午，最后一堂课上，罗荣桓主任动情地说：“日子虽然不长，可师生一场的缘分还是有了。衷心地祝愿大家学业有成，我希望能够经常听到你们从战场上传来的胜利喜讯！”
学员们纷纷站起来鼓掌，表示感谢、致意。
引见朱怀冰面见罗荣桓
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我任政委的一一五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党城。距我们不远的河北下肇子灵山镇驻扎着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部。该军朱怀冰军长曾三次邀请我去商谈共同抗日的事宜。
在交谈中，朱怀冰央求我请朱德、彭德怀甚至是毛泽东、周恩来，将九十六军留在敌后联合抗战。我想了想告诉他说：“我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这儿，你要去见我们主任或者请他到灵山面谈，我回去后一定禀告！”
由灵山镇出来，我带领骑兵团快马来到谭庄西北军杨虎城的嫡系部队十七旅旅部，柳权中（中共党员）旅长热情接待了我。柳旅长的十七旅有４０００多人，他也要求我转告聂荣臻或罗荣桓，将他们旅编入我军，并说冀察晋哪一个分区都行。我说：“回团我立即向罗主任报告，隔日再来。”
当日下午，我将国民党九十六军朱怀冰军长和西北军柳权中旅长暂住曲阳灵山镇一带，并要求留在晋察冀后方打游击的事情，向上级做了汇报。同时，上级命我率领骑兵团在党城集结待命，并向曲阳派出警戒部队。
１０月１日，罗荣桓主任来到党城骑兵团驻地。他召集我、刘云彪、李钟奇，交代骑兵团当前任务，要求我们做好九十六军的抗日统战工作。他说：“我们留在晋察冀的部队不多，你们可别乱答应，问题很多。凡是重大问题，必须请示了朱德、彭德怀才能定下来。党城不要长驻，国民党的部队，我看他们南撤比留在晋察冀好处多。”
１０月２日晨，我带了个骑兵班，陪同罗荣桓主任等，前往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部。得到消息的国民党军穿着黄军装，佩领章，扛着国民党军旗列队欢迎罗荣桓主任等。
朱怀冰军长、５位副军长、参谋长、３位旅长一起迎上前来。罗荣桓主任落落大方又不失礼节地与前来欢迎的将校们一一握手，并走进朱怀冰办公室落座。
这时，我们听见空中日军飞机的轰鸣声。朱怀冰说这是敌人的侦察机。接着，就听见朱怀冰的部队打敌机的机枪声响了起来。
招待员忙着递香烟、倒茶。
朱怀冰说：“贵军在平型关这仗打得好，国军佩服！”
罗荣桓主任欠了下身子，说：“我们要向友军学习！”
朱怀冰忙道：“敝军不敢当。”
宋副军长讲：“平津抗战，日军的敌机、炮火远胜过国民党军，我们不得不退下来，奉命南下，才撤到灵山等候。”
张参谋长说：“我们在灵山驻扎，听说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真是大无畏的行动。现在你们又派兵挺进平津、同浦、平绥沿线发动群众，组织各界抗日力量……”
罗荣桓主任说：“是呀！友军一个劲地后撤，留下了真空地带。我们只有顶上来。我们从西安出发，誓死北上抗日，平型关打了一仗，这小鬼子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可怕。只要有坚定的胜利信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依靠群众，选好战场，我们一样能够打败日军的进攻。”
罗荣桓主任问：“贵军现在还有多少人马？”
朱怀冰说：“还剩七八千人……８门山炮，１２门苏制三七高射炮只剩下了３门，２８门八二迫击炮，５００多挺轻重机枪。武器还算多，有的士兵在下撤时丢枪就跑了……”
朱怀冰接着说：“请罗主任转告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转告毛主席、周副主席，把九十六军留在晋察冀，协同八路军占居敌后。”
罗荣桓主任说：“欢迎啊！可事情也很麻烦呀！光我们同意不成，还要蒋介石批准才行。据我看，你们还是按原定计划南下。太原还在贵军手中，国民党还有四五十万军队在晋东南……幸好中国土地辽阔，丢了平津，还有太原、西安等地。”
朱怀冰说：“蒋介石已将刘峙撤职查办，南京已向徐州增兵４个师，晋西北准备反攻，要在晋北打击日军。八路军真辛苦，平型关后，没得个休息机会。新四军集结长江中下游，国共两党联合，可给日军以致命打击。”
罗荣桓主任说；“是呀！中国不抵抗怎么行？现在日军在东北、上海正在增兵，敌人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权。我们实在痛心，几百万国民党军，应振奋精神，选准阵地，给日寇几个打击，主要是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打仗靠武器，还要动员人民支援抗战，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已经中午１２点钟了，朱怀冰起身请罗荣桓主任和我们吃午饭。大家围坐在３桌酒席前。朱怀冰举杯祝平型关大捷，大家齐呼：“打败日寇侵略者！”
罗荣桓主任举杯：“预祝英勇的九十六军将士在平津前线作战，取得胜利！”
饭后，罗荣桓主任带领我们一行起身告辞。道路两旁，九十六军的官兵夹道欢送我们。罗荣桓主任同朱怀冰等将校们一一握手道别。我们纷纷上马，排成一列纵队，出门向西，呼啸而去。
“住在西北军十七旅就像住自己家一样”
１０月３日，在从国民党九十六军返回的途中，我们决定去一趟西北军十七旅。下午５时，我们来到西北军十七旅旅部。柳权中旅长率众热烈欢迎。
罗荣桓主任同大家握手，亲热地说：“欢迎平津前线抗战的国民党将士！”
柳权中等凄然泪下：“我们抗什么战？丢掉了阵地，离开了家园，丢人呐！”
罗荣桓主任同柳旅长热情地交谈着，似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柳权中向罗荣桓主任介绍说：“全旅现有３个团４０００多人……重武器丢光了，还有５００多支枪，每个团都有中共总支委员会，连队有支委。我们有一套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展党团活动的制度，很多地方跟红军一个样。“
６时，开晚饭了，柳权中摆了３桌酒席。柳权中同罗荣桓坐正席，公务人员倒酒，热热闹闹，吃了个团结晚饭。
１０月４日晨，罗荣桓主任起床。柳权中问：“夜里睡得可好？”
罗荣桓主任说：“好，住在西北军十七旅就像住在自己家一样！我睡得很安稳。”
早饭后，柳权中陪我们到东三十子湾十七旅三十九团视察。崔团长等２０名校、尉官在驻地门口迎接。崔团长是卢沟桥抗战时入党的共产党员，他向罗荣桓主任汇报了三十九团的工作。
罗荣桓主任说：“你们旅在柳旅长领导下，保存了这么多的有生力量，说明一个道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为民族浴血奋战的。你们在卢沟桥、平津前线抗战有功，要发扬卢沟桥打击日寇，保卫祖国，英勇作战的精神。你们也许还要南撤，等待时机，继续抗战！”
在三十九团的两个连队，我们还参观了列宁室。列宁室正面墙上挂着列宁、毛泽东、蒋介石的肖像，布置得很好。
下午，柳权中陪同罗荣桓主任和我们顺大路来到齐古庄四十一团视察。在四十一团，罗荣桓主任向四十一团共产党员、军官发表了热情洋溢、肯定成绩、鼓舞斗志的讲话。
晚６时，我们回到党城驻地。
在渤海军区接到罗司令员的电话
１９４５年５月，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的伤病养好后，即跟随林彪，调往山东军区工作。我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完自己的工作打算后，即带着爱人贡喜瑞和刚刚出世３个月的女儿南溪及几个警卫战士离开延安启程。我们一路奔波，先到石家庄，本想把孩子留在她姥姥家，可是又舍不得将孩子断奶，只好抱着走。我们走了２个月，经陕西、山西、河北，进入山东。
刚来到渤海军区，我就赶上了胶济前线的党委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准备大反攻，继续向济南等城镇进军；整编野战军，拟计划分陆路或坐船向东北进军。
在这里，我遇到了江西老乡、红一军团时的老战友、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延安党的七大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我列席七大时，听到的一些情况。
就在当天下午２点，一名电话员问：“哪位是延安来的萧锋同志！”
“我是！”我答。
“罗荣桓司令员要你接电话！”电话员大声喊。
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河北分手至今，我与罗荣桓司令员有８年没见面了，十分想念老首长、老领导。我急忙拿起耳机：“老领导，七大以后，我调到山东军区，又回到你的直接领导下来工作了！”
“我知道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怎么样？”罗荣桓司令关切地问。
“还是像在骑兵团一样。伤肺在延安治好了，身体棒棒的。打老蒋，你和林彪司令指哪，我带部队打哪，绝不含糊！”我掷地有声地说。
停顿了一下，电话那边传来了罗荣桓司令员委婉地解释：“林彪告诉我，你想跟他来山东工作。但时局有了新的变化，军委决定让他到东北去，他已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直接奔东北去了。我也要到东北去。山东分局已决定，要你担任警六旅政治委员，我要萧华主任转告你的。你不用来何家庄（当时山东军区所在地）报到了，我们机关准备靠拢前指，你听萧华安排就是了。祝你到警六旅搞出成绩来！祝你工作顺利！”听到这一席话，当时我甭提有多懊悔了。我在延安时，和林彪商定好的随他来山东工作。因我们拉家带口，要送女儿回平山老家，先一步启程往山东赶，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
萧华主任问：“罗司令怎么讲？”
我立刻答道：“他说由你指定我的工作，我坚决服从，没有二话！”
于是，萧华把班子情况向我作了介绍：渤海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七师，师长杨国夫、政委周贯五（１０月份以后，杨、周到东北，任命宋时轮为师长、景晓村为政委，我为副师长）。刘先贤任警六旅长，你任政委，郑大林任副旅长。下辖十、十一、十二团。
介绍完后，萧华对我说：“警六旅以二分区部队组成……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在斗争中去互相认识吧！要建立起一支能攻能守的好六旅！”
最后一次握手
１９５０年６月初，我调任华东装甲兵司令部任副司令员兼二师师长。９月，我因公到北京出差，住在乡村饭店。
―个晴朗的上午，我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接待人员帮我联系后，告诉我罗荣桓主任在二楼东屋办公室等我。
来到罗荣桓主任办公室，发现萧华副主任也在场，我高兴地向他们一一行军礼。罗荣桓主任问：“你现在哪个单位？”
我答：“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海、空军和特种兵，陈、粟首长看我年龄小（军职３４岁），要我去干空军，我有旋晕的毛病，怕掉下来，就要求到装甲兵部队去。您还记得抗战初在阜平时，我骑兵团在完县缴获了３台日军２．５吨小坦克，由于找不到一个懂开装甲的人，只好用九条牛把它拉走藏起来，不料让小日本寻着履带印找到，愣给开了回去的事吗？此事对我刺激挺大，这也是我要到装甲兵部队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听到我的开场白，大家都爽朗地大笑起来。罗荣桓主任深有感触地说：“恩格斯他老人家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因此，我准备在全军掀起一个‘建军备战学文化’的高潮。”
解放了，罗荣桓主任身居军队要职，但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脸色黑里透着红润，身体看上去相当结实，一点也看不出他患有严重的肾病。
萧华副主任说：“你们华野装甲兵坦克有多少？陆水两用坦克战斗性能如何？”
我说：“我也没有用过，看样子近海两栖作战还行。现在有１２５辆，机械性能还好，编成了两个团。”
罗荣桓主任说：“若解放台湾它们能参战发挥作用吗？”
我坚定地说：“作战没问题，但是要有空军、海军的支援配合。缴获的国民党Ｍ一４ Ａ ３型坦克编了一个坦克团，装备也齐。许光达司令员讲，最近准备接收两个苏式Ｔ一３４中型坦克团。”
罗荣桓主任说：“那好呀！搞装甲兵的现代化，你算达到目的了，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在北京庆祝完第一个国庆节就回徐州。”
罗荣桓主任说：“那好，我们一块庆祝国庆。你搞机械化，是在强大步兵基础上搞起来的，这是一个很有发展的兵种，要建设好人民装甲兵，主要装备要靠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坦克我们自己造，坏了，有工厂修，团有修理连，师有修理营，各军区准备成立坦克大修厂。坦克要有医院，坦克没有医院，坏了怎么办？没有医院是不行的，你能保证坦克不坏？我们占了北京，除台湾、金门、马祖外，大陆都解放了，我们不仅要有强大的陆军，还要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保卫祖国的领海、领空安全，随时准备解放台湾！”
临离开时，罗荣桓主任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没有忘记１９３４年春，我们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瑞金白屋子下河沟、稻田地里钓田鸡，捉禾花鱼的日子，这很好。你住的乡村饭店，就是朱总司令起的名字。他叫我们大家进了城，千万不要忘记乡村。”
（作者系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
作文八：《杜甫与李白的交往故事》3800字杜甫与李白的交往故事
在我的想象中，李白一生浪迹天涯，漂泊不定，似乎始终都在不停地四处漫游。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却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讲到李白在开封有个牵系着他后半生的家。
故事发生在大唐天宝三年，李白、杜甫、高适三大诗人相聚开封，同登吹台饮酒赋诗。有一天，他们正在吹台开怀畅饮，忽听窗外传来如梦如幻的琴声。三人疑是师旷再生，不禁心生感慨。似醉非醉之间，李白即兴赋诗，挥笔在粉墙上写下了那首千古名作《梁园吟》。三位诗人走后，一位年轻貌美的白衣女子带着丫环来到这里。她云髻高耸，裙裾飘飘，站在壁前反复吟诵那气势磅礴的诗篇，如醉如痴，连僧人进房都未能觉察。僧人看到粉白的墙壁被涂得黑乎乎一片，心生怨气，举布欲擦，却被这位姑娘拦住。经过一番交涉，她取出千两银子，买下此壁，保住了墙上的诗句。不久，李白听说此事，深受感动，便托杜甫和高适作媒，娶这位宗氏才女为妻。宗氏就是李白的第四位夫人。
这个“千金买壁”的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宗氏才女却确有此人。据郭沫若考证，李白“在梁园也有家，往来于此，累十年之久。”宗氏的祖父名叫宗楚客，在唐高宗时曾做过宰相，后因依附韦后，被唐玄宗所杀。李白和宗氏结婚后仍四处漫游，也常回家看看。直到安史之乱爆发，他才带着宗氏与她的弟弟宗昂逃到江南避难，结束了“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的生活。
我们已无法确切知道，诗人在十年间曾多少次回到这里、每次在家里住多久，但即便他是一叶任意漂荡的孤舟，想必在疲惫的时候也会停靠到自己的港湾。家是思念的方向，是梦中的牵挂，是诗人漂泊孤旅中洒到床前的那缕月光。有了这个家，李白落拓失意的后半生，便有了一份无可替代的心灵慰籍。
【二】
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这样写道：“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关于李白的身世，历来争论颇多。按较为普遍的说法，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其先祖于隋朝未年被流放到西域。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城，五岁左右随父亲迁
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他有感于“铁杵磨成针”而发奋好学，“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还热衷于剑术和纵横术，青年时代就游遍了蜀中名胜。
２６岁那年，李白仗剑走出巴山蜀水，开始了漫长的漂泊生涯。在湖北安陆，他与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先后生下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此后８年，他对出仕为官满怀自信，四处求仙访道，结交各方人士，足迹踏遍近半个中国。后来，他又举家迁往山东济宁，仍然奔走于各地，向官员锐身自荐，苦苦寻求出仕的时机。不久，妻子许氏病故，李白又与一刘姓女子结婚，并迁居安徽南陵。但这次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二人分手后，李白与一山东女子再次结婚，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颇黎。
天宝元年秋天，唐玄宗接受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举荐，征召李白入京。此时，李白已经４２岁了，正住在安徽南陵一个小山村里。接到消息，他欣喜若狂，连忙烹鸡置酒，高歌取醉，还写下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的诗句，可谓意气扬扬，踌躇满志。他原以为，此去定可以酬其为帝王师、画经纶策的的夙愿，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梦想，他得到的翰林供奉不过是皇帝为附庸风雅而设的一个闲职。
当时的唐玄宗在位已三十年，昏庸腐朽，纵情声色，久疏朝政。这使李白感到万分失望，他不能忍受“以俳优蓄之”的待遇，不甘心扮演一个跟在帝王、贵妃身后赋诗纪盛、歌咏升平的角色，时常借酒浇愁，亦醉亦狂。即使这样，他还是遭到了权贵的谗毁与排挤。“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后宫妒杀人”，在朝仅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李白便怀着失望与悲愤走出了长安。
【三】
走出长安，李白向东漫游，一路凄凄惶惶、无限迷茫。被召进宫的恩宠已恍若隔世，才济天下的宏图大愿也随京阙城楼渐渐远逝，今后的人生道路该如何走呢？疲惫与失落中，他让流浪的长靴踏进了洛阳的街巷。于是，杜甫走进了他的视野。
此时，李白４４岁，杜甫刚满３３岁。杜甫生于河南巩县一个官
宦世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为奉天县令。杜甫自幼受到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七岁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与文士们交游酬唱。２４岁时，他到洛阳参加科考，却未能及第。从此，他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
也许前世有个约定，让李白与杜甫终于在洛阳邂逅。他们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几番把酒长谈之后，相约汴州同游。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就在他们惺惺相惜、商定前往开封之际，同样落拓失意的高适，正流浪在开封街头。
高适自幼学书学剑，雄心勃勃，非常自负。与李白一样，他也不屑于走科考入仕的常道，而寄希望于经人举荐得到天子的赏识，一鸣惊人。２０岁时，他曾西游长安，首探仕路，结果无功而返。此后十年间，他居住在开封一带耕田读书，等待时机。后来，又北游燕赵，试图走从戎入幕而登仕途的道路，仍然失败而归。“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良苦。”两次求仕失败，使高适贫困潦倒，但凄草荒田掩不住他过人的才气，他那雄健奔放的诗句早已让他的名字远播四方。
李白来了。杜甫来了。于是，三位诗人携手登临高台，“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酣饮豪歌，慷慨怀古，在猎猎秋风中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幕。
据说，文坛三杰吹台相会之际，都曾写下传世诗篇。高适的《古大梁行》古朴豪迈，杜甫的《遣怀》沉郁苍凉，李白的《梁园吟》则气势磅礴、波澜壮阔。正是这首《梁园吟》，让宗氏才叹为折服、如醉如痴，引出了一段流传千年的佳话。
【四】
吹台相传为春秋时期乐师师旷所筑。汉孝文帝时期，深受宠爱的皇子刘武被封到开封为梁孝王。梁孝王在吹台四周兴建亭台楼阁，遍植奇花异草，常在此饮酒作赋，因而得名“梁园”。
到了唐代，梁园的富丽堂皇早已湮灭，但开封作为全国的水运中心却日渐繁华。也许是为开封迷人的风光所吸引，怀才不遇的三大诗人来到这里，有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心灵对话。
这次欢聚深深刻进了杜甫的心灵，他一生都在苦恋着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动则写诗感叹，深情吟唱。直到晚年，他在诗中还这样写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挥手告别吹台，高适东游江苏，杜甫西行长安，李白则继续四处浪游。一年之后，李白和杜甫虽然在山东又见过短暂的一面，但分手以后各自飘零，动如参商，再也无缘相见。
笃于情谊的杜甫对李白无日不忘，写下了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杜甫写及李白的诗竟有十余首之多，而且几乎每首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社会秋水多。”……千载之下读这些一往情深的诗句，仍然令人情动衷肠。文人历来相轻，尤其是在年龄相近的男人。萍水相逢的男人可以产生深厚的友谊，但象杜甫这样在梦中呼喊着李白的名字、醒来后情人般为梦中男人写诗的，似乎绝无仅有。
在李白的诗中，写及杜甫，也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等表达友情的诗句，但远没有杜甫的诗深切感人。这可能与二人当时的名气有关：李白已名震天下，而杜甫在世时诗名不显。不过，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性格使然，因为李白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
【五】
李白狂傲不羁，超脱豁达。他一生都在流浪，一生都在结交朋友，却从没有哪个人能让他长久地放在心上。年轻时，他认识了比他大１１岁的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表达出在他诗中极少见到的钦佩之情；应诏到长安后，李白与贺知章交好，同为“酒中八仙”，贺称李为“谪仙人”；有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对李白十分崇拜，追顺随他来到开封，随后又到山东、到江浙，千里迢迢苦追不舍，一直追到扬州才追上，李白大为感动，引为知己，还将诗稿相托付。然而，
对这些朋友，李白也和对杜甫一样，相聚时酒酣意浓，分手后极少牵挂。
对朋友如此，他对妻子也显得无情无义。李白长年游荡在外，在他的诗中却几乎找不到思念妻子的作品。“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在仅有的几首写及妻子的诗中，也都是这样无情无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对李白来说，家在哪里似乎并不重要，无非是漂泊中的一个驿站。他一生真正情有独钟、念念不忘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出仕为官。
李白浪迹天涯，目的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寻找机会，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任用。即使在从政失败、走出长安以后，他仍然时刻渴望着重登龙门，再摄魏阙。
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正在江南漫游。唐玄宗之子永王璘在江陵起兵，征李白为幕佐。诗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满怀热忱地从戎入幕，却糊里糊涂地卷入了皇权斗争。为时不足三个月，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流放夜郎。经受１５个月颠簸流离的流放，遇朝廷大赦，他才得以到回到江西南昌与夫人重聚。政治上两遭惨败，他并甘心也未死心。６１岁这年，听到李光弼出兵东南的消息，他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前去投军，不幸半路病倒，次年在贫困潦倒中死去，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李白不适合于官场，他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荡不羁，这种气质和性格，决定了他的仕途蹉跌和悲剧命运。他那激情浪漫的诗魂只属于山水，妻子的温柔缠绵留不住他，家庭的幸福温馨留不住他，朋友眷恋相恤更留不住他。他忘记故乡在哪里，家园在何处，走了一生的迷途。
好在他还有诗，还有酒，“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作文九：《我的人际交往小故事》2000字我的人际交往小故事
从小到大，我觉得有许多不同的经历造就了我今天的性格。很多小事现在不能一一细想起来，只能列举一些，包括家庭中的，以及与同学交往时的故事。
我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在１７岁那年由于一个工厂招工，所以来到城镇，开始了长达３０年的辛苦工作。后来母亲也跟着父亲来到城镇，由于是农村户口，所以从那时至今都没有工作。而且母亲由于是农村口音，所以就连找一个临时工也很困难，有时还会遭到某些人的一些嘲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有时候挺怕母亲到学校来找我的，因为每次有一两个男同学总会学妈妈的口音，但是我绝非是不喜欢母亲之类的，只是可能当时是班上的班长，可能觉得有那么一点的难为情，对那些小男孩也挺生气的，但从来也不会在母亲面前表现也什么，最多在心中默默地发誓要好好学心之类的。
我有一个亲哥哥，在我们班是为数不多的有兄妹的家庭。由于母亲没有工作，而又要负担我和哥哥两个人的学费，生活之苦自然不说。而且由于我与哥哥是农村户口，所以每年都要交比别人多很多的学费，才能在我们厂的子弟学校上学。可是就在那时母亲做了一个另许多人都想不到的行为，花了一万多元钱把我与哥哥从农村户口迁入城市，当时，震惊了许多人，因为那时候的一万多块钱，即使是对双职工来说，也不太可能存到的，何况家中还有两个孩子读书。后来，曾听妈妈说起过这事，她说，当时就是为了赌一口气，想让我们未来有更好的发展，所以不管怎样节约也要了却她的一个心愿。虽然现在户口已经显得不是很重要，但当我懂事之后，我真的佩服我的母亲，她的执着与毅力教会了我。
我有一个比我大五岁的哥哥，这也是我常常炫耀的一件事。小时候，基本上哥哥把我带大的。因为爸爸妈妈对哥哥非常的严厉，相反之下，对我显得不是特别的严厉，而且我们家家庭观念比较重，虽然父母都没有念过什么书，但是，从小就教导我们兄妹之间相亲相爱，要尊重长辈，富有同情心，正直诚实等等，所以，一直以来我与哥哥的感情都十分的好。小时候，即使我在任性与占强，哥哥从来都忍让我，不管有什么好东西，他都先想着我。虽然当时体会不到什么特殊的感情，但是当人越大时，就越感觉到拥有一个兄妹的好处。我感觉现在许多独生子女所具有的问题，在多兄妹的环境中都会变得相对比较好一些。
上面是我在家庭成长中对我性格成因自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下面是我来到大学后对我影响最深，也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寝室中一件真实的故事，可能也是现在千万大学中极为普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以后要是还有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吧。
由于平时大学中的课业比较轻松，加上我们所学专业的需求，所以我们寝室中在大一下学期先后都买了电脑。其中有一个同学刚开学就从家中带来了一台笔记本，不难想像，这就是悲剧的开始。刚开始还好，这个同学每天仍然要去上课，只是一回到寝室就马上开电脑，看看电影，聊聊天之类的。但是到后来，这位同学在网上认识了一些“朋友”之后，开始沉迷天网上虚幻的世界，便开始几天都不去上课，或者不出寝室门，生活毫无规律，我们其他的室友虽然也偶尔劝说，但是由于态度不能太过强硬，所以根本也毫无作用。至此以后，这位同学几乎不与电脑外的人交流，久而久之，仿佛对周围的人都有一种抵触心理，由于接触网络过多，所以对人对事，都显得冷漠与迟钝。但有那么一两次，在她突然高兴时，她会给我们述说她许多网络中许多朋友的故事，显得十分激动，而且能感觉得到她对于她们是出于一种对朋友的关心与喜爱，在他们中有人过生日时，这位同学
还不会忘记寄去礼物，这些都是我们一般的同学所觉得不可理解的行为，宁愿去相信网络而不去相信现实。后来事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她几乎没有参加期未考试，并且在蛮着同学，老师，家长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到外地去见一网友，但我想这件事之后，他应该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因为从此以后很难在看见她上网聊天，但由于失去太多，她也无法回到现实生活与学习中，所以每天都以打游戏而度过了以后一年多的日子。
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态，我们对她也主生了一种既同情又恐惧的心理。当然其间，我们与她之间也产生过许多的摩擦，比如，她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脑打到很晚，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休，与学习，对于她，我们大数人是既爱又恨的，曾经一个和我们怀有同样梦想的小女孩变成如今这样一个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招人恐惧的女。而后来对于她，我们采取的更多也是逃避与置若罔闻的一种态度，她给予我们沉默我们也同样给予她沉默，而没有给予更多的关心与帮助。故事的结局想必大家也知道，这位同学后来离开了我们，被退学回家。
我从来没有想像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如今，面对只有三个人的寝室的时候，我有会稍有感慨。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的身边也有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请给予你的朋友多一些关怀与帮助，毕竟一生中，能走近你生边的人也不多，给别人希望也是给自己快乐。
０４通信工程（２）班 冯雪萍 ２００４１９５６
作文十：《浅谈教师的交往与合作》2800字维普讯 ｈ资ｔｐｔ：／ｗ／ｗ．ｃｗｖｑｉｐ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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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完 成教任务学 。然古 语有 日“道 所之存 ， 之存所。” 改 课师新 则 三尺以讲台 为 阵向营扩外展 教学， 将 下走 台走 出教讲室， 走 进书馆图、 进走 论讨 室 进信、 馆息、 走 进走更 广 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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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更流 与合 作 强，调双赢 共赢与。 教之师间的交往 与 合 作有多 种形式 ： 日 教学 常之余， 师 之间可教 相 以交互换 见 、意 迪启灵 感 、智慧 、 享轻负 ；担共 减同 教科师之 可问以一在 讨起论 学教
为一成门艺 术。这 需要就教 师懂社略学会， 策略地 艺术 地与 家 搞长关 好 系 为，教育教 工学 作供提基 本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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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方 相互 ，作合计设 课程， 进促成长 ；同 科学 教的师 可也以 不相互学习和借 鉴 或， 相在关学 科知识 面方供 专提 业助帮 。
等因学 生为 自在探 究主 的过 中 程出现的疑 难问 题是不单 科 老 师所 预料能到的 ， 不一定只 限本于 学 科问题 ，的 况且 也新 程 资课具源有 富性 、 丰现实性 、 灵性 、 地活性域、 变性 多 、综合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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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借招 生和读听旁生 ； 职 中校学 不 通 过 中得 介和 个人 非 招 法 ， 生 在 得 生 招收 中取回 扣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