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1977年生，山东平度人，现居上海。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书到今生读已迟》《若将飞而未翔》，随笔集《个人底本》，翻译有《小胡椒成长记》，编有《书读完了》。
“你站在我的心中对我说话”
爱因斯坦五十岁生日那天，弗洛伊德给他发去贺信，信中称爱因斯坦为“你这幸运儿”。爱因斯坦对此颇感好奇，他在回信里问弗洛伊德，为何如此强调他的运气。弗洛伊德复信解释，没有哪个不精通物理學的人胆敢批评他的理论；可是人人都可以评判弗洛伊德的理论，无论他是否懂心理学。我不太清楚现在物理学的外行是否还谨守那个年代的禁忌，但记载这个故事的《爱因斯坦谈人生》（海伦·杜卡斯、巴纳希·霍夫曼编选，李宏昀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却让无缘研习相对论和现代物理学的人，拥有了一次接近甚至谈论爱因斯坦的机会。
这本薄薄的小书，差不多是爱因斯坦的各类书信节选和有根据的轶事集锦，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作家马克斯·布罗德因为有人错误地点评了他的书大为光火，爱因斯坦去信致意。信中他劝对方不必把这些事当真，临结束的时候，爱因斯坦说：“这样安慰自己吧：时间是个筛子，重要的东西多半都会漏过网眼落入遗忘的深渊；而被时间挑剩下的，往往仍是些陈词滥调。”这句话前半句看起来还像是安慰，后半句表达的则几乎是对人的深入探索准确传达至人世的绝望。当然，绝望背后仍蕴含着爱因斯坦的积极态度，甚或可以说，只有在如此绝望之后，才可能有真正的积极。不过，这积极要与爱因斯坦其他的话参照才明朗：“为思维本身而思维，恰如在音乐中”“我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想要理解大自然奥秘的渴望。”只有把注意力回向思维和工作本身，才有可能避免自己陷入喧嚣人世的无聊争执。编者没有在书中收入布罗德的回信，不知道他是否因为收到这封不太像安慰的信而变得心平气和，但信里爱因斯坦的一个思维特征值得珍视，他似乎总能在别人思考结束的地方，再翻出一层。这翻出的一层，才是爱因斯坦思想很难企及的深邃之处。
不只作家，犹太裔小伙子也向爱因斯坦去信求教。他爱上了一个家庭信仰不同的女孩，父母虽然也喜欢这个姑娘，却无法接受不同信仰间的通婚，因此坚决反对。小伙子舍不得自己的恋人，却又不愿与父母决裂，惶惑不已。爱因斯坦回信：“我得坦率地讲，就那些决定孩子们人生方向的重大决策而言，我不赞同父母施加影响。这种事应该由孩子自己说了算。”话说得斩钉截铁，值得每个身为父母的人仔细思量。但爱因斯坦的信没有在这里结束，他接着写道：“不过，当你想要作出父母并不赞成的抉择时，你得扪心自问：我的内心深处是否已经足够独立，使得我能够在违反父母意愿的同时不丧失内在的均衡宁静？如果你对此没有把握，那么我不鼓励你采取下一步行动——这也是为了姑娘的利益。以上就是你作出选择的唯一依据。”
回信有经有权，既明确了父母和成年子女在意见不同时的处理原则，又灵活地指向当事人所处的具体情境。在准确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爱因斯坦并未越俎代庖，而是把决定权巧妙地归还了那个必须自己作出决断的年轻人。
体察当事者所处的具体情境，不悬空立论，是爱因斯坦让人感到亲切的地方，也是他思维的卓绝之处。即使对待抽象的问题，他也几乎不抽象以对。在一封写给出版商的信中，爱因斯坦谈到了死刑问题。他认为，废除死刑是可取的。理由之一是，死刑会使万一发生的司法错误无法挽回。即便不是因为司法错误，具体到参与者和执行者，死刑仍有其弊端，这正是爱因斯坦反对它的第二个理由：“执行死刑的程序，会对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一程序的人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影响后者的精神。”
如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死刑程序还可以相对主动地选择，那么，1933年一位从慕尼黑给爱因斯坦写信的音乐家，恐怕不得不被动面对一些问题。他在当时的德国，找不着工作，处境落魄，情绪沮丧，陷入了深深的绝望。爱因斯坦给他回信，除了鼓励他找几个想法相同的朋友，阅读伟大的著作，领略自然风光，还进一步指出：“无论什么时候，就当自己生活在火星吧，周围全是陌生的怪物，对于怪物的行为无须产生浓厚兴趣。”爱因斯坦这里讲的，可以看成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好人自处的良方：如果不能和社会上的坏东西完全绝缘，不妨尝试着放弃对它们的兴趣——不论是无奈的抱怨还是激烈的反对——不跟它们结缘，从而能够于恶劣的境遇里，“在自己的空气中自由呼吸”。
写上面这封信的时候，为了不给对方制造麻烦，爱因斯坦隐去了收信人的名字。但处世审慎的爱因斯坦，还是因为自己的照片，给一位老朋友带去了小小的困扰。1927年，爱因斯坦把一张附有自己所写诗歌的照片赠予老朋友沃尔夫夫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尔夫夫人乘船来到英国，当时英方不允许旅客携带任何信件或照片，但沃尔夫夫人舍不得把爱因斯坦的照片丢弃。负责检查行李的官员发现了这张照片，立刻停下检查工作，询问沃尔夫夫人是否愿意把照片借给他，以便他能把照片上的小诗抄录下来给同事看。“沃尔夫夫人告诉官员，他甚至有权扣留这张照片，但他却说第二天开船前一定奉还。第二天他果然毕恭毕敬地把照片送了回来，此后再也没有盘问或检查行李。”英国官员的行为或许出于对爱因斯坦的敬仰，或许纯属附庸风雅，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普通人在等因奉此的工作和生活中多出的那么一点善意。这善意与这本小书中透出的爱因斯坦之光相互辉映，默默地护佑着这卑琐的尘世。
对待爱因斯坦的事业和人生，最好的方式大概应该像他对待音乐家巴赫那样——如果可以不用去掉“演奏”一项的话：“对于巴赫毕生的事业，我只有几个字可说：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闭嘴。”或者，像在纳粹期间选择留在德国与犹太同胞一同承受危险的莱奥·贝克，让爱因斯坦用另一种方式参与自己的生活：“在那些对道德存在与否的追问只能得到‘否’的回答的日子里，当人性概念都遭到深切质疑的时候，我有幸想起了你，顿时感到内心恢复了平静和力量。多少个日日夜夜，你站在我的心中对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