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技术手段不断出现，新的工作模式应运而生，骑手等平台劳动者大量出现。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依附于平台的劳动者们不用严格遵守传统“朝九晚五”的上班打卡制度，劳动时间相对自由。这样的工作特点吸引了个体化社会中渴望自主决定生活方式的年轻工人。而现实情况却是：骑手为赶时间送餐而遭遇事故、送餐不准时遭辱骂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引起社会热议。这种看似能自由掌握工作时间的劳动为何不能达到实际效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或许正是我们探索新的劳动时间特质，并进一步追问新技术背景下的劳动时间控制手段与工人劳动自主性的突破口。
（二）劳动时间研究的历史线索
在前工业化时代，人们大多从事农业劳动，劳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时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和钟表的发明应用，时间安排逐渐被理性化的劳动时间制度所取代，劳动者则逐渐被规训于标准化的时间结构之中（Thompson，1976）。
作为劳动过程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首先展开了对工业化劳动时间的分析。他认为“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时间权力的争夺是影射劳资双方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域（郑作彧，2018），依据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时间序列，劳资双方关于劳动时间权力的争夺分别围绕着劳动时间的量、劳动时间的质及劳动时间的灵活性来进行。
在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作为绝对剩余价值获取的源泉，标准工业化时间结构下的工作日长度历来就是资方控制和工人抗争的焦点。为保证尽可能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长，资本家寄希望于无限度地延长劳动日（马克思，2004）。这些贪婪的做法使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工人们为争取缩短工作日而不断努力（Brody，1989），国家也为寻求确定工作时间的固定时长在两大阶级之间进行调和。于是，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工作日的长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关于劳动时间量的争夺逐渐趋于稳定。1919年，世界劳工组织通过第一号条约，将劳动时间限制为每天工作时长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长不超过40小时。但是科学的管理方式提升了劳动的内含量，劳动时间质的意义被凸显。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认为单位时间内快节奏、高强度的标准化生产为资本创造了剩余价值，而工人则被迫提升了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度和紧张程度（布雷弗曼，1979），劳动过程实现了“概念”与“执行”的分离。
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贝尔，2018），消费者参与到劳动过程中。泰勒制的劳动分工和严格的管理控制被解除，转而赋予工人高度自主的控制权，以使得他们能灵活应对劳动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状况和顾客动态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概念”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得到了统一，然而关键的时间权力依旧掌握在资方手中，同时，劳动时间在质的方面出现了对工人自主性进行强调的端倪。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技术的更新，电子设备的应用使远程办公成为可能，时间和空间的不断去同步化带来了广泛的社会转变（Glennie＆Thrift，1996），传统的标准化工业时间呈现出多样化、分散化和个人化的倾向（森冈孝二，2019），弹性工作时间等新型劳动时间制度开始出现（Steward，2000），新型劳动时间所体现出的共同特征即工人能自行掌控工作时间（Rosenblat &Stark，2016），于工人而言，劳动时间的灵活性明显增强。它驱逐了传统劳动的枯燥和不自由，同时也增加了劳动强度和劳动过程中的不安全性因素，而低微的收入也大大降低了灵活性所带来的优势。资本以赋予劳动者工作时间灵活性的方式换取了劳动者的“甘愿”。但是，甘愿不等于满意，灵活也并不意味着自由。
回顾已有劳动过程理论对于劳动时间问题的研究，其研究轨迹大致呈现出了三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从对劳动时间量的研究转向对劳动时间质的研究，再转向对劳动时间灵活性也即劳动时间自主支配权的研究。二是从忽视劳动者主观意识转向引入劳动者主体意识。三是从劳资双方二元视角转向劳方、资方和消费者三元视角。诚然，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劳动时间及其变迁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在平台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劳动时间制度所呈现出的灵活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只有将劳动者带回分析的中心（Burawoy，1985），对平台经济下的新型劳动时间制度及工人的劳动过程展开深入的研究，以解释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时间“自由”的性质，阐明自由选择工作时间与受控闲暇之间的矛盾。
本研究是一个基于个案的田野调查。通过对A外卖平台旗下的一个专送站点——E站点的调查，把研究问题放置在时空背景中进行考察。具体调查方法以访谈法为主。笔者于2017年10—12月、2018年3月和2019年10月先后三次进入E站点展开调查。E站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它位于某中部省会城市的中心商圈，所在J街道是W市外卖配送行业的发展源头。A平台自2014年入驻W市以来，E站点就一路见证了A平台在W市的发展历程，其外卖需求量大，骑手数量较多，能够较为历史而全面地反映该行业的劳动特性。在田野观察期间，笔者依据婚姻状况、入行时长、工作经历、文化程度等特征，从中筛选出12位骑手和2位专送站长进行深度访谈，以尽可能涵盖更多具有异质性特征的研究对象。同时，笔者也对其中的5位骑手进行了多次回访。为解决缺少大规模定量调查可能导致的资料分析不到位问题，对其中部分内容会以一些已有的大型调查数据为参考，并进行二次分析。
在A平台的组织架构中，围绕KPI指标形成的绩效考核构成了整个管理体系的核心内容，依据代理商和站点职责的不同，平台设置了不同的并随时调整的KPI指标。依据平台制定的规则，在劳动时间秩序上，E站点采取了强制与弹性相结合的工作时间制度，将营业时间分成了高峰时间段和其他普通时间段。同时，站点面向顾客全天接单，高峰时间段以外的时间均为灵活的弹性工作时间，骑手可按照个体意愿自主地选择休息或继续送餐。只要愿意工作，一天中的二十四个小时均可以处于工作状态。时间的及时性是外卖平台打造高品质服务的重要依据（孙萍，2019）。为了提升顾客的消费体验，外卖行业对“准时”“快速”的要求达到了十分严苛的地步，并且，平台还在不断提速，E站点的订单基础配送时长已由最开始的45分钟缩短到了现在的30分钟。
骑手的薪资采用的是计件工资制，工资由派送订单的数量、问题订单的罚款及各种奖励三部分构成。E站点的订单配送单价是6元钱，遭遇一个差评扣20元，一个投诉扣50元，依据订单超时时长的不同，站长会对骑手施以每单1到3元的罚款。此外，订单超时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顾客差评和投诉的可能性。
（一）电子全景监控与劳动过程调整
区别于福柯的圆形全景监控（Foucault，1977），外卖行业的监控是一种典型的“电子全景监控”，数据和算法构建了参与者的行动规则和互动条款。通过线上虚拟平台，一种新的管理模式诞生了。这种管理模式重构了监控的方式，使得脱离了传统工厂空间的外卖行业劳动者处于更为严密而精细的监控体系之下。
后台以时间为单位和节点，准确而精细地记录和反映着骑手的整个劳动过程。若遭遇混乱或遇到问题订单，调度员便能在第一时间对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调整。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虚拟平台产生的信息和权力不对称正是资本对工人进行结构控制的基础。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帮助下，以时间消灭和征服空间在外卖行业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劳资双方之间形成的巨大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展了双方的不平等。这种技术手段下的监视不仅是即时的，且能依据资本的意愿，随时对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调整。
（二）监控主体的扩大
数据实时监控和记录为消费者加入监控队伍提供了可能。相较于平台的数据监控，消费者的人为监控才是最要紧的，因为消费者手握评价骑手服务质量的权利，一个差评就能造成骑手利益的损失。工业时代的劳动者在共同的时空中劳动，劳资双方的共同“在场”使矛盾能够真切地显现出来。而外卖行业中共同劳动场所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隐匿了资方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因消费者的加入引发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中所产生的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纠纷，使得二者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并进一步掩盖了真实的劳资矛盾。
（三）“时间竞赛”与内化的紧迫感
在外卖行业中，平台通过设置抢单机制来塑造速度骑手，力图将快速与准时的时间观念深入骑手的个体时间意识，驱使他们对准时和快速送达产生认同，主动将自己锻造成“速度骑手”。抢单机制是一场关于时间的竞赛。首先，在多劳多得的计件薪资制度下，跑单的数量直接影响了骑手的收入，若成为“单王”，骑手还能获得站点的奖励，因此，多抢订单是一种理性考量。其次，抢单行为也是团队氛围感染下的非理性行为。布若威的“赶工游戏”在这里得到了再一次呈现，你争我抢的游戏乐趣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高强度劳动的艰辛，使骑手忽略了劳动过程中的风险，塑造了骑手的集体无意识。在竞争激烈的工作氛围中，骑手变身为专注于抢单送单的高效送餐机器。
平台和管理者深知赢得了配送时间就赢得了消费者的口碑，扣除薪资的方式惩罚骑手虽然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若能将时间观念内化进每位骑手的观念之中，形成思维定势，则会让他们主动加快配送步伐，使“准时送达”有了更多的保障。在抢单的工作机制中，平台以极其巧妙的运作方式引得骑手们主动地加入竞争，使骑手内化了“准时”和“快速”的时间规则，资方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控制更为隐蔽。
（四）全天候劳动：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化
时间统治是资本逻辑精心运作的结果和产物。平台经济的劳动时间更具灵活性和弹性，为配合顾客全天的点餐需求，站点在一天中的必要工作时间以外设置了弹性的工作时间，骑手可在这段时间内依据自身意愿选择休息或继续跑单以赚取更多的收入。这种弹性工作时间的设定使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化，超越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边界的“全天候工作”产生了。平台美其名曰为骑手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其实质是对骑手工作以外时间的觊觎。
德国学者林德斯巴赫（Jürgen P.Rinderspacher）提出，在弹性化时间结构中，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三元时间的社会”，简单说来就是工作时间、生活时间及管理时间的时间，更好的时间管理可以有助于减少工作时间，从而延长生活时间（转引自郑作彧，2018）。在外卖行业中，骑手的时间结构已经在“三元时间”之外分化出时间结构的“第四元”——等待工作的时间。
（一）对时间控制的无奈
看似自主的劳动选择却在平台劳动时间的条件控制下加深了骑手的劳动禁锢。作为一种消费经济，平台设置了严苛的准时、快速时间要求，骑手常常不能不在安全风险与订单配送超时之间做出选择。同时，计件的工资制度安排使得骑手不得不主动延长工作时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全天候的劳动安排。劳动时间的选择自由沦为劳动者自我加码的工具。面对强势的平台，骑手是没有什么谈判能力可言的。平台劳工的“原子化”劳动大大降低了其组织能力，加之骑手劳动的技术含量较低，直接导致其在与管理方谈判时的能力减弱。处于生计压力当中的骑手只得无奈配合平台的时间控制，主动延长劳动时间并提升劳动强度。这种主动接近于葛兰西意义上的“甘愿”（Burawoy，2012），即骑手虽然在时间压力中觉察到了平台的控制，但在难以找到其他更优的替代性选择的情况下，只能无奈地服从平台的劳动时间安排。
（二）情感劳动实践
骑手自主性的情感劳动被用于对抗资本、争夺劳动时间控制权。其一，联合顾客以弱化监控力度。消费者虽然配合平台参与了对骑手的监控，但骑手通过情感劳动实践能有效拉拢消费者配合自身规避全景监控，以争取配送时间、完成自我赋权。在劳动过程中，骑手可礼貌而诚恳地与消费者进行线上和线下的互动，与消费者建立联系，以对抗平台规则，缓解“准时送达”要求下的巨大时间压力。其二，与站长“共谋”以减轻处罚。与传统服务行业的劳、资、客三元关系不同，外卖行业的三大主体之外有一个发挥作用的中间力量——代理商。站长也有在团队中树立威望、获得骑手的信任的需要。利益互惠是拉拢站长参与共谋的根本动力，骑手在日常的劳动中要服从站长的管理，并依托情感劳动主动与站长“搞好关系”。
（三）高频流动形成不稳定的劳动关系
外卖行业因骑手的频繁离职而呈现强流动性特征。作为不稳定劳动者的骑手，在劳资关系中明显处于结构性的劣势地位，没有自己的职业组织和工会组织，隐忍或离职是他们反抗平台控制的唯一方式。外卖行业劳动关系的不稳定表现在劳资双方共同默许了随时进入和退出行业的可能。以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来理解这种不稳定状态可以发现，对劳动者而言，平台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提升了相对剩余价值，同时也加深了劳动者对平台的实际从属，劳资关系遭到“结构性撕裂”（周绍东、武天森，2020；
周新军，2001）。骑手的压力和无奈一旦超出可承受的限度，就容易引发离职，造成行业内劳动力的高频流动。
针对劳动时间控制权，资劳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在劳动时间控制权方面，劳动者的关注焦点由劳动时间的量、劳动时间的质扩展到了劳动时间的自由权力。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时间指涉的是人“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而骑手所拥有的劳动时间自由远非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时间，它只不过是一种选择上的自主。骑手看似自由，实则处处受限，其选择是被迫而无奈的。骑手的主观诉求映射的是该群体在崇尚自由的个体化社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反思性地安排工作与生活时间以完成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吉登斯，1998）。然而，就当下的劳动环境来看，劳动时间不仅没有为工人所真正掌握，反而成为资方加快获取和加深掩饰利润的重要源泉。这也许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平台经济下新的劳动模式需要呼唤什么样的劳动协调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