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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革命时代单位体制下青年的焦虑

时间:2021-04-08 09:36:41 来源:学生联盟网

  摘要: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后革命时代”,大规模的武装反抗以及夺取国家政权的社会实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继续革命”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青年人的身份也由抗争性政治所塑造的“反对者”转换成了当家作主的“生产者”形象,其在革命时代怀有的浪漫主义冲动只能被科层化的管理体制所干预和限制。
  关键词:后革命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单位》;青年;焦虑
  “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也即蔡翔所论述的“革命之后”的时代,“这个革命之后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强调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因此,它就不是以往那种大规模的以颠覆和反抗为目的的革命运动……第二,除了建设之外,它还强调了治理……革命的理念进入‘革命之后’的语境,势必与建设和治理这两个概念产生冲突,这个冲突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①,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用“革命的第二天”来描述革命之后的问题和困境:“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②,即“革命之后”,社会被世俗化和官僚化重新缠绕,“单位”作为后革命时代重要的科层制管理模式,成为官僚主义滋生的空间,同时,在强调治理和建设的后革命时代,青年是“被反复争夺和重新叙述的符号”③,五十年代的青年林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八十年代的青年小林(《单位》),都在后革命语境的“单位”场域中经历着精神和自我主体的嬗变。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予了文化艺术界一股推动力,“一支年轻的文化新军在双百方针鼓舞下登上历史舞台……一批所谓‘干预生活’的作品出现了”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而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小说以调入区委组织部工作的青年党员林震为叙述视角,批评了单位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保守的问题,林震是个有着坚定意志、忠诚信仰的热情而又单纯的青年,原是一名小学教师,带着神圣的憧憬和节日的兴奋来到组织部工作,但是现实的工作状况却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大家办公时间看报纸,聊天,拿最严肃的问题开玩笑,讨论会上抽抽烟,讲讲笑话,打打岔,拖沓两个钟头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这种工作现状让林震陷入了惶恐,他无法清晰判断究竟哪种做法是正确的,是娜斯嘉的还是刘世吾的,而“他自己那些肯定的判断,明确的意见,却变得模糊不清了”。在处理王清泉的问题上,林震与刘世吾、韩常新产生了严重分歧,他在区常委会议上鼓起勇气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韩、刘二人在明知有问题的情况下仍拖延解决问题,使得存在的问题愈发严重,他们“对各种严重的缺点采取了容忍乃至麻木的态度”,但会场轻微的骚动和区委书记的态度让林震有点失望,他无奈发出了“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难啊”的感慨,最初的神圣理想被打破,而自身又无法融入到现实的环境之中,这一切让林震惶惑、迷茫,成了环境的“疏离者”。
  刘震云在八十年代创作的小说《单位》也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主人公小林是一个毕业后在机关工作了三四年的大学生,刚来单位时,“小林学生气不轻,跟个孩子似的”,对一切都不在乎,经常迟到早退,上班穿拖鞋,也不主动打扫办公室的卫生,后来生活的压力使他像换了一个人:上班准时,不再穿拖鞋,积极打扫卫生,尊敬老同志,除了工作积极,政治上也开始追求进步,给女老乔写入党申请书,一月再写一次思想汇报……小说用冷静客观的笔调书写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对小林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进行刻画,特别展现了社会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和销蚀力量,于冷静的叙述中,渗透着冷峻的批判。
  同为怀揣理想热情的知识青年,林震和小林进入单位之后,自我的理想与个性都受到了制度的规训,所不同的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表现的是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对生活的感悟,小说中许多细节“象征着林震的初涉社会的青春理想化身份……突出了他的‘年轻’和‘新来’……突出了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同现实的距离”⑤,林震常焦灼地鞭策自己,他订计划,学这学那,做这做那,他要一日千里,单位实际与理想之间的偏差让他困惑,“追求生活纯而又纯的境界是林震等年轻人的性格特征,但热情、朝气蓬勃与涉世不深、不成熟的矛盾始终困扰着他们……他们的明朗和纯真,与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旧时代的阿谀、苟且的‘遗迹’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斗争中失败或处于劣势的情境,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体现了建国初期青年对人生的认识过程”⑥,林震也渐渐懂了生活的分量并理解了生活中真正的美好,也懂得了斗争的困难与价值。他渐渐明白,在这看似平凡但又充满严峻冲突的区委会,单凭他一个人的勇气是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虽然林震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显示出了年轻人的天真冲动,但他在困惑中依然保有的热情和勇气,也让人感到希望。
  《單位》中的小林本来也活得极为潇洒和自我,有着棱角分明的个性,上班迟到早退,还常约朋友来办公室聚会,老同事劝他要主动向组织靠拢时,他也并不在意。在单位说话也不注意,常对同事顶嘴,与林震相比,小林这个青年人形象已经没有了那种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特别是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开始面对现实,正视入党、房子等问题,同时也为了许多生活琐事烦恼不已,生活的压力使他困在其中挣脱不得。生存状态影响着人的一举一动,小林的个人化生活理想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具体,为了实现生活理想,小林必须要改变自己在单位的地位,提升自己在领导心中的形象,于是小林忍着女老乔的狐臭向她汇报谈心,因为她是党小组长,用给女儿订牛奶的钱送礼,违背内心去给局长搬家,一言不发,埋头苦干,甚至还给局长打扫厕所……小林做这么多的目的,就是想要入党,因为“小林要想混上去,混个人样,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而入党也是和收拾梨皮一样,是混上去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开始”,只有层级地位的提高才能消除生活的匮乏感,生存的无奈以及无形的世俗力量是小林转变的主因,但根源却是人性的弱点和权力机制,是人性深处对权力的渴望和顺从。知识分子的崇高、庄严在社会的“俗世化”趋向下被剥落,精神和理想开始向世俗妥协,并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妥协带来的生存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