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组织自身的净化，是组织自身发展中的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本文从组织行为学的理论视角，以反腐败案例为切入点，探讨全面从严治党在组织的层面上能采取的措施。首先，任何组织作为一个系统都受着自治与控制的困扰，党自身是有着诸多的组织必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其次，现实中发生的反腐败案例恰恰说明了一些党内的非正式组织正在失去党组织控制的可能；最后，针对非正式组织的特性产生根源提出了可供思考的建议。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组织；非正式组织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先后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
讲话，并开创性的提出，将管党治党的理念要求由“从严”上升到了“全面从严”的高度。综合其讲话的精神与内容可以归纳为：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做到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方面，逐渐形成了初级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系。本文以反腐败案例为切入点，从组织行为学理论的视角去探析怎样做到全面从严治党。
一、以组织行为学理论剖析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使命型政党，截至到2016年底，党员总数为8944.7万，基層党组织451.8万个。[1]这是党重要的组织资源，是党带领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织基础，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组织，存在着诸多的组织行为学上的难题。如：怎样管理数量庞大的党员队伍，怎样控制众多的党组织，党员、党组织之间如何实现有效的信息沟通等等。其中最核心的难题是政治组织内部的自治与控制关系。
（一）组织行为学视角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
罗伯特·达尔在《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中指出，拥有多元主义的民主国家在当代面临的一个根本政治性的困境就是控制与自治的关系。他的理论基于对当今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观察，国家当中多元化的组织与民主存在着控制与自治复杂的关系。“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模式，不同的文明发展出不同的制度安排。西方发展出了外部多元主义，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出内部多元主义，两者都具有开放性特征，但具体内涵差异很大。”[2]而罗伯特·达尔指出：“所以大规模的民主制度、所有的民主国家、所有的多头政体都是组织上的多元主义。”[3]同理，中国内部多元主义也是组织上的，因而，不管内部多元主义还是外部多元主义，本质上都是组织的多元主义。那么，以组织为基础的自治与控制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当今的全面从严治党。
欲了解中国政治过程，不得不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从组织的视角看，最明显的特点是多个系统与一条主线，当代中国政治过程的有机运行是有多个系统协调推进的，主要有党的系统、政府系统、军队系统、检察院与法院系统以及工青妇系统等。[4]其中的一条主线指的就是党的系统在多个系统中处于领导的地位。这本身就说明了党是内部多元主义的核心，作为一个核心组织系统，固然存在着自治与控制相协调的难题。进一步深看之，党的系统内部又存在着多个系统，并以党组的形式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有序运行之中。其生存的制度背景则是“民主集中制”，“只要民主程序在像民族国家那样大规模的国家当中被采用，自治的组织就一定会产生。”[5]可见，党内部拥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系统组织是不可避免的。这儿所说的自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治，而是相对意义上的自治：一个组织是相对自治的，如果它采取的行动（a）被另外一个组织认为是有害的，并且（b）除非该行动者在如此行事时，所招致的成本超过了收益，否则没有其他的组织，包括国家政府在内，能够阻止或可能阻止她这样做。[6]尽管一定意义上的组织自治，也即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是组织生存发展不可多得的必要条件，然而正如对于
个人一样，对于组织而言，自治也创造了恶的机会。组织可能利用这样的机会增加或维持不公正而非减少不公正。它们可能损害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来促进促进其成员狭隘的利己主义。[7]因此，正如个人的自由度不能过度一样必须受到限制，组织的自治程度也必须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如在反腐败斗争中，被清除的山西帮、石油帮等就用事实论证的这一点，这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组织学上最根本的意义所在，加强组织的控制，维护组织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宗旨。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组织的自我适应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生活在外部的社会环境之中，与环境发生着双重的互动作用，在互动的过程中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与输出。组织赖以生存的
资源必须依靠环境的供给，发展的机遇基于对环境的感知，但同时组织也在互动过程中塑造着环境。组织开展一切
活动的效率不可避免的要受制于外部环境的优劣。所以组织适应环境是组织存货的一个必要性条件。世界存在的奥妙之处就在于不断变化，特别是在当代的生态背景之下，科技的革新简直就是日新月异，整个社会逐步实现所有人的即时性沟通，信息技术推动下的国际交往正在形成地球村，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构成要素的紧密相连，逐步形成一个有机体。所以，几乎所有的组织都面对的是一个动态的、变动不定的环境，这又反过来要求组织适应这样的环境。[8]
党在新世纪之初提出“三个代表
思想”，是党面对环境的变化对自身建设做出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党中央针对变化了的新环境所进行的又一次组织变革。
（三）使命性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伊始就指出：“党的十八大强调，我们担负起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9]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组织，严格要求自己，是保证自身先进性，是自身建设的基础。从源头来说，党从其诞生时开始，就以肩负民族的使命为奋斗目标，一是以完成反帝反封建为核心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二是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中以及反对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建立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的根本任务。因此，无论是从其诞生根源来说，还是自身成长来说，党的自身建设就是与国家建设相互促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党必须按照不断随时代更新的铁的纪律要求自己，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纯洁性，另一方面在以自身建设促进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将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到了自身的发展之中，从而形成了担负起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使命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