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９：少年中国学会
１９１９年最耀眼的历史标签是“五四运动”；但最重要的历史标签，则是“少年中国学会”。这一年，他的一个边缘成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大呼“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宣言，但这宣言意味着：时代已经输掉了他的青年，青年已经决心造就一个新时代。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是１９１９年的７月，２８岁的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演讲时的结束语，胡适说：“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这一年，“少年中国学会”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聚集到了一起。这些青年厌倦了这个时代；厌倦了这个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要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又过了２０年，时人不无惊讶地发现：活跃在政坛上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许多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天下，果然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天下”。
聚合：“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于１９１８年６月３０日，由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七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于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发起人王光祈日后曾如此解释当日发起“学会”的缘由：
“学会何为而发生乎？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
另一位会员李璜的描述，要更为具体一些：
“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故从‘五四’之前一年又从政治改革转向到了思想改造。”——这里面显然深受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大多认同“国民程度与国家程度呈正比例关系”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学会当日定下的宗旨就是：
“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基于这样的理念，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王光祈们希望学会的会员们远离现实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打下根基。于是有了这样的学会规定：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
首批会员，日后的南京分会创始人黄仲苏，如此回忆学会初创时的气氛：
“‘少中’学会初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律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会员莫不反对封建主义，祟尚进取，重视新知识，于各种新制度极感兴趣，思想自由，．不受约束，所持信仰亦不一致。”
“（会员们）平日务求言行一致，尤以虚伪、敷衍、放纵、标榜诸恶习为戒。聚首时每有辩论，无不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事后则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会员间来往通讯，讨论修养、科学、政治活动及一般社会问题之函件，载在《少年中国》月刊者，皆至亲切感人，尤为当时一般青年所争诵者也。”
另一位会员方东美晚年回忆：“（学会会员）共计一百有八人，皆个性独特，而思想自由，情感富赡。平居生活抑又律己甚严。吁衡时艰，触发问题，写为文章，先后发行《少年中国》及《少年世界》两种杂志，风声所播，全国掀动。”
理想：思想不革新，社会不改造，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理想中的“少年中国”究竟是何模样？如何达成那种模样？学会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如此描述的：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少年中国’，大家都在共同书写“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相对于李大钊抽象的描述，另一位创始人王光祈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似乎要具体很多：
“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
什么样的“少年中国”才“适合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呢？王光祈主张先从改造每个人的生活开始：“我们要创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打破形式主义，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在一封给夏汝诚的书信中，王光祈谈及自己从困顿人生中获得的感悟：“（我）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读。……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
具体到政治体制，王光祈也有很具体的看法，他曾研究过同时期载欧洲风靡的社会主义，也研究过在俄国推行的列宁主义——１９１９年的青年，多少都有过类似的思想经历——王光祈担忧列宁的俄国会导致“国家权力入侵私人生活”：
“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
虽然王光祈们对现实政治往往有自己独立的认知，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一开始仍然坚持了会规中“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的规定，远离政治活动，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活动中，包括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试验；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后出版“少年中国丛书”３０余种；《少年中国》月刊畅销九省，远至日本，影响力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推行了“新村运动”实践、“工读互助团运动”实践。
总而言之，学会达成理想的“少年中国”的手段，绝不能是政治的，而只能是社会的。对此，王光祈曾特意撰文《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详细回顾中国自戊戌以来所有政治变革遇挫的历程，最后沉痛说道：
“主张政治改革者之效果，我国民在此三十年中已饱览遍尝，几疑黄帝子孙将从此永无得见天日矣。”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归国青年胡适打出的“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的宣言，得到了王光祈和学会高度的认同，王光祈宣布：“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许多年后，学会会员左舜生如此回忆当年的学会生涯：“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另一位会员，“战犯”李璜，也在台湾回忆起当年意气风发的日子，他谈起一位老朋友——毛泽东——用了“会友”两个字来称呼他。王光祈曾在１９１９年评价这位湘潭青年：“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作者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１９１９年，这名叫做毛泽东的青年公开刊文，如此描述自己的理想：“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１９１８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在他的这个“新村计划”中，学生每天睡眠８小时，游息４小时，自习４小时，教授４小时，工作４小时。毛泽东说：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必需的细胞。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
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他所描绘的这种“新社会”的蓝图中主要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毛泽东说，这种新社会，是一种“新村”；“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
那一年，毛泽东接到学会印制的一份“‘少中’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他明确地填写了四个字：“教育事业”。
离散：青年们抛弃“社会改良”，投身“社会革命”
但终究，不涉入现实政治活动，只关注社会改造的学会规矩，还是被打破了。
这种打破，或许是某种必然，用会员李璜的话说：“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乃是其中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所以，《少年中国》月刊从出版之日开始，搞社会活动还是搞政治活动、能不能搞政治活动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王光祈也很清晰地看出，会员中“有信仰国家主义的，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有信仰安那其主义的，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如果学会的活动局限在社会活动中，信仰的不同并不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倘若设计到政治活动，信仰的不同就足以造成学会的分裂。会员邓中夏说：“甲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俄罗斯。”
但在创始人王光祈看来，这种主义信仰的不同，不是坏事，反是好事。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多种主义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换言之，王光祈认为当日国人的思想陈旧，不足以成为任何主义生存的基础土壤，故而首要之务不是决定采取何种主义去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先必须用社会活动来更新国人的思想。单纯地抄袭美国宪法，模仿英国政治，是不能成功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义必须的预备工夫，先决问题”，这个“预备功夫”，就是“革新思想，改造生活”。王光祈说：
““我不是反对鼓吹主义，我是反对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第一段路走完了……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
但通过社会改造来造就新中国这条路，路漫漫其修远兮，部分青年们显然是等不及了。１９２０年，李大钊首先站出来，要求学会确立自己所信奉的主义。理由有二：１、学会已经有了两年的“切实研究”，该对主义问题做个结论；２、这段时间社会上冒出各种团体，都有鲜明的主义的旗帜。到了１９２１年，北京的部分会员甚至提出了“必须采用一种主义，而且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要求。
１９２１年７月，学会成员在南京集会，共到会２３个代表。会上，就是否要有一个主义，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表决：主张不要主义的六人，主张要主义的十七人，其中有些只是主张要研究主义。讨论主义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讨论到了是否应该容许会员自由从事政治活动，结果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讨论的结果是：将直接加入现在政界，定义为狭义的政治活动，将打破现在政治组织从事革命，定义为广义的政治活动；然后将广义的政治活动包括到“社会活动”之中，表决结果，十九人赞成，三人反对。
也是在这次会上，王光祈为“学会容许”的“政治活动之例外”重新作了规定，即容许“推翻一切强权政抬之一革命运动”。
再往后，越来越多的会员投入到现实政治活动去了；依赖社会活动创造“少年中国”的梦想，越来越少有人提起。１９２５年，学会停止活动。此后，会员们各奔东西，在国共漫漫内战的战场上拼死搏杀。
“少年中国学会”的解体，意味着通过文化改良和社会改良来造就一个新中国的梦想，在青年群体中的破灭。此后，越来越多的青年们积极投身到一场比一场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去了。至此，不但政治层面的改良在中国近代死亡，连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的改良，也彻底死了；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此起彼伏，从未稍歇。
结语：
青年们在１９１９年用“少年中国学会”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彻底绝望，表达了对上一代知识分子（以梁启超为代表）“政治改良”理想的否定，也表达了对上一代革命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理想的否定。时代输掉了他的青年们，青年们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
１９２１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式微，则意味着青年们对“社会改良”道路的失望和抛弃，意味着“改良”终于彻底失去了他的青年，青年们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革命”的道路——这年夏，中年人章太炎在他上海的书房里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说：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但是，学生绝不等于国民。即使他们一度被赤化，也早晚会有放弃那些主张的时候。这样说是因为国民性所致。国民对于中庸的热爱，要远远比一时的冲动更加根深蒂固。”
另一位青年人李汉俊则对芥川龙之介说：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革命”，就此成为一代青年的终极信仰。福兮？祸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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