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在经历一场进入工业社会200多年来最重大的变革，但他们还没有察觉。
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蒸汽机以及后来的电力应用，提出了一个要求：剥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让他们一无所有，变成“自由劳动者”。劳动力成为商品，以商业交易的方式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不允许也不可能再分离。
20世纪，烽烟遍地的革命让这种结合变得不稳固，把劳动者变成机器的泰勒制日渐臭名昭著，于是资本变得温情起来。亨利·福特以“让工人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为宣传文案，大幅提高工资，真正目的则是把劳动力继续羁縻在企业里，服务于资本。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在《个体化社会》一书中评论的那样，福特的“这种理想就是要把资本和劳动力维系在一个统一体中”，“它就像天堂中亚当和夏娃的结合，任何人类的力量都不可能使两者分开”。
20世纪末期，信息技术成为通用技术以后，工人的个性更加鲜明起来，试图摆脱组织严密的工业制度的倾向更为明显。
反映在中国，21世纪初频繁出现的“用工荒”，以及90后工人厌恶严格管理、偏爱打零工、“游击式打工”的特点，让企业苦不堪言。就像福特主义的回光返照一样，劳动者的处境随之得到大幅改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博弈关系更趋于公平。
然而“亚当和夏娃”最终还是要分手，因为“最重大变革”袭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信息技术进一步迅猛生长，人工智能崛起，尤其是后者所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让工业组织发现，原来自己可以不需要劳动力，机器可以代劳那些容易程序化、不依赖社会互动的工作。
于是，工人被精准且不知疲累的机器臂从岗位上排挤下来。如果说过去曾经存在对劳动者的恶劣对待，都是由历史条件所精心设计的欲拒还迎，而这一次，资本是真心实意地说再见。对于工人而言，在20世纪是憧憬离开“监狱般”的生产场所，而今天则是被迫离开。
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工作岗位灭失，不止于制造业，而是蔓延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那些丢失了原有工作的劳动者，并没有彻底失业，在信息技术的笼络下，他们一批批地成为了小微企业的一员，或者表面上的自雇劳动者。
也就是说，眼前的社会正在个体化。
此时的个体化和鲍曼所谓的个体化不同，后者仍然是一种意识状态、文化状态，而今天的个体化，是真真切切的生产关系重构的表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成为通用技术，拆散了200多年来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态—“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工作”。人们现在可以分别孤立地存在，由看不见的信息纽带组装成一种隐形而高效的合作，就像去年去世的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所说的那样—“地理学终结”。
每个个体似乎都是自己的老板，真相则是，纽带本身变成了所有人的老板。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技术替代
2018年9月25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引用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其中的数据提及，中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在2012年达到2.32亿人的高点后，呈现连续5年减少的态势，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从2012年的30.3%下降到2017年的28.1%，5年累计减少超过1400万人。
与之对应的是另一组数据。2018年8月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上透露，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14.1万台，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
除了那些不再被需要的行业，每一个带有“传统”标签的行业都会对应着一个新兴业态，它们满足本质上相同的需求，但以不同的组织方式存在。
前后两组数据相互映衬，可以获得一个结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连续减少，其背景是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人工智能兴起，人类就业减少，这样的对应关系不限于制造业。
此刻的街头灯火辉煌，银行就在窗外的马路对面，而我对它已经有些陌生，因为至少有一年时间没有跨进去过，包括自助银行。对于更多更年轻的人而言，脱离银行的时间还会更长。
从中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银行的柜员岗位必然在大幅削减。数据和直觉相吻合：2017年全年，国有五大行员工数量共减少2.7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柜员；这一年，农业银行减员9391人，其中9189人是柜员；建设银行全年减员9861人，其中7264人是柜员。
时间越往前，技术的能量越大。手机银行、智能柜台，正在“掃荡”的不仅是柜员，还有ATM机。过去几年研发和制造ATM机的企业大多在支付宝、微信支付的冲击下濒临绝境，有的企业一年利润暴跌九成，数字上已经接近零利润。那么我们又可以进一步推论，ATM机生产和销售行业同样会大幅减员。
这样的情形，几乎可以扩展到任何带有“传统”标签的行业。
克里斯坦森所谓破坏性创新，在今天这个时代才成为普遍的景象。李开复在2018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受到人工智能冲击最大的工种是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以及涉及大量常规优化工作的行业，如快餐、金融证券甚至是放射医学。
问题是，岗位减少，但人还在，而人要生存，则必须劳动。人都去哪了呢？或者换句话说，人都从事什么工作去了？
个体化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感受到普遍性的失业阵痛，也就是说，被新的通用技术所挤出的劳动力，还能在某些领域再就业。
除了那些不再被需要的行业，每一个带有“传统”标签的行业都会对应着一个新兴业态，它们满足本质上相同的需求，但以不同的组织方式存在。比如传统制造业之外还有互联网工业，与传统金融相对应的有互联网金融，而ATM机没落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软件架构工程师出现。
以上是一种安置的途径。新技术造成原有岗位灭失，但同时提供了新岗位，尽管所安置的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同一批人。不过，因为效率提高，新的功能相类的组织所能提供的岗位数，将明显少于丢失的数量。
所以，在原本存在的行业，人员的挤出是绝对的。
中和性力量来自一些完全新生的行业，或者在技术进化中逆势膨大的行业，以及从工业组织简化过程中催生的行业，我们已经能够直观感受到他们在周围的大量存在。
完全新生的行业，有电商、微商、代购、跑腿、自媒体、经营性的博主、网红、直播、提供知识服务的团体或个人。
在技术进化中逆势膨大的行业，有个体维修、外卖员、快递员、出租汽车司机、依托于线上销售渠道的小生产者（线上摊贩）等。
从工业组织简化过程中催生的行业，如明星工作室以及作家、画家、出版人和其他艺术家工作室，独立的第三方营销、公关、法务等团队。
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具有明显的个体特征，或者是自雇劳动者，或者是少量雇佣的小团队。
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出现，不只源于新技术应用的冲击，市场竞争也是一股重要力量。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需要非常巨大的投入，天然地具有垄断和集中的特性。因此今天的行业竞争早已不是价格竞争，而是经济权力、资源控制力的较量。整体的方向是大者更大、强者恒强，比如阿里巴巴的发展，事实上几乎屏蔽了同类竞争。中间地带的生存非常艰难，那些在中间地带艰难存活的企业一旦失败，就几乎永无翻身之日—重新进入的门槛太高，老板、管理者和员工都很容易沦为“个体”。
个体创业，塔尖的佼佼者当然也可能成为“独角兽”，在资本引爆下快速聚变，但基于同样的市场逻辑，它们的荣耀同样会创生一大批同行业的失败者。多管齐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式的“个体户”。
人们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次通用技术普及与过往的不同。前面三次科技革命，事实上都是承认泰勒制的，无论蒸汽、电力还是信息技术，都是对人的工作进行切分和组合，提高管理和合作的效率，但人工智能则是直接替代人的工作，过去曾存在的管理学理论将变得多余。基于人类体能的科学分配而设计的8小时工作制、轮班制全部不在考虑范围，同样地，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必再关心。
两种乐观的声音很有代表性。
一个博主、一个直播网红、一个外卖员，莫不如此，他们的生存所系看似极端分散，其实也极端集中。
一种认为“总有一部分工作无法替代”，这是稀泥派。在伦理尚能防范人工智能在未来掌握政权之前，这是对的，问题是“一部分”是指多大的部分，其比例是否在社会承受的极限之内？
另一种认为，新技术可以把从生产领域替换下来的员工转移到新的互补领域中，通常这对整个社会来讲都是有益的，这是力挺派。这种意见的阐述者本身也是心虚的，因为互补领域能够“分流”多少比例非常不确定。
况且互补领域本身也被人工智能所侵蚀，比如前面提到的外卖员、快递员、司机、柜员，未提到的门岗、餐厅服务员、洗碗工、仓管员、分拨调度员等，一样已经被挤压。
“老大哥”
把当今技术背景下产生的个体户称为“新式个体户”，是因为他们有区别于过去的特征。
暂不考虑那些无奈情形，一般意义上说，一个人为什么愿意成为个体户？
这里涉及的是人类文明从来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怎样的人生才是美好的。个人的独立可以获得自由，而栖身于某个强大的组织则可以得到保障，自由和保障之间持续两难，唯有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才可能导向美好的生活体验。
历史的演进总体上一直在追寻那个合适的比例：奴隸—臣民—公民……在市场化条件下，做一个良好生长的个体户，既拥有自由，又可以自我保障，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动机。1990年官员、学者的下海潮，无非也是指向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愿景。
但今天的个体户能够实现这一愿景吗？
由于新式个体户都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它的可靠性可能还不如1990年代。和传统个体户的“地基”是由国家提供的法律、制度环境不同，新式个体户的“地基”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预知的不确定因素—他人的喜怒。他们的存在所依赖的基础环境，就其产权而言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公共品，事实上是私有财产。
比如，一个写作才能出众、社会敏锐度很高的人，可以独自一人或者带领一个小团队，获得极高的平均个人产出，但其大厦永远建筑在沙滩上，因为“地基”属于他人，一旦被收回，就一无所有。典型如自媒体，每天都有人在因为瞬间的失去（封号）而痛哭流涕。
这是新式个体户共有的硬伤，尽管它可能并不总被意识到。这一硬伤不止于知识服务。我经常光顾一家小店铺，三个年轻小伙子联合制作各种肉卷，生意非常火爆，他们主要的销量来自网络平台。那个私有的网络平台决定他们的一切，如果被平台拒绝，则眼前的兴隆景象瞬间就会幻灭。
新式个体户之所以能低成本达成交易，背后还有全新的信用体系在支持，这就是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信用控制和便捷支付手段，它让交易双方不必相识、不必见面，也不必耗费成本去评估对方的信用水平，就可促成交易的瞬间完成。这一基础性的支持系统同样是私有财产，如果它对任何一个个体关上大门，也都意味着毁灭性打击。
一个博主、一个直播网红、一个外卖员，莫不如此，他们的生存所系看似极端分散，其实也极端集中。基于合作共赢的理性约束，个体被逐出平台或系统只是一种可能性，总的来说比例很小，但不可忽视，这是今天的个体户普遍的隐忧。即便平台（纽带）在情绪上是稳定的，它自身在市场上的崩溃风险也威胁着其中无数“个体”的存活。
戳破这一点，目的在于解析今天的个体户其实是假个体户，自由和保障也都是虚有其表，每个个体户的后面，都可能站着一个共同的阴影—几个平日里不可见的隐形的老板，他们是隐形合作纽带的掌控者。
这是一盘巨大的看不见的棋局，下棋的是极少数的人，每一个自以为是小老板或自雇劳动者的生产者，都是棋子。这正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里新的生产关系，它把控制和征税埋藏得更深。
由于无数的个体户是服务于全社会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的，因此，所有人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其实都在强大的资本控制之下。新技术条件下逐渐个体化的社会，真正的面目其实是日益寡头化的社会。
我们乐观地以为，社会是朝着远离文学性的“老大哥”的方向行进，但事实恰好相反。只不过，这个“老大哥”出身于经济权力。
可能性
2018年2月份，普华永道发布的一份全球报告，关注自动化带来的工作丢失的风险。新西兰媒体在报道这份报告时，采访了普华永道新西兰创新合伙人Andy Symons。
他说：“数据显示，就算全球都面临着自动化的浪潮，但是新西兰还是有机会继续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新西兰劳动力自动化程度较低。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满。”
今天的社会的确呈现出明确的个体化趋势，但如果人们无法从制度上控制人工智能对社会的极化效应，所谓个体化社会就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有意思之处在于，在新西兰，“劳动力自动化程度低”成为了可能“自满”的理由，Symons提醒新西兰人，企业和政府都应该制定战略，关注员工的再培训，并建立教育系统帮助那些被自动化替代了的劳动力。在美国，史蒂芬·霍金和埃隆·马斯克等精英都曾严肃警告政府和社会应当关注人工智能未来的威胁。
而我们在国内更经常看到的报道，是对自动化程度提高的热情（天真）欢呼，有时甚至会以“厉害了”作为标题的开头。社会大众还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动化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作一个简单推演。
自动化会把越来越多的人逐出物质生产行业（工业和农业），因为物质生产行业最容易程序化而且其劳作不必依赖社会互动，一家工厂里没有一个工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由于智能化成本很高，物質生产行业就会越来越集中，而彻底智能化又可以实现无限生产。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将会向极少数人急剧集中，人们的衣食来源被极少数人控制。
随着这个集中过程的循环发生，意味着购买力会被不断回收。被挤出到服务业的劳动力，会越来越窘迫。
接下来……
经济学家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带来15.7万亿美元的财富，很多收益来自自动化取代大量人工的工作。
李开复在前述文章中认为，未来由技术导致的财富与阶层上的悬殊可能演变为更深刻的裂痕：撕裂社会结构，挑战我们的人格尊严。
今天的社会的确呈现出明确的个体化趋势，但如果人们无法从制度上控制人工智能对社会的极化效应，所谓个体化社会就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过渡的目的地有两个。
一是如李开复说的，社会结构被撕裂，人格尊严被挑战，直白一点说就是大部分人像动物一样被大资本“圈养”起来，反乌托邦小说里的场景成为现实；
二是因为劳动者被迫激烈对抗，最终重塑所有制，让所有人工智能转变为一种公共财富。
任何一种目的地，过程都非常惨烈，尽管目前还属于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