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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人咏茶诗研究

时间:2022-11-05 14:00:03 来源:学生联盟网

董守轩

《中国茶叶大辞典》认为:“茶诗是以茶为主题或吟咏中及茶事之诗。”故无论是采茶、煎茶、饮茶等基础的茶事活动,还是由此衍生出的咏茶、论茶、品茶,都属于茶诗的范畴。目前学界对咏茶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唐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特定时期内的茶诗展开整体研究,如李精耕、杨冬华的《唐代 茶诗初探》。该文以量化统计和文本结合的方式,对唐代五百余首茶诗作了整体梳理。其从题材内容、艺术特征、文化内涵等角度出发,深刻揭示了茶文化和唐诗的联系。此外,扬之水的《两宋茶诗与茶事》、蔡定益的《论宋代诗歌中的茶文化与崇玉观念》等也都属于宏观研究的范畴。另一类是对具体作家的茶诗进行分析,如余悦的《黄庭坚与中国茶文化》。该文结合黄庭坚的生平及时代背景,对其创作的茶诗和茶词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准确论述了宋代士大夫们的茶道观,对茶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崔广莹、胡家浩的《苏东坡的茶诗及现实意义》、李懿的《苏轼咏茶诗的生命情境与文化意蕴》等也都属此类研究。

学界对宋代茶诗的研究是较为全面的,而对于与之并立的金代的茶诗,却未能予以充分的重视。事实上,金之咏茶诗沿袭于宋而又有别于宋,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今借鉴传统唐宋茶诗的研究方法,通过古籍文献和各类数据库,对金代茶诗的作者和作品进行量化统计,掌握其概况。在此基础上,从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历史沿袭等角度入手,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对整理出的百余首茶诗进行一番阐释,从而探究其在金代的发展。

据《全辽金诗》《中州集》《全金诗增补中州集》等文献记载,金代咏茶诗共123篇,涉及58位诗人,约占金代诗人总数的25.6%。其中以元好问和王寂的诗作为多,元氏存茶诗12首,王氏存茶诗11首,两者相合,约占总数的18.7%。从作者构成上看,金代茶诗的创作者仍以传统士大夫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宗教人士及隐逸文人。其中,官僚士大夫人数较多,共38人,占作者总数的65.5%;
道教人士共13人,占总数的22.4%;
隐逸不仕者7人,占总数的12.1%。此外,在金代的茶诗中,抒情言志类所占比重极大,共81首;
记叙描写类占比较小,只有42首。因此,这些诗作往往“重意”而“少叙”,更重视主观情思的寄寓。其在内容上大抵继承了苏黄以来以茶言志的传统,同时也出现借茶事写离乱、用茶诗传道等新的形式。从语言上看,金代茶诗既有汉文化的雅致含蓄,也保留了北方民族自身质实贞刚、慷慨苍凉的语言特色。文人们吟咏茶韵之余,往往也以奇崛之笔描绘个人的坎坷和世情的冷暖。总之,这一时期南北文风的融合交汇,使得茶诗发展呈现出新的风貌。

(一)以茶消愁,聊以慰藉

宋代以来,饮茶之风逐渐盛行。茶作为一种清淡雅致的饮品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甚至出现《茶录》《大观茶论》等专门论述茶叶生产和茶饮品鉴的著作。受南朝茶文化影响,一些金代文人在诗歌创作中会以茶言愁,通过咏茶来表达个人的情思。这类茶诗多是诗人在失意困厄时所作,如王渥《有寄》、蔡松年《七月还祁》、宇文虚中《郊居》等。其中王渥的《有寄》写于京都蒙尘,自己流亡之时。诗首联介绍背景,所谓“十年铁马暗京华,客子飘零处处家”,一句便道出流落异乡的心酸。颔颈二联则通过“征雁”“小梅”“汝南花”“檐雀”等意象,营造出凄凉悲苦的氛围。总览全诗,前三联或写景或介绍环境,皆是氛围之渲染,为在尾联更好地进行情感宣泄。故末句谓:“旧雨故人应念我,不来联句夜煎茶。”诗人在夜雨声中独自煎茶,通过“茶”这一意象表达出自己流落异乡的孤苦寂寥,以及思念友人而不得见的万千愁绪。

又如蔡松年《七月还祁》一诗云:“西山月中淡,夜茶煮松风。”看似平淡悠然的语言,实则是对个人命运无可把控的茫然与惆怅。其时蔡氏虽随父仕金,但内心深处仍对宋朝充满眷恋,在诗歌中表达“身宠己辱”的复杂情感。此外宇文虚中的《郊居》、李俊民的《茶》《卧》、刘仲尹的《夏日》等诗,也都借助“茶”这一文化符号,传达个人的失意与落寞,从而达到以茶消愁的目的。

(二)借茶言志,展示品行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9](卷一,P563)诗是作家寄托志向,表达情思的重要武器。金代的咏茶诗除了写愁,也常用来言志。这类言志的茶事诗或侧面烘托,或主观叙述,角度多样而富于变化。如元好问《独峰杨氏幽居》以茶写杨氏的傲岸人格,其云:“惆怅朝阳一茅屋,酒船茶灶负生平。”卷三,P542)诗句并无修饰之笔,而是以白描的手法写景,连用“茅屋”“酒船”“茶灶”三个人文意象,衬托出幽居主人的孤高不群。

除利用外在事物侧面抒怀外,金代茶诗也会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言志。如李纯甫《杂诗六首之四》的颈联云:“仰峤圆茶梦,曹山放酒颠。”(作者化用仰峤茶梦、曹山酒颠的典故,塑造出一个豪放不羁的狂士形象。尾联则进一步升华情感,使诗歌的气势达到顶峰,其曰:“书生眼如月,休被衲僧穿。”在恣意放旷之间体现出诗人超脱世俗、洒脱飘逸的不凡气度。

(三)诗文交游,吟咏雅趣

金元时期,“饮茶”这一行为已从汉魏时期的单纯饮用变成了附着审美性、艺术性的风雅之事。由此,诗人们开始把“茶”作为一种交游和吟咏的工具。“以茶相交”“吟咏茶情”也就成了咏茶诗创作的又一个重要主题。

闲暇之际,诗人往往会偕同三两好友,约一僻静佳处,于良辰美景间煎茶游戏。刘志渊《东溪赵大师献茶有作》这样描绘烹茶时的精巧技艺,其曰:“玉瓯神水点灵砂,妙手烹成瑞雪花。”(将玉器中甘甜的溪水倒入砂茶壶中,经过大师精湛的沏茶技艺,壶中的水竟如同雪花一般沸腾开来。接着,由烹茶引入对茶味的描写,所谓“昔日卢仝曾得味,我今全省是黄芽。”借卢仝品茶之典故写黄芽茶香的芬芳馥郁。

与之不同,李俊民《陶学士烹茶图》则描写自己与友人在斗室内煮茶游戏的雅趣,诗曰:“斗室天寒对酪奴,竹间雪鼎与风炉。”斗室,即残破狭小的屋子,酪奴则是茶的别称。此句以屋内的残破寒冷为背景,描绘诗人在冬日与友煮茶时的情形,体现出文人交游的悠然雅趣。

此外,一些咏茶诗也通过“独饮”来表现文人的审美情趣。如元好问的《茗饮》故作夸张,言茗饮可使人入仙境,从而描绘出品茗给人带来的身心之悦。又如李道玄《雪》曰:“茶余烟暖无余事。”以素雅之笔写自己饮茶后内心的闲适恬淡。

(一)以散文之笔入诗

《瓯北诗话》曰:“以文为诗,自昌黎始;
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故“以文为诗”之笔法,虽起于唐而实兴于宋也。北宋灭亡后,金朝统治者借才异代,主动学习汉文化,并吸纳了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一大批由宋入金的汉族文人。金代的咏茶诗继承了苏学“以文为诗”的艺术传统,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往往兼取多种表达手法,集记叙、描写、议论于一身,通过巧妙的布局使诗歌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

如徐守谦的《海会寺诗之四》一诗在首联就展开议论,并交代作诗缘由,其云:“俗世纷纷厌官游,山林劝我早归休。”表达了诗人厌恶官场,渴望归隐山林的心境,在发端处奠定全诗的情感基调——隐。颔颈二联转入对山中景物的描写,通过塑造“野花禅房”“幽竹雨苔”等审美意象表达对山林的热爱,进一步强化归隐之心。尾联则记叙茶事,写自己与僧友在山间饮茶听鸠的悠然恬淡,为全诗作结。此诗的逻辑性较强,诗人先言起因,次观山景,后写茶事,注重内容的起承转合。同时运用多种手法,以多维的视角叙事,有力地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以文为诗”强调诗歌的流畅自然,即不拘于格律,追求行文的自由之美,具体表现为关联词、虚词及散文句式的大量使用。如赵秉文“幽窗不知春,但觉寒转加”,此句用“但”表示转折关系,虽已入春而自己却没有察觉,为下文“急埽枝上玉,为我试新茶”的饮茶赏春做出铺垫。玄虚子“若是有人知此味,清香胜过赵州茶”,此句用“若”表示假设关系,以较为夸张的方式勾勒茗香之清远。李俊民“一室散天花,一榻飏茶烟。家风嗣阿谁?残月晓风禅”卷三,P177),此诗末联中的“阿”为语气词,无实际意义。又如王喆“茶,茶。瑶萼,琼芽。生空慧,出虚华”,此诗句式变化复杂,打破了传统诗歌五七言的固定格式,而具有散文的参差错落之美。

(二)化用前人典故

金代咏茶诗善于化用前人的典故,将其不着痕迹地融进自己的词句之中,使文辞典雅凝练而富有韵致。这些典故类型多样,有的与茶联系紧密。如王喆的《五首之一·咏茶》:“一杯唯李白兴,七碗属卢仝家。”卢仝是唐代著名诗人,其精于茶艺,有《茶谱》《七碗茶歌》传世,时人往往将其与陆羽并称。王喆在此处化用李、卢二人的典故,既提高了诗歌的格调,也体现自己饮茶言道之风雅。李白有“诗仙”之称,卢仝有“茶仙”之誉,两位名满天下的诗人不仅长于诗文,亦热衷于道家文化,诗歌中往往会附着一些超脱、隐逸的思想。而王喆作为全真道创始人,在茶诗中引这样的典故,也是较为妥帖的。此外,王喆的《和传长老分茶》《题茶坊》等诗作亦多引“七碗茶歌”“蓬莱仙茶”之类涉及茶文化的典故,以加强诗句的艺术感染力。

此外,有的典故虽看似与茶事无关,但也能突出诗的主体情感。如元好问的《醉后走笔》一诗运用了大量典故进行修饰。此诗篇幅较长,按情感类型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十四句为第一个阶段,化用屈子等人之典故,将“湘妃山鬼”“渔夫独醒”“沧浪之水”“短灯檠子”等典铺陈于诗句之间,通过追忆古人来表达内心的孤高不群和忧愤之情。此诗是遗山暮年归乡后所作,其时作者所侍奉的金政权已为元朝所灭,故元氏深感飘零亡国之痛,假借茶事而抒幽思。金的灭亡不仅因为外部宋元联军的进攻,更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腐化。因此诗人大量援引屈子的典故,用豪壮之笔抒怀。后十四句为第二个阶段,此时诗歌的主体情感情调由奔放不羁转入惆怅哀婉。这一部分里,作者化用了彭祖、庄子及盗跖、颜回等典故,通过宇宙和人间的交织变幻,表达自己对世事变幻无可奈何,因而只能借助茶酒自宽。此诗通篇用典,作者将不同的典故按照情感的变化顺序合理铺排,情感真挚而富于变幻之美。

(三)重茶意茶境

金朝建立之初,上层统治者并无饮茶品茗之传统,且当时较为有名的茶叶,如双井茶、紫笋茶、玉津茶等亦多产自于南方。故其所用之茶多来自于宋代的岁贡或双边的商贸往来。在此条件下,诗人无法近亲临茶叶产地,详细观察茶的生长状态,咏茶的主体也就会偏向于茶意、茶境等文化意境的塑造。如元好问的《茗饮》,首联交代饮茶缘由,为酒醉后煎茶醒酒。颔联引入对茗饮环境的描写,所谓“槐火石泉”“禅榻落花”,在一个靠山泉而伴落花的自然景致中展开茶事活动,以此也可衬托茶境之淡雅。后二联写茶饮带来的审美体验。其中,颈联将茶水喻作春露,言春露可随清风而溢香万里,以虚笔描绘茶香之盛。尾联则充分发挥想象,仿佛置身于华胥氏之国而感到如梦如幻。全诗结构完整,前二句写景叙事,后二句表意抒情,通过景色和情感的多层渲染,营造出朦胧飘逸的意境。

又如刘著的《戏作小诗二首之一》,通篇不涉“茶”“茗”等字,而以雅称别名代之,首联中的“建溪玉饼”指建茶所碾制之饼,因其色彩明艳、香气馥郁而得名。颔联中的“双井”“日铸”亦是宋代茶名。颈、尾二联则由茶叶本身转入茶意茶境,其曰:“忽听松风翻蟹眼, 却疑春雪落寒江。”咏茶是文人间的风雅之事,作者在这里选取了“松风”“春雪”“寒江”等清幽深远的意象,将这些意象与茶事巧妙地融为一体,展示茶味的同时也体现了文士的风雅。此外,朱澜、杨宏道、李俊民等人的诗作也都以凝练的语言塑造意境,注重茶诗的写意。

(一)南北文风的融合

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联系紧密。《文心雕龙》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绍兴和议,宋金大致沿淮河、大散关一线对峙,这对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金朝政权的建立给当时的北方文坛注入了一股豪迈贞刚、清劲遒劲的风气。金朝为加强统治,采用“借才异代”的策略,大量吸收汉族文化,这使得南北文风进一步融合。这具体表现为摒弃宋诗中繁缛议论的一面,而汲取其中朴素清新的部分;
沿袭宋诗的各类体制,并根据自身的民族特色发展出新的文学形式;
摆脱宋诗纤细柔婉的风格,代之以刚健雄浑的自然之气。

在南北文风的影响下,金代茶诗呈现出新的面貌,清新流丽和洒脱豪迈成了诗歌的主要风格,词句重质且情感真挚。如史旭的《梨花》一诗,前二句以时间顺序铺排,将老来花前饮茶和少时携酒寻花的动作进行对比,反映出作者对往日的追思,词句流畅而不事雕琢。后二句抒情,借梨花下饮茶之事回忆年少,文辞通俗明快,却自有一种今昔变幻的淡雅之美。又如王庭筠《道村》:“僧迎方拥帚,茶细旋探檐。”如自然白描,以平实的语言描绘“僧人拥帚”“茶烟探檐”之场景。

与上述诗歌相比,李俊民的《茶》则更具豪壮之气,其首句“人多愁水厄”卷三,P173)写世人多不解茶意,只觉其苦涩。第二句“若个有诗情”卷三描述个人对茶的看法,即认为茶是具有诗意和情感的存在,以此表现自己与世人的不同。三、四句写自己与茶的相知,所谓“灵草还知我,平生事不平”卷三。诗人的郁积之情无人知晓,惟有苦茶相知。遍观全诗,作者假托与茶对话,实是借茶言己,以表达心中的忧愤不平。又如杨奂的《同完颜惟洪至楼观闻耗》前三句写景气势宏大,言茶分井水而诗入楼山。末句“顾我负何事,区区鞍马间”,展开抒情,以质朴苍劲之笔言己之志,表现出一种傲然的气势。

(二)隐逸思想的兴起

金朝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原百姓的吸引力远不如宋朝。统治者虽大力倡导汉文化,积极提拔士大夫,却始终无法得到士人内心的认同。一大批由宋入金的文学家,如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刘著等人,或被强行扣押至金,或因家乡沦陷而被迫入金。因此这类诗人的作品往往会流露出厌倦世俗而渴望归隐的思想情感,其迫于当朝的威压,不敢直言对宋的思念,故以委婉曲折之笔,借助茶酒表达个人的隐逸情怀。此外,宋金的长期对峙,导致金朝内部义军频出,即使立国数十年仍不能完全消除民众的反抗情绪。在此大背景下,很多诗人或无奈出仕,或消极避世,或寻求归隐,这使金诗时常弥漫着隐逸的气息。

受此影响,咏茶诗中也会不时散发出无奈与萧索的感慨。如金初诗人吴激的《偶成二首之二》,其前二句云:“蟹汤兔盏斗旗枪,风雨山中枕簟凉。”“蟹汤”“旗枪”都是茶的品类,“兔盏”则是饮茶的器具。诗人在山间听雨煮茶,颇有些寂寥之感。后二句由景生情:“学道穷年何所得,只工扫地与烧香。”认为自己半生蹉跎,却只习得扫地烧香,不自觉地产生了避世之心。吴激本为书香名门,出使金朝而被羁留,其常怀忧愤之思。在此诗中,作者以茶为引,委婉地道出自己的失意与寥落。与之类似,宗道的《宝岩僧舍》亦借茶写隐,以平淡凝练的语言表达内心的隐逸之思。其前二句通过“木鱼”“钟声”“午风”“柏轩”等景物渲染一个深幽古寂的环境。后二句写山中无人而自己卧榻高眠的安逸,体现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此外,还有一些咏茶诗则在隐逸中寻求超脱。如徐世隆的《送天倪子还泰山》,前二联赞美仙境,想象精妙而语言优美。颈联曰:“牛膝药灵斟美酝,兔豪盏净啜芳芽。”卷四,P534)主要描写斟酒饮茶的动作,突出惬意安然的氛围。尾联云:“隐居自爱陶弘景, 莫作山中宰相夸。”卷四)其以山中宰相陶弘景为例,表达了个人强烈的归隐之思。总览全诗,作者多使用“洞天”“福地”“仙闾”等词汇,称赞友人之余,不免也会升起求仙问道之心。

(三)道教咏茶诗的大量出现

北宋时期的诗人除了在作品中反映茶事、体悟人生外,也会夹杂“羽化成仙”“致虚守静”“浮生若梦”等道教思想。这些诗歌往往在前半部分写景叙事,而于结尾处增加玄理的思考,如黄鲁直的《戏答荆州王充道烹茶四首其三》云:“香从灵坚垄上发,味自灵坚源中生。”卷十六,P583)此二句写茶味,诗人认为好的蒸煮器具可以使茶叶的香气得到更好的散发,故烹于灵坚白石而尽得茗香。后二句则由茶味转入至茶理,曰:“为公唤觉荆州梦,可待南柯一梦成。”卷十六,P583)诗人借道教故事里“南柯一梦”“黄粱一梦”的典故,既言茶事如梦,亦是说人生之如梦。

金灭宋后,女真族统治者为巩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开始不遗余力地拉拢各个道派的领袖,通过封赏金钱、加官赐号、兴建道观等手段扶植道教势力,以扩大其影响。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北方地区相继兴起了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道教宗派。其中尤以全真道的影响力为最。全真道由重阳真人王喆创立,是儒家思想在北方衰落之后,应运而生的产物。其以宗教的形式救世,通过传播“三教归一”的新道教理念抚慰金占领区的士大夫及民众,在金元时期受到广泛推崇。

除了思想层面的传道,全真道也注重文化的宣传功能,因其信徒多为宋亡入金的士子,故马钰、丘处机、刘处玄等全真七子也通过创作诗词的方式吸引信徒。在王喆及其门人的咏茶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道家清静无为、参悟玄理的哲学思想。如王喆《和傅长老分茶》首句以夸张的手法写茶的珍贵,云:“坐间总是神仙客,天上灵芝今日得。”诗人想象此茶就如天上灵芝一般珍贵,由此推及饮茶的嘉宾也必是云游的仙家。此外,其援引唐代卢仝《七碗茶歌》的典故,描绘饮茶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感叹茶非口腹之饮,而可凭之抛却名利、羽化登仙。由此引出尾句“荡涤方虚寂静真,从兹更没凡尘隔”,即茶可以荡涤内心的污秽,使人达到虚静的境界,从而与俗尘隔绝,进入理想的仙界修行。全诗充满了“虚静”“物化”“升仙”之类的道教思想,实现了在茶诗中阐释哲理的目的。

与之相似,马钰、王处一、尹志平、玄虚子、刘处玄等人的咏茶诗也从不同角度反映茶与道之间的联系,体现参茶后的人生感悟。如马钰《茶诗》巧妙地化用“云在青霄水在瓶”的典故,认为茶碗中的新茶即是一种道,万物无别,只有以率真之心面对,方能不为世俗所累。王处一《谢王六翁惠香茶二首》观察茶水的变化,展现人生道化亦是新旧的不断交替。又如尹志平《道友索茶》:“有为终是归生灭, 无事天然定长久。”透过茶事讨论道家关于“有为”“无为”以及“天然”“归真”的哲学命题。

全真道的兴盛使得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在诗歌中反映玄理,其借诗传道、以诗悟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咏茶诗的发展。在道教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下,金代文人往往会将生死观、天命观、自然观、刚柔观等哲思融入茶诗创作中,从而呈现新的风貌。

茶诗的创作由来已久,发展至金代,由于外部政治环境和内部思想文化的变化,较之前朝已有所变化。金代的咏茶诗以写意为主,重在突出诗人的主观情感,往往集豪迈与清丽于一体,类型丰富而手法多样,展示出南北文风融合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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