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生，1982年生于河南杞县，现居陕西洛川。作品散见于《散文海外版》《作品》《山西文学》《时代文学》《奔流》《延安文学》《星星诗刊》《河南日报》《华商报》等报刊。
中原记
一个人，是有根的。
如果把中原比喻成一片菜园子，那么父亲是菜园子里那个勤劳的耕种者。
他用豫东的风俗，为我们保墒。直到现在，我还无法理解，父亲一辈子固守中原的勇气源自何处。
中原，是父亲一个人的图腾。
他在庄稼里穿越，像一个永不疲倦的夸父。他流汗，他吃苦。他一个人，在生活的夹缝里，喂养三个叛逃的孩子。姐姐去了山东，我去了陕西，留下他，在回忆着我们的童年。
星子是一个坐标。他定位着父亲起床的时间，父亲是旧式农民，他信仰鸡鸣和星子，胜于时钟。
一个人远走他乡，总是用故乡去丈量一个地方的好坏。我在小城里，总是逃避别人不敬的言辞。河南、中原，总有遭遇一些贬义。
故乡是一个人的参照物，它映照着远方的现实。我，父亲，都是上面的一个刻度。
乡村的外部，总是透着荒凉。
一个人总是背着一个概念行走，无论如何努力，我都扔不下它，我的背景，是黄河冲洗过的土地。
在我的意念里，我把故乡当成一个精神的王朝。我推举父亲为王，我供奉他，朝拜他。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父亲，远非如此高贵，他胆怯而木讷。他没有出过中原，他面临新事物，总是一脸茫然。我羞于提起他，害怕别人嘲笑我，我总是将他埋在记忆里。
只能在夜深时，偷着想他，我有一个土气的尾巴。或者说，我有一个贫瘠的故乡，那里安放土气和自卑。
一个人经营文字，就像经营灵魂的栖息地。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都是私密的花园。我虽卑微，但我也想构建一座黄金的宫殿，里面有父亲高贵的灵魂。
父亲不善言谈，但烟瘾大。烟在乡村，是一个梯子，总会爬到乡村的生活里。与烟相遇，便是与父亲相遇的最好途径。我试着抽烟，终于有所小成，但父亲看到后，却戒了烟。我知道，我这一行为，让他丢掉了30多年的烟龄，我有些惭愧，也在父亲的世界里，断了抽烟的念头。
父亲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来陕西，那是给我订婚。我不知道胆小的父亲，是否在异地会有些紧张，但是父亲站在一片人群里，是那么的另类。他瘦小的身子，刺疼了我。父亲老了，老到轻飘如叶。
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对着一片庄稼聊天。和人说话，总是危险的。一些人，无事可干，便寻找乐子，善意的，恶意的，都有。木讷老实的父亲，总是成为他们的目标。
父亲觉得庄稼，比人和善，比人淳朴。它们吃的都是干净的事物，吃风，吃雨，吃土地。也能吃下，父亲那一肚子的唠叨，无非是儿女走得远了，咋就那么狠心呢。说着说着，泪就流了下来。
每次和父亲外出，他都让我看着行李，自己一个人买票，一个人买饭。他提着热饭菜，满头大汗地小跑着奔向我。我们蹲在地上，我吃着城市高价的温暖，他却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干硬的馒头。我劝他吃热的，他说他喜欢干的馒头，有嚼头。这骗局漏洞百出，我却不知怎样去应对。
进城记
高考失利，预示着我的人生，开始进入另一条死胡同。父亲一咬牙，进城。在城市，我所拥有的，只有一床被子，一个蛇皮袋子。
在城市的光鲜里，我和父亲是如此寒碜。我穿上最好的衣服，也觉得自己是如此不自信。头不敢高抬，怕别人的目光烫伤我。
我们蜷缩在工地里，像一条条蚯蚓。只是这蚯蚓被贴上标签，四川的、河南的、山东的。
我们是看见星星最早的人，城市里的星光，也是我们所独有的。我们在搅拌机的声音里，打开城市的门。
一个人在星子里，会怀念故乡，直到现在，我每看到星光，总是觉得像父亲的眼，盯着我。
我害怕热，害怕被阳光的毒烫伤，那一身的燎泡，是我留给这个城市唯一的记号。一想到城市，我就想起，那红红的太阳，像一炉火，烤着我。
在陌生的城市的夜晚，父亲抱着廉价酒，一口口喝掉時间。
工地吃饭也需要抢，慢一步，只剩下饭底。抢饭是一门技术活，工地的大锅里，掌勺的人，一抖手，就是一碗清淡寡水的汤。
我也不知道，父亲哪来的本事，总是能在众多的人里抢得满满的一碗干货。他总是将他的给我，然后一声不响地喝掉我的汤水。
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用一包黄金叶换来的恩惠。我觉得，人生如此悲凉，为了一碗饭而丧失尊严。
夜晚城市的大排档，是适合我们的地方。那些廉价的饭菜，让我们认清自己的定位，一个乡下人，在城市里，是如此低下。
一群年轻人，多半在下班后喝酒，有些醉酒的后生，多半经受不住城市文明进化的透明。年轻人，生理危机了，他们和这一片按摩房里的女人混得火热。父亲紧紧地看着我，生怕我和他们鬼混，被他们带坏。我无意对这些女人不敬，而是我们这些卑微的流汗者，和她们一样，是金钱大棒下的附属物。
有一次，我在外面喝酒，喝到子夜。父亲忽然出现在酒馆的门前。原来，父亲一条街一条街找来。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工程，他犹如一只蚂蚁，在城市的空间里，慢慢地蠕动。
当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他长出一口气。在这个城市里，我亏欠父亲一夜慌乱的脚步。那个夜晚，我们走在这大街上，人很少，出租车也很少。我们在归来的路上，大声地唱歌。这个城市，只有此刻属于我。我们慢慢地走着，走完一条条街道，如同走完了城市文明的一生。
年底我们一次次在城乡奔波。过年的钱，被工头扣在手里。
我们群聚在工地上，无非是想闹出些动静来，以此恐吓工头。哪里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套路，司空见惯。躲起来，不见人。
我们发誓见了他，要暴打一顿。但是见了面，工头的几句可怜话，我们又木讷地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这样，一拖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