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具有直抒胸臆的特点，最能令读者读到一个作家的内心，读到一个时代在人内心深处直接的或间接的映射。然而，当下很多充斥媒体版面的散文作品，呈现出奢华的外表和炫目的形式，却鲜有草叶的纹路，不见泥土的质感，更没有密林的幽深和群山的高远。应该说，创作主体的境界决定着散文的境界，但时代的浮躁影响着人心的躁动，人心的躁动又必然会导致散文的浮华。当我们遇到带着泥土的馨香、有着生活原味的纯正作品时，总会心生感动，如回故乡、似见故人。
近期，笔者从《北方文学》（2017年第2期）读到厉彦林长篇散文《人民》后，就产生了这样的欣喜，禁不住再次品读了他近几年完成的《故乡》《十字路》《土地》等作品。总体而言，厉彦林的大散文富有乡土气，充满真关怀，以小切口显示大情怀，从小乡村转向大世界。这种色彩鲜明的家国叙事模式运用，体现了作者对家乡故土和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关心，和对国家现状与未来的挚热深沉的思考。
一、以沂蒙山题材为文学母题
一个成熟的作家，必定有自己的精神故乡和文学坐标。鲁迅的鲁镇、贾平凹的商州、孙犁的白洋淀、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在作家的笔下熠熠生辉，独成体系。梳理厉彦林散文相对集中的乡土母题以及色彩纷呈的乡村意象会发现，他凭借自己昂扬的激情、深沉的理性和深邃的思考，用三十几个春秋，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的创作风格和极具个性的话语体系，构建起了一个属于他自己同时又属于世界的文学沂蒙山。
厉彦林虽然远离故乡，但他对故乡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深厚感情。他经常返回故里，时常梦回家乡，遁着袅袅炊烟，去走遍村庄的角角落落，去寻找当年县城十字路上的碑石，去倾听童年的钟声，去赤脚走在新翻的泥土上，去嗅田野里淡淡的槐花香，去淋一场故乡的春雨……。在这些宁静美好、意象丰富的文章中，作者怀着对沂蒙故土的敬畏与挚爱，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比中展开叙事。他笔下的乡村往往是温情的、静谧的、安然的、有序的、稳定的，行文充满了怀念、爱恋和眷顾；城市却多是扩张的、烦躁的、杂乱的、流动的、变化的，行文中彰显着他的反思、忧虑和批判。作者采用了一种从儿时故乡到当下故乡的叙述顺序，以现代的乡村来反衬现代化的城市，从而在两个时间维度上的情感对照中，表达了对正在遭受现代化碾压的故乡的忧思和关怀。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中，故乡情结是作家们笔下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创作母题。尤其是在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中，故乡往往与“生命之根”联系在一起，文学中对故乡情怀的书写体现的是所有生命对“根”膜拜。正如厉彦林所言：“村庄是农耕文明的缩影，故乡是英雄诗史的篇章……故乡是人类最初始情感与最深刻理性集合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审视、衡量、规范物化现实的价值尺度或人文理念，是精神家园，是心的起点，是人生的终极归宿……”（《故乡》）。虽然已经离开家乡多年，但是，无论身在何方，沂蒙山区始终是厉彦林魂牵梦绕的地方，存活在他的灵魂与记忆里。因此，抒写故乡情怀也就自然成为他散文写作中的鲜明主题。情之所系，他不得不这样定位；心之所依，他不能不这样书写。无论是往哪一个艺术维度生发，他的根基就在这里，他的源头就在这里。
尽管厉彦林的大散文由其散文诗、诗歌和乡土散文生发、重构、升华而来。仅《故乡》一文，笔者估算就涵盖了《炊烟袅袅》《扫墓》《择邻乡村》《春天住在我的村庄》《乡村情结》等近20篇前期散文诗、诗歌和乡土散文意旨。但与他前期或短小雅致、或灵动浪漫、或真情弥漫的碎片化文风不同，他的大散文中，把故乡置于农村大发展、大变革的历史长河中，对整个沂蒙山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追溯寻源，并经过自身心灵烛照和沉淀发酵，视野变的更加开阔，呈现出元气充沛、英气内敛、气势跌宕、韵律铿锵的磅礴气象。
正是因為“我在”，厉彦林写出了他“独得的秘密”，写出了由故乡本体到精神故乡，继而升华到对沂蒙精神、中国精神的追溯和探寻，进而通过对推动历史进程的基因密码和中国力量的诠释，激活人心，点燃血液。
二、质朴自然的平民视角
一个作家的写作，惯用的视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往往反映出作家的写作态度和写作观念。把自己视为一个平凡者，看作一个卑微者，才可以体味平凡，敬畏卑微，尊敬弱小，并给其以足够的尊重与真心的关怀。厉彦林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根在农村，与农民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更与农村有浓的化不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他坦言：“我是农民的儿子，乡情是我生命中最深远、最厚重的背景和底色”（《乡情如酒》》）；他深情地倾诉：“村庄在，家就在，幸福和希望就在；故乡的一垄地、一棵树、一片草都能唤起深情的回忆；一
个人最动心、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思故乡、忆村庄、念老屋的时刻……”（《挽留村庄》）
选择平民视角的书写，源于他对平凡如草芥的父老乡亲的热爱，也源于对大众苍生的悲悯，更是源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广袤土地的感恩。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如果辞藻过于华丽艰涩、理论高深却又不接地气，恐怕6-7亿人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就看不懂。厉彦林散文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在于，力求使每个句子、每段文字能让老百姓看懂。为达此目的，《村庄》中这样表述，“我的故乡，沂蒙山区东部那个普通而平凡的小村，村名叫厉家泉，因厉氏祖先在村后开掘出那口甘冽的拳井而得名”；《土地》中称：“农民和土地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慈善仁爱的土地”、“虔诚跪拜的土地”。《人民》《土地》中，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老三篇背诵”、“张作霖手黑”
故事举例；用农民进城赶集，内急与城管争执举例，还感喟道：“是呀谁说拉撒不是民生大事，谁能背着厕所出门？”。
文章中，无论当政者、社会公众，还是广大农民，无上下之别、高低之分，均以人情美、人性美、乡情美、乡韵美为“内核”，由情阐理、由理传情，靠细节推动，进入到生活内部。
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既不回避，也不美化，而是客观真实地反映当前农村存在的行路难、上学难、环境差、失地农民被社区化、边缘化等问题，秉笔书写，为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代言。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当下社会不良现象的尖锐批判，其根本目的就是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让更多的人关注“三农”，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就像他说的那样：“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格公平，每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社会信任才会蓬勃生长，公民美德才会蔚为风尚，个体的绚丽人生才能绘入中国梦的美好图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