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今年出版的《受戒》，全文收录了汪曾祺改写的系列小说《聊斋新义》（只完成12篇）。作品脱胎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原作相比，主体的内容没有大的变化，但情节化繁为简、清晰明快，又增加了一些生活的场景或细节，人物变得更具体、可感。这些小说不只是一种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对原来故事的简单转换，而是在语言、人物、意义等多个层面都进行微妙地重塑，通过他的改写和再造，它们最终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这是一组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在趣味性这一点上并不输给原作。弥漫在《聊斋志异》中的那团恐怖气息被褪得更淡。我读到的是一个生趣盎然、充满流动性的世界，人与万物是浑然一体的，实与虚、生与死、阳与阴的界限也不是那么的必然、绝对，彼此间可以流畅地交谈与转换，让人联想到奥维德的《变形记》。《黄英》中两个菊花精变成姐弟，能“花隨人意”地培育出各种奇异的菊花，令爱菊者马天才惊诧不已。《陆判》中十王殿的判官轻而易举就能给朱尔旦换别人的心，给他的妻子换别人的头，两人依然活着，而且在同一个身体上仿佛都同时活着两
个人。《人变老虎》中这点更为显著，向杲渴望变成老虎为兄长报仇，他向着神庙墙上画的老虎喊：“我要是能变成老虎就好了！”喊着喊着身上就长出毛来，再一看，已经变成一只老虎。报完仇后，他又希望变回去，于是“想着想着，他觉得身上的毛一根一根全都掉了”。
汪曾祺改写《聊斋志异》的最初意图，是“做一点实验”想使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具有一些“现代意识”。汪曾祺在改写的时候，带着现代的审美、道德的评判眼光重新审视这些
故事，对小说原来携带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修正、强化或摒弃，他试图通过小说传达的，也是这样一种现代生活的态度、观念和认知。例如《蛐蛐》一篇将原来《促织》的儿子从蛐蛐变回人、父亲被受官加爵的大团圆结局改成儿子变成蛐蛐，帮助父亲解脱困境后最终死去，增加了小说的悲剧性和感染力。《捕快张三》中张三在得知妻子出轨后虽然愤怒，但阻止了妻子自尽，说出一句“一顶绿帽子，未必就当真把人压死了！”，这种大度宽容的观念即使在当下都是罕见的。《陆判》中判官按照朱尔旦的愿望将一颗貌美女子的头换给妻子，她再也认不出自己，小说结尾她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我，还是不是我。”这种对自我的追问具有很鲜明的现代性，甚至可以和米兰·昆德拉的《搭车游戏》类比。
还有一些篇目，汪曾祺有意减弱了其他成分的分量，着重突出了其哲理性的主题，使之获得更深一层的意味。尽管这些哲理性笔记朴素、简约，而且并不形成一种系统的认知，各自分别体现着来自儒释道不同方向的影响，但就单篇而言，这些闪烁的火花点亮了小说本身，赋予小说一种灵动的思想性，使之不再只是
奇闻异事的记录。
《牛飞》像一则寓言，彭二梦见自己买回的牛长翅膀飞了，顾虑之下决定把牛卖了，恰巧在路上遇到一只正捕食的鹰，抓的时候不料鹰挣脱，卖牛的钱也被叼走了，一个老头说“世上本无所谓牛不牛，自然也即无所谓飞不飞”，寓意对人生得失的释然。《画壁》写商人朱守素在一个佛寺看到一幅天女画，画中天女之美唤起他的欲念，想入非非，不觉竟进入了画中、与天女同住，直到同伴寻找、长老弹画壁，他才恍然出来，小说借长老道出对真与幻的认识：“幻由心生。心之所想，皆是真实。”《同梦》写士人、妻子和小舅子三人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个梦：他们都梦到士人出轨，妻子发现，小舅子扔石头把士人的头砸破。这让人想到博尔赫斯改自《一千零一夜》的小说《两个做梦人的故事》，对这种神奇“巧合”的发现背后隐含着对世界神秘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