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曾祺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一生创作极多，内容丰富，其散文向读者集中展现了高邮、昆明、上海、北京等地的民俗风貌，展现了作者的成长经历、人生际遇和思想沉淀。然而，读罢汪老散文集却很容易发现他作品中的“重复”现象。其重复篇幅之大实为创作界罕见。本文将围绕汪曾祺散文中的“重复”现象，探讨其“重复”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汪曾祺；散文；重复
汪曾祺是以小说闻名于世的，学界对其小说的研究开始较早。他的散文却一直到1989年的《蒲桥集》发表之后才逐渐有人注意并进行研究。“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事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来晚菘，滋味近似。”[1]汪曾祺散文内容涵盖广泛，在数量众多的篇目中，“重复”显而易见。这一现象也曾有一些学者关注，早在1996年奚巍鸣就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了《汪曾祺的“重复”》一文专门探讨此现象。
汪氏散文的“重复”可分为题材重复和细节重复。汪曾祺一生到过许多地方，然而对他散文写作影响最大的是故乡高邮、第二故乡昆明、上海和北京。以昆明为例，《滇池》杂志刊出的“昆明忆旧”系列就有《翠湖心影》《泡茶馆》《昆明的雨》《跑警报》《昆明的果品》《昆明的花》《昆明菜》《观音寺》八篇之多。这些散文均取材于昆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已经构成题材的重复。笔者认为题材重复属于无意识重复，该类重复是难以避免的。汪曾祺“在昆明住过七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2]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又在昆明教了三年书。他对昆明的感情是深厚的，记忆是深刻的。再如《故乡的食物》和《故乡的野菜》，在选题上就已构成交叉。但二者側重不同，交叉而又不重合。这种重复是可取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细节的重复在汪曾祺的散文中尤为突出。汪老热爱美食，一生创作了大量关于食物的文章。《昆明菜》和《菌小谱》同时提及了甬道街一家做鸡枞的馆子；《五味》和《食豆饮水斋闲笔》都有关于金碧路上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的叙述；《昆明的果品》和《栗子》中皆有对炒栗子的回忆……不止是食物类散文，谈论戏剧的散文随笔《打渔杀家》《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戏曲和小说杂谈》《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细节的真实——习剧札记》和《两栖杂述》多篇文章中都反复提及了《打渔杀家》这出戏及萧恩父女离家时的对话。回忆类散文中《我的
小学》和《师恩母爱——怀念王文英老师》两篇文章均追忆了王文英老师，详细记述了王老师教的“表演唱”和“我”回幼稚园看她；《我的父亲》《三圣庵》《和尚》几篇散文中皆提及铁桥和尚……
更为惊人的是汪老散文中许多细节在叙述上几乎都使用了差不多的语言。《金岳霖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汪曾祺提及了金先生的四个细节。一是金岳霖讲《小说和哲学》时的情形：“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金先生说：‘ 《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3]“（金岳霖）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4]二是金先生单身：“金先生是个单身汉。”[3]“金先生终身未娶，长期独身。”[5]三是金先生的斗鸡：“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3]“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5]四是金先生喜欢和孩子们比水果的大小：“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3]“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5]又如汪曾祺多次提到沈从文先生告诉他写作要“贴到人物来写。”……诸如此类的现象不胜枚举。据笔者统计，仅《人间至味》①一册，书内重复的细节就多达75个，一些细节甚至在三篇及以上文章中反复出现，重复字数12000余字。汪曾祺的散文何以会有如此多的重复？
“重复”在文艺创作中并不鲜见，尤其是在小说中运用广泛。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中“哈桑被强暴”事件重复出现了多次。鲁迅的《祝福》中祥林嫂不断诉说狼吃阿毛的
故事并反复念叨：“是的，我真傻。”《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同样如此。“重复”很多时候都能起到强化情节、突出人物、升华主题的作用，是小说的创作技巧之一。但是这种“重复”在散文中是极少见的。不过汪曾祺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并不明晰，往往呈现“小说散文化”和“散文小说化”的状态。汪氏散文的“重复”大概也有对小说“重复”表现手法不自觉运用的因素。汪曾祺早年师从沈从文，在创作方面受到沈先生不小的影响。汪的重复是否与沈从文有关呢？据汪曾祺回忆，沈从文“曾把一篇小说一条一条地裁开，用不同方法组织，看看哪一种形式更为合适。”[6]然而在创作实践上，汪曾祺并不太愿意这样做。“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力。[7]”“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8]汪曾祺还曾多次在
文章中指出写作要先打好腹稿，想好怎么写，再一气呵成。将同一段文字在不同篇章中进行排列组合以寻求最佳组合的实验，想必汪曾祺是不曾做过的。
从作品内容涉及的时间上看，汪曾祺很少有反映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作品。这或许与他在那段特殊的日子的特殊经历有关：他曾被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参与样板戏的创作，后来又经历了两年时间的审查。“作为问题人物被靠边，甄别，这种混合着委屈和恐惧、侮辱与遗弃的绝望感”[9]给他的创伤太多。因此当文坛百花齐放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汪曾祺没有再去凑时代的热闹，而是求诸于己，求诸本心。汪曾祺说：“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青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10]那段经历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中年时期，刨去这段经历不讲，再去掉不能记事的幼年时期，能够回忆的经历就变得非常有限了。这或许是造成汪曾祺散文不断重复最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