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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读鸟与自然教育

时间:2021-04-08 09:31:57 来源:学生联盟网

  本文从人类与鸟类的关系入手,谈谈自然教育的话题,其中将扼要介绍一些关于鸟类的图书。
  为什么选择鸟类图书谈自然教育,一方面是我对这方面的读物长期以来比较关注,我多年前编辑出版过相关的经典作品,如《塞耳彭自然史》。更重要的是,在博物学的分裂过程中,鸟类学是最早诞生的动物学科。今天,鸟类在科学研究中有诸多的优势和便利,在诸多学科的研究,如生理学、生态学、生物进化和迁徙等普遍关注的方面占据了领先地位,在野生动物保护、环境监测等新兴应用生物学方面也一直领跑。今天观鸟在自然教育中的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
《塞耳彭自然史》
[英]吉尔伯特·怀特著  
缪  哲译
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六七年前,我开始参加观鸟活动后,一位藏书家朋友送给我一本《中国经济鸟类彩色图谱》。这本书一九八三年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书名“经济鸟类”,可见那时候人们还看重鸟类的直接经济意义。野鸟曾经是许多地方肉食营养的来源之一,也是美食的重要来源。比如,书中介绍黄胸鹀,是这么寫的:“此鸟迁徙时吃大量谷物种子,是农业上的害鸟。我国南方常在田间网捕,一网数千只是很平常的,可为人们提供一定数量的肉食。”直到前几年,我的一位同事,湛江人,当我们聊到广东吃鸟的“陋习”时,不以为然,并质问我,吃鸟犯法吗?我们那就有秋风起煲鸟汤清补的习俗。去雷州观鸟,听当地鸟友说,那里的农村,面对外人的指责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捕鸟吃的,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捕鸟?
  可见,在一些地方,捕鸟吃鸟从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在自然保护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在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经济鸟类”的提法,已经变成一个扎眼的词儿。这反映了长期以来,人类以鸟为用、以鸟为食的态度,也就是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这种态度的转变。
《中国经济鸟类彩色图谱》
广东科技出版社
1982年版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可发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人类的先人在岩画艺术中,留下了他们狩猎的对象:哺乳动物和鸟。最早的鸟类壁画,在法国比利牛斯地区的加尔加洞穴,画的对象大概是鹭或者鹤,时间是一万八千年前。西班牙的塔约塞古拉(Tajo Segura)洞穴壁画,大约是公元前六千至四千年,画了一系列的鸟,如大鸨、火烈鸟、白鹳,画得简洁准确,至今不难辨认。原始人类赖以大地生存,动物植物是食物和衣着的来源;但同时,自然对于他们来说,又是强大的、充满危险的、神秘不可知的,取用之外,更是敬畏有加。他们感知的现实世界,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神灵无处不在。这些壁画里的动物既是他们信仰崇拜的对象,也是他们食物的保障。画里包含了他们对自然之神的祈祷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望。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到了古埃及,其艺术里,出现了九十余种鸟。古埃及人认为鸟是“长了翅膀的灵魂”,不同种类的鸟与相应的神相关,如鹰,就是太阳神荷鲁斯的象征。在古代中国,《诗经》里则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这些大概都脱不出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的范围。
  罗马时代,除了迷信和信仰外,罗马人对鸟的唯一兴趣就是其美味,如宴会上的极品:火烈鸟的舌头。中世纪一般人对鸟除了抓来吃,无任何了解。人类对鸟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初,对大多数人来说,鸟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让人类猎杀和食用。常常被引用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一句台词:“她丈夫今天一早就去捕猎野禽了。”说明了捕猎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人类对待野鸟的残酷态度,在西方有信仰的支持:上帝创造世界,让地上的一切服务人类。《圣经·创世记》中明确规定了人类主宰利用所有生灵的地位。
  在古代中国,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思想。如定儒家为尊的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卷十三)“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汉书·董仲舒传》)
  中世纪,人类以农耕游牧手工业等为主要生产方式,面对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农牧业仍然有“靠天吃饭”的说法,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人类生活的主宰。因此,可以这么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和谐的。直到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西方科学的进步,现代欧洲探索自然知识的模式形成,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况开始发生转变。近代欧洲解读圣经的启示,自然被视作上帝对人类的赏赐,让人类近乎随心所欲地开发利用。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慢慢发生转变大概在十七、十八世纪,人们看待动物不再纯粹从对人类有什么用出发,开始认为动物本身也自有其价值,这是科学推进的新认识。到十九世纪初,人类对待野生动物除了权利之外,也负有责任的观念广泛传播,这可看作是生态观念的初步萌芽。一八二四年英国“动物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的建立、一八六九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海鸟保护法案》(最早的野鸟保护法),便是这种观念的直接体现。
  我编辑出版过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的《话说飞鸟》,米什莱关于自然的观念就是一个例子。他写道,通过阅读、观察自然,“第一次感到,人一旦没有了周围庞大的动物界,生活就变得严峻了,因为大量无害动物的活动、声音和嬉戏,就好比大自然的笑容”。他说,“整个自然史是政治的一个分支,各种生物凭着卑微的权利,前来叩门,请求被接纳到民主的怀抱中……这就是我的洗心革面,这种迟来的‘新生命’,逐渐引我走向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