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队长是炸弹“科班”出身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武昌文华学堂女学生曹道新向国民军第二标管带要求参军，得到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准许——“仰该女生自募女生一队，斯时可谓战事之后援”。组建女子军队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一夜之间，女子革命军、女子尚武会、女子暗杀团、女子先锋队、女子敢死队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竟跟随援鄂大军“北伐”到了南京，随后又赴徐州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宿固”之役，名噪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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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走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的女子北伐队队员回来后，生活地位没有什么改变，有的甚至沦为娼妓。“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同盟会会员遭到捕杀，许多人避禍离开广州。其中两位女队员、也是同盟会会员的黄扶庸和邓慕芬一起逃至香港，感怀身世，彷徨苦闷。黄扶庸曾写信给好友赵连城叹道：“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1914年12月，二人在肇庆鼎湖山上沉于飞水潭，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震动。
尽管如此惨淡收场，广东女子北伐队的出现仍然意义重大，它不但从某一侧面诠释了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状况，同时也记录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坎坷和艰辛。
摘编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