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詹姆斯说，寻找那个让你感觉最深刻、最具活力的精神状态，当它出现时，你的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这就是真的我”。 对陈超来说，那个“真的我”，最近经常在他磨小刀的时候冒出来。 不久前，他经过一家刀具专卖店。刀很精美，多看了几眼，就迷上了。于是买了两把刀片回来，自己打磨、修型、做刀柄，雕饰刀鞘、皮套，一点点沉进去。 沉迷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在心理学上，这种体验叫“幸福流”。当一个清晰的任务占据你全部的注意力，你有能力接受挑战，并且每进一步都能得到实时的反馈时，就会进入这种状态。 陈超能够在磨小刀的过程中感受到幸福。 一个人在写作、画画、滑雪、下棋，在乡村小路开车，或者在音乐和人群中，比如乐队、舞池，或在咖啡馆与朋友进行一场激烈有趣的对话，都可能进入这种状态。 陈超从小在雕刻方面有点天赋，生平第一份工作是厨师，专门负责食物的雕饰。 现在，他是一名摄影师，自由职业。他对人生的选择，基于对自己的了解上——“我有一点小聪明，但受不了束缚，骨子里总是想着自由一点”。 摄影本来是他的一个小爱好。如果可以，他不愿意将任何爱好发展为职业，因为一旦变为职业，就丧失了自由感，而自由一旦受到限制，热情也就消失了大半。但是，人总得有个谋生手段。 幸好，他的兴趣很多，而且恐怕有点太多了。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他就被老师定性为“玩物丧志”。在北京青年路的一间小公寓里，可以看到这个３６岁男人各种“玩物丧志”的痕迹。书架上摆着精巧的摩托车模型，茶几上是他以前刻的印章、石头和出差搜罗来的各种小银器，摄影棚旁边堆满了一地的刀具、钢材、矬子、模具等等。 水族箱里养着水晶虾。我在花鸟市场见过这种异国情调的虾，拇指大的一点点，一只要价２０００多元人民币。它们大部分躲在珊瑚下，只有一两只小虾，愣愣地走出几步，突然翘首一动不动，长长的触须贴着水草轻轻拂动，红白相间，通体透明，十分明艳可爱。 水晶虾不是自然的造物，而是一个日本人培育的基因变异品种。现在的玩家对水晶虾的花纹、颜色以及颜色的鲜明及浓艳程度，都有很严苛的标准，一些顶级品种如“日之丸”（背部红色呈圆形，似日本国旗）、虎牙（中间部分红色横带下部呈牙形）、禁止进入型（背部红色斑纹好像交通标志中表示车辆禁止进入的标志）都是贵得令人咋舌。 “我很少去买。养水晶虾的乐趣就在自己不断繁殖、提纯的过程。”他说，“我这批虾外观上不算太漂亮，但它们的下一代会出来很漂亮的品种，比如‘黑金刚’，全身黑亮，只有尾巴是白的；‘熊猫’恰好相反，全身雪白，只有尾巴是黑的。” 一个沉迷于“物”的人经常会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淡漠。陈超在讲述自己的时候，有一种让人抓狂的淡定，但谈到水晶虾，或者端详着他的刀的时候，却有一种暖意很自然地流淌出来。 印章、石头、雕刻、葫芦烙铁、刀……他曾经爱过的那些东西，都有点像这只虾，小小的，美丽的，精致的，螺丝壳里做道场。这些兴趣自然而来，淡了，也就算了，并不强求，但世界已经由此向他呈现万千姿态。如果说他对于生活有什么追求，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余裕感。无论什么事情，一旦投入１００％，生活就被填满了，那不是他想要的。
作文二：《玩物丧志？》20000字作者：贾钦涵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１年０３期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３９－８０４１（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３７－１１
作为一种影响广一泛的游戏活动，麻将在近代中国的大众生活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清朝末年迅速流行之后，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娱乐，而且逐渐成为时髦的社交工具，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一方面，麻将游戏难免牵扯诸如赌博、通奸等赴会问题，遭受各方诟病；另一方面，它又同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女性社会地位转变、基层社会的国家控制等主题密切关联。对此，以往少有学者从社会史、文化史、性别史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① 众所周知，１９３４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引发了国家机器对女性身体、生活的一场全面的规训与改造，从规定妓女佩戴“桃章”以与良家妇女区隔，反对女性穿着奇装异服，再到明令禁止女子烫发。然而，同样“于家庭教育，社会风气，大有莫大关系”的女子麻将，从晚清以来却一直未遭到禁绝。虽然像“麻雀之毒中人之深”的危言耸听时时得见，但这种游戏在女性群体白的日常生活中反倒日益流行，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尝试从性别视角切入，透视近代麻将游戏的流传演变，探讨该时期中国女性及其家庭关系的改变。同时，在铺陈女子麻将“禁与不禁”的对抗论述中，展示新旧交替时代女性娱乐生活的一些细节，进而，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女性从束缚走向解放而又不断被规训的历史。
一、“雅戏”的越界
据现有研究判断，麻将牌大约成型于道光咸同年间的江浙地区，最初流行于船夫商人之间。② 虽然男性和女性都会参与到这种游戏中，但对于单独一桌麻将而言，游戏者的性别构成往往是单一的。一桌女子麻将中，参与者多是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内部成员，她们打麻将的时间也较为集中，常在节庆年关之际。比如，清末权臣赵尔丰的后人赵珩先生曾回忆说，他们家男性都不会打牌，而晚清民国时家中的男性也很少参与春节期间的博彩，但除夕至正月十五，“宅中女眷是可以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的，有些小输赢，只博一乐”。③ 由于妇女从事这种娱乐活动能促进家族内部之间的和谐，多半是被父权社会所允许甚至是鼓励的，④ 女性因此可以被更好地控制在家庭的封闭空间内，从而避免“思淫生邪”。⑤ 在这一点上，麻将所起的作用与传统的棋弈游戏十分类似。⑥
清末画师吴友如《宋宫遗俗》⑦ （图一）反映的就是清末妇女们在家中打麻将的情景，将它与乾隆时期表现女性对弈场景的《月曼清游图册》⑧ （图二）相比照，无论从周围环境的奢华布置，还是从女玩家兴奋而投入的表情动作来看，麻将和围棋一样，都彰显了女性玩家高贵的身份与闲逸的生活状态。《宋》图中妇女们贤淑富态的装饰打扮，与乖小学步的幼童、麻将桌下的家猫、影壁上的白兔、庭院中的芭蕉等一系列格套化绘画元素，共同营造了一幅典型的传统闺阁景象。值得注意的是，画师吴友如把光绪朝后才传播流行的麻将标名为“宋宫遗俗”，恰恰表明清末民初麻将初兴时，人们所对这种游戏的女性化与传统化想象。
图一
图二
在这一时期不少绘画作品里，麻将常被描述成一种上层社会妇人的高档家庭游戏。在画家“小南”的《博趣图》（图三）中，画面上精致的自鸣钟、方形吊灯、缀花落地帏帐、繁复的盆景家具摆设……无一不衬托出游戏者生活条件的富足。而打麻将的四位妇女和玩骰子的三个男子，被分别放在两间相互隔开的居室，两桌游戏者被宽阔的墙面和屏风截然分开。甚至连刚及桌面高低的一对男女幼童也被分别置于玩耍骰子和麻将的房间内，画面上侧题记中的“雌捉雀，雄掷骰”六字则更点明了这种家庭游戏在性别上的分野。⑨
图三
图四
但随着１９世纪末以来麻将的日益流行，它也越来越多地被男性群体当做一种赌具。近代诗人、光绪朝进士樊增祥曾在组诗《忆博》中对新兴的麻将这样描述：“花底摴蒱催上场，红毡银烛小排当。宁波麻雀知何味？强与周旋故拙行。”⑩ 诗中点明了麻将“柔中有刚”的特点，看似闲雅娱情的“小排当”，倘若游戏者“强与周旋”，最终也会“拙行”落败。对于麻将牌的这种吊诡，一位署名“爱楼主人”的作者在《与麻雀牌绝交书》中用拟人化的手法写道：“雀兄足下：君雕球作骨，师竹为怀，初交君时以谓君真雅人也，故梅窗御冷，恃共陶情，荷屋招凉，常同入座。而君面带豪情而心怀暗算，迷龙列阵，阴柔害人。牧猪为奴，辗转交我，而我不测人情，遭君笼络者数十余载，有君不援我溺，因此丧失者数千余金……”（１１） 此文发表在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夕，其象征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爱楼主人与麻雀牌的“绝交书”，更标识了从旧时代到新纪元麻将娱乐本身发生的巨大转变。正如麻将在该文中被戏称为“兄”，清末人们想象中阴柔的“宋宫遗俗”被日益禀赋了种种男性特质（如赌博、喧闹、暴力等），而所谓“雅戏”的称谓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出版于２０世纪初的《官场现形记》中就有较多揭露讽刺官宦士绅打麻将挥霍纵乐的文字，而诸多方志资料中也都记载晚清之际士大夫阶层较流行这种游戏，（１２） 这在同时期的图像资料中亦有所反映。（１３）
有学者认为，在晚清之际的士人、官员群体中，麻将游戏是不断被“正经化”的。（１４） 此一表述的准确性虽有待商榷，但更为重要、且不可否认的是，基层社会公共空间内的“男性叉麻”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北京城古玩市场廊坊二条，一群闲民在一家玉器铺内“天天招聚”，“没黑间带白日”地大赌麻将牌，引起了地方报纸的关注。从报道中所附的图画看来，这些男性玩家显然属于富有群体，画面上硕大的吊灯、众多围观的看客，共同勾画出一幅嘈杂拥挤的聚众赌博图（图四）。由于打麻将常被文人称为“竹战”、“竹戏”，画面背景中的一幅竹图即暗示了这一别称，另一方面则又隐含着“君子雅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讽刺（１５）。在批评上海新兴麻将赌戏的图画《赌棍骗人资财之可怕》中，画师竟然不避繁赘之嫌，在四名打牌人旁边排列了九名观者，他们或背手静观，或指画点评，在营造“君子观局”闲雅形象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一种不协调的拥挤感。画面中，传统样式的屏风、四方桌，与西式风格的座椅、眼镜、多立克式房柱及现代化的电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示出此时麻将虽带有传统博弈游戏的特征，但伴随它而来的现代因素似乎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张力（图五）（１６）。这些“叉麻雀”的男性往往也像麻雀一样，“先飞鸣于茶肆，旋翔集于囊家”，令旁观者不由得想起清末民初游氓群体中“成群结队，邀游都市”的“麻雀党”，使人“目眩心骇”、“莫能形容”。（１７） 此外，非公共空间的麻将游戏也显得越发不平静，在民国元年的一幅新闻画中，其标题“打龙”不仅意示着斗殴事件“因座中一人误打一龙”，更有“二龙打斗”的暗讽在内，展演出麻将游戏中男性化的一面（图六）（１８）。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对于娱乐领域的这种变迁，后来有人指出“奈之何浊世汶汶，群生扰扰，不娱其所可娱，而乐其所不当乐，众阳启其先，群阴继其后”（１９）。的确，随着近代中国女性家庭、社会地位、角色的转变，麻将桌上的女性紧随其后，也像男人们一样组成自己的交际社团，并渐渐跨越了传统世俗道德的种种规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由富豪家庭闺秀组成的“女总会”（２０）。从《新水浒》、《续海上繁华梦》等晚清小说来看，在女总会中男女同台叉麻雀是家常便饭，而且往往会引起恶性赌博、通奸吊膀的发生。（２１） 在这些小说的插图中，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当时“男混女杂、通宵大赌”的热闹景象（图七）（２２）。对于牌桌上“长幼不分、男女混杂”（２３）、“无男无女、无昼无夜”（２４） 的现象，传统社会的反应可谓非常强烈。譬如，扬州的一位风流老翁常与“其子妾媳妇”一起在公园酒楼茶肆中“同席叉麻雀”，这种“谑浪笑傲”的行为显然刺痛了时人的神经，记述者形容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并责问“不知该县之巡警果何为者？”（２５） 其实，地方巡警对男女混杂的麻将游戏也是异常敏感的。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６日，北京三道栅栏路的王姑娘和本家婶媳、邻居王氏兄妹四人打麻雀，由于长时间来分输赢，直到夜里十点被巡警抓获时仍在游戏。这种娱乐行为在如今看来或许太过稀松平常，但当年北京地方警署顿费了一番周折才证实涉案四人皆是“良民”。尽管四人最终无罪获释，但警方仍认为“男女共同娱乐亦属不合”。（２６） 有时，家里藏着一副麻将牌即使不玩也是危险的，北京内左四区员警署曾查获了这样一宗案子：西送姑娘胡同女伶延贵卿到河南演戏时结识了两个戏迷王子金、王以仁，由于十分仰慕延姑娘，他们在延氏回到京师家中后竟追随而来，并提出可以帮她招揽更多的生意。王姓二人和年仅十八岁的延姑娘相谈甚欢，似乎与她父母也处得很好，而当地的巡警却突然闯进屋内，搜出了延姑娘从河南带回的一副麻将和其父吸食鸦片用的烟具。结案后，京师警察厅在发给内左四区警察署的指令中写道：“延贵卿一口是否暗娼、抑或有开灯并招人打牌情事，仍仰随时访查，务获确证拏究。”（２７） 警察为何会突然闯入搜查我们无从得知，但在警方看来，麻将和嫖娼、抽鸦片、赌博等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关联。
从前述两案不难发现，基层司法机构对男女雀友同台杂处的娱乐方式尤其警觉，投射出国家和政府对于麻将娱乐可能潜藏性交易的担忧。（２８） 麻将虽具有传统游戏中消遣、沟通情感等等功能，但“朋从相遇之时，卜日卜夜，每藉琴棋书画消遣闲情，而意趣非可强同”（２９），与琴棋书画等古老的家庭娱乐品有了质的区别。它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越界，承载着对新生活方式的尝试，也伴随着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组合。
如果说在小说《新水浒》、《官场现形记》和图画《宋宫遗俗》、《博趣图》创作的时代，麻将游戏更多的是限于家族内部女性间的娱乐活动，那么随着民国的建立，这种区隔很快被打破。漫画作品《同居之爱》（图八）就生动地描绘了麻将玩家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３０），“亭子间之嫂嫂，后楼之阿姐，以及对门之挨姨，或前街之好婆”（３１），游戏者身份、年龄、社会背景日益复杂多元，使我们直观感受到民国都市牌桌上的女性交际生活。显然，在迅速城市化、近代化的时代里，对于刚刚从“熟人社会”中走出的女性来说，麻将确实是她们相互沟通情感（“同居之爱”）的绝妙工具。这种娱乐方式似乎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的潮流，尤其在大城市里更是如此。但在女子麻将流行的同时，一系列的指责和质疑也随之而来。
二、女子麻将：众矢之的
“闺门雀戏，尤宜禁绝，儿女看赌，不务学业。不修家政，害在眉睫，淫盗生心，门户不密。”（３２） 《赌博十害歌》中的这段歌谣概括性的点出了主流社会对玩麻将女人最主要的三项指责，分别关乎抚养后代、家政劳动与贞洁操守，这些显然是旧式妇女遵从三从四德伦理纲常时最应加以修持的。
图九
图十
妇女打麻将会对子女造成不良影响，并且会荒废家务，往往是坚决抵制麻将者的最重要理由。比如在漫画《两种主妇》（图九）中，作者分别用两组图片对比了沉迷于麻将的妇女和贤良主妇在一天内截然迥异的生活情况：早八点前者还在酣睡，后者却提着菜篮子送孩子上学；近午时分前者刚刚起床梳洗，后者则开始准备午餐；下午三点前者陶醉于麻将娱乐而置哭泣打闹的孩子于不顾，后者一边看护着孩子一边织着毛衣；直到晚上，前者的丈夫下班后看到空无一人的家里一片狼藉，后者的丈夫则是爱子绕膝、幸福无比。（３３） 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标准来衡量，与“正当的家务”相比，女性“把麻雀当做最高尚的娱乐”显然是不正当的，正由于“无心理会”原本归属于她们的家庭职责，“家庭的幸福，也随此断送尽了”。（３４） 此外更多的漫画、文章，都批评沉湎于麻将的妇女未能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３５） 并对孩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家庭妇女为之置家政儿女于不顾，幼年儿童因环境不断的熏染，更迅速的成功了一批新的麻将健将”（３６），“再有些毫无识见的主母，叫自己的小小子女，帮着自己叉麻雀，小女孩就如此，将来会做良好的家主母吗？”（３７） 漫画《不同的娱乐》就很好地反映出社会上的这些谴责（图十）（３８）。另一些作品的讽刺意味似乎更大于所谓的教育意义，例如，漫画《麻雀博士》中，麻将桌上的三个女人被分别扣上了“大三元”（“中”、“发”、“白”）博士帽（图十一）（３９）；作品《家庭教育》则刻画了一位留着短卷发的母亲，分别用麻将牌和扑克教儿子学习数学和英文，令人不禁莞尔（图十二）（４０）。
图十一
图十二
对于麻将桌上可能存在的“性风险”，时人曾戏拟“扑克牌”口吻讽刺麻将游戏场上的暖昧，其用语几近恶毒：“至若君所以独具之美，有时男女杂坐，履舃纵横，美其名曰碰和台子，实则淫娃荡妇借为勾引之媒。”（４１） 当时在女界最风靡的时尚杂志《玲珑》曾刊有一文，记述一个公子哥用麻药迷倒一同打麻将的三个女性明友，并企图对她们施以强暴。从文章内容、情节和文字判断，此事大概是作者刻意的虚构，其意无非是为了感叹“多少清白的少女们，因为雀战而在无可奈何的诱惑中，牺牲了她们的贞操”（４２）。如此说来，麻将桌上凡是男女混搭的，就真的意味着必有奸情么？刊登《戏拟扑克复麻雀书》一文的《游戏杂志》在次一期又接连刊载了著名作家周瘦鹃的小说《呜呼赌》，讲述了原本贤德的荷贞女士因沉迷于麻雀牌而最终与丈夫黄仲良离婚的故事。在周文中，黄夫人“和两个美少男在一起打牌，谑浪笑傲，快乐得很。抹牌的当儿，四双手搅在一起，仲良瞧在眼中，好生气愤”。荷贞太太看到丈夫后“若无其事”，但黄先生却受了极大刺激。（４３） 可以想见，在嘈杂混乱的牌桌上，男女之间的“奸情”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调情”。正如徐志摩所调侃的，“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嗳昧、最嘈杂的是打牌”（４４）。在“金嗓子”周璇、“瘦皮猴”韩兰根共同演唱的歌曲《麻将经》中，一场十分平常的男女混搭麻将，却偏偏加入了“隔壁的周姑娘生得好，韩大哥心里乱七八糟”的对唱，（４５） 歌词唱腔浪漫撩人，整个歌曲似乎都在传递着麻将桌上的种种风情。民国初年的女性在麻将桌上娱乐的同时，往往电承受着丈夫的重重猜忌和忧虑，而传统父权社会男性对家庭、妇女控制力的衰落于此也毕现无遗。《电声》杂志的“信箱”栏目就曾收到读者徐源之的来信，他在信中强烈抱怨妻子常在他外出工作时与人打牌：“若说她与人通奸吗？一时没有确实的证据；若说没有吗，可疑之点又太多了。”（４６） 对于这位一向“贤德、顺从、体贴”的太太，徐先生实在不愿、也没有理由相信她会做出不贞的事来，但整天在外打麻将又让他疑神疑鬼。
不仅仅是贞操问题，在“身份”和“名誉”上的损失往往被一些批评者认为是打麻将妇女最应警戒的，因为“靡男女贵贱趋凑之”（４７） 的牌桌的确是消融社会等级的最佳场所，所谓“一言打牌则尊卑长幼行迹皆可不拘”（４８）。对于那些社会名流的夫人，在家中与亲友打麻将尚且罢了，如果被发现“在外叉麻雀”，则会被八卦报刊当做一种难堪加以曝光。邹韬奋的夫人就因迷恋打牌而被挖苦：“这真令人不敢相信是韬奋的夫人呢。”（４９） 因打麻将造成社会形象受损也有较极端的例子，《申报》曾报道了上海松江西门外一“姿容曼妙、服饰丽都，望而知为大家闺秀”的姜姓女子突然发疯，披头散发狂奔街头，甚至脱下裙裾跑到绸庄大喊大闹，还对前来提供帮助的路人恣意谩骂，后来才知是因“赴戚家作方城戏，忽闻警察至，猝然受惊，顿时神经错乱”所致。（５０） 作者专门强调姜姓女子的美貌和“大家闺秀”、“未字”的身份，言语间充满了讥讽与惋惜。
有趣的是，另一些批评是从关怀妇女的角度，劝诫她们莫打麻将的。如叶楚伧主编“新生活丛书”中的《妇女的新生活》就这样写道：“妇女在家庭，因无事可做，往往呼朋引伴，通宵达旦，以打牌消磨时日，因为太普遍，社会上很不以此种不良消遣为非，这是中国社会的病态。打牌一事，不但是丧财废事，而且是有害身体。因为在打牌的时候，聚精会神，脑力用的太多，身体坐着不动，如历时过久，精神与身体必感到极度疲乏，对身体健康，极有不良影响。”（５１） 作者傅岩与一般的批评家不同，似将“丧财废事”放在了关注女性健康之后，但其实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因为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上因打麻将“丧财废事”的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妇女只是借以打发闲暇时光，其实并未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以危害身体健康作为理由加以标榜宣传，则能扩大文章的“打击面”，既附和了新生活运动塑造新公民生活的旨意，也更能感化劝诫的对象。在另一些文章中，关于玩麻将会对身体造成损害的描述，甚至到了近乎恐吓的地步。《社会之花》杂志就报道了汉口某妇因长时间打牌而被迫两次开刀的事情，作者着重而暴露地描写了患者的病灶、病状以及手术情况，其用意显然是在警示妇女们不要沉溺于麻将。（５２） 而在该刊接下来一期的时事议评诗中，则专门就此事写道：“憔悴容光刻骨痴，玲珑骰子最相思。赌星高照妆台畔，正是横流恶血时。”（５３） 此诗中的“赌”绝非金钱意义上的“赌博”，其实更应看作是耽湎于麻将的“赌性”。
图十三
图十四
此外，有些对女性打麻将的指责并没有充分理由。例如，一位署名为“一个痛苦的丈夫”的读者曾向《家庭良友》杂志的“家庭信箱”写信，抱怨妻子在婚后无事可做，一天到晚和邻居太太打麻将，并不断强调由此造成自己在“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始终也未能讲明白老婆玩牌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精神上的痛苦”，编辑在答信中回复道：“首先，我们要劝告你：你是不必‘痛苦’的。一个人空闲了就想找消遣，而找不到有益的消遣的方法时，便自然会去找到了坏的消遣的方法。”（５４） 不难看到，当来信读者和编辑共同讨论如何改正太太打麻将“恶习”时，其前提是先把这种游戏定位为“坏的消遗的方法”。又比如图十三中，虽然作者直接将麻将界定为“妇女不正当之生活”，但是这幅漫画给人的整体感觉却是妇女生活的宁静与安逸。（５５） 对于以“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为宗旨的《生活》周刊而言，四位打扮摩登时尚的新女性“挑灯夜战”的行为，自然成为了他们最佳的批判对象，但所谓的“不正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或许连他们自己也很难说清楚。
三、作为“正当娱乐”的女子麻将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存在…些声音，认为女子麻将游戏是一种正当的娱乐。比如有人就提出，打麻将有为“取乐”的、有为“消遣”的，“这两种情形目的既不在赌也不在赌食，完全利用闲暇时间作乐消遣，虽有些微钱财损失，也不致伤及元气，精神上反觉得快活。有时男女混合雀战更可增加情趣，恐怕比看电影还有趣味呢”（５６）。女性们经常抱怨：“麻雀不能说是正式的赌博，像我们做的输赢很小，不伤元气。况且除了麻雀，没有东西可以替它供我们娱乐。”（５７）
在１９３５年第７期《玲珑》杂志的“妇女生活”专栏，两位妇女“叉麻雀”的照片被标题为“家庭生活”放在了整个版面最显著的位置，与之同处一栏的还有“汽车上的女售票员”、“女子招待”等等新女性形象的图片（图十四）。很明显，打麻将在此被认为是大众女性正当而时髦的娱乐生活。（５８） 从一些私人文献里也不难发现，这种游戏在上流社会的妇女生活中同样受到欢迎。（５９） 更有趣的是，在《青青电影》杂志所刊载的当红影星袁美云的画传里，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袁）平日欢喜兜了搭子，在家里叉叉小麻雀，毫无时下女星浪漫的恶习惯。”（６０） 就像张守财那帮跑到戏园看戏的姨太本应待在寓所叉麻将一样，打麻将反倒又成了居家好女人的一项标准。一些支持女性打牌者的理由竟然和反对者们的论调相一致，认为打牌可以避免“不贞行为”。“我亲耳听见有几个男先生说”，一位有感于妇女麻将活动的作者这样引述道：“与其让妻子闲在家里，或是出外跳舞，不如让她沉溺在麻将里，因为在一起叉麻将的全是女同伴也。”（６１）
与丑化、讽刺打麻将女性的形象不同，民国时期同时存在大量女子麻将的正面描画，有意无意地把这种游戏构建成为正当，甚或高档优雅的娱乐。比如，在广告画《九美麻将图》中，画家周柏生以九个传统美人为画面主体，华丽地展现了一幅大户人家女子众乐图，比起吴友如的《宋宫遗俗》则更添了几分奢华欢庆的氛围（图十五）（６２）。在另一幅反映家庭麻将游戏的照片中，身着无袖旗袍、手执折扇的两位中年女性，在豪奢的家具用品的衬托下，其举止仪态无不显出富贵、端庄与高雅（图十六）（６３）。正如该时期一些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女子叉麻将高手并不仅仅指牌技的高超，也看重“姿式的优美”——“她的姿势是女性的表露，轻轻的，牌在桌上一些儿声息也没有”（６４），这正可作为此图的旁注。从民国时期报刊杂志上刊载的大量广告中，我们也不难找到许多写实风格的、以麻将游戏为题材的图像，虽然这些图画作为广告整体的一部分，本身并非要为女子麻将呐喊助威，但往往在明显忽略男性形象刻画的同时，却倾向于塑造麻将桌旁摩登而贤淑的女性形象（图十七）（６５）
图十五
图十六
同样是针对女性健康的宣传，与“赌星高照妆台畔，正是横流恶血时”的警示截然相反，有一些营养保健品的商家反能利用麻将大做文章，他们在产品广告里反复宣称，其药物功能可以使游戏者免除长时间玩乐带来的各种疾病，乃至“四圈八圈，腰不复酸”（图十八）（６６）。广告尽管并未特意强调产品仅供女性使用（显然商家也不愿意这样强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告图像中，女性玩家的形象通常是被相对放大且被置于显著位置。
很多女性本不会玩牌，不过很容易受周边亲朋影响，渐渐接触麻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麻将游戏在女性的家庭关系、社会交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五四遗事》曾感伤新时代青年最终不得不向传统旧道德屈服，在她笔下的“密斯范”虽然不爱打麻将，但新婚之后到夫君亲戚家拜访时，又不得不陪家人玩牌到深夜，以体现她的“贤慧”。（６７） 而早在张氏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中，这一范本就已经被创作出来，女主人公陈思珍为了争做贤慧太太，百般迁就丈夫婆婆一家，原本最喜欢听音乐、“顶不喜欢打牌”的她自从嫁给了银行职员唐志远后，为了要招待陪候客人，不得不听从婆婆吩咐入了牌局。（６８） 张爱玲曾这样评价自己塑造的陈太太形象：“《太太万岁》是关于一个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６９） 这种描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类似情况，例如有人就写文章感叹自己邻家一位刚进门的媳妇，若不打麻将，竟然不能融入到新家庭的亲属圈子中去。（７０）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也看到麻将游戏复杂的反现代性的一面，这是一部分人反对女子麻将的理由，但同时又是这种娱乐被当时社会容忍、接受的重要原因。
图十七
图十八
另一方面，虽然零零散散总会有一些对打麻将女性进行惩罚的案例，但均系禁赌性质的社会管理，多流于形式。而在１９４０年的赣州，新主政的蒋经国却摆出架势，好像真要对麻将牌来个赶尽杀绝。他的禁赌专员在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家里，当场抓获了打牌的赖太太和蒋经国专署秘书杨万昌的老婆，小蒋非但不开释放人，还勒令将她们送至公园罚跪三天，以警世人。蒋经国不惜得罪赖、杨二人，最重要的当然是为了树立威信，顺利推行他的赣州新政，但像他这样以国家强制力介入民众私生活领域、管制麻将游戏的做法，在那时还是较为罕见的。（７１） 根据１９３５年修订的国民政府新刑法，在非公共场所进行的麻将游戏不再被认定为赌博行为，（７２） “于是明目张胆普及到小住屋，几乎成为家庭的中心娱乐了”（７３），这更为原本遮遮掩掩的女子麻将娱乐大开了方便之门。
然而，像蒋经国那样违反刑法、仍要禁绝女子麻将的呼声依然存在，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曾对打麻将的“禁与反禁”有段传神的描写，三闾大学的教员在汪处厚家中聚餐，方鸿渐偶然提及汪太太说过打牌以供消遣，校长高松年立即板起脸来，摆出一副要纠察谁玩麻将的姿态，提出“抗战时期大学师生的正当娱乐”来敲点汪处厚，不料汪太太侍宠撒野道：“索性闹穿了，大家正大光明地打牌，免得鬼鬼祟祟，桌子上盖毯子，毯子上盖漆布……我待得腻了，让李梅亭去闹，学生撵你走，高校长停你职，离开这地方，真是求之不得。”最终这场争执在高校长的“ｔｕｔｔｕｔ”声中不了了之。（７４） 虽然这只是小说中的一段情节，却深刻挖苦了民国大众生活中麻将游戏“禁与不禁”的尴尬状态。汪太太固然态度蛮横，但以她为代表的“麻将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却也理直气壮。由于大量女性仍被逆历史潮流的传统力量束缚在家庭，更由于其娱乐生活的匮乏，以致“长日漫漫，无法消磨”，故而“无所事事的姨太太少奶奶，不怕天塌地震，却怕‘三缺一’，不能成局。硬要将这种唯一的娱乐取消，当然要引起抗议”（７５）。
与《围城》一样，在民国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与麻将游戏相关的文字。出版于１９４７年的小说《的笃戏》对某县党部书记长家的小客厅有段特别的描述，这个小客厅正是书记长家张太太约人打牌的娱乐室：“他们又是在这个小客厅里——上首正中，仍旧挂着委员长的五彩半身立像的小客厅里，打起牌来了。”当张太太担心家里来访的女政工队员会告发她们打牌时，站在一旁的书记长说道：“这是家庭娱乐哟！有什么关系？——她敢吗？”（７６） 小说作者刻意在牌桌上方布置一幅蒋介石的画像，自然有讽刺官场腐败堕落的寓意，同时也反讽了当时权力和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尽管他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干纲独断、一手遮天，但在纷繁复杂的基层社会生活空间，他的权力也只能化成一幅冷冰冰的、道貌岸然的伟人画像，面对眼前热闹嘈杂的嘛将牌桌完全丧失了他的威严。在发表于１９３６年的漫画《杭州杂景》中，市民打扮的二男二女对搭组合在一起玩麻将，作者不无讥讽地旁注道：“说是家庭正当娱乐，取消禁止”（图十九）（７７）。或许这就是麻将在民国社会和当时女性生活中的真实状况，从“丧志”到“娱情”，这种游戏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一种符号。顽固的保守主义者、虚伪的政府官员、诡辩的社会改良派……每个人在必要时都可以把它拿来当作批判驳斥别人的靶子，和粉饰装扮自己的道具。在各种论述互相颉颃的场域中，打麻将的女人往往置若罔闻，依然尽情享受这种游戏所带来的快乐，毕竟这个社会能带给她们的欢乐实在太有限了。
图十九
结语
在民族危亡而女子麻将却极度盛行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重返政坛的冯玉祥曾特意作诗斥责“母和女，婆与媳”间的家庭麻将，大呼“国已危急，民族大难！你们不去为国服务，只是在赌博场中作践！”（７８） 打麻将成为了女人对国家社会缺乏责任感、玩物丧志的象征。然而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怎样让这些麻将女人“去为国服务”呢？妇女解放的启蒙者曾将女赌的兴盛归因于女子缺少就业的机会、国家缺少对于家庭生活的规范，称“人不可无职业，无职业则将荡逸而为非。女赌之多即可见女子无职业者之多也。家庭不可无整齐严肃之组织，无整齐严肃之组织则将弛放而越规则，女赌之多即可见女子之家庭无整齐严肃之组织者多也。”（７９） 又有人形容上海太太们每日晏起后就要叉麻将：“她们对于游玩赌博，好比吃饭，每天不来不过瘾，晚上至少要到二三点才睡”，归其原因，是由于女权运动未能先解决女子的经济独立问题，造成妇女们“依赖性深深的种在心窝”。（８０） 虽然这两种观点“深刻地”指出了女子麻将在近代中国盛行的原因，但这种高姿态“解放、改造女性”的男性主体视角，很容易使研究者忽略考察麻将游戏对于近代女性生活的真实意义。
从描写近代中国大大小小麻将游戏的各色材料中，我们既看到了这一“国戏”带给女性的快乐与机会，发现女性在私领域所拥有的自由空间；也看到了旧社会对女性的卸责和她们娱乐生活的相对匮乏——与同时代的父兄丈夫相比，她们的娱乐活动更加单调。（８１） 即便如此，女性参与娱乐的自由仍受到了极大限制。在苟慧生、马富禄出演的京戏短剧《探亲相骂》中，李家母可以在家陪姊妹儿们任意玩牌，连亲家母胡氏来访也毫无察觉，但对于媳妇野花来说，“背着我竟把麻将打”却和“脚儿也不裹，腿儿也不扎”一起，作为她向亲家母控诉儿媳不忠顺的一大罪状。（８２） 西方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制的引入与推广，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近代中国急剧转变的社会家庭结构中，传统势力与道德规范必然和要求进一步自由解放的新女性发生冲突。不裹小脚、不扎裤腿当然是这种冲突当中女性自觉谋求权益的表现，学界以往对妇女解放运动中放足、女子职业等问题的研究也给予了大量关注。然而在另一个日常生活领域——麻将桌上，女性是否也在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她们对自我权利的索求呢？
蒋介石在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初曾指出，中国人丑陋的生活现状在于污秽肮脏、浪漫无规律、懒惰不守时、颓唐萎靡。（８３） 他试图要改变的国人四大陋习，大多在麻将桌上都可寻得踪迹，而国民党当局也确实试图扭转民众对麻将的嗜好。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就利用建立民众教育馆之便，组织棋类锦标赛来将人们的兴趣转移到“正当娱乐”方面。因为相比打牌而言，比赛下棋“可以养成一种有目的的奋斗”（８４），更可以训练人们“对于公共秩序的注意”（８５），但这种为谋取政绩而刻意进行的官方活动，在居民实际生活中效果欠佳，而且很少会有女性参与到这样的比赛中。（８６） 根据康奈尔等人的研究发现，体育、休闲领域男性气质的构建往往伴随着科层、竞争的机构体系的建立（８７），而在近代中国棋界，随着段位制、锦标赛、表演赛的引进和推广，国家和民间组织都积极助推着棋类游戏男性化的嬗变。与此同时，女性迅速淡出传统棋弈游艺，而转向热爱“无政府无组织”形态的麻将，这一变化本身就隐隐暗示着女性群体对男权社会、国家权力的一种消极抵抗。
几乎与冯玉祥发表《打麻将》一诗同时，左翼文人夏征农在《结婚后的女人底自学问题——答刘询签》一文里，给一位来信青年写下了一段颇值得深思的话：“在这失业恐慌的浪潮中，许多大学毕业的男子也寻不着插足地，更何况妇女。而事实上，社会也从来就不曾这样替妇女着想过……这在前进的妇女固然还可以在极端的苦闷中挣扎，保守的妇女便只有屈服地把求学心理转变到服侍丈夫和养儿子上面去，更进一步的便只有率性叉麻雀看电影了。如你堂兄的那位夫人一样，这或许并不是她安于堕落。而是因为生活的不调和（思想与环境的不调和）有意找寻刺激，也是很有可能的。”（８８） 作者既没有把叉麻将看电影的女性划为“前进的妇女”一类，也没有归类于“保守的妇女”，而是将她们的娱乐行为看作是比“在极端的苦闷中挣扎”还“更进一步”的“率性”和“有意找寻刺激”。法国学者伊丽莎白·派白诺（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Ｐａｐｉｎｅａｕ）认为，中国的麻将游戏可以看作是在政治环境压力下形成的一种来自民间社会的抵抗。（８９） 而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曾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描述了受压迫的农民如何通过偷工减料、偷懒装傻等日常形式，以低姿态对抗现实社会的不平等。（９０） 我们不禁要问，麻将是否也可以看作是近代社会中女性群体的一种“弱者的武器”呢？
或者她们并非有意地要通过玩麻将来展示政治要求，但这种拒绝提供家庭服务和参与社会生产、背离传统妇德的“率性”行为本身，亦可被视为是对父权社会规训妇德所表达的消极反抗，尽管此种反抗未必值得提倡。毕竟，这种“反抗”是消极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悲剧的、自欺欺人的。在漫画《还是同志》中，牌桌上“甲乙丙丁”四个女人聚在一处，互相倾诉抱怨着自己丈夫的不忠和无情。（９１） 正如画旁文章中所提到的，“（太太麻将会里）她们中起码在半数以上，丈夫是有外遇的。于是叉麻将变成太太们饮鸩止渴的毒酒了”（９２）。在巴金先生巨著《家》的开始几个章节，曾描述了高公馆内女性们打麻将的场景，当天真而孝顺的琴姑娘劝母亲“牌打多了费精神”时，张太太只是有些无奈地说“这一层我也晓得。然而我的精神不费也等于费的。我一天无事可故，这样活久了也没有趣味……”在巴金笔下，张太太“不过四十三岁，可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衰老的痕迹。她搓了十二圈麻将，便感到十分疲倦。她坐在轿子里，昏沉沉的，什么也不想；风有时吹动轿帘，她也不觉得”。但即使身体如此虚弱，她每日依然还要长时间地玩牌。（９３） 这样一个未老先衰、麻木消沉的女性形象，或许能让我们在分梳各种支持、反对女子麻将的言论之余，更冷静地反思这种娱乐对于近代中国女性的特殊意味：它不仅仅是新女性摆脱家庭束缚的象征，还是男权社会重新套牢束缚妇女的工具，更为一个个对现实心灰意冷、无力舒展自己生命欲望的女人们提供了精神的避难所。近代中国社会在一步步粉碎束缚传统妇女枷锁的同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接受、容纳“新女性”的社会空间，这必然导致女性群体在新旧社会／家庭身份认同上产生种种迷惑和错位。对大多数“女牌友”来讲，与其说她们把生命浪费在打麻将上，是因“玩物”而“丧志”，不如说是整个社会压抑的生存环境迫使女性“丧志”后，她们才集体沉沦在“玩物”之中。
注释：
① 麻将游戏在新中国建立后曾长期受到批判和查禁，意识形态的桎梏一直制约着大陆学术界对这一传统游戏进行客观的考察研究。戈春源的《中国近代赌博史》、郭双林、肖梅花的《中华赌博史》、涂文学的《赌博的历史》等著作都在“赌博史”的框架内，或多或少涉及对麻将游戏起源、流行的讨论。在涂文学《赌博纵横》一书、及其《赌博与社会时尚近代化》一文中，作者从赌博游戏与社会风尚互动、赌博与近代社会文化等角度对麻将的流行发展作了较有突破性的研究。于光远、马惠娣的《休闲·游戏·麻将》一书，则较细致地综述了有关麻将起源研究领域的不同观点，以及学者在中华麻将论坛的发言情况，试图把麻将纳入到休闲竞技的层而，来阐述其作为中华传统游戏和世界性竞技体育项目的文化价值和实用意义（戈春源：《中国近代赌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涂文学：《赌博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６；涂文学：《赌博纵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１９９７；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第３９４—４１８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于光远、马惠娣：《休闲·游戏·麻将》，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６）。
② 周海雄、王雁玲：《麻将的起源与演变》，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学科版）》，第７０—７２页，２００２。
③ 赵珩：《旧时风物》，第１７８—１８７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④ 戈春源：《中国近代赌博史》，第９３—９４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⑤ 在著名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回“听主使豪仆学摸金，抗官威洋奴唆吃教”中，记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军门张守财的姨太太们可以放纵地在宅子里整日打麻将，但出门看场戏却是绝不被允许的。考虑到该时期限制女性出入公共场所的历史背景，应与清末江浙地区整饬民风、限制妇女外出的禁令有关（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下册，第７９１—８１０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丁日昌：《严禁妇女入馆饮茶》，《江苏省例·同治七年上》，第１３页，江苏书局，同治七年；《禁妇女看戏烧香》，见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二编，第１５９—１６０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邑尊据禀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载《申报》同治十三年１１月１９日（１８７４—０１７），第２页）。
⑥ 值得思考的是，在唐代尚为僧道、士人所常乐的棋类游戏，到了女性生活空间受到严格限制的宋代以后，越来越成为一项女子家庭娱乐。清代李渔则明确提出，“以闺秀自命者，书画琴棋四艺，均不可少……至手谈一节，则断不容已，教之使学，其利于人己者，非止一端。妇人无事，必生他想，得此遣日，则妄念不生，一也；女子群居，争端易酿，以手代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对坐，静必思淫，鼓瑟鼓琴之暇，焚香啜茗之余，不设一番功课，则静极思动，其两不相下之势，不在几案之前，即居床笫之上矣。一涉手谈，则诸想皆落度外，缓兵降火之法，莫善于此”。其中“手谈”主要指的是下围棋，而在晚清民初许多材料中也会把打麻将雅称为“手谈”（李渔：《闲情偶寄》，第１３５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⑦ 吴友如：《宋宫遗俗》，见《海上百艳图》，上海文瑞楼书局，１９０８。转引自庄子湾编：《十九世纪中国风情画：海上百艳图》，第４９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８。
⑧ 陈枚：《月曼清游图册》之三，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⑨ 小南：《博趣图》，《大共和日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７日，随报附送印品。
⑩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下册，第１４７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一说麻将最初流行于宁波地区，故称“宁波麻雀”。参见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０卷，第４９０５—４９０７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１１） 爱楼主人：《与麻雀牌绝交书》，载《笑林》，清宣统三年六月十四日，第四版。
（１２） 焦国理纂：《重修镇原县志》，卷六，第２９页，兰州，俊华印书馆，１９３５；余丕承修，桂坫纂：《（民国）恩平县志 卷四》，第２页，广州，光华书局铅印本，１９３４；钱淦等纂：《宝山续县志》，卷五，第１２页，１９２１年铅印本。
（１３） 涂文学：《赌博的历史》，第１１、８０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 陈熙远：《从马吊到马将——小玩意与大传统交织的一段历史因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２００９（１），第１５４—１５７页。
（１５） 《醒世画报》，清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四号。《赌棍骗人资财之可怕》，载《图画日报》第５５号（宣统年间），第７页。
（１６） 吉民：《叉麻雀文》，载《小说丛报》，第６期，第６—８页，１９１４。
（１８） 苕子：《打龙》，载《通俗画报》，１９１２年７月２日，第４号。
（１９） 《论妇女之娱乐》，载《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全集”，第３１２页，１９３１。
（２０） 李交发：《治赌史鉴》，长沙，岳麓书社，第５２页，１９９７。
（２１） 陆士谔著、欧阳健校点：《新水浒》，第７０—７６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 附续梦 三》，第１５６０—１５６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２） 《续海上繁华梦二集》，卷二第七回，载《图画日报》，第３８４号（宣统年间），第３页。
（２３） 劣僧：《麻雀十害歌》，载《笑林杂志》，第１卷，第１期，第９页，１９１５。
（２４） 蒋着超：《蔽庐非诗话》，第１４—１５页，上海民权出版部，１９１５。
（２５） 姜泣群：《朝野新谭》，第三编，第６８—７０页，上海，光华编译社，１９１４。
（２６） 《京师警察厅内右二区分区关于王姑娘等以麻雀牌聚众赌博一案的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１９—１７７９１。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小说《雀声》中，一名叫做阿四的胡涂巡士接到“某家邻人”举报，循着屋内传来的麻雀牌声进屋抓赌，结果发现被耍骗，自摆了一次乌龙。由于晚清民初一般居民家庭住宅隔音效果较差，王姑娘等人打牌噪声或是被警察、举报者发现的原因（双热：《雀声》，《民权素》，第２集，第５１—５４页，１９１４）。
（２７） 《京师警察厅内左四区区署关于延贵卿家有招聚闲人开灯及打麻雀等情形的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１９—１７０４４。
（２８） 人们对于麻将桌上性交易的想象或与妓院青楼内常设有麻雀牌局有关［陈蕴茜、刘炜：《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以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现代史》，２００７（４）；蒋建国：《青楼旧影：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第１１４—１１９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６；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第８５—９１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暗娼续志》，载《浅说画报》，１９１３－０７－２６，第１６３８号］。
（２９） 佚名：《麻雀牌》，载《笑林杂志》，第１卷，第１期，第３—４页，１９１５。
（３０） 陈少翔：《同居之爱》，载《永安月刊》，第７期，第１５页，１９３９。
（３１） 木二：《上海之声色》，载《新上海》，第５期，第４４—４５页，１９２５。
（３２） 行知：《赌博十害歌》，载《申报》，１９２０－０７－２４，第五张。
（３３） 陈浩雄：《两种主妇》，载《健康家庭》，第２卷，第７期，１９４０，“漫画之页”。
（３４） 丽蓉：《麻雀是不是高尚的娱乐》。载《玲珑》，第２卷，第５４期，第１８２页，１９３２。
（３５） 譬如，苏松女士：《姨娘手底下的小孩》，载《幸福报》，１９２９－０８－３０；陈琪：《妈妈输了钱》，载《申报》，１９４１－０４－１９；佚名：《为了打牌把孩子交给奶妈的女人群》，载《中外影讯》，第７卷，第２０期，第９页，１９４６；等等。
（３６） 梅君：《麻将在中国》，载《中国妇女》，第１卷，第３期，第１７页，１９３９。
（３７） 《座谈会：怎样做一个良好的家主母》，载《圣心报》，第５９卷，第６、７期合刊，第１４１页，１９４５。
（３８） 《不同的娱乐》，载《申报》，１９４２－０４－１９。
（３９） 《麻雀博士》，载《时事画报》，第６期，第２０页，１９３０。
（４０） 张慧宇：《家庭教育》，载《申报》，１９４１－０３－１７，第３张。
（４１） 律西：《戏拟扑克复麻雀书》，载《游戏世界》，第３期，第３页，１９２１。
（４２） 佚名：《蹂躏之前》，载《玲珑》，第１卷，第３０期，第１１６６—１１６９页，１９３１。
（４３） 瘦鹃：《呜呼赌》，载《游戏世界》，第４期，第１２—１９页，１９２１。
（４４） 陈定山：《春申旧闻》，见《笔记小说大观》七编，第十册，第５９２５页，台北，新兴书局，１９８２。
（４５） 吴剑选编：《解语花 中国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第２６２—２６４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６） 《丈夫疑妻有不贞行为》，载《电声》，第８卷，第１４期，第６４７页，１９３９。
（４７） 田兴奎修、吴恭宇纂：《慈利县志》，卷十七，第５页ｂ，１９２３。
（４８） 冠伦：《妇女打牌消遣之弊》，载《申报》，１９２５－０１－２９，第４张。
（４９） 约君：《邹韬奋的出身·家庭·夫人》，载《娱乐》，第２卷，第２１期，第４１３页，１９３６。
（５０） 朱思忠：《因赌致疯》，载《申报》，１９２３－０４－１７，“常识”专栏。
（５１） 傅岩：《妇女的新生活》，第３９—４１页，上海正中书局，１９３５。
（５２） 佚名：《嗜赌剖腹》，载《社会之花》，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２４，“社会趣闻”专栏。
（５３） 醉憨：《嗜赌剖腹》，载《社会之花》，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２４，“杂诗”专栏。
（５４） 《家庭信箱：想方法改变妻子的打牌恶习》，载《家庭良友》，第２卷，第５期，第４３页，１９３９。
（５５） 术初：《妇女不正当之生活》，载《生活》，第３卷，第７期，第７１页，１９２７。
（５６） 张德生：《用心理学批评麻雀》，载《玲珑》，第１卷，第３３期，第１２９５—１２９６页，１９３１。
（５７） 朱茂德：《三小姐的消遣》，载《玲珑》，第１卷，第３０期，第１１６６、１１６９页，１９３１。
（５８） 佚名：《家庭生活：叉麻雀》，载《玲珑》，第５卷。第７期，第２页，１９３５。
（５９） 比如清末大臣那桐晚年曾亲自陪妻子、女儿打牌，有时甚至玩到半夜方散（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第９０７、９８８页，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０） 严次平、陈实：《影人漫画小传；第二人袁美云》，载《青青电影》，第４卷，第１１期，第１页，１９３９。
（６１） 耐一：《太太们为什么喜欢叉麻将？》，载《女声》，第４卷，第７期，第１８页，１９４７。
（６２） 周柏生：《九美麻将图》，三江省福顺恒商场赠品（民国广告画），个人收藏。
（６３） 沈寂、张锡昌编：《老行当》，第４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６４） 黎锦明：《火烈》，第９６页，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８。
（６５） “好乐汁汽水广告”，载《申报》，１９３４－０７－２２。
（６６） 类似广告在各大报刊散布甚多，例如：清导丸“喜欢游戏”广告，载《良友》，第２３期，１９２８－０１，第１３页；清导丸“喜欢游戏”广告，载《妇女杂志》，第１３卷，第１２期，１９２７，内封页；“第威德补肾丸”广告，载《申报》，１９３４－０１－０１。
（６７）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１卷，第２７０—２７９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８） 桑弧导演、张爱玲编剧：《太太万岁》，文华影业公司，１９４７年出品。
（６９）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４卷，第２６０—２６３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７０） 天恨：《麻雀家庭》，载《申报》，１９２４－１０－２６，第４张。
（７１） 《蒋经国赣南禁赌史料一组》，载《民国档案》，１９９２（３０），第２９—３１页；戈春源：《中国近代赌博史》，第３２０—３２４页。
（７２） 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５年颁布施行的新刑法第二十一章《赌博罪》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赌博财物者，处一千元以下罚金，但以供人暂时娱乐之物为赌者不在此限。”而１９２８年旧刑法之规定为：“赌博财物处一千元以下罚金，但以供人暂时娱乐之物以为赌者不在此限。”司法部对该条修改的解释中规定：“在自己住宅或家室内赌博财物，非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不成立刑法２６６条之罪。”参见吴经熊校勘：《现行六法全书》，第４２２、４８８页，会文堂新记书局，１９３５；《司法部解释赌博罪之疑义》，载《申报》，１９３６－０４－１０，第３张。
（７３） 黄之伟：《家庭与打牌》，载《现代家庭》，第２卷，第８期，第１８页，１９３９。
（７４） 《钱锺书集：围城；人·兽·鬼》，第２５４—２５８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
（７５） 周骏章：《从禁赌说到提倡体育》，载《是非公论》，１９３６（１４），第１０页。其实何止姨太太少奶奶，对于那些有独立职业的新女性而言，打麻将也是她们生活中最普遍的娱乐。无敏：《职业妇女的检讨》，载《妇女新生活月刊》，第７期，第１９页，１９３７。
（７６） 许杰：《别扭集》，第５２、５５页，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４７。
（７７） 丁深：《杭州杂景》，载《中国漫画》，第８期，第１１页，１９３６。
（７８） 冯玉祥：《打麻将》，载《抗到底》，第５期，第１３页，１９３８。
（７９） 讷：《女赌》，载《申报》，１９２１－０３－３１，第３张。
（８０） 佩芳：《上海太太们的生活》，载《现代家庭》，第４卷，第１期，第８页，１９４０。
（８１） 楼嘉军通过对近代上海娱乐业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娱乐场男性化特征十分明显，无论从消费者性别构成看，还是从娱乐产品设计取向上讲，女性都远非公共娱乐场所的主导群体。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１９３０—１９３９）》，第１４１—１４８页，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
（８２） １９２９年大中华唱片厂出品的《探亲相骂》，参见柴俊为主编：《京剧大戏考》，第４１０—４１１页，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３） 蒋中正：《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８９—９７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１。
（８４） 亚珠：《象棋与麻雀》，载《申报》，１９３３－１０－１８本埠增刊，第１版。
（８５） 张羽裳：《象棋竞赛会实施报告》，载《民众教育通讯》，第１卷，第１期，第９页，１９３１。
（８６） 常志良：《论新生活运动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影响》，第３３、４９页，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常志良、王妍：《论新生活运动正当娱乐中的体育》，载《体育文化导刊》，第８８—８９页，２００６（９）；佚名：《一月来本馆活动事业之进行》，载《民众教育通讯》，第１卷，第９期，第１６４—１６５页，１９３１。
（８７） Ｒ·Ｗ·康奈尔：《男性气质》，第４６—４７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８） 夏征农：《文学问答集》，第１９８页，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７。
（８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Ｐａｐｉｎｅａｕ，“Ｍａｈ－ｊｏｎｇ，ａ Ｇ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Ｎｏ．２８（２０００），ｐｐ．２９—４２．
（９０） ［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１） 《还是同志》，载《女声》，第４卷，第７期，第１８页，１９４７。
（９２） 耐一：《太太们为什么喜欢叉麻将？》，载《女声》，第４卷，第７期，第１８页。
（９３） 巴金：《家海的梦》，第２０—２２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作者介绍：贾钦涵，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贾钦涵（１９８６—），男，河南省开封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性别史等领域的研究。
作文三：《128、玩物丧志》1200字玩物丧志
今晚偶然看到一个消息，绵阳高新区一对夫妇因为ＱＱ农场领圣诞种子事闹起了离婚，原因只是因为一方夜里提收菜提前领了种子而起争执。
看来我这个玩家太低档次了，根本不知道圣诞节还有送种子的事。看到别人种圣诞树觉得奇怪，到商店看了一下没有，以为是免费赠送的。
现在知道了，发现人家截止时间是今天下午三点。其实我压根就不知道那天是圣诞节。
我想起玩物丧志这一说。
玩物丧志出于《尚书·旅獒》。春秋时，卫国的卫懿公特别喜欢鹤，整天与鹤为伴，丧失了进取之志，常常不理朝政。耗费大量资财，引起大臣不满，百姓怨声载道。后来当北狄部落入侵时，由于军心不齐，结果战败而死。人们把卫懿公的行为称作“玩物丧志”。
玩物丧志常用来指醉心于玩赏某些事物或迷恋于一些有害的事情，就会丧失积极进取的志气。
历史上这种事例很多，象北宋徽宗赵佶喜蹴致使奸臣当道，最后被金灭。唐后主李存勖宠信伶人，最后死于非命。
这里的物虽然指的是鹤，其泛指所有事物或不健康的东西。志则是志向、理想或前途。
人在喜欢的事物面前容易迷失，迷恋或陶醉，在这种状态下可能忽视其它重要的东西。
比如打牌，是一种娱乐游戏。许多人迷上了会废寝忘食。赌博会让人倾家荡产。养宠物的人会不顾别人的感受，闹得邻里不安。玩网络游戏的人会“走火入魔”，抛开了其它事物。
许多曾经努力奋斗的成功人士，由于沉迷于女色或非工作之外的事物，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喜好一种事物是人的特点，有些玩可以开发人的大脑，轻松生活，提高修养。问题是不能在外物的引诱下放弃更重要的东西，更不能由此发生不和或争执。能做到痴而不迷是对意志、志向的考验。
ＱＱ空间的农场游戏让许多人趋之若鹜。本来种菜只是一款网络虚拟游戏，不仅设置了种和虚拟货币的绩效，而且有偷的功能。于是，许多人不仅乐于每天虚拟货币的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增加，而且满足于偷菜的乐趣。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收菜，上班时间随时关注农场情况，有的夜里还惦记着农场。不仅摘自已的，而且随时伸出偷手摘别人的。耽误了睡眠，影响了工作。本来是一种放松紧张生活的游戏，就成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生活的忙乱。
最近我也迷上了偷菜，天天不时地盯着别的的地里有没有成熟的。不象往常那要盯着股票，也不认真研究消息，连天天的博客也不认真写。
其实想想，就是偷了十万百万又能怎样？种成了２７级也只是一个玩家。
玩过了农场又开始想办法进牧场，陶醉在升格“高级玩家”之中。
级别高的和偷菜高手没有什么荣耀的，只能说明你比别人更闲，更无聊，没有一个人会以此来羡慕，或者更尊重你。
啥道理都明白，就是还“尿床”，包括我自已在内。
人的合格品质是需要培养的，这种品质不仅是政治上或人格上，还包括日常情感、意志、习惯等方面。迷恋一些娱乐游戏，对人的品质修养有害无益。
人的志向是需要身体力行来实现，不立志则无动力，有志不努力则志难成。一切与志向不同的事物只能是一种额外放松工具，不能因此而影响大的前进方向。
人的思想或行为需要经常内省和慎独，通过这种检讨来修正和克服一些生活中的杂音，从而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的头脑。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既有前事之师又符合辩证法。
０９．１２．２３晚
作文四：《“玩物丧志”辨》2000字“玩物丧志”辨
从字面上看玩物丧志，必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一是“物”一是“志”。那个是物，那个是志，因不同的人，因不同的阶段，因不同的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因玩了这个“物”丧了那个“志”，没想到因为玩这个“物”，却又成就了一个新的“志”。时过境迁，没有人会说这个人因为玩了这个“物”而丧了那个“志”，而会说这个人因为玩这个“物”的“志”成就了他的真正的“志”。人就是这样的奇怪。
其实，一般说来“志”这个概念都是社会（或家庭或单位或行业）搞出来的舆论，与其本人的关系倒不一定是分的密切。比如说：有一个人在某一个家庭中生活，这个家庭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家庭，因此在这个家庭中一般的舆论就是玩事业的是有“志”者，而不随家庭舆论走的就是失“志”，这个人不幸喜欢的是一些鸡鸣狗盗的玩意，那就更是大逆不道，玩物丧志了。所以所谓的玩物丧志并不是玩物者本身对自己的评价，更多的是由评论者引起的。
民国初创时的蔡锷有一段很典型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蔡锷是袁世凯通过杨度从云南招到北京（中央）的，原意是让他支持帝制。而蔡锷来的时候不知此意，来了以后知道了已为时已晚矣，再想脱身就不容易了。他是一个在军界有重大影响的年轻将领，袁世凯不会让一个这样的人跑到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去反对自己的，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常识。蔡锷到京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如何让自己脱身，
已是他和反帝制派的领军人物梁启超的重要任务了。他们想到的最好妙计就是“玩物丧志”计了。世人都知道当时的蔡锷到京之后不久已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被女色包围和俘获，不思进取，玩物丧志了。蔡锷和小风仙成了一段风流佳话。正是此计保佑蔡锷迷惑了杨度，逃脱了袁世凯的魔爪，使蔡锷成就了反帝制的中坚人物。
让我们做一点分段的分析：可以把蔡锷的故事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蔡锷有志阶段；第二段是蔡锷失志阶段；第三段是蔡锷又被评论成救世尊王的阶段。在第一阶段，蔡锷是一个有志青年将领，为世人称颂，是志在意得的时期。因此在这个阶段，不管是世人还是他本人都会一致公认蔡锷是一个有志的得意后生。这个时候社会的舆论和本人的自我意识是一致的。到了第二个阶段，蔡锷走进了袁世凯的虎穴，当他发现想脱身已晚时，社会和个人就开始分裂了，个人想脱身，就要想办法，要用计，于是就有了玩物丧志的玩女人的事实出现。这时对于社会来说蔡锷是玩物丧志，对于蔡锷来说是忍辱求成。这两者的巨大反差对于后人来说就可能变成仁者说仁，智者说智的分裂状态了。从表面事实上说蔡锷是玩物丧志了，，不思进取，鱼乐为上，社会舆论是这样认为的，表面事实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要说到蔡锷本人和设计者梁启超却是在成就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事成则流芳千古，事败则遗恨千年。因此假如蔡锷的事实发展不像他能回到云南起兵反帝制成为大英雄，那么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玩物丧志者了。这个时候即使蔡锷身上有一万只嘴，恐怕也难以辨明实施的真相了。好在到了第三阶段，事实正如梁蔡之所想，蔡锷如愿骗过了袁世凯和
杨度，也成就了起兵反帝制的大业。这样蔡锷就又变成了大英雄。以前横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都被推翻，一时的“玩物丧志”之计又被社会舆论炒上顶峰。
当我们不厌其烦地叙说这件事时，我们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附着于这件事上的社会舆论和当事者本人意愿的关系和事后的评价的问题。一种舆论（不管它是家族的、单位的、还是社会的、世界的）他们注重的都是一种固定的成见，符合这种成见的人和事，就是“有志”的，不符合这种成见的就是“失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成见就是虐杀个人创新意志的杀手。因为不管某个人的某种想法是否具有创新性，是否代表一种新思维，只要它不符合当时人们的成见，他就可能被虐杀。这种被虐杀的人的例子在历史上决不少见。
一般来说舆论是一种社会表层的浅薄表露，他们不会对将来的前景负责的，他们只会一味的虐杀一切不符合他们的意愿的人和事。这就是鲁迅讲的社会的书里的字里行间都写着“吃人”二字的真实含义。在这一方面最冠冕堂皇的舆论杀手就是“玩物丧志”。它既是公正和真理的代表，又是权力和尊严的象征，唯一不代表的就是社会前进的方向。
“物”和“志”的关系就是这样在时间和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变来变去，有时玩了这种物，在这个时段是丧了志，在下一个阶段又变成有志者的代表。因此对于一个真正有志的人原本是不必在意那些变来变去的社会舆论的（不管它是家族的、单位的、还是社会的、世界的），只管按照你自己决定的方向走下去就是了。
当然话是这么说，往往事实上一个个人是抵抗不了舆论的讨伐的（不管它是家族的、单位的、还是社会的、世界的），被舆论吃掉的人历史上也不是少数。因此，对于一个按照自然规律行事的自然和社会来说，个人的意念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并不影响它的发展和前行，况且谁也不能够确定这个世界是按谁的意愿走了就是好，不按谁的意愿走就是不好。所以，对于个人来说，不管是有人说他“玩物丧志”也好，还是有人说他“志存高远”也好，都不必认真的。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３日
作文五：《玩物丧志4辩总结》1100字我方观点是‘‘玩物丧志”正如我方一辩所言：玩物丧志是指痴迷于一些有害的事情，就会丧失积极进取的志向！什么叫痴迷？是过度的迷恋于某人、某事、某物而不能自拔，既然这样那我们平时劳逸结合的游玩、嬉戏也就谈不上是“玩物”了。谈不上玩物更谈不上“玩物未必丧志”了。也就是说与本次的辩论主题无关。什么是有害的事情，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对于我们在校学习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来说：“迷恋网络，不思进取就是有害的”而对于游戏的职业玩家来说，网络对他们并不是有害的，而恰恰相反是有益的！这是他们的志向所在！他们沿着自己的志向发展，是他们的事业所在！又怎能称之为玩物呢？！如果发展自己的志向也叫玩物的话，岂不贻笑大方，为世人所耻笑！···还有对方辩友提到那些因为玩而不经意间玩出名堂的人！我所要纠正的是“此玩非彼玩”，我们所说的玩物丧志是指痴迷于一些有害的事情！他痴迷了吗？！那对他来说是有害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话说过来有多少人因为痴迷于网络游戏而丧失了自己的志向！他们沉迷于游戏！不务正业～～甚至为了能玩游戏去偷、抢、更甚者杀人！最终害人害己！这些事例每年还少吗？！他们在玩物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这样不仅耽误了学习和事业，也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使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由此可见玩物丧志的可怕！
假如像对方辩友所说的那样“玩物未必丧志”，其中玩物未必丧志包括：一是玩物丧志，也就是我方的观点！这也就不必再辩论了！二是玩物不丧志，如果说玩物不丧志那我们还来学校学习干什么？都去玩不行了！显然是不成立的，对方的观点也就无立足之地，也就是从反面验证了我方的观点“玩物丧志”的正确性！
尚书有云：“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孔传：“以器物为戏弄者，则丧其志”清代照槤《啸亭续录、公尝谏阻之》记载：“上於上元夜、赐、诸、王公大臣观火戏，公尝谏阻之，以为玩物丧志”。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四十说：“他认为以有限的精神做这些闲言闲语，真是玩物丧志”，从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无论是古圣人还是当代人都已广泛认可“玩物丧志”。 玩物为什么会丧志？因为这些人玩物玩过了头，完全被物所控制了，当物和志发生矛盾时，物完全压倒了志，因此玩物肯定丧志了！
卫懿公玩鹤丧志，最终战败而亡！ 后有诗云：
曾问古训戒禽荒，一鹤谁知便丧邦！
荥泽当时遍磷火，可能骑鹤返仙乡？
不正是讽刺那些玩物丧志的人吗？
“ 古有玩物丧志、今有好奇害死猫”近年来很多人每天沉迷于网络由于，博客美化的雕虫小技之中，不能自拔！荒废了学业、荒废了宝贵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是金钱也买不到的，这个我们从小就学习，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理解他的含义？！我们不能这样无聊下去不能玩物丧志！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哪怕做一只勤劳的蚂蚁，不然连只蚂蚁都不如！ 因此我方观点一致认为“玩物丧志”！
作文六：《玩物丧志造句》800字１、擅长台球，是青春虚度的标志。玩物丧志的意思，当然，他应该加一句，台球运动员不算。
２、以往让我感觉生活快乐的那些奢侈享受，现在都成为自己玩物丧志的证明。
３、不瞒兄弟您说，我自退休以来，每天种花养鸟，做的尽是玩物丧志的事儿。玩物丧志造句。
４、便引发一系列问题，上课不注意听讲，扰乱课堂秩序，玩物丧志的学生比比皆是。
５、他们生活得不错，因为他们偷袭邻地的成果。在那里他们集中女人，食物和酒料，过一种悠然自得，玩世不恭，玩物丧志的日子。
６、他着迷于邮票的收集上，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不是玩物丧志是什么？
７、他要不是沉迷于网咖，玩物丧志，岂会荒废了学业？
８、电子竞技不是简单的打电子游戏！电子竞技也决不是什么玩物丧志！
９、打游戏并不代表玩物丧志，其实到了工作的阶段，（）又有了女朋友，很少有人会再因为游戏而玩物丧志。
１０、读圣贤书但知背诵，不求甚解，不能身体力行，这与玩物丧志似乎并无不同！
１１、人有嗜好无伤大雅，但若过分沉迷就是玩物丧志了。
１２、人所以缺管毅力、勇气，是因为好逸恶势、玩物丧志。
１３、他时常告诫过分沉迷于电玩的年轻人，勿玩物丧志而自毁前程。玩物丧志造句。
１４、一些娱乐游戏、聊天等可能会导致孩子们玩物丧志或者交友不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人为控制，控制使用时间的长短和时间点等等，并进行一些引导。
１５、玩物不能丧志，学习为了明天，工作才能生活，钞票固然重要，健康才是本钱。
１６、真心希望今天全国的小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快快乐乐，没有烦恼，但千万不要“玩物丧志”哟！
分页：ﻩﻩﻩﻩﻩﻩ１ ﻩﻩﻩﻩﻩﻩﻩﻩﻩﻩﻩﻩ２ ﻩﻩﻩﻩﻩﻩ３
作文七：《玩物丧志的名言》700字玩物丧志的名言
１、每一点滴的进展都是缓慢而艰巨的，一个人一次只能着手解决一项有限的目标。——贝弗里奇
２、曾闻古训戒禽荒，一鹤谁知便丧邦。
３、一个人应当摈弃那些令人心颤的杂念，全神贯注地走自己脚下的人生之路。——斯蒂文森
４、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是偏私，给任何人都不是二十四小时。——赫胥黎
５、天才免不了有障碍，因为障碍会创造天才。——罗曼·罗兰
６、那一天下午，我在罗丹工作室里学到的，比我多年在学校学到的还要多。因为从那时起，我知道人类的一切工作，如果值得去做，而且要做得好，就应该全神贯注。——茨威格
７、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罗曼·罗兰
８、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莎士比亚
９、成功＝艰苦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爱因斯坦
１０、凡读无益之书，皆是玩物丧志。——王豫
１１、就是以全部精力专注于某事物呗，形容做事认真的。
１２、那一天下午，我在罗丹工作室里学到的，比我多年在学校里学到的还要多。因为从那时起，我知道人类的一切工作，如果值得去做，而且要做得好，就应该全神贯注。——茨威格
１３、玩物丧志，玩人丧德！
１４、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１５、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爱迪生
１６、在天才和勤奋两者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她是几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爱因斯坦
１７、天才就是这样，终身努力，便成天才。——门捷列夫
１８、荥泽当时遍磷火，可能骑鹤返仙乡？（ｍ．ｌｚ１３．）
１９、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孙中山
２０、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迅速办事。——歌德
＊ 关于尊敬老师的名言
＊ 名人名言大全摘抄
＊ 革命先烈的名言
作文八：《玩物丧志造句》700字玩物丧志造句
１、擅长台球，是青春虚度的标志。玩物丧志的意思，当然，他应该加一句，台球运动员不算。
２、以往让我感觉生活快乐的那些奢侈享受，现在都成为自己玩物丧志的证明。
３、不瞒兄弟您说，我自退休以来，每天种花养鸟，做的尽是玩物丧志的事儿。
４、便引发一系列问题，上课不注意听讲，扰乱课堂秩序，玩物丧志的学生比比皆是。
５、他们生活得不错，因为他们偷袭邻地的成果。在那里他们集中女人，食物和酒料，过一种悠然自得，玩世不恭，玩物丧志的日子。
６、他着迷于邮票的收集上，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不是玩物丧志是什么？
７、他要不是沉迷于网咖，玩物丧志，岂会荒废了学业？
８、电子竞技不是简单的打电子游戏！电子竞技也决不是什么玩物丧志！
９、打游戏并不代表玩物丧志，其实到了工作的阶段，（ｍ．ｌｚ１３．）又有了女朋友，很少有人会再因为游戏而玩物丧志。
１０、读圣贤书但知背诵，不求甚解，不能身体力行，这与玩物丧志似乎并无不同！
１１、人有嗜好无伤大雅，但若过分沉迷就是玩物丧志了。
１２、人所以缺管毅力、勇气，是因为好逸恶势、玩物丧志。
１３、他时常告诫过分沉迷于电玩的年轻人，勿玩物丧志而自毁前程。
１４、一些娱乐游戏、聊天等可能会导致孩子们玩物丧志或者交友不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人为控制，控制使用时间的长短和时间点等等，并进行一些引导。
１５、玩物不能丧志，学习为了明天，工作才能生活，钞票固然重要，健康才是本钱。
１６、真心希望今天全国的小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快快乐乐，没有烦恼，但千万不要“玩物丧志”哟！
＊ 好事多磨造句
＊ 体无完肤造句
＊ 沆瀣一气造句
作文九：《从“玩物丧志”谈起》2900字历史的经验教训教训 “玩物丧志”，这是一句古话，已经讲了千百年了。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沉淀在物质生活的享受中或者追求物质享受，就会丧失远大的志向。可以说，这句警语是古人千百年来无数经验教训的总结。翻开历史，古今中外，不少人在事业上之所以失败，一生无所成就，甚至亡国亡身，除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沉溺于物质享受；反之，一切有理想，有志气，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往往是不贪图物质享受，而能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所以除了“玩物丧志”之外，古人还说要“以俭养志”。 前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举宋高宗赵构为例。当时，宋朝遭受金兵的侵略，江北尽失，京都由汴州（开封）迁到临安（杭州）。在临安，可以偏安一隅，赵构便成日耽酒歌舞，无志收复失地。民族的奇耻大辱早淡忘了。因此不但国仇未报，而且种下了亡国祸根。宋朝的爱国诗人陆游对赵构等这种玩物丧志的事实曾痛心地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熏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举传说中的治水的禹为例。相传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治理洪水、对我国民族的发展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当时洪水犯滥，到处都成泽国，“尧典”上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开初，尧命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后来，舜又命禹治水，禹就立下雄心壮志：完成父亲的遗业，非把洪水治好不可。为此，“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面不入”（见“孟子”“滕文公”篇。另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战国时楚国人尸佼所著的“尸子”中还记载大禹的艰苦辛劳而至生病的情况说：禹“疏河决江，十年未窥其家，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正因为禹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和人民一道艰苦奋斗，把个人物质享受家庭生活置之度外，所以治水获得很大效果。禹自己也说：“予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意思是说，为了集中精力治水，我讨了老婆，四天就走，生了阿启，也没有好好照顾，所以能够治水成功。）这些虽属于远古的传说，但却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另外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勾践立下向吴国报仇的大志，惟恐自己沉醉于物质生活，磨灭了大志，便撤去华丽柔软的铺盖睡在柴草之上，每日饭前要尝尝悬挂在床前的苦胆的苦味。此之谓“卧薪尝胆”。越王勾践就是这样“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克勤克俭，终于实现了素志：打败了吴国，报了国仇。 古人如此，今人也是这样。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周围接触到的人，便会发现：一切有大志的人，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大都是刻苦的，从不把自己的宝贵精力耗费在追求生活享受上，而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而一切沉溺于物质生活，对物质生活津津有味、孜孜以求的人，总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雄心大志，没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或者，有些人虽然开始有些志向，想轰轰烈烈地成就一番事业，但以后沉醉于物质生活之中，原来的一点志向也就逐渐消磨，以至变得没有什么大志了。 为什么玩物可以丧志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各时代各阶级的人们志向虽不相同，但任何一种大志的实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实现大志的过程是一个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过程。贪图物质生活的安逸、享受，滋长了安逸享乐思想，就会使人丧失了为实现大志而去克服困难、英勇斗争的勇气，最后必然会忘掉和丧失大志。对今天的青年来说，贪图物质生活享受，就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让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下去，还会有什么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所以古人从千千万万人成功与失败的事例中，积数千年之经验，总结出的“玩物丧志”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现实的意义 “玩物丧志”这句古话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记取。还因为： 第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过去有了极大的提高，生活提高，这本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发展的结果，今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继续跃进，我们的生活水平还将不断地提高。而这种生活上的提高，反映到人们思想上，便可能产生两种情况：有些人想到过去的苦，尝到今日的甜，就会看到无比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的未来，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大志，因而更加信心百倍，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为实现共产主义大志而艰苦奋斗。但是，也还可能有另外一种人，由于生活提高了，便沉淀在物质生活的享受与追求中，忘记了勤劳勇敢的革命传统，满足于现状，不愿再艰苦奋斗了，再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了，他们的革命性也就完结了。一个人在对待物质生活上要经受两种考验：“贫贱不能移”和“富贵不能淫”。艰苦的困难的物质生活条件固然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比较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样是一种考验，而且是一种更为严峻的考验。如果说，在过去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经受了考验，那在今天生活好了的时候，我们就还要经受新的考验。 第二，不要忘了，我们当前还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还依然存在。资产阶级还在散布它的思想影响。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人们贪图物质享受的重要根源。而物质生活的引诱，通过物质生活以腐蚀斗志，自古以来就是剥削阶级从事斗争的一种屡用不鲜的手段。这里读读“三国演义”上的一段历史故事对我们是有教益的。据“三国演义”记载：当初，东吴为了取得荆州，就用美人计诱刘备到东吴，并“盛为筑宫室，以丧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娱其耳目”。东吴认为“刘备起身微末，未尝享受富贵，今若以华堂大厦、美女金帛令其享用，自然疏远孔明、关、张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后荆州可图也”。而知备呢？一到东吴成亲后，也真的沉溺于安乐生活中，忘了荆州，忘了孔明，忘了国家大事。如果不是诸葛亮早已预见到这一点，以锦囊妙计，交与赵云，赵云及时对刘备诈称曹兵进犯，使刘备猛醒过来，那才会上东吴的大当呢。不独历史如此，今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者不是也在大量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鼓吹追求个人生活享受，用物质生活的引诱来腐蚀青年吗？现在阶级敌人腐蚀青年的办法大致有这几种：一是“贪 ”，就是用物质生活、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方文明”来勾引青年，妄图使青年贪图安逸、舒服、轻松、享受，以此来磨灭青年革命的雄心壮志和革命精神；一是“怕”，就是用战争讹诈、宣传核武器的毁灭性等等来吓唬青年，借此使青年贪生怕死，不敢革命；一是“爱”，就是标榜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宣传不分阶级、不分敌我的“爱”等等，妄图使青年丢掉马列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解除青年的思想武装。在这三个办法中，阶级敌人往往又是先从“贪”字在青年思想上突破缺口的。贪求物质生活享受，磨灭了革命的雄心壮志，就必然贪生怕死，害怕斗争，害怕艰苦奋斗，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的战争恐哧所吓倒；让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拥而入，成为他们的俘虏。应当深刻认识到，题过物质生活的引诱，以腐蚀青年的革命斗志，是帝国主义和我们争夺青年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大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在当前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我们生活愈有提高的时候，就愈应该坚守物质生活这道防线，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警惕阶级敌人蚀腐青年的阴谋，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树立无产阶级革命的雄心壮志。我们革命精神旺盛，战斗意志昂扬，阶级敌人的一切腐蚀青年的阴谋那是难逞其技的。
作文十：《玩物丧志的故事》300字【注音】ｗáｎ ｗù ｓàｎｇ ｚｈì
【成语故事】公元前６６８年，卫惠公的儿子姬赤成为卫懿公后，不思富国强兵之道，整天喜欢养鹤，甚至荒唐到给鹤封官位，享官禄，百姓怨声载道。北方狄国借机出兵攻打卫国，卫国士兵根本不抵抗就逃散，有人甚至叫鹤去抗狄，最后卫懿公被狄兵所杀。
【出处】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书·旅獒》
【解释】玩：玩赏；丧：丧失；志：志气。指迷恋于所玩赏的事物而消磨了积极进取的志气。
【用法】作谓语、宾语、定语；指没理想
【近义词】不务正业
【反义词】业精于勤
【成语例句】
◎ 面对金钱的诱惑，原本就不那么积极上进的焦晓志，变得更加不思进取，玩物丧志了。
◎ 我年轻时信奉一句格言，叫作“玩物丧志”
◎ 古人说，＂玩物丧志，＂两年来我似乎就在用某种癖好系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