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孝经》形成于先秦时期，是经书之一，自汉代起被我国封建君主奉为圭臬，成为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稳定天下、治理国家的至德要道。《孝经》的编辑思想主要表现在“广至德要道，以顺天下”的编辑宗旨，“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的编辑目的，尊卑有别的编辑原则和开放融合、兼容并包的编辑态度。
[关键词] 《孝经》 编辑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2-0124-03
[Abstract] The Classic of Family Reverence which appeared in Pre-Qin Perio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fucian Classics looked as Principle of governing country by emperors of past dynasties. Its editorial thoughts mainly displays in the editorial policy of “promoting the moral to make world stability”， the editorial purpose of “providing behavior standard for people”， the editing principle of “different people belongs to different classes” and the editing attitude of “absorbing other things’ advantages”.
[Key words] The Classic of Family Reverence Editorial thoughts
《孝经》在汉代时被列为七经之一，被称为“百行之宗，五教之要”，为汉代及以后的封建君主奉为圭臬，流行不辍，成为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稳定天下、治理国家的至德要道。《孝经》产生于何时，作者是谁，至今未有定论。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孝经》已在流传，其出现应早于《吕氏春秋》（约公元前239年）。关于《孝经》的作者，学界有孔子作《孝经》、曾参作《孝经》、孔子门人作《孝经》等八种观点。汉成帝时，刘向奉诏“领校秘书”，《孝经》即在其中。他比参各本，去其繁惑，釐定今文《孝经》为十八章，成为相对稳定的版本。古往今来，对《孝经》研究者甚众，但极少从编辑思想的角度进行考量，本文则是这一研究视角的尝试。
1 “广至德要道，以顺天下”的编辑宗旨
汉初陆贾在为汉高祖总结秦朝教训时提出要宣扬“孝悌”，重振伦理道德，因为西汉的统治者将秦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弃仁义”“尚苛政”，故而“孝治天下”成为汉代重要国策之一。刘向奉汉成帝之命理校经传，对《孝经》的编辑也充分体现和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孝经》在《开宗明义章》中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1]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指出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從孝道中得来，孝是做人的根本，是治理天下的最好手段。在《三才章》中写到：“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3]孔子认为孝是符合天地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的，是德政的根本，君主如果实行孝治，国家的教化不必用严厉的方法就能成功，国家的政治不用严苛的刑罚就能得到治理。《孝经》一书编撰的宗旨就是向人们推广阐发 “至德要道”——孝道，使世人了解孝道的重要性，从而起到“以顺天下”的作用。
在《孝经》的篇章结构安排上，也体现了其编辑宗旨。《孝经》全文共十八章，大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释“孝”的基本理论，指出了“孝”由初级到高级即“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三个阶段。第二部分主要是“孝道”与政治的关系。第三部分阐释“孝道”的实行。从篇幅来看，第一部分包括了第一至第六章，第三部分包括了第十、十五、十八章，第二部分则包括了《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圣治章》第九、《五刑章》第十一、《广要道章》第十二、《广至德章》第十三、《广扬名章》第十四、《感应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等，共九章，这一部分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构成书籍的主体。编者详细讲述“以孝治天下”的道理和方法，指出国君“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教育人民要相亲相爱，没有比国君自己行孝道、敬爱父母更好的方法了。君子事亲孝，就能移忠于君。国家以孝化民，那么国家就会和睦太平，风调雨顺，没有灾害，也没有犯上作乱，从而达到天下和顺、孝治天下的作用。
《孝经》紧紧围绕“孝道”展开论述，“广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是《孝经》编撰宗旨也是其重要的编辑
思想，《孝经》的编撰是为了使孝的观念深入人心，使臣民以孝事亲，移孝于君，以忠孝事君，从而达到上下和睦、社会和谐、百姓顺君、天下太平的局面，实现统治者“孝”治天下的目的。
2 “ 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的编辑目的
宋代邢昺在《孝经注疏序》中曰：“昔圣人蕴大圣德，生不偶时。适值周室衰微，王纲失坠，君臣僭乱，礼乐崩颓。……遂乃定礼乐，删《诗》《书》，赞《易》道，以明道德仁义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虑虽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说《孝经》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4]邢昺指出，由于人们的行为找不到依据和标准，所以要编撰《孝经》，其目的是在为世人“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
“经”的本意是指织布时织机上纵向的纱线，与横向的“纬”相对应。织布时纵向的纱线不动，只有横向纬线来回穿梭。因此，经就有了纲领的意思，有了根本原则的意思。以此推之于社会，治理国家，千头万绪，必须为之建立纲领，行事才有条理和依据[5]。《孝经》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为目的，就是要为世人呈现出一套事亲、事君、治天下的方法和行为规范。例如，对于百姓而言，要事亲就要善事父母，做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6]“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7]父母在世时要尊敬父母、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父母去世时要满怀悲痛以礼安葬，并以礼祭祀。身居高位，不骄傲恣肆，为人臣下，不犯上作乱，地位卑微，不相互争斗。这些都是事亲行孝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孝经》第十八章《丧亲章》专述了治丧的具体礼仪，阐释了孝子在为父母办丧事时对哭声、表情、服饰、服丧时间的要求，以及从制作棺椁到入殓、安葬、建庙祭祀等多方面的行为规则，使人们在治丧时能有所依据。对于事君，《孝经》亦给出了具体的标准，如《事君章》曰：“君子之事上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8]阐述了君子分别在为官、为民、在朝、在野时该如何尽忠事君，这成为后世历代帝王教化臣民的标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