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们一家人在饭厅快快乐乐的吃着粽子。我突然问爸爸：“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呢？”爸爸说他也不知道，其他人也纷纷表示不知道。于是，我只好自己去翻书查找。
相传在古代，楚国谋士—屈原深受楚怀王的重用。那些卑鄙小人就经常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怀王渐渐不用他了，屈原见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悲愤不已。有一回强大的秦国派人找楚怀王议和，屈原看出这是秦王的阴谋，便去劝阻楚怀王，没想到楚怀王不但不听他的，还将他驱逐出都城。结果楚怀王一到秦国就被关机牢房里，三年后因忧郁成疾死在了秦国。楚怀王死后，楚襄王即位后，整天吃了玩，不理朝政，楚国一天一天衰弱下去。屈原多次劝说楚襄王，反而被流放到了遥远的汨罗江边。后来亲王占领了楚国的都城，屈原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悲痛万分，因不愿做亡国奴而于农历五月初五这天跳进了滚滚的汨罗江里。后来百姓们为了保全屈原的尸体而往江里面投放粽子和鸡蛋，希望江里的鱼不要吃屈原，还把船装扮成龙的样子在江面上划来划去以便驱赶水怪。从此为了纪念屈原的爱国精神，就把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
喔，原来端午节是这样来的。
作文二：《继承屈原的爱国精神》700字继承屈原的爱国精神
今天是端午节，早上六点，我和妈妈骑自行车来到龙潭桥下．呵！来往的人群川流不息，熙熙攘攘，买卖的，叫唱的，热闹极了。有卖花的，有卖衣服的，有卖水果的．．．．．．。我发现一种象芹菜一样的绿油油的植物，问妈妈：“这是什么？”妈妈说，“问问那位阿姨。”“阿姨，这是什么？”“是艾蒿。”“能干什么？”“驱邪，习俗嘛！到了端午节大家都买艾蒿，５毛钱一把！”我来了两把，顺着人群走着走着。我又看到了一种植物，叫香朴。浑身香味，能防蚊子。长长的，犹如一根长竹子，随着风摇摇摆摆好看极了。我买了４根，１毛钱１根可便宜了。旁边小朋友的脖子上都挂着五颜六色的小荷包。戴着五彩线，荷包和五彩线是吉祥之物，能给人们带来平安与幸福。 我们又买了好几种不同口味的粽子。我边香甜地吃，边问妈妈为什么端午节吃粽子。妈妈说，粽子是端午节的重头戏，这是纪念屈原的日子．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人耿直、忠诚。因为楚王相信奸臣的话，就把屈原革了职，在楚国灭亡时，屈原放声大哭，于五月初五投江自尽。老百姓为了不让鱼吃忠臣屈原的身体，就包了粽子扔到河里。以后就流传下来端午节吃粽子的习
俗。我听了，心里一阵发酸，望着滔滔的松花江水，我仿佛看到了“难酬蹈水亦英雄”的屈大夫，真是“风萧萧兮江水寒，贤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个端午节让我增长了不多知识，知道了端午节的来历，知道了
艾蒿、荷包和香朴的含义，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屈原大夫忠贞与高洁的品格。他慷慨赴死，视死如归，在楚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坦然睡去，睡整张汩罗江的河床。我感觉，他虽然死了，但他几千年了，仍然活着，因为他的血系中有一条长江的支流。他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我要向他学习，向他致敬，但我要做一个能忍辱负重的、策略灵活的爱国者．
作文三：《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6300字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
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
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
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
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作文四：《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关于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600字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 关于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导读：据《史记》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着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屈原曾经写了很多优秀的诗歌，其中最有名的是《离骚》。他在诗歌里，痛斥卖国的小人，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对楚国的一草一木，都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后来人们认为屈原是一位我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
作文五：《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浪漫主义精神》4600字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养育了屈原这样一位跨越时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世代典范。
屈原（约前３４０－前２７７），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出身贵族，加上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才能超群，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擢升，受命担任左徒要职，“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顷襄王二十一年（前２７８），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第二年又攻陷巫郡、黔中。屈原痛感国家的败亡，自己又无力挽救，悲愤难捱。是年五月五日，遂自投汩罗江，以身殉国。
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视时。常常投奔他国。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在当时士人们以谋取权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己任，屈原却不能。“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自小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受到了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和楚国危难现实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变革，使他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屈原是楚国的优秀儿女，是楚民族的灵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优秀文化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是楚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二、《楚辞》的爱国主义精神
列宁认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作为象征楚民族文化的奠基作品《楚辞》，它集中体现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风貌。“楚辞”，是产生于南方长江流域楚地的新文体，是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人黄伯思称楚辞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也就是说，它采用了楚国的方言，使用了楚国的声调，记载了楚国的地理，书写了楚国的物产。
《楚辞》是继《诗经》后于公元前三世纪产生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屈原、宋玉、东方朔、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而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楚辞》，屈原所作《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是《楚辞》的主要部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楚辞》中体现得十分充分。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他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是诗人蕴含着满腔爱国激情。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忧伤怨愤之歌。忠怨之情和爱国精神是《离骚》的主线。全诗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现了诗人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表明了诗人忠君报国的坚决态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其爱国爱民之心，掷地有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即使粉身碎骨，他也决不改变志向。第二部分主要写诗
人驰骋幻想。探求实现美政理想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第三部分，写诗人幻想中的追求。当诗人就要离开楚国的一刻，他在太空中忽然看见了故乡：“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时，仆夫悲伤，驷马徘徊。车驾不能前行了。怎么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国人莫我知兮。叉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祖国啊，我既无法留，又不可去，只好以死殉国了！此情此景，何等悲壮啊！爱国激情。炽烈如火……
在《九章》中，《涉江》里的“长铗陆离”、“高冠崔嵬”体现了诗人忠直高尚的品格，“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表明了诗人坚贞不屈、宁死不变节的高尚情操。《橘颂》细致描绘橘树精色内白的果实和“深固难徙”的品质，表现了诗人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哀郢》的最后，诗人用“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两个比喻，沉痛地抒发了至死不忘郢都的爱国情怀。
《国殇》被世人誉为一曲忠诚报国的赞歌。《国殇》所祭非天神，而是人鬼。殇。古代指未满二十岁而死的人，这里指为国牺牲的将士。把他们和天神同等祭祀，足见诗人对这些为国牺牲的英雄怀着崇高的敬意。本诗先写将士们与敌人激战及壮烈牺牲的经过，后写对牺牲将士的哀悼与颂扬。写法上先叙述，后赞颂，叙赞结合。《国殇》堪称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写照。在叙述部分里，首句用“吴戈”、“犀甲”描绘出楚国将士的雄姿。为下文描写他们牺牲之壮烈打下了基础，这是一群英雄战士奔赴战场，去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的。“旌蔽日兮敌若云”，看似写敌人的强大、声势的凶猛，却从侧面反衬楚国将士的英勇无畏。诗的最后四句，对为国牺牲的将士作了高度的赞扬。既赞扬他们生前的勇武刚强、不可侵犯，更赞扬他们死后威灵显赫，永为鬼雄。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实质就是热爱祖国人民。诚然，在屈原的诗篇中，直接描述人民的苦难，体现他同情人民的诗句很少，然而，他每一篇作品的中心都是紧密地和祖国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也和人民的苦难生活联系在一起。在他的作品中，仅《离骚》里用到“民”字的诗句就有六处：“哀民生之多艰”、“终不察夫民心”、“览民德焉错辅”、“相观民之计极”、“民生各有所乐兮”“民好恶其不同兮”。 闻一多先生说：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讽刺椒兰，无情的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的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激励。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因为人民是富于正义感的。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树立的一座璀璨无比的丰碑。１９５３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推崇和隆重纪念。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伟大高洁的人格，千百年来哺育和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奋勇前进。 屈原的浪漫主义
《三国演义》吸引读者，是因为里面有运筹帷幄的谋士与英勇无比的武将；《水浒传》吸引读者，是因为里面有忠肝义胆的好汉与令人恨之入骨的奸臣。那么，《西游记》为什么吸引人呢？小时候只知道里面有一个孙悟空和一群妖精，现在重读渐渐领悟，这或许是源于它的超现实主义。
由此，不由想起屈原和《楚辞》了。屈原经过两次流放，可能已经逐渐看清了社会与自己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之际，写出的诗文也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逼破屈原只能‚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一生不得志的经历，迫使屈原只得在《离骚》中以２４５行的篇幅驰骋浪漫想象‚往观四方‛，天上人间，古往今来，跋涉奔波于漫长曲折的心路历程，从而去寻求理想、赏识与寄托。多少年过去，在屈原的影响下，《楚辞》也就成了我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
浪漫主义的诗歌，不仅诗人自己可以尽情畅想，读者在欣赏诵读之时同样也可以融入那种意境，从而去感受诗人的理想。另外，由于浪漫主义的诗文大多都寄予了诗人们各种各样的愿望，在客观上，也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知道凡尔纳吧，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会被人那般喜爱，绝对与这个道理不无关系。
李白的浪漫主义：
我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伟大的传统在唐诗中都发展到新的高度。李白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远古时代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萌芽。到了战国时代，屈原吸取前代文学和文化的成就，在现实斗争中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诗篇，以宏富博大的内容，奇情壮采的形式，‚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为浪漫主义传统创造了第一个高峰。和他同时的庄子在哲理散文中创造了许多幻想奇丽的寓言，也对浪漫主义传统有重要贡献。从两汉到唐初，浪漫主义传统在民间和进步文人创作中不断发展着，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的《陌上桑》、《木兰词》等等作品，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的某些诗篇，以及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传说，都对浪漫主义传统有所丰富。到盛唐时代更出现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高潮。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李白对唐代诗歌的革新也有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使诗歌革新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他在《古风》第一首中，回顾了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指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并以自豪的精神肯定了唐诗力挽颓风，恢复风雅传统的正确道路。在《古风》第三十五首中，又批评了当时残余的讲求模拟雕琢、忽视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诗风：‚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在创作实践上，他也和陈子昂有相似之处，多写古体，少写律诗，但他在学习乐府民歌以及大力开拓七言诗上，成就却远远超过陈子昂。他这些努力对诗歌革新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李阳冰在他死后为他编的诗集《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这是对他革新诗歌功绩的正确评价。
李白诗歌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他的诗名在当代已广泛传扬，到贞元时期，他的没有定卷的诗集已‚家家有之‛。中唐韩愈、孟郊大力赞扬他的诗歌，并从他吸收经验，以创造自己的横放杰出的诗风。李贺浪漫主义的诗风更显然是受过他更多启发的。宋代诗人苏舜钦、王令、苏轼、陆游，明清诗人高启、杨慎、黄景仁、龚自珍等也莫不从他的诗中吸收营养。此外，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的词，也受过他的影响。他那些‚戏万乘若僚友‛的事迹传说，被写入戏曲小说，流传民间，更表现酷爱自由的人民对他的热爱。
作文六：《请你结合屈原谈谈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6400字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
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
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作文七：《论屈原爱国主义精神》4500字摘要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一位伟大的诗人，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万古传颂。屈原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赤诚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通过对春秋中叶以来，对当时楚国的屈原生活的时代环境，生平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进行分析评论。本文主要就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的原因及表现作分析。
关键字： 屈原 美政 以民为本 爱国精神
目录
摘要……………………………………………………………………．．１
一、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原因…………………………………．．．．３
（一） 屈原身世……………………………………………………．３
（二） 社会背景……………………………………………………．３
二、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４
（一）美政理想……………………………………………………．．４
（二）以民为本，忧国忧民………………………………………．．６
（三）嫉恶如仇的批判精神………………………………………．．７
三、小结………………………………………………………………．．８
四、参考文献…………………………………………………………．．．９
一．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原因
（一）屈原身世
屈原的少年时代充满着浪漫色彩。他诞生在山水灵秀的巫峡附近，环境的熏陶使他从小便养成个性高洁，好奇服，爱花草的品格。屈氏家族虽然与楚国同姓，但与楚国的王公贵族比较，只能属于远离王族的疏族。屈原的父亲伯庸一生不得志，他深居僻壤。靠世袭的“食邑”过日子，早已从贵族显赫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屈原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但也在一般人之上，过着丰衣足食，不忧冻馁的生活。屈原从小聪颖过人、开卷过目成诵，提笔作文为诗。在乐平里，当时能够搜集到的书，他几乎都读过。如晋《乘》、楚《木寿 杌》、鲁《春秋》等正史，《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广为流传的诸子学说等。屈原更喜欢山歌、渔歌和祭祀歌曲，每得到一首，便如获至宝，从中汲取营养。
屈原出身贵族，但到屈原出生时，家道中落。因此，谋求政治地位是屈原振兴家族的唯一出路，屈原虽然出身于家道中落时期，但是他仍然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
（二）社会背景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当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春秋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在此竞争激烈的社会背景下，各诸侯国争相兼并，改革活动和战争十分活跃。到了战国时期，过百的诸侯国只剩下七个。每个诸侯国都想兼并其他国家而完成统一大业，屈原生在楚怀王和倾襄王时期，各国的兼并战争不断，而楚国又在慢慢的衰落，面对着西边秦国的慢慢强大，楚国岌岌可危。在这一背景下．屈原挺身而出，希望用一系列的政策来改变楚国的现状，同时屈原也希望楚国的统治者能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清醒过来。屈原抱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试图来改变楚国的命运，他提倡以民为本，并且一直坚持着他的“美政”理想。在楚王信任他时，他表现得更有信心，更有激情。当屈原的思想受到当朝恶势力的抵制和迫害时，他不计个人得失，依旧坚持着自己的思想， 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
二．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
（一）屈原的“美政”理想
１．１“美政”理想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
屈原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他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他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１．２ “美政”理想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
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但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贫贱，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所以屈原认为楚王若能像那些兴国得国君一样用“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办法来治理楚国，楚国必将强大起来。因此“美政”思想使屈原看到了希望，这也正是一直支撑着屈原走下去的最大也是最原始的动力。
１．３屈原“美政”的理想就是富国强兵的理想。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
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王因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最终使得屈原的理想毁于一旦，诗人正是在忧愁忧思之际创作出了《离骚》这一部伟大的作品。
（二） 屈原以民为本、忧国忧民的思想
２．１忧国忧民、以民为本。
在《离骚》 中“长叹息以掩涕息，哀民生之多艰”，说明屈原把人民放在了相当高的位置。他会因人民的生活艰苦而伤心难过。这种民本思想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说明了人民的重要性。而《左传》中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屈原作为当时楚国的一名清醒者，又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民为贵的道理他当然知道。于是他忧国忧民，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
屈原最同情下层人民，他爱祖国，也爱人民，因为爱祖国和爱人民是一致的。屈原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从思想上同情人民；屈原从政期间通过改革使人民得到好处；在共赴困难时不愿意离开人民。屈原的这个思想在他的作品中表露无疑，《离骚》中有：“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意思是世上的人民任凭他们各有所好，而我的习惯是专注于爱好修洁。屈原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民”或“民生”。屈原的民本思想从哪里来，或者说屈原的思想怎么跟人民贴得那样近的呢，闻一多先生说的好：“说来奇怪，屈原是楚王的同姓，却不是一个贵族。战国是一个封建阶级大大混乱的时期，在这混乱中，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卑贱的伶官，所以，官爵尽管很高，生活尽管和王公们很贴近，他，屈原，依然和人民一样，是在王公们脚下被践踏着的一个。这样，首先在身份上，屈原便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三）嫉恶如仇的批判精神 ３．１屈原爱国主义精神还表现在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屈原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举世混
浊”。这实际上描绘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与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三、小结
在那个“举世混浊”的社会里，屈原用死来保持了他的那份高洁。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四、参考文献
１．朱学勤．古文观止［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修订版）［Ｍ］．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陈洪．罗宗强．中国古代文学史（一）［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作文八：《屈原的精神》600字三峡大坝这举世闻名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大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强国理想。时至今日，三峡蓄水整整三年了，百万移民都已搬迁走了。回首移民历程，从走出故土，重建家园到奔向新生活，一幅幅动人的画卷中升腾出厚重而又瑰丽的三峡移民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震撼着我的心灵。
“一步三回头，告别故乡”彰显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情怀
三峡工程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强国理想，１９９２年４月，全过人大通过了三峡工程的决议。这意味着我省｀重庆市和２１个区县的百万移民将亲手拆掉祖辈修建的房屋，亲手毁掉一代一代赖以生存的田园……
尽管含着热泪，后靠移民还是离开肥沃的故土，把新家建在脊薄的山梁上，尽管一步三回头，但外迁移名还是带着家乡的泥土和对亲人的思念，奔赴当阳枝江等地建设家园。
处处涌出移民创业精神
移民们一锤锤拆去旧家，又用那勤劳的双手建起新家。如今飞船而下，只见库区两岸幢幢新楼拔地而起，座座桥梁跨江而过，条条大路八达，柑橘产业带，名优水果产业带等罗罗棋布。
“宁可苦自己，决不负移民”书写移民干部的精神
我常常被这样的场景而打湿眼睛：我县移民百姓迁祖坟时，干部给移民当孝子；干部帮助移民百姓抬石头；移民百姓外迁时，干部们扶老携幼，依依相送。
这就是一名基层干部所具备的精神。他们为了移民百姓，却使自己受着平常人不能承受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压力。
屈原那伟大的精神在我们后人的身上得到了发扬和礼赞，使屈原精神永垂不朽。
作文九：《_楚辞_辑注与屈原爱国精神的彰显》7500字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复总第７９期）船山学刊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１，２０１１（ｒｅｓｔ．ｔｏｔＮｏ．７９）
“楚辞”辑注与屈原爱国精神的彰显
龚红林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２）
摘要：在“楚辞”辑注的细微变化中，屈原爱国精神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阐释和彰显：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爱国精神。以儒注骚及国家危机，使屈原作品在不断“重读”中，成为民族爱国文学的经典。
关键词：楚辞辑注；王逸；屈原；爱国精神；经典中图分类号：Ｉ２２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７３８７（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３２－０４
历代辑注《楚辞》者不下百家，较著名者有《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楚辞通释》等。只要将各类“楚辞”版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虽均名“楚辞”，所辑作品却不尽相同，篇目排列、注释考辩、篇章旨意也各有心得。细微的变化有时是一部文献整理的独到心得，“楚辞”辑注中的细微变化体现了辑注者不同的心理“脉搏”。“知微知彰”（《易·系辞下》），两千多年来“楚辞”辑注的细微变化，为我们了解屈原爱国精神的彰显路程提供了可能。
一
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的叙录与注释都十分突出屈原“忠信于君国”的一面。“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离骚经章句》“朕皇考曰伯庸”句）“言我欲谏争者，非难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离骚经章句》“恐皇舆之败绩”句）“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思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着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着明也。”（《九章叙》）
《章句》中这类篇章旨意的理解倾向，一方面源于屈原作品“忠信”的表达，另一方面受到前人“接受倾向”的影响。汉初贾谊《吊屈原赋》：“屈原，楚贤臣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贾谊惋惜屈原之死，为后人思考屈原精神开启了门户。其后，司马迁领略到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盛赞屈原心有国君、不忘兴国之“忠信”品格：“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竭忠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０６
智，以事其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忠”“信”是人臣的重要素质和品德，为儒家所提倡：“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作为楚之同姓，屈原用自然界的朴实现象表达了自己对宗国之“忠”：“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橘颂》）；屈原同样珍惜与楚王彼此的“诚信”：“约黄昏以为期”（《离骚》）、“指九天以为正”（《离骚》）。故，刘向赞其“念社稷”，“思国家”（《九叹》）。王褒赞其“念君兮不忘”（《九怀》）。西汉儒士盛赞屈原不弃君国之德，直接影响到《楚辞章句》对屈原作品的理解：“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楚辞章句·九思序》）
王逸继承司马迁以来的“忠信”说，用“忠贞”“忠信”“忠厚”“念国”忧国”“思君”“念君”“以忠辅楚”概括屈原作品内在的精神“电波”，认为屈原：昏君不悟而不弃，国家危亡而不弃，忠信于君国。有“忠信”之德。
王逸之前，班固《离骚序》批评屈原怨愤国君、露才扬己、专营求进而不明智，以致“忿怼不容”；丽辞巧语“皆非法度之政”［１］。王逸针锋相对，指出班固“偏激”。王逸认为“露才扬己”是对屈原人格的贬损，屈原忠贞高洁，直言谏君，是“绝世之行”。其目的是为“冀君觉悟，反于正道”（《离
作者简介：龚红林（１９７４－），女，土家族，湖北五峰人，副教授，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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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经章句·叙》）；针对“虚无之语”，王逸提出“依《诗》取兴，引类譬谕”象征说，肯定《离骚》“词温而雅”“义皎而朗”（《离骚经章句·叙》）。并进一步明确“以儒注骚”的批评模式，认为：“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离骚经章句·叙》）这些观点是对淮南王刘安“骚兼风雅”［２］的继承和发展，为其彰显屈原“忠信”之德给予理论支持。
二
王逸《章句》彰显屈原“忠信于君国”，除了受“以儒注骚”模式影响外，亦是动乱时代的造就。“读者和作家的心境帖然无间的地方，有着生命的共鸣共感的时候，于是艺术的鉴赏即成立。所以读者、看客、听众从作家所得的东西，……发现他自己的生活内容。”［３］王逸是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称“逸与屈原，同土共国”（《九思叙》）。故，他自信对屈原作品有与众不同的解读：“悼伤之情，与凡有异”（《九思叙》）。其实，王逸更有深意，不仅仅是因他和屈原是“同乡”，还在于他们面临相似的国运。
王逸生活在东汉安、顺帝时期。此时，外戚宦官乱政，皇权式微，政治秩序混乱。史料记载，安帝刘祐十三岁继位，顺帝刘懿约十一岁继位，政务大权落在邓太后、阎太后和外戚手中。《楚辞章句》大约成书于安帝元初四年（公元１１７年）［４］，王逸时任校书郎。“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南朝宋·范煜《后汉书》卷一百十上“文苑列传”第七十上）“元初”是安帝年号（１１４年～１２０年），其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饥荒、地震、水涝、干旱、兵火等灾害不断。“（元初）二年春，以郡国被灾赈粟贫民，自上即位至于是年，频有水旱之灾，百姓饥馑……七月，西羌犯境。……冬十一月庚申，郡国十一地震。”“三年春二月，郡国十地震。……冬十一月……郡国九地震。四年，春二月……壬戌，武库火。”“五年（１１９年）……八月，鲜卑寇代郡。是岁，郡国十四地震。六年，春正月乙巳，京都郡国三十二地震。水泉涌出，坏城郭宇舍压杀人。……夏五月，京师旱。七月，鲜卑入塞。冬十二月……郡国八地震。是岁，北单于与车师后部王攻敦煌。”（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六“孝安皇帝纪”）
看到灾难中的国家、百姓，有良知的士大夫奋起抗争。“永初元年，（杜根）举孝廉，为郎中。时和帝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
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南朝宋·范煜《后汉书》卷八十七）杜根直谏抗争折射出朝政危机，杜根奇迹般存活则反映了当时民心所向。而安帝的擢用则彰显了“忠君”的呼唤。
故而，王逸彰显屈原“忠信于君国”，实质亦是东汉中后期儒家士大夫忠君存国的体现。在王逸看来，传播屈原作品就是对屈原精神的教传，他说：“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楚辞章句叙》）所以他也通过辑注来传播屈原“行义”：“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楚辞章句·叙》）其“大指之趣”就是忠信于君国。
三
作为“《楚辞》不祧之祖”［５］，《楚辞章句》影响深远。“叔师一笺，朦发万古。”（明·汪瑗《楚辞集解序》）“叔师”即王逸。《章句》通过各种文献渠道启发后代辑注者。最显者，属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
洪兴祖《补注》先列王逸注，再标“补曰”申述己说。王逸《章句》有三个版本系统：文选本；补注本；单行本。流传最广者是“补注本”系统。［６］可见，“洪补”传播《章句》贡献甚巨。朱熹《集注》虽批评王、洪，但对二人注释仍时有檃栝。与王逸彰显“忠信于君国”有所不同，洪兴祖更突出“爱君之诚”，即忠于君主，“爱其君，眷眷而不忘”。提出“忠臣爱君”说：“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沈。……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楚辞补注序》）细微的转变与洪氏关注屈原接受史上的某些“误读”不无关系：“后之读其文，知其人，如贾生者，亦鲜矣，然为赋以吊之，不过哀其不遇而已。……扬子云作《反离骚》，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楚辞补注序》）贾谊、扬雄对屈原自沉多有惋惜和批判，洪兴祖则认为屈原之死乃忠臣义士的本色，其“英烈之气”会浩然永存：“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屈原虽死，犹不死也。”（《楚辞补注序》）
王逸彰显的“忠国”之情，洪氏赋予了其时代特色的阐释，转化为“忧国乐天”。北宋名臣范仲淹、欧阳修早前《岳阳楼记》《醉翁亭记》里都提到儒家士大夫的“忧乐”观。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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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受其影响，用忧乐哲学注解屈原：“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楚辞补注序》）
受王逸“依五经立义”启发，洪氏以屈原为“圣贤”典范，将其与孔子、司马迁并称“三仁”：“太史公作传，……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楚辞补注序》）
朱熹晚年作《楚辞集注》，在洪氏“爱君之诚”中加入“爱国”，合称“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在《楚辞集注·离骚经》“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句下注：“謇謇，难于言也。直词进谏，己所难言，而君亦难听，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九天，天有九重也。正，平也。灵修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托词以寓意于君也。此又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明非为身谋及，为他人之计，但以君之恩深而义重，是以不能自己耳。”“忠”是儒家所倡人臣基本素质：“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所以，理学家朱熹十分突出屈原不忘君恩的“忠臣”之心，认为屈原身处罹患却仍能感念君恩，直言忠谏，可贵之处，苍天明鉴。他在《楚辞后语》卷二的批语中说：“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以儒注骚”模式在朱熹更上“层楼”，他认为屈原作品是“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的典籍：“原之为书，……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楚辞集注序》）
可以看到，在宋代，屈原作品的核心价值明确为“忠君爱国”，屈原成为“忠臣”楷模。王逸的“忠信”到宋儒处仅突出其“忠”，并明确为“忠君”。王逸的“忠国”被宋儒转化为“爱国”纳入“忠君”体系。
汉宋文人儒士彰显屈原之“忠”，形成了楚辞辑注史上的一大亮点，直接影响着后世对屈原的认识。如明人注释时感叹：“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明·黄文焕《楚辞听直》）同时，也促进了屈原作品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语文化圈中的深度传播和接受。如“楚辞”传播到韩国后，李朝著名诗人金时习有《汨罗渊赋》：“事虽往于千载兮，形若存而不亡。令人依稀于面目兮，宛若在乎其傍。然后知忠臣义士之大节兮，迹愈久而名愈芳。”［７］
四
元明时期，“楚辞”辑注虽多，但难敌汉宋。偶有新意，也“大抵借抒牢骚，不必尽屈原之本意。”（《四库全书总目·
楚辞听直提要》）且在屈原作品的解读中都难脱汉宋旨趣。正如明·汪瑗所言：“今读《骚》者，率祧叔师而跻考亭。”（《楚辞集解序》）“叔师”“考亭”即王逸、朱熹。
明清之际，出现一批“楚辞”辑注本，借屈赋寄托故国之思，较典型的是王夫之《楚辞通释》。“王夫之自明崇帧十六年（１６４３）张献忠部队陷衡州起，至清康照十四年（１６７５）筑湘西草堂定居衡阳石船山侧３０多年期间，一直过着患难流亡生活。”［８］一边抗清复明，一边注《楚辞》，清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楚辞通释》完成：“船山王先生旷世同情，深山嗣响。”（张仕可《楚辞通释序》）
王夫之以屈原自比。“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九昭·序》）自题堂联：“芷香玩水三闾国，芜绿湘西一草堂。”［９］有此“灵犀”，他更注重“楚辞”文本自身传达的情感：“作者既杳，亦孰与正之……舍本事以求情”，“希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楚辞通释·序例》）
王夫之再一次强化了屈原临患不忘国之“忠”，乃“千古独绝之忠”（《楚辞通释·离骚》）。“蔽屈子以一言曰：忠。”（《楚辞通释·序例》）
与宋儒强调“忠君”不同，王夫之的“忠”强调“为楚之社稷人民哀”，其释《哀郢》：“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谗，盖以不欲迁都而见憎益甚。然且不自哀，而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怨悱而不伤，忠臣之极致也。”王夫之将“为楚之社稷人民哀”称为“忠臣”之最高境界。这无疑为后世彰显屈原爱民、爱“大我”之精神开启了门径。稍后，林云铭提出“忧国忧民”：“读《楚辞》要先晓得屈子位置，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楚辞灯·凡例》）“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楚辞灯·离骚》）
《楚辞通释》十四卷，前七卷为屈原作品，后七卷为宋玉等人作品。王夫之删《七谏》以下五篇，增江淹《山中楚辞》《爱远山》，并附己作《九昭》。为何辑江淹作品？一方面，应与江淹崇拜屈原有关，江淹曾言：“屈原才华，……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共绅。”（《灯赋》）另一方面，应与江淹忠直爱国有关。《梁书·江淹传》载，江淹作御史中丞时，不惧权贵，直言敢谏，大胆弹劾高级官吏，使朝廷内外政风肃然：“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治，内外肃然。”成为“忠直”楷模：“明帝谓淹曰：‘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梁书·江淹传》）故，辑江淹作品亦隐约彰显了屈原爱社稷民生的忠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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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瓦解，屈原的“忠”被“爱”代替。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后，“国君”正式在中华大地退位，“忠君”成为故旧。所以，“五四”以来，“楚辞”辑注彰显屈原“爱国”成主流。
民国彭泽陶《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提出“屈子爱国精神”：“屈子爱国精神，与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气节，得以宛然复见于世。”今人汤炳正《楚辞今注》：“《离骚》这一瑰丽诗篇，……展示了诗人反抗
［１０］
中国学生，中国人的心中。１９５３年屈原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诗歌成为“全人类的财富。”［１５］参考文献：
［１］班固：《离骚序》：“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懐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２］班固：《离骚序》：“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
皭然泥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
黑暗、追求光明、同情人民、热爱祖国的伟大人格。”
就这样，两千年的“楚辞”辑注展示了一条清晰的屈原
［１１］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不滓。推此志，
［３］（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文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５页。
［４］《钦定四库全书》集部一楚辞类《楚辞章句》提要：“臣等逸，字叔师。南郡宣城谨案，楚辞章句十七卷，汉王逸撰。人。顺帝时，官至侍中。事迹具《后汉书·文苑传》。旧本题校书郎中，盖据其注是书时，所居官也。”
［５］姜亮夫：《楚辞通故·叙目》，《楚辞通故》，齐鲁书社１９８５年版。
［６］马骏鹰：《王逸〈楚辞章句〉文献研究》，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２００２年２月。
［７］转引自吴文善：《比较视野中的金时习汉诗研究》“第二章金时习与屈原的文学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８］［９］衷尔鉅：《大儒列传王夫之》，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４页，第１１８页。
［１０］彭泽陶：《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自叙》，崔福章编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７６页。［１１］汤炳正：《离骚解题》，汤炳正、李大明等注：《楚辞今
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页。
［１２］参见李元洛：《楚辞一脉谭嗣同新赏》，《长沙
晚报》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２日。
［１３］梁启超：《谭嗣同传》记载：“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
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从流血而成。
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１４］转引自周建忠：《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２年４期，第２３页。
［１５］（俄）Ｈ·Ｔ·费德林，尹锡康译：《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
全人类性》，见《楚辞资料海外编》，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３页。
爱国精神的彰显路线：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爱国精神。历代辑注者的“脉搏”记录下了屈原爱国精神彰显的“心电图”，奠定了屈原精神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屈原作品因此成为爱国文学经典。
国家多事之秋，国难当头之时，屈原作品是鼓励辑注者和读书人的精神食粮。在“维新变法”时期，屈原的爱国热情曾影响一批湖湘救国之士。如“戊戌六君子”之一谭
嗣同，青年时期曾以屈原为偶像：“我亦湘中旧词客，忍听父老说怀王。”（《武关七绝》）看到晚清政府风雨飘摇心中忧愁而愤懑：“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画兰》）“汀洲芳草歇，何处赋离忧？”（《洞庭夜泊》）“生于骚国，流连往躅，水绝山崩，靡可拟似。成挽歌八章，命曰《湘痕词》。”（《湘痕词八篇并叙》）［１２］正是在屈原爱国精神感召下，生于骚国的谭嗣同决定用自己的生命警醒国人［１３］。
抗日战争期间，屈原再次成为鼓励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精神支柱。何剑熏，抗日战争期间在一个小县中学讲授《离骚》，竟完成了《楚辞俗证》、《楚辞校注》、《王逸楚辞章句校补》等。１９３３年游国恩《楚辞注疏长编·序》：“今观其辞，宗国之念至切，发扬蹈厉，深入人心，足以鼓舞其遗民志士报仇雪耻之义气，真天地间不可少之文也。”１９３５年，卫瑜章《离骚集释·自序》：“夫屈子虽罹否塞、历百忧，一往沈冥，以思夫道昆仑，容与流沙，而卒不忍恝置君国以远遁，霭然忠爱，是足历百世而不敝。”郭沫若依据屈原作品创作历史剧《屈原》，他说：“根据我自己现实生活的经历，我具体地体验了屈原流放生活的滋味及其热爱祖国的心情。”
直到今天，用“人民诗人”“爱国诗人”等来称屈原已成
［１４］
民族心声。屈原的爱国精神深深扎根于每一个中国文人，
（编校：谭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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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十：《从屈原的“路”探析其爱国主义精神》2900字摘要：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为了推行“美政”理想，殚精竭虑，矢志不渝。他并不是无路可走，而且不止一条可走之路，但他却选择“宁溘死以流亡”，最终自沉汨罗而死。屈原的爱国不是狭隘的忠君，而是深切地热爱自己家乡的人民，真正实现楚国统一全国的宏伟蓝图。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如同汨罗之水在整个民族的心灵里静静流淌，延绵不绝。 关键词：屈原；路；爱国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２６Ｘ（２０１３）０８－００００－０１ 一 、屈原的可走之路 １、放弃“美政”理想，与时俯仰、随波逐流 《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坼剖而产焉。其一长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驿。”屈原的祖先就是熊绎的后裔熊赀。楚国以寅为好，这是楚国男人的大吉之日。而屈原就出生与寅年、寅月、寅日，这一切都注定了他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屈原也一生因此引以为傲。“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父亲计算了屈原的生辰给他起了好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天生就具有内在美好的品质，又不断加强后天的修养。披挂着香草江离与芷草，还把秋兰结成绳作为装饰。屈原一出生就具有先天和后天的良好品质，为他美好骄傲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楚怀王十一年，屈原为楚国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美政”理想，主张开放言路，重用贤人，即主张言论自由，并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提拔到重要职位上来，不论他原先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可以改变他的身份，以推翻长期以来“世亲”嫡长继承的制度，改变贵族擅权的局面。同时让那些无能无用之人让出官位，彻底革除私下权谋的庸俗风气。这些措施直接触犯楚国贵族集团的利益，使屈原招致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由怀王左徒贬至三闾大夫，到后来的疏远、见放。 屈原上下求索，经过了叩天庭、求下女、睨旧乡，依然找不到出路，最终天路不通，下女不得，故乡难归。行至汨罗江畔已是“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规劝屈原“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渔父代表隐者，对屈原的规劝就是让其随波逐流，与世俗同流合污。但屈原义正言辞的回击了这种说法“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言辞决绝，切中肯綮，态度决绝，决定以死明志。与渔父同样规劝屈原的还有女�。女�其实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她用��直以亡身的传说和���以盈室的比喻揭露了楚国的黑暗，接着规劝屈原“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无论是渔父还是女�都为屈原提供了一条出路――放弃“美政”理想，与世俗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苟全性命。但是他都没有因此动心，改变自己最初的意志，选择与时俯仰，依然决定跟随自己的心灵选择：“依彭咸之遗则”。 ２、去国离乡，另栖良枝 除了接受渔父、女�的建议，屈原其实仍然有“路”可走――去国离乡，远走他国。事实上《离骚》中灵氛、巫咸都曾劝屈原远走他乡：“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之所同。”屈原当时是有这样的条件的，原因有二： 其一，当时社会有“楚才晋用”的风气。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过程当中，各个诸侯国只是相对独立。战争频繁发生导致各个国家的疆域也是随时变化着的。人们对与国家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更不存在国籍的问题。很多卿大夫、游士在本国混的不如意就选择另谋出路、出奔他国，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尤其是楚国，所以有“楚才晋用”之说。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都不以去父母之邦为非。孔子创最高纪录，干七十余君；孟子也是由邹而齐，而梁，而滕，直到衰迈之年还在路途颠簸；荀子晚年也到了楚国任兰台令。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甘茂、公孙衍等，或合纵，或连横，往来奔走于七雄之间，以谋取卿相之位，更是朝楚暮秦，成为时尚，人们并不以之为可耻的事。 其二，宗臣去国也是屡见不鲜。南方楚国与北方中原各国的宗法制社会形态是有所不同的，楚人家族世系的观念比较淡泊。即使是在北方中原各诸侯国，宗臣去国亦屡见不鲜。商鞅本是卫国的诸庶公子，而西入于秦，相于秦孝公。韩非为韩国公子，因多次上书劝谏韩王而不被重用而去韩入秦，最终促成了韩国的灭亡。商鞅、韩非并没有遭到时人的谴责，说明屈原与楚同姓的极其疏远的宗亲关系，并不能构成他离开楚国、另谋发展的有制约力的思想障碍或舆论障碍。 二、屈原的爱国之路 有路可走并非正路，无路可走反是出路。路有很多条，但屈原选择的是一条爱国路。这条路并不好走：一路险象环生，豺狼当道，荆棘丛生，甚至望不到尽头。但却是正义之路，是永不妥协、上下求索的进取之路。 屈原没有选择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之路。无论是女�还是渔父，都对屈原做了善意的规劝，希望他能适应社会、“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屈原本也可以这样做，以维持他尊贵的身份、显赫的地位。但这一切都与他高洁的品行不符，与他的香草气质不合。他出生不凡，祖先尊贵，最重要的是他始终以楚国的国家与人民利益为重，即使付出毕生的努力甚至性命他也要执着走完这条为国为民之路。 屈原没有选择远走他乡之路。以屈原的才能，无论到哪一国都能担当大任，位列朝堂。但他最后也没有选择这样的路，因为离开了他的土地和人民，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当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的时候，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希望楚国重新走向富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他的人生价值，这样才是他所选择的有价值的路。 注释 ① 吕贵兰．浅谈屈原的爱国思想［Ｊ］．长春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第６卷第１２期 ② 董运庭．论《离骚》中三次遨游与屈原的路［Ｊ］．中国楚辞学（第一辑）――２００２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 ③ 董运庭．再论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精神［Ｊ］．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参考文献 ［１］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２２９―２３４ ［２］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 作者简介：吴雪（１９８８－），女，汉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学生，文学硕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