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30年代[1]，国民党当局逐步建立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书报检查制度体系，上海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均遭严重箝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秉承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理念，利用当局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罅隙，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话语权博弈，进而铸就了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内在精神品质。这段被遮蔽的历史，对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和文学制度都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 书报检查制度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话语权
[中圖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2-0118-06
[Abstract] The KMT makes use of censorship of books to dominant ideology. Relying on violence agencies， the KMT authorities controls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But the appeal of freedom，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of liberalism writers becomes much stronger， and then evolves into “the debate of human right”. In face of the common threat， liberalistic intellectuals and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writers reach the recessive reconciliation to some extent. Liberalistic intellectuals are weak in front of the KMT authority’s violence， but they construct the liberalism literature discourse in Shanghai based on the stable job， the position of giving advice to KMT authority and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internal conflict in the KMT government.
[Key words] Book censorship Liberalistic intellectuals Discourse power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无论秉承保守、激进抑或自由主义，均被纳入当局书报检查制度体系中。对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而言，其打捞传统之论对社会治理有益，故少被箝制；马克思主义等激进思潮的信仰者，在意识形态上同国民党当局本质对立，其显性宣传立刻遭到查禁，虽采取迂回和隐秘形式，暴露在公共空间的可见冲突大都血腥惨烈；而秉承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认可国民党当局统治合法性，但试图参与现代中国政治思想进程，备受国民党当局的忌惮和压制，以致唇枪舌战、火光四射。以鲁迅为首的左翼在上海和国民党当局的“斗法”为学界熟知，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当局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被遮蔽了。因此，确有“回到民国”进行“细节的挖掘与展示”之必要[2]。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同当权者进行着“言论自由”的博弈。如果说政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话语权的表达方式，那么报纸和期刊就是话语权的载体，为了控制社会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国民党的书报检查之网越收越紧。于是，包括左翼作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现代文人，同书报检查制度玩了一出出“猫捉老鼠”游戏。
1 1928：撒向上海的“文网”
书报检查制度构成的“文网”首先撒向上海这块飞地并不偶然。开埠以来，上海逐步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这得益于消费阶层、职业出版人、作家群体、工业基础和地域优势等诸多条件。20世纪20年代以后，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图书在上海印刷[3]。对国民政府来说，上海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蒋介石在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成立大会上，把上海定位为解决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的标杆，上海“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4]。统治中国，上海先行；控制上海，舆论先行。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首先对准这座城市。
南京国民政府的书报检查体系，主要围绕团体组织监督和出版物监控两个方面开展。1928年3月9日，国民党当局颁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认定以反革命为目的团体或集会“均属违法”，而宣传“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将处各种有期徒刑[5]。这个旨在镇压共产党等异己力量的“霸王”法令，其出台的日期仅仅早于《新月》出版创刊号一天，此法也是高悬、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年5月14日颁布的《著作权法》规定，凡是违反“党义”的出版物一律禁止注册。《著作权法》可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书报检查制度的法律基础，但此法将出版物的合法性与“党义”绑架在一起，预示着中国的思想现代化进程遭受重创。
国民党箝制舆论之行为，已经远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潮流。1928年5月4日，胡适在光华
大学发表纪念
演讲，认为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出版物突然增加，“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申述他们的意见”[6]。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胡适收到的“豆腐干报”，就有四百余份，而现在上海的出版界早已牢牢控制在当局手中。5月11日清晨七时，胡适写信给《评论报》编辑刘大钧，要求辞去《评论报》名誉编辑头衔，认为该报一味为政府张目，成了政府的传声筒。该报曾经宣称政府是尊重言论自由的，胡适阅后反问“还有脸做《评论报》的名誉编辑吗？”[7]胡适已经在上海明显感受到言论自由的空间逐渐逼仄，不得不进行适度抗争。
政治家最不希望看到“知识人”与国家暴力机器产生冲突，所以要尽力避免“刀剑”与“精神”之间的直接对立。1928年8月，国民党宣布“训政”， 10月颁布《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规定人民必须“服从拥护国民党”，国民党可酌情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加以限制。“服从”是无条件的，且限制民众自由的自由掌握在当权者手中。法国著名启蒙
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说：“关于复数自由即特权的说法是以服从为前提的”。马克思在批判少数人借国家权力的名义损害绝大多数人自由的行为时，就引用过伏尔泰的这句经典。“‘复数的自由’的有限视野对‘自由’是多么危险”[8]。此论用于批判国民党以训政为名行独裁统治之实的行为，再合适不过。包括自由主义文人和左翼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都是“复数”的组成部分。左翼革命文学是最主要的剿灭对象，但国民党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具有“定点清除”的精准打击能力，秉承“谏诤”姿态的温和自由主义者亦被殃及。实际上，当局对这些站在一边“指点江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亦无好感，对他们在报刊上“添乱”不胜其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