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４课时《难忘九一八》
教师寄语：发光并非太阳的专利，你也可以发光！
一、学习目标：
１、 掌握九一八事变的经过、结果；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２、 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和原因。
３、 通过学习九一八事变，使学生认识到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严重危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从而激发起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仇恨和对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的义愤，树立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向学生进行热爱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学习重点：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
学习难点：西安事变的性质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影响。
三、学法指导：
１．通过指导学生讲述九一八事变或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学生初步掌握讲述历史事件的能力。
２．通过引导学生讨论日本侵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原因，指导学生初步掌握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实质的方法。
３．引导学生讨论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指导学生初步掌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分体的方法，以及清楚简洁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
四、自主学习，分组探讨：
自学指导一：
请大家自读课本Ｐ７０－７２，大字部分精读，小字部分快读，同时思考下列问题：（８分钟后检查自学效果。比谁自学能力强，自学效率高）
１、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要制造九一八事变？
２、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及造成的后果。
３、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情况
（学生自学，教师巡视指导。同桌或前后桌同学围绕疑难问题讨论交流。） 教师点拨：
１、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目的是以此为借口，进攻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最终目的是侵占整个东北，进而独占中国。
２、讲述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时，可以补充说明蒋介石给张学良的密电，使学生认识到东三省沦亡之快，根源在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从而激起学生对蒋介石卖国政策的义愤。 关于东三省的沦亡，可以引导学生结合教材中《松花江上》的歌词得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整个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连同蕴藏的宝藏全部落于敌手，三千万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
３、 讲述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开始时，教师应注意介绍背景，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富有民族感和爱国心的中国人民不甘作亡国奴，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本的侵略。关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教材介绍了抗日义勇军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自学指导二：
１、 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
２、 在十年内战中，蒋介石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不仅主张不杀他，反而主张和平解决，释放他。说说这是为什么？
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意义。
教师点拨：
１、学习西安事变的背景时，教师可以提问“张学良、杨虎城是蒋介石的部下，他们为什么会‘以下犯上’，扣押蒋介石？” 以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分析时，可以让学生阅读教材的有关内容，然后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教师特别注意引导学生认识到：
⑴根本原因： 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具有爱国传统的炎黄子孙同仇敌忾，站到一起。中共的抗日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起到了感召作用。 ⑵ 直接原因：蒋介石顽固反共、一意孤行，激起爱国学生和官兵的强烈不满。
２、结合学生的讨论，教师适当补充西安事变的爆发引发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从亲日派和亲英美派进行分析；重点突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高瞻远瞩、不计前嫌，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等人到西安调停，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３、 引导学生读课本的最后两句话，解释说明十年内战从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自学指导三：
１、 从张学良、杨虎城身上你体验到哪些可贵的品质？
２、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怎样从这一时期得到体现的？
教师点拨：
１、 从张、杨身上体验到爱国主义；以大局为重；敢于为民族利益牺牲自己的品质。
２、 中共从全面族利益出发，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种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史实证明了党的正确、伟大和光荣。
小结：
国民党 ： 屠杀剿灭
攘外必先安内
１９２７年年国共矛盾为主中日矛盾上升 西安事变合作抗日
共产党 ： 土地革命建立抗日民武装反抗族统一战线
五、基础测验
１、“九一八”事变发生在（ ）
Ａ、１９３０年 Ｂ、 １９３１年 Ｃ、１９３２年 Ｄ、１９３３年
２、“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 ）
Ａ、幻想国际干预，避免事态扩大 Ｂ、集中力量围剿红军
Ｃ、借以削弱地方军阀的军事力量 Ｄ、慑于日本的军事实力
３、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东北全部沦陷的重要原因是（ ）
Ａ、日本关东军偷袭 Ｂ、日本兵力多于东北的国民党军队
Ｃ、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Ｄ、人民不支持国民党军队
４、１９３６年，发动西安事变的两位国民党将领是（ ）
Ａ、张学良、杨虎城 Ｂ、冯玉祥 Ｃ、 何应钦 Ｄ、张学良、何应钦
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是什么（ ）
Ａ、九一八事变 Ｂ、 瓦窑堡会议召开
Ｃ、“八一宣言”发表 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二）材料分析题
材料：“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 ” 根据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１）“密电”发出的背景是什么？
（２）材料中“我方”是谁？
（３）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怎样的态度？带来了什么后果？
（三）填表题
六、作业：
问答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什么重要意义？
七、教学反思：
作文二：《“九一八”事变》1200字“九一八”事变
图片：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破炸现场
纪念“九一八”，勿忘国耻
概述：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４个多月内，１２８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３．５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３０００多万
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在１９２７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７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１９２９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１９３１年６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７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８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１９３６年２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１９２７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７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１９３１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
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作文三：《1931九一八事变》1500字１９３１·九一八事变
日俄战争，俄败。俄把旅顺、大连地区和长春到旅顺段的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日本把旅大地区改名“关东州”，驻军称“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常驻兵力一个师团约１．２万人。而东北军约３７万，仅沈阳附近就有５万多。小日本不敢轻举妄动。
明治维新后，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最大的任务是画地图。１９３７年日本参谋们正是拿着１０年前就画好的地图攻打南京的。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２２点２５分，日本人在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外８００米左右炸南满铁路，进攻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只１８０人，我东北军在北大营约一个旅（旅长王以哲）几千人。但是在北京看梅兰芳唱戏的张学良接到消息后，竟以为日本人是小敲小打，命令不抵抗。南满铁路沿线的本溪、鞍山、沈阳、营口、长春、抚顺、海城、辽阳、铁岭、公主岭、昌图、宽城子，全在１９日陷落。一个主权国家，一夜之间失地千里，古今中外极为罕见。
拉开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序幕的九一八事变，最初竟然是在日本政府和军部都没正式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日本军人的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和“皇姑屯事件“一样，”九一八“也是关东军和军部的擅自行动，首相和天皇事先都不知道。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大狂热的军人竟然冲入首相府邸，明目张胆的将犬养毅首相杀害了。而国内舆论说是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
而北大营外的日军当时紧张的以为必死无疑。东北大军冒死撤退。１２小时不到，１９日上午１０点日军开进沈阳，日军伤亡２４人，我亡２００多人。同日，东北省主席熙洽开城揖盗，日军占领长春。当天，蒋在南京上了“永绥”号军舰，前往南方督剿红军。接电报后调转船头回南京。
事变后张把辽宁省政府迁锦州，把东北军主力近２０万也都在锦州周围。关东军决定攻打锦州。但步兵还没有跟过来，只是派飞机轰炸：关东军本无飞机，这是从沈阳东北军那缴获的。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８日，日军空袭锦州，乃一战后首次发生对一个和平城市的空袭。当时，张学良有飞机３００架，都拱手给了日本人。南京国民政府（孙科主政，蒋下野）明令抵抗。但张学良不听，理由是缺少武器和中央的支持。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４日，张的手下，黑龙江的 马占山还击了，在嫩江桥打响了对日抗战第一枪。但１１月１９日，齐齐哈尔陷落。日本人占领黑龙江后，又占领吉林，回头猛攻锦州。
是年夏秋，全国性特大水灾。
是年２月２８日，因约法之争蒋介石软禁胡汉民，激起众怒。５月２８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否认南京国民政府，宁粤对峙。广州政权包括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唐生智派、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是个政治大联盟。蒋继续对红军第三次“围剿”，对广州不用兵。后双方交战。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广州政府打“反蒋抗日”的杀手锏。无奈之下，蒋亲自飞往上海，和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谈判，并于１２月１５日通电下野回溪口。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南京政府改组。同日，张学良也通电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广东陈济棠趁机扩大地盘和实力，成为３０年代全国最有实力的半独立地区。
川军整编。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１日，刘湘、刘文辉派人送来川军整编方案。象征川军服从中央。一周后，“九一八”爆发，整编不了了之。
９月２０日，宋哲元、庞炳勋、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等西北军旧部通电全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这些人重新走到一起，不得不引起蒋的重视。
９月２１日，正在江西剿共一线的陈诚师长率全体官兵致电蒋、张：”宁可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亡国之后“！
这一时期，商震、傅作义、张作相（东北军二把手，吉林省主席）、杨虎城、于学忠、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刘湘、韩复榘、孙殿英等，都通电全国，愿身赴国难。
９月２４日，广州非常会议发表宣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倒蒋中正之个人独裁。”蒋悲观几至崩溃。
作文四：《14九一八事变》4000字班级 姓名 组号
第四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１９３７．７．７——１９４５．８．１５）
第１４课 难忘九一八
【学习目标】１、知识 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经过；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西安事变的背景。掌握九一八事变的结果；西安事变的背景、和平解决及其意义
２、能力 理解东北迅速沦亡的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处心积虑、蓄谋策划，蒋介石实行“绝对不抵抗”政策则进一步助长了日军侵略气焰。辩证分析中共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从全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依据当时实际情况，推动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化
３、情感态度价 值 观 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严重危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对于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必须进行历史清算。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种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史实证明了党的正确、伟大和光荣
重点 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 难点 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影响
【学习过程】
（一）自主学习：
一、温故知新：近年来，每当９月１８日（国耻纪念日）之时，沈阳都要鸣响警报，以提醒市民国耻不能忘，这是为了纪念日本在这一天发动的— 事变 ，日本在中国近代史上还发动过一次侵华战争— 战争
二、阅读课文，完成下列问题
时间： 年 月 日
地点：根本目的（或原因）：摆脱经济危机，独占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
１、九一八事变 经过：日本关东军策划轰炸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
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借口：柳条湖事件）
蒋介石政策： （原因：集中力量消灭中共）
各界人民反应 人民：① 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本侵略
② 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成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侵略；
中共：派 等建立东北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结果：
影响：① 。（ 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
② 日本局部侵华战争开始。（冲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远东国际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开始。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抗敌，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
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激发了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的抗日决心。张学良、杨虎城发动 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
（１）根本原因：日军进一步侵略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
要矛盾
背景（２）催化剂：中共提出 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原因 （３）个人因素：张学良、杨虎城出于爱国之情，接受中共主张，要求蒋介石
（４）直接原因： 拒绝抗日，到西安督促张、杨二人进攻红军。
年 月 日 人物： 、
目的： 性质：爱国性质的“兵谏”
经过：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２、西安事变 （１）中共出发点：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
中共主张 （２）派中共代表周恩来带西安调停：提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放他，争
取一切力量抵抗日本侵略。
（双十二事变） 蒋介石：被迫接受 的主张
结果：西安事变得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影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
（揭开了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西安事变为什么能够和平解决？
（二）合作探究
１、日本侵略军为什么要制造九一八事变？（直接目的是以此为借口，进攻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最终目的是侵占整个东北，进而独占中国。）
２、课文动脑筋：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为什么要先制造柳条湖事件？
３、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
Ａ、根本原因：日军进一步侵犯华北，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日民族矛盾激化。这就使得具有爱国传统的炎黄子孙同仇敌忾，站到一起。中共的抗日主张对于爱国的张学良和杨虎城起到了感召的作用。
Ｂ、直接原因：蒋介石顽固反共、一意孤行，激起爱国学生和官兵的强烈不满。
４、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复杂形势：（各方态度）
Ａ．日本：暗中支持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向西安发动进攻，以便它扩大侵略中国。
Ｂ．英美：担心亲日派乘机掌权，日本扩大侵华，排挤英美在华势力，希望和平解决，保住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Ｃ．国民党内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准备乘乱夺权。
Ｄ．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解决，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亲自到西安与张、杨谈判。）
Ｅ 中共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
５、“活动与探究”的内容，小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以及和平解决所起的历史作用。
西安事变后，局势极为动荡不安。处死蒋介石，可能导致亲日派掌权，国家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的局面。如此一来，日本便有机可乘、进而独霸中国。如果给蒋介石留一条活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就有可能答应停止内战，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民族的利益，中共决定不计前嫌，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等人到西安去调停，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思维拓展
１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
提示要点：（１）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至，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参予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的治安工作，”以建立全国侵华阵地的侵华方针。 东方会议后，日本首相田中在向天皇上呈的秘密奏折（即所谓《田中奏折》）中，又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基本国策）
（２）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沉重打击了日本经济，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政局动荡）
（３）蒋介石全力剿共造成可趁之机
（４）列强的绥靖政策（英美忙于应付经济危机，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纵容态度）
自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侵华战争。主要史实有：
（１）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
（２）在１９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划福建为其势力范围；
（３）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
（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兵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
（５）１９１５年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６）１９２２年起支持军阀发动混战，从中获利。
【自主检测】
一、选择题
１．在学校每周的升旗仪式上，同学们都会高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知道这首歌曲反映的是哪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吗？（ ）
Ａ．北伐战争时期 Ｂ．五四运动时期 Ｃ．抗日战争时期 Ｄ．解放战争时期
２、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前后坚持了十四年，经历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其“局部抗战”开始的标志是（ ）
Ａ．九一八事变 Ｂ．西安事变 Ｃ．七七事变 Ｄ．台儿庄战役
３．、右图这则新闻所反映的历史事件（ ）
Ａ．表明日本把侵略魔爪再度伸向了中国东北
Ｂ．是逼蒋介石抗日的爱国行动
Ｃ．标志着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
Ｄ．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实现
４、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的标志是（ ）
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Ｂ．局部抗战开始 Ｃ．九一八事变发生 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５、西安事变之所以和平解决，主要是因为（ ）
Ａ．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Ｂ．张学良、杨虎城的和平意愿
Ｃ．中共方面作出的巨大的努力 Ｄ．蒋介石先生作出了重大让步
６、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出发点是（ ）
Ａ．粉碎国民党亲日派的企图 Ｂ．为全民族利益实现共同抗日
Ｃ．力图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 Ｄ．加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７、关于西安事变的认识，不正确的是（ ）
Ａ．目的是逼蒋抗日 Ｂ．主要原因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
Ｃ．结果是实现和平解决 Ｄ．意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二、材料题
１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摘自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
请回答：（１） 材料中的“此案”指什么事件？你认为日本发动战争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此事件有何历史意义？
（２） 上述材料反映了国民政府怎样的对外政策？蒋介石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３） 国民政府对此案的态度导致了什么结果？
２、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到：“不论我们对这一时间的动机及政治背景作何评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在西安进行的这场军事政变时机抓得很好，执行得也十分利落．．．．．．使中国最终站到了即将来临的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一边。”
请回答：
（１） 斯诺所说的“这场军事政变”发生在哪一年？由谁发动的？
（２） “这场军事政变”发动者的政变动机是什么？蒋被捉后，对如何处置蒋介石中共的主张是什么？
（３） “这场军事政变”的结果如何？有何历史意义？
（４） 从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中你获得怎样的启示？有什么现实意义？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共两党都应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早日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解决台湾问题）
作文五：《九一八事变》1000字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是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事变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矛盾激化，而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国会和内阁总理大臣权力下降，导致日本全面侵华。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９月１８日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国耻日
七十七年前的画面永载史册，
沉痛的记忆揭开流血的伤疤。
东瀛罪恶的强盗，野蛮无耻，
邪恶的行径羞辱了中华民族。
骨子里流动着倔强不屈的血液。
伤口还很疼，姊妹们惨遭蹂躏。
起来！千千万万颗不死的头颅！
起来，炎黄子孙不屈的呐喊声！
哭，牡丹江畔乌斯浑河的呜咽，
哗！东北抗联八女投江的壮烈！
啪！正义的子弹已经射出枪膛。
锵，雪亮的大刀已经拔除刀鞘！
头盖骨打开，血癌覆盖了天空，
勇士手中的长矛已经擦亮备好。
老东北的烧酒已经盛满青花瓷，
壮士们，出征！为了父母兄妹！
以血荐轩辕的豪气，
以烈火金刚的斗志，
去保卫我们的可爱家园，
去保卫我们的大好河山！
长城内外，军旗招展，
抗日的号角吹得黑夜开始雪亮。
黄河山下，奔腾咆哮，
东方睡狮已醒，张扬锋利的牙齿。
一种力量，
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酝酿。
一种精神，
在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血液里传唱。
大豆高粱的齐声呐喊响彻寰宇！ 兽军在中华民族的反抗中胆怯！ 嘲笑吧，那目露寒光的胆怯！ 嘲笑吧，禽兽终将毁灭死亡！
自古道：犯强汉者，虽远必被诛！ 敌酋来了，迎接它的有闪亮弯刀！ 去，砍掉它们脖颈上的头颅！ 去，劈掉它们头颅上的嘴脸！
让神风在勇士们的脚底下折服！ 让兽军在勇士们的刺刀下投降！ 让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 让战地的黄花开遍那黑水白山！
万岁！英勇牺牲的抗日先烈！ 万岁！浴血奋战的抗日勇士！ 万岁！不屈不饶的万里长城！ 万岁！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
纪念９．１８
仲秋节窗外传来警报
凄厉的嘶鸣像魔鬼的嘲笑
这群健忘的人啊真是莫明其妙 刚接过家业就敢开始胡闹
你爷爷的头上我试过钢刀 你家的院子里我留过屎尿 若不是因为我后院起火
早已经把你一口吞掉
太阳躲入云里
月亮不来抱到
阴云里传来天公的忠告： 把你的餐桌换成供桌 羞辱的日子不应欢笑
告诉你 老天 我不领情 团聚的日子我定会把酒欢笑 不管杯中装的是血是泪 该我喝时我定会一饮而尽 到它还时 你来观礼 告诉太阳 告诉月亮 不 许 迟 到
九月十八风萧杀 血泪如雨亦如刷 七十四年耻辱事 竟与吉庆喜相逢
堪笑世人啖月饼 不知月饼曾杀鞑 倭寇欺我仇可忍 亡国不远何来家
作文六：《九一八事变》800字九一八事变，我们怎能忘记？ 上午１０点，同学们，你们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声音了吗？今天是９月１８日，也是九一八事变的８４年纪念日。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是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事变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矛盾激化，而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国会和内阁总理大臣权力下降，导致日本全面侵华。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９月１８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为国耻日。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１０时许，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在沈阳北大营南约８００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４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５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３００余人，日军伤亡２４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从当初的九一八事变，到今天的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８日，已经过去了８４年，每到这天，都会响起防空警报，以示警醒。这样一个事关民族存亡的耻难日，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孙，又怎能忘记这个视为国耻日的日子。
８４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大片国土沦陷，无数同胞伤亡。８４年后的我们请理性对待，勿忘国耻，自强不息。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们除了要警醒之外，还要加强对自身的建设，不止要记得这个日子，更是要因为这个特殊的日子进行自我调节，若是每个人都能自强自立，何愁祖国不够强大，何愁还会发生像“九一八事变”这样的事件。
在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８日的这天，江苏新东方烹饪学校，作为一所学校，不仅传授给学生高操的技艺，更是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建设，学生处通知了每位老师，让老师积极植入九一八事件。引导学生们的爱国思想，更是让学生们牢记这个耻辱的日子。“九一八事变，我们怎能忘记！”这是全校师生的呐喊！
作文七：《九一·八事变》1900字“九一·八”事变
大学历史课作业授课教师：潘德昌
“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类“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觉得偶然，有其历史必然性。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和楼后，决定着“九一·八”式的悲剧无法避免。
一八四零年到一八四二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这次战争之后，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紧接着美国和法国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这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开端。从此之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以便向中国倾向商品和掠夺原料。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大陆政策”的总方针和“东方会议”确定的新策略，为了强占中国东北，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制造侵占中国东北的“理论根据”，是这种准备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舆论方面的准备，早已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而开始，“东方会议”后逐步加强，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达到了高峰。在制造侵略舆论的过程中，不仅日本驻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和由居留日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的特别卖力，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
右翼分子，也一齐出动。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散发传单，狂热的制造形形色色的侵略中国东北的“理论依据”。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中国东北，除了进行舆论准备，策划政治阴谋和做物资方面的准备外，还围绕发动柳条湖时间及其后之行动做了一系列的准备。第一，选择首站地区。一九三一年春，关东军制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在原则上规定了“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所谓“一地”就是指沈阳。为了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就选择了距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一段，为爆破地点。第二，选择发动“事变”的时机。关东军在选择发动“事变”的时机时，充分考虑了中日涉交的形势。他们多次企图利用中日之间的所谓“满洲”问题的悬案，大做文章。第一件是铁路交涉案，第二件是万宝山事件案，第三件是中村大尉事件案。第三，组织发动“事变”的阴谋集团。一九二九年五月，板原征四郎大佐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不久就同石原莞尔、花谷一起组成策划柳条湖事件的阴谋集团。并着手实施这项计划和物色合作者。首先，组成爆炸柳条湖铁路的秘密班子。其次，组成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秘密班子。板垣等人吸取“皇姑屯事件”的教训，预定在发动柳条湖事件时，争取临近的驻朝鲜日军的援助。这项活动由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担当。为了发动事变，板垣等人还在军部中央机关组织了秘密班子。第四，调兵遣将。一九三零年末，永田军事课长至东北视察时，关东军的石原等人向他提出了向东北增兵的问题。九月十四日，川上大尉召集了一个警备会议，会上决定了两项绝密事项：一是为保证驻抚顺
守备队在突然事变时进占奉天，因此，要求大官屯、抚顺两站长从今天起，必须准备好夜间可以出动的编组的列车。二是”事变“发生时，驻地的安全秩序，由防备队、警察、宪兵协助维持。第五、驻朝鲜日军的越境准备。“九一·八”事变之前，驻朝鲜日军准备在“事变”发生后分两路进入东北，支援关东军。第六，牵制张学良。当时张学良中了调虎离山的奸计，把许多部队都抽调入关，连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抽调进关，致使东北防务空虚。第七、配置攻城重炮。第
八、军事演习。在“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的频繁的实战演习。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三零年十月到一九三一年七月，日军在沈阳等地进行的军事演习共五十余次，参加人数达七千余人次。第九、组织“参谋旅行”。关东军搞的“参谋旅行”，就是组织参谋军官以旅行为名，到中国东北各军事要地进行军事侦察，制订新的行动计划。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事变”前的三年里，日军先后举行了四次“参谋旅行”。第十、本庄视察。这实际上是“参谋旅行”的继续。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对守备地进行例行巡视为名，从九月七日到九月十八日下午，对日军第二十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十二天的检阅。所谓“本庄视察”，就是对“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势力的一次考察，实际上也是制造柳条湖事件前的一次站前动员。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投降为止，日本帝国主义整整猖獗十四年。在这十四年当中，中国人民和其他很多亚洲国家、地区的人民，都蒙受了一次空前浩劫，损失是无
法统计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九一·八”事变既是它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称霸亚洲的起点，也是它走向覆灭的开端。
作文八：《九一八事变》400字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１９３２年２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１４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名 称：九一八事变 时 间：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 参战方：日本，中国 结 果： 日本获胜 参战方兵力：中国：１６００００人 。日本：３００００－６６０００人 主要指挥官：张学良，本庄繁，南次郎
主要后果：日本占领东北三省 退出国际联盟
作文九：《九一八事变》25700字简装书库普及读物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先变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进而征服全中国、征服世界的基本国策，由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经过精心设计的“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沈阳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侵占了中国东北。这就是后来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九・一八”事变。
一、大陆政策与《田中奏折》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社会制度腐败、内部四分五裂、蒋介石引狼入室的不抵抗政策等自身的原因外，主要还是取决于日本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本性。而所谓“军国主义”，概括地说，就是以大肆扩张军备和对外侵略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国策，而且国家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纵观日本近代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对外进行军事侵略、残酷掠夺的历史，而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只不过是其既定侵略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而已。这正如日本近代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所说：“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像日本这样从来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也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除日本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
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日本的封建武士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些封建武士有两大基本信条：一是认为日本是天下万国之本，妄想征服世界、统治世界；二是崇尚武力致胜，相信武力是立国的基础，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所谓“武士道”精神。这些武士以对内对外的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无尚光荣。认为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国防的目的和本质就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就确定了一条露骨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开始制定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扩张政策。这项后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政策，始于早期的日本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大军阀——山县有朋。１８７９年，日本当时的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为了刺探和掌握中国的军备与政局情况，以制定相应的对华方针政策，即秘密派遣以桂太郎为首的１０余名军官到中国的华北地区，在北京、天津等地进行探查，并起草了对华作战方案。第２年，山县有朋又派了１０多名“中国语研究生”，到中国进行调查活动。根据这两次调查的结果，编写成了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和日本侵华行动方针的《邻邦兵备略》。山县有朋还为此专门写了奏折，于同年１１月３０日，一起上奏明治天皇。这对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随着山县有朋先后出任首相、陆军大臣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本性，日本的大陆政策便逐步形成。这从山县有朋的一些言论中看得很清楚。他在１８９０年３月在呈给天皇的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关于《陆军兵制改革奏议》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他说：“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之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
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山县的意思很明显，是说过去的日本只是以武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线；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强大起来，可以保卫其利益线了。此外，山县有朋１９１８年提交给寺内内阁的一份建议书中还强调说：“未来我国利权之扩张方向应为中国”，“帝国与中国之地理位置、国际关系，优于其他各国，向中国扩张国权、增进我国之利益，必然是十分有利的。”这里所说的“利益线”，是指同日本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利害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同它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它都要用武力去“保卫”。而中国、朝鲜等大陆地区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山县所说的开辟、保护利益线，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政策，就是后来作为其根本国策的“大陆政策”。这一“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用武力征服中国和朝鲜。其步骤是：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大体上是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热河指现在的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范围）；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全世界。
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确定和形成大陆政策的同时，即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军事侵略。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更是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随后，日本军国主义更是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各种侵略活动，而且其侵略的重点也更加明显，这就是直指中国的东北。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继承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随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贯彻实施其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巩固其侵略成果，即开始积极策划进一步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从１９０６年起，日本先后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了一系列的侵略机构，其中主要的是“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关东都督府”（１９１９年起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以及日本驻奉天（今沈阳市）总领事馆。这些机构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得力工具。
１９０５年日本虽然打败了沙俄，夺得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取代了沙俄的地位。但当时从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实力及其它各方面情况来说，日本还不可能独霸东北，还需要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１９０６年“满铁”便应运而生。继“满铁”设立后，日本为便于对东北的统治，紧接着又建立了关东都督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主要负责管理东北地区的行政及军事事务。后来，为了协调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日本决定废除关东督府，将原来的都督府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但基本职责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１日，以陆军第１２号军令的形式，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条例》，正式建立关东军司令部。按照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担任，直属日本天皇。关东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日本设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最重要的侵略工具。在随后的数年内，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了一系列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事件，如１９１９年７月的“长春事件”、１９２８年６
月４日的“皇姑屯炸车事件”、“１９３１年７、８月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等，都是由关东军一手策划和实施的。特别是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受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影响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挥兵直指奉军根据地——奉天。在张作霖处境危急的时候，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５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侵略军，在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下，至奉天帮助张作霖，打败郭松龄军。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事后，日本人即利用这一机会，开始大量增加关东军的数量。从而，使日本的关东军成为一支实力颇为强大、不容忽视的军事集团。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大将、陆相白川义则等军政要员，会议共举行了１１天。这次会议除正式议程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秘密议程和秘密活动，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关于日本的所谓“满蒙政策”。因此，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了制定新的更加积极的对华、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者森恪，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扩张主义者。在会议之前，他就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商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森恪的主张和首相不谋而和。所以，这次会议除了强调东三省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中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外，就是提出“对于满蒙的主权，日本也有参与的权利。”最后形成了一个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扩大侵华方针的《对华政策纲领》。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落实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森恪又在同年８月１３日，在中国大连召开了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参加的“大连会议”，又称“第二次东方会议”。这次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在东北，凡是与日本利益有冲突者，日本都要干涉。
“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将会议所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了一个秘密文件，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并于７月２５日上奏日本天皇。这就是后来人们广为传说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与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关系密切。中译本约有二万四千字，分为二十项内容。主要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和称霸世界的总战略。它露骨地提出：“按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均已实现。唯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便征服中国全土。然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还有待于继续努力……”。因此，“欲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满蒙”和中国，而是整个亚洲乃至于全世界。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对中国东北
的吞并和全面侵略活动，可以说既是出自《田中奏折》又是完全按照该奏折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的。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４省，总面积约１１３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日本国土的３倍多，比法国和德国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它的东面和东北面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前苏联为邻，又临渤海、黄海与日本隔海相望。东北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宝库。铁、煤、铜、铅、锌等矿产都十分丰富集中，当时东北地区生产的石油占全国总产量的９３％，冶铁量占７３％，黄金开采量占５５％，铁路线占４１％，另外森林面积达１８００万公顷，占全国的１／３。这对于资源贫乏而又富于侵略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极具诱惑。因为东北既是它的一个原料资源丰富、地理条件方便的供应地；同时，对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工业来说，中国东北又是它的一个重要市场。东北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本身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征四郎，在１９３１年３月所写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一文中这样说：“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龙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由此看来，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国东北当作一块求之不得、咬住不放的大肥肉。
二、皇姑屯炸车事件
“东方会议”确定独占“满蒙”为最高国策后，日本关东军即制造了以炸死张作霖为目的的“皇姑屯炸车事件”，企图乘炸死张作霖、造成东北政局混乱之机，借口“维护治安”，出兵占领中国东北。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是由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扶植取得了东北的统治权，并于１９２７年７月带兵入关，与直系军阀一起掌握了北京政权，随着自己势力的逐渐扩大，他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为日本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这直接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日本在“东方会议”后，即对张作霖提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的各种要求，而张作霖对日本人的要求，既不敢公开反抗，又不想完全听命，因而便采取了拖延的策略，这便引起日本的不满。
另外，在此期间，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取得了南方政权。１９２８年春，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举行北伐，向控制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强行逼迫张作霖答应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当蒋介石军队逼近北京时，日本政府于５月１８日向蒋介石和张作霖同时发出备忘录称：现在动乱已波及京津地区，东北也有受其影响的可能。而维持东北的治安，是日本最重视的问题。如果现在动乱涉及到东北地区，日本政府将全力阻止，并将采取“适应措施”。这里所说的“适应措施”，就是绝对禁止蒋介石政府的军队进入东北，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使张作霖成为只有仰仗日本人的鼻息才能生存的光杆司令。很显然，这是日本人对蒋张双方的警告。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开始向奉天集中，并沿京（北京）奉（沈阳）线向锦州、山海关出动，准备以武力占领东北。为了进一步向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公使芳泽奉田中首相之命，劝告张作霖收兵回东北，并威胁说：如不听劝告，那么东北军一旦失败而退回东北时，关东军将在山海关进行拦阻。在此情况下，张作霖被迫同意离开北京，率师退回东北。
就在芳泽劝告张作霖的同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等人策划的杀害张作霖的方案正在加紧准备。河本的方案是：当张作霖乘车回奉天时，在京奉铁路上炸车除掉张作霖。炸车地点本来选在巨流河铁桥，可当着手准备时，却发现该处奉军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于是便改在皇姑屯附近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洞处。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是日军独立守备队东官铁男大尉，他指挥由朝鲜调到奉天的日军工兵队在选定的铁路交叉处埋置了足够的黄色炸药，并在附近埋伏了一排日军。日军为防止在事先被人发现，在炸车事件发生的前８天，就在这一带设置警戒哨，不许行人通过。这种异常现象曾被当时的奉天城宪兵司令齐恩铭发现并电告在北京的张作霖，请张早做防备。但张作霖对这个报告未予重视。
６月３日，张作霖及随从人员乘专列由北京出发回奉天，这时，派驻北
京侦察张作霖行踪的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立即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当张作霖的专列通过山海关、锦州、新民等重要地点时，预先派遣的日军侦察人员，接连不断将专列通过的时间及地点准确地报告奉天。同时，为确保万无一失，南满铁路运行的火车全部停止。当张作霖的专车平安通过天津、山海关并于４日晨接近奉天时，车上的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不会出什么事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当专列于５时３０分通过皇姑屯车站，行至南满铁路桥洞时，一声巨响，将张作霖所乘贵宾车厢和３节客车炸翻，张作霖被当场炸成重伤，还有多人被炸死炸伤。
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为掩盖事实真相，立刻调动工兵赶修被炸铁路，并处死２名中国人，在尸体上穿上国民党北伐军的衣服，伪造了“国民军东北招抚使”的３封书信，炸弹２枚，布置了一个假现场，声明经调查后确认是南方的便衣队搞的，以掩盖其阴谋。但是，“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中国东北而制造的这一事实，是任何人也无可否认的。对此，该事件的直接策划者河本大佐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后，迅速被送到市内的帅府，但因出血过多无法挽救，在当天上午９时３０分死亡。但因为担心张作霖死亡的消息传出后，日军会乘机发难，因而东北当局决定严守秘密，封锁消息，一切待张学良由北京回到奉天后再决定。
张学良在得知其父亲被炸死的消息后，立即化装潜回奉天处理后事。半月后在宣布张作霖死亡的同时，张学良出任奉天督办。７月４日，又宣布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此外，张学良还表明了国家统一的意向。
日本为了使东北完全脱离中国以达到其侵略之目的，在张学良就职后，即对张学良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措施。先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首相密令，三次警告张学良。在８月８日张作霖的葬礼上，日本政府派林为特使，又对张学良提出警告，并威胁说：如东三省与国民党政策妥协，影响到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日本关东军将采取“自由之行动”。张学良在强敌威胁下，一面与敌周旋，一面派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在国民党政府答应将热河省划归东北，每年拨东北军饷一千万元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党政府委员的条件下，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称：“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在东北改挂“青天白日”旗。这就是历史上的“东北易帜”。张学良的通电，既表明了国家的统一，又表明了日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武装占领中国东北阴谋的破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促使日本人更加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对此，“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河本大佐曾经打算乘炸死张作霖的机会占领满洲南部，但失败了。如果那次干得漂亮，后来的满洲事变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发动了。……从炸死张作霖事件中所得出的教训，是要制定周密的计划。考虑起来，那时的时机还是不成熟的。”花谷正的这段话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确实是为了制造出兵侵占东北的借口，只是由于当时的
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不过，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虽然从事件的本身看，具体参与制造“皇姑屯事件”的只是河本等少数人，但日本的许多军政要员都同这个事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就可以说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军政要员的指使和支持，没有“东方会议”所确定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最高国策”，河本等人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可能制造如此重大事件的。因此，“皇姑屯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
三、疯狂的战争准备
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物产，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早为日本侵略者所垂涎欲滴，因而在“东方会议”之后，即加快了以武力占领的步伐。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按照其“大陆政策”的总方针和“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策略，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
其中，为了“名正言顺”地吞并中国东北，日本人首先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侵占东北的“理论根据”，进行舆论方面的准备。而实际上这种舆论准备，早已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而开始，在“东方会议”后逐步得到加强，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达到了高峰。在制造侵略舆论中，不仅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构特别卖力，就连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极右分子，也一齐出动。他们四处演讲，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散发传单，狂热地鼓吹各种所谓的“合法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制造占领东北的“合法性”，竟然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日本政友会头目、著名的极右翼分子——森恪公开宣称：“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蒙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蒙的领地。而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十八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区历来都是不关心的。以此来看，中国并不具有对满蒙的主权。”森恪的这一主张，不仅在日本各个阶层都有很大影响，而且还受到日本首相田中的赞赏。
第二，强调满蒙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认为满蒙对日本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之地区”。因此，一定“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第三，极力鼓吹武装占领中国东北。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决定要吞并东北，并已成为其基本国策的重要一环，但为了掩人耳目，在公开场合一般还是用“维护帝国在满蒙的权益”之类的外交辞令。而到了１９３１年上半年，就开始公开鼓吹武装占领的问题了。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４日，日本满铁调查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演讲时说：“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很显然，这就需要把满蒙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这里所说的“绝对权力的统治”，说穿了，就是军事占领之意，在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煽动下，日本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了扩大影响，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９月７日，驻日本京都的第１６师团第３飞行联队，竟然派飞机在日本的广岛、福冈、松山、富士山、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多万张传单。传单题为“醒来吧，国防！”其内容除了极力主张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外，还附有一张注有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的详细图解。
在日本人为吞并中国东北所做的各种准备中，军事方面的准备可谓是整出戏中的重头戏。为了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日本整个国家的工业体制全部转入战时轨道。另外，大规模的扩军备战需要资金的保障，所以尽管当时的日本财政已经很紧张，而且其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的比例本来就很高，但为了扩军备战和发动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人还是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事预算。仅以１９３０年来看，日本陆海军的军费开支就占全年总收入的２７．８％，到了１９３１年则上升到２９．７％。而１９３１年军费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英国是２４％、美国２１％、法国是２２％、意大利是２４％。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名列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位。“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保证战争需要，其军费开支更是逐年递增。详见下表：日本陆海军军费开支表（单位：百万日元）
年度总收入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２０６２２００５陆军海军临时费合计占总收入％２３．８％２０．９％２７．１％２７．８％２９．７％３３．６％３７．２％１７４．１９１３６．５４１８０．９６５４９１．６４５１６７．６２１４３．０２２０６．５９２５１７．２３８６１８２６１７８．８９１４７．６４１６８．３７５４９４．９２１９９１５９６１７４．５４１４６．８８１２１．４２７４４２．８５９６８１５３１１６３．６８１３８．９１１５２．０１８４５４．６２１３４２０４５１４８．２６１４０．７４３９７．３７８６８６．３８４６２３３１１６６．４７１７８．８２５２１．１２２８６６．４１５
１２
——见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华民国３７年４月版《日寇侵华秘密内幕》第５３页。
这种异乎寻常的高军费支出，使日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仅以１９３０年为例，陆军即拥有７２０辆坦克、６００架飞机、１１８４门火炮，并新扩建了２个空军联队。在“九・一八”事变前，还新增设了拥有４７２架陆基飞机和３２９架舰载飞机的海军航空兵。日本政府这种全力以赴地加强武装力量，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已拥有一支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２５万大军，排列在世界强国的前５位。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大搞“非正规军”的训练，以满足扩大侵略战争或补充部队的需要。１９２５年以后，在日本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为加强学校的军事训练，将裁减下来的军官全部分配到全国公、私立的中学和大学去担任军事教官。据１９２８年的资料统计，在日本５００万中等和高
等学校的学生中，有１４０万受过军训。同时，日本政府对一般社会青年也普遍实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在各地建立许多青年训练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经吹嘘日本的这种教育和训练制度，可以使其掌握“２０余万现役军人、３００余万复员军人、５—６０万大中学生和８０余万青少年。”
在大肆扩军备战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即开始积极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案。早在１９２９年７月，就由当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接着，关东军的另一名参谋佐久间亮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于１９３０年９月起草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１９３１年５月，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具体策划下，又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了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自行决定占领满蒙之决心。关东军在研究制定各种武装侵占东北方案的同时，即展开了武力占领东北的军事部署。从１９２９年开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便以“旅行”的名义，曾先后组织了多次对东北各地的战略侦察。
１９２９年７月３日至１２日，由板垣、石原率领数名参谋人员到哈尔滨、长春等地研究了“攻击哈尔滨和防御海拉尔的问题”。７月４日，石原到达长春时，还专门以《对现代战争的观察》为题作了讲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的提案。因此，在战后，石原的长春之行就被称之为揭开了“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７月５日，石原在由长春至哈尔滨的途中，又提出了日本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在解决满蒙问题案”。１９２９年１１月，石原等人又到辽西地区，研究了在锦州附近作战问题，并在制定了“夜袭弓长岭的现地研究”和“攻打奉天城之要领”后，又开始进行新民屯渡河、向锦州方面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之研究。１９３０年５月，日军参谋本部派人与关东军的参谋人员一起在奉天、长春等地作了一次现地战略侦察，以进一步研究、落实以武力占领东北的军事计划。另外，从１９３１年初起，关东军司令部特意将每星期六研究东北问题作为一项制度，主要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完善和修改其侵占东北的军事计划。
１９３１年４月，日军军部调驻仙台的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第２师团，代替京都第１６师团到中国东北换防。这个师团的士兵大多是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因而特别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６月，日本召开军制改革会议，７月１日，陆军省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增加１个师团到朝鲜，将中国东北驻军由轮换制改为永久制。日本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对这一改革的说明是“完全为了用兵作战之目的。”另外，为了适应未来的作战需要。１９３１年８月１日，日本军部还进行了人事调整：任命本庄繁陆军中将为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可说是个侵华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任过张作霖的顾问，对东北的各方面情况非常熟悉。８月３、４日，他由板垣陪同出席了驻朝鲜日军、关东军、驻台湾日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于８月２０日到任。此外，原任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大佐，８月１８日被任命为驻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前，此人曾在中国居住１８
年，被视为日本陆军内部的“中国通”。对于“事变”的发动，特别是对于“事变”后伪满洲的建立，土肥原都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在此东北形势日益紧张的关键时刻，日本军部任命此二人，可说是用意颇深。
１９３１年７月，关东军的情报机关在侦察到攻占奉天须用大炮时，便决定从国内秘密运来２门２４０毫米大口径榴弹炮和数门２８０毫米的要塞炮，置于独立守备队兵营内。为了掩盖他们将要发动武装侵占东北的阴谋，关东军在运输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把炮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大木箱里，指定必须用客船从神户运往大连，到大连码头后，直接卸到地下室。并令其士兵穿上中国人的衣服，装成当地的码头工人进行搬运。随后，在进行大炮的安装时，为挖大炮的掩体，因须挖一条约５米长、深１米的沟，日本人还欺骗当地居民说，他们是在挖游泳池。为了保证射击精度，日本人还派关东军士兵化装测量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的射击目标。并在事变前把炮口对准射击目标：北大营和飞机场，以便实射时闭着眼睛也能命中。经过一番周密配置，到９月１０日安装完毕。后来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夜里，这些巨型重炮果然发挥了作用。
８月２７日，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由大连秘密开赴苏家屯、奉天车站一带。另外，８月下旬，关东军还从国内紧急调运飞机３０架、野炮２０余门至苏家屯车站附近。在此期间，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亦同时举行军事演习２周。特别是对铁路守备队的步兵进行了操作大炮的训练，并预先就各个“攻击目标”的位置在炮身上做上记号，这样在实际射击时，只要把记号与标尺配合起来，就可完全命中目标。
就在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加紧准备的同时，驻朝鲜的日军为了支援关东军作战，在１９３１年８月中、下旬，也曾多次在图们江进行越界架桥和在江中施放水雷的演习，甚至越界过江在中国境内埋设地雷，步兵也越过图们江在中国境内进行散兵演习。此外，在正规军加紧训练的同时，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也于９月８日接到密令，要求分别集中到奉天、长春、哈尔滨报到。
为了在“事变”发生后，日军能够迅速及时的调运，９月１４日，驻抚顺日军第２中队长川上大尉召集了一个警备会议，出席的有警察署长、宪兵分队长、在乡军人分会长（兼防备队长）、大官屯和抚顺两车站站长。会上决定了两项绝密事项：（一）为了保证驻抚顺守备队在突然事变发生时进占奉天，要求大官屯、抚顺两站长从即日起，每晚必须准备好夜间可以随时出动的４辆编组的列车；（二）“事变”发生时，驻地安全秩序，由防备队、警察和宪兵协助维持。
一切准备就绪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关东军还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１年７月，日军先后在沈阳等地进行的军事演习共计５０余次，参加人数达７０００余人次。９月２、３日，日军整天在北大营附近之旺官屯、关帝庙、老瓜堡等地进行野外演习。９月４日
至５日，日军又先后举行包围东北兵工厂和沈阳城的攻击演习。９月８日，日军竟然在沈阳北门外架起机枪，作攻城演习，并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随后还接连不断搞一些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有针对性的演习。９月１４日至１７日，日军在北大营一带连续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１７日，竟有两名日本警察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真可说是嚣张至极。
８月２０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一到任，就频繁到南满铁路沿线各日军部队进行所谓的“巡视”，实际上是到处作战前动员。９月７日前，本庄繁到大石桥、鞍山等地日军部队。９月８日到奉天，在石原的陪同下，访问日本奉天总领事馆的林总领事，并就当前时局交换了意见。９月１２日到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９月１３日在离开长春前，对所属部队发出训示，宣称：“铁道守备队要保护帝国居民的安全……。”９月１８日上午９时，本庄繁到驻奉天的第２师团司令部“检查工作”，最后对该师团多门二郎师团长说：“目前满蒙的情势日益不安，我军不能一日苟安，万一发生事变，各部队应积极行动。因此从现在起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下午１４时，本庄繁一行结束“巡视”，从辽阳急切地回到了位于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部。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侵略军在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事变”即将发生，当时的东北业已是处于战云密布，一触即发的战争前夜了。
四、制造战争借口
日本帝国主义既然已经决定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并且已经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便开始制造种种挑衅事件，以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寻找借口，制造舆论。而“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便是日本人在“事变”前所制造的两个主要借口。
万宝山位于中国长春市以北约３０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既非“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１９０９年签订的《中日图江界约》所定的特区，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１９３１年４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用土地５００垧（约７５００亩）。租约最后一条规定：如县政府不准，则该约仍作无效。但郝永德却未待县政府批准，就擅自把上述土地转租给由于日本侵略而丧失土地后流落到中国的朝鲜族农民团李升薰等９人。为了引水灌田，李等１８０余人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上截流筑坝，并挖了一条宽、深各约３丈、长达２０余华里的引水渠。这条水渠把沿途经过的当地中国农民开垦多年的熟地截为两段，并占用许多土地。而且一旦截流引水成功，位于河流下游的中国农民２千多公顷（约３万亩）土地，就有可能被淹没。为此，当地农民派了１００多名代表，要求长春县政府出面制止李升薰等人的非法活动。５月３１日，长春县派警察到万宝山屯，命令李等人立即停止挖渠筑坝。但就在中国警察刚到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也派来了日本警察到现场干涉。这些日本警察支持和怂恿李升薰等人的作为，威胁和压制中国农民。中国地方当局为避免纠纷，便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交涉，要求日本人停止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可日本领事田代重德不仅蛮横无理地完全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反而又引来了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帮助李升薰等人加紧挖渠筑坝。为了保护这种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非法行径，日本领事馆还派了五六十名便衣警察，携带机枪到万宝山地区，准备镇压中国人。７月１日，５００余名忍无可忍的万宝山农民，自发地集合起来，填了李升薰等非法挖掘的水渠。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当即向中国农民开枪。第２天，日本方面又增派了４０多名警察来到这里。就这样，在日本警察武力保护下，李升薰等又恢复了引水渠的开挖。并于当月１１日通水。
在这场冲突中，中国农民有多人受伤，而日本警察和朝鲜人并没有人受伤，但是，存心制造事端的日本侵略分子，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千载难逢”乘机出兵“北满”的好机会。事件发生后，日本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和朝鲜各地捏造事实，鼓动排华、仇华运动。另一方面立即派出以侵华狂热分子森恪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调查，实际上，森恪此行，名义上是调查，但真实目的却是想找到一条“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如何利用此次事件来落实“武力占领东北”的既定方针。因此，森恪等人在出发前就同日本军部进行了协商，到东北后，在各地都受到日本宪兵队的迎接，并替森恪等人充当向导。森恪等人回到日本后，即大肆煽动立即“乘此有利时机”出兵中国东
北。７月２２日，中日双方开始就此事进行谈判，但由于日本人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完全是想利用这一事件为出兵找借口，因此使谈判毫无进展，一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谈判也就自然停止了。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大兴安岭地区中国边防军处死日本军事间谍为导火索的所谓“中村事件”。
日本自从确定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根本国策”后，就不断向各地派遣间谍，进行各种军事侦察活动。在“九・一八”事变前夕，随着发动军事进攻的时机日益迫近，日本派遣军事间谍的活动更是显著增多。“中村事件”发生的大兴安岭地区，是日本人派遣间谍的重点地区之一。
１９３１年５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的情报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奉命到大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他率领退伍骑兵曹长（上士）井杉延太郎、一名担任向导的蒙古人和一名白俄罗斯人，假冒“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假装农业专家并化装成中国人的模样，从海拉尔出发，至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侦察活动。６月２７日，在准备经洮南回国的途中，被驻防当地的屯垦军第３团逮捕。第３团的官兵在掌握了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后，便将中村等秘密处死。
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主权国家完全可以处死敌国的间谍。中村等人不仅作为军事间谍的罪证确凿，而且是在中国政府明令禁止进入的边防军事要地被逮捕的。因此，中国边防军将他们处死，完全是正当的行为。然而，正在千方百计制造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借口的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放过这一大好机会的。
日本政府在７月中旬得知中村被处死后，立即隐瞒了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的真相，在国内公布他们被处死的情况。然后，一方面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还动员各种组织、机构，利用一切机会，尽量渲染，故意扩大事态，宣传所谓的“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在８月２０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陆相南次郎在谈到中村事件时，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９月８日，日本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中村事件”，会议一致同意：“以中村事件为由，首先进行铁路交涉，进而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会后发表了许多强硬的意见。当时正在东京活动的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声称“奉天政府即便承认这个事实，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具体策划者石原莞尔说：“中村事件只不过是新增加的一个悬案，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并明确提出了利用“中村事件”扩大事端，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建议。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同以前所有的“事件”一样，这一次日本人也是蓄意扩大事端，以乘机实现其完全占领中国东北的“根本国策”。
五、“九・一八”事变爆发
沈阳市地处东北平原的南部，位于辽河平原中部、浑河北岸，它是连接关内和吉林、黑龙江、内蒙以及连接朝鲜各铁路干线的枢纽。它东靠煤都抚顺，南为钢都鞍山和煤铁之城本溪，西临动力煤基地阜新，是中国矿物原料和动力原料极其丰富的中心。此外，沈阳的战略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早在２１００年前，它就是关外的一个边防要地。公元１６２１年，（后）金太祖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后，因考虑到沈阳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当时的都城，称之为“盛京”。“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东北军阀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最高行政机构大都设在沈阳。１９３１年春，关东军制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就在原则上规定了“在满蒙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他们认为：“应使关东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以便先发制人，待将敌之最精锐的奉天附近的军队，加以歼灭。即能控制东北四省之中枢。”而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关东军就选择了距沈阳东北军的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沈阳与文官屯之间）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一段作为爆破地点。
早在１９３０年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就准备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１９３１年春，板垣等人即制订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初步方案。１９３１年６月底，又进一步制订了在柳条湖制造事端的详细计划：规定第一期军事占领的范围即为“以满铁线的长春及其以西２５０公里的四洮路的洮南，长春以东１００公里的吉林，以及吉林以东１５０公里的敦化为界限。这大体上相当于整个东北的三分之一的南满地区。”时间预定在９月２８日，并要求在柳条湖爆炸铁轨的同时炮轰北大营，实施“闪击战”，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全城。
９月中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为避免节外生枝，关东军便决定把原定的２８号提前１０天。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为图谋中国东北所一手制造的“柳条湖事件”，终于在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上爆发了。
当天沈阳的天气异常晴朗，白天平静无事。夜１０时２０分，日本关东军所属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北大营以南约六七百米的柳条湖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巨响，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这就是“柳条湖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者采取贼喊捉贼的一惯伎俩，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北大营发起了全面攻击。在“事件”发生后不到１个小时，即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１１时１８分，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就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此时土肥原正在从东京返沈阳途中）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和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内称：“十八日午后十时半左右，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两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某部发生冲突。”紧接着又于１９日零时１０分发出第二封电报捏造说：“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我南满铁路，其兵
力有三四个连，现已陆续逃回营房。我军于十一时许，在与北大营之敌军五六百人作战中，已将该营之一角予以占领，而敌仍在不断增加机关枪和步炮，我军目前正在苦战中。”
随着爆炸声，事先埋伏在距爆破点约４公里文官屯的川岛中队，即根据预先计划向北大营发起攻击，驻奉天的日本守备队用早已标定好的大炮，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开炮实施精确射击，１０时４０分，日本步兵第２９联队立即按预定计划开始向奉天城攻击。“九・一八”事变由此而爆发。
“事件”发生后，首先是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接连发布了四道攻占北大营和奉天城的命令：
（一）令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
（二）令步兵第２９联队进占奉天城；
（三）令独立守备队第５大队从北面进攻北大营，受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指挥；
（四）要求第２师团以主力增援之。
紧接着又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了由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的八项电令，除了命令占领营口、长春等地外，主要命令有关部队迅速向奉天集中，以支援进攻奉天的日军。同时，还请求驻朝鲜的日军越境增援攻占奉天之战。在这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不仅对板垣扩大侵华的主要行动表示赞许，对他以代理司令官名义发布的四项命令予以承认，而且还把这些命令和以自己名义发布的八项电令，一起电告日本军部。
日本军部收到这些电报后，于１９日上午７时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陆军省次官杉山中将、军务局长小矶中将、总务部长梅津中将、参谋本部次官二官中将、第一部长代理今村大佐、第二部长桥本少将。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适当的”，并同意给关东军增援兵力。在日本军部的支持和关东军司令的命令下，沈阳城和全东北被侵占的命运已经是无法避免了。
随着日本从奉天南站向北大营和奉天飞机场发射的２４０毫米重炮的轰隆声，９月１８日１１时３０分，日军守备队第２大队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接着又于１９日早晨５时３０分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日军进攻沈阳城兵分之路：第一路进攻商埠地南市场，首先攻入第一、二公安分局，然后将南市场全部占领；第二路攻商埠地北市场，也将那里的警察缴械并予以占领；第三路分别侵入大小西边门，先将第四警察署包围，接着又包围宪兵司令部、电话局、无线电台、有线电局等。然后又包围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省政府等重要机关。至１９日早晨６时３０分为止，就在日本军部召开会议之前，一夜之间沈阳全城易手，被日本关东军所占领。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仅以死７人、伤２０余人的微小代价，取得沈阳全城。据统计，９月１８日一夜之间，仅官方的财产损失就达１８亿元之多。尤其严重的是武器弹药的损失不仅巨大，更为日军的下一步侵占全东北的军事行动
提供了方便。另据不完全统计，有２６０架飞机、６５０余门大炮、２３００余门迫击炮、近１０万支步枪和２５００余挺机枪等军用物资，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北大营的炮声，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六、东北的沦陷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后，日本内阁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９日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掩人视听，会议作出所谓的“不扩大”方针，但实际上却对关东军扩大侵略战争的作法完全支持。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仍然坚持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军除了１９３０年调进关内的７万人之外，当时驻在关外的军队共有１９万人，其中辽宁６万人，吉林８万人，黑龙江５万人。另外，“事变”发生后，驻辽宁军队有５万人退进关内，这样，在“事变”发生时，东北还有约１４万人。而当时关东军仅有１万人左右。“九・一八”事变后虽然陆续增兵，但至１９３３年４月中旬，总共也不过２万余人。中日兵力对比如此之悬殊，而日本侵略者竟然轻而易举地制造“柳条湖事件”，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２０余座、略地千余里，并在随后的４个月零１８天占领东北四省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国土。可以说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日本关东军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所采取的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作法之外，主要的原因还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在“事变”之后，又是“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方面是日本人的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开门揖盗”。这样东北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第一期作战计划，就是要侵占以沈阳为中心的南满铁路和安（丹东）奉（沈阳）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以牢固地控制南满。这个计划分为以下四个步骤实施：
第一步，制造柳条湖事件；
第二步，攻占奉天城；
第三步，在攻占奉天的同对，占领安东（今丹东）、营口。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对付来自锦州方向的中国军队，以保证关东军和来自朝鲜的日军迅速达成既定作战目的。由于日军事先即作了周密的准备，因而日本独立守备第３、第４大队，分别于１９日上午５时３０分和８时３０分，侵占了安东和营口。
第四步，就是占领长春。长春既是东北南满铁路的终点，又是吉林的门户和吉东、吉北的咽喉。占领了长春，就可以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西图洮南，进攻齐齐哈尔。在奉天事变发生的同时攻占长春，是“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的既定方针。所以，当长春日军１９日凌晨３时５分得知已迅速占领奉天的消息后，立即于３时５０分开始了对长春的攻击。４时开始炮轰，４时３０分，进攻驻二道沟的中国军队中东路护路军步兵第２３旅６６３团２营，４时５０分，日军又将特警长春分署包围缴械。上午１１时，占领二道沟。下午５时３０分攻占南岭。至晚上１０时３０分左右，占领长春市内各主要机构。不到一天，长春即沦入日军之手。
日军在占领沈阳、长春等地之后，即将其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主力转移到作战前线。关东军司令部移驻奉天，第２师团集结长春，为下一步侵占吉
林、哈尔滨作准备。此外，驻朝鲜日军也在“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的指挥下，于９月１９日上午派出飞行队和混成第３９旅团至奉天支援关东军。
长春得手之后，日军按照其“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战略方针和“不失时机地主动进攻”、“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进攻思想，决定以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为第二期作战的主要目标。
日军侵占吉林省，也是首先制造出兵借口，然后开始进攻，实行军事占领，按照原定计划，由日本宪兵甘粕正彦大尉和日本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于２０日夜秘密投弹炸毁一日本侨民的房屋，诬称是吉林守城中国军队所为。然后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２１日凌晨３时，以“保护日侨”的名义，下达出兵吉林的命令。侵占长春的第２师团接到命令后，立即向吉林进犯。２１日上午９时５０分，从长春乘装甲车开始进犯吉林。由于吉林省代主席、吉林边防署司令熙治的叛变，中国军队早于２０日下午１时至２１日上午１１时４０分日军到来之前就全部撤出城；接着熙治又派密使与日军第２师团长多门中将在桦皮厂车站的装甲列车上会见，达成了无条件投降、迎接日军进（吉林）城的卖国协议。于是，日军先头部队于９月２１日１８时３０分进抵吉林车站；２０时，第２师团主力全部集结于吉林。到２２日早晨８时左右，吉林全城被日军占领。一夜之间，吉林城又沦入敌手。
哈尔滨当时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既是华洋杂处的国际市场，又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顾及到对苏关系，暂时没有对哈尔滨直接动手。而是利用与日本早有勾结的东三省特别行政长官张景惠，建立了傀儡政权，取名为“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但因当时哈尔滨群众反日情绪高涨，再加上吉林边防军代理副司令李振声、东路护路总司令兼第２８旅旅长丁超、第２６旅旅长邢占清等部表示抗日，所以张景惠暂时还不敢公开当汉奸。
日军为了侵占哈尔滨，同样也是依照侵占沈阳、吉林的惯例先制造战争借口，然后实行军事占领。９月２１日夜，哈尔滨日日新闻社、日本总领事馆和日本特务机关突然发生爆炸。哈尔滨总领事先后４次电请关东军司令官派兵保护日本侨民。但后来因日本军部方面担心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被迫下令制止。但军部对关东军的这一限制，并不是终止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占领全东北。所谓的限制，也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这样，日军在侵占吉林后，就暂绕过哈尔滨，向北进犯黑龙江。这是日军的第三期作战目标。当时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正在北平未归，代行的参谋长由于资历太浅，指挥不力，所以防务相当松懈。
由于黑龙江当时处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而且与苏联接壤，日军直接出兵尚且有一定的顾虑，便想先利用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的叛军进犯黑龙江。张海鹏原是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奉系军阀元老之一，因向张学良谋取黑龙江省长一职未成，便愤愤不平，与日军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即投其所好，许以黑龙江省主席之职，支持他进攻黑龙江。１０月１日，
张海鹏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并答应日本人立即北上进攻黑龙江的要求。１０月４日，关东军第１次令张海鹏进攻黑龙江中国驻军，并密派第２师团的独立飞行队第８中队助战。可是，由于张海鹏犹豫不决，未马上出兵，另外日方的飞机也因天气原因无法起飞，以致于第１次进攻计划胎死腹中。１０月１３日，张海鹏第２次奉日军命令进攻黑龙江，又在驻黑龙江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宣告失败。
日军在对张海鹏利用不成的情况下，又操起了早已运用娴熟的老把戏：制造借口，出兵占领。日军先以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为口实，向中国黑龙江当局提出洮昂路嫩江大桥的修复问题。１０月２０日，日军在未经中国方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派洮昂铁路技师竹村胜清等５人到该桥作近距离侦察。２１日又派飞机到大兴一带进行空中侦察。２２日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正一即向黑龙江省政府提出抗议，诬称日本侦察时遭到中国军队的射击，是一种敌意行为。为此，关东军为进行该事件的交涉和出兵齐齐哈尔，新设置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１０月２６日，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新任机关长林义秀到任，２７日，开始与黑龙江省政府的有关交涉。因为日本人的所谓交涉，根本就不想解决，只是为了给自己出兵占领争取更充足的准备时间而已。所以，就在双方交涉的同时，关东军就决定由第２师团第１６联队的步、炮兵各１个大队和１个工兵中队，组成嫩江支队，由独立飞行第８中队主力协助，寻机占领齐齐哈尔及附近地区。１０月３０日，关东军又制定了“修理嫩江桥要领”和“掩护修理嫩江桥要领”两项作战方案，规定日军强行渡江后，即占领桥头阵地，掩护架桥；如遭到中国军队攻击，即占领齐齐哈尔。该嫩江支队于１１月１日分别从长春、吉林出发，２日夜即抵达嫩江桥附近并派人前往侦察。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即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经两日激战，日军在夺取嫩江桥后，继续向纵深推进。从１７日开始了全面攻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遂于１１月１９日上午９时落入日军之手。从此，黑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也沦于敌手。
日军在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已无后顾之忧，便立即调转枪口直指锦州，以图侵占辽西地区。这是日军的第四期作战目标。
锦州乃辽西重镇，是北（平）宁（沈阳）、锦（州）朝（阳）两铁路的交汇点，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奉天的东北军大部撤退到锦州和辽西地区。９月２３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公署，这时在锦州的中国军队兵力约２万余人。日军夺取锦州和辽西地区，不仅能巩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也为其进一步侵占热河和入侵关内取得重要的前进基地。早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就下令轰炸锦州。１１月间，为了制造借口，土肥原又遵关东军的训令，在天津先后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１１月２７日，本庄繁命令第２师团主力、混成第３９旅团向奉天附近集结。１２月初，关东军为了能够一举攻占锦州和辽西地区，还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并一再要求增加
兵力。１２月１３日，关东军司令部专门制定了《进攻锦州方略》，决定集中兵力从北向南直指锦州。这一方案经天皇御批后，１２月１５日，日军参谋本部即下达侵占锦州的命令，并于１２月１７日，增派混成第８旅团。２７日派遣第２０师团司令部和３８旅团，以及坦克、野战炮兵等部队至东北参战。１２月２８日，日军第２师团、第２０师团、混成第３８旅、第８旅团以及飞行队向锦州发起攻击。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从三面包围了锦州。锦州守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影响下，由于既得不到必要的援助，将领又缺乏抗战守土的决心，从１２月２９日起即开始撤退；至１月３日晨，全部撤出锦州。因此，日军便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下午，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锦州的失陷，为日军下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大门。日军占领锦州后，随后迅速占领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被日军所占领。关东军侵占东三省的轻而易举，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狂热达到了极点。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凌晨，本庄繁借口在哈尔滨傅家甸有４个日籍人被丁超部队所杀，应哈尔滨日本侨民会会长请求，下令出兵哈尔滨。２８日上午，驻长春的关东军第３旅团在旅团长长谷部少将的率领下，紧急开赴哈尔滨。２９日，本庄繁又令第２师团主力和第２９联队到长春集结待命，驻奉天的独立飞行第９中队也调到长春。３０日，中东铁路南段落入日军之手。２月３日，日军开始总攻，于２月５日进占哈尔滨。至此，历时４个月零１８天，东北三省及１个特区全部沦陷。
七、伪满洲国的建立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１９３１年４月制定的日军参谋本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三个阶段即三种形式：一是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也就是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在对以上三个方案反复讨论后，最终确定了以第二种形式为基础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
“第一：方针
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第二：要领
（１）根据新政权的委托，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
关于其它内政，由新政权自行处理。
（２）关于元首及我帝国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３）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大致起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
熙治（吉林地区）
张海鹏（洮索地区）
汤玉麟（热河地区）
张景惠（哈尔滨地区）
（以上这些人原属于宣统帝一派，与本军有联络关系）
（４）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该方案的实质，正如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所说的建立新政权的三原则：①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②一手统一满蒙。③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
《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出笼后，关东军板垣、花谷正等人即电召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的极右翼分子，分赴各地，协助关东军，策动满洲各地的“独立”运动。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熙治。熙治是溥仪的远支宗室，是搞清朝复辟运动的宗社党一派的巨头之一，一个典型的复辟狂。他曾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九・一八”事变后，他一枪不放，将吉林拱手让于日本人。９月２６日，在板垣的策动下，熙治把吉林省原有的军、政两个机关合二为一，改称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９月２８日，熙治在日本关东军的指导与监督下，召集吉林省各机关团体大会，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
并发表声明：同南京政府与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告“独立”。随着吉林的“独立”，１１月１０日辽宁省伪政权正式组成，以袁金铠为伪省长，并从１１月２０日起，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后来，关东军认为袁金铠这个傀儡效命不力，１２月１３日，决定用被软禁的前省政府主席藏式毅代替袁金铠。１２月１５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１６日，藏式毅通电声称，不承认张学良政府。另外，在日本人的积极策划下，吉林洮南镇守使张海鹏、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也分别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日和１７日宣布“独立”。
黑龙江省的伪政权则由于马占山在１１月１９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率部退至海伦一带继续抗日，建立的稍晚一些。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张景惠发表“独立宣言”，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当时，鉴于马占山的部队在海伦一带活动，张景惠不愿到齐齐哈尔就职，只好在哈尔滨宣布就任伪黑龙江省长。１月６日，张景惠才赶赴齐齐哈尔，第２天发表就任伪黑龙江省主席的宣言。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都已建立起来。
日本侵略者在积极策划建立东北傀儡政权的同时，还采取种种阴谋手段，把早已内定的伪政权的首领溥仪挟持到东北。
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５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紫禁城后逃入日本公使馆。１９２５年２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和控制溥仪，而溥仪则“一心专作恢复满清的美梦”，因此他就成了日本统治东北的一个理想的傀儡人物。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按照计划，日本人把溥仪秘密挟持至东北。尔后，即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建立“满洲国”的进程。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１日，国联大会决定组成代表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日本为了造成既成事实，即决定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抢先建立伪满洲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２日，以日本政友会头子犬养毅为首相组成了新的内阁。新内阁对军部和关东军关于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和行动完全支持。
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日本占领锦州后，本庄繁认为，利用“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分离出来”，成立一个脱离中国主权的傀儡政府——独立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让板垣带着自己关于建立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４省以及内蒙古在内的“满蒙中央政府”的具体设想，前往东京汇报。根据板垣的汇报，１月６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一个所谓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这个文件规定：“应使处于日本帝国威力之下的满蒙，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方面，成为日本帝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满蒙应当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统治的地区，并逐渐形成一个国家……。为了加强我国在满蒙的政治势力，应当在该地的政治机构中扶植日本人势力，由日本人参与其中央和地方行政。”“满蒙的治安和国防，由日本帝国承担。”并规定，要使中国政府放弃对“满蒙”的一切权力。
１月１３日，板垣带着这份“最新指示”回沈阳后，关东军更加紧了拼凑东北傀儡政权的活动。１月２２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主持召开了所谓的“建国幕僚会议”。１月２９日，板垣奉本庄繁之命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意图，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却主张恢复帝制并保留皇帝的称号。２月间，关东军连续召开所谓的“建国幕僚会议”，进行紧张的具体策划。从２月５日到２５日前后共召开了１０次会议。经过“建国幕僚会议”的具体策划，２月１６日在沈阳召开了伪“建国会议”，拉开了“傀儡戏”的序幕。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有张景惠、熙治、藏式毅、马占山４人，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板垣强迫“四巨头接受他事先拟好的建立伪满洲国的具体计划，并限于３月１日前成立“新国家”。会议还决定建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并指定专人起草“建国宣言”。２月１７日１４时，伪“建国会议”举行第２次会议，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藏式毅、熙治、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勤）、凌升（呼伦贝尔盟）等为委员。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即利用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成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国内外，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在这个宣言的签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也托病返回海伦没有签字，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欺世盗名的把戏是何等地荒唐。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建国宣言”。正式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３月９日，举行了溥仪任伪满洲国“执政”的“就职典礼”。第２天，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所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主要是：伪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财政部部长兼吉林省长熙治，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未到任）。此后，日本侵略者为使自己所一手扶植的这一“独立国家”具有“民意”的招牌，遂开始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各地大搞精心组织的“民意”活动。可正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它在刺刀下扶植的伪满洲国代表的“民意”时，一度曾经动摇，被诱逼参加伪政权的马占山，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认识到受了骗，遂于４月１日率部反正，重新举起抗日义旗，并揭露了伪满洲国成立的内幕。这无疑给了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表演以当头一棒。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０日，也就是在溥仪举行“就职大典”的第２天，日本人又逼迫溥仪签订了一个几乎是“卖身契”的条约，主要内容是：（１）伪满洲国关于今后的国防及维持治安由日本国负责，而其所需经费则均由伪满洲国负担；（２）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关东军今后有关国防上的一切需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的管理及新的交通设施的规划设计，均委托日本
国或日本国所指定之机关负责；（３）伪满洲国对于日本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４）伪满洲国参议府将在日本国人之中，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伪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日本国人，而其人员的选定完全委托关东军司令官之保荐，其解职亦应征得关东军司令官之同意。此外，若日本国今后根据需要有新建议可随时予以增减。可以说，这纸文件的签署，彻头彻尾地表现出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殖民化，以及准备下一步侵略，大大扩充了关东军的编制和权力。采取军事、行政、外交三位一体的形式，并于８月８日，由日本天皇钦命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并将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于翌年任命为天皇近侧的侍从武官长，以奖励他在侵占中国东北中的突出贡献。从此，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实际上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总代表和伪满洲国的太上皇。１９３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的“满洲国”，打扮得更像个“王道国家”，又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为“康德”。但都是换汤不换药，无论是“执政”也好还是“皇帝”也好，都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关东军手下的一个儿皇帝而已！
八、“事变”之后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各国人民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始终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虽然是对英美在亚洲势力的最严重挑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猛烈冲击。但由于当时他们正处于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之中，而且日本的侵略范围暂时还局限于东北三省，又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所以，英美等西方国家仍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曾经希望日本，假道中国东北，北上进攻苏联，从而使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因而，在“事变”爆发后，就采取了绥靖态度，这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以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锦州并控制整个东北后，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的华北地区。
就中国来说，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这早已经是历史的事实。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正在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坚强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投降实质，积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国图存，并且直接领导了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因此，“九・一八”之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与直接领导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发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大地，义勇军、游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从此，在中国东北大地开始了长达１４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作文十：《九一八事变》1000字亲爱的同学们，当你们徜徉在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往返时，当你们沉醉在浩瀚的书山学海，刻苦攻读时，当你们享用着丰盛的美味佳肴，尽享天伦时，蓦然回首，是否记得，１９３１年的今天，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怎样的一幕壮烈的历史史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祖国的河山，如秋风扫落叶般留下满目苍凉，流离失所的人们在沦陷的国土上苦苦挣扎，一片片沃土染成了腥红的血色。曾记否，在中国的土地上矗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曾记否，南京大屠杀中悲怆的呼喊让人痛断肝肠，难忘那战火纷飞中一双双渴求和平的目光，．难忘那一批批志士仁人，赴汤蹈火，血洒疆场。我们不能忘记，在东北雪原，杨靖宇将军最终弹尽粮绝，竟被日军剖出枯草果腹；我们不能忘记，抗联八女奋战到底，向侵略者投以轻蔑的一瞥，而后毅然携手投江。．风风雨雨六十载，．民族衰微任人欺凌的耻辱，让我们永难忘怀，为民族复兴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更让我们慷慨激昂。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透过历史的硝烟，重温民族胜利的喜悦，体察不朽的抗战精神。这精神是什么？，是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是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是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是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忍精神。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更以自己的牺牲奋斗为抗战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是我们祖辈用生命换来和平，我们父辈用艰苦换来安康，我们和所有追求和平的人们一起，更要继续发扬彪炳史册的抗战精神，来捍卫这块美丽缤纷的土地。
今天，在遥远的东洋海岸，有某些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不但公然纂改历史教材，而且企图霸占钓鱼岛，可是，难道朗朗乾坤，我们可以坐视不闻不问吗？ 不，血写的历史早已让我们永远铭记。
世界容不得他们胡作非为，中国更不会容他们肆意猖狂，他们的无耻必将遭到公正的审判。我们远离炮火，却从未熄灭对黑暗的怒火；我们告别战争，却一直持续和愚昧的战斗。在无数场有声无声的斗争中，战后六十年，是中国赢得了战争却依旧感到悲痛的六十年，是成为了战胜国却依旧值得不断反思的六十年，更是要从抗战精神中不断汲取力量、坚定地走向未来的六十年。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８４年了，它的身影已经在我们心中淡化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给中国带了的伤害。牢记国耻，奋发图强。只有国家统一了，野心国家才不会有挑拨离间以获取渔翁之利的机会；只有国家富强了，才不会有人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