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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是一座桥梁》600字]沟通是一座桥梁

时间:2019-10-29 09:33:03 来源:学生联盟网
作文一:《沟通是一座桥梁》600字

沟通是一座桥梁

易晓

沟通是一座桥梁,是心与心的交流。有了沟通,人们互相了解,从陌生到认识,从相识到信赖。 刚到中学时,我们还不大适应,同学之间比较生疏,平时也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说话。直到那一次接力比赛。 当班长告诉我们下星期将举行接力比赛时,同学们也兴奋了起来。刚到这个学校,对事物感到新鲜,我们都跃跃欲试,想为班级争光添彩,我们大家都在激烈地讨论着人选问题,中午吃饭也不忘讨论讨论。是的,沟通让我们之间更加了解彼此。多了一份信任,少了几份敌意。为班里提供了一个欢声笑语的气氛。 我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同学们也很羡慕,告诉我一些跑步的经验,我也结交了许多朋友,互相请吃饭,一起参加聚会。大家其乐融融,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每次考完试,总有一个优良中差,但大家不避讳自己的成绩,不懂的题便向“学霸”们请教,大家一起争论一个难题。难题我们克服了,也同时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有一次,有一位同学忘记带了饭卡。于是我们没有二话就借给了他。很巧有一次,我的饭卡也忘了带,我向他借饭卡,他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 沟通让我们不再陌生,没有敌意;沟通让我们彼此信任,彼此了解。是的,沟通是一座桥梁,拉近了彼此,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到了比赛那天,我们信心满满,本以为稳操胜券,可是却名落孙山。不过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同学们互相安慰,互相鼓励。即使我们不是跑得最快的,但我们一定是最团结的!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一同走过,共同体验花季的美丽,雨季的浪漫。

作文二:《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2100字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QQ、飞信、手机通讯等已被大多数的教师和家长所采用,通过这些方式进行家校联系,大大方便了家校之间的沟通。但很多时候,越是大多数人都采用的方式,其效果越是容易被淡化。为此,换一种方式进行家校联系,也许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班主任工作信箱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曾经是我国最为传统、最为重要的一种交流方式,也曾是许多名人贤士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方式逐渐被人们忽略。为了架起家校之间的桥梁,开学伊始,我们就可以建立班主任工作信箱,信箱可分木制信箱和电子信箱。

木制信箱最好设在教室的一角,在班里推选出一名“邮递员”专门管理。 “邮递员”除每天查收信件外,还负责将班主任给学生的回信送到学生手中。信件的内容可以是学生写的,也可以是家长写的;可以提建议,也可以抒写自己的困惑;可以谈学习,也可以谈人生。

前几年我们班刚建立班主任工作信箱时,学生们参与的热情并不高。后来,我开始主动给学生写信,当写到五、六封信的时候,有些同学开始问“邮递员”,有没有我的信?开始往信箱里投信件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凡是学生的来信,我都给予回复。渐渐地,能够收到班主任的回信,成了学生渴望的一件事情。

班里有一位学生上课爱睡觉,我便给他写了一封与人生有关的信。他没有回信,我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当给他写到第三封信时,这位学生的确被感动了,那一节课他没有睡觉,而是在给我写回信。后来,他开始听课,记笔记,课后开始问同学问题。因为他身体素质不错,我鼓励他好好练体育,结果在市春运会中,他取得了100米的冠军,被一所重点高中录取。后来,这名同学当了兵,成了一名军官。他在当兵期间给我来的第一封信中写到:“老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书信交往的日子,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给您写信!”

电子信箱由班主任亲自管理。班主任在开学第一天就向学生和家长公布,同时告知开通班级电子邮箱的意义,并鼓励学生和家长经常给班主任写信,给班级多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也可以写写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困惑。作为班主任,要及时回复学生和家长的信件。

班主任可以利用班级的电子邮箱将班里的一些常规管理细则,一些好的家教经验,家长会的课件,或者是一些好的文章发到家长的电子信箱,以便于家长及时了解班级中的一些要求或班级动态。

一封小小的书信,成为了架起师生之间、家校之间、课堂内外、学习指导、生活指导、人生关怀的桥梁。

二、班级建设恳谈会

开学两周后,班级基本进入正常状态,但此时班里仍然是不稳定的。作为班主任,这时可以邀请一部分家长和学生,利用周末的时间召开一个班级建设恳谈会。

召开班级建设恳谈会之前,班主任要精心拟定第一次参与人员名单。学生及家长最好能覆盖班中各个层面,且人数不宜过多,如可以选5名家长、5名学生。恳谈会的时间最好安排在周六上午,时间以两个小时左右为宜。

恳谈会的会场要提前布置好,可以适当买点水果,沏上茶水。在教室的黑板上,也可以写上一些欢迎词。课桌的摆放最好两两相对,组成一个长方形,这样便于交流、讨论。

在前几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建立了每月召开一次恳谈会的制度。每次恳谈会的时候,我们都会留下很多照片及家长宝贵的意见。后来,我开始邀请一部分老师参加我们的恳谈会,再后来有些家长主动提供场所,主动布置会场。一次次的恳谈会,从刚开始的无奈,变成了家长们的期待。他们越来越支持班级的工作,乃至成了班主任最真挚的朋友。

三、走访学生家庭

很多班主任喜欢把家长请到学校来沟通,有些班主任甚至只要学生犯了错就会把家长叫到学校。这不仅让学生反感、家长无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将学生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学生变得越来越糟糕。

作为班主任,我们可以采用走进学生家庭的形式来与家长沟通交流,给学生以更好的更有针对性的分析、教育、引导,同时也给家长以帮助、指导。

班主任走访学生家庭不是为了告状,而是应尽量肯定学生的优点,即使是最差的学生,也要找到他们的闪光点;不能只走访“差生”,还要走访优生;不仅要谈学习,还要拉家常、谈人生;走进学生家庭后,不能盛气凌人,而要虚心聆听,多鼓励,多激励。

班中有个学生经常犯错误,有一次我问他家在什么地方,他就是不肯告诉我,因为他担心我到他家里告状。有一天,这位学生的家长给我打电话,我就顺便问了他家的住址。晚上放学后,我来到他家。这位同学很惊讶,也很担心。但我与家长和孩子交流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提孩子的任何缺点,反而表扬了他的很多优点。

第二天回到教室后,这名同学主动打扫班级卫生,主动到我办公室帮我做些事情。在后来班级的各项活动中都表现得十分优异,学习成绩也从中等变成了优秀。一位以前教过他的老师问我:“你用了什么方法,让他变化这么大?”我告诉他:“这孩子长大了,是因为他懂得了尊重老师和同学的原因吧!”

走访学生家庭之前,班主任一定要提前备好课,看看学生的档案,询问一下任课教师,多了解一些学生的情况,多记住学生的一些优点。要尊重家长,与家长交流时得体大方。走访前要先打招呼,不要搞突然袭击;要吃饭后再去,切忌接收家长礼物。走访后要学会总结,把一些优秀的家教经验整理出来,与其他家长分享。

作文三:《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2500字

摘要:创设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是学生学好该学科的需要,也是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在英语教学中,通过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热情及兴趣也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与学生建立情感交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本文就如何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情感做简单的阐述。

关键词:师生;关系;情感;爱的桥梁

中图分类号:G6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9-0231-02

赞可夫说:“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心理需要,这种教学法就会变得高度有效。”由此可见,情感在一个人的学习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有当学生愿意敞开心扉和你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沟通,你才能走进他(她)的心中,也才能使所要教学的内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以爱为中心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对每一位学生都做到公平公正,把自己真挚的情感投入教学,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时时感受到爱。尤其对于学困生,不能因为成绩的原因而疏远他(她),或总是对他(她)产生偏见,而应该发自内心地爱护教育他(她),让他(她)对自己产生信心,认为自己可以。在现在的六(1)班中,就有几个这样的学生,每次的默写总是只有十几二十分,刚开始我也责怪过他们,但慢慢发现这种方法不可取,这样只会让这些孩子更消极,慢慢地我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先与他们好好沟通,再循循善诱,从原来默对2二三个,下次默对四五个,一次次地鼓励他们,让他们觉得老师还是喜欢他们。一次次的努力,终于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好几个孩子从原来的不及格变为及格了。在平时的课堂上,我总是上课时先问学生:How are you,today?让学生回答自己的真实情况,让他们感受老师的关心并与老师产生了互动,同样他们也会反问我,我也总是以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回答,让他们从课的一开始就与老师心连心,共同走进知识的海洋。

二、做到民主公正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应该扮演主角,而教师只是配角。特别是英语学科具有特殊性,很多都是要求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表演与交流,把已学的知识与新授的相结合,让孩子融入真实的环境,感受英语给我们带来的独特魅力。我经常在授完新内容后,让学生自己根据实际编写对话并进行表演,并进行评比,评出“最会表演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团队”等,让学生在学习和表演的过程中时时感受成功的喜悦,更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三、对学生要一视同仁

在师生情感交流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老师可能忽略了那些不是很出色的孩子,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会加剧两极分化,加重学困生的心理负担,使他们对学习英语失去信心,甚至对教师产生负面的情绪,不愿意让你走进他(她)的心中。在这方面我是这样做的:在课间,经常与学困生沟通,从各方面让他(她)对我产生信任,不是一味地只针对他(她)的英语成绩,只要他(她)在任何方面有一点小进步或者小成绩,就给予很大的鼓励。慢慢地,他们对我也产生了信任,自然而然对英语学习也努力很多,在课堂上也更投入,比如张同学以前上课经常不认真听讲,拖拉作业,只是有一次她帮助班级倒了垃圾,得到我的表扬,她非常开心,认为老师也是喜欢她的,她做了好事能得到肯定,慢慢地,在以后的学习中,她只要有不懂的问题就经常来问我,当然我也乐在其中,她的英语成绩渐渐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一些基础题,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甚至有一次悄悄地和我说:王老师,其实学习英语也没有那么难,我好像慢慢喜欢上英语了。作为一名教师,能听到自己的学生这样说,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因此我们如果想通过感情与学生形成一个纽带,就必须先从感情和行动上对学生一视同仁,才能真正与学生建立感情,让学生从心底感到老师对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看待的。

四、让学生表现自我

每一个孩子都喜欢表现自我,只是有时候缺乏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我印象最深的一课是这样的:在教授4A Unit7 At the snack bar时,因为涉及的内容学生比较感兴趣,我就在课堂上设计了一个真实的“snack bar”,自己带好帽子,系好围裙,扮演saleswoman给学生示范,学生自然而然地融入这一环境,并通过真实的场景编对话,结果那节课的效果非常好。学生在课后很快就背熟了这篇课文,而且还很有感情,那节课的效果也出奇得好!类似这种活动的开展,不仅可以加深孩子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体验,也大大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热情,让他们感到学有所用,而不只是纸上谈兵。

五、以鼓励、表扬为主

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体,但有共同的特征,都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称赞。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如何给学生适当的评价也是重要的课题之一。例如,有一次我在上课时看到一个学生因为紧张而答不出来时,我并没有责怪,而是鼓励地对他说:“Don’t be nervous!”经过我的鼓励,他马上调整心态,本以为要受批评,结果听到了老师那么亲切的鼓励,马上回答得很好,这时我马上对他说:“Very good!”我看到孩子听到我的表扬时脸上露出的笑容,就知道我的这些话有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一些学困生,老师不能因为回答不出而责怪他们,让他们产生惧怕的心理,导致以后都不敢开口回答问题。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当尽量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六、与学生成为朋友

我们应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他们的感情,倾听他们的意见,欣赏他们的能力。研究表明,建立在爱与尊重基础上的师生关系会使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更加顺利、有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充分利用情感这一载体,架起一座与学生沟通的桥梁,通过这座桥,和学生更好地沟通、互动,从而让学生真正在感情上与老师建立良好的关系,让他们在学习中做到爱学、好学,也真正提高自己的英语成绩与交际水平!

参考文献:

[1]刘雍发.情感教育的作用[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

[2]秦长春,王淑荣.英语教学中情感的发挥[J].外语电化教学,2007,(1).

[3]赵学凯.细节处的精彩[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作文四:《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700字

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南河镇中心学校  陈金银

“课外访万家”活动开展以来,就像一场及时雨,滋润了学生、家长、教师干涸的心灵,在学生、家长、教师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在“课外访万家”的活动中,我对本班的位于九里坪学区的学生进行了家访。我本身出生在这里,和家长之间基本上属于知根知底,沟通起来方便,同时家长对教师的家访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也很想与教师见面沟通,但由于平时外出务工等原因,没有时间来学校与老师交流,也很想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情况。现在教师能上门家访,可以与老师面对面交谈,了解到自己子女的学习情况,觉得非常高兴。通过走访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课外访万家”的必要,同时也看到了教师和家长在学生个体成长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走访中我发现以下共性问题:

一、家长反映的最多的就是与孩子的沟通很难,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现在的孩子独立性很强,意识形态正在发生变化,“自以为是”心理严重,不愿意跟父母多交流,父母与孩子之间有隔膜;其次,家长总是把分数作为谈话的主题,只注重结果不讲究方式,造成了学生的心理逆反。家长有心要帮助孩子学习,但是苦于自己知识能力有限,并不能为孩子作出相应的指导,只能一次次重复相同的几句话,显得有点很无奈。

二、有些学生在学校表现与在家的表现通常有较大的差异。比如单亲家庭的学生缺乏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温暖。还有隔代教育问题一也影响了学生的成长。我们这里地处山区,大部分学生的家长在外务工,对于孩子管教较少,同时家长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大多使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孩子过于溺爱。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些孩子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导致其长辈根本管不了。

这些孩子需要我们教师倾注更多的心血和爱。家访让我们更多、更全面的了解了学生,从此一座架于学生、家长、老师之间的沟通的桥梁开通了,相信通过以后的不断努力这座桥会越来越畅通。

作文五:《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1200字

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

尊敬的学校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   班的  。性格活泼开朗,处事沉着果断的我,曾因为毛主席的一句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的诗词,让我爱上了桥。是桥让让两山相连不再寂寞,是桥跨越了鸿沟让两岸不再隔阂。学生会是沟通学校与学生的桥梁,这使我毫不犹豫的站在这里,为能成为这座桥梁的一份子而去做自己的努力。

当然,我也知道,面对这次竞争我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我认为,马,只有跑过千里,才能知其是否为良驹;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知其是否为栋梁,我要为我的理想去追求,我要为我的热爱而奋斗。为此,我在这里郑重承诺:如果我能有幸成为学生会的一员,我一定认真完成学校领导和同学们交给我的任务,使学生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积极团体,成为学校的得力助手和同学们信赖的组织。

下面我首先谈一下我对学生会工作的认识。我认为学生会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以服务学校、服务同学,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通过开展有益于同学身心健康的学习、生活、文体、社会实践等活动,积极创造良好的校风学风,引导全校学生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维护学校良好的教学秩序和学习、生活环境,并能反映同学们的建议、意见和要求,促进同学和学校、同学和老师、同学和同学之间的沟通了解。为

此,如果我承蒙大家信任,我将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模范带头作用,凡事都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思想政治上要积极追求上进,争当全校同学的楷模,以正立身、以诚待人,公正处事、明礼诚信,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一身正气去感染和引导同学,努力形成优良的班风和学风。同时,正确处理好学习和工作的关系,做到学习与工作两不误。并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同学们的尊重与信任。

二、核心骨干作用。学生会是学校学生管理的得力助手和核心力量,为此,我要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发挥骨干和核心作用,团结和凝聚整体力量,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好各项学生管理工作。竭诚服务同学,广泛开展让同学们真正受益的活动,为学生会工作增光添彩。同时在工作中要力求创新,开动脑筋,点燃智慧的火花,让大家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三、桥梁纽带作用,学生会是联系学校与同学们之间的桥梁纽带。为此,作为学生会成员我要在与广大同学的相处和管理过程中,一方面直接通过自身能力积极做好思想引导,做好互帮互助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及时了解同学们的思想动态、学习状况,把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等信息及时反馈给学校和老师,以期在第一时间内切实有效地解决同学们中存在的问题。做到关心并维护同学们的正当权益,增进同学、教师、学校的互相理解,促进安定团结,维护教学生活秩序,为建设和谐校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尊敬的学校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我知道,再多灿烂的话语也只不过是一瞬间的智慧与激情,朴实的行动才是开在成功之路上的鲜花。今天我在这里努力争取成为学生会成员,不是为了荣誉和名号,或浮华背后的虚伪,而更多的是希望承担一份责任,希望伴随大家一起成长,一起为同学们献出一分微薄但很坚实的力量。

谢谢大家!

作文六:《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2000字

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成功的教育,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质量。与学生进行心灵沟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启发学生的潜力,是为了帮助学生激发他们本身的固有的创造力和思维活力,是为了帮助他们成长为一个自信、自立的人。素质教学下的课堂教学强调以人为本,教师应充分关心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感受,让学生快乐学习。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应充分关心学生的心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教和学是以矛盾为主体的具有客观规律的教育行为,作为矛盾双方的代表教师和学生如何形成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对完成教学目的至关紧要。教无定法,但需得法,要取得好效果,师生之间的心灵沟通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环境造就人"这样一个毋容质疑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成人都会感同身受地相信它。但作为教师,我们给学生提供的是怎样的环境?在与学生的沟通中是否一贯理性地把握某些原则?比如平等、尊重。是否对照教育的目的常常反思自己的言行,改进沟通的方式?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们就可能无意识的伤害了一些学生。

要达到师生之间很好的沟通效果应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了解学生,学会与学生沟通

了解学生是师生沟通的首要条件。了解学生才能理解学生,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心理上的共鸣。同样这也是教师的本职工作。要了解学生我们首先要了解学生的家庭、性格、学习成绩、兴趣爱好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沟通要求。在开展工作的同时教师应多关心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情况,善于观察学生,多与学生家长沟通,了解学生阶段性的家庭学习情况,对于那些上课不专心听讲的学生,学习成绩幅度较大的学生或后进生,教师可采取“投其所好”的沟通策略,找到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为了防止谈话过程无意识触及伤害学生的话题,例如家庭的变故,学生的一些缺陷等。教师应提前了解学生的生活习惯及家庭情况。

在与学生的相处中了解是前提,其次教师必须学会如何与学生交往。在人际关系中,微笑的魅力是无穷的。教师在与学生交往中,脸上常带三分笑,就能得到学生的好感。学生会感到教师对自己的尊重而更愿意接受教师的教育引导。  “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喜欢接触温馨可亲充满笑容的教师,讨厌整天带着凶恶神情的教师。仔细思考你会发现,微笑可以拉近两个不相关的人。对教育而言,老师更应该时常对学生保持微笑,如此细小的一个动作却可以得到丰收,我们老师何乐而不为?微笑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艺术,不要吝啬你的微笑和称赞的话语,哪怕是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会意的微笑,都会让学生感到你的亲近。

第 二、教师要热爱学生,关心学生。 在学会与学生沟通的基础上,教师还要热爱、关心学生。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与学生不再是学校教育中的施教者与受教者,倡导建立一种平等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师生应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教师在建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应放下“架子”主动与学生接触,到学生中间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学习,让学生感受到你是理解他们的,是可信赖的“朋友”。

教师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学生。对学生要一视同仁,尤其是对差生,更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和鼓励。当学生遇到困难时,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置身迷途的时候,你能够及时给予指点,用爱去感化他们;当学生犯了错误的时候,你能给以语重心长、慈母般的劝慰。在教学工作中睁大眼睛发现学生的每一处优点,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情感。有礼貌地对待他们,关心他们。如果做到这些,教师与学生只要几句话,几分钟就能产生巨大的心灵感应,达到“心又灵犀一点通”的沟通效应。

三、运用灵活多样、充满情趣的教学方法

单一的教学方法是乏味的。即使是一个好的方法,经常用也会失去它的魅力。

有研究表明,当学生对学习内容感到有兴趣、原有的情感与生活积累被调动被唤醒、身心处于最佳状态时,学生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我们可以遵循以上客观规律,投其所好,有意识地选择教学策略,充分挑逗孩子们读的意识,诱发学生的学习的欲望。为了这一目的,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了解学生,从不同角度,去发现、去探索学生心理,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法,创造不同的课堂教学氛围,使课堂教学多样化,灵活化。这就要求教师付出心血,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追求。当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放低姿态,放弃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倡师生平等,教师在课堂上扮演多种角色 ,用学生的眼睛去看待事物,形成好的师生沟通模式,只有这样教师才能真正的了解学生,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教学是一个很漫长的探索之路,作为教师我们应不断总结经验。教学相长,“教,然后知不足”在新课程面前,我们必须得接受新教学理念。在学校教育中确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构建和谐的学习氛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将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让我们用爱去谱写新的教育篇章,架起一座与学生之间的心灵之桥。

作文七:《家访,一座沟通的桥梁》500字

浅谈家访,一座沟通的桥梁

[摘 要]家访可以与学生和家长架起感情联系与心灵沟通的桥梁;家访活动应该精心筹划,让家访过程充满人文关怀;家访工作应该目的明确,用真心真情面对自己的工作;家访活动不仅促进学校与家庭教育形成合力、扩大了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而且可以帮助辅导员提升思想工作成效。所以不断深化内涵,增强家访工作实效性。

[关键词]家访 人文关怀 形成合力 深化内涵 时效性

中图分类号:tg156.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3)21-0000-01

家访,对高校的大学生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家访是和中小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很少有人会把它和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特别是随着电话的普及,qq、微信的兴起,家访已经渐行渐远,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了传统的家访有着电话、qq、微信所不具备的优势,通过家访我们可以近距离的与家长沟通,这样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学生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并与家长交流感情,共同商讨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方法。这对于做好学生工作、推动素质教育,无疑是大助。

一、家访活动应该精心筹划,让家访过程充满人文关怀

为了让每位受访学生都能够体会到学校的深切关怀,家访前我们通常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从确定家访区域到确定家访学生,我们

作文八:《父亲是一座桥梁》16600字

我父亲乳名叫安庚时,学名叫安富家,他若健在,今年应该八十八岁了。年少时我对父亲是忽略的,轻视的,可当我自己做了父亲,才忽然懂得了“父亲”两个字泰山般的分量。然而此时的父亲早已撒手人寰,留给我的是无尽的遗憾和伤感。

我降生人世后,当明白谁是我的父亲时,说实话,我隐隐有些失望。是的,我的父亲与别人的父亲有好大的不同:一是他身体残疾,弯腰驼背;二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他时不时地被人押解着游街,或者戴着白牌子在批斗会上垂手站立。他的这种情状对一个少年敏感而脆弱的心灵,自然有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从记事起就有那么一种抬不起头来的压抑,我甚至抱怨上苍的不公:为什么要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现在细细思量自己的父亲,一种想哭的冲动时时席卷而来。我苦命的父亲,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宽厚,如此的勤劳,如此的多才多艺,但却要承受命运残酷的惩罚和践踏;他没有任何过错,没有做过一件对不住天地良心之事;一只蚂蚁,他绝对不会随便用脚踩死;一棵正在成长的禾苗,他从其身旁经过时也总是那么的小心翼翼。

抛开弯驼的腰背,父亲的长相其实是挺英俊的。一张清秀的脸庞,五官异常端正和精致;更重要的是,他的脑子极其清晰和聪颖,说话尽管声调不高,但若仔细听,会发现他的语言很有逻辑和条理,而且总是能抓住问题的核心;父亲在村子里低头活着,没有任何地位,但村里一些人家闹了矛盾,却跑来让父亲评理,而父亲讲出的话,总能让他们心悦诚服。

父亲是方圆很有名的鞋匠。他做鞋钉鞋修鞋的手艺为众多的人所称道,以至于他的名字渐渐从人们的嘴里消失,大家叫他也好,谈论他也好,都以“鞋匠”相称。他有一个木筐,里面盛着满满的做鞋工具,有木楦、木楔、钉锤、麻绳等。父亲偶尔走巷串户,挣一些零碎的小钱。更多的时候则是足不出户,等待着客人上门。但在我的记忆里,凡是找上家门的人,或是村民,或是亲戚,不知道是出于不好意思还是别的原因,他从不收取人家的费用。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人能买得起鞋,鞋全部都是手工制作;但鞋并不是一做即好,立刻能穿,而是得经过木楦的夯撑。一个村子百余户人家,唯独我们家有木楦。于是村民们不论什么时候做好鞋,或拎着一双鞋,或积攒了许久,抱来一摞鞋,前赴后继地来我家,让我父亲夯撑他们的新鞋。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父亲在忙碌,还是在吃饭,他都会放下手中的饭碗或活计,为来人帮忙。他态度极其谦和,也很有耐心,从没有表现出些许的不耐烦。替村民撑好鞋,村民们一句谢谢也不会对父亲说,就带着满足离去。当然,父亲也不需要他们的“谢谢”二字。

父亲没有学过建筑技术,但凭借着悟性、观摩,就会砌墙盖房。生产队碾麦场里的庵房、村里的粮仓,甚至电磨房等,这些在村庄里显得高大雄伟的土坯建筑,无一不是出自父亲之手。生产队请外村的匠人盖房,需要支付一笔在当时来说不菲的费用,而叫我父亲盖房,却只是给他记一点工分。工分根本不值钱,一个劳动日一毛多钱,可悲的是,父亲苦干一天却并不值一个劳动日,而仅仅是八分工。也就是说,父亲以一个匠人的身份为生产队砌房子,其价值充其量只有几分钱。

给队里盖房子,好赖一天还值几分钱,可给村民们修门楼,那才是真正的白干。在我们村,祖祖辈辈延续的传统是,不论家里多么贫穷、多么糟烂,门楼却一定要修得冠冕堂皇。门楼仿佛一家人的脸面,脖子以下哪怕污迹斑斑,但脸面绝对要光彩亮丽。修门楼是要钱的,但因为父亲的存在,村民们就节省了这笔花费。父亲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是这户人家叫,就是那户人家喊,这家修完,那家已经等不及了。春天完了是夏天,夏天过后是冬天,一年又一年,父亲总是忙碌着、辛劳着,硬是把全村的门楼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整修。父亲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他不识字,却很崇尚美。他像一个雕刻艺术家,一丝不苟而又别出心裁地打造着一个个门楼:这家的门楼的屋檐宛若雁翅一般微微翘起,那家的门楼的屋脊上干脆站立几只栩栩如生的飞鸟,另一户人家的门楼的墙面上呢,镂刻着各式各样的植物或动物的图案。

父亲会编织,藤条也好,竹条也罢,只要到了他的手里,你想要筐他就能编成筐,你想要笼他就能编成笼,你想要盛装粮食的大囤,他就能编织成大囤。他先是给我们家编,因为手艺好,免不了有邻居找上门来找他编。他不推辞,有求必应。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生产队成立了编织工厂,十几个人,父亲不但是厂里的绝对主力,而且是所有人的师傅。可惜的是,工厂仅仅存在了一年多,就关门大吉。

父亲还有一个手艺,就是砌炉灶。其他人砌的炉灶,烟直冒,火却死气沉沉,可父亲盘的炉灶,火苗旺盛,且很节省燃料。久而久之,村里所有的炉灶都被父亲义务承包。父亲更拿手的绝活是捞桶。在我们那一带的村庄,村民饮用的都是窖水――在场边打一个土窖,天下雨时,场里的水顺着水眼流入窖中,以备日后使用――村民打水,时不时就有水桶脱离绳索,掉入水中。水桶一旦落水,就得用绳捆住一个人,把他放入窖中,让他挥舞着长长的铁钩打捞。奇怪的是,所有的人似乎都不谙打捞的窍门,把他们放入水中,即使折腾几个小时,多数人也是无功而返。但父亲却不同,人们只要把他捆住放入窖中,短短三两分钟,他就能胜利而归。

我离开村庄许久了。但我知道,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忙已经很稀少了。现在即使在亲朋之间,帮忙都是有偿的。但父亲所干的一切,都是无偿的,而且是无怨无悔的。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人,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犹豫也没有过。村里每一户人家都得到过他的帮助。父亲即使偶尔得到人家一包烟的回报,都显得那么诚惶诚恐。

父亲的童年是悲惨的。应该说,他出生于一户豪门人家,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清末举人,戴着标志着官位的顶珠。曾祖父拥有良田四百多亩,居住在高大雄伟的木质高楼里,雇工众多,骡马成群。曾祖父是几品官现在无法考证,村里的老人们描述他“出入县衙,两边的侍卫都要向他脱帽鞠躬”。父亲是曾祖父的掌上明珠,他一出生就掉进了蜜罐里。但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父亲六七岁时,曾祖父就撒手人寰。

我的祖父是个纨绔子弟,他在我们村里人的眼中无疑是个典型的“败家子”。祖父未品尝过奋斗的艰难,因此不知道“粒粒皆辛苦”。祖父最早在乡村当教师,命运似乎也不很顺当:年轻的祖母病故,年迈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相继离开人世。六神无主的祖父下定决心要离开村庄,到县城安家。

祖父离开村庄时的情景成为村里人久久的谈资,他对财物的随意抛弃和处置让人瞠目结舌:给他一碗小米,他就送人家一个大立柜;给他一升绿豆,他就送人家一个八仙桌……而这些家具都是用名贵木材打造的,做工极其考究和精美,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不可思议的是,祖父摘掉了家里的锁子,敞开大门,谁想在里面干什么都可以。于是,那么富丽堂皇的建筑里,有人占了一间两间居住,有人占了一间两间作为粮仓,还有人把它当成了饲养室,在里面养羊或喂猪。

祖父在县衙里当“代书”――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他很快又新婚成家。我的后奶奶其实还是个孩子,她是东街一个食品商的女儿,嫁给我祖父时芳龄才十二岁。一个完整的家终于成形了,幸福似乎在向他们招手。但人生的破碎总是在刹那间发生,命运再一次挥舞起了它那只蛮横的手,将这一家人的希望打得七零八落。祖父在三年以后突然病故,留下一个年幼的遗孀和四个孤苦无助的孩子。其时,我大姑十二岁,父亲十岁,小姑八岁,叔叔才五岁。

没有了经济来源,城里的生活难以为继。十五岁的后奶奶在无奈之际,率领一帮年幼的孤儿回到村庄。然而,这个时候的村庄已经没有了故乡特有的温馨,呈现出了狰狞的面目。在几个孩子的啼哭和目睹之下,老家的木质高楼被众人拆除,人们为瓜分它而争执不休。当所有的一切被掠夺完毕,剩下的只有两孔没有门窗的窑洞。这两孔窑洞原是我家的粮仓,宽敞、幽深,它成为了五个孩子临时的庇护所。

在窑洞里安身之后,萦绕这个家庭的风雨并没有平息:叔叔高烧不退,最终夭亡;一户人家从懵懂的后奶奶手里骗走了土地契约,四百多亩良田全部被人霸占耕种。再后来,后奶奶回城里改嫁,我父亲和两个姑姑被寄养在亲戚家。大姑姑被寄养在我大姨婆家,父亲和小姑姑则寄养在小姨婆家。

大姑姑不久就成了一户人家的童养媳。小姨婆的脾气特别坏,动不动就厉声呵斥甚至打骂父亲。父亲与其说是在她家寄养,毋宁说是她家的雇工。小小年纪,什么重体力活都干。最终,父亲离开了小姨婆家,致他离开的导火索,则是小姑姑的婚事。

和父亲一起在小姨婆家干活的还有我的一位表叔。表叔是我父亲伯叔舅舅家的孩子,也就是说,他是小姨婆娘家的侄子。表叔的父亲和小姨婆是堂兄堂妹关系,从血缘上讲,表叔与小姨婆中间隔了一层,显然没有父亲和姨婆亲近。但应验了这样一句民间熟语:亲姑姑,假姨姨。小姨婆是一个旧观念旧意识很浓重的人,她固执地认为表叔是她娘家唯一的根,因此她对表叔的关爱远远超过了父亲,对表叔偏吃偏喝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表叔年少失去双亲,和我父亲同病相怜。在小姨婆家的日子,他和父亲同睡一张床,两人的关系和感情都很不错。但小姨婆的偏心眼,还是让父亲能够时时感觉得到。同样是干活,重活总是让父亲干,轻活则留给表叔;表叔干活慢了小姨婆不吭气,而父亲稍有迟缓,就会遭到她的责骂甚至毒打。同样是吃饭,小姨婆给表叔盛的饭总是比父亲要多,质量要好。

所有这些,父亲都忍了。我深谙我的父亲,他算得上这个世界上最能忍辱负重的人了。但他还是和小姨婆决裂了,决裂的原因则是小姑姑的婚姻。小姑姑也寄宿在小姨婆家,小姨婆自作主张,要让小姑姑为表叔换一个媳妇,而父亲的婚事,她却置之不理。在小姨婆的张罗下,小姑姑与一户张姓人家定了亲,小姑姑张姓丈夫的妹妹,则与表叔结成良缘。为此事,从没有和小姨婆顶过嘴的父亲,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懑,和小姨婆狠狠地吵了一架。小姨婆提着烧火棍,把父亲赶出了她的家门。

父亲从此就成了流浪儿,靠给人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好在大姨婆对他不错,他经常在大姨婆那里能感受到些许的温暖。

父亲的苦命真是没有边际,就在他打工期间,命运再次给予他致命一击:十四岁那年,他给一户人家放羊,突然天降暴雨,慌乱之中他跑到一个瓜棚里避雨,没有料到的是,瓜棚瞬间倒塌,他被压断了脊梁。如果有好的治疗手段,他本可以恢复健康的。但不幸的是,那个时期医疗技术的落后,加之无钱医治,无人照料,父亲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挺直腰杆,他成了驼背。

父亲再一次回村庄已经十六岁了。在他渐渐长大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出面维护自己家族的权益了。父亲住进那孔满目疮痍的窑洞里,为打官司作着相应的准备。他向法庭递交了诉状,状告夺走我家土地的那户人家,希冀讨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法庭受理了父亲的案件,于是父亲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煎熬时期。

父亲每年打工的收入是六石麦子,除了维持自己简单生计,几乎把它全部交给了法庭。法庭审理案件是马拉松式的,一审就是六年。期间,无数次地开庭,无数次地辩论,好在后奶奶相当配合,她一次次在法庭上跪地作证,终于换来了法庭的判决。但法庭并没有满足父亲的全部请求,它只是判决对方归还我家一百二十亩地。

父亲先是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但接着又向法庭递交了新的诉状,希望余下的近三百亩地物归原主。此时已经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一九四八年,父亲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流血流汗打官司讨回来的土地会给他带来什么。仅仅在那一百二十亩地上耕种了一年,“城头变幻大王旗”,天气突变,江山易主,他差一点被定为地主成分。按土地面积,父亲足以被划分为地主,好在工作组看到父亲的一贫如洗,手下留情,父亲才被划成了富农。但富农已经不属于人民的范畴了,而是被打倒的对象。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中,富农位列第二。

我出生在一九六二年,能够留存记忆大概都到了六八年或六九年。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被批斗的对象。也就是说,从解放到“文革”末期,数十年里,父亲都是在被批斗中度过的。父亲秉性很善良,长久地遭受命运的蹂躏,让他变得怯懦而胆小。他从不论长道短,说别人一句坏话;遇到利益冲突,总是节节退让。

至今都不能忘怀的是,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村里突然响起了喧闹声――敲击的锣鼓和呼喊的口号交织在一起――我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样,从家里跑出去看热闹。远远的,我就看见一队人在押着几个人游街。被押者戴着又圆又尖的纸帽,胸挂白牌子,弯腰驼背,头低得快要挨着地面。我往前跑了几步,仔细一瞧,一下子愣住了:妈呀,被押在最前面的竟然是我的父亲!我扭身而逃,战栗着、哭号着,像一个无助的孤儿,不知道把自己藏在哪里才有安全感。

这个情节对一个小小的少年而言,自然有着致命的刺激。曾经以为世界色彩斑斓的我,从此以后眼睛里就多了几分灰色,心灵里也增添了几分忧郁。

随着渐渐长大,我知道同在一个山村里的人,每个人的身上都背负着一个标签,而这个标签,把人划分成了若干类型和等级。父亲被打入阶级敌人的阵营,低头认罪是他活着的唯一形态,也是他活着的全部内容。村里那个时候特别爱开会,十之八九是批斗会。每次开会,父亲等人都要被押解到台上,在一阵阵咆哮的口号声中,瑟瑟发抖。有那么几回,因为临村的阶级敌人数量不够,父亲宛若一个道具被借去。经过一整天的折磨,迎着暮色,父亲蹒跚归来。也许因为挨了打,也许因为饥饿,他脚跟踉跄,面色苍白,嘴唇青紫,显得是那么虚弱,那么气息奄奄。

父亲本来就身体残疾,胃又极其不好,经历了一次次的身体摧残和精神羞辱,他几乎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我清晰地记得,有一回父亲遭到批斗回来后就咳血,一口一口红色的痰液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让人感到恐惧。父亲睡觉时常常蜷缩成一团呻吟,尽管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但那微弱的呻吟声在深夜里扩散,还是时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父亲从来不向我吐露他内心的痛楚,甚至没有显现出抱怨的神情。倒是偶尔还能听见他几句自我安慰的话――他庆幸我爷爷去世得早,若不然,爷爷就会被枪毙――我追问爷爷做过什么恶事吗?父亲摇头,说爷爷其实也很善良,不但不伤害别人,而且资助过很多人。我问爷爷为什么会被枪毙呢?父亲说我家有那么多的土地,爷爷若活着,我家百分之百是地主成分,有几个地主得到了宽恕?即便不被枪毙,也会被人活活打死。

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没有让父亲的性格变得孤僻怪异,相反,他似乎有了一种常人不具备的韧劲和平和。能够活下来,而且有了一大群孩子,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安慰了。我兄弟姐妹一共八个,缺吃少穿,简单的生计常常让父母紧锁眉头。我有时候免不了抱怨父亲,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孩子,负担多重啊?父亲总是用“你不懂”三个字来搪塞我,当然有时候在无意当中,他也流露出自己的心声。他说他吃了人少的亏了――在他的人生里,因为没有更多的亲人提携和帮助,不但精神感到孤单,而且经常遭受人的欺侮――父亲说他最痛心的是叔叔的病故,甚至爷爷和奶奶的去世,也没有叔叔的亡故让他难过。叔叔如果活着,兄弟俩相互有个照应,他的人生就不至于如此凄凉了。

在我母亲之前,父亲成过一次家的。父亲的前妻和父亲没有生活多久,就因病去世。父亲从来没有向我讲述过他与前妻的点点滴滴,我只是从他的行动中看出了某种端倪。清明时节,父亲领着我去给先祖上坟。给爷爷奶奶的坟茔挂一串长钱,又给外公(外公的坟墓也在我们村的田野里)烧一叠黄纸,然后,父亲总要绕道去他前妻的墓茔,祭奠他的前妻。从我记事起,父亲年年如此,从未中断。父亲晚年瘫痪在床,不能下炕行走,但他不忘交代我们,一定要给他前妻的坟墓去烧纸。

父亲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但他呈现给我的并不是愤怒,也不是忧郁,更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在沉默之中的平静和平和。能跌跌撞撞地活下来,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幸运。结了婚,成了家,又有了一群孩子,他已经相当地满足。父亲的脾气特别好,不管干什么,都极其有耐心。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发过火,更没有见过他动怒。和邻居有一点小磨擦,他都是以退让的方式息事宁人。他很少以教训的口吻和我们兄弟姐妹说话,我们做了什么错事,他表现出的仅仅是偶尔的不悦而已。

从小长到大,我只记得父亲教训过我两次。第一次是我已经长到八岁了,早已超过了入学年龄,却坚决不去学校报名。老师出于好心,派来了一群学生强行抬我去学校。我耍了一个小诡计,挣脱了他们,如野兔一般撒腿而逃,把自己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为寻找我,父母折腾了大半天。太阳落山时,他们终于在半沟废弃的烂窑洞里发现了我的踪迹。我被他们召唤了回来,父亲扬言要惩罚我。他这次确实有点生气,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所谓的惩罚,只是手持玉米秸,在空中舞动而已。

第二次惩罚我和第一次有点相像,刑具也不过是塑料一般轻飘的玉米秸。我大概上小学三年级,交不起学费。那时候的学费才一元钱,在现在的人看来是不值一提。可就是这一元钱,却让我的父母紧锁眉头。父亲去给学校的老师说情,得到了可以缓交学费的恩准。但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我的学费依然没有交给学校。老师为了督促学费,罚我站在教室外面的窗下听课。我当然想到的是去和家长要学费。就在别人还在教室里学习的时候,我跑到田野里,把正在生产队的地里劳作的父亲叫了回来。我感觉自己颇为委屈,于是对父亲发了脾气,大概也说了一些非常刺耳的话。父亲依旧是没有钱,束手无策的他,挥动着玉米秸,吓唬吓唬了我。我躺在地上哭了一场,爬起来,抹着眼泪,两手空空地又返回了学校。

其实,现在想想,父亲何尝不想交学费呢?看到自己的儿子因为拖欠学费而遭受歧视,他心里好受吗?但他也难啊!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区区的一元钱,足以成为压在他身上的一座泰山。

父亲的爱常常是无声的。他不会直接表达他的爱意,却可以让人感觉得到。小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领着我去西瓜地里,或者用有限的粮食,或者用毛糙的零票,或者采用赊账的方式,换回一个或两个西瓜。父亲若去了一次县城,回来见到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手在他的衣袋里掏,掏出糖果或别的吃的东西,分发给我们。他去田野里干活或者去坡地里割草,遇到能吃的野果,也不忘采摘一些回家,让我们分享。

我记忆里最深的有两件事情。大概十二三岁那年,我上初一,班主任对我极其不好,甚至有故意欺负故意刁难的意图。经历了几次全班同学“文革”式的集体批斗,我那颗小小的心灵,已经是遍体鳞伤。如果我有错而遭受羞辱,我认了;问题是我没有任何过错,就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或者因为家庭贫困,就莫名其妙地被老师拎出来,让全班学生朝我身上吐痰,我当然很不服气。我的性格原来也不是特别内向,但经历了一次次的风霜肆虐,我的内心世界彻底被阴霾笼罩。

那年刚过春节,学校组织学生去距离我家十五华里的地方挖树坑――冬天挖好树坑,春天再植树――正值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土地冻得宛若生铁一般。计划一周的劳作量,延期至十天后才能完成。我从没有出过远门,因出于对神经质老师的恐惧,我一刻也不敢喘息,身单力薄,但却拼死出力,汗湿衣衫,体力透支相当严重。大概到了第七天吧,收工后,大伙儿都扛着铁铲铁锨往宿营地走。我落在一群人的后面,却发现那群人纷纷掉头瞥我,神情各异。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路边的土畔上蹲着一个人。仔细一瞧,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我的父亲。

父亲面色灰暗,嘴唇青紫,手里拽着一个馍袋。他看见我,努力了几次,才很吃力地站了起来。父亲冲着我笑,然后就把馍袋交到我手里。我打开馍袋看,里面全是“油股旋”饼子。这种饼子是当时农村人最好的食物,味道可口,我从小就喜欢吃它。父亲说,母亲和他天天晚上坐在家里的炕上掐算,他们计算着我背的馒头应该快吃完了,于是母亲就打发父亲来给我送馍。母亲半夜起来烙饼子,父亲天不亮就动身往工地赶。父亲一大早就到了这里,可是千亩林地,人海茫茫,父亲找到我并非易事。于是他就蹲在路边守候,相信我会从这里经过。

看到父亲面色不好,我问他怎么了?父亲说没什么,没什么。他尽管说着没什么,但面部的肌肉却抖颤不已。我追问了好多遍,才从他含糊其辞的回答里,知道他饿了,饿得几乎要昏过去了。我责怪他,守着满满的一袋馍,怎么还能挨饿呢?我从馍袋里掏出一个饼子给父亲,可他推脱着,说什么都不要,强行又把饼子塞回了馍袋。父亲安慰我,说他没事,还是老毛病,胃病经常犯,但忍一忍就过去了。又叮咛了我几句,然后就转身蹒跚而去,消失在了苍茫的暮色里。

我知道,我家里没有面粉给我烙饼子,面粉肯定是借的。饼子烙出来,母亲舍不得咬一口,父亲也舍不得咬一口,他们节省着每一口粮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自己的儿女挨饿。

我们的高一生活是在一个荒凉的农场里度过的。尽管恢复了高考,但“文革”的余风还未刮尽。农场是“学工学农”的产物,到我们上高中时,它依然存在着。我们的宿舍是一孔土窑洞,没有门窗。某个晚上,我们睡在窑洞里潮湿的麦草铺上,却谈论起了鬼,说被枪毙的某某犯人的尸体,曾经就在这孔窑洞里停放过云云。说来挺奇怪,就在第二天早上,不知是我因前天晚上受到了惊吓,还是鬼魂果然纠缠上了我,总之,我全身瘫软,虚汗直流,上吐下泻,显然得了病。请了假,边走边歇,步行近二十华里,挣挣扎扎地回到家里。父母叫来村里的医生,医生建议我赶快去住院。

二姐用架子车拉着我,父亲从后面推着车,把我送到了乡政府所在地医院住院。经过检查,我得了中毒性痢疾。头重脚轻,头晕目眩,我只能躺在床上,接受着父亲的伺候。整个住院期间,父亲始终陪护在我身边,给我打饭,搀扶着我上厕所,等等。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拖着他瘦弱而残疾的身体,没少奔波。

在生产队劳动,父亲和别人干一样的活,甚至他干的活比一般人更有技术含量,但他的工分却总是比别人少。男人全劳是十分工,半劳是八分工,父亲因为身体的原因,从天亮干到天黑,也只能挣八分工。劳动力根本不值钱,十分工换算成金钱,只有一毛多,何况八分工呢?但父亲从不懈怠,从不偷懒,身体不适也不会请假。

父亲喂过羊,去邻村卖过杏,却总是偷偷摸摸的,唯恐自己被人扣上“投机倒把”的大帽子。戴上那个帽子,轻则游街示众,重则被拘押判刑。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某一个春天,家里断了炊,靠野菜维系,几乎要饿死人。没有办法,父亲就去舅舅家背粮食。舅舅的小儿子四十天后就丧母,一直在我家生活,被我的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舅舅家远在三十里开外,父亲天黑时出发,天边泛起曙光时,才背着一斗粮食,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里。白天不敢走,一旦被人瞧见并告发,那就有“侮辱社会主义”之嫌。

从我家到舅舅家,需要翻越两条深沟。为了一斗粮食,父亲从去到回,六十多里山路,竟然走了整整一个夜晚。山里的路弯弯曲曲,人烟稀少,又没有光亮,背着粮食孤独地行走,我不知道他在路上恐惧吗?摔倒没有?

吃饭是父母最为头疼的事。父母拼命劳作,身体都因为高强度的体力活而扭曲变形,但我家年年都是“超支户”。也就是说,劳动一年,不但不能从生产队里分到分文,还要倒找人家钱。无数次,村里喊分粮,父亲夹着空口袋去,又夹着空口袋回来――或者是超支户不给分粮,或者是我家提前借的粮食经过扣除,已经无粮可分――每到这个时候,父亲的眼睛里仿佛蒙上一层灰尘,显得那么绝望而无助。

我不知道,父亲多少次去队长家里求情,请求队长开恩,把生产队的粮食先行借给我们家。队长哪有好脸色给父亲看?队长哪有好言语给父亲听?哪怕队长的目光是刀刃,哪怕队长的话语是玻璃碴,父亲都要佯装一张笑脸,对队长极尽巴结和讨好。我听我母亲说过,似乎有几次,父亲给队长还下了跪――父亲虽然身体残疾,但并不是没有尊严的人;他极其讲道理,也极其讲信用;我无法体察他下跪时的感受,但我相信当他膝盖弯曲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有那种心如刀戳的难受――有时候,队长给了面子,答应借一些粮食给我们家;有时候,队长脸色如铁心如铁,父亲无论如何都无法打动他,只好扫兴而归。

无知的人总爱怀念过去,认为过去没有贪污,没有特权,人与人一律平等。其实那都是虚幻的想象而已,事实根本不是那个样子。那个时候物质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权力的拥有者远远没有现在的掌权者这么肆无忌惮,但特权始终存在着,只是比现在隐蔽罢了。就拿我们村来说,就在全村人普遍没有饭吃,用各种野菜甚至野草充饥的时候,支书、队长、保管、会计等等稍稍有点权力的家庭,却从来不愁吃饭问题。当一般人家连玉米面也要断炊的时候,这类家庭一年四季却全部吃的是白面。我们村有一户人家,十一个孩子,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们常常饿得哇哇大哭。有一年过年,我家没面粉包饺子,母亲想了各种办法,才借来了一升荞麦。把荞麦连夜磨成面粉,大年初一,母亲就用荞面给我们包饺子。荞面饺子非常生硬,嚼到嘴里像泥片一般。而那户人家呢?比我们家更惨。就在人家欢天喜地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却躺在炕上,蒙被而睡,以此来抵御饥饿。母亲心软,知道他们家的境遇后,特意打发我端一碗荞面饺子给他们送去。

就是这户人家,后来男主人当上了村里的贫协主席,生活一下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协主席对村里的事务有监督职责,村里粮仓有好几把锁子,好几把钥匙;钥匙由好几个人保管,这几个人共同开启,才能打开粮库的大门。那几把钥匙,其中有一把就掌握在贫协主席的手中。自从贫协主席拥有了那把钥匙,他家就再也没有缺过吃的,而且吃的全是让人眼馋的白面。他那些曾经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个个变得活蹦乱跳,还时不时举着白面馒头向我炫耀。

父亲的宽容大度世之罕见。我母亲是一个极其仁慈的人,外在特征就是碰到谁就拽住给谁吃饭,谁有困难她就千方百计地去帮谁。我家里尽管粮食极其短缺,但每天都有外人在我家免费就餐,还常常不止一个,有时候多达五六个人。

父亲对母亲的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从来没有为此与母亲吵嘴。我的父母很少相互生气,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一辈子总共就发生过两三次口角,而且父亲后退一步,风波就平息了。每年中都有一个日子――恕我粗心,竟然没有留意它具体的日期――母亲总是把父亲叫到灶前,闭了灶房门,让父亲独自一人吃那个鸡蛋夹馍。母亲再为难,哪怕是借一个白面馒头,都要把这个鸡蛋夹馍递到父亲的手里。从来都是让着我们的父亲,在这一天却并不谦让,令我颇为费解。我问母亲为什么要炒一个鸡蛋给父亲吃?母亲回答因为这一天是父亲的生日。

父亲比母亲大十二岁。他对母亲的态度更像一个兄长对妹妹的态度,谦让着,呵护着。父亲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将来等我有能力了,一定要善待母亲,孝敬母亲。父亲说母亲跟上他,没过过一天宽松的日子,受了不少的罪,他心里一直愧疚。

我舅母年轻病故,扔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孩子五岁,最小的才刚刚满月。舅母去世时,外公还在我家生活。外祖母去世很早,若干年前,形单影只的外公就被我母亲接来,住进我的家里。母亲对外公好那是自然的,因为她是他亲生的女儿。父亲对我外公的孝敬,也让村里人无话可说。外公晚年眼睛失明,行走不便,经常是父亲牵引着他走路。我家里没吃的,到处借,但绝对不会让外公饿肚子。母亲再怎么对外公偏吃偏喝,父亲都没有任何怨言。

舅母去世后,母亲含着泪抱回了不足四十天的小表弟,却把舅母撒手人寰的消息,对外公进行了封锁。半年后,外公还是没有被哄瞒住,他知道了舅舅家发生的变故,精神遭受了沉重打击,自此患上了食道癌,几个月后病逝。外公就埋在我们村子的一块田地里,他的丧事都是我父母操办的。我家里异常困难,但还是请了出殡乐队。

小表弟归我父母抚养。小表弟比我妹妹小几个月,被抱来时,母亲还处于哺乳期。我记得很清晰,要给小表弟喂奶,又要给我妹妹喂奶,母亲的奶汁远远不够。经常出现的情景是,母亲的这个乳房上吊着小表弟,另一个乳头上挂着妹妹。孩子一饿就哭,搞得父母心慌意乱,彻夜难眠。母亲看在小表弟可怜的份上,宁愿让自己的女儿挨饿,也不亏待小表弟,因此她有限的奶汁总是向小表弟倾斜。妹妹没奶吃怎么办?父亲就四处奔波,到各村去购买柿子。有时候购买一筐两筐,有时候看中某一棵树,就把那棵树上的柿子全部收购。

小表弟在我家渐渐长大,父母待他如同亲生的一般。父亲从街上回来,不论怎样都要买一点吃的东西满足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总是平均分配,我们多少,小表弟就是多少。甚至父亲从坡地里回来,带回野果,也是一视同仁,给小表弟一份,没有因为抚养表弟发过一句牢骚。

其实,除了小表弟在我家成长,舅舅一家人的生活也归我家照料。那个时候并不重视教育,孩子很容易被放牧。一到放假或其他原因不上学,表妹和大表弟就会来我家,经常是从放假住到收假,一年到头,他们总有三四个月在我家度过。我家的粮食,是经不住这么多张口狼吞虎咽的。舅舅一家人的衣着,也来自于母亲和姐姐之手。那个年代谁买衣服穿呀?全是靠纺线织布,缝衣纳鞋。没有棉花,母亲去拣,甚至半夜三更跟人去偷。把棉花脱籽,一夜一夜不睡觉纺成线,又经过了若干繁琐的程序,最后坐在织布机前织布。生产队的劳动很辛苦,为了少超支,母亲半天也不敢短缺,织布都是加班加点完成的。好不容易织成十丈布,有八丈被裁剪下来,给舅舅一家人做衣裳。舅舅家里的人一年四季穿的都是新衣裳,而我们穿的,则是他们退下的旧衣裳。这些旧衣裳经过母亲的捶洗浆染改造,就变成了我们的新衣裳。

姐姐们除了给我们做鞋,还要用很大的精力,给舅舅一家人纳鞋底,上鞋帮。每次去舅舅家,姐姐总是背着一大串做好的新鞋。

母亲的所作所为,父亲从来都是支持的,他没有为此说过一句。

父亲言语不多,但因为我是家中长子的缘故吧,他还是喜欢把一些话说给我听。比如他给我讲我们的家史,讲自己一生的坎坷,甚至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父亲曾经叹息某户人家的大立柜是我们家的,某户人家的八仙桌是我们家的,某户人家在瓜分我家高楼时拿走了某件宝物。并反复询问我能不能把它们索要回来,而我的答复是,年代久远且没有字据,要回来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父亲在我的心里是胆小而软弱的,对于他这样的处事方式,我年轻气盛,有点儿不屑一顾。我家门外是一个碾场,碾场之外就是一道沟壑。碾场的边上,有几棵大树,其中有三棵杏树,两棵杜梨树。树很粗很高,看起来有一把年纪了。我问过父亲,这些树是何人栽植?父亲很肯定地告诉我,树全是我祖父或曾祖父栽的。父亲的回答让我疑惑不解,因为从我记事之日起,我就知道这些树归队上所有。

在碾场的北端,有一个小涝池;涝池的北边,是一个不大的园子。园子里原来长着很多树,棵棵粗壮,枝叶繁茂。可惜的是,生产队里今日砍一棵,明日伐一株,已经让园子里的树消失殆尽。砍一棵桐树的时候我在现场。那棵桐树不是一般的粗壮,两个人伸开手臂,都未必能将它搂抱严实。生产队的几个壮劳力,拎着锯子,整整锯了一天,傍晚时分它才轰然倒地。

我对这些树的命运颇为纳闷。这些树有的被砍伐为生产队盖了房子,有的抬进了村支书或队长的家里,怎么就成为了支书或村长家的私有财产?更让我纳闷的是,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前都生长着树,为什么人家门前的树归人家自己所有,而我家门前的树却成了队里的集体财产?我家门前的树,最近的距家门口不过十米远,最远的也超不过五十米。再看看其他人家,有的树距离他们家门口二三百米远,却无人认为那些树应该归队里所有。

当我懵懂渐开之后,我认定我家遭到了欺负。软处好取土,正是我父母的本分老实,才导致了本该属于我家的树,成了待宰的羔羊。我决定索要回这些树的所有权,不仅仅是为了财产,更重要的是为了尊严。

上高中的时候我开始了行动。我先夹一叠枣刺,架在杏树的枝杈上。那叠枣刺,其实就是向人们宣告这棵树是我家的,别人无权上树摘杏。正值五月份,绿色的小杏渐渐成长,已经有小拇指那么大了。按往年的惯例,杏花一落,就有孩子成群结队地攀爬杏树,豇豆般大的杏就开始被摘着吃。棒槌高的孩子,都知道这棵树是队上的。攀爬队上的树,他们当然理直气壮。

枣刺架上树的这一年的某个中午,正是学校里学生的午眠时间。此时我恰好没去学校,在家里看书。我一抬头,从窗子往外望,发现树上有一群孩子正在摘杏吃。我走了出去,喝令他们从树上下来。没有人听我的,他们对我的话置若罔闻。我回家取了一把木杈,举起来,对着那些小孩乱戳。小孩们被我这个举动吓住了,纷纷从树上溜了下来。我喝令他们站成一排,然后一人给一巴掌。一伙孩子啼哭起来,声音或长或短。我为什么要故意打这些孩子,甚至故意让他们啼哭呢?其实是想一石双鸟:一则警告这些小孩,从此不要认为杏树是队上的;二则也为警示大人,从今以后,别再想当然地认为我家好欺负。我看到在不远处的饲养室粪场里,生产队里的男劳力正在那里打粪,孩子的哭声,肯定能唤来他们对这棵杏树的关注。果然,当这些孩子们哇哇哭叫的时候,队上劳动的那些大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计,纷纷朝这里张望。奇怪的是,没有人前来和我论理。

自此以后,杏树不再是队上的了。村里也没有人认为它是队上的了。杏树归属我家,当然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砍伐那两棵杜梨树。父亲听到我如此言论,神情颇为紧张,斥责我是“二杆子”。但我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叫来了表哥,让他帮我一起砍树。

我和表哥一人手持一把镢头,挖起了那棵杜梨树。父亲管束不了我,只好听之任之。我们挖了一会儿,预料中的情景出现了。队长站在一个高台上,“五伯”“五伯”地喊。队长已经易人,现任队长是我本家的堂兄,把我父亲叫“五伯”。父亲从院子里出来,队长就带着呵斥的口气,质问怎么能打那棵树呢?树是队上的,打了它违法!父亲听了队长的话,恐惧得全身发抖。父亲跑来制止我,抢夺我手中的镢头。我对父亲说,先打倒它再说,把打倒的树抬回家里,让队长来我们家说理。父亲不听我的,坚决夺走了镢头。无奈,只有先停止了挖掘。

在家里呆了二十多分钟,发现队长已经不见踪影,父亲也已出外劳作,我又招呼表哥随我去挖树。那棵杜梨树很快被我们挖倒,分解,然后抬回家里。我其实一直等待着队长的出现,等着与他论理。我想询问他的是,为什么别人门前的树,哪怕距离很远,却是自己的;而我家门口的树,离大门几步之遥,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为我的祖先栽植,却是队上的?但奇怪的是,队长始终没有出现,一切是那么风平浪静。

第一棵杜梨树挖掉了。第二棵杜梨树也挖掉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认为我家门口的树是队上的了。

父亲性格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软弱,但他唯一的一次强硬,却被我拦腰砍断。一想起这件事,我就羞愧万分。

那个事情发生在我上大学以后。读了几本书的我,似乎看透了世间的利益纠葛,对财产之类的东西忽然就变得轻视而又蔑视。那年放假,下午饭后我在家里闲坐,突然家里来了几个人。来人是我同村的邻居,弟兄两个,加上他们的父亲,从他们的表情和言语之中足以看出,他们是找事来了。

他们喊父亲,看架势想要打架。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我家的地与他们家的地连畔耕种,父亲在修理地畔时,把他们家的一部分地拢走了,变成了我家的地。

两家人连畔种地,地界纠纷最为常见。父亲多次给我絮叨过,说他们家人犁地时,总是往我家这边削刮,连地畔都削没了。我当然相信父亲的话,依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一则他不是一个爱占便宜的人,二则吃亏已经吃习惯了,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吱声的。

父亲新修了地界,惹得那户人极为恼怒,他们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显然是来者不善。我问清了事情的缘由,拎了一把镢头,跑到地里去,把父亲顶着烈日辛辛苦苦拍打的地畔挖掉。我甚至责怪父亲,他们即使多占了,又能多占多少呢?让一让又怎么啦?父亲沉默无言,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他内心的痛楚与难过。

这件事情的平息,客观上是保护了父亲,避免了一场可能的肢体冲突。但我后来一直很自责,觉得深深地对不住父亲。是的,父亲终生怯弱,从没有高声和别人说过一句话;可当他真的想扬一回眉吐一回气的时候,我却无情地朝他泼了一盆冷水。我本应该站在他的身后,成为他精神的后盾,成为他力量的支撑点,但我却成了一个可耻的投降者,成了父亲的背叛者。

一想起自己的行为,一想起父亲当时的眼神,我就心痛不已。父亲,我从没有当着您的面对您表示过歉意,而今几十年过去了,终于悔悟的儿子,要真诚地给您说一声:对不起!

1982年,我二十岁,从学校毕业,分配到耀县中学教书,那一年父亲已经六十三岁了。在此之前,父母经过多年的努力,几乎是拼了全身的力气,东家借三十,西家借四十,盖起了四间泥坯瓦房。我们一家人从此搬离岌岌可危的窑洞,住进了厦房里。

我刚工作的第一年是实习期,工资是四十元零五毛。除了吃饭,节省下来的一点钱,基本上用于偿还盖房的欠账。在此期间,我没有意识到需要给父母买一些吃的穿的,表达自己的孝敬,也表达自己的感恩。在耀中工作的这一年里,父亲到我这里来过一次。他到县城出售柿子,卖完柿子,他一根扁担,挑着两个藤条笼,来学校找我。其时正值午饭时间,我去饭堂打饭,饭堂出售的,恰好是父亲爱吃的羊肉饺子。我买了一份给父亲端回,他吃得津津有味――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次给父亲买吃的了。

第二年的暑假,父亲就住进了医院。他得的是脑血栓,半个身子麻木,几乎要瘫痪。在县医院躺了二十多天,病情有所好转,尽管他行走依然趔趄,但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从那个时候起,我几乎每一次回家,都要给他买药。接着又张罗着给他买木料,做棺木。那个时候我手头极其拮据,总是在借债中度日。

三年后的冬天,1985年的腊月,我从城里回家,路上碰到了表哥,他神情凝重地告诉我,父亲前些日子病情加重,怕影响我的工作,就没通知我,近些天好多了,但还需要严加防范,不可粗心大意。我的情绪马上变得低落,脚步也沉重了起来。可我回到村里,却发现父亲拄一根棍子――他拄棍子已经好几年了――站在村里的路上,身体看起来并不像表哥渲染得那么严重。父亲见了我,冲着我笑笑。我问他身体怎么样?父亲说不要紧。我问前些日子病倒了,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说你忙,又没什么大事。

回到家里的那个晚上,父亲的咳嗽声声不断,我在隔壁也听着揪心。真正折磨父亲的已经不是脑血栓,而是肺气肿。第二天避过父亲,我就和母亲商量给父亲买寿衣的事情。父亲不愿意让人提说给他买寿衣,他对死亡当然也很畏惧。我和母亲约定,我先去县城借钱,第二天她和姐姐到县城找我,我们一同去给父亲买寿衣。

我回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借钱。在一个同事那里借到五十元钱,我就等候着母亲和姐姐第二天的到来。那个晚上,一个在外地上学的同学回来,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天还没有彻底放亮,我就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急促地呼叫着我的名字。我惊惧地醒来,预感到事情的不妙。来人是我们村的村民,他起初只是说父亲病重,但很快就如实告知我,父亲已经病故。

我匆忙往回赶,可见到的已经是父亲冰冷的遗体了。

想起我苦命的父亲,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淌。

父亲出生于官宦之家,背后有殷实的家业作基础,但命运却出奇的悲惨。先是成了孤儿,后又被倒塌的房屋压成了驼背,再后来竟然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父亲一辈子弯着腰生活,只有不停歇地劳作,没有片刻的享受,他甚至没有伸直腰肢,在炕上平平展展地睡一个安稳觉。

父亲的祖辈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曾祖父是清末举人,祖父先教书后又在衙门当代书――但父亲却几乎不识字。没读过几天书的父亲,却有着别样的聪颖与格调:他思维缜密,言语极富条理和逻辑;他心灵手巧,悟性极高,很多新生事物他稍加琢磨就知道了它们其中的原理;他心地善良,别说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了,哪怕危害别人的念头都不曾有过;他给数不清的人帮过忙,别人如何对待他,他却根本不在乎。

有一句话叫“子欲养而亲不待”,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对这句话的感受越来越刻骨铭心。是的,当我懂得感恩的时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双亲早已远离我而去;当我知道孝敬父母的时候,我的父母早已成为梦中的幻影;当我有能力报答给我生命亦给我一切的父母的时候,他们却与我相隔在两个世界里,我的心里只有永恒的疼痛。

我的父亲一辈子在贫穷中度日,一辈子在别人的歧视中活着。能够给他温暖的应该是他的儿女,但惭愧的是,作为长子的我,并没有把多少精力献给他。父亲身体的残疾,曾让我也感受到了被歧视的滋味,我没有体察他的苦难,倒有隐隐的抱怨埋藏在心底。

曾祖父享尽荣华富贵,祖父虽然短命,但也不愁吃穿,唯独我父亲,承载了几辈人不曾拥有的苦难,这又是为什么呢?多少年里,我一直在寻找着答案,但却没有什么现成的定论。我曾把父亲的驼背理解为他在赎罪,然而,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的父亲,善良得体无完肤的父亲,又有何罪可赎呢?

一个朋友指点迷津,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他说父亲之所以弯腰驼背,其实是为儿女搭建桥梁,他用自己的躯体,给儿女铺展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朋友的话没有错,父亲的驼背,正是我走向远方的桥梁,正是我站立的基石。

完成于2008年4月20日四十六岁生日

[责任编辑 计虹]

作文九:《父亲是一座桥梁》17000字

安黎

男,1962年出生,陕西耀县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

我父亲乳名叫安庚时,学名叫安富家,他若健在,今年应该八十八岁了。年少时我对父亲是忽略的,轻视的,可当我自己做了父亲,才忽然懂得了“父亲”两个字泰山般的分量。然而此时的父亲早已撒手人寰,留给我的是无尽的遗憾和伤感。

我降生人世后,当明白谁是我的父亲时,说实话,我隐隐有些失望。是的,我的父亲与别人的父亲有好大的不同:一是他身体残疾,弯腰驼背;二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他时不时地被人押解着游街,或者戴着白牌子在批斗会上垂手站立。他的这种情状对一个少年敏感而脆弱的心灵,自然有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从记事起就有那么一种抬不起头来的压抑,我甚至抱怨上苍的不公:为什么要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现在细细思量自己的父亲,一种想哭的冲动时时席卷而来。我苦命的父亲,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宽厚,如此的勤劳,如此的多才多艺,但却要承受命运残酷的惩罚和践踏。他没有任何过错,没有做过一件对不住天地良心之事。一只蚂蚁,他绝对不会随便用脚踩死;一棵正在成长的禾苗,他从其身旁经过时也总是那么的小心翼翼。

抛开弯驼的腰背,父亲的长相其实是挺英俊的。一张清秀的脸庞,五官异常端正和精致;更重要的是,他的脑子极其清晰和聪颖,说话尽管声调不高,但若仔细听,会发现他的语言很有逻辑和条理,而且总是能抓住问题的核心;父亲在村子里低头活着,没有任何地位,但村里一些人家闹了矛盾,却跑来让父亲评理,而父亲讲出的话,总能让他们心悦诚服。

父亲是方圆很有名的鞋匠。他做鞋钉鞋修鞋的手艺为众多的人所称道,以至于他的名字渐渐从人们的嘴里消失,大家叫他也好,谈论他也好,都以“鞋匠”相称。他有一个木筐,里面盛着满满的做鞋工具,有木楦、木楔、钉锤、麻绳等。父亲偶尔走巷串户,挣一些零碎的小钱。更多的时候则是足不出户,等待着客人上门。但在我的记忆里,凡是找上家门的人,或是村民,或是亲戚,不知道是出于不好意思还是别的原因,他从不收取人家的费用。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人能买得起鞋,鞋全部都是手工制作;但鞋并不是一做即好,立刻能穿,而是得经过木楦的夯撑。一个村子百余户人家,惟独我们家有木楦。于是村民们不论什么时候做好鞋,或拎着一双鞋,或积攒了许久,抱来一摞鞋,前赴后继地来我家,让我父亲夯撑他们的新鞋。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父亲在忙碌,还是在吃饭,来者不拒,他都会放下手中的饭碗或活计,为来人帮忙。他态度极其谦和,也很有耐心,从没有表现出些许的不耐烦。替村民撑好鞋,村民们一句谢谢也不会对父亲说,就带着满足离去。当然,父亲也不需要他们的“谢谢”二字。

父亲没有学过建筑技术,但凭借着悟性,凭借着观摩,就会砌墙盖房。生产队碾麦场里的庵房,村里的粮仓,甚至电磨房等,这些在村庄里显得高大雄伟的土坯建筑,无一不是出自父亲之手。生产队请外村的匠人盖房,需要支付一笔在当时来说不菲的费用,而叫我父亲盖房,却只是给他记一点工分。工分根本不值钱,一个劳动日一毛多钱,可悲的是,父亲苦干一天却并不值一个劳动日,而仅仅是八分工。也就是说,父亲以一个匠人的身份为生产队砌房子,其价值充其量只有几分钱。

给队里盖房子,好赖一天还值几分钱,可给村民们修门楼,那才是真正的白干。在我们村,祖祖辈辈延续的传统是,不论家里多么贫穷,不论家里多么糟烂,但门楼却一定要修得冠冕堂皇。门楼仿佛一家人的脸面,脖子以下哪怕污迹斑斑,但脸面绝对要光彩亮丽。修门楼是要钱的,但因为父亲的存在,村民们就节省了这笔花费。父亲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是这户人家叫,就是那户人家喊,这家修完,那家已经等待不及了。春天完了是夏天,夏天过后是冬天,一年又一年,父亲总是忙碌着,辛劳着,硬是把全村的门楼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整修。父亲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他不识字,但却很崇尚美。他像一个雕刻艺术家,一丝不苟而又别出心裁地打造着一个个的门楼:这家的门楼的屋檐宛若雁翅一般微微翘起,那家的门楼的屋脊上干脆站立几只栩栩如生的飞鸟,另一户人家的门楼的墙面上呢,镂刻着各式各样的植物或动物的图案。

父亲会编织,藤条也好,竹条也罢,只要到了他的手里,你想要筐他就能编成筐,你想要笼他就能编成笼,你想要盛装粮食的大囤,他就能编织成大囤。他先是给我们家编,因为手艺好,免不了有邻居找上门来找他编。他不推辞,有求必应。改革开放的初期,生产队成立了编织工厂,十几个人,而父亲不但是厂里的绝对主力,而且是所有人的师傅。可惜的是,工厂仅仅存在了一年多,就关门大吉。

父亲还有一个手艺,就是砌炉灶。其他人砌的炉灶,烟直冒,火却死气沉沉,可父亲盘的炉灶,火苗旺盛,且很节省燃料。久而久之,村里所有的炉灶都被父亲义务承包。父亲更拿手的绝活是捞桶。在我们那一带的村庄,村民饮用的都是窖水――在场边打一个土窖,天下雨时,场里的水顺着水眼流入窖中,以备日后使用。村民打水,时不时就有水桶脱离绳索,掉入水中。水桶一旦落水,就得用绳捆住一个人,把他放入窖中,让他挥舞着长长的铁钩打捞。奇怪的是,所有的人似乎都不谙打捞的窍门,把他们放入水中,即使折腾几个小时,多数人也是无功而返。但父亲却不同,人们只要把他捆住放入窖中,短短三两分钟,他就能胜利而归。

我离开村庄许久了。但我知道,现在的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忙已经很稀少了。现在即使在亲朋之间,帮忙都是有偿的。但父亲所干的一切,都是无偿的,而且是无怨无悔的。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人,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犹豫也没有过。村里每一户人家,都得到过他的帮助。父亲即使偶尔得到人家一包烟的回报,却显得是那么的诚惶诚恐。

父亲的童年是悲惨的。应该说,他出生于一户豪门人家,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清末举人,戴着标志着官位的顶珠。曾祖父拥有良田四百多亩,居住在高大雄伟的木质高楼里,雇工众多,骡马成群。曾祖父是几品官现在无法考证,村里的老人们描述他“出入县衙,两边的侍卫都要向他脱帽鞠躬”。父亲是曾祖父的掌上明珠,他一出生就掉进了蜜罐里。但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父亲五六岁时,曾祖父就撒手人寰。

我的祖父是个纨绔子弟,他在我们村里人的眼中无疑是个典型的“败家子”。祖父未品尝过奋斗的艰难,因此不知道“粒粒皆辛苦”。祖父最早在乡村当教师,命运似乎也不很顺当:年轻的祖母病故,年迈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相继离开人世。六神无主的祖父下定决心要离开村庄,到县城安家。

祖父离开村庄时的情景成为村里人久久的谈资,他对财物的随意抛弃和处置让人瞠目结舌:给他一碗小米,他就送人家一个大立柜;给他一升绿豆,他就送人家一个八仙桌……而这些家具都是用名贵木材打造的,做工极其考究和精美,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不可思议的是,祖父摘掉了家里的锁子,敞开大门,谁想在里面干什么都可以。于是,那么富丽堂皇的建筑里,有人占了一间两间居住,有人占了一间两间作为粮仓,还有人把它当成了饲养室,在里面养羊或喂猪。

祖父在县衙里当“代书”――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他很快又新婚成家。我的后奶奶其实还是个孩子,她是东街一个食品商的女儿,嫁给我祖父时芳龄才十二岁。一个完整的家终于成型了,幸福似乎在向他们招手。但人生的破碎总是在刹那间发生,命运再一次挥舞起了它那只蛮横的手,将这一家人的希望打得七零八落。祖父在三年以后却突然病故,留下一个年幼的遗孀和四个孤苦无助的孩子。其时,我大姑十二岁,我父亲十岁,我小姑八岁,我叔叔才五岁。

没有了经济来源,城里的生活难以为继。十五岁的后奶奶在无奈之际,率领一帮年幼的孤儿回到村庄。然而,这个时候的村庄已经没有了故乡特有的温馨,呈现出了狰狞的面目。在几个孩子的啼哭和目睹之下,老家的木质高楼被众人拆除,人们为瓜分它而争执不休。当所有的一切被掠夺完毕,剩下的只有两孔没有门窗的窑洞。这两孔窑洞原是我家的粮仓,很宽敞,很幽深,它成为了五个孩子临时的庇护所。

在窑洞里安身之后,萦绕这个家庭的风雨并没有平息:叔叔高烧不退,最终夭亡;一户人家从懵懂的后奶奶手里骗走了土地契约,四百多亩良田全部被人霸占耕种。再后来,后奶奶回城里改嫁,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姑姑被寄养在亲戚家。大姑姑被寄养在我大姨婆家,我父亲和我小姑姑则寄养在我小姨婆家。

大姑姑不久就成了一户人家的童养媳。小姨婆的脾气特别坏,动不动就厉声呵斥甚至打骂我父亲。我父亲与其说是在她家寄养,毋宁说是她家的雇工。小小年纪,什么重体力活都干。最终,我父亲离开了我小姨婆家,导致他离开的导火索,则是我小姑姑的婚事。

和父亲一起在小姨婆家干活的还有我的一位表叔。表叔是我父亲伯叔舅舅家的孩子,也就是说,他是我小姨婆娘家的侄子。表叔的父亲和我小姨婆是堂兄堂妹关系,从血缘上讲,表叔与我小姨婆中间隔了一层,显然没有我父亲和我姨婆亲近。但应验了这样一句民间熟语:亲姑姑,假姨姨。小姨婆是一个旧观念旧意识很浓厚的人,她固执地认为我表叔是她娘家唯一的根,因此她对我表叔的关爱远远超过了我父亲,对表叔偏吃偏喝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表叔年少失去双亲,他和我父亲同病相怜。在小姨婆家的日子,他和我父亲同睡一个炕,同钻一个被卧,两人的关系和感情都很不错。但小姨婆的偏心眼,还是让我父亲能够时时感觉得到。同样是干活,重活总是让我父亲干,轻活则留给我表叔;表叔干活慢了小姨婆不吭气,而我父亲稍有迟缓,就会遭到她的责骂甚至毒打。同样是吃饭,小姨婆给表叔盛的饭总是比父亲要多,质量要好。

所有这些,父亲都忍了。我深谙我的父亲,他算得上这个世界上最能忍辱负重的人了。但他还是和小姨婆决裂了,决裂的原因则是我小姑姑的婚姻。我小姑姑也寄宿在小姨婆家,小姨婆自作主张,要让我小姑姑为我表叔换一个媳妇,而我父亲的婚事,她却置之不理。在小姨婆的张罗下,我小姑姑与一户张姓人家定了亲,小姑姑张姓丈夫的妹妹,则与我表叔结成良缘。为此事,从没有和我小姨婆顶过嘴的父亲,却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懑,他和小姨婆狠狠地吵了一架。小姨婆提着烧火棍,把我父亲赶出了她的家门。

父亲从此就成了流浪儿,他靠给人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好在大姨婆对他不错,他也经常到大姨婆那里能感受到些许的温暖。

父亲的苦命真是没有边际,就在他打工期间,命运再次给予他致命一击:十四岁那年,他给一户人家放羊,突然天降暴雨,慌乱之中他跑到一个瓜棚里避雨,没有料到的是,瓜棚瞬间倒塌,他被压断了脊梁。如果有好的治疗手段,他本可以恢复健康的。但不幸的是,那个时期医疗技术的落后,加之无钱医治,无人照料,父亲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挺直腰杆,他成了驼背。

父亲再一次回村庄已经十六岁了。在他渐渐长大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出面维护自己家族的权益了。父亲住进那孔满目疮痍的窑洞里,为打官司做着相应的准备。他向法庭递交了诉状,状告夺走我家土地的那户人家,希冀讨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法庭受理了父亲的案件,于是父亲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煎熬时期。

父亲每年打工的收入是六石麦子,除了维持自己的简单生计,就几乎把它全部交给了法庭。法庭审理案件是马拉松式的,一审就是六年。期间,无数次地开庭,无数次地辩论,好在后奶奶相当配合,她一次次在法庭上跪地作证,终于换来了法庭的判决。但法庭并没有满足父亲的全部请求,它只是判决对方先行归还我家一百二十亩地。

父亲暂时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但接着又向法庭递交了新的诉状,希望余下的近三百亩地物归原主。此时已经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1948年,父亲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流血流汗打官司讨回来的土地会给他带来什么。仅仅在那一百二十亩地上耕种了一年,“城头变幻大王旗”,天气突变,江山易主,他差一点被定为地主成分。按土地面积,父亲足以被划分为地主,好在工作组看到父亲的一贫如洗,手下留情,父亲才被划成了富农。但富农已经不属于人民的范畴了,而是被打倒的对象。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中,富农位列第二。

我出生在1962年,能够留存记忆大概都到了1968年或1969年。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被批斗的对象。也就是说,从所谓的解放到文革末期,数十年里,父亲都是在被批斗中度过的。父亲禀性很善良,长久地遭受命运的蹂躏,让他变得怯懦而胆小。他从不论长道短,说别人一句坏话;遇到利益冲突,总是节节退让。

至今都不能忘怀的是,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村里突然响起了喧闹声――敲击的锣鼓和呼喊的口号交织在一起――我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样,从家里跑出去看热闹。远远的,我就看见一队人在押着几个人游街。被押者戴着又圆又尖的白纸帽,胸挂白牌子,弯腰驼背,头低得快要挨着地面。我往前跑了几步,仔细一瞧,一下子愣住了:妈呀,被押在最前面的竟然是我的父亲!我扭身而逃,战栗着,哭嚎着,像一个无助的孤儿,不知道把自己藏在哪里才有安全感。

这个情节对一个小小的少年而言,自然有着致命地刺激。曾经以为世界色彩斑斓的我,从此以后眼睛里就多了几分灰色,心灵里也增添了几分忧郁。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知道同在一个山村里的人,每个人的身上都背负着一个标签,而这个标签,把人划分成了若干类型和等级。父亲被打入阶级敌人的阵营,低头认罪是他活着的唯一形态,也是他活着的全部内容。村里那个时候特别爱开会,十之八九是批斗会。每次开会,父亲等人都要被押解到台上,在一阵阵咆哮的口号声中,瑟瑟发抖。有那么几回,因为临村的阶级敌人数量不够,父亲宛若一个道具被借去。经过一整天的折磨,迎着暮色,父亲蹒跚归来。也许因为挨了打,也许因为饥饿,他脚步踉跄,面色苍白,嘴唇青紫,显得是那么的虚弱,那么的气息奄奄。

父亲本来就身体残疾,胃又极其不好,经历了一次次的身体摧残和精神羞辱,他几乎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我清晰地记得,有一回父亲遭到批斗回来后就咳血,一口一口红色的液体从他的嘴里喷薄而出,让人感到恐惧。父亲睡觉时常常蜷缩成一团呻吟,尽管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但那微弱的呻吟声在深夜里扩散,还是时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父亲从来不向我吐露他内心的痛楚,甚至没有显现出抱怨的神情。倒是偶尔还能听见他几句自我安慰的话――他庆幸我爷爷去世得早,若不然,爷爷就会被枪毙――我追问爷爷做过什么恶事吗?父亲摇头,说我爷爷其实也很善良,不但不伤害别人,而且资助过很多人。我问爷爷为什么会被枪毙呢?父亲说我家有那么多的土地,我爷爷若活着,我家百分之百是地主成分;有几个地主得到了宽恕?他们不是被枪毙,也会被人活活打死。

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没有让父亲的性格变得孤僻怪异,相反,他似乎有了一种常人不具备的韧劲和平和。能够活下来,而且有了一大群孩子,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安慰了。我兄弟姐妹一共八个,缺吃少穿,简单的生计常常让父母紧锁眉头。我有时候免不了抱怨父亲,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孩子,负担多重啊?父亲总是用“你不懂”三个字来搪塞我,当然有时候在无意当中,他也流露出自己的心声。他说他吃了人少的亏了――在他的人生里,因为没有更多的亲人提携和帮助,不但精神倍感孤单,而且还经常遭受人的欺侮――父亲说他最痛心的是叔叔的病故,甚至爷爷和奶奶的去世,也没有叔叔的亡故让他难过。叔叔如果活着,兄弟俩相互有个照应,他的人生就不至于如此凄凉了。

在我母亲之前,父亲成过一次家的。父亲的前妻和父亲没有生活多久,就因病去世。父亲从来没有向我讲述过他与前妻的点点滴滴,我只是从他的行动中看出了某种端倪。清明时节,父亲领着我去给先祖上坟。给爷爷奶奶的坟茔挂一串长钱,又给外公(我外公的坟墓也在我们村的田野里)烧一叠黄纸,然后,父亲总要绕道去他前妻的墓茔,祭奠他的前妻。从我记事起,父亲年年如此,从未中断。父亲晚年瘫痪在床,不能下炕行走,但他不忘交代我们,一定要给他前妻的坟墓去烧纸。

父亲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但他呈现给我的并不是愤怒,也不是忧郁,更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在沉默之中习惯了逆来顺受的超然。能跌跌撞撞地活下来,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幸运。结了婚,成了家,又有了一群孩子,他已经相当地满足。父亲的脾气特别好,不管干什么,都极其有耐心。我从来没有见父亲发过火,更没有见过他动怒。和邻居有一点小摩擦,他都是以退让的方式息事宁人。他很少以教训的口吻和我们兄弟姐妹说话,我们做了什么错事,他表现出的仅仅是偶尔的不悦而已。

从小长到大,我只记得父亲教训过我两次。第一次是我已经长到八岁了,早已超过了入学年龄,却坚决不去学校报名。老师出于好心,派来了一群学生强行抬我去学校。我耍了一个小诡计,挣脱了他们,如野兔一般撒腿而逃,把自己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为寻找我,父母折腾了大半天。太阳落山时,他们终于在半沟的废弃的烂窑洞里发现了我的踪迹。我被他们召唤了回来,父亲扬言要惩罚我。他这次确实有点生气,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所谓的惩罚,却只是手持玉米秸,在空中舞动而已。

第二次惩罚我和第一次有点相像,刑具也不过是塑料一般轻飘的玉米秸。我大概上小学三年级,却交不起学费。那时候的学费才一元钱,在现在的人看来是不值一提。可就是这一元钱,却让我的父母紧锁眉头。父亲去给学校的老师说情,得到了可以缓交学费的恩准。但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我的学费依然没有交给学校。老师为了督促学费,罚我站在教室外面的窗下听课。我当然想到的是去给家长要学费。就在别人还在教室里学习的时候,我跑到田野里,把正在生产队地里劳作的父亲叫了回来。我感觉自己颇为委屈,于是对父亲发了脾气,大概也说了一些非常刺耳的话。父亲依旧是没有钱,束手无策的他,挥动着玉米秸,吓唬吓唬了我。我躺在地上哭了一场,爬起来,抹着眼泪,两手空空地又返回了学校。

其实,现在想想,父亲何尝不想交学费呢?看到自己的儿子因为拖欠学费而遭受歧视,他心里好受吗?但他也难啊!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区区的一元钱,足于成为压在他身上的一座泰山。

父亲的爱常常是无声的。他不会直接表达他的爱意,但却可以让人感觉得到。小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领着我去西瓜地里,或者用有限的粮食,或者用毛草的零票,或者采用赊账的方式,换回一个或两个西瓜。父亲若去了一次县城,回来见到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手在他的衣袋里掏,掏出糖果或别的吃的东西,分发给我们。他去田野里干活或者去坡地里割草,遇到能吃的野果,也不忘采摘一些回家,让我们分享。

我记忆里最深的有两件事情。大概十二三岁那年,我上初一,班主任对我极其不好,甚至有故意欺负故意刁难的意图。经历了几次全班同学文革式的集体批斗,我那颗小小的心灵,已经是遍体鳞伤。如果我有错而遭受羞辱,我认了;问题是我没有任何过错,就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或者因为家庭贫困,就莫名其妙地被老师拎出来,让全班学生朝我身上吐痰,我当然很不服气。我的性格原来也不是特别内向,但经历了一次次的风霜肆虐,我的内心世界彻底被阴霾笼罩。

那年刚过春节,学校组织学生去距离我家十五华里的地方挖树坑――冬天挖好树坑,春天再植树――正值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土地冻得宛若生铁一般。计划一周的劳作量,延期至十天后才能完成。我从没有出过远门,因出于对神经质老师的恐惧,我一刻钟也不敢喘息,身单力薄,但却拼死出力,汗湿衣衫,体力透支相当严重。大概到了第七天吧,收工后,大伙儿都扛着铁锨往宿营地走。我落在一群人的后面,却发现那群人纷纷掉头瞥我,神情各异。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路边的土畔上蹲着一个人。仔细一瞧,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我的父亲。

父亲面色灰暗,嘴唇青紫,手里拽着一个馍袋。他看见我,努力了几次,才很吃力地站了起来。父亲冲着我笑,然后就把馍袋交到我手里。我掰开馍袋看,里面全是“油股旋”饼子。这种饼子是当时农村人最好的食物,味道很可口,我从小就喜欢吃它。父亲说,母亲和他天天晚上坐在家里的炕上掐算,他们计算着我背的馒头应该快吃完了,于是母亲就打发父亲来给我送馍。母亲半夜起来烙饼子,父亲天不亮就动身往工地赶。父亲一大早就到了这里,可是千亩林地,人海茫茫,父亲找到我并非易事。于是他就蹲在路边守候,相信我会从这里经过。

看到父亲面色不好,我问他怎么了?父亲说没什么,没什么。他尽管说着没什么,但面部的肌肉却抖颤不已。我追问了好多遍,才从他含糊其辞的回答里,知道他饿了,饿得几乎要昏过去了。我责怪他,守着满满的一袋馍,怎么还能挨饿呢?我从馍袋里掏出一个饼子给父亲,可他推脱着,说什么都不要,强行又把饼子塞回了馍袋。父亲安慰我,说他没事,还是老毛病,胃病经常犯,但忍一忍就过去了。父亲叮咛了我几句,然后就转身蹒跚而去,消失在了苍茫的暮色里。

我知道,我家里没有面粉给我烙饼子,面粉肯定是借的。饼子烙出来,母亲舍不得咬一口,父亲也舍不得咬一口,他们节省着每一口粮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使自己的儿女挨饿。

我们的高一生活是在一个荒凉的农场里度过的。尽管恢复了高考,但文革的遗风还未刮尽。农场是“学工学农”的产物,到我们上高中时,它依然存在着。我们的宿舍是一孔土窑洞,没有门窗。某个晚上,我们睡在窑洞里的潮湿的麦草铺上,却谈论起了鬼,说被枪毙的某某犯人的尸体,曾经就在这孔窑洞里停放过云云。说来挺奇怪,就在第二天早上,不知是我因前天晚上受到了惊吓,还是鬼魂果然纠缠上了我,总之,我全身瘫软,虚汗冒流,上吐下泻,显然得了病。请了假,边走边歇,步行近二十华里,挣挣扎扎地回到家里。父母叫来村里的医生,医生建议我赶快去住院。

二姐用架子车拉着我,父亲从后面推着车,把我送到了乡政府所在的地段医院住院。经过检查,我得了中毒性痢疾。头重脚轻,头晕目眩,我只能躺在床上,接受着父亲的伺候。整个住院期间,父亲始终陪护在我身边,给我打饭,搀扶着我上厕所等等。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拖着他瘦弱而残疾的躯体,没有少奔波。

在生产队劳动,父亲和其他人干一样的活,甚至他干的活比一般人更有技术含量,但他的工分却总是比别人少。男人全劳是十分工,半劳是八分工,父亲因为身体的原因,从天亮干到天黑,也只能挣八分工。劳动日根本不值钱,十分工换算成钱,只有一毛多,何况八分工呢?但父亲从不懈怠,从不偷懒,身体不适也不会请假。

父亲喂过羊,去邻村卖过杏,但却总是偷偷摸摸的,惟恐自己被人扣上“投机倒把”的大帽子。戴上那个帽子,轻则游街示众,重则被拘押判刑。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某一个春天,家里断了炊,靠野菜维系,几乎要饿死人。没有办法,父亲就去舅舅家背粮食。舅舅的小儿子四十天后就丧母,一直在我家生活,被我的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舅舅家远在三十里开外,父亲天黑时出发,天边泛起曙光时,才背着一斗粮食,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里。白天不敢走,一旦被人瞧见并告发,那就有“侮辱社会主义”之嫌。想一想,社会主义如此美好,鹰歌燕舞,人怎么会没有饭吃呢?

从我家到舅舅家,需要翻越两条深沟。为了一斗粮食,父亲从去到回,六十多里山路,竟然走了整整一个夜晚。山里的路弯弯曲曲,人烟稀少,又没有光亮,背着粮食孤独地行走,我不知道他在路上恐惧吗?摔倒没有?

吃饭是父母最为头疼的事。父母拼命劳作,身体都因为高强度的体力活而扭曲变形,但我家年年都是“超支户”。也就是说,劳动一年,不但不能从生产队里分到分文,而且还要倒找人家钱。无数次,村里喊分粮,父亲夹着空口袋去,又夹着空口袋回来――或者是超支户不给分粮的,或者是我家提前借的粮食经过扣除,已经无粮可分――每到这个时候,父亲的眼睛里仿佛蒙上一层灰尘,显得那么的绝望而无助。

我不知道,父亲多少次去队长家里求情,请求队长开恩,把生产队的粮食先行借给我们家。队长哪有好脸色给父亲看?队长哪有好言语给父亲听?哪怕队长的目光是刀刃,哪怕队长的话语是玻璃碴,但父亲却都要佯装一张笑脸,对队长极尽巴结和讨好。我听我母亲说过,似乎有几次,父亲给队长还下了跪――我父亲虽然身体残疾,但并不是没有尊严的人;他极其讲道理,也极其讲信用;我无法体察他下跪时的感受,但我相信当他膝盖弯曲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有那种心如刀戳的难受――有时候,队长给了面子,答应借一些粮食给我们家;有时候,队长脸色如铁心如铁,父亲无论如何都无法打动他,只好扫兴而归。

无知的人总爱怀念过去,认为过去没有贪污,没有特权,人与人一律平等。其实那都是虚幻的想象而已,事实根本不是那个样子。那个时候物质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权力的拥有者远远没有现在的掌权者这么肆无忌惮,但特权却是始终存在着,只是比现在隐蔽罢了。就拿我们村来说,就在全村人普遍没有饭吃,用各种野菜甚至野草充饥的时候,支书、队长、保管、会计等等稍稍有点权力的家庭,却从来不愁吃饭问题。当一般人家连玉米面也要断炊的时候,这类家庭一年四季却全部吃的是白面。我们村有一户人家,十一个孩子,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们常常饿得哇哇啼哭。有一年过年,我家没面粉包饺子,母亲想了各种办法,才借来了一升荞麦。把荞麦连夜磨成面粉,大年初一,母亲就用荞面给我们包饺子。荞面饺子非常生硬,嚼到嘴里像泥片一般。而那户人家呢?比我们家更惨。就在人家欢天喜地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却躺在炕上,蒙被而睡,以此来抵御饥饿。母亲心软,她知道他们家的境遇后,特意打发我端一碗荞面饺子给他们送去。

就是这户人家,后来男主人当上了村里的贫协主席,生活一下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贫协主席对村里的事务有监督职责,村里粮仓有好几把锁子,好几把钥匙;钥匙又好几个人保管,这几个人共同开启,才能打开粮库的大门。那几把钥匙,其中有一把就掌握在贫协主席的手中。自从贫协主席拥有了那把钥匙,他家就再也没有缺过吃的,而且吃的全是让人眼馋的白面。他那些曾经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个个变得活蹦乱跳,还时不时举着白面馒头向我炫耀。

父亲的宽容大度世之罕见。我母亲是一个极其仁慈的人,外在特征就是碰到谁就拽住谁给他吃饭,谁有困难她就千方百计地去帮谁。我家里尽管粮食极其短缺,但每天都有外人在我家免费就餐,而且常常还不止一个,有时候多达五六个人。

父亲对母亲的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从来没有为此与母亲吵嘴。我的父母很少相互生气,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一辈子总共就发生过两三次口角,而且父亲后退一步,风波就平息了。每年中都有一个日子――恕我粗心,竟然没有留意它具体的日期――母亲总是把父亲叫到灶前,闭了灶房门,让父亲独自一人吃那个鸡蛋夹馍。母亲再为难,哪怕是借一个白面馒头,都要把这个鸡蛋夹馍递到父亲的手里。从来都是让着我们的父亲,在这一天却并不谦让,令我颇为费解。我问母亲为什么要炒一个鸡蛋给父亲吃?母亲回答我那是因为这一天是父亲的生日。

我父亲比我母亲大十二岁。他对我母亲的态度更像一个兄长对妹妹的态度,谦让着,呵护着。父亲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将来等我有能力了,一定要善待母亲,孝敬母亲。父亲说母亲跟上他,没过过一天宽松的日子,受了不少的罪,他心里一直愧疚。

我舅母年轻病故,扔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孩子五岁,最小的孩子才刚刚满月。舅母去世时,我外公还在我家生活。外祖母去世很早,若干年前,形单影只的外公就被我母亲接来,住进我的家里。母亲对外公好那是自然的,因为她是他亲生的女儿。我父亲对我外公的孝敬,也让村里人无话可说。外公晚年眼睛失明,行走不便,经常是我父亲牵着他的手走路。我家里没吃的,到处借,但却绝对不会让我外公饿肚子。母亲再怎么对外公偏吃偏喝,父亲都没有任何怨言。

我舅母去世后,母亲含着泪抱回了不足四十天的小表弟,却把舅母撒手人寰的消息,对外公进行了封锁。半年后,外公还是没有被哄瞒住,他知道了舅舅家发生的变故。外公的精神遭受了沉重打击,自此患上了食道癌,几个月后病逝。外公就埋在我们村子的一块田地里,他的丧事都是我父母操办的。我的家里异常困难,但还是请了出殡乐队。

小表弟归我父母抚养。小表弟比我妹妹小几个月,他被抱来时,母亲还处于哺乳期。我记得很清晰,要给小表弟喂奶,又要给我妹妹喂奶,我母亲的奶汁却远远不够。经常出现的情景是,母亲的这个乳房上垂吊着我小表弟,另一个乳头上悬挂着我妹妹。孩子一饿就哭,搞得父母心慌意乱,彻夜难眠。母亲看在小表弟可怜的份上,宁愿让自己的女儿挨饿,也不亏待小表弟,因此她有限的奶汁总是向小表弟倾斜。妹妹没奶吃怎么办?父亲就四处奔波,到各村去购买柿子。有时候购买一筐两筐,有时候看中某一棵树,就把那棵树上的柿子全部收购。

小表弟在我家渐渐成长,父母待他如同亲生的一般。父亲从街上回来,不论怎样都要买一点吃的东西满足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总是平均分配,我们多少,小表弟就是多少。甚至父亲从坡地里回来,带回野果,也是一视同仁,给小表弟一份。父亲没有因为抚养表弟发过一句牢骚。

其实,除了小表弟在我家成长,舅舅一家人的生活也归我家照料。那个时候并不重视教育,孩子很容易被放牧。一到放假或其他原因不上学,表妹和大表弟就会来我家,经常是从放假住到收假,一年到头,他们总有三四个月在我家度过的。我家的粮食,是经不住这么多张口狼吞虎咽的。舅舅一家人的衣着,也来自于母亲和姐姐之手。那个年代谁买衣服穿呀?全是靠纺线织布,缝衣纳鞋。没有棉花,母亲去捡,甚至半夜三更随人去偷。把棉花脱子,一夜一夜不睡觉纺成线,又经过了若干烦琐的程序,最后坐在织布机前织布。生产队的劳动很辛苦,为了少超支,母亲半天也不敢短缺,织布都是加班加点完成的。好不容易织成十丈布,有八丈被裁剪下来,给舅舅一家人做衣裳。舅舅家里的人一年四季穿的都是新衣裳,而我们所穿的,则是他们从身上退下的旧衣裳。这些旧衣裳经过母亲的捶洗浆染改造,就变成了我们的新衣裳。

姐姐们除了给我们做鞋,还要用很大的精力,给我舅家人纳鞋底,上鞋帮。每次去舅舅家,姐姐总是背着一大串做好的新鞋。

母亲的所作所为,父亲从来都是支持的,他没有为此叹息过一句。

父亲言语不多,但因为我是家中长子的缘故吧,他还是喜欢把一些话说给我听。比如他给我讲我们的家史,讲自己一生的坎坷,甚至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父亲曾经叹息某户人家的大立柜是我们家的,某户人家的八仙桌是我们家的,某户人家在瓜分我家高楼时拿走了某件宝物。父亲反复询问我能不能把它们索要回来,而我的答复是,年代久远且没有字据,要回来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父亲在我的心里是胆小而软弱的,对于他这样的处事方式,我年轻气盛,有点儿不屑一顾。我家门外是一个碾场,碾场之外就是一道沟壑。碾场的边上,有几棵大树,其中有三棵杏树,两棵杜梨树。树很粗很高,看起来有一把年纪了。我问过父亲,这些树是何人栽植?父亲很肯定地告诉我,树全是我祖父或曾祖父栽的。父亲的回答让我疑惑不解,因为从我记事之日起,我就知道这些树归队上所有。

在碾场的北端,有一个小涝池;涝池的北边,是一个不大的园子。园子里原来长着很多树,棵棵粗壮,枝叶繁茂。可惜的是,生产队派人今日砍一棵,明日伐一株,已经让园子里的树消失殆尽。砍那棵桐树的时候我在现场。那棵桐树不是一般的粗壮,三四个人伸开手臂,却未必能将它搂抱严实。生产队的几个壮劳力,拎着锯子,整整锯了一天,傍晚时分它才轰然倒地。

我对这些树的命运颇为纳闷。这些树有的被砍伐后为生产队盖了房子,有的抬进了村支书或队长的家里,怎么就成为了支书或村长家的私有财产?更让我纳闷的是,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前都生长着树,为什么人家门前的树归人家自己所有,而我家门前的树却成了队里的集体财产?我家门前的树,最近的距家门口不过十米远,最远的也超不过五十米。再看看其他人家,有的树距离他们家门口二三百米远,但却无人认为那些树应该归队里所有。

当我懵懂渐开之后,我认定我家遭到了欺负。软处好取土。正是我父母的本分老实,才导致了本该属于我家的树,成了待宰的羔羊。我决定索要回这些树的所有权,不仅仅是为了财产,更重要的是为了尊严。

上高中的时候我开始了行动。我先夹一叠枣刺,架在杏树的枝杈上。那叠枣刺,其实就是一则广告,它在向人们宣告这棵归我家所有,别的人无权上树摘杏。正值五月份,绿色的小杏渐渐成长,已经有小拇指那么大了。按往年的惯例,杏花一落,就有孩子成群结队地攀爬杏树,豇豆般大的杏就开始摘着吃。棒槌高的孩子,都知道这棵树是队上的。攀爬队上的树,他们当然理直气壮。

枣刺架上树的这一年的某个中午,正是学校里学生的午眠时间。此时我恰好没去学校,在家里看书。我一抬头,从窗子外望,发现树上有一群孩子正在摘杏吃。我走了出去,喝令他们从树上下来。没有人听我的,他们对我的话置若罔闻。我回家取了一把木杈,举起来,对着那些小孩乱戳。小孩们被我这个举动吓住了,纷纷从树上溜了下来。我喝令他们站成一排,然后一人给一巴掌。一伙孩子啼哭起来,声音或长或短。我为什么要故意打这些孩子,甚至故意让他们啼哭呢?其实是想一石双鸟:一则警告这些小孩,从此不要认为杏树是队上的;二则也要警示大人,从今以后,别再想当然地认为我家好欺负。我看到在不远处的饲养室粪场里,生产队里的男劳力正在那里打粪,孩子的哭声,肯定能唤来他们对这棵杏树的关注。果然,当这些孩子们在哇哇哭叫的时候,队上劳动的那些大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计,纷纷朝这里张望。奇怪的是,没有人前来和我论理。

自此以后,杏树不再是队上的了。村里也没有人认为它是队上的了。杏树归属我家,当然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砍伐那两棵杜梨树。父亲听到我如此言论,神情颇为紧张,斥责我是“二杆子”。但我并没有就此却步,而是叫来了表哥,让他帮着我,一起砍树。

我和表哥一人手持一把镢头,挖起了那棵杜梨树。父亲约束不了我,只好听之任之。我们挖了一会儿,预料中的情景出现了。队长站在一个高台上,“五伯”“五伯”地喊。队长已经易人,现任队长是我本家的堂兄,把我父亲叫“五伯”。我父亲从院子里出来,队长就带着呵斥的口气,质问怎么能砍那棵树呢?树是队上的,砍了它违法!我父亲听了队长的话,恐惧得全身发抖。父亲跑来制止我,强夺我手中的镢头。我对父亲说,先砍倒它再说,把砍倒的树抬回家里,让队长来我们家说理。父亲不听我的,坚决夺走了镢头。我无奈,只有先停止了砍伐。

在家里呆了二十多分钟,发现队长已经不见踪影,父亲也已出外劳作,我又招呼表哥随我去砍树。那棵杜梨树很快被我们砍倒,分解,然后抬回我家里。我其实一直等待着队长的出现,等着与他论理。我想询问他的是,为什么别人门前的树,哪怕距离很远,却是自己的;而我家门口的树,离大门几步之遥,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为我的祖先栽植,却是队上的?但奇怪的是,队长始终没有闪现,一切却是那么的风平浪静。

第一棵杜梨树砍掉了。第二棵杜梨树也砍掉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认为我家门口的树是队上的了。

我父亲性格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软弱,但他唯一的一次硬气,却被我断然阻拦。一想起这件事,我就羞愧万分。

那个事情发生在我上大学以后。读了几本书的我,似乎看透了世间的利益纠葛,对财产之类的东西忽然就变得轻视而又蔑视。那年放假,下午饭后我在家里闲坐,突然家里来了几个人。来人是我同村的邻居,弟兄两个,加上他们的父亲,从他们的表情和言语之中足以看出,他们是找事来了。

他们喊我父亲,看架势想要打架。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我家的地与他们家的地连畔耕种,父亲在修理地畔时,把他们家的一部分地拢走了,变成了我家的地。

两家人连畔种地,地界纠纷最为常见。父亲多次给我絮叨过,说他们家人犁地时,总是往我家这边削刮,连地畔都削没了。我当然相信我父亲的话,依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一则他不是一个爱占便宜的人,二则吃亏已经吃习惯了,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吱声的。

父亲新修了地界,惹得那户人极为恼怒,他们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显然是来者不善。我问清了事情的缘由,拎了一把镢头,跑到地里去,把父亲顶着烈日,辛辛苦苦拍打的地畔挖掉。我甚至责怪父亲,他们即使多占了,又能多占多少呢?让一让又怎么啦?父亲沉默无言,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他内心的痛楚与难过。

这件事情的平息,客观上是保护了我的父亲,避免了一场可能的肢体冲突。但我后来就一直很自责,觉得深深地对不住父亲。是的,父亲终生怯弱,从没有高声和别人说过一句话;可当他真的想扬一回眉吐一回气的时候,我却无情地朝他泼了一盆冰水。我本应该站在他的身后,成为他精神的后盾,成为他力量的支撑,但我却成了一个可耻的投降者,成了父亲的背叛者。

一想起自己的行为,一想起父亲当时的眼神,我就心痛不已。父亲,我从没有当着您的面对您表示过歉意,而今几十年过去了,终于悔悟的儿子,要真诚地给您说一声:对不起!

1982年,我二十岁,从学校毕业,分配到耀县中学教书,那一年父亲已经六十三岁了。在此之前,父母经过多年的努力,几乎是拼尽了全身的力气,东家借三十,西家借四十,盖起了四间泥坯瓦房。我们一家人从此搬离岌岌可危的窑洞,住进了厦房里。

我刚工作的第一年是实习期,工资是四十元零五毛。除了吃饭,节省下来的一点钱,基本上用于偿还盖房的欠账。在此期间,我没有意识到需要给父母买一些吃的穿的,表达自己的孝敬,也表达自己的感恩。在耀中工作的这一年里,父亲到我这里来过一次。他到县城出售柿子,卖完柿子,他一根扁担,挑着两个藤条笼,来学校找我。其时正值午饭时间,我去饭堂打饭,饭堂出售的,恰好是父亲爱吃的羊肉饺子。我买了一份给父亲端回,他吃得特别津津有味――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次给父亲买吃的了。

第二年的暑假,父亲就住进了医院。他得的是脑血栓,半个身子麻木,几乎瘫痪。在县医院躺了二十多天,病情有所好转,尽管他行走依然趔趄,但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从那个时候起,我几乎每一次回家,都要给他买药。接着又张罗着给买木料,做棺木。那个时候我手头极其拮据,总是在借债中度日。

三年后的冬天,1985年的腊月,我从城里回家,路上碰到了我表哥,他神情凝重地告诉我,我父亲前些日子病情加重,怕影响我的工作,就没通知我;近些天好多了,但还需要严加防范,不可粗心大意。我的情绪马上变得低落,脚步也沉重了起来。可我回到村里,却发现父亲拄一根棍子――他拄棍子已经好几年了――站在村里的路上,身体看起来并不像表哥渲染得那么严峻。父亲见了我,冲着我笑笑。我问他身体怎么样?父亲说不要紧。我问前些日子病倒了,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说你忙,又没什么大事。

回到家里的那个晚上,父亲的咳嗽声声不断,我在隔壁也听着揪心。真正折磨父亲的已经不是脑血栓,而是肺气肿。第二天避过父亲,我就和我母亲商量给父亲买寿衣的事情。父亲不愿意让人提说给他买寿衣,他对死亡当然也很畏惧。我和母亲约定,我先去县城借钱,第二天她和姐姐到县城找我,我们一同去给父亲买寿衣。

我回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借钱。在一个同事那里借到五十元钱,于是就等候着母亲和姐姐第二天的到来。那个晚上,一个在外地上学的同学回来,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天还没有彻底放亮,我就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急促地呼叫着我的名字。我惊惧地醒来,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来人是我们村的村民,他起初只是说父亲病重,但很快就如实告知我,父亲已经病故。

我匆忙往回赶,可见到的已经是父亲冰冷的遗体了。

想起我苦命的父亲,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淌流。

父亲出生于官宦之家,背后有殷实的家业做基础,但命运却出奇地悲惨。他先是成了孤儿,后又被倒塌的房屋压成了驼背,再后来竟然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父亲一辈子弯着腰生活,只有不停歇地劳作,没有片刻地享受,他甚至没有伸直腰肢,在炕上平平展展地睡过一个安稳觉。

父亲的祖辈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曾祖父是清末举人,祖父先教书后又在衙门当代书――但父亲却几乎不识字。没读过几天书的父亲,却有着别样的聪颖与格调:他思维缜密,言语极富条理和逻辑;他心灵手巧,悟性极高,很多新生事物他稍加琢磨就知道了它们其中的原理;他心底良善,别说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了,哪怕危害别人的念头都不曾有过;他给数不清的人帮过忙,别人如何对待他,他却根本不在意。

有一句话叫“子欲养而亲不待”,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对这句话的感受越来越刻骨铭心。是的,当我懂得感恩的时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双亲早已远离我而去;当我知道孝敬父母的时候,我的父母早已成为我梦中的幻影;当我有能力报答给我生命亦给我一切的父母的时候,他们却与我相隔在两个世界里,我的心里只有永恒的疼痛。

我的父亲一辈子在贫穷中度日,一辈子在别人的歧视中活着。能够给他温暖的应该是他的儿女,但惭愧的是,作为长子的我,并没有把多少精力献给他。父亲身体的残疾,曾让我也感受到了被歧视的滋味,我没有体察他的苦难,倒有隐隐的抱怨埋藏在心底。

曾祖父享尽荣华富贵,祖父虽然短命,但也不愁吃穿,惟独我父亲,承载了几辈人不曾拥有的苦难,这又是为什么呢?多少年里,我一直在寻找着答案,但却没有什么现成的定论。我曾把父亲的驼背,理解为他在赎罪。然而,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的父亲,善良得体无完肤的父亲,又有何罪可赎呢?

一个朋友指点迷津,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他说我父亲之所以弯腰驼背,其实是他为儿女搭建桥梁,他在用自己的躯体,给儿女铺展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朋友的话没有错,父亲的驼背,正是我走向远方的桥梁,正是我站立的基石。

作文十:《困境是一座桥梁》600字

布恩是美国克利夫兰市一所中学的学生,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在布恩14岁时,他们的父母因一场车祸双亡。布恩梦想着有朝一日要考入最好的大学,用知识改变命运!

令人担心的是,当地的黑社会分子盯上了布恩,他们带着钱来到布恩的家里,告诉布恩,只要他愿意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些钱就全部归他。

布恩毅然拒绝了他们。黑社会成员并没有死心,几乎天天都来找布恩姐弟的麻烦,最后,拿出他们的杀手锏。在一个清晨,他们朝布恩家的房子开枪扫射,幸好因为天热,布恩姐弟仨都直接睡在地板上,才无意中避过了一劫。布恩知道他们在这里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就把弟弟和姐姐分别送到其他亲人那里生活。布恩因为要读书,不能离开克利夫兰市,但他有家不敢回,只能在放学后和一些流浪汉一起,“住”进离校不远的俄亥俄大桥的桥洞里。

这样一来,布恩反倒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和他住一起的流浪汉们非常钦佩他,大伙儿每天都提前帮他准备好饭菜,有十来个乞丐甚至主动分担起了他的学费以及各种生活费。

转眼3年过去,今年6月,17岁的布恩通过自己的努力,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万千学子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布恩的求学精神打动了所有人,甚至传到了微软创办人盖茨的耳中。盖茨很快找到了布恩,并且承诺自己的慈善基金将资助布恩未来的全数学费。

盖茨感慨地评论说:“布恩用行动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向困境低头。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困境也会成为一座通往梦想的桥梁——就像雄伟的俄亥俄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