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父亲去世周年祭 父亲，樊克智，临朐县龙岗镇樊家庙村人，生于１９３０年农历闰正月初七，逝世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农历闰四月初一）。今天，就是父亲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几天来总想着要在父亲周年祭日里给远在天堂里的父亲写点文字，遥寄宇寰天际，捎去我的心里话，捎去儿子永远的思念。
一年前的这一天，父亲因病撇下母亲，撇下我们兄弟姐妹，撇下他的孙子、孙女及外孙们，安详地离开大家而去……去了另一个天国，那一天，天昏地暗、撕心裂肺……
父亲，你走了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的每一天里，我无时不在想念您！好多次梦中见到您，醒来后的惆怅，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我只能潸然泪下。３６５个日日夜夜，我对父亲的思念犹如细细秋雨，绵绵不绝，每次在大街上看到和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年人时，我的心中便会涌出一股对父亲强烈的思念；父亲对我的教诲仿佛就在昨天，往事一幕一幕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展现，我一直是父亲生活中的希望之星，从小时候起，父亲就对我寄予了无限厚望……
记得，我出生后，父亲将自己的成名成星、光宗耀祖之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在我身上没少花力气。还没上小学，父亲就教我认识好几百个字。小学一年级开始，父亲就教我背《唐诗三百首》、《百家姓》、《三字经》和《声律启蒙》等。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很严厉的，每到晚上，父亲都会一字一句地教我这些内容，记不住是要“挨打”或者是要我写“检查”的。这让我记住了了父亲的威严，让我敬畏父亲。那时，父亲每得到一本好书，都会在晚上的时候教我几句，有故事情节的，就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听，并且让我再顺势演绎一下。好像我确实就是有聪明过人之处，《唐诗三百首》、《百家姓》、《三字经》和《声律启蒙》我很早就都会背，并且也能够编撰一些似是而非、荒诞不经的“小故事”。 印象最深的是我父亲在我七岁的时候，就教我读《三国演义》，这是父亲放在衣橱中的红宝书，之所以说是红宝书，是因为为了爱护书，在书本用厚厚的红纸包裹着，他说他买过的其他书是人家借去没有还，否则有更多书可以让我读。而父亲的慈爱又让我非常喜欢他，父亲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脚跟脚，手跟手，父亲同事们都说我是他的影子。父亲总是逢人就夸我：学习好，身体好，良心好，勤快、聪明……每当家里来客人，父亲都会把我喊过去，让我背上几句唐诗、《三字经》或者《声律启蒙》等内容，或者让我讲一下自己杜撰的“小故事”。在别人面前显摆、炫耀一下。每当听到别人夸奖我是“小神童”或者是“文曲星下凡”的时候，明显看到父亲相当得意，其乐融融，这可能是迎合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孩子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啊。”
也许是父亲对我寄予了太大希望的缘故，在我四五岁时，那个时候父亲在我们村学校当老师。父亲教书时，总是让我坐在教室里，和大孩子一起学，一起听他讲课，那些学生
大多比我大三四岁，都是七八岁的人，父亲显然有点拔苗助长。８岁（１９７０年）时，我到上学的年龄了，父亲就领我到学校去报了名。开始了我人生中的正规学习。
小学一二年级时，由于我的学习基础好，每门功课学习成绩都很好，老是考试得全班第一名。每次考试得第一的时候，总能得到父亲给我的奖励，或是一支笔，或是一个日记本，有时是一两毛钱，我总是视若宝贝，好好珍藏。
上三年级时，因为我姊妹多，母亲操劳过度、体弱多病、家庭生活困难，我既要照顾母亲，又要看管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还要烧火做饭，根本无法去学校正常上课，基本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父亲就会在晚上点着煤油灯给我补课。教我三年级的课程，父亲是轻车熟路。补课之余，父亲还教我一些做人的道理，比如：人要有点精神，要有事业心，要常常为他人、集体和国家着想，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学业有成后要贡献国家，造福人民，回报社会，利益员工……等等。父亲的话对我震撼很大，可以说对我后来的人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个时候，只是听母亲和邻居们说父亲是山东省公安干校毕业的，是大学生，那个时候对公安干校和大学生我都没有概念。只是对父亲的满腹经纶有点崇拜，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不辜负父亲期望，要好好学习功课，顺利升级，长大了也像父亲一样上大学、当老师、教学生。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升级考试的时候，我又是全班第一，顺利升上了四年级。老师和同学都说我“跳级”了。听后，心里那个甜蜜啊，没有人知道。只有我能体味得到。
还记得，大约是１９７４年年初至同年６月，学校开展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接着，全国又开展了学黄帅反潮流活动，“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继而，在中国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乡），有一名中学女生叫张玉勤的，她在一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ＡＢＣ，照作中国人！学校立即投入到“痛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活动中，我也因学习成绩好、写作能力强而吸收到大批判小组里，整天写大批判稿，去公社广播站演活报剧，那个时候只知道，老师说的坚决听，并不懂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就在那个时候，父亲看出了我天天不务正业的来头，就告诉我说：“古人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批什么批？你应该把写大批判稿当做提高写作能力的锻炼，把去公社广播站演活报剧当做提高演讲能力的训练，借机把文化课学习成绩搞上去，保证学习成绩不能下降”。
在父亲的教导下，在那个“不学ＡＢＣ，照当接班人”的日子里，我白天借参加学校活动之际，练习写作，训练讲话能力。晚上就跟着父亲在煤油下补习文化课。基本保证了课程没怎么落下，学习成绩没有下降。
那时，我很喜欢读书，酷爱读书，一年多的功夫，我看了许多诸如《小英雄雨来》、《苦菜花》、《敌后武工队》、《儿女英雄传》、《红岩》、《英雄儿女》、《烈火金钢》、
《西游记》、《海岛女民兵》、《艳阳天》、《金光大道》、《渔岛怒潮》、《三国演义》、《难忘的战斗》、《儒林外史》、《林海雪源》等书籍，同时，特别仔细阅读了《矛盾论》、《实践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著作，而且还写了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关于学哲学的体会文章，这些文章还被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内，当然，我的作文从初中到高中几乎每一篇都是被语文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点评的。因此，我那时还成了《临朐文艺》编辑部的“小记者”，为此，心里曾经暗下决心——将来我还要当作家。父亲听说了很高兴。有一天，父亲从家里的旧书里找出了黑格尔的《小逻辑》，让我好好读一读，我当时真的不明白，这些书在当时是“禁书”，为什么父亲偏偏要让我看。后来我真得懂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构成了哲学的基本内容。父亲让我学到了真知，弥补了知识的缺漏，我感谢父亲！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细心教育下，加上我阅读能力的提高，使得我的学习成绩扶摇直上，１９７７年，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高中。记得那天拿到通知书的时候，父亲看了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看了好几遍那个用蜡纸刻板印刷的通知条，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目光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开心，还是压力。不管家里怎样困难，父亲因为对我期望值很高的缘故，对我上学的支持是毫不犹豫的！
那个时候，高中的三年间，父亲忍受着别人无法体味的艰辛。一个肩膀上扛着６个孩子上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１９８０年我顺利考取了昌潍师专中文系，两年的大学学习，使我的写作水平越来越高，距离实现作家梦想越来越近了。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在８０年代初期，我已大学毕业在中学教书了，而且经常执教公开课。因为经常上公开课，我有点飘飘然了。有一天，为了准备第二天的公开课，我在前一天晚上在家“演练”了一番。父亲听后认为我那节课还有不少问题，如语速太快、面目表情不自然等等。尽管当时在兴头上的我对父亲的意见在感情上还有些接受不了，但理性上我明白“忠言逆耳”是利于行的道理。第二天上课时，我特别注意父亲“提意见”的地方和面目表情，并努力去克服存在的问题。从此，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尤其注意听取那些“不同的意见”，包括批评的声音。父亲的教诲，让年轻的我懂得，轻易得到的东西是不会被珍惜的，而人的发展和进步往往是在自己常常感到“不足”的时候。
参加工作后我的人生经历，大致是四个“八年”：八年当老师 （８年高中教师，４年兼职大学教师）；八年机关干部（市委办公室秘书、副科长、科长） ；八年乡镇领导干部（青州市东高镇党委副书记、云峡河回族乡人大主席）；八年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兼任《临朐文艺》、《学语文》杂志社的特约编辑，中共青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中国当代作家联合会会员，中国当代作家联合会旗下刊物签约作家，中国
社区网络电视台特约通讯员，中国教育新闻网会员，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青州市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潍坊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会员，青州市第十四届和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成员），中共青州市委兼职组织员，青州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宣讲团成员，青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成员，青州市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理事等职。期间，为了胜任各项工作和积累创作经验，为了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而经常给自己加压和“充电”：先后在山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山东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进修班科学管理与工程专业、清华大学提升领导干部执政能力高级研修班学习。每一次考试成功，每一次取得学历证书，每一篇文章发表，每一部著作出版发行，每一次评上先进，父亲都显得比我还要高兴。
参加工作那么多年，总是把事业排在第一位的我，因为工作忙、学习累、搞创作需要大块时间和独立空间，回家的机会自然就很少，尤其是调到市委党史研究室后，由于青州党史编撰欠账太多、任务重，按照省、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要求几乎每年都要出版一本书，在专业人员少的情况下，我只能是以一当十、“五加二，白加黑”地进行征集资料、编研专题、创作正本，就更没有时间回家了。父亲却从来没有埋怨，家里有任何的事，父亲总是和母亲两个人挑起来，从不愿意给子女找麻烦。再苦再难的事，父亲总是一个人挑。偶尔我回家时，父亲总是喋喋不休地跟我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工作情况，家庭情况，创作进展等等，但更多的时候他会教我做人的道理，与朋友相处的方法，还有讲讲家里的一些事情。这时的父亲就像一位朋友那样，与我毫无拘束地聊天，这也是我最舒服的休闲时间，在学校时、在机关时、在单位时发生的什么事情我都会跟父亲讲，交换彼此的意见。
父亲应当是一名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但他一辈子的夙愿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记得我入党时父亲说过：“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自始至终坚信她－－中国共产党。还是那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民族脊梁才挺直了！我永远信仰她。”父亲一生率真坦荡，光明磊落，不计得失，宠辱不惊。在他的十多年教书生涯中，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作为老师，父亲从未轻易请过一回假、无故旷过一堂课、积压过学生一次作业。父亲爱生如子，倾注了大量心血。正如他的学生刘徳湘（现居青岛市）所言：“汗水滋桃李，心血育英才。”
作文二：《刻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900字刻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ｔｘｔ偶尔要回头看看，否则永远都在追寻，而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男人掏钱是恋人关系，女人掏钱是夫妻关系，男女抢着掏钱是朋友关系。男人爱用眼睛看女人，最易受美貌迷惑；女人爱用心看男人，最易受伤心折磨。又是一个星星闪烁的清晨，我依旧在这条熟悉的道路上晨跑，路边的一切事物依然是原来的模样，直到外公的离去，是在五个月前的一个清晨……
四月的春天，我和外公在街道上晨跑，风从两边吹来，吹在无论严寒酷暑都陪我晨跑的外公身上。我们跟往常一样跑到路边的椅子上歇息，当我准备站起来继续跑时，外公突然倒下了。
外公倒下了，倒在我的面前，我仿佛听到了整个世界崩塌的声音。那种轰然倒塌的感觉让我麻木的搂着外公无力的身子而不知所措。我看着他的脸，看着死神的阴影在他慈祥的面容上张牙舞爪却又束手无策时，我终于嚎啕大哭。我在泪水中看到外公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知道他在呼唤着我的名字，外公吃力的伸出手想要抚摸我的脸颊，可是却突然间垂了下去，那一瞬间，我在他的眼睛里没有看到任何光芒。
尽管所有人都告诉我那不是我的错，但我仍固执的认为外公的离去是我一手造成的。以至于决定不再出现于清晨健身的人流中。
这种固执的想法一直到我后来在外公的书房里，一本书页泛黄的笔记本映入我的眼帘，似乎尘封已久，这是外公的笔记本。
日记大多都是记录了外公和我晨跑的无数个清晨，我们曾争先恐后，曾缓行漫步，也曾席地而坐。那些回忆像潮水一样浸湿了我的双眼。
这是最后一篇日记了，外公离开的前一天写下的——
“我的心脏越来越痛了，也许我的大去之期快要到了吧。只是我的孙女，你的身体实在让外公放心不下啊！没有了我的陪伴，你是否还会孤独的在街道上继续跑下去呢？你一定要相信，外公每一天都陪伴着你继续跑下去。
外公，为什么你现在才告诉我，告诉我其实你一直都在陪伴着我，告诉我你对我的爱一直都没有像日记上的日期一样停止过？
泪水无声的滑落，滑落在我的衣襟上，滑落在那泛黄的日记本上。
翌日，我在外公倒下的地方看到了天边闪烁的星星，我知道那是外公在冲我笑，为我加油。晨光微露，东方欲晓。星星的光辉渐渐消失在新一天的朝阳中。我知道外公即将于我挥手道别，但我同样知道每一个清晨他都会如期而至——因为外公是爱我的，他会陪伴我跑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黎明。
作文三：《刻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700字四月的春天，我和外公在街道上晨跑，风从两边吹来，吹在无论严寒酷暑都陪我晨跑的外公身上。我们跟往常一样跑到路边的椅子上歇息，当我准备站起来继续跑时，外公突然倒下了。
外公倒下了，倒在我的面前，我仿佛听到了整个世界崩塌的声音。那种轰然倒塌的感觉让我麻木的搂着外公无力的身子而不知所措。我看着他的脸，看着死神的阴影在他慈祥的面容上张牙舞爪却又束手无策时，我终于嚎啕大哭。我在泪水中看到外公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知道他在呼唤着我的名字，外公吃力的伸出手想要抚摸我的脸颊，可是却突然间垂了下去，那一瞬间，我在他的眼睛里没有看到任何光芒。
尽管所有人都告诉我那不是我的错，但我仍固执的认为外公的离去是我一手造成的。以至于决定不再出现于清晨健身的人流中。
这种固执的想法一直到我后来在外公的书房里，一本书页泛黄的笔记本映入我的眼帘，似乎尘封已久，这是外公的笔记本。
日记大多都是记录了外公和我晨跑的无数个清晨，我们曾争先恐后，曾缓行漫步，也曾席地而坐。那些回忆像潮水一样浸湿了我的双眼。
这是最后一篇日记了，外公离开的前一天写下的——
“我的心脏越来越痛了，也许我的大去之期快要到了吧。只是我的孙女，你的身体实在让外公放心不下啊！没有了我的陪伴，你是否还会孤独的在街道上继续跑下去呢？你一定要相信，外公每一天都陪伴着你继续跑下去。
外公，为什么你现在才告诉我，告诉我其实你一直都在陪伴着我，告诉我你对我的爱一直都没有像日记上的日期一样停止过？
泪水无声的滑落，滑落在我的衣襟上，滑落在那泛黄的日记本上。
翌日，我在外公倒下的地方看到了天边闪烁的星星，我知道那是外公在冲我笑，为我加油。晨光微露，东方欲晓。星星的光辉渐渐消失在新一天的朝阳中。我知道外公即将于我挥手道别，但我同样知道每一个清晨他都会如期而至——因为外公是爱我的，他会陪伴我跑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黎明。
作文四：《铭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6400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之事会慢慢淡忘，甚至成过眼烟云，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有些事也会让你刻骨铭心。比如，我担任安源纪念馆副馆长、馆长２０多年工作中，曾多次接待与访问老一辈革命家孔原，留下了不能忘怀的深刻印象。
孔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萍乡地区民众运动骨干及湘鄂赣工农运动、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故工作环境异常恶劣与危险。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３５年夏，孔原同志受派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抗日的烽火中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总参二部政治委员等职，被任命为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１９５８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孔原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７７年８月，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孔原长期从事情报、外交等特殊工作，且一直担任这些方面工作的领导职务，心里装了不少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情报和秘密，萍乡老乡都亲切地笑称他为“特务头子”。所以他的探亲、访友、接待会客均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和规定，当然也就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而他在任职期间，返乡和会见家乡人相对就少了一些。尽管如此，他仍然难以忘怀家乡人的情义，难以忘怀老家萍乡的那些记忆。在他逝世２０周年之际，打开我记忆的闸门，缅怀他的殷殷乡情和谆谆教诲。
孔原夫妇把萍乡老乡当做孩子舅舅款待
据原萍乡市城关区人大主任刘忠焕回忆：１９５８年，萍乡县委组织了一个农业代表团一行３０余人赴北京参观。孔原与妻子许明见萍乡老家来人了，高兴万分，并在百忙中和另一位萍乡籍首长吴烈共同宴请部分代表。时任萍乡县委副书记傅开宗等同志一同前往赴宴。餐前，孔原乘坐小轿车亲自去代表团驻地迎接萍乡客人。在回来的车上，他笑容满面，亲切地向大家嘘寒问暖、拉家常，顿时驱散了原先笼罩在代表们心头的紧张气氛，大家都无拘无束地谈笑起来，沉浸在轻松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小车很快驶入了王府井中央领导机关的招待所。
席间，孔原夫妇不停地请老乡们吃菜、喝汤，忙个不停。孔原一面给老乡夹菜，一面询问家乡的生产和家乡人民的生活情况。这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情到深处最动人！许明让儿子孔丹和孔栋亲切地称呼家乡来人为“舅舅”，两个听话的乖孩子立即一个个地叫起“舅舅”来。面对这一举动，大家顿时懵了，一个个乐哈哈地点头应声。刘忠焕回忆：“我当时才２０出头，没见过这样的场面，腼腆地应答后，脸涨得通红通红。”大家缓过神来后，心里觉得甜蜜蜜暖洋洋的！萍乡人都知道，见到男客人，大人教小孩子喊叔叔伯伯，绝对不会叫“舅舅”。俗话说“娘亲舅大”。萍乡人还有一句口头禅，即把去得多、走得亲的地方，就称之为“走外婆屋里”。由此可见，孔原夫妇教小孩如此称呼萍乡客人，这种乡情之浓烈，着实感人肺腑。
孔原要把自家的祖屋让给有困难的邻居居住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孔原回萍乡参加萍乡中学８０周年校庆。应安源镇和张家湾村负责人的热情邀请，回故居安源九里坪（现为张家湾村）去看看，孔原欣然前往。张家湾的村民听说老首长要回家乡来，大家分外高兴，一早就自发地站在孔家屋场坪里恭候迎接。孔原几十年没回过老家了，心情异常兴奋，小车刚刚停下，他立即向群众招手致意，向大家问好！并主动与邻居们一一握手，还热情地询问左邻右舍中一些老人的名字和情况，一边听回答，一边频频点头。相互交谈后，孔原再次大声地说：“谢谢大家！欢迎你们以后到北京来我家做客！”接着，孔原转身走进了自家的老屋，迈过门槛，在屋内慢慢地渡步一圈，眼睛不停地扫视屋子里的一切，似乎在寻找什么，又在回忆着什么。沉默了一阵后，他用感激的口吻说：“谢谢你们把房子修复好了，但你们不要挂牌子。（注：当地政府把房子修复以后，准备挂牌，作为孔原故居对外开放。）我算不得什么，参加革命，为党为人民尽点力是我的本份，没有什么可宣传的。房子我以后也不会回来住了，就给家庭有困难的邻居住吧。”这话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安源，村民们感动不已。孔原的高尚品格，永远镌刻在安源人民的心中。
用萍乡话和我们亲切地交谈
“我们是自己人，别讲客气。”这是孔原常挂嘴边对老乡讲的一句话。
为编撰《安源工人运动》一书，１９８４年９月，我和萍乡市党史办工作人员陈垂畴、刘善文、杨放萍、李建军等，赴京访问从安源走出去的老同志，收集核实相关史料。此行肯定少不了要去采访孔原。我们那次住在中国工运学院招待所。由于孔原工作的特殊性，找他肯定有一定难度。安源纪念馆曾经有人到北京通过中央军委办公厅去找，由于事先联系方法考虑不周，不但没找着，反而被警卫人员怀疑盘问，闹出个小笑话。我们这次为避免又出现类似的尴尬事，使出了巧妙一招：先找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一讲解员朱某某，因为她是中央某高级首长的儿媳妇，曾来安源纪念馆体验生活，所以我们相互熟悉。通过这层关系，得到了孔原家里的电话号码。
我壮着胆子直接从住处打电话联系。当时我心情很紧张，害怕这样冒昧地给首长打电话会惹来麻烦。所以握话筒的手都颤抖起来，但转念又一想：为了工作，我就豁出去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拨通了电话，小声用普通话问候：“您好！是孔政委家吗？”很快对方传回了热情和蔼的回话：“是呀！你是哪位？”我从回话中清晰地捕捉到了对方的萍乡乡音，很快断定接电话的人就是孔政委本人，我马上改用萍乡方言回答：“我是安源纪念馆的杨桂香，您就是孔政委吧？”孔政委也马上改用地道的萍乡话回答：“是咯。”接着又关切地询问，“你们什么时候来北京的？来了几个人？住在咋个地方？来北京办咋个事仔呀？”当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并告知了我们的住处后，孔政委马上说：“我明天去看望你们。”
放下电话，我们几个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地乐了一阵子。
第二天，孔政委果真一早就坐着红旗牌轿车来到了我们的住处。因为招待所的条件比较简陋，我们慌忙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子，挺不好意思地请孔政委在房间的一张木质椅子上就座，递上清茶一杯。没等我们说话，孔政委赶快用和蔼而亲切的口吻说：“别忙乎了，就这样很好。”接着又问，“你们来到北京，住在这里吃住还习惯吗？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吗？我们是自己人，就不要讲客气，尽管说。”这一连串的像自家人一样的亲切问候语，温暖着我们的心田。在舒坦亲热的气氛里，进入了谈话正题，我说：“我们这次来北京，是为了编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一书，要收录在萍乡安源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对您的回忆材料，我们进行了整理，请您过目、修改，确认后请签上您的名字。”孔政委对我们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看来，你们编书还很认真、细致、谨慎，能这样做很好，我一定好好看看，今天一下子看不好，待我带回去仔细看看再定。”后来书中选用的回忆文章，不是我们整理好的那份材料，而是他亲自动手修改后重新打印的一份，并在材料上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在招待所，孔政委还跟我们讲到了张国庶烈士的陈列宣传中应注意的问题，使我们很受教育。
事隔不久，为抢救资料，我与安源纪念馆的张松林、谢敬辉等，又去北京找孔原，邀请他回忆相关史料，还要将他的形象拍摄下来，以便存入安源纪念馆资料库永久保存。为了摄影器材安装方便，保障拍摄效果，采访地点选择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会议室。当时他已经是快８０岁的人了，平时事情那么多，我们一次又一次去打扰他，心里很过意不去。当我迎接首长和秘书等进入电梯后，话又少又不自然。孔政委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就主动先搭腔：“小杨，我都见过你几次了，怎么还没有长高一点呀！”孔政委这一风趣的问话，使我心中那块担心的石头落了地，并开心地笑了起来，电梯里的人也都笑了起来，大家心知肚明，一个３０多岁的人还能有长吗？孔政委明知故问，是为了以幽默来打破沉静，给下属带来和谐与轻松。孔政委对老乡、对亲戚、对晚辈的这种慈爱与关心，可以说是无出其右，我永远不会忘怀。１９８７年年终，他还曾给我寄来一本精制的“百花争艳”的贺岁挂历。一位高级首长对我这样一个无名晚辈，如此看重和关爱，真叫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能因为张国焘犯了错误而影响张国庶烈士的宣传
孔原每次返回萍乡都要参观安源纪念馆，对陈列内容看得那么认真、细致、入神。１９７９年３月，他利用到越南边境视察的机会，第一次来安馆参观指导。此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但他不顾劳累，对每一块板面每一件文物都一一细看慢品。对改进布展，提高安源纪念馆陈列质量，增强宣传效果，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１９８４年９月，他第二次来到安源，主要是参观审查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陈列内容。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有的是带原则性的大问题，使我们获益匪浅。第三次是１９８６年１１月，他已是耄耋之年，陪同的领导们都认为他来安源纪念馆很多次了，对陈列内容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觉得不必再安排细看。但他仍坚持要看陈列，在馆里呆了一天，又一次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一直到吃了晚饭才高兴地离馆。他每次都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指导意见。那些高屋建瓴、切中要害的意见，对安源纪念馆乃至从事党史研究和宣传的同志都是一种莫大的教育和启迪。
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写传记、回忆录、人物志、党史，这里面有些问题很复杂，相当多回忆录是好的，但也有片面的不准确的，有的有水份，有的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有的是亲属把人物拔高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有一个派性问题。”孔原对萍乡烈士纪念馆没有展出张国庶烈士的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张国庶同志是萍乡人，是烈士，而且他牺牲得很壮烈，你们为什么不展示他呀？”并说：“不能因为他哥哥张国焘犯了错误，而影响他。”在一旁陪同的同志解释说：“主要是后来发现了在当时的《南昌新闻晚报》上刊登了张的一份脱党申明，还收集到了一份他叛变后指捕了同志的证明材料。所以没展出，省里的相关展览也没展出。”孔原同志沉思片刻后马上说：“不对呀，当时我在省总工会组织部，如果他叛变自首了，我肯定知道，但我一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采取这种办法，伪造自首书，特别是对那些被捕入狱后表现好的，顽强斗争的人，特务机关妄图采取这个办法使他动摇，说共产党不会信任你了。所以那些东西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是敌人的挑拨离间和阴谋，我们不能上当。张国庶同志是我省中共早期领导人，曾任江西省委书记。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江西省委遭到了破坏，他奉命去恢复党组织，工作很艰难，他上任不久就被捕了，没过多久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们夫妻为党为人民双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而且又了解情况的人，不去为他说公道话，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冤呀！我们也心中有愧呀！”
事后，孔原同志为了澄清事实，亲自派人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查阅相关史料，并亲自审阅材料，还亲自找省里相关领导，郑重其事地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直到后来省民政厅批准张国庶仍作为烈士展出，他才作罢。孔原同志的这种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崇高品质和作风，使我们深受教育，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要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尽量多宣传一些对革命作过贡献的同志
孔原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６年两次来萍乡，都讲到“要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尽量多宣传一些对革命作过贡献的同志”的问题。他说：“坚持正确的群众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问题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注意。”所以他在安源纪念馆参观时，特意讲到王毅、梁赤威、宋华英等人的情况，他说王毅、梁赤威都曾是萍乡女界联合会的负责人，都很能干，后来怎么样了？宋华英也曾是萍乡女界联合会的负责人，据说她二一七惨案后去武汉学习了，对吧？李云仙、彭芝英也是萍乡县女界联合会的委员。彭芝英是萍乡女中的宣传委员，还是我介绍她入团的。孔原在参观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最后一部分（即主要展出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烈士）时高兴地说：“这个馆很好，各个时期的烈士都展出了，不知名的也统计数字列表宣传了。实际上，并不是发了烈士证书的就是烈士，成为烈士有几个条件，一是战死在沙场上的，二是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的，三是在重大事件中牺牲的，四是为抢救国家、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的。只要是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都叫英烈，都可以展出，不够可以再增一个展厅嘛。”孔政委的指示，使我们在后来的宣传中，更好地处理了政党、领袖、群众这三者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了陈列宣传的说服力和宣传效果。
“宣传中不能带感情色彩，不要去争个你高我低”
这是孔原在参观萍乡烈士纪念馆时的又一重要指示。当看到刘梓华烈士（刘梓华是在飞夺卢定桥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二十二勇士）的板面时，他向陪同人员和讲解员询问：“刘梓华是萍乡人吗？”我在旁边回答说：“是的，我们的根据有三：第一，１９２８年刘梓华是在萍乡参加萍北游击队的，在他的履历上也有反映，证明他是萍乡人。第二，刘梓华填写履历表时，写的是萍乡安源人。他的老家袁州区水江乡上洞村，当时归萍乡县管辖，全国解放后划归宜春地区管辖，所以宜春宣传刘梓华是宜春人。第三，河北石家庄烈士陵园、卢沟桥陈列馆中宣传刘梓华也是萍乡安源人。今后我们要去宜春调研，并与他们理论一番，刘梓华只能是萍乡人。”孔原当时用冷静而客观的语气说：“党史宣传中，对这些问题要冷静，不能带感情色彩，不要只争个我高你低，党史宣传也要讲团结。你们讲刘梓华是萍乡人，也有道理，没错。但宜春宣传是宜春人也没错，因为在行政区划上，在地图册中水江上洞村肯定是宜春的。我认为，还是维持现状，各人宣传各人的。”孔原的这一指示，使我们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精力耗费在无用的争议上呢？后来我们没去宜春争议了。而后来在宣传中遇到类似有争议的问题，都采取冷静、客观的态度，以史实说话。我认为孔原的这一观点，对于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史学界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在宣传中要一丝不苟，认真细致，尽量争取不出或少出差错
孔原在看陈列时，特别仔细认真，发现了差错哪怕是错一个字都会向我们提出。如当他看到邓贞谦烈士板面时，当即指出：“这块板面的说明词没写清楚，只写他在北京读书，在北京什么学校毕业，时间、地点都要写清楚，这样人家一看就清楚了。”当他走到林瑞笙烈士板面前时，他又指出：“他的别名‘唤然’的‘唤’字错了，是火字旁的‘焕’，林还有个外国名字叫‘克鲁格’。另外，林牺牲的情况还要写得细一点……”他对肖保璜、董师固、王义等烈士的陈列板面都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指导意见。
孔原关心重视安源纪念馆的陈列宣传的事情非常感人。从１９６８年建新陈列馆开始直到他辞世，他陆陆续续为安源纪念馆提供了很多回忆材料，还多次为纪念馆题词，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１９７９年３月，孔原参观安源纪念馆后，在留言簿上题词：“要为当前新的长征中，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而奋勇前进。”１９８４年９月为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题写馆名和“萍乡革命烈士千古”横幅。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孔原再次为安源纪念馆题词：“红色安源精神万岁！”１９８７年夏，他为省文化厅和安源纪念馆等部门和单位编撰的《秋收起义在江西》一书题词“敢叫日月换新天”。
孔原的回忆讲话和材料，他的录音录像资料，以及饱含深情的题词，已成为安源纪念馆资料库中的宝藏，亦是留给萍乡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原离开我们整整２０年了，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精神，将永驻萍乡人民心中，如松高洁，似火闪耀。○
题图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孔原与萍乡市委书记谢生、市长方正平和安源纪念馆馆长杨桂香合影
责任编辑 梅 宏
作文五：《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800字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座古朴的心灵城堡，城堡里盛满了我们内心难以忘怀的人与事的记忆。在城堡中央，有一块美丽的碑石，铭刻着我们心灵深处的记忆。这些美丽的记忆如一泓清泉，时时荡涤着我们的心灵，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周涛的执着，是刻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我总是无法忘怀她那迷人的眼睛，自信的笑容和温和的声音。当初她在广播学院毕业后，来到一家电视台应聘，可却名落孙山。在这样的打击之下，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请求留下来，就算是一名勤杂工。她每天忙忙碌碌地打水，泡茶，扫地，但一有空闲时间她就偷偷地练播音。她的执着就像破茧成蝶的力量，带着她让梦想插着羽翼，飞翔。终于有一天，台领导让她上台试播。她的清脆声音，她的迷人眼睛，她的自信笑容，就这样，她成了一名主持人，后来她的努力又调到了中央电视台，成为其“金牌主持人。”每当我在成长的路上遭受打击，就会想到周涛她那执着奋斗的身影，让我跨越过了困难的坎。她的执着，是我成长路上的不竭力量之泉。
希拉里的宽容，是刻在我内心深处的记忆。她的宽容，使她更具人格魅力。“她的书不可能卖得好，如果超过一百万，我把鞋子吃掉。”这是一名脱口秀主持人对希拉里自传的辛辣讥讽的评价。但是，一周内，这本书就销售了一百万册。这位主持人只好把鞋子吃掉。但这味道一定棒极了，这是希拉里特意为他订做的鞋子蛋糕，其中加入了美味的调味品——宽容。每当我与同学，父母在意见上发生争执的时候，就会想起希拉里的宽容待人。她的宽容，是我成长路上的加油站。
我们为梦想拼搏的过程，是刻在我内心深处的记忆。面对初三，我们学会了不言放弃；面对初三，我们学会了直面困难；面对初三，我们学会了勇敢与坚毅。为了梦想，书架上珍爱的小说已落上厚厚的灰尘，电脑里充满活力的游戏已被无情地扼杀，偶像的歌曲已不在耳际萦绕。我们为梦想而拼搏的过程，是心灵夜空上最绚烂、最夺目的天空。
这些刻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像春风，拂去我们内心的忧伤；像夏夜，平定我们的浮躁；像秋水，滋润我们的心灵；像冬花，带给我们的灿烂„„
作文六：《刻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800字又是一个星星闪烁的清晨，我依旧在这条熟悉的道路上晨跑，路边的一切事物依然是原来的模样，直到外公的离去，是在五个月前的一个清晨……
四月的春天，我和外公在街道上晨跑，风从两边吹来，吹在无论严寒酷暑都陪我晨跑的外公身上。我们跟往常一样跑到路边的椅子上歇息，当我准备站起来继续跑时，外公突然倒下了。 外公倒下了，倒在我的面前，我仿佛听到了整个世界崩塌的声音。那种轰然倒塌的感觉让我麻木的搂着外公无力的身子而不知所措。我看着他的脸，看着死神的阴影在他慈祥的面容上张牙舞爪却又束手无策时，我终于嚎啕大哭。我在泪水中看到外公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知道他在呼唤着我的名字，外公吃力的伸出手想要抚摸我的脸颊，可是却突然间垂了下去，那一瞬间，我在他的眼睛里没有看到任何光芒。
尽管所有人都告诉我那不是我的错，但我仍固执的认为外公的离去是我一手造成的。以至于决定不再出现于清晨健身的人流中。
这种固执的想法一直到我后来在外公的书房里，一本书页泛黄的笔记本映入我的眼帘，似乎尘封已久，这是外公的笔记本。
日记大多都是记录了外公和我晨跑的无数个清晨，我们曾争先恐后，曾缓行漫步，也曾席地而坐。那些回忆像潮水一样浸湿了我的双眼。
这是最后一篇日记了，外公离开的前一天写下的——
“我的心脏越来越痛了，也许我的大去之期快要到了吧。只是我的孙女，你的身体实在让外公放心不下啊！没有了我的陪伴，你是否还会孤独的在街道上继续跑下去呢？你一定要相信，外公每一天都陪伴着你继续跑下去。
外公，为什么你现在才告诉我，告诉我其实你一直都在陪伴着我，告诉我你对我的爱一直都没有像日记上的日期一样停止过？
泪水无声的滑落，滑落在我的衣襟上，滑落在那泛黄的日记本上。
翌日，我在外公倒下的地方看到了天边闪烁的星星，我知道那是外公在冲我笑，为我加油。晨光微露，东方欲晓。星星的光辉渐渐消失在新一天的朝阳中。我知道外公即将于我挥手道别，但我同样知道每一个清晨他都会如期而至——因为外公是爱我的，他会陪伴我跑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黎明。
作文七：《镌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800字《镌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镌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温暖的阳光如潮水般倾泻，我赤着脚走在泥土人。究竟有多久没有如此亲近过大自然了呢？心缥缈地问道，脑海中只剩下一片空白。一只兔子从眼前晃过，于是那些掺杂着模糊的记忆铺天盖地地涌来，淹没了思绪。 任何事物在你不了解它，没有与它建立感情之前，都会是千篇一律，冷漠无情的；而当你认识了它，驯养过它，用心体会它，就会与它建立永恒的情感谢。 它叫“夏天”，我的兔子。“夏天”若是个孩子，准是个挑食的，它永远只吃青菜的叶子，吃完了菜叶就再也不愿吃剩下的菜柄。我揪着它的长耳朵让它吃，它却倔强地扭过头，不耐烦地踢蹬着。听说兔子喜欢吃萝卜，我兴冲冲地在爷爷田里拔了一个白萝卜，并踩坏了周围好几种作物，惹来爷爷的一番教训。我把萝卜塞进笼子里，岂料“夏天”竟把它推到角落，然后露出一副宁死不屈地表情。人与动物似乎没能沟通地语言，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它见我脸色柔和了，便又露出一脸的无辜，拿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夏天”爱干净。它总是把自己的皮毛打理得雪白发亮。我在笼前悄悄地对它说：“‘夏天’，你是不是有洁癖啊！”它背对着我，翘起了它的短尾巴，我和表组拿来奶奶的梳子，为它梳理皮毛，没想到这家伙一脸陶醉，还副心安理得的样子，我不由狠狠拎了拎它的耳朵。 快乐的生活终不会太过于长久，一切都戛然而止。“夏天”，我的兔子，有着雪白皮毛的兔子，变成了一锅香喷喷的红烧兔肉。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结局：因为它是妈妈从菜市场买回来的，它是肉兔，不是宠物兔。 路过花鸟市场，许许多多的兔子在笼里安静地躺着，但它们不是我的“夏天”，“夏天”对我来说，独一无二，没有谁能代替它，就像小王子所说：身体只是一个被切掉的旧空壳，扔掉一个旧空壳是不值得难过的。 一切随着“夏天”的离开，支离破碎。 但是，我愿铭记你，在这三月，在这风景旧曾谙的薄凉季节。 绍兴县秋瑾中学 邵柄 指导教师： 绍兴县秋瑾中学张国琴
作文八：《作文：镌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900字镌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
温暖的阳光如潮水般倾泻，我赤着脚走在泥土人。究竟有多久没有如此亲近过大自然了呢？心缥缈地问道，脑海中只剩下一片空白。一只兔子从眼前晃过，于是那些掺杂着模糊的记忆铺天盖地地涌来，淹没了思绪。
任何事物在你不了解它，没有与它建立感情之前，都会是千篇一律，冷漠无情的；而当你认识了它，驯养过它，用心体会它，就会与它建立永恒的情感谢。ﻩ ﻩ小 荷 作文网
它叫“夏天”，我的兔子。
“夏天”若是个孩子，准是个挑食的，它永远只吃青菜的叶子，吃完了菜叶就再也不愿吃剩下的菜柄。我揪着它的长耳朵让它吃，它却倔强地扭过头，不耐烦地踢蹬着。听说兔子喜欢吃萝卜，我兴冲冲地在爷爷田里拔了一个白萝卜，并踩坏了周围好几种作物，惹来爷爷的一番教训。我把萝卜塞进笼子里，岂料“夏天”竟把它推到角落，然后露出一副宁死不屈地表情。人与动物似乎没能沟通地语言，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它见我脸色柔和了，便又露出一脸的无辜，拿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夏天”爱干净。它总是把自己的皮毛打理得雪白发亮。我在笼前悄悄地对它说：“‘夏天’， 你是不是有洁癖啊！”它背对着我，翘起了它的短尾巴，我和表组拿来奶奶的梳子，为它梳理皮毛，没想到这家伙一脸陶醉，还副心安理得的样子，我不由狠狠拎了拎它的耳朵。
快乐的生活终不会太过于长久，一切都戛然而止。
“夏天”，我的兔子，有着雪白皮毛的兔子，变成了一锅香喷喷的红烧兔肉。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结局：因为它是妈妈从菜市场买回来的，它是肉兔，不是宠物兔。
路过花鸟市场，许许多多的兔子在笼里安静地躺着，但它们不是我的“夏天”，“夏天”对我来说，独一无二，没有谁能代替它，就像小王子所说：身体只是一个被切掉的旧空壳，扔掉一个旧空壳是不值得难过的。
一切随着“夏天”的离开，支离破碎。
但是，我愿铭记你，在这三月，在这风景旧曾谙的薄凉季节。
绍兴县秋瑾中学 邵柄
指导教师： 绍兴县秋瑾中学 张国琴
作文九：《那段镌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从未褪去》3600字恩格斯说：历史是我们的一切。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历经１４年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最终胜利彻底结束。当英灵安息，见证者老去，那段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渐行渐远，但从未抹去。它像一颗磨砺而出的黑色珍珠，镶嵌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里。７１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守在这些耄耋老人身边，听听他们用心记录的历史……
如果说“１２·１３”标志着被黑暗吞噬，那么“８·１５”则意味着光明重来。
△日军无条件投降（油画局部）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４０多天的大屠杀，死亡人数超过３０万。如今大屠杀的幸存者仅剩１３０位左右，年龄最大的已过百岁。这些耄耋老人至今记得７１年前得知日本投降那一刻的复杂心情。
伍正禧：看见日本兵当街跪下痛哭，当时不敢相信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岁的伍正禧目睹了３个哥哥与１个叔叔被日军枪杀，卧病在床的爷爷被日军连刺三刀身亡……“我爷爷双目失明，当时躺在床上，他听不懂日本兵的话，就被日军连捅三刀，当即死亡。我恨日本人！”伍正禧说。
△南京大屠杀资料图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在自家老虎灶（开水房）干活的他，看到开店的日本人跪在店门口，穿军装的日本兵也当街跪下，有的还在哭。“当时有个在日本药房工作的中国女工边跑边喊‘投降了，鬼子投降了！’我吓了一跳，有点不敢相信。”伍正禧回忆道。今年已经９２岁的他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日本政府真诚道歉，而不是一次次的歪曲和否认史实。”
余昌祥：听到日本投降，整条街都沸腾了
８９岁的余昌祥回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大规模屠杀，年幼的他随家人躲进了地洞里，但没来得及逃走的生父被日军杀害，养父被捅了７刀。大屠杀结束后，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仍然遭受着欺凌。“我们都被日本鬼子欺负得够呛，只要遇到鬼子都要鞠躬，否则上来就是一个嘴巴子。”余昌祥说。
△南京大屠杀资料图
提起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余昌祥说：“我当时从外面回到家，就突然听说日本投降了，整条街都沸腾了，还听见好多人在欢呼‘日本投降了！’现在我看到新闻里日本右翼分子否认侵华史实和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就非常气愤，事实摆在这里，怎么能不承认呢？”余昌祥说。
岑洪桂：胜利的那刻应该被记住
９２岁的岑洪桂回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他的家被烧了，他和未满２岁的弟弟被日军推入火海，弟弟被活活烧死。“我至今还记得那片火海，我跑出来的时候，弟弟离我只有几十米，日本兵就是不让我把他抱出来，不一会儿，哭声停了。”岑洪桂说完，沉默了很久。
△日军投降资料图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正在南京打工的岑洪桂得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一下就想起了自己的弟弟，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让他安息。“当年的经历想起来非常痛苦，我们胜利的那一刻应该被记住。”岑洪桂老人感慨地说。
重读抗战家书
无论是抗日战争中的幸存者还是和平年代的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些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走向战场，舍生取义的无畏战士。重读抗战家书，祭奠壮士英魂。
△朗诵／张光北 瞿玄和 配乐／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Ｗｉｌｌ － Ｉｖａｎ Ｔｏｒｒｅｎｔ ＆ Ｇａｂｙ Ｋｏｓｓ
左权：愿拼热血卫吾华
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１９３８年１２月起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左权 １９０５年３月１５日－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５日
这是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２日晚，左权将军写给爱妻刘志兰的一封信：
写给妻子
志兰：
……
此间一切如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不多谈了，祝你好！
左权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２日晚
三天后，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３７岁。
戴安澜：舍生取义 家国情深
戴安澜，原名戴炳阳，字衍功，安徽省无为县人，国军名将，黄埔系骨干之一，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戴安澜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２５日－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６日
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２００师师长
１９４２年，戴安澜率领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开赴缅甸，紧急支援英军盟友，抗击日本，并在保卫同古、收复棠吉等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８日，他在突围战中身负重伤，后壮烈殉国。在牺牲前不久，戴安澜将军给三位亲友写过一封托孤信。
写给亲友
子模、志川、尔奎，三位同志鉴：
余此次远征缅甸，因主力距离过远，敌人行动又快，余决以一死，以报国家！我们或为姻戚，或为同僚，相处多年，肝胆相照，而生活费用，均由诸兄经手。余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极痛苦，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筹善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想诸兄必不负我也。手此即颂勋安。
安澜
从字里行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铁血的汉子，对家的眷恋不舍；然而，在给妻子的信里，他却把这份不舍深深地藏了起来，努力宽慰着自己的家人。
写给妻子
亲爱的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望勿以我为念。
安澜
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这是戴安澜将军与妻子最后一次的隔空对话。写下这封家书时，他正和全师将士孤军奋战、坚守同古城。在危急关头，他对全体将士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致敬老兵
我以我血荐轩辕
战火中的家书字字含情，句句悲壮。我们铭记民族英烈，致敬抗战老兵！
／／王承登／／
江西１０１岁老人王承登，原八路军１１５师３４３旅６８６团排长，参加过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后的首捷大战——平型关战役。他１６岁参加红军，从一名小兵成长为优秀的重机枪手，他参加过上百次战斗，一生转战沙场，大腿上至今还留有一道贯穿伤，那是历史的见证。
／／谭德本／／
谭德本，９８岁，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人。１９３３年加入红四方面军红九军七十四团，１９３７年参加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的作战。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转战山东，在鲁西梁山八路军１１５师师部特务连任排长。１９３９年，参加梁山伏击战，歼灭日军３００余人。他是抗战元老，更是书写历史的参与者。
／／陆保平／／
原籍辽宁锦西的陆保平今年９８岁，１９４２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之后辗转千里参加苏联卫国战争。２０１５年５月，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俄罗斯军方、国防部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向为苏联卫国战争作出贡献的陆保平，颁发“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５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纪念奖章。
／／王臣／／
９７岁的王臣是河北省迁西县人，现居江西宜黄县。１９４３年４月，一心保家卫国的他报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投身到残酷的抗日战争中。１９４５年，奉命随５１团出关接受日本受降，亲眼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刘福昌／／
刘福昌，９１岁，贵州仁怀鲁班镇人，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入伍，当过中国远征兵、解放军战士，参加过渡江战役和解放浙江、福建等战斗，并曾远征云南、浴血奋战缅甸，先后荣立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１９７１年自愿请命到鲁班烈士陵园守陵，几十年如一日坚守至今。
／／陈来保／／
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市的陈来保，今年９０岁，曾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数十次立功受奖。他回忆说：“战争太残酷了，１９４４年，几百个日本人在安徽无为县三官殿扫荡，我们１００多名新四军被他们包围，部队只能以玉米地为天然屏障，与日军搏斗。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全连仅剩２０多人，共歼灭鬼子２００余人。”
文／综合央视新闻、新华网等 图／综合新华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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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 致敬老兵
本期监制／杨继红 主编／李浙 编辑／李嘉欢
作文十：《留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800字记忆的照片散落了一地，平平淡淡，唯独一个镜头，让我觉得特别有韵味。
沿着小学旁的那条小路深入进去，是一个又高又大的坡，转个弯，路便分为两叉，一叉直下，是一排小平房；一叉向上，是绿树成荫的小道。
于是，我习惯地走向上叉，这条再熟悉不过的小道，是我回奶奶家的必经之路。
风静静地吹过，那些零零落落的记忆拼凑成了一幅画面。幼时放了学，我总会与同学一起走上这条小路。我们嬉戏着，玩耍着，谈天论地着。累了，就坐在右边的石扶手上歇息。路的左边是一堵很高很大的泥坡，上面长满了野花、杂草、爬山虎。无聊时，我总会抓上一把碎野花，当作“暗器”，洒向好友飞。飞是个男孩子，他也不甘示弱，抓上一把小果子向我砸来。我的死党洁和慧就在一旁给我加油助阵。
画面迅速切换，我站在了第二个岔路口，两条路也是一上一下，交汇处，是小山“喇叭山”的山脚。却不知山为何叫“喇叭山”了，只记得每到花季，山上就开遍了粉紫色的喇叭花。我和飞在此也就兵分两路，他往上走，而我朝下。我们会不停地向对方做鬼脸，直到竹子房屋将我们隐没。
画面再次切换。我和洁坐在矮墙上，用喇叭花的藤儿编织着花环。矮墙下爬满了花藤，随手一扯，便的一根有花有叶的细长藤条，我们将藤条编织成了一个个花环，挂满了墙头。 到了！就快到奶奶家了，冲下这个坡边可以看见一路下去，两旁都是平房，房前种着花花草草，摆着石着石凳，
老人们常常坐在门前聊天、打麻将、浇花„„
我兴奋地冲下去，向以往一样大喊着：“爷爷，奶奶！”坐在门前的奶奶回过头来，眼睛笑眯眯的，甜甜地喊着：“宝贝孙女，小孙女„„”爷爷也走出屋来，对我笑着，温暖极了。 “咚——”一粒小石子坠入小水洼中，水洼中泛起一圈圈涟漪，打破了水中的画面，而眼前的一切，也泛起了涟漪，漾开，最后消失不见。
怎么？我一惊，猛然从回忆中惊醒，眼前的画面倏然消失，取代而之的是一栋栋楼房。平房呢？花草呢？哪里还有什么平房花草！是啊，爷爷奶奶不早就搬家了吗？而这里的一切那么冰冷、陌生，迷茫了从前，那我心灵深处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