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楼梦》中充满了有关礼法秩序的多重信息。无论是贾府外部阶级地位的建构、世代诗书簪缨之族优美门风之形成及贵族文化之传承，还是府内及大观园日常生活的作风仪派，都显示出礼法秩在其中的重要的维护和支持作用。《红楼梦》不能简单的被批评为是一部维护礼教/反礼教的小说，尽管小说亦表达了礼教表演带出的虚伪性，但通过小说文本透出的对礼法秩序的充满感情的描述，可以看出小说明显的尊礼倾向，以及其对建构情/礼兼备的理想情/礼观的努力。
关键词：礼法 秩序 情/礼兼备
如果说儒家以“仁”為核心建立起来的关于人伦、等级（三纲五常）等社会、家庭结构的传统话语为明清社会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那么礼法和仪式就是建筑这一意识形态的砖石。在《礼记》的相关记载中，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礼”在被法典化和经典化的推广过程中，不仅仅被认为个人内在自我道德纵向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行为准则，更是建立起包括社会礼仪、宗教祭祀、图腾崇拜等一系列横向的沟通“天——地——人——神”，进而被王朝统治者作为其建立合法化秩序的行为规范。正如有学者曾言：“礼概括了作为人类与宇宙相通所必需的方式；一些法则和实践，靠着它们，宇宙和人类世界的相互渗透由于人类的主动参与而得以维持。”①作为一部伟构，《红楼梦》描写的是一部清代贵族世家的生活记忆，余英时在讨论贾府的礼制文化形成时曾言：“满族征服中国本土以后，汉化日益加深，逐渐发展出一种满汉混合型的文化。这个混合型文化的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便是用早已过时的汉族礼法来缘饰流行于满族间的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其结果则是使满人的上层社会（包括宗室和八旗贵族）走向高度的礼教化。所以一般地说，八旗世家之遵守礼法实远在同时代的汉族高门之上。曹雪芹便出生在这样一个‘诗礼簪缨’的贵族家庭中。” ②贾府作为历经百年的世袭侯门，礼法在其中的渗透，不仅广博至官制、丧葬、民俗、避讳、空间方位等礼法体统，也精雕细琢地体现在服饰、姓名称谓、饮食、起居坐卧等方面的繁复有序。《红楼梦》是写贵族的，亦是写给贵族看的，假若没有儒家礼教的制度基础、文化积淀，就不会有“公侯富贵之家”这般世家大族的形成累积，不仅小说的创作会失去生活
素材的来源。而且徜若缺少这些世代礼法的累积与铺排，《红楼梦》也就缺少了独特的美学与社会学魅力。另外，更为重要的是，礼法秩序在文本中，不仅仅是作为细节场面的填充物而存在的，某种程度上，伦理秩序的崩塌、礼法秩序的混乱也是贾府衰落、大观园陨灭的一个极其内在的关键因素。
一、贵族世家外部阶级地位的建构——贾府府第与空间配置
小说一开始，曹雪芹就通过对宁荣两府宅第的外在形象的雕刻来凸显贾府“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士族气象。贾府作为世家大族身份地位的象征首先体现在府第③
建筑形制的开间数、高低、大小与纹饰图案的选用及繁简差异上。小说中，贾府第一次出现，是在贾雨村的描述中，“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茵润之气。（第二回）”短短如白描的两句话，已经描摹出钟鸣鼎食之家应有的堂皇肃穆、威严阵仗，它们是宁荣二府盛世威望的外显符号象征。而藏附在这外显符号之下的世家威仪以及大家作派，则是通过初进荣国府的林黛玉再次获得确认。第三回林黛玉参拜府中长辈的谒见次序以及对黛玉眼中的贾府的二度厚描，一方面无形中透露荣国府第二、三代承继子孙的尊卑长幼和其在宗法礼制上的先后位次，另一方面，这种尊卑以及他们在世家生活中的实际权力关系及日常地位，则又清晰具体的透露在各人所居院宇的空间大小、布局结构以及陈设布置中。
贾母在礼法秩序上是最高位者，是贾府的精神支柱，亦是贾府位阶最高的老祖宗，是黛玉第一个要参拜的对象，但因年迈不管事，在日常实际权力上并不位居最高（虽然贾府日常的运作并不依靠贾母进行，但有时最终的裁断权依然在贾母这里），因此别居荣府西边大院。此院虽非正经上房，但格局陈设悉皆不凡，“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弘敞轩阔的格局和华丽精致的排场，宣告出贾母身份的尊贵。而“台矶之上，坐上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屋内人数众多的仆婢既暗示贾母养尊处优的身份，亦显示贾母正室依然是内眷们往来聚集、通讯、传报以及裁断示下的中心枢纽。并且，房内丫鬟仆妇虽众多但都“敛声屏气，恭肃严整”，也展现出贾母日常生活里严谨异常的规矩礼制。贾赦、邢夫人是荣府长房，是黛玉第二个要参拜的对象，但在黛玉眼中，身为承袭世爵的贾赦、邢夫人居住的却是从“荣国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的东院，其“正房厢庑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在。”（第三回）小巧的别院是现袭一等将军贾赦所居院落的重要特征，身为长房却另开独门别院居住，规模形制亦缩减为“小巧”，且“隔断”之痕迹宛然犹在，既暗示出贾赦一房在家族中的不得宠、不掌权的边缘位置，似乎也隐隐埋藏着一段尚未被揭开的家庭矛盾和裂痕。④
与贾母同在荣国府的是贾政和王夫人，不同于贾赦、邢夫人花园别院的“小巧别致”，贾政、王夫人的上房是直通大门的“正经内室”——荣禧堂，“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充分展现出荣国府历将百载的世泽荣光。诺伯舒兹在他的《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中曾将人为场所区分为：“浪漫式”、“宇宙式”、和“古典式”三种范畴。其中，“以‘宇宙式’命名建筑乃因其明显的一致性和‘绝对的’秩序。宇宙式建筑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整合的逻辑系统，就超越个体的具体情境的观点而论，似乎是理性的和‘抽象的’。”⑤从诺伯舒兹的定义来看，荣禧堂正是一处“宇宙式”建筑，是礼法秩序和权力政治的枢纽中心，亦是儒家“绝对秩序”的象征，比如直通正门且四通八达的空间位置及整饬的中轴对称性，一方面向内暗示出荣禧堂在荣国府权力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向外象征着此一钟鸣鼎食之家礼仪体统的文化精粹。与此同时，从五间大正房连带两边厢房的宏阔对称格局，到荣禧堂御赐牌匾，郡王手书对联，螭龙纹饰、铜鼎金彝，乃至地下桌案交椅的陈设及数量布置，这些代表着显贵、礼度、庄严和富丽的符号，无一不凸显荣国府上房里的世家气象。在这个空间中，密集布置的礼仪符号和扑面而来的秩序感，强烈的昭示着自身的存在以及象征的阶层权力，并以抽象的整一的礼法系统遮盖
活动在其间的个体的自主性与独特性。不仅居住者的性格、精神、意志等情感活动被隐藏，甚至进入其中的人的身份属性亦会被这个空间自身蕴含的秩序规则反向定义乃至强制规范。黛玉初进荣禧堂拜见贾政、王夫人，就仔细忖度正房内座位的尊卑次序。王夫人坐在炕上西边下首，见她来了，便往东让，小说中两次描写黛玉度其位次，都不便上炕，只在炕边的椅子上坐了。这段描写，虽旨在体现黛玉大家闺秀的礼仪教养与初至荣府的敏感谨慎，但亦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这种空间的礼仪规范，亦在无形中召唤所有的进入者，变幻相应的身份标示，顺从、遵循空间所潜藏和暗示的行为矩度，并践行合宜的仪式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