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轼 批 文 章
宋 神 宗 熙 宁 四年 ， 轼 出 任杭 州通 判 。苏轼 的到 来 ， 杭 苏 令 州 的文 人 雅 士欢 呼 雀跃 。 一 有 闲 暇 ， 轼 身 边 就 云 集 许 多 文 苏
人， 一起吟诗作赋 ， 好不热 闹。当地 有个 自命不凡的人叫 白文
秀， 书不多 ， 读 却爱 卖 弄 ， 文理 不通 ， 极 爱 写 文 章 ， 往 错 字 却 往 连 篇 。因 此 当地 的文 人 都 不 愿 与他 为伍 。 是 ， 却 想 借 苏轼 可 他 的威 望 来 提 高 自 己的 地 位 。 于 是 ， 关 门三 天 东 拼 西 凑 写 了 他
一
篇 “ 意 之 作 ” 送 给 东 坡 过 目 ， 说 道 ：此 乃 拙 作 ， 老 得 ， 并 “ 望
师批点。” 苏轼接过文章 ， 面对标题《 读过泰 论》 四字 ， 日不 半
解 ， 良久 才 大 笑道 ：当 年秦 朝发 生 灾 害 ，大 水 淹 了庄 稼 ， “ 难 怪 ！难 怪 ！ ， 坡 这 句话 是 一 个 字谜 ， 思是 “ ” ’ 东 意 秦 宇下 面 的
“ ” “ 淹掉 了， 了“ 字。讽刺 白文秀把《 禾 字被 水” 成 泰” 过秦论》 写成了《 过泰论》 。白文秀却没听明白这句话 ， 只在那里干笑。
苏轼 看 完 了 白文 秀 的 文 章 ， 一言 不 发 地 将 文章 交 还 给他 。 白 文秀 想 ， 自己 是来 求得 好 的评 语 借 以提 高 身 价 的 ， 是 ， 求 于 央 说 ：老 师 ， “ 当今 天 下 识 才者 少 ， 才者 多 ， 篇 好 文 章 没 有 名 忌 一 人 推荐 ， 好 比一 张 废 纸 ， 老 师多 少 美言 几 句 。 ” 就 请
苏 轼 一 看 ， 天 遇 上 个厚 脸 皮 了 ， 给 他 写 几 个 宇 是 难 今 不 脱 身 了。于 是 ， 略 加 思 索 ， 笔在 文章 上 批 了九个 字 ：此 文 他 挥 “
有高 山滚 鼓 之妙 ！ ” 白文 秀 喜 不 自胜 ，连 连 说 着 ：劳 驾 ， “ 劳 驾 ｝” 便兴 冲 冲地 拿 了文 稿 走 了。从 此 ， 见人 就 拿 出苏 轼 批过 的文 章 吹 嘘 一 番 。 一 些 胸 无 点 墨 的人 随 声 附 和 ， 些真 有 文 那 才 的人 见 ７却 暗 暗 发 笑。
一
天 ， 帮文人学 士正在谈诗论 文 ， 一 白文 秀 又 拿 着 苏 轼
批 过 的那 篇 文章 来 了 。 有个 调 皮 的秀 才 实 在 忍 不 住 了 ， 对 就
他 说 ：这 哪里 有什 么 批 语 ， 是 给 你 出 的 谜 呢 ！” 出谜 ， 么 “ 这 “ 什
谜 ？ ” 文秀 又 看 了 一遍 苏 轼 的批 语 ， 然 不 明 白 仍 白。
秀 才 不 得 不 进 一 步 说 ：你 想 一 想 ，高 山 滚 鼓 有 什 么 妙 “ 啊 ？ 你 听 一 听 高 山 滚 鼓是 什么 声 音？ 不 是 扑 通 — — 扑 通 ， 不
通— — 不通 吗 ？ ” 围 的 人 顿 时都 大 笑 起 来 ： 周 “真 有 高 山 滚鼓 之 妙— — 不 通 ｌ不通 ！哈 哈 哈 ！
” 白文 秀 羞 得 满脸 通红 ， 起 掩
蝗
文 稿拔 脚 就 跑 了。从 此他 再 也 不 敢 自我 吹 嘘 了。
作文二：《苏轼《留侯论》评论》5000字苏轼《留侯论》评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永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愤愤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而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人，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苏轼集》卷四 中华书局出版社
此文作者苏轼，在余眼中看来，实乃一大文豪是也！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称大苏，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史称“苏门三学士”。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苏轼才高八斗，不必多费口舌介绍。他曾科举高中，前途光明，然，未能逢得天时地利，终是郁郁不得志，接连被贬。纵观其一生，仕途虽跌宕起伏，但在文学造诣上仍是佳作不断，好文好词好画接连问世，且都流芳百代。黄庭坚曾在《跋东坡醉翁操》中写道：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不以为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曰：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坡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王国维曾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中评价道：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东坡作品多如繁星，令余颇为印象深刻的便是《念奴娇·赤壁怀古》，犹记得居士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该是多么壮志豪情的一幕。今日余独将《留侯论》摆出来进行评论。小子不才，对苏轼、张良以及《留侯论》一文不甚了解，只是片面的通过一些资料进行分析，各中也可能包含些个人看法，甚至是偏见，还望老师海涵。
《留侯论》一文，选自《东坡七集·应诏集》，是嘉祐六年，时年二十五岁的苏轼应制科考试时呈上的《进论》之一。它是苏轼早期史论文章的代表作，很典型地体现了苏轼论说文纵横捭阖、雄于论辩的特点。留侯即张良．他辅佐刘邦平定天下而授封为留侯。苏轼主要抓住三则材料．也就是三个典故史实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一、子房受书于圯上老人
苏轼在《留侯论》一文中提到的黄石公授书张良一事，自《史记》以来，一向被传为神话，也就是苏轼所说的“以为鬼物”。太史公在《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一次在桥上遇一老人，老人故意脱掉鞋，让张良穿上，张良忍怒照做，老人说“孺子可教矣”便和张良约定五天后一早相见。前两次，老人都比张良早到并责备了他。第三次，张良半夜就到了桥上，老人遂赠其《太公兵法》。据传，这位圯上老人即黄石公。相传张良依靠这部兵书，帮助刘邦夺得了天下。
二、子房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
张良年轻时，才华有余而气度不足，尽管他有反抗暴秦的愿望和理想，但却简单地逞匹夫之勇，缺少谋大略成大事所必需的忍耐力。文中说他“逞于一击”，是指张良曾用重金求得刺客，趁秦始皇东游之机，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的座车，因铁锥误中副车，事情败露，只得逃走。
三、子房之教高祖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淮阴侯韩信平定齐地后欲自王，派人向刘邦请求立自己为假王，刘邦大怒，见于词色，关键时刻张良耳语提醒他眼下不能得罪韩信，使得刘邦顺势改口：“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派张良册封韩信为王，并要韩信发兵击楚 ［１］
［２］。
从三则材料中可以看出，苏轼认为圯上老人充当了一个“教育者的角色”，“授书”不过是个形式，他特意借“脱鞋”和“授书”来磨掉张良的锐气，砥砺其意志，使其能够忍辱负重。小不忍则乱大谋，张良虽有古代著名的勇士孟贲和夏育之勇，但如果自身败在小事上，那么大志向也就“无所复施”了，所以苏轼批评年轻时的张良不为商朝伊尹、周朝太公这些开国功臣之大谋，却去搞荆轲、聂政这些“个人恐怖主义”的刺客行径。所幸，在老人的指导下，张良最终成为了一个有志有谋的开国功臣。而张良辅佐刘邦灭楚兴汉的关键所在就是“忍小忿而就大谋”。这就证明了苏轼《留侯论》一文的基本观点：古之所谓豪杰也，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苏轼以为能忍者为勇，他把忍字看得极为重要，甚至在总结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时，也归结为一忍字。项羽不能忍，故败；刘邦能忍，故胜。其实，苏轼夸大了忍的作用，有点儿言过其实，但苏轼又说，其实刘邦也不能忍，张良能忍，刘邦受张良的影响才有忍的本领。可以看出，苏轼拐弯抹角，还是以忍字赞张良。
大凡文豪作文，不言人之所言，往往独辟蹊径，以奇制胜。张良之智为平常之言，言之无味，若从“忍”字入手，独出新意，不同凡响。更主要的是，既要作文则有感而发，苏轼自己对忍字有独特深切地感受，其借张良这个历史人物，大谈其忍，以抒发自己不平之心，求得自我安慰的心理平衡。
苏轼是一位在文学艺术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但他的一生又是一场悲剧，其善良的心底和高尚之品格为后人所敬仰。而其悲剧的一生主要来自于对当时变法的态度上，在变法的背后，是激烈的宫廷斗争和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当王安石固执地首创变法时，初出茅庐的苏轼不了解变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站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一边，从而遭到罢贬。数年后变法失败，其有幸被召回宫廷，不识时务的苏轼因看到变法的有效性而又赞同变法，于是再次触怒权贵，再次被贬。
因此，苏轼写《留侯论》，其实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子房之功成名就而自己之落魄寂寥，相形之下，反差太大，由此，其对忍之体会尤深。细细品味《留侯论》全文，锐气十足，英气逼人，全文顺势而下，一气呵成，很见其思想的锋芒，又何忍之有，莫非苏轼也想以子房之忍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可以想见，苏轼在写该文时，思想和情绪在忍与难忍之间，其不平之心尚未平静，只不过以该文来告诫自己，更进一步对忍体会。事实是，忍并未改变苏轼一生的命运。
然，不管怎样，体现在这篇文章里的，不仅仅是当时年轻的苏轼卓越的文学才华，也显现了他过人的见识。这种见识不只是读史的眼光，更是他所具备的唯物者的素质和与进步的思想。
再来看看太史公《留侯世家》一文。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空前变动的时代。有位学者如是说。司马迁能背负父亲的遗志，在身［３］
心受创的情况下，依旧写出震撼世人的史诗巨作——《史记》一书，着实令人钦佩不已。
《史记》一书曾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成为后世历史写作遵循的形式之一。《史记》是由一百六七十个主要人物编织而成，那里有帝王将相之辈，也有鸡鸣狗盗之徒，有慷慨悲歌的义士，也有穷途末路的英雄。《史记》的结构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太史公自序》所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辅共一毂，运行无穷”。本纪为历史发展演变的中心若北辰，年表以时间纵向贯穿，八书以时间横向相连形成一个轴心，世家、列传辅辏，形成一个向前运行的历史巨轮。从表面上看各部分自成体系，互不相关，但事实上各篇间却有无形的逻辑关联性。司马迁融合中国古史写作的形式，铸造成中国史学新的版型，并一直影响着中国两千年史学写作的形式。
司马迂不止是个史学家，而且是个了不起的大文豪，他把历史和文章两面配合得十分巧妙，历史故实中间就有他年自已的生活体验和感情，有自已的喜爱和憎恨。司马迁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与对于历史事实的评价是一致的，并且他的文章善于讽刺，巧于隐晦，其本旨所在必须推而求之，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他往往从褒作贬，意在言外。品读史记文章，要领会司马迁写作的表现方式，才能议论中肯。所以，当他描写张良时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推而求之，是看不出太史的隐晦意思的。刘邦击秦蛲下军时，张良欲取反予，先以利诱降主将，后忽乘其懈击之，大破秦军，其中就有太史公对张良的以褒作贬，表面上有赞其谋略过人之处，实对这种违德作为是予以不满的。
在司马迁笔下，张良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那无与伦比的智慧，超然物外的气质是司马公敬服不暇的，他的隐计阴谋，附吕取媚等又是司马迁所不齿的，对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的来说，要依据太史公的写作的中心思想，表现方式推其喻义。当然，我们这些千百年来的后人以已心度彼心，对史公笔法的臆测妄断止徒增史公莞尔一笑：“何作此虚诞飘忽之文揣吾虚诞飘忽之文矣？”。
《留侯世家》与《留侯论》二文，除了对于张良成功的原因说法不同之外，他处另有异议。首先，关于圯上老人是为谁也？前者认为乃是鬼物，是谷城山下的黄石，他能预见张良“后十年兴”，故前来授书授教；而后者认为其乃秦之世出而试之的隐君子。第二，老人来到圯上的用意何在？前者认为是为了授书，这样张良“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来“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而后者认为，是为了“深折”少年张良，教他“能忍”，这也恰恰体现了苏轼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为忍也。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留侯论》是一篇史论，实际上也是一篇读书笔记。苏轼认真读书，却并不迷信前人的看法，他善于思考，敢于怀疑，一翻旧案，自抒新见，这种治学精神和思维品质，值得后人学习。
张良，本身作为楚汉之争中的传奇人物，究其生平，充满奇幻色彩。少年时受书于黄石老人，得到《太公兵法》之后，在刘邦身边出谋划策，助高祖打下一壁江山。无怪乎高祖评［４］
价其“运筹帷幄于帐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太史公，则是文史上的巨人，开创纪传体的先河，留下《史记》之一鸿篇巨作，不仅为吾等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苏轼，更不用说，一代文豪，其作品贯穿余学生时代，可谓是吾辈之人较为熟悉的文坛泰斗。此篇文章，余贸贸然将三者联系在了一起，通过《留侯论》一文，实乃唐突。想必以余平平资历，断然不可将三者分析透彻，略有拙见，恳请老师加以指导改进。
参考文献：
［１］ 丰木 霍旻．是可忍，孰亦可忍——苏轼《留侯论》赏析．阅读与写作（高中
版），２００６，０８：４２－４４．
［２］ 陆晨虹．《留侯论》中思血气——一篇流传千古的科考作文．中文自修，２００５，０６：４８－４９．
［３］ 卞云和．读苏轼《留侯论》．华夏文化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１，０４：２９－３０．
［４］ 蒋将 利明慧．从《留侯世家》看司马迁眼中的张良．传承，２００８，１６：５０－５１
作文三：《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质》10300字作者：党圣元
人文杂志 １９９８年０６期
苏轼在欧阳修的奖擢下跃入文坛，正是北宋古文运动将要取得实绩之时，而这个实绩之主要体现应该说就是苏轼的文章写作和文章理论批评，正是苏轼为北宋古文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苏轼的时代已经是古文的时代，骈文的违反辞达，仅剩下一点未殄之余风，而古文的违反辞达，则有“求深”、“务奇”两种弊端，成为新的“时文”，可称之为“古体时文”。所以，革除这一新的文弊，便成为当时文章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苏轼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他的文章写作和理论批评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针对唐代古文运动以来倡导古文者在观念主张和写作实践上所存在的种种违反“辞达”之弊，苏轼提出了自己的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的理论见解，并且付诸创作实践，从而对唐、宋古文运动及其理论作出了重大的发展突破，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的文章创作理论系统主要由“立意”、“辞达”、“自然”三说构成，涉及到了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条件、言意关系、风格美学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而苏轼的创作天才、感悟能力、开放心态又使得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确乎超越流辈之上。
一
在苏轼看来，文章的第一要义是先需“立意”。据《韵语阳秋》卷三所记，苏轼曾对向他讨教作文之法的葛延之说：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史之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对苏轼此议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一、尤袤《梁溪漫志》卷四、王构《修辞鉴衡》卷二都有记载，仅文字略有出入，可见其影响之广。又据《清波杂志》所记，苏轼认为：
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总之，认为“立意”为“作文之要”，文章写作必须遵循“以意为主”这一美学原则。
问题在于如何解读苏轼所谓之“意”，许多研究苏轼文论思想的论著都认为“立意”即强调文章的思想内容，“意”即文章之主旨，这种意见差不多已成定论。我们认为，苏轼的“立意”说，其着眼点并非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方面，而是在强调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兼有弘扬创作主体之个性特点和拓展文章表现的时、空境界之意。其深刻的含义是认为要摆脱拘束，自由地表现包括审美感觉在内的主体精神；要敢于突破现成的思想模式，充分传达投射于主体心灵的“自然之理”。这实际上是针对在他之前北宋古文家之刻板与迂顽，为当时的文章抑或整个文学创作指出一条发展的通途，其美学精神的核心是要求增强文学的主体创造力。
苏轼重“立意”的创作思想，是循他年轻时代的“有意而言”的作文主张发展而来的。他曾在《策论一》中说：“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文也。”此处之“意”，指作者的思想情感而言，与“立意”说之“意”在义脉上一脉相承。苏轼认为文章之用在于述意表情，只要是真实、自由地表达了作者意绪之作，即可为“至言”。这实际上是对传统“载道”说的一种“解构”。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些鼓吹者极端强调“道统”、“文统”，“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成为柳开、石介等人关于文章写作的不二法则，而他们所要“载”、“贯”之“道”，又只能是统领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先儒之“道”，实际上为文章的思想、情感传达划定了一个严格的范围。至于程、朱等理学家则更偏狭，干脆认为“作文害道”，鄙视文的价值。而苏轼之“意”，不同于“道”的关键之外，就在于其是个性化、情感化、审美化了的作者之思想境界，并受制于作者当下之境遇、精神状态，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而非如“道”那样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思想范式。所以，所谓“有意而言”、“意尽而止”，实际上就是把文章创作看成是一个充分展示主体内在精神风貌的过程，这自然是对古文家、理学家之“道统”、“文统”的一个超越。在这一点上，苏轼遭到了理学家的攻讦，如朱熹即批评：“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如王介甫当国时是一样议论，及后又是一样议论。”及“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朱子语类》卷一三○）朱熹此番评说并非完全厚诬东坡，苏轼确实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如朱熹所讥讽的“两截底议论”。如对待韩愈，苏轼有时批评韩愈“拒杨、墨、佛、老甚严”，有时又非常推崇他的卫道辟佛。又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赞成以诗赋取士，反对以经义取士，然而在《谢秋赋试官启》中却又以为“文章诚可以制治”，而“声律不可以入官”。然而，对于朱熹来讲，其所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恐怕还是苏轼在文章写作中所坚持的自由提取各家思想学说，因时因地自由地表情达意这一点。由于苏轼敢于突破“道”这一古文家和理学家为文章所设定的思想规范，因此在朱熹看来自然是散漫失“统”了。朱熹不明白东坡议论之前后不同，在于其彼时彼地感受之不同，在于其不胶柱于一种思想资源。较之于刻板的古文家和理学家，苏轼确实具有一种自由、开放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视域，这便决定了他之“意”与古文家、理学家之“道”在思想资源和文化意蕴方面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苏轼所强调之“意”实际上是主体精神和个性气质的一种体现，较之于古文家和理学家之“道”，其无疑更贴近于人生、更贴近于独特的审美体验。
苏轼所重之“意”，从内涵上来讲，是一种基于厚博的文化修养基础之上的对于宇宙、历史、现实人生本质的独到而深沉的感受。他在《上曾丞相书》中云：
凡学之难，难于无私。无私之难，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虽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悦于世也。故其言语文章未尝辄至于公相之门。这里之“无私”，可理解为是一种非功利的以及无“门户”之见的文化心态，而“幽居默处”则代表着一种虚静型的主体智慧精神，它们均得之于“观万物之变”、“通万物之理”。坚持“无私”，观照“自然之理”并顺应之，既不依傍“贤人之说”，亦不惮“不悦于世”，一切皆“断之于中”，这可以说是苏轼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趣向之主要特点，而他的“立意”说正是在这种主体精神中孕育而成的。所以，苏轼所强调之“意”，实际上往往指主体在观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审美意趣。《超然台记》中写道：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所谓“寓意”云者，指一种纯粹的审美性观照，如此“以意摄物”，自然能充分调动主体的自觉能动性，臻入自由创作境界。对此，我们只要通过苏轼的《赤壁赋》、《石钟山记》、《超然台记》等文章，即可以体悟到他所谓的“立意”、“达意”为何等之美学境界追求了。
苏轼的“立意”说与“载道”说有如此思想文化分野之不同，其与极端追求“用”的王安石、司马光等一派政论家的论文主旨亦有区别。就强调文章须“有补于世”这一点而言，他们之间有一致之处。但是，王安石等却以“用”为唯一标准，以“用”排斥“文”，要求一切皆须验之于当下，一切皆须“同”。而苏轼之重“意”，在坚持“有为而作”、“有补于世”的同时，更要求文章表达作者的个性特征，所以他批评王安石“欲以其学问同天下”。
“意”作为由现实感发而得来之思想境界与审美感受，其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是引发和增强表现能力，使这一过程充溢思想与艺术的生机。于此，苏轼曾云：“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据何璩《春渚纪闻》卷六引）“意之所到”之“意”，应该理解为是在心物感发基础上形成之情感激流及其张力，而文章表现过程中的“笔力曲折”、曲尽人意，无不得之于此种主体内在力量。所以，苏轼曾赞许王庠“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者”（《答王庠书》），又批评李方叔的文章“读之终篇，莫如所谓意者”，并指出其原因在于“未甚得于中而张其外”（《与李方叔书》）。由“立意”而达“笔力曲折”，终臻“无不尽意”，可见苏轼之“意”有时又兼指作家的主体性外化于作品中所形成的审美价值。对此，我们仍可以从苏轼的《赤壁赋》中得到印证。在《赤壁赋》中，作者惨淡凄凉而又不失乐观放达的心情，以及对宇宙自然之理和人生之旅的冥悟和感受，是所要表达之“意”，而这一切又与赤壁月夜的山水清境融而为一，从而形成了文中描写、抒情、议论三者结合而造意深刻曲折的艺术妙境，正所谓“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苏轼的“立意”说是他创作经验的理论升华，无论在当时或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范温在《潜溪诗眼》中评曰：“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明代焦竑则在《刻苏长公外集序》中说：“唐宋以来，如韩、欧、曾之于法，至矣，而中靡独见，是非议论或依傍别人。子厚、习之、子由乃有窥焉，于言有所郁勃而未畅。独长公洞览流略，于濠上竺乾之趣，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以故得心应手，落笔千言，坌然溢出……”（《淡园续集》卷一），重“意”的创作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源远流长，《淮南子》在论艺术创作主体性时曾有“愤中应外”、“有充于中而成像于外”的说法，其后范晔、杜牧等主张“以意为主”，书画理论中则讲求“意在笔先”。苏轼的“立意”说发展深化了前人的见解，使其内容更加充实，而将其提炼成一个光辉的美学命题。
二
“立意”说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条件提出了要求，但是，文章作为一种传达或表现，如何提高其表意的功能，即如何达或述所创之“意”，便涉及到了创作过程中的心与手、文与意关系，确乎关系到文本的成败与否。于此，苏轼又提出了“辞达”说。
苏轼在论文名篇《答谢民师推官书》中云：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于手者乎？是者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又《答虔卒俞括奉议书》云：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故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与手。
又《答王庠书》曰：
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
“辞达而已矣”出之于《论语·卫灵公》，为孔门弟子所录孔子之言。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体现了孔子主张先质后文、质文两备的主张。但是，对于孔子的这两句话，一般认为第一句是重质轻文，第二句因与第一句看似矛盾，加之出于《左传》，故疑非真出于孔子，或者根据需要不同，分别加以引用，强调一面，忽视另一面。苏轼在这里借用了孔子的思想资料，从自己的美学思想出发做了新的解释和发挥，改变了其理论出发点，就是超出了孔子原来谈内容与形式即质、文关系的范围，而主要是探讨文学表现过程中的思维机制、表现原则等美学问题，从而为古老的“辞达”说熔铸进了新的美学意涵。就方法论而言，这是一种舍本意的借用。
仅仅把苏轼的“辞达”说视为是对历来对孔子原话之解的一种校正，是远远不够的。苏轼的“辞达”说的基本命题是“辞”以“达意”，但是此“达意”又不同于司马光的“通意斯止”，也不同于王安石之单纯的“书诸笔而传之人”。从苏轼的一些议论来看，他对于作文如何作到“达”，在思维机制、表现原则与技巧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大体有主客体融会贯通问题、作者气力与表现传达关系问题、审美直觉与意象持纵问题、心手器关系问题，等等。所以，他的“辞达”说的主要理论内涵是创建文学创作表现过程的美学原则，而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辞”的功用发表意见之上。
“辞达”说与“立意”说、“自然”说彼此之间相互关联、映照，属于同一创作理论系列。“立意”说的主旨是创建一种新的文学主体精神，“自然”说的主旨是在标立一种新的风格美学，而“辞达”说的主旨则是意在阐明传达过程中的美学原则以及文本身的独立价值。苏轼认为，首先，作者必须善于“求物之妙”，对表现对象“了然于心”。苏轼把“物之妙”在另处又表述为“物固有是理”之“理”，于是了然“物之妙”于心即为知“物理”。一些论著将此处之“理”解释为事物内部的本质或规律，进而又认为“求物之妙”即把握事物的本质或规律，这是以认识论取代审美论，由此遂抛弃了其固有的丰富内涵。其实，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所谓“物理”、“自然之理”从来也不是单纯指事物本身的本质或规律方面之“理”，更大程度上蕴涵着感觉主体在对自然、宇宙精神的体验过程中对人生现象和生命律动的情感化的窥视、把握。具体于文学创作表现，就是在情感化的景物描写中直指人生底蕴，或曰航渡至“天人合一”之妙境。在此，“自然”成为连接作家与世界、文学与宇宙时空的津梁。所以，苏轼此处之“求物之妙”、“知物理”实际上就是指创作过程中的心物、主客互相感发、融会的过程，一个“妙”字正代表了这种物、我之间的契合。这样，“了然于心”就指“情瞳瞳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陆机语）的审美意象生成浮现，而“系风捕影”云者，则喻指对一瞬即逝的“感兴”、“意象”的捕捉。“系风捕影”一词原出《汉书·郊祀志第五下》，为谷永向成帝辟神怪时所用之语，苏轼在此加以借用，言临文之顷对藏如景灭、行犹响起之意象“拾得”之不易。这对作者来讲，当然是一个考验，因为这里所从事的表现不是把现成的“道”安放在文字语言组织之中，不是做礼教政治的功利诠释，亦不是简单地描述事物的外观形貌，而是进行一种游心于天地自然之间的精神体验与创造。其次，苏轼认为，做到“了然于心”是重要的，但仅此又是不够的，就表现传达的能力技巧而言，还必须做到“了然于口与手”。关于创作表现中的心、手、器关系问题，《庄子》、《淮南子》、《文赋》、《文心雕龙》等中均有精辟的见解，苏轼继承了他们的思想，亦非常强调心手合谐一致、密而无际的高超技艺，如言：“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与可之教予如此，余不能然，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心向往之的是在对法度、规矩熟练掌握的基础上直觉运用之，进入超越自由的创造境界。所以，苏轼提出的“系风捕影”之功“求物之妙”达到“了然于心”，并且了然于口与手”，实际上正是对创作中心、手器关系的揭示，而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所记文与可之语：“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则正好是对此之具体说明。
但是，苏轼的“辞达”说又并非仅仅是对批评史上的重质与重文两派观念的调合，更深的意义在于他吸收道家美学思想，将“辞达”说改造成为一个创作论概念。心手无碍的互感互应与“气”密切有关，意识状态与表现方式之间不可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讲，得心应手即为气贯心手，为道艺合一，这正是道家美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苏轼认为，只要作者有内在风力，以“气”为文，就可以做到“能道意所欲言者”，做到“辞达”，如此，自然就会写出“不可以有加焉”的至文。把“辞达”问题与“气”说互相沟通，视气为达到“辞达”之关键，认为由气可进乎了然于心并了然于口与手之境界，这是苏轼的一个创新，如此“辞达”问题就超越了文质关系之范围而演变成为一个地道的创作美学概念。
在北宋时，孔子的“辞达”说被许多人加以借用，来表现自己的文质观，如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中云：“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王安石在《上人书》中则云：“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均解孔子“辞达”之说为重质轻文，同于孔安国“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何晏《论语集解》）之解。他们的解释一定程度上都与孔子先质后文、质文两备之原意有距离，实际上是把孔子的言论纳入了他们自己的重功利轻辞章的文学观念系统，只是政论家之于文辞不特如道学家那样鄙弃之甚也。司马光之文质说主要是针对苏轼父子而发的，而王安石与苏轼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甚大，这说明苏轼所理解的“辞达”与他们有实质性的不同。道学家和经学家的所谓“辞达”，是排斥文之“达”，或曰是只期适于功利之用的“达”，而苏轼则要确定文的价值，他所谓“不可以有加”云者，指文达到高妙的艺术境界，所谓“不可胜用”云者，则包括文的审美之用。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程朱的差异是文学与理学、政论之间的差异。在这方面，苏轼与欧阳修亦有差别，欧阳修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似乎无需在辞上下功夫，更不讲临文之顷的兴到神会、滤发性灵，有道即可。而苏轼却讲“系风捕影”、“求物之妙”，讲内外一致、心手相应，在理论上无疑高欧阳修一筹。所以，苏轼的“辞达”说被人誉为“论文之妙”。如程洵《尊德性斋小集·钟山先生行状》引李缯语云：“尝曰：‘文者，所以载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而世儒或以文不足学，非也。顾其言于道何如耳。’每为学者诵眉山之言曰：‘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理而已矣。’以为此最论文之妙。”关于创作过程中的心物关系和心手关系问题，苏轼在一些书论、画论中也多有阐发，其美学精神与“辞达”说是一致的。苏轼的“辞达”说受到了其父苏洵的影响，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所讲的作文经验与苏轼的“辞达”说比较接近。
三
与“立意”说、“辞达”说紧密关联，或曰由此二说发展而来，苏轼又创建了他的所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自然”说，代表了他在风格问题上的审美理想，一系列精辟的议论蕴涵着极其深厚的美学思想。
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云：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尝行于的当行，尝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又《自评文》云：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不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尝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苏轼父子喜欢以水喻文，这是因为他们由水在流动中变化不居的特点而感悟到文章在风格上应有之美学追求。如苏轼曾讲到；“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以及“世有以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斫以为圆，曲者可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苏氏易传》卷三）苏轼论文，贵天才变化，贵以“意”摄之，独辟蹊径，总之是重“活”与“变”二字，而水之无“常”无“定”的自然特征正好能为此提供一个具象性的说明，故经常取而喻之。可以看出，苏轼无论是赞扬别人的文章能做到有意而言，意尽辄止，在风格上犹如行云流水般自由、舒展而变化迭出，还是不无自信地描述自己当汪洋恣肆之文思汹涌来之时，不假雕琢，任情思自由抒发，而笔力曲折，无不尽其妙的情形，都以水之属性反衬文之姿态，体现出他对于文章风格的一个基本的美学追求，即摆脱束缚，不受任何固定之格式的拘限，达到自由的表现或表现的自由境地，概而言之，曰“自然”。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受老、庄影响而形成的“自然”这一范畴，就审美主体而言，主要是强调一种扫除知性负赘，融合主客而齐物的自由兴发；就文本风格而言，是要求作品以自然现象本身呈现之运化成形的方式去表现、去结构自然，此种观念统合了自然和艺术之间的主客两极对峙，缓解了自然的兴现与艺术的刻意二者之间的张力。所以，在“自然”一词的评语之下，往往意味着肯定艺术品的重造自然的审美品格，以及艺术家的犹如自然之运动的“自然”兴发的表现力，诸如自然、自发、天机、天放、气韵生动、神逸等等，都是用来描述艺术作品妙臻自然本身情状之境的批评术语。苏轼亦正是体现了这样的批评观念，在他看来，风格的实现在于把表现方式调整到最接近自然的程度，应如自然的律动（如水之流、云之行等）那般自由地云表现，使文之气、即文之内在脉搏与自然的律动合拍，与自然物象涌现时的气韵气象迹近，如此即可做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所谓“文理”云者，正指文气、文的内在韵致。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自然》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钧。”司空图和苏轼都是老庄所创宗的推崇自然和直觉方式的美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完成者。惟需可以说明的是他们所提倡的这种类于庄子的不知其然而然的直觉表现方法，是建立在对事物的体察达到了然于心之境界的基础之上的，即是在“求物之妙”与“立意”已完成的基础之上放任精神去自由表现其有异于西方艺术理论所说的那种完全非理性、无节制的生理与激情冲动的直觉。中国艺术直觉的心理基础是“虚静”，西方艺术直觉的心理基础是“狂迷”，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甚大。
苏轼认为，要做到自然，必要的前提就是不得有“作文之意”。《南行前集叙》云：
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乏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郁勃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一命题是深刻的，其含义是：创作应该是出于“不能自已”的有感而发，而不是为作文而作文，为写物而写物。只有在直观体察中逐渐于胸中构成意象，做到“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才能在表现过程中做到文思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心使笔驰，法为我用，“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一气而呵成，则无不自然而能工。相反，在“作文之意”的干扰下，则易使创作成为模写的过程。主体如果束缚于法度与物态之中，则成为文的奴隶，不是我使法，而是法使我，我累于物，物累于笔，笔累于意，意累于气；意之不足则气之不张，结果便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气韵不周，空阵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
可以看出，苏轼的“自然”说实质上是强调一种天才洋溢、自得天成的创作个性，而反对模仿步逐、刻镂组绡，以迂怪艰僻饰生气之贫。对语言文辞的风格要求，苏轼主张于平易、通达中显出丰富、多样，而反对尚奇猎险，如云：“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与鲁直书》）“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答谢民师书》）苏轼的这一主张还体现在他对唐宋古文运动中出现的片面尚奇弄险而走向艰涩生僻之歧途的批判之中。除此而外，苏轼又认为文章在讲究“体气高妙”的同时，还应努力做到“词理准确”，如言：“子由之文，词理准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书子由超然台赋后》）在风格上，苏轼力主多样化，他在《答张文潜书》中讥刺王安石“好使人同己”，并说：“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体现了他在风格问题上和王安石的分歧。苏轼的这些意见均由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念而来，对于当时的种种文弊，无不具有针砭作用。
苏轼以水喻文，强调“自然”的美学风格，具体受影响于田锡和苏洵。田锡在《贻宋小著书》中云：“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生气也，不亦宜哉！……使物象不能桎梏我性，文彩不能拘限于天真，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欤，我有文欤？”（《咸平集》卷二）田锡为蜀人，苏轼曾为其《咸平集》作序，他们在强调创作个性方面以及对文学的功用的认识上，有一致之处。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云：“故曰‘风行水土，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论乎自然。故乎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惟水与风而已。”（《嘉佑集》十四）这里，以风水相遭成极观衬“无营而文生”，追求一种不知其迹之所存而自然自得的境界，以此为文章的极致。“自少闻家君论文”的苏轼，自然对此默会于心。
苏轼的“自然”说，在金、元、明、清均不乏知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赵秉文、王若虚、李贽、叶燮、刘熙载等均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加以借用、发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明代公安三袁的影响。东坡之“自然”说实际上已蕴涵了“性灵”“趣”等因素，只是由于价值思想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差异，苏轼不特如三袁那样将“性灵”、“趣”与“嗜好情欲”互相沟通而已。苏轼的“自然”风格美学理想，并非仅仅限于文章方面，在诗歌方面体现为“天工”与“清新”之论，在绘画方面则有“随物赋形”之说，可视为是他对艺术创作的基本美学规律之总结。
作者介绍：党圣元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２
作文四：《“自主评点名家评价苏轼的文章”评价表》500字“乐天才子苏东坡”的单元评价
评价要素 ３： “自主评点名家评价苏轼的文章”评价表
评价指标
优秀
评价等级
良好 需努力 自评
评价方式 互评 师评
观点 （２０ 分）
论据 （２０ 分）
语言 （２０ 分）
观 点 表 述 清 晰 明 观点表述基本明确， 观 点 展 示 不 够 确，真实客观。 （１０ 基本符合文章实际。 鲜明，表述不够 —８ 分） （７—５ 分） 明确。 （５ 分以 下） 观 点 有 自 己 的 思 观点有自 己的 思考 观 点 没 有 自 己 考，能引起大多数 但个性特色不明显。 的思考，只是照 同学的共鸣。 （１０— （７—５ 分） 搬照抄或变相 ８ 分） 复制。 （５ 分以 下） 论据典型，说服力 论据较典型， 有一定 论据与观点脱 强，能充分支撑自 的说服力。７—５ 分） 节，不能支撑观 （ 己的观点。 （１０—８ 点。 分以下） （５ 分） 论据内容完整，组 论据内容基本完整， 论据内容简单， 织严密。 １０—８ 分） 内部逻辑性不强。 （ （７ 罗列现象明显。 —５ 分） （５ 分以下） 语言流畅自然（１０ 语言通顺（７—５ 分） 语言不够通顺 —８ 分） 无错别字，书写规 有极少错别字， 书写 错别字多，书写 范。 （１０—８ 分） 较规范。 （７—５ 分） 差。 分以下） （５
总评
作文五：《苏轼和辛弃疾文章风格的异同》1500字苏轼和辛弃疾词里英雄气概
作者：汉之贝武
苏轼和辛弃疾是历史上有名的词人，他们的词给后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苏轼更是开创豪放词之风，他的词有表现人生的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也有老来对人生的思考，但他表现这些理想和思考的时候时常蕴含着一种英雄气概。而辛弃疾则是把豪放词发挥的淋漓精致，他的词大多是展现战场上雄伟壮阔的场景或是豪迈的英雄的壮志也有隐归山林的但却不缺失豪爽的情调。但是同样是英雄气概，他们两人词中无论是表现方式和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都有所不同。
苏轼词的英雄气概，常常通过对环境的描写展现出自然界的雄伟壮阔来突出英雄的豪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大江，惊涛，千古人物融合一起英雄之气油然而生。也有通过三国英雄形象来体现一种英雄气概——遥想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通过这些环境的描写来衬托出英雄的豪迈。苏轼词的英雄气概，往往都是写出自己内心的渴望，希望自己能与当年的英雄一样。他的词还有表现英雄迟暮豪情万丈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但是就算是迟暮也还豪情万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种英雄气概却是苏轼通过想象自己在战场时的场景来突出的。苏轼词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种是表现出英雄看破一切老来梦醒时孤寂长叹如《江城子》中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这种苏轼通过描写一个情景在诗人梦醒后会看人生几十年，再看如今只有微白的头发，心中心酸之感悠然而起，所表现的是英雄年老再无当年之勇的感慨。
而辛弃疾的词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无论在表现形式和表现的内容都有所不同。辛弃疾的词的英雄气概大多通过描写战场上的场景来表现出英雄气概，所表现的是青壮年英雄锋芒毕露的豪迈，如《南乡子》中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此句让人油然而感到一种霸气，做曹刘、孙仲谋此等英雄也唯有他们才配做自己的对手。而《贺新郎·同父见再用前韵》中的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满江红》中的看依然、舍在齿牙牢，心如铁。这些文字使人读上去仿佛看到一个不畏任何困难迎难而上的英雄气概。也有意气风发少年英雄气概：如《水调歌头》上片中的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通过描写少年风华正茂，站在肃杀的战场前渴望着能走上沙场为国效力的英雄气概。也有浴血沙场的将军的豪情激扬。如《破阵子·为陈同匍匐状词以寄》中的梦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战场擂鼓响起，战士的呼喊声和弓箭发出的破空声，油然产生一个豪气万丈的英雄气概。也有忠贞英雄的豪迈只为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正是通过战场上横戈杀敌的战斗体验，体现出这种英雄形象。但是，由于辛弃疾早年英雄锋芒毕露，老年后却得不到重用，最终只有英雄怅然。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唯有用反问语气道出凭谁问，廉颇老矣，上能饭否。
总体来说苏轼词的英雄气概，带有一种尝尽人间艰辛英雄豪情而辛弃疾的更多的是锋芒毕露的豪情万丈。不过他们两人后期的词中的英雄气概就比较相似，苏辛两人年少和中年时期都是意气奋发，豪情万丈，都渴望建功立业，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后期却充满坎坷，苏轼常年被贬在外，久久不能个恢复官职。所以后期只有英雄落幕的感慨。辛弃疾则因常年被打压，与年少时沙场上并戈铁马相比后期生活只能在田野中种种稻谷。使得英雄无请缨路，报国无门，最终只有谁念英雄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末路英雄的感叹。
但不管如何。苏辛两人词中的英雄气概深深的影响着后世诗词的创作。并影响着无数人。
作文六：《与“苏轼”有关的文章集锦经典作文素材》6300字与“苏轼”有关的文章集锦经典作文素材—
一、苏轼简介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１０５６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１０６９）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１０３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１１０１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来生嫁给苏轼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样卷帙浩繁的历史长卷中，文人有如宇宙的尘埃，你明明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可你想捕捉他们时，他们却又从你的身边倏忽而逝。只有才子，才能倾一生之能量在浩瀚历史中燃烧瞬间，留下一道耀眼的星光；而大才子是可以比恒星的，始终光照天宇，明亮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然而，在这些才子乃至大才子中，人品、才气堪与苏轼比肩者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都说女人最容易被文字所打动，五千年来，真正用文字打动我心弦的惟有苏轼一人而已。才子佳人的婚姻，历来是婚姻的至高境界，那么，我要认真地，虔诚地，刻苦地„„修炼今生，也许上帝受了感动，可怜我的一片苦心，让我转世投胎为一个才貌双全的美人，满足我千年等一回的愿望——嫁给苏轼。虽然他曾经有过三任妻子（姬妾尚不算在内），虽然他的妻子的寿命都不长，然而，我仍然愿意把生命浓缩成一束烛光，辉映在他的指间心上。哪怕只有十一年（他的女人总是跟十一这个数字紧密相关）。哪怕为此，历尽千年的情劫。
纵览古今，如苏轼般真性情者实乃凤毛麟角，这一点，从他对待妻子的情谊上可见一斑。第一任妻子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苏轼在她埋骨的山头亲手栽下了三万株松苗。三万株啊，要种多长时间，点点滴滴的泥水中，包含了多少情和爱！他是把自己那一缕相思化成了三万株万古常青的松树，经寒历暑，沐雨栉风，岁岁年年，生生世世，守侯在爱妻身旁。又是十年后，苏轼为王弗写下了那首令所有读懂了的人摧心扼腕、痛断肝肠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生时十年相伴，死后十年相思，王弗何幸，得如此优秀的男人“不思量，自难忘”，“年年肠断”！作为女人，得其中一个十年就已足矣，二十年乃至一生的魂牵梦绕，王弗地下有灵，也该笑得如鲜花般灿烂吧。何况此时的苏轼已于六年前娶了小苏轼十一岁的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了。苏轼并没有因有了新欢就忘了旧情。
再说王闰之。作为进士之女，嫁一个年轻貌美前途无量的书生应该不成问题；作为王弗的堂妹，她是应该了解甚至见过苏轼这个姐夫的。能以十一岁的年龄差距去做填房，除了崇拜和敬佩，大概就是感动于苏轼对妻子的深情厚谊了。不幸的是，二十五年后，王闰之又病逝了。这个陪着她宦海浮沉在黄州惠州儋州的穷达多变中绝无怨尤的贤德妻子、视前妻子如己出的贤德母亲的去世，使苏轼的情感再受重创。苏轼曾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王闰之死后百日，苏轼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公麟（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并终于在十一年后由苏辙将停放在京西一座寺庙里的灵柩与苏轼埋在了一起，真正实现了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誓言。 除了这两个妻子外，还有一个由侍妾扶正的王朝云。这个十二岁进门的丫头，几十年来侍奉在苏轼左右，在他最得意时，也在他最倒霉时。特别是在苏轼最后的海南流放的岁月里，在那些侍妾“树倒猢狲散”的时候，朝云的生死相依，更应该源于刻骨铭心的敬爱，这个比朝云大二十六岁的“白须消散”的“病翁”，能打动朝云的除了才气，应该就是深情了。朝云没有看错，三个妻子中，苏轼给朝云写的诗词最多，苏轼称之为“天女维摩”，以知己看
待。大概是上天也嫉妒苏轼如此得女人的爱恋吧，三十三岁的朝云在扶正了十一年后又病逝，苏轼将她埋在惠州城西的丰湖边上，俯瞰二人一起开辟的放生池，一湖净水，有如朝云的一片丹心，竟然令苏轼不忍重游。朝云死后，苏轼就一直鳏居，再未婚娶。他给朝云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每逢暮雨倍思卿”，在苏轼此后的日子里有多少夜雨孤灯，朝云就这样款款地走在暮年苏轼的深情里，直到永远。苏轼的所有真情都是实实在在地落到实处的，不像屈原，对美人空怀一腔爱恋，无一落到具体人身上，还得让后人来来去去地猜。（我一想到把个又老又丑的楚怀王比成美人，就怀疑屈原的审美水平。
每一想到苏轼对这三个女人的情和爱，我眼里心上总是有些潮湿，思绪软软地蔓延开来，弥漫成一片旷古的遐思 遐思中我又想到了苏辙。
苏轼的真性情还彰显于对弟弟苏辙的兄弟之情上。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前面的小序上，写明了是“怀子由”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无眠的思念，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殷殷关切之祷告，无不流溢着手足深情，在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一个阴错阳差的误会使苏轼误以为皇帝要杀他，在心惊胆战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弟弟，给苏辙留下了两首诀别诗，愿与子由“世世为兄弟”；自海南返乡途中，苏轼病重，念念不忘的是：归来之后始终不见子由。兄弟情深，以至于此，有兄如此，夫复何求？
这样一个重情重谊的男人，这样一个兄长和丈夫，普天之下，能有几人？怎不令无情的“豪杰”仰倒，怎不令游戏爱情的男人汗颜！应该说柳永和杜牧都是很有女人缘的，可到头来，不也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既是青楼，又是薄幸，更没见史书有过他们对妻子耿耿相思的记载。所以，千年的搜寻中，我要嫁给苏轼，嫁给一个有情有意的兄长，嫁给一个全心全意爱妻子的男人。
苏轼的率真也可以理解为正直。在新旧两党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拼杀得如火如荼时，苏轼没有为了一己之私随风而倒，王安石的新法中有推行榷盐——食盐官卖的法规，盐价高得百姓买不起：“岂是闻《韶》不知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基于对芸芸众生的关爱，苏轼不完全赞成这个新法；当司马光要全部废除新法时，他又坚持说新法中有利于国富民强的部分，应有所保留，官场中挣扎了大半辈子了的苏轼，始终没有学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并且一有不快意的事，便“如蝇在食，吐之方快”，此等坦荡胸怀，玻璃人生，才可以说是真正读过圣贤书的文人，才可谓书生本色。难怪他入狱后，无论政见上相容还是相悖者，都多方营救（这其中包括王安石和司马光），不是人格魅力，何能如此？一个征服了同性的男人，才是男人中的帝王，嫁给这样的男人，你就是王后，走到哪里，你都可以把骄傲写在脸上，把胸脯挺得高高，把腰枝扭得乱颤，把脚步走得铿锵；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笑得日月生辉，山河添色。这样的男人，谁不想嫁呢？嫁给他，我不会像王弗，在他因诗获醉时，痛烧他的诗稿，我会做朝云，为他收拾行囊，伴他一路远行。
从才子的角度上看，李白无疑是大才子。但李白有点冷血。遍寻李白的文字，很少有涉及情谊的，更不要说男女情爱。李白是不屑于谈情说爱的。李白与杜甫曾有二十多天的同游蒙山，两人曾“醉眠秋共被，携手月同行”，这令杜甫铭刻于心，时时思念，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诗，就有十首，《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诗，写满了梦中的长相忆，而李白似乎只是在当时分别时留下了两首后，再也没有了后来。李白最爱的是他的酒，其次是他的游山玩水，再其次是他的牢骚。苏轼也爱酒，还爱喝醉，醉了便与朋友在“杯盘狼藉”后“相与枕籍乎舟中”大睡到天亮，真是如一张白云般洁净的心，他从不怕什么酒后失态，更不介意别人是否嘲笑，喝得酣畅，醉得坦然；他醉后也赋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赋完后便倒头大睡。有人持此词以告太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不是顺江脱逃了吗？害得有监视他行止职责的黄州太守慌忙寻找，坡翁却在床上鼾声如雷。一个如此悠然于心、忘怀于外的苏轼是以把杯为乐的，他是崇尚“诗酒趁年华”的。他“把酒问青天”，他“酒酣肝胆尚开张”，他“一樽还酹江月”，即使没有酒，“空杯亦常持”，他极少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愤懑，有的是“得之心寓之酒”的乐趣和对人生的透彻体悟。可以说，喝酒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狡猾的人总是推脱，推脱不了就耍赖——不是偷着倒掉，就是以水代酒；奸诈的人常常后发制人，看别人喝醉而幸灾乐祸。我倒不是说每饮辄醉的人就是好人，但很本色地喝酒的人，必然是坦诚率真的可爱之人。苏轼把他自己平摊在天宇之下，扒开自己的胸膛晾晒他如婴儿般的赤胆忠心，千百年来，令人不忍伸手去捧。如此坦诚率真的人，总是可爱和可信任的，朋友信任，妻子更信任。一个与妻子“长相知，不相疑”的丈夫，古往今来，都是女人追求的终极目标。都说女人是为爱活着的，这话我深信不疑，我可以没有华冠丽服，没有香车别墅，但不能没有让我敬佩让我欣赏让我深信的人来释放我满腔的柔情，不能没有我的爱！
我想嫁给苏轼的理由当然还包括他的潇洒和旷达。苏轼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得意与失意，他都不愁眉苦脸，他总能从困苦中找到乐趣。贬黄州、没有官奉、只好开荒于团练营的东坡以糊口时，还自称“东坡居士”，大有“审容膝之易安”的乐趣。一次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独东坡仗藜徐步，引以为乐：“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此的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谁能作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此的举重若轻，大无大有，哪个能行？我知道，屈原做不到，李白也做不到。屈原耿耿于“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仿佛自己是泰山极顶上最高的一棵松树，整个一个孤标傲世，终于成为一个“风必摧之”的林中秀木也就不奇怪了。李白只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样走投无路的时刻“拔剑四顾心茫然”，在奉诏入京，授待诏翰林时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几乎是得意忘形；还假惺惺地说什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侍奉的倒不是权贵，是皇上，是皇妃！苏轼不是，在几度浮沉的宦海中，他顶多感叹“人生如梦”，便去“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去了，连个牢骚也没有。即使在病中，也是一片笑容：“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消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看，这不是个捂嘴窃笑的老顽童嘛！“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真好像海德格尔是看见苏轼的人生，才触发的诗情。
苏轼的性情真是太能诱惑女人了，能诱惑女人的还有他的才气。散文上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比肩；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为豪放派鼻祖，千百年来堪与伯仲的只有辛弃疾；书法是“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一；绘画以墨竹开南画派文人画之先河；能监修工程——苏堤；能烹饪出“东坡肉”、“东坡汤”等一系列食品；能采药配药、给百姓治病„„我甚至找不出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的苏轼，还有什么是不能的。可以说在其中任何领域能做出这样一个成就的，就堪称大才子，苏轼却钟天地灵秀于一身，揽人间才华于掌股，我遍览古今中外（也许我不够博闻）也未再得一人如此。他是上帝塑造在人间的一个绝版！
苏轼从宋代丰神秀逸地走来，衣袂飘飘，屐痕蜿蜒。他长须白面，细眼含笑地走在无数敬佩他、欣赏他、爱慕他的才女的香闺里、心窝中。佛说，修五百年方能同舟，修一千年才能共枕。从苏轼乘风归去的公元一一零一年算起，已有九百多年，当我也乘风归去并转世投生时，应该有一千年了吧，在这千年的轮回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如我一样地期盼过，但我仍愿意倾尽我的全部虔诚来祈祷：来生让我嫁给苏轼，嫁给这个上帝唯一的骄傲。
作文七：《苏轼研究文章》4900字佛说，人是有来生的，修得今生的善事，来生便能如愿以偿，我也宁愿相信人生真有一个轮回，在生命的另一片天地中，我祈盼能心随愿迁，能活得山水生色，日月增辉，再嫁一个我又敬又爱时刻与他生死相依的男人，捧着他的诗文，背着他的笔墨，随着他塞北江南山东河西，踏遍山山水水，走进岁岁年年；在他的风月里，感受着他的真爱，在他的辛劳中，体味着他的洒脱，在他的报国之志里，沸腾热血，在他的闺阁之情里，幸福一生。
都说女人是为情而生的，可我觉得女人的爱情首先是建立在敬佩上，因而，女人也最容易被文字所打动，然而，古往今来，三千年的沧海桑田里，真正用文字打动我心弦的惟有宋代的苏东坡一人而已。捧读着苏东坡的诗文集，我总是不由地感慨：这才是一个值得我用一生之光阴倾心相守的男子汉！也许真有来生呢，那么，我要认真地，虔诚地，刻苦地……修炼今生，也许上帝受了感动，会可怜我的一片苦心，让我转世投胎为一个才貌双全的美人，满足我那千年等一回的愿望——嫁给苏东坡。虽然他曾经有过三任妻子（姬妾尚不算在内），虽然他的妻子的寿命都不长，然而，我仍然愿意把生命浓缩成一束烛光，辉映在他的指间心上。哪怕只有十一年（他的女人总是跟十一这个数字紧密相关），哪怕为此，历尽千年的情劫。 纵览古今，如东坡般真性情者实乃凤毛麟角，这一点，从他对待妻子的情谊上可见一斑。第一任妻子王弗与苏东坡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东坡在她埋骨的山头亲手栽下了三万株松苗。三万株啊，要种多长时间？点点滴滴的泥水中，包含了多少情和爱！他是把自己那一缕相思化成了三万株万古常青的松树，经寒历暑，沐雨栉风，岁岁年年，生生世世，守候在爱妻身旁。又是十年后，苏东坡为王弗写下了那首令所有读懂了的人摧心扼腕、痛断肝肠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生时十年相伴，死后十年相思，王弗何幸，得如此优秀的男人“不思量，自难忘”，“年年肠断”！作为女人，得其中一个十年就已足矣，二十年乃至一生的魂牵梦绕，王弗地下有灵，也该笑得如鲜花般灿烂吧。何况此时的东坡已于六年前娶了小苏轼十一岁的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了。苏东坡并没有因有了新欢就忘了旧情。
再说王闰之。作为进士之女，嫁一个年轻貌美前途无量的书生应该不成问题；作为王弗的堂妹，她是应该了解甚至见过苏东坡这个姐夫的，据说当年王弗嫁给苏东坡时，很令她羡慕了一番。王闰之能以十一岁的年龄差距去做填房，除了崇拜和敬佩，大概就是感动于东坡对妻子的深情厚谊了。不幸的是，二十五年后，王闰之又病逝了。这个陪着她宦海浮沉在黄州惠州儋州的穷达多变中绝无怨尤的贤惠妻子、视前妻子如己出的贤德母亲的去世，使东坡的情感再受重创。苏东坡曾与王闰之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王闰之死后百日，苏轼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公麟（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并终于在十一年后由苏辙将停放在京西一座寺庙里的灵柩与苏东坡埋在了一起，苏辙是了解这个哥哥的，帮他实现了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誓言。
除了这两个妻子外，还有一个由侍妾扶正的王朝云。这个十二岁进门的丫头，几十年来侍奉在苏轼左右，在他最得意时，也在他最倒霉时。特别是在坡翁最后的流放海南的岁月里，在那些侍妾“树倒猢狲散”的时候，朝云的生死相依，更应该源于刻骨铭心的敬爱，东坡这个比朝云大二十六岁的“白须消散”的“病翁”，能打动朝云的除了才气，应该就是深情了。朝云没有看错，三个妻子中，苏东坡给朝云写的诗词最多，坡翁称之为“天女维摩”（类似于后来我们说的天使），以知己看待。大概是上天也嫉妒东坡如此得女人的垂青吧，三十三岁的朝云在扶正了十一年后又病逝，苏轼将她埋在惠州城西的丰湖边上，俯瞰二人一起开辟的放生池，一湖净水，有如朝云的一片丹心，竟然令东坡不忍重游。朝云死后，苏东坡就一直鳏居，再未婚娶。他给朝云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每逢暮雨倍
思卿”，在苏东坡此后的日子里，有多少夜雨孤灯夜晚，就有多少“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的百结愁肠。朝云就这样款款地走在暮年东坡的深情里，直到永远……
遐思中我还想到了苏辙。苏东坡的真性情还彰显于对弟弟苏辙的兄弟之情上。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前面的小序上，写明了是“怀子由”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无眠的思念，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殷殷关切之祷告，无不流溢着手足深情，在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后，一个阴错阳差的误会使苏东坡误以为皇帝要杀他，在心惊胆战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弟弟，给苏辙留下了两首诀别诗，愿与子由“世世为兄弟”；自海南返乡途中，老东坡病重，念念不忘的是：归来之后始终不见子由。兄弟情深，以至于此，有兄如此，夫复何求？
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地重情重谊的男人，这样一个兄长和丈夫，普天之下，能有几人？怎不令无情的“豪杰”仰倒，怎不令游戏情感的男人汗颜！应该说柳永和杜牧都是很有女人缘的，可到头来，不也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既是青楼，又是薄幸，更没见史书有过他们对妻子耿耿相思的记载。所以，千年的搜寻中，我要嫁给苏东坡，嫁给一个有情有意的兄长，嫁给一个全心全意爱妻子的男人，沉浸在他呵护的柔情里，虚枕在他温暖的胸膛上，把全世界浓缩成一个爱人。
苏东坡的率真也流露出他的正直。在新旧两党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拼杀得如火如荼时，苏东坡没有为了一己之私随风而摇摆，王安石的新法中有推行榷盐——食盐官卖的法规，盐价高得老百姓吃不起：“岂是闻《韶》不知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基于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东坡不完全赞成这个新法；当司马光要全部废除新法时，他又坚持说新法中有利于国富民强的部分，应有所保留，官场中挣扎了大半辈子了的东坡，始终没有学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并且一有不快意的事，便“如蝇在食，吐之方快”，此等坦荡胸怀，水晶人生，才可以说是真正读过圣贤书的文人，才可谓书生本色。难怪他入狱后，无论政见上相容还是相悖者，都多方营救（这其中包括王安石和司马光），不是人格魅力，何能如此？一个征服了同性的男人，才是男人中的帝王，嫁给这样的男人，你就是王后，走到哪里，你都可以把骄傲写在脸上，把胸脯挺得高高，把腰枝扭得乱颤，把脚步走得铿锵；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笑得日月灿烂，山河添色。这样的男人，谁不想嫁呢？嫁给他，我不会像王弗，在他因诗获罪时，和着眼泪痛烧他的诗稿，我会做朝云，为他收拾行囊，伴他一路风风雨雨地远行。
从才子的角度上看，李白无疑是大才子。但李白有点冷血。遍寻李白的文字，很少有涉及情谊的，更不要说男女情爱。李白是不屑于谈情说爱的。李白与杜甫曾有二十多天的同游蒙山，两人曾“醉眠秋共被，携手月同行”，这令杜甫铭刻于心，时时思念，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诗，就有十首，《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诗，写满了梦中的长相忆，而李白似乎只是在当时分别时留下了两首后，再也没有了后来。李白最爱的是他的酒，其次是他的游山玩水，再其次是他的牢骚。东坡也爱酒，还爱喝醉，醉了便与朋友在“杯盘狼藉”后“相与枕籍乎舟中”大睡到不知东方既白，真是如一张白云般洁净的心，他从不怕什么酒后失态，更不介意别人是否嘲笑，喝得酣畅，醉得坦然；他醉后也赋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赋完后便倒头大睡。有人持此词以告太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不是顺江脱逃了吗？害得有监视他行止职责的黄州太守慌忙寻找，坡翁却在床上鼾声如雷。一个如此悠然于心、忘怀于外的坡翁是以把杯为乐的，他是崇尚“诗酒趁年华”的。他“把酒问青天”，他“酒酣肝胆尚开张”，他“一樽还酹江月”，即使没有酒，“空杯亦常持”，他极少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愤懑，有的是“得之心寓之酒”的乐趣和对人生的透彻体悟。可以说，喝酒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狡猾的人总是推脱，推脱不了就耍赖——不是偷着倒掉，就是以水代酒；奸诈的人常常后发制人，看别人喝醉而幸灾乐祸。我倒不是说每饮辄醉的人就是好人，但很本色地喝酒的人，必然是坦诚率真的可爱之人。苏东坡把他自己平摊在天宇之下，扒开自己的胸膛晾晒他如婴儿般的赤胆忠心，千百年来，令人不忍伸手去捧。如此坦诚率
真的人，总是可爱和可信任的，朋友信任，妻子更信任。一个与妻子“长相知，不相疑”的丈夫，古往今来，都是女人追求的终极目标。都说女人是为爱活着的，这话我深信不疑，我可以没有华冠丽服，没有香车别墅，但不能没有让我敬佩让我欣赏让我深信的人来释放我满腔的柔情，不能没有我的爱！
我想嫁给苏东坡的缘由当然还包括他的潇洒和旷达。东坡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得意与失意，他都不愁眉苦脸，他总能从困苦中找到乐趣。贬黄州、没有官奉、只好开荒于团练营的东坡以糊口时，还自称“东坡居士”，大有“审容膝之易安”的乐趣。一次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独东坡仗藜徐步，引以为乐：“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此的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谁能作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此的举重若轻，大无大有，哪个能行？我知道，屈原做不到，李白也做不到。屈原耿耿于“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仿佛自己是泰山极顶上最高的一棵松树，整个一个孤标傲世，终于成为一个“风必摧之”的林中秀木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李白只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样走投无路的时刻“拔剑四顾心茫然”，在奉诏入京，授待诏翰林时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几乎是得意忘形；临了被“发银放还”，还假惺惺地说什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侍奉的倒不是权贵，是皇上，是皇妃！苏东坡不是，在几度浮沉的宦海中，他顶多感慨“人生如梦”，便去“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去了，连个牢骚也没有。即使在病中，也是一片笑容：“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消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有病是不能喝酒的，他倒喝了个脸红，看，这不是个恶作剧后的捂嘴窃笑的老顽童嘛！“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真好像海德格尔是看见苏东坡的人生，才触发的诗情。
苏东坡的性情真是太能诱惑女人了，能诱惑女人的还有他的才气。散文上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比肩；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为豪放派鼻祖，千百年来堪与伯仲的只有辛弃疾；书法是“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一；绘画以墨竹开南画派文人画之先河；能监修工程——苏堤；能烹饪出“东坡肉”、“东坡汤”等一系列食品；能采药配药、给百姓治病„„我甚至找不出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的东坡，还有什么是不能的。可以说在其中任何领域能做出这样一个成就的，就堪称大才子，苏东坡却钟天地灵秀于一身，揽人间才华于掌股，我遍览古今中外（也许我不够博闻）也未再得一人如此。他是上帝塑造在人间的一个绝版！
苏东坡从宋代丰神秀逸地走来，衣袂飘飘，屐痕蜿蜒。他长须白面，细眼含笑地走在无数敬佩他、欣赏他、爱慕他的才女的香闺里、心窝中。佛说，修五百年方能同舟，修一千年才能共枕。从坡翁乘风归去的公元一一零一年算起，已有九百多年，当我也乘风归去并转世投生时，应该有一千年了吧，他在他的千年里倏忽而过，我在我的千年里苦苦修行，虽然我不知道在这千年的轮回中，有多少人曾经如我一样地期盼过，但我仍愿意倾尽我的全部虔诚来祈祷：来生让我嫁给苏东坡，嫁给这个上帝唯一的骄傲。
作文八：《苏轼文章诗词选》5700字苏轼文章诗词选
初出茅庐
初发嘉州（１）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３）锦水细不见，蛮江清更鲜。
（４）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
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
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２）
原诗注：是日，期乡僧宗一，会别钓鱼台下。
词句注释
（１）这是苏轼最早的诗作，作于嘉佑四年（１０５９年）。其时苏轼、苏辙已中举，奔母丧返四川眉山后随父再赴京都。父子三人取岷江水路，经嘉州、犍为，出蜀出峡，直下江陵。苏轼时年二十四，尽览山川形胜，“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父子三人趁“舟中无事，博奕饮酒”，你唱我和，写下百余首诗篇，结集谓之《南行集》。《初发嘉州》便作于这年冬天，由嘉州出发之际。其时，苏氏父子已名动京师，文章播于天下。诗写嘉州发船时的景况和沿江所见风物，表露出既留恋故土又决心勇往直前去开辟未来的复杂心情。
（２）发：开船。阗（ｔíａｎ）阗：鼓声。唐宋时以击鼓为开船信号。西风：秋风。猎：吹拂。画旃（ｚｈāｎ）：船上插的彩画旗帜。
（３）锦水：锦江，以濯锦其中则鲜艳得名。蛮江：指青衣水与沫水，今名青衣江、大渡河。
（４）佛脚：即今闻名世界的乐山大佛。其脚正临江面。造：到达。
杭州通判时期（１０７１～１０７４）
吴中田妇叹 和贾收韵（１）
。
。
！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２）（３）（４）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
词句注释
（１）本篇作于熙宁五年（１０７２），王安石变法开始于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作者此时因对新法持保守态度被排挤出朝廷，在杭州任通判，期间因对新法的弊端强烈不满，对官吏漠视百姓深为痛恨，对人民的生活疾苦十分关注，因而常在诗中讽世论政，希望“有补于国”。贾收：字耘老，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苏轼的朋友，著有诗集《怀苏集》。吴中：指江浙一带。诗歌托田妇口吻，写农民在遭受天灾情况下，又加上新法诸种措施造成的谷贱钱荒的局面，因而备受剥削，陷于更加贫苦穷困的境地
（２）粳（ｊīｎｇ）：俗称“大米”，亦名“秔”，稻谷的总称。庶：差不多，表示推测。（３）泻：倾泻。杷（ｐá）：同“耙”，翻土的农具。出菌：言其木质部分因长期水淋而“生耳”（长出菌菇之类）。镰生衣：割稻的镰刀因水淋生锈
（４）此句极写农民见成熟稻谷遭风雨倒伏泥中生芽霉烂的痛苦感受。眼泪哭尽，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血，天地终无情。”忍见，痛心地看到。
（５）茅苫（ｓｈāｎ）：茅棚。苫，草帘子。赪（ｃｈēｎｇ）：红色。粞（ｘí）：碎米。
（６）言贱卖新谷之后又卖牛才能交完租税，目下只能拆屋而炊，明年挨饿更顾不上考虑。
（７）“官今”句：当时推行的新法规定，交税，免役均用现钞。农民必须把实物换成钱币。结果市场上出现了“钱荒米贱”的现象，导致田地荒疏，民躲避税收而流离失所。”后句指当时王韶计招抚羌族以利用兵西夏之事。
（８）龚（ｇōｎｇ）黄：龚遂、黄霸，均是汉代宽政恤民的清官。这里借指推行新法的官员，是反语。
⒁河伯：指河神。 （８）（５）（６）（７）。 。 。 （９），不如却作河伯妇！［１］
密州太守时期（１０７４～１０７６）
江城子·密州出猎（１）
老夫聊发少年狂（２），左牵黄，右擎苍（３），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４）。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５）。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６）？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７）。
词句注释
（１）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十月（１０７５），苏轼时为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自去冬以来，密州蝗、旱为灾，苏轼曾屡往常山祈雨，后果得雨。本年十月间，再往常山祭谢，归途中于同官习射放鹰，并作此词。这首词在偎红倚翠、浅斟低唱之风盛行的北宋词坛可谓别具一格，自成一体，对南宋爱国词有直接影响。作者对此阕也颇感自豪，他曾说此词“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自是一家”。
（２）老夫：作者自称，时年四十。聊：姑且，暂且。狂：狂妄。
（３）左牵黄，右擎苍：左手牵着黄狗，右臂托起苍鹰，形容围猎时用以追捕猎物的架势。
（４）千骑卷平冈：形容马多尘土飞扬，把山岗像卷席子一般掠过。千骑（ｊì）：形容从骑之多。平冈：指山脊平坦处。
（５）孙郎：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这里作者自喻。《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凌亭，马为虎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
（６）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朝廷何日派遣冯唐去云中郡赦免魏尚的罪呢？典出《史记·冯唐列传》。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汉时的郡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包括山西西北部分地区）太守。他爱惜士卒，优待军吏，匈奴远避。匈奴曾一度来犯，魏尚亲率车骑出击，所杀甚众。后因报功文书上所载杀敌的数字与实际不合（虚报了六个），被削职。经冯唐代为辨白后，认为判的过重，文帝就派冯唐“持节”（带着传达圣旨的符节）去赦免魏尚的罪，让魏尚仍然担任云中郡太守。苏轼此时因政治上处境不好，调密州太守，故以魏尚自许，希望能得到朝廷的信任。节：兵符，带着传达命令的符节。持节：是奉有朝廷重大使命。
（７）天狼：星名，一称犬星，旧说指侵掠，这里引指西夏。《楚辞·九歌·东君》：“长矢兮射天狼。”《晋书·天文志》云：“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词中以之隐喻侵犯北宋边境的辽国与西夏。
黄州时期（１０８０～１０８４ 被贬黄州）
定风波（１）
三月七日，沙湖（２）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４）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３）
词句注释
（１）这首记事抒怀之词作于公元１０８２年（宋神宗元丰五年）春，当时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第三个春天。词人与朋友春日出游，风雨忽至，朋友深感狼狈，词人却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
（２）沙湖：在今湖北黄冈东南三十里，又名螺丝店。
（３）一蓑烟雨任平生：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一蓑（ｓｕō）：蓑衣，用棕制成的雨披。
（４）料峭：微寒的样子。斜照：偏西的阳光。
念奴娇·赤壁怀古（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４）（５）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
（６）（７）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２）（３）
词句注释
（１）这首词是公元１０８２年（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谪居黄州时所写，当时作者四十七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两年余。苏轼由于诗文讽喻新法，为新派官僚罗织论罪而被贬，心中有无尽的忧愁无从述说，于是四处游山玩水以放松情绪。正巧来到黄州城外的赤壁（鼻）矶，此处壮丽的风景使作者感触良多，更是让作者在追忆当年三国时期周瑜无限风光的同时也感叹时光易逝，因写下此词。此词通过对月夜江上壮美景色的描绘，借对古代战场的凭吊和对风流人物才略、气度、功业的追念，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功业未就、老大未成的忧愤之情，同时表现了作者关注历史和人生的旷达之心。全词借古抒怀，雄浑苍凉，大气磅礴，笔力遒劲，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曾被誉为“古今绝唱”。赤壁：此指黄州赤壁，一名“赤鼻矶”，在今湖北黄冈西。而三国古战场的赤壁，文化界认为在今湖北赤壁市蒲圻县西北。
（２）大江：指长江。淘：冲洗，冲刷。风流人物：指杰出的历史名人。
（３）故垒：过去遗留下来的营垒。周郎：指三国时吴国名将周瑜，字公瑾，少年得志，二十四为中郎将，掌管东吴重兵，吴中皆呼为“周郎”。下文中的“公瑾”，即指周瑜。
（４）遥想：形容想得很远；回忆。小乔初嫁了（ｌｉǎｏ）：《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载，周瑜从孙策攻皖，“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乔，本作“桥”。其时距赤壁之战已经十年，此处言“初嫁”，是言其少年得意，倜傥风流。雄姿英发（ｆā）：谓周瑜体貌不凡，言谈卓绝。英发，谈吐不凡，见识卓越。
（５）羽扇纶（ｇｕāｎ）巾：古代儒将的便装打扮。羽扇，羽毛制成的扇子。纶巾，青丝制成的头巾。樯橹（ｑｉáｎｇｌǔ）：这里代指曹操的水军战船。樯，挂帆的桅杆。橹，一种摇船的桨。
（６）故国神游：“神游故国”的倒文。故国：这里指旧地，当年的赤壁战场。神游：于想象、梦境中游历。“多情”二句：“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的倒文。华发（ｆà）：花白的头发。
（７）一尊还（ｈｕáｎ）酹（ｌâｉ）江月：古人祭奠以酒浇在地上祭奠。这里指洒酒酬月，寄托自己的感情。尊：通“樽”，酒杯。
南迁惠州、儋州时期（１０９４～１０９７惠州；１０９７～１１０１儋州）
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
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１）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
（３）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
（４） 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
（５） 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６） 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
（７） 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
（８） 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
（９） 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１０） 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
（１１） 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
（１２） 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
（１３） 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
（１４） 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
（１５） 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２）
词句注释
（１）本篇作于绍圣四年（１０９７）六月底。苏轼于本年四月十七日得到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诰命，即于十九日离开惠州，六月十一日由雷州徐闻县递角场渡海，到澄迈县通潮驿。在琼州（今海南海口市）逗留十余日后，再沿海南岛西北部赴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此诗即作于途中。苏轼此行，对于环境的险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也做好了应付最坏局面的精神准备。过岭以来，其所以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心胸镇定，是因为有充实的正义感（紧守自己一贯坚持的政治信念，遭打击而不易自己为非），饱满的成就感（历典八州有口皆碑的政绩和名高天下的诗文创作成就的自我感觉），高尚的道德融成的自我意识作为精神支柱。在此诗中，诗人的精神以超自然的面貌出现，高洁、自得、乐观、顽强，以不归为归，在这样高大的精神形象面前，迫害者和他们制造的境遇，便显得渺小不足道了。诗歌意境宏伟，想象飞腾，语言奇丽。纪昀评云：“以杳冥诡异之词，抒雄阔奇伟之气，而不露圭角，不使粗豪，故为上乘。源出太白而运以己法，不袭其貌，故能各有千古。”王文诰评云：“高唱入云，有叫阖排阍之响，声彻九天九地矣。”他们都看到这首诗的不同凡响。
（２）四州：指宋时海南岛上的琼州（今海口市）、崖州（今三亚市崖城镇）、儋州（今儋州市）和万安州（今万宁市）。百洞：指海南岛中央五指山洞穴很多。蟠：遍及。
（３）“我行”二句：谓自琼州至儋州，像在岛的西北部走了条如弯月般的路线。
（４）“登高”二句：言北望中原，惟见积水茫茫。
（５）“此生”二句：言四望无路，不知此生当何往。以上四句极写想不通时之穷困，以作
顿挫。
（６）眇观：远观。瀛海：大海。《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载：驺衍学说认为：“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谈天翁，即指驺衍
（７）“茫茫”二句：谓中国的土地，置之于四海之中，不过是太仓一粟般微不足道，又有何雄雌可争呢。《庄子·秋水》云：“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苏轼《试笔自书》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
（８）“幽怀”二句：言天外长风呼啸而来，幽怀全被吹散。亦暗写“想通”后精神的清明高爽。
（９）“千山”二句：风吹千山，草木皆动，如鳞甲腾跃；万谷因风呼号，如笙钟齐鸣。此本是南海清风急雨之状，经苏轼超越情感的奇幻、升华，遂成此瑰丽意境，为下文神仙世界做铺垫。
（１０）钧天：天的中央。古代神话传说中天帝住的地方。此句以反问作肯定，言上文声音正是群仙在天上宴会作乐。
（１１）属：斟酒相劝。青童：即青童君。我国神话传说中的仙童，居东海。此句言群仙高兴我将归来，正举酒互相劝饮。
（１２）此句言这急雨难道是无意而降，原是众仙人派群龙来催我作诗，才降落的。
（１３）“梦云”二句：意谓仙人们看到自己的诗都变色改容，为之高兴。
（１４）“应怪”二句：言仙人们奇怪东坡老人容颜衰老，空有工秒的诗语。
（１５）“久矣”二句：谓很久以来，蓬莱宫中都未听到这么优美的诗歌了。这是从群仙的角度出发，来品评作者自己的作品。蓬莱宫：指仙人所居之宫。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二）（１）
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４）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２）（３）
词句注释
（１）本组诗作于元符二年（１０９９）。作者时居儋州贬所。以七言组诗形式记述日常生活情事，凡所见、所闻、所行、所想，随意摄取，触手成春。诗中反应了作者与黎族人民之间友好相处，亲密交往的情谊，也生动描绘了儋州农村特有的风物，这一切显现在轻松活泼、自然美丽的笔调中，正是诗人恬静安适自得其乐情怀的折射。原作三首，此选其二。
（２）总角：古代童子发式，左右两边各扎一小髻。
（３）吹葱叶：言小儿吹葱叶作声为戏以迎送客人。
（４）“莫作”二句：言不要想到这里是离中原万里之外的天涯，但看西边儿童的情趣，亦有汉族文化的古风。舞雩（ｙú），古时求雨设祭的高台。《论语 先进》记孔子命弟子“各言其志”，曾皙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
修学储能深入工农
而归。”孔子听了深表赞同。
新人新文化革命先革心 求真求善天下为公
作文九：《苏轼的超然》2600字苏轼的超然
２０１６－０６－１４ １１：０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