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悦，梁家贵
（阜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李端棻，字苾园，道光十三年（1833）生于贵州贵筑县，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卒于贵州贵阳。《清史稿·李端棻传》载：
“（同治）十年，出督云南学政” “四为乡试考官，一为会试副总裁，喜奖拔士类” “（光绪）二十二年，端棻遂疏请立京师大学，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斋讲习；
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生” “二十七年，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1］由此可见，李端棻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学术界称赞他为 “北京大学首倡者” “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等［2］。
然而，梳理学界有关李端棻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该研究主要集中在李端棻的教育教学以及对家乡贵州教育的作用等方面，还有一些薄弱环节［2］。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李端棻的教育思想予以梳理和探讨。
李端棻深感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3］63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推进变革，正如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道：
“去岁军事既定，皇上顺穷变通久之义，将新庶政以图自强。”［3］63
当时，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清廷逐渐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并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寄托于经世致用人才，因此加大对人才的招募力度。
“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3］63，足见或因人才对政府缺乏信任，或因人才数量有限，真正为政府所用人才极度缺乏。然而，这仅有的少量人才质量也不佳，罕有济难瑰玮之才［3］63。可见，中国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已无法适应近代发展的需要。李端棻认识到这一问题并深刻指出其中的缘由：
“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尽也。”［3］63
随着统治危机的加深，清廷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积极筹备一些新式学堂，如1861 年开设京师同文馆，培养精通外语翻译的洋务人才；
1867年又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与此同时，各地先后设立了一批新式学堂如广方言馆、实学馆、自强学堂、水师武备学堂等等， “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3］64。然而，在李端棻看来，不过是 “杯水车薪” ，无法满足变革的需要［3］64。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以及1861 年以来所设立的各类学堂，或因教育内容，或因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教育目的以及新设立学堂的规模、数量等原因，导致人才培养效果不佳。
要解决这些问题，李端棻认为，就要广设新式学堂、大力发展近代教育；
同时，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惟其如此，方能 “人争濯磨，士知向往，风气自开，技能自成，才不可胜用矣。”［3］64不仅如此，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教育的作用将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民众的精神面貌、中国内政外交均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3］64
李端棻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大量人才：首先， “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3］68进一步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将之提高到影响国家实力强弱的高度；
其次， “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独柱所能砥”［3］68，一人之学，一人之力，一人之身是无法将庞大的国家机器支撑起来的，因此必须大量培养人才。此外，他还认为中国之所以羸弱，是因为传统的教育体制无法培养出新式的人才， “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如是。非天下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3］68值得一提的是，李端棻在提倡大量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强调专门人才的重要性，从 “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3］68等观点中可见一斑。
科举制度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以科举制为核心，以私塾和书院为主要教育场所，以儒家经典及封建伦理为主要教学内容，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独特体系。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事接踵不断，中国传统教育遭到强烈的质疑。戊戌变法时期， “废科举” 的呼声越来越高。李端棻结合当时的严峻形势，设计了一套具有鲜明近代意义的教育变革方案。
（一）变革学校教育制度
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是指 “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及其管理规则，它规定着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它们之间的关系。”［4］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变革学校教育制度的思路。
首先，广设学堂。李端棻认为国家强弱在于人才之多少，而人才需要在学校教育中发掘和培养。他为此提出在北京设置京师大学堂，然后 “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3］68。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教育受科举选官制度这个 “无形之手” 调控，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严密的官学系统。李端棻提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体系并非否定旧学制，而是在旧学制的基础上增设学校、推广西学、普及新式教育。洋务运动时期，洋务大臣各自为政，创办的新式学堂也零星分散，主要分布在上海、广东、天津、北京等经济发达和政治重地，无法形成系统的学校体系。相比之下，李端棻提出的办学方案更加系统、更具可行性。
其次，完善学制。李端棻的方案规定了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习期限。他提出，各级新式学堂的学习年限均为三年。为有利于新旧两轨教育系统的衔接，李端棻主张吸收原属旧学系统的官学生、监生、贡生、举人，放宽对他们入学的年龄限制，鼓励他们求学于新式学堂［5］。
第三，更新教学内容。中国传统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晚清洋务运动中设立的学堂、书院增加了外国语言、西方科技等内容。李端棻认为，中国的教育不仅要有古代典籍，更重要的是学西方科学技术、历史地理。他提出，从府州县到省以至京师，设立不同级别的学堂，进而招收不同年龄段学生，学习相应的知识。例如，他提出在府州县、省学、京师大学堂的学习年限都为三年；
府州县的学生十二到二十岁之间入学，不仅要求学习《四书》《通鉴》《小学》等中学课程，还要浅显地学习各国语言文字、算学、天文、地理等；
进入省学的学生年龄要在二十五岁以下，学习年限同样为三年，但对其要求更高，不仅要 “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3］65，还要对西方专门知识如兵矿、交涉、天文等知识有所涉猎；
在京师大学堂学生则要注重专门知识的学习，达到 “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3］68。
第四，筹措教育经费。足够的经费是发展教育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障。李端棻提出了相应的举措：一是改书院为新式学堂，根据省县现有的书院增加教育内容改为新式学堂；
二是书院改造费用要以书院旧有公款为基础，如有空缺，由官府拨款补足——其实质是书院在办学方式上的民办官助的延续；
三是就京师大学堂而言，因关乎帝都的威严，为弘扬体制以开风气，当动用国库币藏，每年拨出十余万专款以为经费［3］65-66。
第五，建设师资队伍。优秀的师资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基础。广设学堂、广纳生源，势必需要大量的师资。李端棻为此提出要壮大师资队伍。鉴于当时中国新学肇始，洋务运动中有机会接受西学教育或者出国留学之人少之又少，李端棻建议放宽对教师的要求， “学者当起于浅近，教者亦无取精深”［3］66。对于教师的选聘，李端棻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让中外大臣举荐有名望之人担任教师， “今宜令中外大吏各举才任教习之士”［3］66；
二是选聘或者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悉以名闻，或就地聘延，或考试选补，海内之大，必有可以充其任者。”［3］66
最后，推行各类辅助性措施。为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李端棻提出了诸多辅助性措施：一为设藏书楼（即图书馆），陈列 “殿板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3］66，以及 “有切用之书为民间刻本官局所无者”［3］66，为好学之人提供读书学习来源及场所［3］66；
二为创仪器院（即实验室），使学生就近操作、反复练习，则 “视昔日纸上空谈，相去远矣”［3］67；
三为开译书局，翻译西人所著经典，达到 “增益见闻，开广才智”［3］67；
四为广立报馆，使中国百姓足不出户了解天下事， “则识时之俊日多，干国之才日出矣”［3］68；
五为选派游历，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或游历各省，并予以严格考核，其中出国学生 “纵览乎彼之工厂，精益求精，以期大成”［3］68；
同时规定，游历各省学生既有探测各地矿产、土地以期发展商务的义务，也有获得报酬及其他奖励的权利，但若懒惰不求则有被罢免的惩罚［3］66-68。
（二）调整教学制度
李端棻强调对专门人才的培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教育目的。为了能够高效率地培养专门人才，他主张采用分斋制。分斋制最早由北宋教育家胡瑗（公元993—1059）提出，经宋、元、明、清的发展演变，成为我国古代较为完善的教学制度之一。分斋教学设有两斋，即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以学习六经经义为主，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有所作为的官吏。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和算历等科，目的是培养精干实用的技术管理人才［6］。李端棻痛陈 “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7］的弊端，提出 “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7］，即实行分斋教学制度。
李端棻主张既要学习中学也要学习西学，课程设置种类繁多，如《普通学说》对普通学的科目的叙述更是多达十六种，其中 “普通学之最不可少者，曰算术、曰几何、曰代数、曰中国地理、曰中国历史、曰外国地理、曰外国历史、曰地文、曰地质、曰理化、曰生理、曰博物、曰政治、曰法制、曰经济、曰伦理，凡十六科，如上所列。”［7］然而，李端棻提倡培育专才而非全才。他提出将学生进行分斋，每斋的教学重点不同，这是培养专业性人才的有效方法，既符合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对中国传统教学制度的继承和发扬。
在教学原则方面，李端棻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循序渐进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即将知识按照学生的发展逐步、渐进地传递给学生，以期其牢固且扎实地掌握知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也体现出一定循序渐进的思想，如朱熹曾言：
“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量力所至而谨守之。”［8］48李端棻继承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主张设立不同级别的学堂，进而招收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学习相应的知识。
2.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李端棻特别强调理论学习要结合实际，主张开设仪器院，购进各种仪器，并 “令诸学徒皆就试习”［3］67，力戒 “纸上空谈” ，因为 “格致实学，咸藉试验”［3］66。同时，强调 “无测绘之仪不足以言地学……其余诸学，率皆类是”［3］67。
3.更新教学理念。李端棻尽管也强调 “中体西用” ，但与洋务派浅显学习西方的战舰、火器、养兵练兵的技法相比，内容更加丰富，涉及范围更加全面。他将哲学、宗教、心理、国家社会等都列入重要知识行列。此外，他提出农工与商为实业之学，要将这些知识学好应该打好普通学的基础［7］。他提出，在府州县学中，读《四书》等经典的同时，还要学习各国语言、地理、历史、天文；
在省学，学生要在学习中国国朝掌故书籍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的农、商、兵相关知识甚至是外交理论。
在课程门类方面，李端棻主张设中学和西学两大分支，下设多种科目。对于 “中学” ，他主张府州县 “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3］64，省学 “诵经史及国朝掌故诸书”［3］64。对于 “西学” ，他主张府州县 “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3］65；
省学 “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兵、农、矿、时事、交涉等学”［3］65。李端棻特别强调西学中普通学科的重要性，将普通学分成十六科，认为 “为学之最初一步，普通学是也，西方谓之文学，质学。质学又谓之科学，凡人类应有之智，识悉具于是”［7］，足见他对西学课程设置的重视。
在课程文本方面，晚清新式学堂学生所用西学方面的教材多为翻译书籍，但在如何翻译方面，却有一定的分歧。李端棻对于翻译书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戊戌变法时期，主张翻译西方书籍，批判洋务运动所翻译的书籍种类少，且距今时间较长， “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7］， “今所已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书亦甚少”［7］，主张在京师大学堂设立翻译书局，吸纳有才华懂西法的人，分类译书，廉价出售；
晚年获罪返黔时期，强调引进日本的教科书，使用日文翻译的西学之书，同时强调对中国历史、地理所用之书的编撰［7］。对于中学，李端棻则怀有深深的感情和强烈的自豪感，然而他认为本国翻译之书过于陈旧，以至发出 “然今日而为是学则旧时之书，反不若外人代纂之书” 的感叹［7］。因此，他回乡后号召家乡之人翻译书籍，并决心同家乡人士 “共求进取之途” ，并 “与诸君勉力赴之”［7］。
4.改进教学方法。中国传统教学方法主要是讲授法。《师说》中有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9］80就要从师，以及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等观点［9］80，然而，这也容易造成学生脱离实际、眼高手低。李端棻在主张讲授法的同时尤为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也就是西方教学中提倡的 “实验法” “实习作业法” 。所谓 “实验法” ，是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一定的仪器设备进行独立作业，观察事物或过程的发生和变化，探求事物的规律，以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方法”［10］154。所谓实习作业法，是指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之下进行一定的实际活动，以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方法。”［10］154李端棻主张在开设新式学堂的同时设立实验室，要求学生在实验室中进行操作、实习；
同时，鼓励学生出国 “纵览乎彼之工厂”［3］66-67，到各省 “察验矿质，钩核商务，测绘舆地，查阅物宜”［3］66-67，从而促进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现教学和生产劳动及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
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志士仁人们莫不为此痛心疾首，他们努力探索富国强民之道路， “废科举” “兴新学” 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李端棻教育思想形成并不断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体现出李端棻等志士仁人们强烈的家国情怀。
尽管李端棻的教育思想较之洋务派教育思想有所进步，但仍倡导学习 “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3］64为主，本质上仍是 “中体西用” 。他虽然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但并未提出废除，而是在保留的同时进行改变，增加西学课程。这说明，李端棻的教育思想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我们要看到，李端棻的局限性主要是由其所处时代所决定，也与他深受中国纲常名教的教育密切关联，而且他本身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当近代中国国门初开，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西学还不了解，甚至视为 “奇技淫巧” ，说什么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1］，极力叫喊 “祖宗之法不能变” ，三纲五常 “实千古不易”［11］140之际，李端棻的思想及行为已站在时代的前列。即使他在戊戌政变前 “托病” 请假避祸，但一生对参与维新变法从未后悔过，因此，丝毫不影响后人对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贡献作出正面评价，也不影响后人对他一生作出正面评价［12］。
李端棻并未将其教育思想停留在空喊口号上，他首倡设立京师大学堂，归乡后努力发展家乡教育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晚年他在贵州创办学堂、著书立说等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教育的近代化，打破了贵州教育思想长期闭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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