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２０１６－０７－０１ １０：１０
杨震
杨震（？—１２４年），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东汉时期名臣。从其父杨宝研习《欧阳尚书》，师从于太常桓郁。他通晓经籍、博览群书，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杨震不应州郡礼命数十年，至五十岁时，才开始步入仕途。被大将军邓骘征辟，又举茂才，历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元初四年，入朝为太仆，迁太常。永宁元年，升为司徒。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任内因正直不屈权贵，又屡次上疏直言时政之弊，为中常侍樊丰等所忌恨。延光三年，被罢免。又被遣返回乡，途中饮鸩而卒。顺帝继位，下诏平反。
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在做太尉的时候，皇帝的舅舅耿宝向杨震推荐中常侍的哥哥，杨震知道他只是想做官，并没有真材实料，就没有同意。
后汉书杨震传
这耿宝也没想到自己会碰一脸灰，心中很不痛快，他亲自会见杨震，我说杨震啊，这中常侍待皇上有功，你是看在眼里的，他和皇帝的关系也不一般，我想让你推荐他的哥哥，这不就是皇上的想法吗，你这杨震怎么这样不识好歹，皇上的话也不当一回事。杨震说，皇上的征兆，应该有官方发布的文书，我只认文书。杨震从不推荐没有才华的人参与政治，但是杨震不做由别人来做，所以这些之前被拒绝的人都怨恨这位老臣，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真正为国家考虑的人却得不到认可，一些谄谀之臣，一些鼠辈居然也能执掌大权。
一次一位叫赵腾的男子道皇宫上书，指责皇帝的手下办事不力，皇上大怒，我手下办事，要你这等凡夫俗子管教，就把他关到监狱里，杨震听闻，上书想要救赵腾，自古以来帝王都广开言路，多听取外界的批评意见，尧舜周圣人都是如此，如今大王可以有人对您直言不讳，是好事，如今你要判赵腾死刑，也有失您的威信，请大王无比保全他的性命。可是皇上被怒气冲昏了头脑，丝毫不理会杨震的谏言，杨震为人为官都秉持这清廉的作风他看到大臣樊丰在皇上外出，大修宅院，当然不能容忍，上书皇帝，樊丰当然害怕，就联合过去对杨震有意见的人一起诬陷他。
皇上下诏把杨震迁回原籍，杨震慷慨的对儿子们说，我对皇上的照顾身表感谢，只是因为自己没能把朝中的奸臣全部揭发出来，我死后没有颜面见列祖列宗，请用最差的木头为我打一尊棺材，用布单盖住身子就好，不要埋葬在祖坟，不要有祭祀。杨震死后，儿子遵守他的约定，下葬的路上，沿途的百姓都为他落泪哭泣。
杨震四知
杨震小时候父亲就死了，可以说杨震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意志力，虽然生活艰难，但是杨震对学习的探索从来不曾间断，他爱好学习，常常一个人刻苦钻研。
杨震四知
杨震很有远见，再加之他只是渊博，有些儒士常称他为关西孔子，杨震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教了二十多年书，有人让他去做官，他都拒绝了。有人想用激将法请杨震出山，说你年纪这么大出来做官也晚了，但是杨震不受干扰，勤勤恳恳教书。邓骘听说后觉得这是位可塑之才，就请他做官，虽然杨震年纪大了，但在官场上的表现真配得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连连升迁，很快就成了荆州刺史。
在上任的途中，杨震见到了他的好朋友王密，说起这王密和杨震的关系，要从几年前的一封推荐信说起，那是的王密也是才华横溢，非常出众，但是无奈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赏识，杨震教书多年，对于看人方面怎会判断错误，他向朝廷推荐，这王密才圆了自己的当官梦。从此这王密就把恩情铭记在心，时时刻刻都在想日后该怎么报答这份恩情。
话说这一天正好赶上这个好日子了，杨震要来自己的地盘当太守，王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白天前往城外接风，夜里更是亲自登门拜访。两人也是好久不见，又因为相识较早，聊起天来也没有什么忌讳。这王密于是就拿出几十斤金子想要感谢杨震。这可把杨震给激怒了，我说老朋友啊，你的品德和才学我是看在眼里才会推荐你当官的，但是如今你却没有明白我的为官之道，这令我非常失望，你说这事没人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天之、地知、你知、我知。这还不够吗！我们为官的最怕就是贪污受贿，只为自己不为百姓，今天我要是拿了这份谢礼岂不是有违我的人生准则，这官不当也罢，王密深受感触，也知道自己的不是，对身边这位曾帮过自己的人愈加尊敬。
杨震暮夜却金
东汉的大臣杨震作风廉洁，从不为自己私欲谋利益，贪污受贿这种下等官员才做的事情，杨震以他们为耻。在他担任荆州刺史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更加说明了杨震为官清廉的好品质 。
杨震暮夜却金
当时他发现手下王密非常有才华，可以用才高八斗来形容，就向朝廷推荐这个人，一听是大清官杨震推荐的，朝廷让他当县令。杨震前往东莱当太守的时候，王密因为想感谢杨震的提拔之恩，他亲自到城外接见，晚上他去拜会杨震，两个人想谈甚欢，你一言我一语，从政治抱负到国家建设，从管理百姓到赢得民心，待二人察觉已是夜深人静。王密准备告退，杨震送客，突然王密从怀中拿出一块黄金，感谢老师的提拔，让我坐上这县令的位置，属下不甚感激，就准备了一些小礼，老师您一定要笑纳啊。
这王密也是嘴甜，要是一般官员，早就从了。杨震怒了，我了解你的学问才向朝廷推荐的你，是希望你日后，为朝廷做事，清廉执政，可现在，哎，难道我当初瞎了眼了，我要你做的是报效祖国，而不是拿礼物来赠送与我，你可明白。这王密也是天真，以为杨震只是客气，就说这么晚，我送您东西这事不会有人知道的。王震大怒，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还不够吗！什么叫没有人在，难道你我二人的良心都给狗叼了不成。王密灰溜溜的走了。杨震以清廉出名，透过这一事件我们更加能断定，清廉执政才应该是每个官员必备的基本素质。
杨震墓
依据杨震生前的嘱咐，自己不应该有墓室，更不配被后人敬仰，因为自己为朝廷做的贡献太少太少，朝中的奸臣太多，我不足以报答皇帝对自己的恩情。
杨震墓
杨震含冤死后，后人对其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在今天陕西的潼关县，杨震的墓冢就坐落在此地，潼关县还将杨震墓作为教育基地向外开放。杨震墓被保留到现在离不开历朝历代尊敬杨震的人的重修和维护，嘉庆十七年的时候，提督杨遇春出资大修，为杨震树立了石雕群，且在墓碑上书“上知坊”表示对他的尊敬。
随着渭河南移，杨震墓地受到威胁，之后也被重修，１９５９年陕西考古队对杨震墓进行挖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整的文物。更有后人著诗，我站在先生的墓碑前，就好像看到了您的容颜，您的往事仿佛历历在目，您的视金如土，您的坦荡胸襟，都是我们后人要学习的，如今的为官之道，虽和以前大不相同，但为人父母官，就是应该为百姓考虑这一道理是亘古不变的。您的敢于担当，勤俭自强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您的优良品质必然会流传千里，你的为官法则必然会改变官场腐败，您的恪尽职守也必然会使每一位熟知您的人备受感召。先生您姓杨名震，单凭一个震字，就能使怯懦的人受到激奋，能使颓废的人重整雄心。投身到更伟大的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呕心沥血的伟大战斗中去。
作文二：《札记一则——“少孤贫”》4400字札记一则——“少孤贫”
发布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１６ 原文刊于
胡宝国
在东晋南朝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 “少孤贫”的记载，其中不乏士族子弟。《晋书》卷九二《袁宏传》：
侍中猷之孙也。父勖，临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
《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
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
《宋书》卷七七《颜师伯传》：
琅邪临沂人，东扬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刚正有局力，为谢晦所知。„„值晦见讨，晦与邵谋起兵距朝廷，邵饮药死。师伯少孤贫，涉猎书传，颇解声乐。 《宋书》卷九三《王弘之传》：
琅邪临沂人，宣训卫尉镇之弟也。少孤贫，为外祖征士何准所抚育。从叔献之及太原王恭，并贵重之。晋安帝隆安中，为琅邪王中军参军，迁司徒主簿。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程令，寻以病归。
《梁书》卷一四《江淹传》：
济阳考城人也。少孤贫好学，沉靖少交游。起家南徐州从事，转奉朝请。 《梁书》卷三六《江革传》：
济阳考城人也。祖齐之，宋尚书金部郎。父柔之，齐尚书仓部郎，有孝行，以母忧毁卒。革幼而聪敏，早有才思，六岁便解属文，柔之深加赏器，曰：“此儿必兴吾门。”九岁丁父艰，与弟观同生，少孤贫，傍无师友，兄弟自相训勖，读书精力不倦。 《陈书》卷三四《颜晃传》：
琅邪临沂人也。少孤贫好学，有辞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记室参军。时东宫学士庾信尝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对，信轻其尚少，曰“此府兼记室几人？”晃答曰“犹当少于宫中学士”。当时以为善对。
类似的记载还有，如《梁书》卷二六《傅昭传》：“晋司隶校尉咸七世孙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礼，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刘诞，诞反，淡坐诛。昭六岁而孤，哀毁如成人者，宗党咸异之。十一，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这里虽然没有用“少孤贫”三字来形容傅昭，但实际上他也属于此类。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士族子弟都是“少孤贫”呢？这首先是与当时人的寿命有关。从史料上看，当时不少人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岁。南齐萧嶷临终时召子子廉、子恪说：“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１］萧嶷病逝是在永明十年，年仅四十九岁。任昉，齐时与萧衍同为“竞陵八友”，卒于梁时，也是年仅四十九岁。“武帝闻问，方食西苑绿沈瓜，投之于盘，悲不自胜。因屈指曰：‘昉少时常恐不满五十，今四十九，可谓知命。’”
［２］当时人也意识到南方人寿命不长。《南史》卷六二《顾协传》：“吴郡吴人，晋司空和六世孙也。„„张率尝荐之于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但其事亲孝，与友信，亦不可遗于草泽。卿便称敕唤出。’于是以协为兼太学博士。”
三十多岁就“已老”，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后代自然就会“少孤”，如任昉，“及卒，诸子皆幼”。［３］但是何以会一“孤”即“贫”呢？这又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
通常认为，永嘉之乱后南迁的侨姓士族在江南广占土地，建立田园别墅，经济上很富足。但是这个看法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晋书》卷七四《桓冲传》：
初，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买德郎，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谓曰：“我买德也。”遂厚报之。
《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峤传》：
咸和初，朝议欲以峤为丹杨尹。峤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补庐陵郡，乃拜峤庐陵太守。以峤家贫，无以上道，赐布百匹，钱十万。
《南齐书》卷五二《王智深传》：
家贫无人事，尝饿五日不得食，掘苋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于家。 《梁书》卷四九《袁峻传》：
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
士族家贫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这与我们通常想象的士族多拥有大地产的情形是很不相同的。当时在建康的中央官吏俸禄并不丰厚，严耕望发现“自东晋以下，史传中常见有以家贫为借口乞为县令者。晋世，如孙盛、干宝、罗企生，皆以家贫亲老为辞由佐著作郎求补县令。（盛为浏阳令，宝为山阴令，企生为临汝令。）各见本传。又《李充传》，为征北参军，以家贫苦求为县，乃除剡县令。《江逌传》，为骠骑功曹，以家贫求试守太末令。而《温峤传》，子放之，为黄门侍郎，以贫求为交州，朝廷许之。是且以贫求为远州矣。宋世，如王僧达以家贫求郡，关康之以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齐世，如沈冲以母老家贫求为永兴令。各见本传。”［４］当时地方官收入颇丰，严耕望列举有“公田与禄田”、“资给”、“送迎钱”等项。其中单靠“送故”一项，就收入惊人。对此学者多有论述。［５］以家贫为理由求县令，西晋已有，如胡毋辅之“辟别驾、太尉掾，并不就。以家贫，求试守繁昌令。”
［６］但大量出现确如严氏所说，是从东晋以后才有的。
渡江南来的“朝士”大多居住在建康，除俸禄以外，他们并没有什么别的收入。颜之推曾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
［７］颜之推自幼生活在南方，他对“江南朝士”的描述不会是没有根据的。按他说，这些过江的“朝士”多数并没有土地，而是靠俸禄为生。既然以俸禄为生，则父辈中年殒没，子弟就很容易陷入“少孤贫”的境地。由此可知，像谢灵运那样“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者其实是少数。［８］《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孝武帝即位下诏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绰门户荼酷，遗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归居本宅，厚加恤赐。’于是三家长给廪。”徐、江、王三人均因卷入政治斗争而中年丧命，“长给廪”是个别情况，一般官员死后不可能有此待遇。
“少孤贫”的例子主要出自过江北人，南方本土较少。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如沈约即是。这是须要解释的。
《梁书》卷十三《沈约传》：“少时孤贫，丐于宗党，得米数百斛，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贵，不以为憾，用为郡部传。”沈约的例子可能有一些特殊性。他在《宋书》自序中介绍自己的家世说：“史臣七世祖延始居（武康）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邨。王父从官京师，义熙十一年，高祖赐馆于建康都亭里之运巷。”按此，从沈约祖父开始，沈氏这一支就迁到了建康，时间在东晋末。《沈约传》又说：“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按此，沈约离开建康，“流寓孤贫”，回到家乡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如果一切正常，他应该是一直生活在建康。从“丐于宗党”一语看，沈氏家族当时在家乡吴兴并没有什么家业可以凭藉。他的“少时孤贫”或许可以由此解释。
《陈书》卷一八《沈众传》：“侯景之乱，众表于梁武，称家代所隶故义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京邑。”沈众是沈约之孙。按他说，沈家在吴兴有“家代所隶故义部曲”。这很可能是沈约以后才有的。
沈约家族的事迹提示我们，江南本地士族与侨姓士族终究有所不同。吉川忠夫曾注意到，侯景之乱后一些南方土著士人回乡里避难。他分析说，“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乡里拥有某些生活的基础。”［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侯景乱后极少能见到侨姓士族逃难到地方。这些家族大多都是居住在建康。他们在南方是没有“乡里”的。因此之故，侯景之乱后他们所受打击也最大。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述及侯景之乱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１０］
就南朝实际情况看，在维持家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方面，最重要的并不在经济上是否富有，而在于文化。前引“少孤贫”的南朝士族人物，最后得以进入到社会上层基本都是靠文化。前引江革的例子最具典型性。江革“六岁便解属文”，其父江柔之“深加赏器”，以为“此儿必兴吾门。”类似的例子在南朝很多。
因为文化对于家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维系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一些戒子书都很强调学习的重要。王僧虔在《诫子书》中直言道：“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１１］王筠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
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１２］《颜氏家训·勉学》篇：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揭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现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颜之推亲历江陵朝廷的覆灭，尔后又由南入北，对文化的重要性感触更多。他亲眼见到了“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所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一语极重要。在需要靠文化维系家族地位的时代，士族子弟却是“多无学术”。这也注定了士族社会终将难以为继。从表面上看，南朝史籍中王、谢等一流家族的人物仍然很多。这似乎足以显示当时士族社会的昌盛。但是，须知经过二百多年的自然繁殖，这些家族人口众多，与见诸记载人物的相比，未见记载的人物其实更多。见诸记载的，多是在文化上有突出表现的人，这只能是少数。再往后看，经历北朝隋代，一直到唐初还有表现的南方士族人物也大都是因其文化上的业绩而被记录下来。
（原载《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年版）
［１］ 《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獻王嶷传》。
［２］ 《南史》卷五九《任昉传》。
［３］ 《梁书》卷一四《任昉传》。
［４］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３８７页。
［５］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送故”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６］ 《晋书》卷四九《胡毋輔之传》。
［７］ 《颜氏家训·涉务》篇。
［８］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９］ 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２２０页。
［１０］ 《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
［１１］《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１２］《梁书》卷三三《王筠传》。
作文三：《札记一则——“少孤贫”》4400字在东晋南朝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少孤贫”的记载，其中不乏士族子弟。《晋书》卷九二《袁宏传》：
侍中猷之孙也。父勖，临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
《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
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
《宋书》卷七七《颜师伯传》：
琅邪临沂人，东扬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刚正有局力，为谢晦所知。……值晦见讨，晦与邵谋起兵距朝廷，邵饮药死。师伯少孤贫，涉猎书传，颇解声乐。
《宋书》卷九三《王弘之传》：
琅邪临沂人，宣训卫尉镇之弟也。少孤贫，为外祖征士何准所抚育。从叔献之及太原王恭，并贵重之。晋安帝隆安中，为琅邪王中军参军，迁司徒主簿。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程令，寻以病归。
《梁书》卷一四《江淹传》：
济阳考城人也。少孤贫好学，沉靖少交游。起家南徐州从事，转奉朝请。
《梁书》卷三六《江革传》：
济阳考城人也。祖齐之，宋尚书金部郎。父柔之，齐尚书仓部郎，有孝行，以母忧毁卒。革幼而聪敏，早有才思，六岁便解属文，柔之深加赏器，曰：“此儿必兴吾门。”九岁丁父艰，与弟观同生，少孤贫，傍无师友，兄弟自相训勖，读书精力不倦。
《陈书》卷三四《颜晃传》：
琅邪临沂人也。少孤贫好学，有辞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记室参军。时东宫学士庾信尝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对，信轻其尚少，曰“此府兼记室几人？”晃答曰“犹当少于宫中学士”。当时以为善对。
类似的记载还有，如《梁书》卷二六《傅昭传》：“晋司隶校尉咸七世孙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礼，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刘诞，诞反，淡坐诛。昭六岁而孤，哀毁如成人者，宗党咸异之。十一，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这里虽然没有用“少孤贫”三字来形容傅昭，但实际上他也属于此类。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士族子弟都是“少孤贫”呢？这首先是与当时人的寿命有关。从史料上看，当时不少人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岁。南齐萧嶷临终时召子子廉、子恪说：“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１］萧嶷病逝是在永明十年，年仅四十九岁。任昉，齐时与萧衍同为“竞陵八友”，卒于梁时，也是年仅四十九岁。“武帝闻问，方食西苑绿沈瓜，投之于盘，悲不自胜。因屈指曰：‘昉少时常恐不满五十，今四十九，可谓知命。’”［２］当时人也意识到南方人寿命不长。《南史》卷六二《顾协传》：“吴郡吴人，晋司空和六世孙也。……张率尝荐之于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但其事亲孝，与友信，亦不可遗于草泽。卿便称敕唤出。’于是以协为兼太学博士。”
三十多岁就“已老”，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后代自然就会“少孤”，如任昉，“及卒，诸子皆幼”。［３］但是何以会一“孤”即“贫”呢？这又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
通常认为，永嘉之乱后南迁的侨姓士族在江南广占土地，建立田园别墅，经济上很富足。但是这个看法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晋书》卷七四《桓冲传》：
初，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买德郎，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谓曰：“我买德也。”遂厚报之。
《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峤传》：
咸和初，朝议欲以峤为丹杨尹。峤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补庐陵郡，乃拜峤庐陵太守。以峤家贫，无以上道，赐布百匹，钱十万。
《南齐书》卷五二《王智深传》：
家贫无人事，尝饿五日不得食，掘苋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于家。
《梁书》卷四九《袁峻传》：
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
士族家贫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这与我们通常想象的士族多拥有大地产的情形是很不相同的。当时在建康的中央官吏俸禄并不丰厚，严耕望发现“自东晋以下，史传中常见有以家贫为借口乞为县令者。晋世，如孙盛、干宝、罗企生，皆以家贫亲老为辞由佐著作郎求补县令。（盛为浏阳令，宝为山阴令，企生为临汝令。）各见本传。又《李充传》，为征北参军，以家贫苦求为县，乃除剡县令。《江逌传》，为骠骑功曹，以家贫求试守太末令。而《温峤传》，子放之，为黄门侍郎，以贫求为交州，朝廷许之。是且以贫求为远州矣。宋世，如王僧达以家贫求郡，关康之以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齐世，如沈冲以母老家贫求为永兴令。各见本传。”［４］当时地方官收入颇丰，严耕望列举有“公田与禄田”、“资给”、“送迎钱”等项。其中单靠“送故”一项，就收入惊人。对此学者多有论述。［５］以家贫为理由求县令，西晋已有，如胡毋辅之“辟别驾、太尉掾，并不就。以家贫，求试守繁昌令。”［６］但大量出现确如严氏所说，是从东晋以后才有的。
渡江南来的“朝士”大多居住在建康，除俸禄以外，他们并没有什么别的收入。颜之推曾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７］颜之推自幼生活在南方，他对“江南朝士”的描述不会是没有根据的。按他说，这些过江的“朝士”多数并没有土地，而是靠俸禄为生。既然以俸禄为生，则父辈中年殒没，子弟就很容易陷入“少孤贫”的境地。由此可知，像谢灵运那样“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者其实是少数。［８］《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孝武帝即位下诏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绰门户荼酷，遗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归居本宅，厚加恤赐。’于是三家长给廪。”徐、江、王三人均因卷入政治斗争而中年丧命，“长给廪”是个别情况，一般官员死后不可能有此待遇。
“少孤贫”的例子主要出自过江北人，南方本土较少。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如沈约即是。这是须要解释的。
《梁书》卷十三《沈约传》：“少时孤贫，丐于宗党，得米数百斛，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贵，不以为憾，用为郡部传。”沈约的例子可能有一些特殊性。他在《宋书》自序中介绍自己的家世说：“史臣七世祖延始居（武康）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邨。王父从官京师，义熙十一年，高祖赐馆于建康都亭里之运巷。”按此，从沈约祖父开始，沈氏这一支就迁到了建康，时间在东晋末。《沈约传》又说：“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按此，沈约离开建康，“流寓孤贫”，回到家乡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如果一切正常，他应该是一直生活在建康。从“丐于宗党”一语看，沈氏家族当时在家乡吴兴并没有什么家业可以凭藉。他的“少时孤贫”或许可以由此解释。
《陈书》卷一八《沈众传》：“侯景之乱，众表于梁武，称家代所隶故义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京邑。”沈众是沈约之孙。按他说，沈家在吴兴有“家代所隶故义部曲”。这很可能是沈约以后才有的。
沈约家族的事迹提示我们，江南本地士族与侨姓士族终究有所不同。吉川忠夫曾注意到，侯景之乱后一些南方土著士人回乡里避难。他分析说，“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乡里拥有某些生活的基础。”［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侯景乱后极少能见到侨姓士族逃难到地方。这些家族大多都是居住在建康。他们在南方是没有“乡里”的。因此之故，侯景之乱后他们所受打击也最大。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述及侯景之乱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１０］
就南朝实际情况看，在维持家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方面，最重要的并不在经济上是否富有，而在于文化。前引“少孤贫”的南朝士族人物，最后得以进入到社会上层基本都是靠文化。前引江革的例子最具典型性。江革“六岁便解属文”，其父江柔之“深加赏器”，以为“此儿必兴吾门。”类似的例子在南朝很多。
因为文化对于家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维系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一些戒子书都很强调学习的重要。王僧虔在《诫子书》中直言道：“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１１］王筠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１２］《颜氏家训·勉学》篇：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揭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现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颜之推亲历江陵朝廷的覆灭，尔后又由南入北，对文化的重要性感触更多。他亲眼见到了“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所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一语极重要。在需要靠文化维系家族地位的时代，士族子弟却是“多无学术”。这也注定了士族社会终将难以为继。从表面上看，南朝史籍中王、谢等一流家族的人物仍然很多。这似乎足以显示当时士族社会的昌盛。但是，须知经过二百多年的自然繁殖，这些家族人口众多，与见诸记载人物的相比，未见记载的人物其实更多。见诸记载的，多是在文化上有突出表现的人，这只能是少数。再往后看，经历北朝隋代，一直到唐初还有表现的南方士族人物也大都是因其文化上的业绩而被记录下来。
（原载《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
［１］《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獻王嶷传》。
［２］《南史》卷五九《任昉传》。
［３］《梁书》卷一四《任昉传》。
［４］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３８７页。
［５］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送故”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６］《晋书》卷四九《胡毋輔之传》。
［７］《颜氏家训·涉务》篇。
［８］《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９］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２２０页。
［１０］《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
［１１］《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１２］《梁书》卷三三《王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