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小波
2022年6月1日是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院士（1897-1979）诞辰125周年纪念日。今年7月7日，又是“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85周年纪念日。本文通过杨钟健院士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各国科学家书信交往的材料，回顾杨老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取得的主要古生物学研究成果，然后简述杨老和各国科学家在抗战期间书信交往的情况，并顺便介绍相关科学家的背景与研究领域。
抗日战争时期的杨钟健院士。照片为杨钟健院士生前保存
在抗日战争期间，杨老随地质调查所先后从北京（当时称北平）转移到长沙、昆明和重庆北碚等地。在1938-1939年间，杨老和美籍地质古生物学家卞美年（1908-2002）等人在云南发现了著名的禄丰动物群。杨老对禄丰动物群中蜥脚类恐龙和似哺乳爬行动物的研究，引起各国学者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在杨老生前保存的大批信件中，外国科学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来信大约有30来封，其中大部分和禄丰动物群的研究有关。这些古生物学家在来信中对杨老发现禄丰动物群材料纷纷表示祝贺，同时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同情。他们还给杨老寄来研究需要的参考材料并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建议。
1927年，杨钟健院士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拥有古生物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1928年，杨钟健回到中国，代表地质调查所参加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发掘的指挥工作。1929年，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和新生代地层的机构，是现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系主任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任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任名誉顾问，杨钟健院士任副主任。在1929年至1937年的近十年间，新生代研究室把工作范围从周口店扩展到华北乃至全国的新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研究，杨老在古生物学界和地质学界的地位也随之迅速提高。1936年1月，杨老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1937年2月，杨老再次当选为理事长，并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的最高奖章——葛利普奖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国难危急日渐严重。原来总部在北平的地质调查所，把大部分人员、设备与图书迁往南京，北平的留守人员组成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自1936年起，杨老任北平分所的所长。他一面调整和补充北平分所的图书馆和陈列馆，一面抓紧时间推动手中的研究项目。抗战爆发后，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1889-1971）两次公开发表《告地质调查所同人书》。翁文灏提醒大家：科学的真理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万不应托名科学而弃了国家”。他要求大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抗战服务，将急需开发的矿产“从速详确调查，编成图说”。
11月3日，在“七七事变”的3个月后，杨老和卞美年离开北平，经天津、香港奔赴长沙。当时南京已十分危急，地质调查所的大部分同事从北平和南京等地集中到长沙。1938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在长沙举行抗战开始后的第一次年会。作为即将卸任的学会理事长，杨老作了题为《我们应有的努力和忏悔》的演说。他号召同仁们同心协力，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他说：“这过去的一年中，真是我国空前时期。强邻肆虐，陷我平津，陷我淞沪，陷我首都。……现在正是我中华男儿争取国家人格，与子孙世世自由之重要关头，不容一刻松懈。”正是抱着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杨老在抗战期间，不惧困苦地坚持进行野外发掘和室内的化石修理、研究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古生物学研究成果。
在中国古动物馆展出的许氏禄丰龙骨架。照片取自网络
在长沙的地质学会年会后，杨老和卞美年等人在湘江一带作了小规模的化石采集，又对附近的红色地层作了考察。6月27日，杨老和卞美年等人前往广西南宁。他们取道越南，于7月9日到达昆明。杨老随即担任起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的职务，展开对西南地区的地质和古生物化石的调查工作。
昆明报纸就禄丰恐龙发现采访杨钟健的报道。剪报为杨钟健院士生前保存
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一开始在昆明市内翠湖公园里的通志馆办公。后来，为了躲避空袭，办事处又搬到昆明市北郊的瓦窑村，用一个旧关帝庙作为临时工作地点。1938年，卞美年在云南禄丰发现了很多中生代的脊椎动物化石，成为后来举世闻名的“禄丰动物群”工作的开端。1939年，杨老又和卞美年以及技工王存义等人到化石产地进一步考察发掘。不久，他们在禄丰县沙湾东山坡挖掘出一具完整的恐龙化石骨架，后来被杨老定名为“许氏禄丰龙”（Lufengosaurus huenei）。许氏禄丰龙是侏罗纪早期的植食性恐龙，生活在大约2亿年前。许氏禄丰龙是中国第一具装架的恐龙化石，标本保存完整，装架后栩栩如生，对研究恐龙早期进化具有重大的意义。1941年，杨老在《中国古生物志》发表《许氏禄丰龙》的专著——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研究恐龙的专著。
禄丰动物群还包括一些类似三瘤齿兽的化石，其保存状态远比以前在南非、英国发现的同类标本完好。三瘤齿兽曾因具有类似哺乳动物的牙齿、颅骨和颅后骨骼的特征而被归入哺乳动物，但后来的研究发现三瘤齿兽缺少像哺乳动物一样的上下颌关节。1940年，杨钟健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云南禄丰中生代哺乳动物的初步报告”一文，描述了云南卞氏兽（Bienotherium yunnanense）和美小卞氏兽（Bienotherium elegans）两个化石物种。卞氏兽的重要性表现在进化意义上，涉及到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之间的演化关系。禄丰动物群还具有重大的古动物地理学意义，为在亚洲和欧洲、非洲之间进行古动物区系对比和地层对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发现禄丰恐龙后，杨老在昆明接受报纸采访时说：“在国难期间，有此重要发见，可见中国科学的研究，虽在神圣抗战中，并不松懈落伍，无形中把我国在学术上的国际地位增高了。”
1939年11月，杨老在《科学》月刊发表“禄丰恐龙化石发现之经过及其意义”一文，向读者介绍禄丰恐龙的意义。1939年秋，杨老辞去昆明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任地质调查所脊椎古生物组主任，对外使用脊椎动物化石研究室的名义。1940年10月，杨老离开昆明到重庆，住进北碚的排坊湾一座破旧的“危楼”，继续从事古脊椎动物化石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44年4月，杨老以“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到北美、欧洲各国考察研究。杨老随身带去卞氏兽等化石标本，在纽约、加州和伦敦等地作进一步的修理和研究。
1945年9月3日（北美9月2日），日本在投降条约上签字。杨老在纽约目睹、分享了各界人士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然后，杨老带着卞氏兽等化石材料，前往英国等欧洲国家继续考察、研究，于1946年2月返回中国。1947年，杨老在著名学术刊物《伦敦动物学会志》发表专著，进一步描述了卞氏兽不同种属的材料，确定卞氏兽等是接近哺乳类的爬行动物。他在文章中感谢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加州大学古生物博物馆等机构协助化石修理、绘图等工作。他还特意感谢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1902-1984）、科尔伯特（Edwin H. Colbert，1905-2001）、甘颇（Charles L. Camp，1893-1975）、格雷戈里（William K. Gregory, 1876-1970）、罗美尔（Alfred Sherwood Romer，1894-1973）以及英国古生物学家沃森（又译瓦特生; D. M. S. Watson，1886-1973）等人对研究过程的支持与帮助。
在研究禄丰龙和卞氏兽等材料的过程中，杨老在昆明和重庆北碚期间，身边缺少可用的参考书。他便将初步的鉴定结果函告各国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包括德国的许耐（Friedrich von Huene，1875-1969）和布罗里（Ferdinand Broili，1874-1946）、英国的沃森、南非的布鲁姆（又译步龙；
Robert Broom，1866-1951）和美国的葛兰阶（Walter W. Granger，1872-1941）、辛普森等人。杨老保存的外国科学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来信大约有30来封，其中包括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7封，南非古生物学家布鲁姆和德国古生物学家许耐各5封，美国古生物学家甘颇和罗美尔各3封，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阶和钱耐（R. W.Chaney,1890-1971）各2封，德国古生物学家布罗里和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各1封。以下笔者按照各国科学家给杨老回信的大体顺序，简单回顾他们和杨老书信交往的情况，并顺便介绍各自科学家的背景和研究领域。
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照片为杨钟健院士生前保存
从杨老保存的科学家来信看，最早给杨老回信的是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作为新生代研究室顾问，德日进从1929年起，经常与杨老在野外和研究室内一道工作。他在中国期间，时常往返于法国、英国、北美、印度、缅甸、印尼等地。每当他和杨老不在一处时，他们便通过来往信件保持经常的联系。杨老回忆说：“德日进学识丰富，又为人温和，诚可师可友”。德日进在抗战期间给杨老的信件，除了很多关于地层和古生物学的讨论外，时常对杨老个人在工作和情感上表达诚挚的支持与关注。1938年6月，德日进刚刚从巴黎返回北平，即给在长沙的杨老写信。德日进说：“我非常想念你。希望中国经历的艰难时刻很快结束。我对你在南方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你发现红层属于早新生代，这就让一切问题变得更加明朗。”德日进在信的最后说：“鼓起勇气，我的老伙伴。有朝一日，这些困苦都将过去。”1939年3月，德日进又从巴黎写信给杨老说：“你提到卞美年采回的化石实在令人振奋。我们对原始哺乳动物知道得太少了。我打算写信给科尔伯特，请他和辛普森把他们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寄给你。……我想你眼下会正在野外，我真希望能和你在一起。你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之中，作着如此精彩可嘉的工作。没有任何事情能更好地告诉世界，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南非古生物学家布鲁姆。照片取自网络
德日进出生于法国中央高地奥弗涅（Auvergne）地区。德日进的名字是“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其中“泰亚尔·德·夏尔丹”是表示贵族家系的复姓。德日进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父母都是名门出身。他的父亲是图书馆馆员，母亲是18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的孙侄女。德日进在一个天主教耶稣会主持的学校读中学。1899年，德日进在18岁时成为耶稣会一员。1906-1908年，他被派到开罗一所耶稣会中学教物理。1909-1912年，他到英国接受神学训练，并在1911年被授予神父圣职。1922年，德日进完成了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国始新世早期哺乳动物及其所在地层”。尽管德日进具有地质学博士的头衔，人们通常对他使用“德日进神父”（Père Teilhard）这一尊称。1923年，德日进成为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地质学教授。因为他曾在1920年写过涉及“原罪”的文章，带有进化论观点，教宗后来决定革除他在巴黎天主教学院的教职，派他前来中国。1926年,德日进到达中国后，开始和桑志华（Émile Licent; 1876-1952）神父合作，对水洞沟、萨拉乌苏、泥河湾等地的古生物地层进行研究。从1929年开始，德日进基于先前在水洞沟等地的研究经验，把周口店的动物群化石与当时中国其他地点的化石相比较，以期建立对中国乃至亚洲整个新生代地质的宏观认识。德日进在从事地质古生物学研究之外，还著有不少神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
第二个给杨老回信的是南非古生物学家布鲁姆。杨老始终保存着布鲁姆从1938年10月到1947年9月期间寄来的7封信，时间跨度持续将近10年。1938年10月，布鲁姆给杨老寄来一系列三叠纪似哺乳爬行动物肯氏兽（Kannemeyeria）的照片。布鲁姆在信中说：“对于中国眼下经历的痛苦时刻，我们都深感不安，但是我确信日本将为攻击中国而后悔。你们一定最终取得胜利。”他在后来的信件中多次询问杨老是否需要得到他的任何文章。
布鲁姆是在苏格兰出生的一位医生兼古生物学家。在格拉斯哥大学读本科时，布鲁姆接触到欧文、科普、马什等人的著作，对比较解剖学发生了兴趣。1889年，布鲁姆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产科医学学位，然后到澳大利亚和南非行医，同时以行医的收入支持自己对哺乳动物起源的研究。1903年，布鲁姆成为南非维多利亚学院的动物学和地质学系的教授。布鲁姆一生描述过大约550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很多与二齿兽有关系。1910年，布鲁姆发表了比较北美和南非二叠纪爬行动物的文章。1911年，他又发表似哺乳爬行动物尖齿兽头骨结构的文章。布鲁姆还多次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整理和研究南非卡鲁地区的化石。由于他在研究兽孔类化石和哺乳动物结构方面的成就，布鲁姆于1920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4年，68岁的布鲁姆到南非德兰士瓦博物馆（Transvaal Museum），成为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学部的主任。1936年，布鲁姆和他的学生发现了属于6个个体的南方古猿材料。1947年，布鲁姆又发现了一个最为完整的南方古猿头骨。此外，他还发现了腰带骨、股骨和脊柱等材料，证实南方古猿可以直立行走。
第三个给杨老回信的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许耐。1938年11月，许耐写信感谢杨老寄来的三叠纪异齿类文章，并在随后的多封信件中为杨老研究禄丰龙化石提供了有益的信息和建议。许耐任图宾根大学古生物与地质博物馆的恐龙部馆员，是德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恐龙专家，其工作兴趣包括南非卡鲁动物群和整个冈瓦纳动物群。许耐出生于德国图宾根，但他却是波罗的海地区日耳曼贵族家庭的直系后裔，其贵族家系可以追溯到15世纪。许耐曾在拉脱维亚和日内瓦度过少儿和青年时期。1897年，许耐到图宾根大学攻读地质和古生物学。1898年，23岁的许耐完成了腕足类化石的博士论文。随后，许耐的研究兴趣转向爬行动物化石。1939年，许耐在给杨老的信中说，“发现和三瘤齿兽相关的化石，而且又是和蜥臀类恐龙在一起，非常令人感兴趣。”杨老在禄丰龙研究和装架过程中多次向许耐请教，相互磋商。许耐还把他自己已经绝版的一部著作寄来赠送杨老。1941年，杨老把禄丰龙的种名献给许耐，命名为“许氏禄丰龙”。杨老始终保存着许耐的大批来信。1969年，许耐去世。杨老随即赋诗一首“读许耐小传”，表达思念。诗中说：“文稿寄来情恒长，恐龙研究费思量。亦师亦友感人甚，看罢遗容涕泪滂。”
1935年，德国古生物学家许耐（左一）在图宾根大学指导产自巴西的二齿兽化石装架工作。照片取自网络
1939年2月，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阶写信祝贺杨老在云南发现和恐龙伴生的原始哺乳动物（后来归入似哺乳爬行动物）。葛兰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后来获得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的荣誉博士学位。葛兰阶年轻时对剥制动物皮革、制作标本感兴趣。从17岁开始，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当制作标本的工人。24岁时，葛兰阶参加纽约博物馆在怀俄明州的野外工作，发现了一个著名的恐龙化石产地，逐步走上古生物学研究的道路。葛兰阶曾在美国西部、埃及、中国和蒙古等地采集化石。1921年，葛兰阶曾和安特生（J. G. Andersson，1874-1960）以及师丹斯基（O. Zdansky，1894-1988）一起参加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的早期发掘。他曾多次作为首席古生物学家参加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的中亚考察团，在蒙古等地采集化石，发现了伶盗龙、窃蛋龙、原角龙等标本。1930年夏天，葛兰阶曾和杨老一起参加中美考察团在蒙古的野外工作，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葛兰阶在1939年2月给杨老的信中说：“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并得知你发现恐龙和伴生哺乳类的惊人消息。我们满怀兴趣期待看到你的详细描述。”不幸，葛兰阶没有机会看到1944年杨老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刊上发表的《中国三叠纪脊椎动物化石》一文。葛兰阶在给杨老写信两年多后，于1941年9月因心脏病在野外工作时去世。杨老在文章最后感谢卞美年，以及布罗里、布鲁姆、葛兰阶、辛普森和许耐提供宝贵信息。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葛兰阶去世后，曾把原来的“亚洲化石大厅”命名为“葛兰阶纪念大厅”。
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阶。照片摄于1939年4月，距离葛兰阶给杨老写信大约两个月。照片取自网络
美国古生物学家甘颇在野外观察二叠纪四足类化石。照片经加州大学古生物博物馆授权使用。版权归加州大学古生物博物馆（https://ucmp.berkeley.edu/）所有
1939年2月，美国古生物学家甘颇也写信给杨老说：“你提到和恐龙共生的原始哺乳动物化石，更是让人倍感兴趣。在眼下的环境中，你能在中国新的地点继续作出新的发现，真是奇妙的事情。”甘颇出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15年获得加州大学动物学本科学位。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读研究生，和格雷戈里一起研究肌肉和骨骼系统，特别是犬颌兽的肌肉系统。甘颇的博士论文是在格雷戈里和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1857-1935）指导下完成的，研究内容是蜥蜴的分类。甘颇曾在亚利桑那州参加著名的肯氏兽类化石的发掘。他还研究过美国地质学家劳德巴克（G. D. Louderback，1874-1957）1915年在四川威远采集的肉食类恐龙化石。1936年春，甘颇来华访问，主要目的是观察袁复礼（1893-1987）在1928年自新疆发现的水龙兽和二齿兽化石，并调查中生代地质。杨老与袁复礼陪同甘颇前往山西榆社、武乡等地考察，沿途发现不少三叠纪化石地点。随后，杨老又和甘颇去西安、成都等地考察。7月，杨老和甘颇在成都以南的荣县西爪山发现侏罗纪中期的蜥脚类恐龙化石，后来被杨老命名为荣县峨眉龙（Omeisaurus junghsiensis）。从1930年到1949年，甘颇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生物博物馆馆长和古生物系系主任。1945年，杨老在美国考察期间，曾到加州大学古生物博物馆工作了几个月，在卞氏兽材料的修理和绘图上，得到甘颇提供的各种方便和帮助。
德国地质古生物学家布罗里是杨老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古生物学的业师。1928年杨老离开德国回国后，布罗里对杨老的工作十分关心，不时来信进行学术讨论。杨老在1936年“新疆加斯马吐龙新材料”一文中，曾感谢布罗里和甘颇的批评与建议。杨老回忆说：“战事发生，流落西南，他每次来信，加以鼓舞，对中国抗战，备极赞扬。那时中德关系，不绝如缕。而他对中国人的热诚，并未随政治之逆转而改变。”
布罗里早年在维尔茨堡（符兹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读书，受到齐特尔（Karl Zittel，1802-1871）的影响。1899年，布罗里以二叠纪引螈化石的论文研究获得博士学位。1901年，布罗里曾到美国得克萨斯州与吉尔摩（Charles W.Gilmore，1874-1945）一起采集二叠纪红层中的化石。后来他又研究了德国索伦霍芬石灰岩中的翼手龙材料。1908年，布罗里成为慕尼黑大学的副教授，1919年成为巴伐利亚州地质历史和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1930年代，布罗里和施罗德（Joachim Schröder，1891-1976）合作发表了28卷南非卡鲁系的脊椎动物化石研究。1934年，布罗里又发表了犬颌兽头骨研究的文章。布罗里一生不喜欢照相，很难找到他的照片。杨老回忆说：“尤忆我离德时，许多教授全赐以照片，独他无有。我回国后，有一次写信向他要，他回信说不久要照相了，照了一定要寄给你。但始终未见寄来。”1945-1946年间，杨老在欧洲时，由于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后的纷乱时局，无法到德国看望自己的恩师。在欧洲二次大战结束之前，慕尼黑的很多建筑遭到战争破坏，其中包括布罗里投入终生心血的巴伐利亚州地质历史和古生物博物馆。布罗里曾给另外一位在瑞士的学生写信，字里行间，全是泪痕。他在信中说：“一切都完了，一生心血，付之东流。”1946年4月，布罗里在孤独与悲哀中离世。
1939年6月布罗里给杨老的亲笔信。信件为杨钟健院士生前保存
1939年6月，刚刚从委内瑞拉野外工作归来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给杨老回信说，“你发现的类似三瘤齿兽的头骨，自然引起我特别的兴趣，让我倍感兴奋。”辛普森还给杨老寄来有关三瘤齿兽的文献目录以及相关种属的名单。辛普森在信的最后说：“请你确信，我们对你的科学工作抱有持久的兴趣，对你们国家目前经历的痛苦与磨难表示同情。”
辛普森出生于芝加哥，是美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专门研究中生代哺乳动物、动物分类学和古生物地理学。辛普森在科罗拉多州大学读本科时，开始对历史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感兴趣。他后来到耶鲁大学继续本科学习，攻读古生物，于1923年毕业。辛普森随后在耶鲁大学跟勒尔（旧译陆耳；
Richard Swann Lull，1867-1957）读研究生，研究、整理马什（Othniel Charles Marsh，1831-1899）多年前采集的化石材料。辛普森在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兴趣集中在中生代哺乳动物。他随后又到英国和欧洲各大博物馆研究化石材料。1927年，辛普森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1944年，辛普森成为纽约博物馆地质和古生物部主任。1959年，辛普森成为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教授。辛普森是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著有《进化的速度与模式》、《进化的含义》等书。1927年，杨老曾和在伦敦访问的辛普森见过一面，当时他们两人刚刚各自获得慕尼黑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在相隔50年后，杨老和辛普森于1978年在上海重逢。回顾往事，他们都感慨不已。
1978年，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和杨老一起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照片为杨钟健院士生前保存
1937年，美国古生物学家钱耐和杨老在山东山旺一起野外工作。照片为杨钟健院士生前保存
1939年12月，美国古植物学家钱耐写信祝贺杨老在云南惊人的化石发现。钱耐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中学时代就热衷观察鸟类、收集鸟类标本。在芝加哥大学时，他的兴趣转向植物学和古植物学。1919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地质学博士，论文的内容是科罗拉多河谷伊戈尔溪流植物群的生态意义。钱耐曾于1925年参加安得思的中亚考察团，在蒙古等地采集标本。1931年，钱耐成为加州大学古生物系教授和古生物博物馆的古植物研究馆员。1933年，钱耐又到周口店参加了洞穴堆积中古植物种子的分析工作。1937年6月，“七七事变”之前，杨老和钱耐一起去山东临朐观察地质、采集化石。杨老把他1935年以来多次野外采集的山旺植物化石标本，交由钱耐和植物学家胡先骕（1894-1968）合作研究。在古植物学家中，钱耐首先使用化石植物叶子的形态特征推测地质时代的生态信息。1939年，钱耐成为美国古生物学会会长。1948年，钱耐最后一次来中国野外工作，到湖北、四川交界的偏远山区考察研究刚刚发现的“活化石”水杉。钱耐热衷收集中国古代陶器和玉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美国积极参与为中国战争救援的集资筹款活动。
从1941年到1969年间，美国古生物学家罗美尔和杨老长期保持书信往来。1940年,杨老被重庆大学聘请为特邀名誉教授，兼授古脊椎动物学一课。由于缺乏教材，杨老写信向罗美尔索取他的新著。1941年1月，罗美尔给杨老回信，告诉他已经寄来《人与脊椎动物》一书，并请出版社直接给杨老寄出《脊椎动物古生物学》一书。罗美尔在信中写道，“当前的战争对您开创的中国古生物学工作造成困扰，为我们这门科学带来如此的灾难，我深深为之叹息。”1944年5月，杨老到达美国进行考察研究。罗美尔写信说：“我对你的三叠纪哺乳动物非常感兴趣，当然想亲眼看到标本。我正在改写我的《脊椎动物古生物学》一书，对于这些有疑问的类型所占的位置至为关心。”罗美尔还请杨老在7月份到自己在麻省阿默斯特（Amherst）附近的乡间别墅作客。
罗美尔出生于纽约州。在麻省（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读本科时，主修的是历史和德国文学。但他当时选听了一门讲授进化和脊椎动物化石的课程，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年，罗美尔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法国作战。1919年回国后，罗美尔成为格雷戈里的研究生，于192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动物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内容是原始爬行动物与似哺乳爬行动物的运动构造。1923年，罗美尔成为芝加哥大学地质和古生物系的副教授，为沃克古生物博物馆（Walker Museum）增加了大批重要的古生代化石标本。罗美尔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加拿大、南非和欧洲采集化石标本，其中他在南非卡鲁地区工作了6个月之久。1933年，罗美尔出版《人与脊椎动物》一书。1934年，罗美尔成为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1946年,罗美尔成为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馆长。罗美尔在研究和教学中综合古生物、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强调动物形态与功能之间在进化上的关系以及动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罗美尔的《脊椎动物古生物学》一书，为脊椎动物的传统分类奠定了基础。1969年，罗美尔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国外会员。
1944年，美国古生物学家罗美尔（左二）和家人邀请杨老（右二）到麻省阿默斯特附近的乡间别墅作客。照片为杨钟健院士生前保存
纵观各国科学家在抗战期间给杨老的来信，笔者想起杨老的高足、中国著名第四纪地质学家、“黄土研究之父”刘东生院士（1917-2008）说过的一段话。刘东生院士在为杨新孝（1931-1998）先生所著《杨钟健教授与美国科学家学术交流简史》一书作序时说：很多外国科学家们和杨钟健院士的书信中，有一种明显而强烈的倾向性，其中“蕴藏着一种氛围，即他们为杨钟健和中国科学家的品德的魅力所吸引”。在纪念杨钟健院士诞辰125周年之际，笔者期待广大读者能从杨钟健院士与各国科学家的书信中，感受到同样的氛围，藉以缅怀杨钟健院士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不朽魅力、缅怀他在80多年前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为中国古生物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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