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茂 全，林 晨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是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文学超验主义》(1975)、《新英格兰文学与文化》(1989)、《爱默生》(2003)、《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2014)等，《环境想象：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文化的形成》(1995)、《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2003)、《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2005)被称为布伊尔“环境批评三部曲”，是生态批评领域里程碑式的论著。“环境想象”(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是布伊尔环境批评思想的核心。布伊尔的“环境想象”既指称写作方式，又关涉生态思想，是“一个思想与写作的联合体”[1]。布伊尔通过“环境文本”“环境想象”“住所意识”“地方依附”“毒物话语”“田园意识”“重新入住城市”“海洋想象”“流域美学”“流域书写”等概念来阐释其环境批评理论体系。
“田园意识”(pastoral ideology)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重要概念之一。布伊尔在《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文化的形成》中以专章的形式论述“田园意识”，并认为该书“聚焦于想象和复活自然环境的艺术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田园项目”(pastoral project)[1]31。本论文从田园研究反思、田园母题、田园作品、想象机制、生态意义等方面探究布伊尔环境批评中“田园意识”。
从词义的角度讲，英语中的“田园”(pastoral)有多种涵义，作形容词时有“牧师的”“牧人的”“田园生活的”“乡村的”等意义，作名词时有“牧歌”“田园诗”“田园景色”等意义。“田园”几乎成为回到“很少都市化的”“自然的”生存状态的同义词[1]31。文学批评中用“田园”指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田园生活”“田园景色”等，或作为文学类型的“田园诗”或“牧歌”或“田园文学”，或作为文学风格的“田园气息”“乡土风格”“村野风情”“牧歌情调”等。“田园”与自然文学、浪漫主义诗歌、乡土文学、荒野小说、边地小说等创作思潮有着密切关联。
生态批评中关于田园的争论主要在英美文学批评界。英国生态批评家特里·吉福德认为，在生态批评史上，“田园”意涵的嬗变与接受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化[2]。英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对田园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些方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英国生态批评家格雷格·加拉德认为，“田园”概念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后，已成为一种“过时的和谐、平衡模式”。“的确，古典田园观念的理解经历了从文类到模式，再到当代观念的转变。”[2]“田园”观念具有“一体多面”的特点，在生态批评中具有田园牧歌、田园写作模式、田园生活理想等多层涵义，也出现了“反田园”“后田园”“可持续田园”等理论变异形态。
“田园意识”贯穿于西方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在劳伦斯·布伊尔之前，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亨利·纳什·史密斯、利奥·马克斯、雷蒙·威廉斯等批评家从心理史、社会史、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维度对英美田园思想都作过一些评述。在布伊尔之后，格里格·加勒德编辑出版的《生态批评》中以“田园”为一章来探讨“古典田园”“浪漫主义田园”“美国田园”“田园生态”等主题。另外，英国学者刘易斯·韦斯特林在《文学与环境的剑桥读本》中收录了英国批评家特里·吉福德《田园、反田园和后田园》一文。吉福德在评述不同理论家的田园观念的同时，对古典田园、与城市相对乡村田园、过度浪漫化田园三种类型的田园文学作了详细评析[2]。
英国小说家、诗人、批评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从历史心理分析的维度肯定库柏、麦尔维尔等美国男性作家对自然的关注与描写。美国批评家莱斯利·劳伦斯在研究美国小说时关注到荒野对男性自我价值实现的作用。美国作家、批评家亨利·纳什·史密斯认为，在工业革命发生前，受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笔记》中土地观念的影响，来自欧洲的居住者将美国梦想象成为阿卡狄亚式的存在，认为美好理想与现实技术之间的冲突是悲剧性的[1]34。美国生态批评家利奥·马克斯在《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中以梭罗、麦尔维尔、福克纳等经典作家为例，对田园理想与工业技术的冲突作了解析，并将田园理想分为“大众的情感型田园理想”与“想象的复杂型田园理想”[3]。布伊尔认为：“利奥·马克斯区分了英美文学文化史中占主流地位的简单田园文学和复杂田园文学，前者希望无视科技的发展，并与之暗中达成同谋；
而后者则以此方式达到政治对抗的目的。”[4]美国民众一方面将未开发的美洲大陆作为可供休憩的田园而珍惜，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庞大无比的工业城市。“花园里的机器”喻示着美国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理念与对财富不断追求的经济观念之间的冲突。
马克斯等学者对美国田园文学所作解读具有男权话语特色，因此，其观点受到一些女性学者的批判。尼娜·贝姆、安妮特·克罗德尼等美国女性学者认为，在库柏、麦尔维尔、特温为代表的美国小说传统中，女性小说和女性写作处于边缘位置，其边疆经验叙事更多是“囚禁叙事”，并非“冒险叙事”；
不是摆脱了限制的自由，而是人化的自然。布伊尔指出，女性主义对“浪漫荒野”的批判不能阻碍我们对田园模式作为女性作家赋权方式的思考[1]44。米拉·杰伦从新历史主义维度探讨作为帝国征服体制的浪漫化的自然崇拜思想[1]35。“理想化的自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剥削”，此观念建基于人类对自然“征服”的意识形态。
田园意识是人类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概念。“关于田园的学术成果是丰富的，但没有一种说法是权威的，具有2500年历史的西方田园思想是如此久远多样，以致学者们必然仁者见仁，知者见智。”[1]438布伊尔深知“田园”问题的复杂性，他的“田园意识”与“田园想象”(pastoral imagination)、“田园诗”(georgic)、“田园主义”(pastoralism)、“田园文学”(pastoral literature)、“田园理想”(pastoral ideal)、“田园主题”(pastoral theme)、“田园话语”(pastoral discourse)、田园传统(pastoral tradition)、“田园愤慨”(pastoral outrage)“移民田园”(settlers’ pastoral)、“土著田园”(indigenes’ pastoral)等概念相联系，共同构成了“田园意识”的理论体系。从系统性来说，布伊尔对美国田园意识的思考比之前的理论家更深入全面。
布伊尔追溯了不同历史时期欧洲文学中的田园母题，也梳理了欧洲文学中的田园思想对美国田园思想的影响。布伊尔认为，美国文学发展中环境想象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了如古代羊皮书书写一样的三次“重写”。“第一次它形成于旧世界欲望的形象中，之后重构于美国文化国家主义的形象之中，最后建构于近代以来美国例外主义的学术话语中。”[1]5～6“田园意识”既是美国文化思想的重要一维，又是布伊尔环境批评话语中的核心范畴。田园意识的“演变”与美国环境想象的“重写”相依而生，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复杂的话语形态。
美国田园文学的发生有欧洲文化渊源。西方田园诗的出现与希腊时期的大规模城市化密切相关。田园文学的时空差异一方面表现为狂热、腐败的城镇与和平、丰富的乡村的空间差异，另一方面表现为田园诗般的过去和堕落的现在的时间差异。从田园诗的发展来看，荷马史诗中就有歌颂自然世界的抒情段落，在博物学和游记文学与古典诗歌中，田园文学与歌颂劳作的农事诗相结合。布伊尔对田园传统有反思，认为传统的田园文学对原始形态的牧羊人生活进行“程式化”再现，与城市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并对城市生活作了嘲讽，如忒奥克里托斯的诗歌[4]159。田园文学传统后来在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约翰·弥尔顿等人的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不断丰富其内涵，并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则达到高潮。“在现代早期和浪漫时代，17世纪的英语农舍诗和华兹华斯式抒情诗歌那样，田园文学中的模仿更具针对性，更倾向于再现被圈地运动和/或城市化取代了的乡村生活方式。与此转变同时发生的，是从描写虚构的阿卡狄亚世界转向实质性能指对象，用田园文学的方式将欧洲殖民地构想成自然的、甚至伊甸园式的地方。”[4]158～159田园乡村与城市空间相对而出，田园浪漫想象与乡村现实相互映照，永远处在“纠缠”之中。
布伊尔指出，学者们后来所谈的“田园想象”逐渐超越了原来作为田园诗或牧歌的文类指涉，具有了多重思想意涵，甚至出现了偏离田园生活实际的情况。“典型的方式是把景观想象为闲暇时期望的审美愉悦空间，而不是劳作景观——即为了加强田园诗意而试图抹去劳作者。”[4]159尽管如此，欧洲殖民地的田园诗化想象促进了各种形式田园文学民族主义的兴起，引发了美国人的荒野崇拜、美洲土著的文化认同。田园文学不仅成为人们表现家国想象的一种方式，还逐渐演变为美国民族思想的一部分。
美国作家库伯、梭罗、麦尔维尔、福克纳、海明威、道格拉斯的创作受到田园文学传统的影响，每位作家的田园想象各有特点。美国生态批评家反复强调田园、乡村、边疆、荒野等主题对于环境想象与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并体现出明显的男性中心话语特点。布伊尔指出：“美国的批评一直不断强调田园、边疆和荒野主题对美国想象的历史性的重要性。”[1]15美国的田园想象常徘徊于对“新世界”的浪漫想象与对“旧世界”的怀旧反思之间。“在工业时代的早期，乡村生活的浪漫理想化在城市开始是有意义的。”[5]尽管美国环境保护主义与生态正义激进主义在对待环境问题上有所不同，但在追求田园理想方面却是一致的。“然而这两个派别共同坚信，生态环境应该比现在更原始和淳朴，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养育灵魂的栖息地。”[5]44尽管美国作家与批评家在理解田园意识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认同田园意识在美国文化中的共通性、普遍性。
布伊尔认为，英国的田园想象与美国的田园想象有所区别，美国想象除了自然维度之外还有地理、历史、性别、种族、社会、文化的维度。“英国风格”历来是与农村相联系，就像“美国性”历来与腹地、自然和荒野相联系[5]169。“由于美国人对自然环境的写作与阅读的趣味并非全部是起始于自然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文化中形成的。”[1]17美国的田园想象具有杂合文化的特征，是自然与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这些散点图式的例子足以说明美国田园表现不能归结为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1]44在对美国田园思想的文化溯源中，布伊尔充分考虑到欧洲与美洲、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男性与女性、白人与黑人等多重向度，显现出一种闳阔的学术视域。
美国田园文学在布伊尔看来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概念。一方面，田园文学激发了人类的绿色意识，让人类亲近自然；
另一方面，田园文学又显示出人类对土地的占用，使人类远离自然[1]31。“总之，自然在现代思想中从两个方面被他者化了。一方面，作为经验现实的自然环境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象征性地增强了对非白人、妇女、儿童等丧失权力者的剥夺。”[1]21“因此，美国的田园文学被反体制的人支持，同时被拥护体制的人支持，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二元论。”[1]50综观其理论体系，布伊尔坚持一种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是交织融合的“环境”观念，其田园意识中同样既渗透着对田园观念复杂性的认识，又渗透着他的国家、民族以及全球环境危机的思考。
布伊尔认为，环境批评不仅需要通过历史层面的诠释环境文本，还需要“重新阐释诸如田园、生态启示录、环境种族主义之类的主题构成”[4]143。布伊尔环境批评理论中的“环境文本”具有“跨文类”“跨风格”的特点，诗歌、散文、小说等都可称之为“环境文本”，其中都存在“田园修辞”。“并不单是诗歌才可以被看作环境诗学，也不只限于非虚构环境文学的作品。把对地方的主观召唤转换成不受限制、可以供享的环境性再现，这种策略不是哪一种体裁或风格所独有的属性。”[4]63自然写作、生态诗歌、生态戏剧、科幻小说等各类环境文本成为生态批评家的阐释对象。
美国诗歌中就有田园意识的审美表征。布伊尔认为，美国诗人惠特曼在情感上依然眷恋乡村。“在惠特曼和奥姆斯特努力想象宜居城市时，他们每一个人都诉诸田园修辞，这烦扰了以前的生活经验的痕迹。”[5]120城市或乡村与自然都是环境，而文学想象都是一种想象性能量。“奥哈拉、哈乔和斯奈德的这些诗，都是对重新入住的努力：努力想象一座城市/自然，将其作为一个宜居的，或者至少可生存的栖息地。”[5]149詹姆斯·汤姆森的《四季歌》是一首田园纪事诗。“《四季歌》是一个对季节现象十分细心的田园诗纪事，包括城市一瞥，但主要是以乡村为目标的。”[5]103吉尔伯特的诗作中亦有田园理想。布伊尔认为：“吉尔伯特的诗有着毫不掩饰的原始主义色彩。诗歌回想白人定居前、还没有牧羊农场和水利设施的日子。那时，未受惊扰的黑人围坐着咏唱让河水奔流的歌。”[4]137惠特曼、奥姆斯特、汤姆森、斯奈德、吉尔伯特等诗人的诗歌中无不回响田园想象的浪漫旋律。
美国自然文学作品非常丰富，其田园意识也非常鲜明。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就是一种田园生活。布伊尔强调了梭罗的田园观对美国环境想象的影响。“根据环境互文的扩大的概念来阅读梭罗可以重新确定他的文化意义和有助于改变我们对什么才是美国环境想象的理解。”[1]27约翰·缪尔在“走向荒野”的创作表达其田园理想。布伊尔认为，缪尔主张以自然的方式回应自然，以“亲密的态度、细腻的方式言说自然神秘的风貌”。[1]76约翰·巴勒斯的创作受到其田园生活的影响。“这项工作的魅力在于巴勒斯将田野日记充满了对乡村生活乐趣的成熟的满意度的能力：将亲密的场景从东北边缘地带运输到(郊区)城市的客厅。”[5]172布伊尔肯定巴勒斯在自然写作成为“消除人类的主角和情节”的创作模式，还指出巴勒斯与爱默生在书写“农业童年”时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认为童年记忆中的农业生活是“优雅”的，后者认为童年生活是“束缚”的。
布伊尔关注美国小说中的“反田园”的文学叙事，认为霍桑小说《拉伯西尼医生的女儿》讲述了一个女主人公的父亲将植物园变成有毒植物的“反伊甸园”的故事。布伊尔认为，福克纳的《熊》《去吧，摩西》等都有田园意识。“为了激活很多读者的‘生态良心’，也是利奥波德试图培养的，有些像福克纳的虚构的想象是有必要的，即使福克纳对三角洲的自然/文化历史的编剧是丰富多彩的，利奥波德会写出选择性相对更准确的编年史的记录。”[5]228布伊尔还指出，卡森 《寂静的春天》中“明天的寓言”显示了一个无鸟、无花的春天，污染物毁坏了田园乌托邦。
综观其环境批评，布伊尔探究了爱默生、梭罗、费尼莫尔·库柏、霍桑、惠特曼、玛丽·奥斯汀、福克纳、约翰·巴勒斯、威廉·豪威尔斯、马克·吐温、奥尔多·利奥波德、福斯特、卡森等美国作家的自然意识或田园意识。“田园意识”是布伊尔思考美国文学以及美国文化的重要维度。
布伊尔始终关注“田园”的文化维度，而非自然维度。美国文化的形成同样与田园意识密切关联，“田园意识作为美国文化自我理解的中心”。“自然一直以来被认为美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有了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尽管具有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美国文学仍然将乡村与荒野作为小说的环境、主题与价值。”[1]33田园意识影响着对美国的“自我”想象与“他者”想象。“在经过一对田园解释的分析后，我将反思长期以来的一种趋势，即诸多作者与批评家者将美国表现为是远离都市的、绿色的、田园的甚至是荒野的。”[1]32美国精神既是西部精神，又是田园理想。美国生态批评家利奥·马克斯说：“自从大发现时代以来，人们就一直用田园理想来界定美国的涵义，时至今日它仍然影响着国人的想象。”“田园理想以文学和政治两种形式体现于美国人的人生观。”[3]1通过“田园乌托邦”纯真美好的透镜，美国作家期盼一个健康的养育灵魂的栖息地，并将其作为国家形象的象征。美国文化与西部荒野、边疆景观、乡土世界联系，文学世界中美国的成长故事或英雄叙事多与“荒野生存”或“自然启悟”有关联。
田园想象既是生活记忆，又是政治模型；
既是文学理想，又是国家形象。布伊尔的“国家想象”是其环境批评的内涵之一。“我们今天所谓国家想象的历史具有动态性，因为对比鲜明的典型景观之间有着共生性的对抗关系。”[4]16田园想象具有文化建构潜能，田园想象是国家形象的表征。布伊尔与其他理论家的共通之处在于发现了田园想象与景观想象、国家想象之间的紧密关联。“不同的国家确实生成了不同形式的田园文学或者偏远地方国家主义。”[4]19田园想象表征着国家想象，国家想象是田园想象的文化土壤，例如澳大利亚有关未开垦荒野的想象、德国有关黑森林的想象、委内瑞拉有关丛林的想象等，田园想象因此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田园想象与美国城市想象相依而生。“美国郊区居民的文化建筑，甚至城市社区的文化建筑，已经深深地留下了田园画面和价值观念：安全、干净、充足的居住和公共场所的愿景想象社区(包括在独栋家庭房屋周围草坪的郊区绿洲和城市的祖母绿项链、花园公园和公寓窗台上的花盆箱)。”[5]43布伊尔批评在城市想象中完全隔离自然的“一种主导习俗的惯性力量”，反对没有“土地文化”的城市化[4]47。“城市景观开始与其他剧烈变化、损坏严重的景观结合——绿色田野与‘棕色田野’并存，正好符合生态批评对地方性与地方依附的说明。”[4]97可以说，田园意识不仅表征于美国文学中的乡村想象，还表征于田园城市的浪漫想象。
田园理想影响了美国对乡村、城市等公共场域的想象，并影响到美国人的国家文化形象建构。“尽管我赞同许多其他的美国专家，他们将田园意识作为美国文化自我理解的中心，我认为美国文化在这方面的特殊性必须在远离欧洲其它前殖民地的条件下被理解。”[1]6只有建基于美国本位的田园想象才能真正建构起美国形象。“美国民族一直表现出极强的悖论性特质，一面是技术至上，崇尚物质与扩张，属典型的帝国心态，另一面是眷恋乡村，向往荒野与回归，饱含诗意的浪漫情怀。”[6]布伊尔不仅指出了美国田园意识与欧洲田园意识的差异性，还指出了田园意识在美国文化形成中的重要性与田园观念自身的矛盾性。布伊尔对美国田园意识的阐释为我们了解美国文化的形成打开了一扇窗户。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说：“我们可以从时间的角度来阐述田园诗的三个方向：挽歌带着怀旧的感觉回首逝去的过往；
田园诗欢庆一份慷慨的礼物；
乌托邦期待着一个被救赎的未来。”[2]37田园想象是一种“情感结构”，也是一种“时间结构”，具有怀旧的特征。“只有当这种共同的情感被延伸到记忆和想象中时，结构也会变得含混起来，因为这时在语言和观念中掌握一切的是一种不同的压力：也即作者的社会历史。”[7]与威廉斯重视作者的“社会历史”不同，布伊尔更多关注“想象”的功能，“田园想象”因此成为“田园意识”的生成机制。
田园想象是主客体共同作用的产物。布伊尔认为，景观“由观赏者的心灵和社会历史力量共同塑造而成”[4]157。“想象”于此更多是一种话语想象、文学想象，是借助于语言的想象、构象与成象的过程。“环境危机与想象危机相关联，依赖于找到一种更好的想象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1]2语言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具有生成性、互动性、能动性，人们既通过语言获取有关环境的知识，又通过语言改变对环境的立场，文学隐喻比科学说明有时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布伊尔认同英国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贝特的观点。“虽然深层生态学的梦想在地球上将永远无法实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可以依赖我们对它进行梦想的想象力。”[5]8“想象”是一种能量，可以填充人与地方、住所、田园之间的联系，文学话语中的田园想象亦然。
想象主体的“地方意识”“地方依附”“恋地情结”构成田园想象的关联网络。“语言绝不会复制文本外的景观，但是语言可以偏爱景观或背离景观。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其基本的审美性决策中看到，如是否突出本地的地名叫法，语言是否方言化、是否用当地物种的土称等。”[4]38“地方”引起浓厚的联想，引发的日常特有的亲密感，田园想象与地方想象是联系在一起的。诸多作家的田园想象都与充满地方性知识的“故乡”有关。“地方的概念也至少同时指示三个方向——环境的物质性、社会的感知或者建构、个人的影响或者约束。”[4]70一个地方是能够被见到、被听到、被闻到、被想象、被爱的地方。身体也是作为地方的身体，安居于某个地方。地方依附暗含着主体对地方的适应、向往与忠诚。“如果我们对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像对那些‘受保护的’自然保留地一样爱护备至，那么地球及其居民的健康大概就都能得到保障了。”[4]76“文学想象的传统特色之一是唤起并创造一种住所感。”[5]66田园想象一定程度上就是“住所想象”“地方想象”。
田园想象与想象主体的生态记忆相关联，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常常源自童年或少年的生态记忆。“梭罗证实，他被父亲带到瓦尔登湖是他最早的记忆之一，并在《瓦尔登湖》中表达了一种喜悦，即‘这最终有助于我将来我未成年的初期的梦想赋予了那绝妙的风景’。”[5]82布伊尔认同美国作家巴里·洛佩兹的主张，田园想象与作家早期生态记忆相关。洛佩兹认为：“塑造我的想象的，是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干旱河谷中流水的奇异自然；
是桉树林中树冠发出的风声；
是油亮的土地上一道道犁沟翻卷的质感；
是藏红花和桃花心木繁茂、暮霭中绯红云朵堆积在紫花苜蓿田野上的河岸；
是某个果园边橘子花丛扑面的浓香；
是某次太平洋风暴撞击滚烫平整的海滩留下的印迹。”[4]109以自然为师，以田园为家，以童心为本，田园想象就是作家与批评家的“乡愁乌托邦”，并在新的现实语境中成为田园写作的内驱动力。
田园想象中的主体与客体是间性关系。田园想象中的“田园”不是背景，而是“主动的在场”。“首先规定它必须把非人类环境看成主动的在场，而不仅是框架手段，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暗含在自然历史之中。”[4]28“自然历史”包含“人类历史”是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价值立场。胡志红指出：“布伊尔通过分析田园主义梦想中的自然意义在美洲大陆的演替来探索建构基于生态中心主义的田园梦想的可能途径。”[8]文学叙事中的田园想象是“外部景观”与讲故事者“内心景观”之间的间性融通，是间性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相互成全。
田园意识蕴含着生态潜能，田园想象有利于改善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也有利于生态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胡志红认为：“在全球生态危机此起彼伏，人类的生存受到严峻威胁的年代，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本着地球的利益，将田园主义作为保护自然，建构生态文化的意识形态工具。”[8]224文学想象介入了生态环境的塑造，文学作品中的田园想象同样改变着读者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与理解，文学作品中的田园想象培植了读者的“生态良知”。
作为“文化装置”(cultural equipment)的田园意识形塑了人们的环境观念。布伊尔认为，自然写作是对仅存的野生自然的“抢救”，也是对精神危机的“治疗”。“它企图通过巩固自然客体，来抢救和稳定在现代化面前硕果仅存的野生自然部分”[4]47。田园写作因此具有了“抢救”的意味。“越来越陌生的城市远郊的风景画可以改变它们自己，从田园空间变成圈套空间。”[5]169从原型意象来说，早期农耕田园式虔敬的意象来自于圣山的丰硕果树的施舍，环境危机时代的象征则是脆弱的地球。布伊尔认为，田园想象具有“治疗”的意义。“如果不对历史景观、景观类型和生态话语进行全方位的考虑的话，那么生态想象的治疗方法就不能说是综合性的。”[5]9布伊尔的田园意识是其环境批评理论的有机构成，田园环境不仅是乡土的，还是城市的，田园意识是当下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思想滋养。正如布伊尔所说，“田园”几乎已经成为与“很少都市化”“更自然的”的存在理念的同义词[1]31。田园想象培植着读者的生态意识，它是生态危机时代的绿色栅栏。布伊尔将其著作命名为“为濒危的世界写作”也表明其对生态建设的责任担当。
田园意识贯通于西方文化思想中，为缓解生态危机提供了绿色药方与精神补剂。“田园主义是一种文化机制，影响了西方思想上千年，在一定范围中，田园主义的一些形式成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们观念的一部分。”[1]32美国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田园的理想是一种道德观念，而不是一种明确的生存状态，或一种独特稳定的关于经济发展规模的看法。”[9]无论古典田园文学还是“后田园文学”，都是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寻。“古典田园诗倾向于歪曲或神秘化社会和环境历史，同时为工业革命产生的失落感和与自然的疏离感提供了一个由传统合法化的场所。”[2]39田园意识的“合法性”至今犹存，并启发了人们对环境美、自然美、景观美的思考。格雷格·加勒德认为：“古典田园诗先于数千年前人们对人类生态普遍危机的认识，但它提供了一套已经被彻底改造过的文学惯例和文化假设，为欧洲人和欧美人提供了一种构建其景观的方式。”[10]无论作为“道德观念”还是“文化装置”，田园思想都是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布伊尔的田园意识理论建立在对马克斯、威廉斯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吸收的基础上。布伊尔指出，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关注着与工业相对应的自然，而威廉斯《乡村与城市》关注着与城市相对应的自然，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工业资本主义对自然、乡村的“战胜”。“两书也都强调了乡土情结的诱人和虚假：表达乡土眷恋的典型形式是满怀渴望的美化，这种形式掩盖了经济力量和/或阶级利益对景观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变化”[4]16。威廉斯重在分析经济与阶级状况与乡村田园的联系。布伊尔认为，特里·吉福德、司各特·海斯对“后田园文学”“可持续田园文学”的思考是对利奥·马克斯“田园理想”的“升级”。其“升级”的具体表现在于作品中的“机器”不再是对田园秩序的潜在侵扰，而是田园秩序的“中心点”，人类与非人类的力量相互作用[4]18。“升级版”中机器与田园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矛盾”，而是“有机构成”。的确，科学精神与田园精神并非对立冲突，“机器”与“花园”也有可能和谐并存。特里·吉福德、唐纳德·沃斯特等学者们正期待一种“后田园”的叙述形式，即超越了对抗、对立的新田园意识。“正如18世纪曾发生过的那样，现代科学精神又一次与田园牧歌式的自然虔敬结合起来。”[9]442加勒德认为，自从浪漫主义运动对工业革命的诗意回应以来，田园诗已经决定性地塑造了我们对自然的建构，田园诗的悠久的历史和无处不在的文化意味着田园隐喻必然是生态批评家们关注的一个关键话题[10]33。有理由相信，作为生态批评话语中的重要范畴，田园意识将不断生发出促进生态建设的绿色动能。
生态批评研究经典文学作品中田园意识与田园景观的生态价值。“田园”是自然与文化的融合形式，也是自然与文化的居间状态，人们从中既能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区隔，又能体验到人类与自然的融通。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环境危机，还是生态思想危机。田园意识生态思想的有机构成，也是生态批评的关键范畴，在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田园意识”是人类追求自然、简朴、和谐的生活的理想观念，也是反抗技术社会、工业文明弊端的思想武器。“我们可以看到，田园意识在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观念转变中起到了天然且耐用的桥梁作用。”[1]52由田园诗、田园文学、田园想象、田园传统等与田园相关的话语资源是一种绿色话语资源。田园想象是过度工业化、技术化的“解毒剂”，也是协调人与自然冲突的“润滑剂”。无论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建设还是花园城市建设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外共通的田园意识将在协调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猜你喜欢 伊尔田园想象 快乐的想象科普童话·学霸日记(2021年4期)2021-09-05为“田园CEO”成长添把火今日农业(2020年14期)2020-08-14细观察 多想象 善表达小学生作文(低年级适用)(2019年12期)2020-01-18这些并不是想象，有些人正在为拥抱付费中国化妆品(2018年6期)2018-07-09那时我们如何想象未来读者(2017年15期)2017-07-14夏日田园杂兴（其一）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6年7期)2016-05-14田园美景数学大王·低年级(2016年6期)2016-05-14田园风数码家居(2009年11期)2009-11-18致富的奥秘意林(2008年4期)2008-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