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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开始。50年来，中国、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变是促成这些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中美关系自身变化之大、变化之深刻，无论两国交往的广泛与深入，还是两国关系近期遭遇的困境，更是当时人们所难以想见的。如今，造就中美关系历史性转折的那一代人多已逝去，但他们的远见、魄力、智慧和为此付出的努力永远值得后人敬佩，他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也值得后人汲取。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那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七，尚在春节期间。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恰是当时中美关系的写照。
尼克松的访问世界瞩目，在美国更是通过全程电视直播而引起轰动。然而，那几天的北京却是波澜不惊，气氛平静而略带一丝紧张。尼克松抵达时，并没有当年迎接友好国家领导人来访的那种盛大欢迎仪式。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他的到来并不那样令人惊诧，因为毛泽东在一年多以前就有所铺垫。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回到北京工作和生活的。大约在1971年初，我所在的单位传达了上年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将毛泽东同一个外宾的谈话详细传达给基层的每一名干部群众，这还没有先例。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1)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9、428页。。事后想来，这次大范围传达无疑是提前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对中美关系可能的改变作出预告。但那时“反帝反修”的气氛浓厚，几乎无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只看作是伟大领袖的非凡气度与胸怀。由于“批陈整风”刚开始不久，人们更关注的是毛泽东在谈话中所说的“四个伟大”很讨嫌。直到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北京参加友谊比赛，人们才猛然感到，中美关系真的要变了。
此后，形势变化之快出人预料。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后，中美两国政府宣布了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的消息。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我的记忆中，这两件事情带来的震动与兴奋要比稍后的尼克松访华还大一些。在尼克松来华前夕，各单位都传达了中央的接待精神和要求，包括在街头遇到美国记者采访如何应答。一项全市性的行动是清理市容，主要是去除“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
当这一“破冰”时刻降临之时，中国方面呈现的基调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尼克松是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的重要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但他的访问并非正式的国事访问，因为两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当然，接待是高规格的，准备充分、安排缜密、礼数周全。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中午抵达北京，出乎他的意料，毛泽东当天下午2点40分就在居所与他会面，谈话长达70分钟，而原计划仅15分钟(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27页。。2月22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都以“毛主席会见尼克松”作为头条。此后几天，相关媒体对尼克松一行的活动也逐一作了报道。值得注意的是，仅有报道而未发社论或时评。那时，电视机还不普及，只有少部分人能够通过观影感受到现场热情洋溢的气氛。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北京人对尼克松访华虽很关注，但议论有限。当中美两国长达22年的对峙与隔绝终于结束时，人们还无法想象这一变化将对未来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一连串事件造成了中美两国的长期对峙与隔绝。包括中国内战爆发、美苏冷战兴起、新中国成立、中苏结盟、中美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等。在此背景下，在全球实行反苏反共政策的美国把新中国视为其在亚洲的头号敌手，采取遏制和孤立的对华政策，并协助国民党防守台湾而打断中国的统一进程。为巩固新生政权、保障国家安全，新中国也把美国视为最主要的外来威胁。直到1969年初，中美两国仍未改变对于对方的基本战略判断。
在这20年里，中美关系的主题可以用“斗争”两个字加以概括，但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两国到头来仍要建立正常关系的想法，在双方领导人头脑中并未泯灭。第二，在对抗和对峙中，双方领导人都谨慎地设置了底线，避免在朝鲜战争之后再度发生直接冲突，这就为日后两国关系的转圜留下了余地。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所设立的一项主要外交目标，就是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也包括美国在内。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期间都主动表达了中国希望同美国缓和关系的意愿；
但美国奉行僵硬的遏制和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并试图制造“两个中国”。6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作过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试探，但中国已于1958年确定了对美“一揽子”方针，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谈。双方的想法无法契合，中美关系的缓和也就迟迟不能到来。
尽管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仍然采取极限施压的做法；
但为避免对峙升级为直接冲突，中美双方还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实现了危机管控。有两个典型案例：一是在1962年春夏之交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方就蒋介石正试图反攻大陆一事询问美方态度，美方明确表态不予支持。此后，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反攻大陆计划。二是1965年，当美国在越南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时，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发出严重警告，表明中国不允许美国将地面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否则中国将采取对等行动。最终，美国地面部队没有越过十七度线。通过这种有限合作或默契，中美双方建立起最初的、低度的战略互信。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美苏争霸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亟须摆脱因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在国际上造成的孤立状态，并抵御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双方各有需求且有所交汇，这就在客观上为中美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契机。然而，要抓住契机实现转变，中美双方还需要改变以往对于对方的战略判断。
60年代，美国战略界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主要受到两个问题困扰：中苏分歧有多大？中国是不是一个比苏联更危险的对手？直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人才知晓中苏矛盾竟如此尖锐。当苏联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时，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好战的、热衷于输出革命的国家，苏联才是西方的最大威胁，阻止苏联对中国可能的攻击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个新判断被基辛格称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大事”(3)〔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38页。。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美国在越南的战争难以为继，在与苏联争霸中也处于下风，战略收缩势在必行，美国没有力量侵略中国，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中美相互战略判断的改变是关键一环，它使重新设置两国关系成为可能。
当中美和解的契机到来之际，美国尚处于越南战争之中，中国尚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和中国发动这场“革命”，在相当程度上互以对方为假想敌。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似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历史的奇妙就在于它酿造的结果往往超乎人们的预想。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充满戏剧性，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北京、尼克松访华，这一幕幕都为人熟知。然而，仔细考察中美相互接近的过程就会发现，在公众视线之外还存在着“静悄悄外交”，包括从释放带有善意的信号，到采取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小步骤以改善双方关系，直至建立两国高层联系的秘密渠道，开始幕后谈判与磋商，等等。中美关系的解冻是“静悄悄外交”和“公开外交”相结合的经典案例。
回顾起来，中美之间微妙的互动始于尼克松访华前四五年。1967年秋，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透露出如果他上台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的信息。此文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注意。1968年11月，尼克松竞选获胜。中方抓住时机，向美方提议在新政府上台后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再次暗示他有意改变对华政策。经毛泽东提议，《人民日报》破例全文刊登，并在导语中写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评语，称这是“美帝国主义走投无路的自供状”(4)《美帝新头目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人民日报》1969年1月28日。。
此后一段时间，中美关系虽然表面看来没有任何松动，但两国领导人却各自以极其秘密的方式着手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作准备。在中国方面，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布置，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元帅研究了国际形势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得出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的结论，并向中央提出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建议。这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思路。在美国方面，尼克松政府也进一步明确了向中国靠拢的想法。
1969年秋，自珍宝岛事件后极度紧张的中苏关系有所缓和，感到压力的尼克松政府随即加快了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中国政府也适时作出回应。从这时起至1971年年中是中美“静悄悄外交”活动最频繁的时期。按尼克松的说法，双方跳起了“小步舞”(5)〔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0页。。
1969年10月，美方通知中方将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定期巡逻。随后，中方释放因误入中国领海而被扣押的一艘美国游艇。接着，美国又稍稍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中国得以购买一台美国制造的船用柴油机。美国政府还取消了禁止美国公民持美国护照前往中国的规定，中国各驻外使馆也得到向美国公民发放签证的授权。1970年一二月间，中美在华沙举行两次大使级会谈，并取得重要进展。此后，中美接近的过程因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而一度中断，一个多月后美军撤出又重启。7月，尼克松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赞成在外交上承认中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记者斯诺。10月下旬，尼克松先后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个秘密渠道向中方传话，希望派特使秘密访华。11月中旬，周恩来作出答复，同意美国特使到北京商谈解决台湾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
1971年3月末至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中美正在酝酿的两国关系的突破提供了意外机会。比赛期间，一名美国运动员向中国运动员表示，希望在世乒赛结束后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友好邀请赛。最初，外交部建议暂不邀请，原因是考虑到基辛格将访华，担心节外生枝暴露秘密，造成不必要的干扰。这是常规考虑。周恩来、毛泽东一开始都表示同意。但在世乒赛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发出邀请，目的是以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作为打开两国官方关系的序幕。这一邀请引起国际舆论轰动，加快了中美接近的步伐，起到了以乒乓“小球”转动推动世界“大球”转动的作用。
乒乓外交为中美关系的突破营造了极为有利的气氛，在这种气氛笼罩之下，“静悄悄外交”也在加紧进行。当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周恩来和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渠道敲定了基辛格访华事宜。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到北京访问。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此后，为实现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都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
从中美相互接近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静悄悄外交”的作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相互试探，摸清对方的真实意图，以避免误判，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
二是就双方的主要关切和敏感问题进行沟通，寻求解决分歧的途径和办法，使各自的政策调整切实可行，提出的主张双方都可接受。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通过“静悄悄外交”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幕后的沟通与安排，就不会有大众在公开的外交舞台上看到的那些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大戏”。一些“大戏”即便上演，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推动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之间长期敌对的状态已经结束，也标志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这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上海公报”表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府也没有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意味着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艰难的行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敲定了建交条件，即美国对台断交、废约、撤军，中方也不再以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与美国交往的前提，双方决定在正式建交前互设联络处。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终告结束。在“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顺应了历史潮流，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从尼克松访华至今，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这半个世纪里，中美关系虽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的来看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只是最近几年，两国关系出现了自正常化进程启动以来所未曾遇到过的困难，而且这一困难局面还在持续。客观地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已与那时很不一样。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令人瞩目的新兴大国，中美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当前，中美双边关系与多边关系、地区关系和全球格局紧密相连，涉及的问题远比当年广泛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
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同拜登总统举行视频会晤时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指出：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他强调，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经验和教训，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三点原则：一是相互尊重。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平等相待，管控分歧，求同存异。二是和平共处。不冲突不对抗是双方必须坚守的底线。三是合作共赢。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合则两利、斗则俱伤。(6)《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那段历史能为今天提供什么启示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必须以现实主义态度处理中美关系和中美之间的矛盾，避免意识形态化。要清醒认识到，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合作。基辛格曾说：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意识形态不同，但因为一些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相互打交道，但对合作的限度不存幻想，同时决心在有限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进行这种合作”。
第二，塑造适合新时代需要的中美关系，必须有远见、耐心、智慧，以及打破成见和常规的勇气。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发展过程中，不乏这样的案例。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每个时代人们遇到的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尽相同。今天，中美双方已有许多交换意见、了解彼此关切的渠道，不能说化解现在的矛盾要比当年打破长期形成的对峙更加困难。世界不需要冷战，更不需要热战。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国家，应该也可以具有超越过往历史的洞察力和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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