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文
（湖北警官学院 基础课教学部，湖北 武汉 430034）
公安题材文学（下文简称“公安文学”）的定义是一个人言人殊的概念，学界至今尚无权威界定。许多学者对“公安文学”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甚至将它等同于通俗文学或侦探文学，认为它仅凭离奇的故事、曲折的情节取胜，并没有什么文学性、美学价值可言，对此，李广仓认为：“在一般读者看来，公安小说文本不过是一种类型文学，人物形象是否典型、鲜明生动似乎并不重要，只要情节吸引人就可以了。这种理解其实是一种误区，是将公安小说文本当成了看完之后就可丢掉的流行文化快餐之类的东西。如果仅仅在这个层面上经营公安小说，那么公安小说注定不能走远。究其原因在于不少人把当代公安小说和类型化的侦探小说、悬疑小说、推理小说等同起来，把公安小说中的警察形象，当成了没有‘生气灌注’的角色类型或叙事代码，一种类型化的‘扁平人物’来对待。这样就彻底降低了公安小说的艺术品位，把该类文本所秉有的法律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英雄主义情结、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等深度意蕴抹杀，而这一精神审美内涵恰恰是各种‘类型化’小说并不具备的深度模式。”[1]
公安小说是当代公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像穿越、武侠、侦探、盗墓、玄幻等类型文学那样脱离现实生活，触及的“多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2]1，贴近现实生活，堪称“世情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围绕新时代中国话语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开创性、时代性的重大思想观点，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一整套重要论述。”[3]公安小说具有国家性、民族性、通俗性和时代性等特征，要构建中国公安文学话语体系，那么梳理公安小说的发展历史，追问其前世今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1949—1976 年为第一阶段。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 年（“文革”开始）之间的“十七年”，公安小说基本以苏联式肃反反特小说为主。“适应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进行的‘土改’、‘镇反’、剿匪和海、边防地区军民反特锄奸的斗争形势需要，在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以上述斗争为题材的公安小说创作相当活跃。”[4]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叶一峰的《一件杀人案》，白桦的《一个无铃的马帮》[5]，姚冷的《带警犬的“帕把”》，沈默君的《荣军锄奸记》，国翘的《一件积案》，陆石、文达的《双铃马蹄表》，林欣的《“赌国王后”牌软糖》，公刘的《国境一条街》[6]，史超的《擒匪记》[7]、《黑眼圈的女人》，赵骜的《手电筒的秘密》，高歌的《孤坟鬼影》，石方禹的《天罗地网》，等等。“文革”期间，除一部由小说《海岛女民兵》[8]改编的电影《海霞》外，公安文学创作几近空白。[2]2但地下“手抄本”倒是不少，“据不完全统计，1974—1976 年短短三年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手抄本’就达三百多种，其中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代表作有《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火葬场的秘密》、《梅花党》、《叶飞三下江南》、《第十三张美人皮》、《地下堡垒的覆灭》等。其中尤以张宝瑞创作的《一只绣花鞋》最为著名，广为流传，并出现了许多不同版本。‘文革’后的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9]242。
这一阶段的公安小说主题是“肃反反特”，且遵循着“发案—破案—结案”的叙述模式，以塑造警察的伟岸英雄形象为要务；
文学性不强，英雄意识充塞其间，重在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智慧和胆量，彰显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阶级性和道德化倾向，与“红色经典”有些类似；
创作手法比较单一，以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为主。
1976—1985 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公安小说可划归到“伤痕小说”或“反思文学”的范畴。1985 年，海岩的长篇小说《便衣警察》[10]问世，与其他作品一起完成了中国公安小说的创作转型，从此，公安小说从写案件过渡到写人的时代。“《便衣警察》的特别贡献是将写人与重大的时事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小说人物周志明被塑造成了一个平凡英雄的形象。”①转引自汤哲声：《边缘耀眼：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第116—117 页。“《便衣警察》出版，使得公安法制小说从对社会批判的反思转向为对刑警战士精神层面上的探索，从苦难的人生经历中传达出崇高的人生境界。”[11]《便衣警察》一经问世，反响强烈，特别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栏目中播出后，声誉日隆。紧接着，《人民日报》《中国法制报》等十多家报刊相继发表关于这部小说的评价，称其为“同类题材中的突破性作品，1985 年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佳作”[12]174，还有学者指出，“《便衣警察》是我国新时期公安法制小说具有突破意义的重要作品”[9]262，“海岩的长篇小说《便衣警察》，就是中国公安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中国公安文学一个新的时期的来临”[13]。
1985 年至今是公安小说的新时期。如果说新时期之前的公安小说是以政治话语的范式作为主导叙事的话，那么，新时期的公安小说则是去政治化、去阶级性、去英雄化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大步迈向平民叙事，小说中的人民警察不再是工具或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且人性和人心被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地加以观照。人民警察的职业特征也日趋凸现，作品的时代感、娱乐性和可读性也进一步增强。
这一时期的公安小说在保持通俗文学创作的传统和优势的基础上，又有所开拓和创新，甚至出现了具有荒诞意味、寓言性质的文本，如凡一平的《寻枪记》、周建新的《一个下午的逃离》等。以上所有的重大变化与大众文化的兴起、网络（电子）新媒体的出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等均有很大关系。
在分述中国当代公安小说各时期特征前，先对公安小说与侦探小说作简要区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中国成立之后，侦探小说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了，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国体决定的。侦探小说中有私家侦探和官家侦探之分，私家侦探、官家侦探与犯罪分子之间呈三足鼎立的格局；
而公安小说中只有官家侦探，即警察，私家侦探不再存在。也就是说，公安小说中只有二元对立格局。笔者将公安小说分为公安侦破小说和非公安侦破小说。
(一)1949—1976 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新中国进行了疯狂的渗透、颠覆和破坏，此时的公安小说将“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及“四清”等政治运动尽收笔下，主题就是“肃反反特”，如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14]和《一个无铃的马帮》，史超的《擒匪记》，陆石、文达的《双铃马蹄表》，公刘的《国境一条街》等。此外，《一件杀人案》《羊城暗哨》《铁道卫士》《冰山上的来客》《寂静的山林》等也有较大的影响。上述作家都是军人出身，笔下自然少不了军旅印迹。他们的作品在惊险、神秘的氛围背景中强化的是敌我冲突，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美与丑、真与假的较量剑拔弩张，敌我双方的胜负一眼即明。
作为公安小说的代表作家，白桦是“最早将少数民族生活和边防反特生活结合起来进行艺术表现的作家”[12]84。《山间铃响马帮来》中的“马帮” 指的是解放军的工作队，他们来到云南国境线上帮助当地老百姓重建家园，在诗意盎然的环境中还有肃清残匪的激烈斗争。[14]如果说这部小说以表现少数民族生活为主，以清匪反特为辅的话，那么《一个无铃的马帮》则把笔墨转向了滇南边防的反特擒匪斗争，神秘氛围贯彻文本始终，重点塑造了边防侦察排长冯延贵和苗寨联防队长朱林生的形象，彰显的是边防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5]史超的《擒匪记》是“介于军事题材和公安题材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作品”[12]81，讲述的是边防小分队在大西北深山擒匪捣毁敌巢的故事[7]。与白桦、史超同一时期的作家公刘“首先铺就了反特小说创作侧重心理刻划的先路，功不可没”[12]87，他的小说《国境一条街》中的主人公是边防检查站政委张同，作为一名警惕性非常高的革命军人，张同在面对陌生“文书”时产生了怀疑，[6]公刘详细描述了这位政工干部在复杂的敌对环境中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心流变。
“十七年时期”的公安小说受西方侦探小说、犯罪小说、间谍小说，“尤其是西欧《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当代苏联、东欧等反特侦破小说的直接影响，使公安题材文学从一开始便也染上了‘惊险’‘神秘’的色彩”[12]44。要言之，“十七年时期”的公安小说皆为公安侦破小说，坚持“二为”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重在讴歌祖国和公安战士，具有强烈的英雄意识，基调乐观、明朗、刚健，政治化倾向明显，教化功能突出。但是人物形象公式化、概念化，善恶、美丑、真假等两极对立分明。
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是“文革”期间最重要的公安小说，堪称“萧条期”的一道风景线。此作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塑造了渔家姑娘海霞。小说写出了海霞带领同心岛女民兵同渔霸、海匪等反动势力作斗争的过程。海霞是在女民兵连这个团体中逐渐长大并成熟的，“从幼稚到成熟，从蒙昧到觉醒，从软弱到坚强的成长过程，并没有凭空拔高她”[15]。一幕幕生活惨剧在幼小的海霞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父亲的控诉更是激发了她心中反抗的火焰。面对敌人的破坏和传统的封建势力，她没有害怕退缩，而是愈发坚强勇敢……经历了磨难和考验的她最终成长为反特卫士的优秀典型。[8]小说改编为电影后，历经曲折，最终在全国公映，在文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二）1976—1985 年
“文革”结束后，公安小说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王亚平的短篇小说《神圣的使命》[16]是“伤痕文学”的力作，获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讲述了一个离开工作岗位长达8 年的老公安王公伯重新履职，接手调查“白舜冤案”，却遭遇重重阻力。由于正直的知识分子白舜掌握了老干部陆青被迫害的证据，便被一批政治小丑以“莫须有”的罪名关入监狱。王公伯发现白舜案件的卷宗疑点重重，决定弄个水落石出。在调查过程中，他不顾生命安危，与邪恶势力殊死搏斗。当案件有点眉目之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王公伯不得不中止调查，重返“五七干校”。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他却借外出看病之机继续调查此案。就在“白舜冤案”即将大白于天下之时，黑恶势力使用下作手段将王公伯撞昏，企图杀人灭口。王公伯将维护法律的尊严当作自己“神圣的使命”，怀着对公安事业的绝对忠诚，义无反顾。[16]毋庸讳言，王公伯就是“伤痕文学”的典型人物。继《神圣的使命》之后，王亚平的长篇小说《刑警队长》[17]继续甄别冤假错案，“试图说明，要使冤假错案得到甄别，关键在于党的干部组织路线的甄别，而后者的任务更艰巨，表现得也更残酷”[18]。
如果说“伤痕文学”中的公安小说代表作是《神圣的使命》的话，那么，“反思文学”中的公安小说代表作则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一个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入党的共产党员，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复员到省公安局的负责过预审和劳改工作的干部，竟然被历史的旋风卷进共产党的监狱”[19]，这个老犯人就是葛翎，他在工地上不顾年老多病，勇敢地迎击反革命分子马玉麟和流氓头子俞大龙；
他在监狱里机智地与靠造反起家的“人狼”章龙喜进行周旋……他就这样与“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却在小说结尾血洒大墙—为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他搭梯爬墙去摘玉兰花而被枪杀。
上述公安小说书写的是人、“妖”颠倒的悲剧历史，讴歌公安战士的坚贞不屈，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往往呈公开化和白热化。
（三）1985 年至今
新时期以来，公安小说变得复杂起来，内容不再局限于国家安全和阶级斗争，而是转向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间或夹杂人民警察的苦恼与困惑。早期那些军人出身的作家写尽了公安小说中的惊险样式之后，海岩及时担负起了把公安小说真正引入艺术殿堂的使命，“在新时期公安题材文学创作中，海岩是第一个把‘人’作为审美观照中心的作家。他的人的意识包括了人的本质及其实现、人性、人情、人格等内涵，包括了明确的人生意识”[12]184。海岩的作品总是充满高度的人的意识和悲剧意味，家庭的变故和社会的大动荡成就了海岩独特的心理特征和与众不同的艺术直觉，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自己由于家庭影响、所受教育，强烈有感于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对个人生活，特别个人情感生活的巨大影响。我的《便衣警察》与那些伤痕小说又有些不同，很光明，很英雄，很正面，结局也很完美。我也写了少男少女的情感，但特别乐于并自觉地写了政治风云对个人命运的主宰与影响。”[20]
如果说海岩小说是“案情”+“社会”式写作，那么还有一类公安小说则是“案情”+“个人”式写作。前者中的“社会”主要是指由公安机关参与的“打击车匪路霸”“反恐”“缉毒”“清网行动”“猎狐行动”“打黑除恶”及当下的“扫黑除恶”等专项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
后者中的“个人”指人民警察个人内心的孤独、苦闷及其命运遭际等。前者大都划归为公安侦破小说，后者可划归为非公安侦破小说。“案情”+“社会”式公安小说中又以“扫黑除恶”类故事居多，其中的“案情”大多属于经济犯罪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这些犯罪又往往与官场腐败紧密相连。
非公安系统作家笔下的公安侦破小说大多借“侦破”的外壳揭露官场腐败，堪称“反腐”小说，如张平的《十面埋伏》，陆天明的《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等等。但这些“反腐”小说并不都是公安小说，如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张平的《天网》等，因为作品的主角并非警察。而多数公安系统作家笔下的“反腐”小说却可被视作公安小说，如朱维坚的《绝境》《暗算》《渗透》《沉默》《深黑》《一战到底》《水落石出》《黑白人生》等“反黑”系列，武和平的《掩盖》，张成功的“三黑系列”（《黑冰》《黑洞》《黑雾》），库玉祥的《险象环生》等。
“案情”+“社会”式公安侦破小说敢于直接暴露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警察英雄的共性特征是一身正气、不畏强权，敢于硬碰硬。他们在办案过程中往往遇到重重阻力，但他们勇于向黑恶势力宣战，敢于与腐败斗争到底。
公安侦破小说与侦探小说有着相似的叙事模式，大都采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格调积极明朗，具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讴歌在绝境中抗争的精神英雄。公安侦破小说中没有私家侦探和官家侦探这些称谓，其中的科学智慧成分减少了，而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却增多了，凸显的正是中国特色，书写的也正是中国国情。所有公安侦破小说皆高扬时代主旋律，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与时代的主流文化方向相契合，正如批评家维尔哈伦所言：“文学的主旋律是对人的肯定，和人性的张扬。”①转引自于洪笙：《重新审视侦探小说》，群众出版社2008 年出版，第341 页。换言之，这些小说大力彰显的是人民警察的核心价值观—忠诚、为民、公正、廉洁，警察英雄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对公安事业忠诚无比，他们不怕牺牲，勇于奉献，意志坚定。
“案情”+“个人”式文本属于非公安侦破小说，在看似热闹的案情背后实则是一颗颗真实、痛苦的孤寂灵魂，实录的多是人民警察的个人境遇，他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血肉丰满、情感丰富。他们初入警队时都是信心满怀，后来其中有的人因外部环境影响或自身原因，逐渐走向黯淡平庸。换言之，以往“高大全”的警察形象最终被还原为一个个庸常的“人”，如津子围的《求你揍我一顿吧》、罗伟章的《明天去巴黎》、庞余亮的《越跑越慢》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寓言文本，如余同友的《白雪乌鸦》[21]、刘继明的《小米》[22]、李辉的《游戏规则》等。这些文本不以讲侦破故事取胜，有的甚至与案件无关。《白雪乌鸦》寓意着白雪乡除了王翠花良知尚存外，其他村民都被金钱异化了，村民们因受金钱役使，精神空虚，唯利是图，丝毫不同情王翠花的遭遇。《小米》中的警察故事严重脱离现实的公安工作，隐喻意义十分明显，如麋鹿的失踪隐喻着小米的贞操被夺去，菜花的凋零喻示着小米即将面临厄运，天鹅洲本是小米的童年乐园，但当她在天鹅洲被恶棍夺去贞操之后，小米心中的精神家园就不复存在了。
“在美国，许多大学开设了大众文学课程，不少博士论文都已把重心放在大众文学的研究上。日本一些批评家也打破过去曾经壁垒森严的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的界限，将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相提并论，导致了日本当代文学批评的新走向，有力地促成了介于雅俗之间的大量的‘中性小说’应运而生。可以断言，雅俗之间的隔膜、对峙、排斥将不断消除，两者的互动、互补、融合将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3]公安小说正是介于雅、俗之间的“中性文本”。
综上所述，具有70 多年历史的当代公安小说从讲侦破故事开始到直击警察人物的内心深处，一路上可谓披荆斩棘，如今越来越成熟。但是在大力倡导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今天，为了彰显当代公安小说的中国风格，还需要文学创作方式的创新，“最重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手法，就如欧美具有‘硬汉派小说’、日本具有社会推理小说一样，而不仅仅是跟在别人后面的花样翻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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