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生69岁了，老北京人，整日骑着自行车进出故宫，同事叫他“大内总管”。他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放大镜比脸还大，对着几本古籍缓慢移动。古籍卷了边，黄纸上用毛笔写了些数字。他的工作就是数数，故宫180多万件文物，是他一个一个数出来的，用了7年。“数清楚了，对得起前人，对后人也是个交代，”不光是数，还得核对尺寸、重量、时代、级别……文物都有编号，像人的身份证，“编号能反映它流传的过程。”
溥仪出宫后的第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第一个编号取的《千字文》。后来又添上南迁时期的号、日伪时期的号，等到了梁金生手里，号签贴得有的落款都看不见了。梁金生得查明白。这么几经周折，梁金生却不着急。“我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
紫禁城墙厚近10米，气温总比外面低个三五摄氏度，花开得也比外面晚一点。墙里的人不急不躁。“故宫一直四平八稳的。”梁金生说。他这一辈子，和他祖上的几辈子，都是这样“四平八稳”的。
文物南迁
梁家的命运与故宫文物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整个押运国宝的过程中，梁家陆续迎来了几个孩子的出生。
大哥出生于四川峨眉，父亲梁匡忠为其取名梁峨生；大姐在乐山出生，乐山古时叫嘉定府，所以叫梁嘉生；梁金生是老三，生在金陵南京；还有个妹妹也生在南京，索性取了梁宁生；最小的弟弟在北京出生，叫梁燕生。“十多年，文物走到哪儿，我们一家就跟到哪儿。”梁金兄弟姐妹的名字，就是文物流转轨迹。
1933年2月5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出发，直奔火车站。车上装的，是故宫博物院精选、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同20名押送人员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后，向南出发了。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专家提出“文物南迁”，反对声四起。故宫墙外好些人游行示威、恐吓工作人员。梁廷炜怕招惹麻烦，把“梁宅”改成“杨宅”。同去的研究文献学的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说，“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文物运抵上海，又分五批运到南京。梁匡忠跟母亲来到南京追随父亲梁廷炜。抗战爆发后，文物分三批西迁，运往貴州安顺“华岩洞”，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2？900多箱来不及运走，滞留南京。
梁匡忠是在古物运输的过程中，走到四川乐山认识了梁金生的母亲，结了婚。
诸如大雪封山、汽车翻覆、土匪骚扰、敌机轰炸等此类惊心动魄的故事，梁金生没机会听爷爷亲口讲，仅是家人聚会时，间或谈起些片段。
珠椟相分
溥仪出宫后，紫禁城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军阀割据政局，强者进，弱者出。变换的执政府个个都想控制故宫，种种势力围绕清室善后委员会展开争斗，祖父梁廷炜是其中一员。有礼有节应付难局，见证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梁金生看到“故宫博物院”几个字时，已经6岁了。
6岁以前，梁金生在南京跟着父亲看文物。他记得警报一响，得赶紧往地下室跑。玻璃都用米字形的纸贴着，防止炸碎了伤人。一到过年，故宫职工团聚着演节目，小孩也跟着热闹。有时跟着大人坐马车去南京博物院，车夫坐在包厢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坐在车夫旁边，车底下有一个大铜铃，用脚一踩，当啷当啷。
梁金生出生那年，故宫南迁文物中的四分之一分3批运往台中。梁廷炜作为押运人，带着妻子、二儿子和大孙子梁峨生跟随，以为是一次寻常的护送。但直至1972年离世，他再也没能回大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位曾在台北故宫工作的文物专家来北京交流，提到了“终日穿着长衫，夹一个布包，走路慢慢悠悠”的梁廷炜先生。梁金生赶忙代表家人写了一封家书，附上了几张家人照片，托这位先生从美国转寄台湾。因不清楚地址，只填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几经辗转，信件交到梁金生的大哥梁峨生手中。几年后，梁家人才真正团聚。见到大儿子，梁匡忠的眼神好像呆滞了一样，过了很长时间才缓过来，大家都掉了眼泪。
1993年，梁金生第一次去台湾，见了家人和爷爷的老同事。老人们回忆，文物抵台后，很多文物箱子没有打开过，大家只买最便宜的竹制家具，随时准备回大陆。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识到，怕是回不了家了。
梁家就像台北故宫那件唐代怀素《自叙帖》，当年打包匆忙，包装盒还留在北京，这么多年来，珠椟相分。
“只有让我进故宫，我才回来”
故宫对梁金生来说，是童年玩耍的乐园和父辈口中终其一生守护的地方。
梁金生脑子里，故宫模糊的影像出现在6岁。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分批运回北京故宫。1953年，父亲梁匡忠押运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跟随。梁金生每天佩戴家属证来故宫送饭，顺便四处溜达，“老想找没开放的地儿”，抓蛐蛐，逮蚂蚱。神武门外有故宫露天电影院，一毛钱一张票，小孩都爱看。那时故宫院里有很多杂草，拔野草，干一暑假活，下学期书本费就有了。
梁金生31岁才正式进故宫工作。之前在内蒙古插队，孩子也在草原出生。故宫招工时，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他没犹豫，进了唯一接收“大龄”的工程队。
这时对梁金生而言，故宫不仅仅再是小时嬉戏玩耍的乐园，还多一份责任与坚守。“当时有人为了回北京，说扫大街也干；我不行，只有让我进故宫，我才回来。”
在工程队干了5年，梁金生被调入保管部。而此时，梁金生带着父亲留下的训诫—“搞文物的不收藏文物”的原则，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工作。在那里，有一排灰色平房，叫东长房，梁金生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参与编辑的三本文物目录：《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梁金生终于开始了与祖父、父亲相同的工作。
后来梁金生组建文物管理处，同事给他发过一张《山水图》扇面。远山清廓，密布枯树瘦石，近处有两个人在桥上说话，是宫廷画典型的青绿设色。落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高祖父“梁德润恭画”。
梁金生数过，故宫收藏了81件高祖父的画，以小幅的山水、花卉居多。
恒定与流变
梁金生提起文化这几十年遭遇的变革，直呼“荒唐”。
“故宫的定位讨论了很多年，‘文革’时期要说是展示皇帝怎么生活，一定会受批判的。”
梁金生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故宫把“凡是有碍博物馆发展的、没用的东西”都处理了，“省钱又省地方”。皮货、药材给了药材公司。
后来故宫定位为“明清历史基础为主的历代艺术馆”，皇上的脚垫不算艺术，不要。八旗盔甲九成都处理了，拨给几个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拍电影用了。“八旗盔甲的衬里，还给我儿子当过尿介子。”梁金生说。
从2005年开始，梁金生每年都给新入职故宫博物院的年轻人讲课，讲的是文物管理的规则和制度，一板一眼，但他每次都从自己的身世开场，大略梳理五代人的起起伏伏。
梁金生的儿子没能成为第六代故宫人。他干了旅游的行当，早些年带团来故宫，也没借过父亲的名义进紫禁城。只有一次，“游客都进去了，他手里没票了，再排队要几个小时。”
唯一一次，儿子报了“梁金生”的名字，走进他祖辈父辈工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