泯灭的人性
弘一法师在圆寂前，再三叮嘱弟子把他的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每每读弘一法师的传记，读到这个细节，总是为弘一法师对于生命的深彻的怜悯与敬畏之心所深深感动。
然而在没有硝烟的当今时代，应是一个尊敬生命的年代，而不应该是蔑视生命的年代。我们看到了许多蔑视生命的事件发生，是人性与人格的泯灭，是良心与良知的丧失，也是权利与金钱的悲剧。
杭州富二代胡斌飙车，经过人行斑马线时，车速竟近每小时９０公里，将浙江大学学子谭卓撞死，人飞到两层楼高。飙车者在法庭上依然从容，对于一个生命的消失简直视为一片树叶的飘零。
北京城公交车站旁，两名男子竟因停车位而毒打女子，更有甚者，一名男子竟高高举起了罪恶之手，将两岁大的女婴重重摔死，然后驾车扬长而去。泱泱北京城，天子脚下，光天化日，竟有如此行径，真可谓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
人类社会进步的今天，物质、精神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有些人没能固守住“人之初，性本善”所提倡的“真、善、美”本源，这算是人类的进步呢，还是归咎为人性的悲哀？
如果每个人短暂的生命，就好比划过天际的流星，那么在流星的轨迹里，他们首先坠落的，是自己已然缺失的人性。
不知那些飞天的天使之灵，能否换回那些人泯灭的人性。
作文二：《人性的泯灭》6900字摘 要：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素来被外界认为是反乌托邦文学、反极权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对于这部作品里的政治寓意，已经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本文力图从“人性”的角度，对《一九八四》中所表现出的作者对于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的观点进行阐述，揭示奥威尔作品带给读者的人性震撼力。 关键词： 《一九八四》 极权主义 人性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原本可以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的他，因为个人的追求和信念而一生贫困潦倒，在四十七岁那年英年早逝。奥威尔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留给世界的伟大作品，直到今日还深深地影响和震撼着世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一九八四》。 一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书名，很容易认为这部小说针对的是某个具体的年份或是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其实奥威尔自己说过，以“一九八四”为书名，并没有任何时间跨度上的针对性，他只不过是将成书的１９４８年这个年份中的两个数字调换了一下位置而已。小说虚构了发生在对于彼时世界来说还是“未来”的１９８４年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分别是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这三个国家都处于极不稳定的交战和停火的状态之中，都处在独裁者的高度极权统治之下。故事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住在大洋国的伦敦，是大洋国唯一的政党，但他不是核心成员――用书中的话说，是“外党”成员之一。温斯顿为大洋国真理部工作，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按照上面发布的最新指示和消息，及时更正已经出版的报刊上的旧消息，这样无论真实的情况与当初报纸上报道的有什么出入，“党”所作出的决策和计划都是英明的，工作的结果都是伟大的和胜利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护“党”和“党”最高领导――“大哥”的崇高地位和永久统治。在这个国家里，无处不张贴着“大哥”的巨幅海报，而每一户人家家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的愚昧无知的无产者除外）都安装有电幕，使得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处于“党”的监控之下，没有任何自由和个人思想，一切都要服从“党”的意志。温斯顿由于童年的记忆仍模模糊糊地存在，经常与“党”所讲述的关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发生矛盾，从而逐渐对“党”、对“大哥”产生了怀疑，直至最后走上了“叛党”这条不归路。在这期间，他还和在同一座大楼里的小说司工作的女青年茱莉亚产生爱情并偷偷发生了关系。所有这一切，都被“党”的思想警察所发现和监视着。一直被温斯顿认为是同道中人的奥布莱恩其实是“党”的内党核心成员，通过布设陷阱，他抓住了温斯顿叛党的证据，对其施以精神和肉体上双重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了“洗脑”的工作，将温斯顿改造成为“大哥”的忠诚追随者和“党”的忠诚拥护者，也永远抹杀了温斯顿身上的人性，将他变为了行尸走肉。 二 由于小说成书于１９４８年，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东西方的冷战又已经拉开了大幕，再加上小说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乔治・奥威尔的这本书甫一面世就迅速被人冠以“政治小说”的名号，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统治下的前苏联的反苏小说。毫无疑问，这部作品所折射出的非常强烈的反极权主义思想是其最中心的内容；但在表达这一主导思想的同时，作者又施以浓墨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于极权统治泯灭人性的愤慨，以及作者自己对于人性自由的理解。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在其流芳百世的短诗《自由与爱情》中，用极为简明扼要的语言总结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三样东西：生命、爱情和自由。而在《一九八四》所描绘的世界中，这三样无一不受到极权统治的致命摧残。 （一） “生命诚可贵”，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生存都是第一要素。在大洋国里，固然基本的生存是可以维持的，但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在小说的开头，温斯顿因为离开所工作的真理部而不能在食堂吃饭，在自家的厨房里，“他清楚厨房里除了一块深色面包之外，什么吃的也没有，而面包是他不得不省下来当明天早饭的”。面对这样的窘境，他只得放弃面包，而是拿出一瓶“胜利牌杜松子酒”，“倒了近一茶匙，强打精神，像吃药一样硬着头皮咽了下去”，以这样的方式，算是解决了午饭。而在单位的食堂里，饮食条件又如何呢？“一盆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牌咖啡，一小片糖精”，仅此而已。事实上不仅仅是温斯顿一个人如此，而是在整个真理部，整个伦敦以至于在整个大洋国，除了少数“党”的核心成员，人民最基本的果腹条件都是如此恶劣，而温斯顿能吃上这样的食堂配菜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食物尚且如此，生活其他必需品也可想而知。温斯顿在真理部碰到了调查研究司的同志赛麦，这个整日研究新话的专家问温斯顿借一片刀片，温斯顿匆忙地回答自己一片也没有，而实际上，他储藏了两片没用过的刀片。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诸如刀片这样的生活用品一直短缺，在“党”经营的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毛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场上去搜寻才能搞到一些”。如果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那么发生这样的状况也无可厚非。非常讽刺的是，当普通群众为了一日三餐和生活用品而苦恼时，大洋国的宣传机器却在一刻不停地向国民报道着国家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无处不在的电幕一次又一次地宣读着最新统计出来的数据，“与去年相比，食品、衣服、房子、家具、炒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孩子的数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和发疯之外，什么都增加了”。巨大的反差逼迫温斯顿暗中进行着反思，摆在他生活的这座城市里，“建筑破败阴暗，人民面带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纪到处是补丁的房子里，到处弥漫着一种烂白菜味和尿骚味”，整个伦敦简直就是“一个由一百万只垃圾桶组成的城市”。这样的生存环境，这样的生活状况，便是由“党”和“大哥”所领导和治理下的大洋国的真实写照，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每个人都对“大哥”无比“热爱”。 （二） 比生命价更高的，或许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比美好的爱情。在《一九八四》里，不仅仅是爱情，就连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的亲情，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友情，都被统治者无情地扭曲了。爱与性都是人的本能，在男女之间两者更是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可是在大洋国，除非你是自生自灭的无产者，否则你的本能欲望会永远遭到国家机器的压制，因为性爱创造了一片“党”无法控制到的区域，“党”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摧毁；从另一个角度讲，性本能的被压抑能够引发人的种种烦躁不安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而这一切又都能够被“党”利用转化成为战争狂热和领袖膜拜。女青年茱莉亚想向温斯顿表达爱意，竟然采用类似特工接头的方法，故意装摔倒，然后在温斯顿扶她起来的时候迅速将一张纸片交到他手上再迅速离开，不留任何痕迹。两人第二次的接触，则是在大街上观看枪毙战俘的人群里，茱莉亚利用喧闹的声音做掩护，草草地说了一声约会的地点和时间就走开了。温斯顿按照说明，第二天先搭汽车后搭火车再步行，不知离开伦敦有多远，走到一片没有人烟、没有眼线也不可能有电幕的地方，这才见到了茱莉亚。两个人在草地上完成了一次交合，可在温斯顿看来，这绝不是简单的两人之间的性爱，而是一种“能搞垮‘党’的事”，是“一次政治行动”。人的本能欲望被上升到如此的高度，恐怕也要归功于“党”和“大哥”的功劳。
如果说爱情牵扯到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走到一起，还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那么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按理说应该是世间最为纯真、最容不得玷污的情感。不幸的是，在大洋国，孩子成为了家庭里极不稳定的因素，成为了随时可能在父母背后捅一刀子的凶手。国家的统治机器超人般地领悟到了“孩子是国家的希望”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利用种种宣传手段，将许多正处于成长期、还不明事理的儿童教育培养成了政府在民间无处不在的耳目。温斯顿的同事和邻居帕森斯，是那种从来不想问为什么就对“党”充满低能的热情的和耿耿忠心的人，在这个愚忠的男人的成长履历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对“党”产生不好影响的事件记录，可以说是好党员、好国民中的楷模。可就是这样的榜样人物，在最后却也被投进了牢房，使得先于他被关进监狱的温斯顿吃惊得几乎忘了自己是谁。可怜的帕森斯因为在睡梦中说了一句“打倒大哥”，被他七岁的女儿从钥匙孔里偷听到并告诉了警察，从而被抓走了。更让人觉得可怜和可悲的是，当提到自己的女儿时，帕森斯的神情里居然还带着些许的骄傲：“一个七岁的小孩儿，够聪明的，是不是？我一点也不怨恨她，反而我为她自豪，无论如何，这都说明我把她教育得不错。”不得不承认，“党”在抓儿童教育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假以时日，这些孩子会成长为对“党”和“大哥”更加忠贞不二的青年，成为“党”屹立不倒的基石；这些孩子也从人生的第一步开始就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人性，到最后，剩下的只有狂热和愚昧。 连爱情和亲情都被控制着，那么普通的人际关系就更不用说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一句错话、一个可疑的神情、一个不自然的动作都会遭到别人的怀疑。前一天还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的同志，第二天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了，而周围却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提出疑问或是表示不解，仿佛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人认识，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大洋国每个月都要枪毙从战场上抓获的战俘，当卡车载着一车又一车面无表情的俘虏经过街头时，狂热的人群中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和叫声；当刽子手放下绞刑的绳索，或是对着俘虏的脑袋扣动扳机时，观看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无比激动的泪水，每个人都在奋力地鼓掌，仿佛他们看到的不是恐怖的死刑，而是世间某种最美好的景象――或许在他们眼里，敌人的灭亡就是最美好的景象。没有人思考过大洋国正在进行的战争正确与否，没有人思索过他们在看的是一个个生命的消失，而那些生命和他们这些围观行刑的人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躯体，都有自己的家庭；没有人想过自己是否也有同胞被敌人抓住，也被施以和他们所看到的一样惨无人道的刑罚。“人道”和“人权”在这个世界里，就如同天方夜谭般不可能的事情。民众心中的怜悯、同情等人性中最基本的理信情感，早已在“党”的教化和恐吓下灰飞烟灭，他们心里剩下的只有对“党”的盲目的迷信，和对所谓的敌人的有如嗜血啃肉般的无比仇恨。 （三） 按照裴多菲在《自由与爱情》里表达的著名口号，超越生命和情感的更加宝贵的财富，是人类的自由。“自由”是一个广泛的定义，有行动自由，也有思想自由。在大洋国，行动自由是不存在的。处处张贴的“大哥”的巨幅海报，仿佛无处不在的一双双眼睛，无声地提醒你“Ｂｉｇ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Ｙｏｕ”；而同时具备播放和监视两种功能的电幕，更是大洋国国家机器的制胜法宝。单位办公室里，个人的家中，街头的墙壁上，路边的灯柱下，几乎都安装有电幕。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虽然不能肯定自己正在被电幕另一头的警察监控，但电幕所带来的无形的巨大压力，使人无法越雷池一步，只能乖乖地在“党”所划定的圈子里行事。 没有了行动自由，而思想自由更如同痴人说梦般的不现实。大洋国里最令人发指的、也是全书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怕就要数“党”对人民思想的控制了。大洋国政府信奉“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的真理，其所做的一切也都是控制过去和现在。温斯顿在真理部工作，每天都要按照上面的指示对已发行的旧报刊上登载的新闻、数据等进行修改。举例说，上个月政府宣布下个月每人的巧克力配额要提高到３０克，但由于无法完成，便通过真理部进行修改，将报纸上公布的数字改成２０克，于是到了下个月该检查目标是否达到的时候，人们会欣喜地发现在“党”的带领下，每人每月２０克的巧克力配额果然实现了，人们更加热爱“党”了。如果有人依稀记得当初“党”公布的数字是３０克，那么请看报纸吧，上面明明白白写的是２０克。以此类推，无论“党”想说什么，都可以对历史进行“修改”：“党”说飞机是革命成功后“党”发明的，没错，书上是这样写的――请注意不要相信你自己模模糊糊的记忆，记忆会错，书是不会错的；“党”说大洋国从未与欧亚国结过盟，是的，大洋国一直和欧亚国处于交战状态，虽然你脑海中还刻着四年前报纸上刊登的“大洋国与欧亚国结盟”的消息字样。总之，凡是可能涉及政治意义或是思想意义的一切作品、文献，只要是不符合“党”当前的观点，都被禁止保留，都会遭到修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大洋国的人民对于历史的记忆完全被“党”所控制，他们不会对“党”产生任何怀疑，因为所有的事实都表明，“党”一直领导着大洋国顺利前进着，没有错误，没有失败，只有无数被光环笼罩着的巨大成功。 既然能够控制过去，那么就没有理由不能控制现在。“大哥”的海报和电幕只能看到你在做什么，不能看到你在想什么，没关系，大洋国有无数的“思想警察”，明的暗的，在时时刻刻跟踪人民的思想。这些人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交心的朋友，也可能是你至亲的家人。思想上的波动总会反映到现实行动上来，这就为思想警察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每周的“两分钟仇恨”集会上，所有人都会对着大屏幕上的人民公敌戈德斯坦因发出世间最毒恶的咒骂，对随后出现的“大哥”头像发出内心深处最诚挚的万岁声。而温斯顿由于心中若有所思，在身边所有人都激动万分时，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发生了漂移，与内党核心成员奥布莱恩的眼光相遇了。就是这样的一次四目相视，为温斯顿种下了日后被逮捕被折磨等恶果的种子。由于生活用品供应紧张，温斯顿有时会到无产者所居住的街区去偷偷买一些东西。有那么一家店，店主是一个慈眉善目、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老头，曾经卖给温斯顿用来记日记的笔记本。当温斯顿再次来到店里时，老头非常客气地和他进行交流，谈到了从前的岁月，还将阁楼租给温斯顿作为和茱莉亚幽会的场所。就是这个被温斯顿认为“可爱”的老头，正是思想警察中的高级警官，最终逮捕了温斯顿。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使得大洋国的民众不得不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没有人会去真诚面对哪一个人，甚至是自己的至亲。每个人都把自己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这样正达到了“党”布设思想警察的目的：它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因为这无法控制。把所有的感情都交给“党”吧，普通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党”尽忠。 没有行动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温斯顿被思想警察抓住后，他曾以为自己会被枪毙，可悲的是，他连选择死亡的自由都没有。大洋国不会轻易地杀死一个政治犯，因为肉体的毁灭对“党”来说没有意义，“党”需要的是政治犯们思想上的毁灭和重生，将“思想罪犯”改造成为对“党”忠贞不二的信徒。奥布莱恩将温斯顿的身体接上电极，反复向他灌输“党”的唯一正确性，只要温斯顿有任何的辩解或是还嘴，立刻施以酷刑，但不会将他杀死。身理上的巨大折磨和药物的致幻作用让温斯顿痛不欲生，大脑逐渐失去控制，直到最后完全丧失了自主思考的能力，对奥布莱恩的话听之信之，甚至就连２加２等于多少这样的问题，都完全听信他人的答案。在大脑听从外界摆布的情况下，奥布莱恩利用温斯顿最怕老鼠的弱点，逼迫他在致命时刻因为人的本性而哀求将老鼠撕咬的酷刑施加给茱莉亚，一手断送了温斯顿和茱莉亚的真诚感情。从１０１号牢房出来后，温斯顿目光呆滞，神情恍惚，自主思考的能力已消失殆尽，在惨白的阳光下，他终于发现自己已经战胜了自己，自己是如此地热爱“大哥”。一个鲜活的灵魂从此在世间不复存在，“大哥”的信徒中又多了一具行尸走肉。 作为一部寓言性质的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国家自然并不真正存在，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的遭遇也许也并没有发生过――或许在一个黑暗的时期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曾经上演过类似的情景，不过这都不重要。乔治・奥威尔用这样一部作品，向世人展现了他想象出的极权主义统治的恐怖场景，也让人深切感受到了人性被扼杀的惨状：人最基本的饮食、性爱、亲情受到控制，本应该自由奔跑的思想受到监视，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真情，每个人都成为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机器人。如同书中描写的极权主义统治在当今世界可能不会出现，但人性的残缺甚至是泯灭却是人类始终要面对的难题。怎样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保持人的本性，而不被政治、战争、金钱等等因素干扰，或许是作者留给我们最大的思考吧。 参考文献： ［１］Ｇｅｏｒｇｅ Ｏｒｗｅｌｌ．Ｎｉｎｅｔｅｅｎ Ｅｉｇｈｔｙ－ｆｏｕｒ［Ｍ］．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张琳．对《一九八四》中极权主义统治的反思［Ｊ］．北京：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７，（２）． ［３］李锋．在路上：一个特立独行的奥威尔［Ｊ］．上海：译林，２００６，（６）． ［４］张中载．十年后再读《一九八四》――评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Ｊ］．北京：外国文学，１９９６，（４）． ［５］邴�．“人”的消解――解读《一九八四》［Ｊ］．北京：外国文学，２００７，（９）．
作文三：《泯灭的人性》1100字今天，我看到了一幅漫画。画面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做错了事，而她的父亲竟然用马鞭狠狠地抽打她，一边打还一边大声骂：“你这小兔崽子，你看看你弟弟，一个女孩，有个屁用，早知道一生你出来就把你扔了算了！”而小女孩的妈妈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小女孩被打得皮开肉绽，眼里的泪水还是忍着不敢流出来。看了这幅漫画，我的心情十分复杂。 虽然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但是重男轻女的古老坏习俗仍然有残存的现象。男孩和女孩都是传后人。但是一些父母却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只有男孩才是宝贝。这个想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种错误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少见。学校给我们订制了《法制报》，在《法制报》的第四板，一向都是孤儿院为孩子寻找亲人，领养人的启示。只要细心一看，就可以发现，这些可怜的孩子几乎全是女孩，而且大多数都是出生的婴儿。少数的几个男婴，要不就是父母家太贫穷，迫不得已丢弃男婴；要不就是男婴有什么先天的生理缺陷，父母狠心丢弃。而被丢弃的女婴，则是因为父母认为女孩子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留在家里只是会给自己花钱，还不如把她丢弃，再生一个孩子呢！我真不明白，现在已经是２１世纪，是一个新的年代，人们这种传统的观念应该得到改变。现在电视里经常有这样的宣传标语：女孩也是传后人；女孩也是祖国的栋梁。我要说的是，人们应该意识到，男孩和女孩同样重要，大家都是祖国的栋梁。孩子是无辜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并不能决定。ﻩ ﻩ 同时，在这幅漫画里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父母虐打孩子。国家已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即使父母没有文化，不懂法律，他们的心中若是对孩子有爱的话，就不应该如此狠毒地鞭打孩子。如此心狠手辣的父母，他们不配当父母。我的邻居是一个三口之家：一对４０多岁的父母和一个大哥哥。大哥哥的妈妈为了鞭策大哥哥成材，每天晚上用棍子打他，不停地骂他。每天晚上，楼里都会传来大哥哥凄惨的喊声和母亲的叫骂声。让人好生悲愤与同情。在动物界中，动物也懂得如何去保护，呵护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受到伤害。但是，身为这个世界高智商的动物——人类，竟然连一只动物都不如！试问，一个连动物都不如的人类，有什么资格来主宰这个世界。这个“人类”是没有人性的，他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懂得保护，只会一味地去伤害他。他有什么资格当一个人类，他连一只动物都不如！有良心，有人性的人都不会残害孩子。伤害孩子的人，他的良心，他的人性已经泯灭了，消失地无影无踪！这种人，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ﻩ ﻩ 在此，我真心地呼吁人类：你们的良心呢？你们的人性呢？孩子是国家的栋梁。生男生女都不要紧，男孩女孩都是传后人。虐待孩子的人，他连动物都不如！他没有良心，没有人性。找回你们人类泯灭的人性吧！
作文四：《泯灭的人性》600字我不禁驻足观望。
那是三只小狗。一只微闭着眼，躺在血泊之中，面容神情显得毫无生气，很显然，它，死了。而在它旁边还有一个小伙伴，脸上充满了哀伤，眼睛紧紧的盯着死了的它，仿佛在等什么奇迹发生。我的心抽搐了，不由得上前细看，可还没等我移上几步，只见又是一只小狗飞奔过来，拦着我，不停地吼叫，那声音，嘶哑的很。明显，此时此刻，它已经筋疲力尽了，但，它还是如一名警卫兵在那儿守着，无丝毫离开之意。我不敢上前了，只是在远方观望着……
多么残忍而又温馨的画面啊，它们的友情是真挚的，是竭诚的，是伟大的！小狗尚且如此有情有义，为什么人却要丢弃良性？
那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则小故事：
两个好朋友在树林中游玩，正高兴时，只见一头狗熊向他们奔来。很快，他们知晓了危险的逼近，但，看样子已经来不及了。只见一个稍机灵点的孩子将他的伙伴朝狗熊的位置推了过去，使狗熊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他的伙伴身上。趁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便赶紧向一棵树爬去，随后，他脱险了。而那个倒霉的孩子则……
是的，人性是一张望不透的网，水晶般的双眸难免被美丽的表面所蒙蔽，让悲剧在自己身上上演。今天的好朋友也许就是明天的敌人；微笑的神情背后也许藏匿着奸诡的用心；最亲密的人也许会将你送入无底深渊，让你万劫不复……
人的良知慢慢被泯灭，恶性却在不停蔓延，世界将是黑暗的统治，我想阻止这恶性的蔓延，可是，很难、很难。若可以，我愿站在世界的最高方，用自己最大的嗓音向大家呼告：人们啊，醒醒吧，丢却那恶化良知的利器，将自己的人性捡拾回来，向世界挥发自己的良善吧！
初一：王若芟
作文五：《泯灭的人性_650字》600字我不禁驻足观望。 那是三只小狗。一只微闭着眼，躺在血泊之中，面容神情显得毫无生气，很显然，它，死了。而在它旁边还有一个小伙伴，脸上充满了哀伤，眼睛紧紧的盯着死了的它，仿佛在等什么奇迹发生。我的心抽搐了，不由得上前细看，可还没等我移上几步，只见又是一只小狗飞奔过来，拦着我，不停地吼叫，那声音，嘶哑的很。明显，此时此刻，它已经筋疲力尽了，但，它还是如一名警卫兵在那儿守着，无丝毫离开之意。我不敢上前了，只是在远方观望着…… 多么残忍而又温馨的画面啊，它们的友情是真挚的，是竭诚的，是伟大的！小狗尚且如此有情有义，为什么人却要丢弃良性？ 那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则小故事： 两个好朋友在树林中游玩，正高兴时，只见一头狗熊向他们奔来。很快，他们知晓了危险的逼近，但，看样子已经来不及了。只见一个稍机灵点的孩子将他的伙伴朝狗熊的位置推了过去，使狗熊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他的伙伴身上。趁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便赶紧向一棵树爬去，随后，他脱险了。而那个倒霉的孩子则…… 是的，人性是一张望不透的网，水晶般的双眸难免被美丽的表面所蒙蔽，让悲剧在自己身上上演。今天的好朋友也许就是明天的敌人；微笑的神情背后也许藏匿着奸诡的用心；最亲密的人也许会将你送入无底深渊，让你万劫不复…… 人的良知慢慢被泯灭，恶性却在不停蔓延，世界将是黑暗的统治，我想阻止这恶性的蔓延，可是，很难、很难。若可以，我愿站在世界的最高方，用自己最大的嗓音向大家呼告：人们啊，醒醒吧，丢却那恶化良知的利器，将自己的人性捡拾回来，向世界挥发自己的良善吧！ 初一：王若芟作文网专稿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文六：《人性泯灭的曹七巧[2]》8000字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汉语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人性泯灭的曹七巧
学 校：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
年 级： ０５级
学 号： ０５１１３０４４２
作 者： 张伟峰
成 绩：
工作单位：西平县芦庙初级中学
职 称：中教二级
指导教师：刘贵文
完成时间：２００７年６月
人性泯灭的曹七巧
张伟峰
２００７年６月
摘 要：通过剖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曹七巧人性泯灭的过程，揭示妇女在封建伦理道德、婚姻制度的迫害和金钱的腐蚀下，所导致的人性的蜕变、母爱的变态和人性的彻底泯灭。
关键词：曹七巧 人性 泯灭
张爱玲是四十年代就名噪上海的著名作家，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是她小说创作的丰收期和成熟期，《金锁记》就是写于这一时期。著名评论家傅雷在１９４４年写的《论张爱铃小说》中充分肯定了这篇小说：“《金琐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美的作品，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
《金琐记》以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构架，完满地塑造了戴着黄金的枷，并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的曹七巧的形象，同时，也描述了其人性在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的压迫下逐渐泯灭的过程，从而突现她那不可理解而又辛酸狠毒的畸形变态的一生，进而让我们对当时女性的命运及女性的生存状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曹七巧曾是一个小家碧玉——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在她还是曹大姑娘的时候，她要强、泼辣、开朗，对生活和爱情充满了憧憬和希望。然而，在那充满罪恶污浊的社会环境下，作为一个女人，她要保持住自己的尊严、人格、个性是相当不易的。而对于曹七巧来说，一切的美好的理想和梦幻都只能是美丽的肥皂泡，在阳光下，泛着七彩的光但却永远无法触及，而人性中一切善在那冷如冰窖的社会里是那么的脆弱，沉重的现实粉碎了多少人的正常的人性，曹七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爱的挣扎中逐渐扭曲了自己、泯灭了人性。
一、不平等的婚姻关系，是曹七巧人性沦落的开始。
封建的家长制，葬送了七巧对美好爱情的彩色的梦，也是她的命运开始转变的开始。《金琐记》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本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然粗鲁，却充满了活力，“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
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了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七巧想“如果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以说原本的七巧对于爱情的要求是简单而又平凡的。但是生活并没有沿着她预想的轨道走下去，兄嫂把她当作摇钱树买给了高门大户的姜家，一个封建没落的大家庭，它尽管已经是日落西山，失去了往日的显赫和辉煌，但那代代相传的铁桶一般的封建观念在姜公馆完好的留存着。而对于一个出身下层小商贩家庭的曹七巧来说，与这个所谓书香门第的封建家庭是格格不入的，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嫁前的姑娘时代的曹七巧有着自由活泼、泼辣暴躁的性格，有着比较健康的人性。麻油店里，她可以任意的说笑，或略略施展奸商的故技，而假惺惺地作着顺水人情；朝禄肉铺，她可以由着性子尽情的打情骂俏，获取男女调情带来的欢乐。而进入姜家她身上的市民气息是被这个大家族的人看不起的，那粗俗的言语、动作都是被别人鄙视的，这样七巧原本对幸福和生活的梦想在这个与她格格不相容的姜家在慢慢的开始消逝。这样她开始了她命运的转折，也是她梦魇的开始。
地位的卑微使七巧在姜家倍受歧视。像七巧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下层妇女想在封建尊卑等级观念森严的姜公馆安身立命，取得合理合法的地位无异于痴人说梦，在封建制度礼教支配一切的姜家，根本就没有七巧发言的余地，更不用说有什么地位。在众人的心里她只是用钱买来的服侍二少爷的姨太太。对于这一点，曹七巧本人也是十分清楚地知道的，“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新来姜府的冬仙也“看穿了七巧的为人和她在姜家的地位”，就连那地位比她更为低下的奴隶也不把她放在眼里，把她当作闲谈取笑的谈资。至于姜家这个大家族的长辈头人就更加看不起她。这样七巧的内心自然异常痛苦，但是她毕竟是姜家二少爷的妻子，这是姜家人无法否认的事实，七巧懂得这一点，于是为了填补其因地位卑微而带来的情感的落寞，她有恃无恐地反抗着，与妯娌吵闹，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并将自己的委屈、怨恨情绪向她地位更低下的婢女们发泄，在这样的反抗中七巧的性格在慢慢的发生着改变。
在情欲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中，七巧的人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摧残。进入姜公馆后最让七巧感到痛苦的是她的情欲受到压制，她有着一个正常妇女对于爱的追
求，希望爱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也希望得到男人的爱，有过美妙的憧憬，编织过爱的美梦。但这些都随着她嫁入姜家而失去了，过去的一切的美好也随着她进入幽深的姜公馆而成了遥远的记忆，她嫁给了一个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生命活力的残疾人，不但没有爱情，还得日日厮守着他，这犹如一盆冰水泼向她心头炽热的情欲之火，相反这欲火变得更加炽烈了，这无疑给七巧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姜季泽的出现给她带来了一线希望的转机。她爱那个“有鲜红的腮颊”、“水汪汪的眼睛”生得“天圆地方”的结实的小伙子，季泽也爱她。季泽与七巧间的调情真实反映出了七巧内心的痛苦和对爱情的热望。她坐在季泽的身边“将肉贴在他腿上”说：“你碰过他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的那感觉„„”日日伴随着僵尸般残废公子的生活令她苦不堪言，当季泽伸手去捏她的脚，七巧由衷地感到“你不知道这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这肺腑之言正是七巧正常的情欲和人性的表现，但这些正常的人性是完全违背封建伦理，不容于封建礼法的，而对这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严格的封建礼法的鸿沟，不敢越雷池半步。在这场情欲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中，七巧的人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摧残。她没有冲越礼教禁锢的勇气，只能自怨自艾地说：“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只能在那可望而不可及的爱的炼狱中年复一年蒙受痛苦的煎熬。
就这样曹七巧，一个本来健康活泼、有着正常人性的年轻女子，在家长制的影响下，走入了高门大户的姜家开始可她那不平等的婚姻，而在这样一个封建观念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姜家，曹七巧卑微的出身成了他心灵中落寞的一隅，也因此她倍受歧视，但骨子里的反抗意识又使她不自觉的用一种畸形的心态去面对这些，而她对于情欲对爱的向往的破灭，又使她的这种畸形的心态变得更加难以遏止，而她原本健康正常的人性亦在不自觉中渐渐的扭曲。
二、金钱欲的极度膨胀使曹七巧的人性逐渐蜕变
由于不平等的婚姻，使七巧落入了被封建观念禁锢的姜家，而原本姨太太的角色，由于姜老太太的一念之差，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但这样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她的处境，她还是一样的被看不起，丫鬟们一样对她指指点点，妯娌们也一样不愿意搭理她，对季泽的情一样是被压抑着。这样七巧就把一切的希望都
寄托在了钱的身上，使得她的黄金欲被刺激得更加高涨，恋爱欲也被压抑的更加厉害。如果说，七巧的丈夫去世前，她的内心时时跳动着情欲的不安分的因子，那么，以后的十年中，七巧已经学会在肤浅的调笑中将内心的情欲包隐起来，并开始用金钱来主宰她的精神。
（一） 黄金欲的刺激下逐渐扭曲的人性
十年的时间，声色犬马地败家，注定了姜家不得不面临分家的尴尬窘境。分家，对曹七巧的人生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当年，金钱带给她的是不平等的无爱无欲的婚姻，受不完的冷落、讥讽和嘲笑。虽然她也曾将情欲作为她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但是，金钱的刀锋还是无情地将它划得破碎不堪。十多年来她变的更加贫穷，情欲的逝去，换来的是对金钱的渴望，希望这具体实在的东西将她原本空虚的日子填得饱满而充实，可到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分家正是改变这一切，将她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最好契机。此时，金钱在她的头脑中膨胀得硕大无朋、光艳动人，就像她的第二个情人让她砰然心动，“脸上像抹了胭脂似的，从那揉红了的眼圈儿到烧热的颧骨”。即将从金钱的奴隶到金钱的主人的转变让她兴奋、焦灼、坐立不安，她不能错失这个使自己苦尽甘来扬眉吐气的机会。可是由于缺乏强大家族势力和坚强的丈夫作为后盾的七巧仍然遭到了封建家族成员无情的欺凌，残酷的现实再一次粉碎了七巧对人性良知的最后的期盼，人性就像“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正渐渐地告别她的生活。
（二） 黄金枷锁扼杀了七巧仅存的情欲
分家之后的七巧，掌握了黄金，但此时的她还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因为在她的心中除了黄金，还有她强制压制的对季泽的情。而季泽又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并站在她的面前，向她“倾诉”了“隐藏”了十年的“爱情”。这构成了她人生的又一个转折。在七巧和季泽的这一次碰面中交织着情欲和钱欲的斗争。七巧虽然拼尽全力地占有金钱，但内心的人性并没有完全丧失，当渴望了十年的爱情，突然来到面前时，七巧忍不住动摇了，尽管她多少年来按奈自己，“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她也终于等来了季泽叫她“七巧”，这一天，七巧期待得太久，“她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她思索着似乎为自己当初
嫁到姜家，为长期的忍气偷吞生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并让自己倍感温暖幸福的解释：“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那久违的情欲就像火盆中的灰烬，遇到季泽的“深情”的召唤，顿时窜起了蓝色的，勃然跳跃的火苗，她开始惊喜，忐忑不安，既而是陶醉和沉迷；这突如其来的爱情滋润着她那近乎干涸的心田，情欲死亡前回光返照的光芒将她冲击得有点头晕目眩。“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但是十年不断的等待，不断的算计，早就把自己套在黄金的枷锁里面，不论真爱假爱，她都不能接受，对人性的失望使她的这种“光辉”和“喜悦”马上罩上了一层阴影；“他难道是哄她的吗？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她，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吗？好容易她死了心，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里。姜家的人是厉害的，她的钱只怕保不住。她得先证明他是真心不是？”然而当她整理好纷乱的思绪，采用欲擒故纵的方式证明了季泽来找她只不过想骗她卖了田买他的房子时，她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她疯了一般得撕打季泽，“潘妈叫唤起来，祥云等人都奔了来，七手八脚按住了她，七嘴八舌求告着。七巧一头挣扎，一头叱喝着，然而她的一颗心直往下坠”，虽然她兜脸打了祥云一个耳刮子，骂跑了丫头老妈子，但是随着季泽的竟自扬长出门而去，一刹那，她觉得真长，有如一百年，她性急慌忙，跌跌跄跄地跑上楼，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奈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死心塌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她想留住她可怜的爱情，但她彻底失望了，她看见“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了，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膀。”这些景象她觉得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让她透不过气来，她的身子一阵冷一阵热，她仅有的一丝留恋的对象消失了，命运又一
次无情的捉弄了她，“她只是流着眼泪”，她的痛苦到了顶点，她的最后一点情欲被黄金的枷锁榨干了。就这样伴随着后悔、愤怒、凄凉，曹七巧向她的人性作了最后的告别，也亲手掐灭了自己最后的爱情的火苗。如果说对季泽的情欲的渴求体现了七巧残存的人性，那么这一刻七巧的情欲彻底泯灭了，从此以后，她将别人给予她的枷锁自觉地套在自己身上，过去的七巧死了，此后的七巧成了一个人性蜕变、金钱欲极度膨胀的畸形人。
三、畸形变态的母爱导致曹七巧人性的彻底泯灭
在仅存的情欲消逝以后，七巧的灵魂完全被金钱所异化，她阴鸷、凶残、狠毒的变态心理骇人听闻。她像一只可怕的复仇的怪兽，不择时间不分对象的狂撕乱咬。她一方面守着金钱，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对儿女的占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财产。在扭曲变态心理的支配下，把儿女儿媳作为平衡自己失落心理的砝码，她带着“一个属于疯子的机智和审慎”毁去了儿女儿媳的幸福，让她们成为她变态心理的牺牲品，而此时的曹七巧已成为一个十足的人性泯灭的疯子。
（一）曹七巧对长白的极度变态的占有欲
曹七巧对儿子长白有一种潜意识的占有欲，她牢牢控制了长白，她望着儿子长白，“这些年来她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不住了——他娶了亲。”曹七巧一生没有幸福，也嫉妒别人幸福，她刻薄地挖苦儿子，使他不能与妻妾同床，而深更半夜只能陪着她抽大烟。不仅如此，她令新婚的儿子与她讨论“东林西舍的隐私”，并迫根究底地盘问儿子房中“秘闻”，听得“又是咬牙，又是喃喃咒骂”。长白说溜了嘴，“足足说了一夜”。第二天，曹七巧在牌桌上宣布了媳妇的“隐私”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羞得亲家母无颜见人，媳妇因此被逼得几乎发疯。曹七巧还别有用心地把一个丫头给长白做小，让他只守着“母亲和新姨太太”。媳妇终于被残酷的精神折磨致死，姨太太“替身”不到一年，就吞鸦片自杀了。而缺少阳刚之气的长白就更是曹七巧变态人性下的牺牲品，在她的诱导下，长白完全丧失了一个男人的刚毅、成熟，变得冷漠、残忍，整个家里是“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个婆婆。”这样七巧不仅毁了儿子的幸福，也毁了他的一生。由此七巧的人性沦落得邪恶、可怕。
（二）曹七巧对长安的压制和同化
对待女儿长安，七巧一边灌输“男人是碰不得的”，他们只不过是看中女人手中的钱的思想，一边一步步的去剥夺女儿正常的人性。从而慢慢的去同化长安。对于这一点，小说主要通过三件事情来表现：一是长安的缠脚；二是长安的读书；三是长安的婚姻。
七巧为长安裹脚，这是一种非人性的手段裹住长安人性中正常的情欲，将一双正常的、自由的脚包裹成畸形，而畸形的脚丑陋的外形，每一天都是在提醒长安的痛苦，摆不掉，忘不了，正如当年七巧的婚姻一样，正是通过对长安的缠脚，七巧发泄着自己得不到情欲的仇恨。而这给长安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伤害更是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
而上学和恋爱是长安正常人性的要求，七巧给予女儿的关爱，对于前者是以不损失自己钱财为前提的，对于后者是以牺牲女儿的幸福为代价的，从头到尾都体现着她的“审慎和机智”。对于爱情，长安充满着渴望——正如当年七巧对季泽的期盼一样，虽然在母亲的调教和潜移默化影响下“学会了批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可是，面对爱情，长安努力改变着一切的恶习，而且体现出惊人的毅力和耐性，她正一步步将那被母亲掠夺的人性唤回到自己的身边，可看到长安即将得到自己的幸福，被金钱和情欲扭曲了灵魂的七巧就像一个“疯子”，嫉妒、自私、仇恨、报复的快感充满了她的心胸，但她的思维出奇的冷静，脸上荡漾着冷笑，注视着长安的痛苦，在她的身上丝毫看不出母亲的关爱。人性死亡后萌生的非人性的凶残让人感到一种血缘亲情的破产。这样长安实际就成了曹七巧养在笼里的一只鸟，曹七巧操纵着她的一切，而当学业、爱情被扼杀后，长安就成了按七巧自己的方式塑造出来的女儿，也更像她自己，“谁都说她是活脱脱的一个七巧”。就这样，七巧变得疯狂，而这种灭绝人性的疯狂不仅使她走向毁灭，而且使她无法控制自己，“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周围的人狠毒了她”，此刻她不是人了，而是一个“脸看不清楚，身材矮小，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的疯子。
纵观曹七巧人性泯灭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金钱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基因，
是金钱使得曹七巧有一个畸形的婚姻，在这个畸形的婚姻里面，七巧所有关于爱情及生活的美好幻想都成了泡影，而由于姜家铁桶般的封建观念，又使得七巧在姜家倍受歧视，这样由于内心的自卑落寞她的性格逐渐的发生了变化。而在这畸形的婚姻里她试图把她的爱情寄托在有着健康身体、红润肤色的季泽，但最终又是金钱毁灭了她的人性中仅存的美好的幻想，最后她沦落为金钱的奴隶，并用黄金的枷角逐一劈杀了她儿女的幸福和人性，成为了一个“疯子”，成了一个内心变态，人性沦落的人。
而七巧人性的沦落不仅使我们反思，难道七巧天生就是恶人吗？是什么毁灭了那原本美好的人性。其实生活在畸形婚姻中的七巧，并不是天生就是以恶对人的，她也曾是一个穿这体面的有着“一双雪白的手腕的少女，”家虽贫困生活也还宁静，她有对平凡，正常婚姻的向往，“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了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她幻想“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在少女时代的七巧的身上透露出多少总惹人喜爱的正常人性。然而因为家境的寒酸，她被贪才的兄嫂嫁给了富裕的姜家残废的二少爷，从此，她成为了金钱和情欲的牺牲品。而曹七巧悲剧形成，封建家庭对她的戕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七巧个性外向、活泼、说话粗俗不堪，这与封建社会对女性道德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对于婚姻的不幸，她没有像其他女性一样甘为寂寞、逆来顺受，而是大胆地追求正常的情爱，她的这种对封建道德和伦理的叛逆是那个社会所不可容忍的。表面上她和姜家各个成员的矛盾是争夺金钱的矛盾，实则是她作为封建叛逆者和封建卫道士的斗争，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在这场斗争中，曹七巧的反抗显得软弱无力，姜公馆里那厚重的陈腐的阴霾最终将它吞噬了。七巧丧失自我的同时，慢慢也被环境所同化，不自觉地和她以往所憎恨的势力同流合污，变成了一个封建卫道士，让悲剧在儿女的身上重现。“每个人都有情欲，悲剧的因素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因此悲剧不是人们可能会遏止的偶然，而是从必将面临的必然情欲和生命相始终，悲剧因此无休无止，不断袭来，一步步将人引入更加悲惨的境地。”［２］强烈的情欲被压抑、扼杀，导致金钱欲的极度膨胀。这是一种巨大的盲目的破坏力，七巧疯狂地以之为武器，进行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
对象，”更为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她的儿女们还在“一级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人性的沦落还像“烂熟的水果一般，往下坠着，坠着„„。”
从曹七巧人性泯灭的过程及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压迫下，女性命运的悲惨及女性在封建的伦理道德、婚姻制度的迫害和金钱的腐蚀下，所导致的人性的蜕变、母爱的变态和人性的泯灭。而曹七巧是当时社会下受迫害的一个典型，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出当时社会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可以说张爱玲的《金锁记》通过曹七巧人性的泯灭，揭露了几千年历史积压在女性身上的沉重的道德和经济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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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七：《侵华日军人性的泯灭》11500字侵华日军人性的泯灭
——关于侵华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根源的探析
（０９０１班 柯正兴 ２００９１０４０１０１３７）
【摘要】在近代中国，日本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其凶恶不仅在于它占我国土，索我巨款，压我人民，更在于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肆无忌惮、我行我素地制造了一系列包括屠杀、强奸、活体实验等等暴行。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昏暗、最污浊的斑点。可以说，制造这些暴行的侵华日军是丧尽天良、泯灭人性。那么，日军的人性是如何走向泯灭的呢？日军的人性又为什么会走向泯灭呢？这是值得人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暴行 侵华日军 人性 泯灭
在近代中国，日本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其凶恶不仅在于它占我国土，索我巨款，压我人民，更在于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肆无忌惮、我行我素地制造了一系列包括屠杀、强奸、活体实验等等暴行。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昏暗、最污浊的斑点。可以说，制造这些暴行的侵华日军是丧尽天良、泯灭人性。那么，日军的人性是如何走向泯灭的呢？日军的人性又为什么会走向泯灭呢？这是值得人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日军在侵华的过程中，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件接连不断，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我被俘军人和无辜平民惨遭杀害者竟达３０万以上。“其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众，持续时间之长，杀人手段之残酷，均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１】因此，以南京大屠杀为例来阐述侵华日军在中
国施行暴行的原因具有相对的典型性，这就使得我国学者对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报复心理”说；“用恐怖威胁政策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说；“消灭中国军队有生力量”说；“日本军备物质缺乏”说以及“日本没有实行俘虏政策的既定计划”说等等。但细看这些观点，我们会发现，这些观点似乎在表明：屠杀的发生是时事的形势所逼，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许很多国家都会采取这一手段，而不仅是日本会这么做。因此，这些观点没有从根本上解释日本人为什么会制造包括屠杀、强奸等暴行。
拿“报复心理”说来看，很多学者认为，激烈的战斗和大量的兵员伤亡使攻入南京的日军官兵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这种观点也可以得到印证。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士兵增田久助回忆说：
“在攻击南京过程中，中队不断出现伤亡。这些人都是熟悉的年轻同
乡，也有些是亲戚、堂兄弟或是同胞兄弟。我的弟弟在中国战场战死了。
所以，我一见到中国人，就想到这是弟弟的仇人。”【２】
战地记者铃木也自述道：
“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和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与血腥中，神经都
处于麻木状态。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
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军报仇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３】
根据一些士兵的日记、回忆录和随军记者的自述、报道，我们把复仇心理当作南京大屠杀发生的一个诱因，表面上是可行的，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战友战死，激发军人的战斗意志无可厚非，如果把内心的仇恨或者悲愤通过屠杀处于非战斗状态的被俘的中国军人和平民这种方式来发泄，这是说不过去的。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加剧了侵华日军的报复心理。这应该说也是实情。南京
守军在日军进抵腹廓阵地的情况下，毅然拒绝松井石根的劝降，用顽强的抵抗做出了回答。这使日本侵略军希望迅速解决南京战斗的意图受到了顿挫。日本军队在淳化镇、紫金山、雨花台、光华门、杨坊山等阵地的战斗中，都发生了重大的伤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方在攻击光华门的战斗记中称：“在血战三日的猛攻中，部下伤亡颇多，疲劳困苦已至极点。”【４】日本的报复性屠杀似乎应验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有侵略、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反抗就有报复。但是历史上的大屠杀事件如古代罗马的斯巴达起义失败后对奴隶俘虏的大屠杀，成吉思汗的屠城以及抗清斗争中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惨痛教训，人类应该以史为鉴，而不应重蹈覆辙。日本人不仅不以此为鉴，反而继续干这种灭绝人性的事也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日本也是《陆战法规惯例条约》的签字、批准国。这一条约明确记载：人道地对待俘虏、禁止杀伤放下武器以及丧失自卫手段的降敌。这不能不说，把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作为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也是苍白无力的。
这些观点都没能解释清楚日本军人实施暴行的本质原因，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力求解决的问题。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学者的观点只是揭示了客观原因。我们知道客观原因起作用必须要求很多客观条件的存在，而客观条件是可以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对于很多问题是无法作出实质性的解释和解决的。不过通过这些客观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日本军人在这些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主观行为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加深我们对日本军人实施暴行的
本质原因的认识。人的本性可以受道德、理性等等约束的，而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主观行为不受约束地导致了各种暴行的发生，我们不能不说有另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在影响着他们的主观行为，使日本人的人性泯灭而做出种种残暴的行为。
在探究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了，日本人作为人类的一员，他们也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和人性理念，而不是天生的暴虐狂。根据一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日本军人是性情善良、感情丰富的人。最近在国内发现的一名侵华日军荻岛静夫写得日记，被整理成《一个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荻岛静夫日记》。从这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荻岛静夫也不乏爱心，他爱她的母亲、弟弟、故乡。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 昭和十二年１９３７年）十月九日 雨
“九日早晨，在敌军的反攻中，加纳部队也遭到被全部歼灭的悲惨
命运。
整个连队只剩下两三百人了，死者的遗骸散于泥泞的田野中。
看到身边发生的一切，心中有然而生的只有等死的悲伤。
虽然自己在九日的上午还健康地活着，可是什么时候是我的死期
呢？如今在敌国的土地上被敌兵所欺凌，啊啊，真的是遗憾之极啊！
母亲啊，阿正，阿新啊，再见！
母亲在上我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尽孝了，请先原谅我的不孝。可是现
在我们连战死的光荣也得不到，我将作为全军覆没部队的一名军人而蒙
羞，想到这点很感荒唐。然而我们的经历可以作为皇军遭到打击的例子供
后人参考也是幸事。阿正啊，维持好我们的家，哥哥在前方打击敌人，家
里的事就全靠你们了。
阿新啊，你要做一份好工作，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啊。
那么，故乡的人们啊，静夫我说不定就要死在倒霉的战场上了。诸
位哟，请注意，这就是命运，命运是不可逆转的。
请找看我的亲人们。
由于几天连续下雨，友军在恶劣的环境下益发苦战恶斗。”
（ 昭和十二年１９３７年）十月二十四日 晴
“下午，遇见恩方的山下伍长和小川的高木上等兵等人，才听说在
附近的村庄有战死的人，一闻此语，我只有流泪。
……．．”
（ 昭和十二年１９３７年）十一月一日 小雨
“ ………
真想知道家乡的事情，但是还没有收到家里的一封来信，农农忙
时节是很忙的。阿正巡查的事怎么样了呢？还有，战争对地方的影响如何
呢？”【５】
另外他在战争之外是一个有想法而感性的人。在他的日记中多处透露着这样的讯息：他有对战争的恐惧，对前程的忧虑，也有青春的迷茫，有对恋人的思念。他爱看小说，爱看杂志，崇尚与人达到内心的交流。他爱好文学，爱好电影，爱好摄影，对生活有着积极地追求。可以说，这样的一个人在和谐的社会环境里该是一个多么受人欢迎、多么热爱生活的人。
至少，很多军人不是从入伍时就敢杀人的。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曾根一夫说：“军人的心和正常人的心并无两样。在正常的社会里，人皆有恻隐之心，谁也不忍心剥夺小动物的生命，杀人放火的事只有穷凶恶极的人才做得出来。”他又说：“起初大家都会感到害怕。军队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平时就实施射击、刺枪术，战斗训练等杀人技巧的训练。但是在第一次参加作战时，这些技巧很不容易完全被发挥。尤其在参加实战，面临必须杀人的阶段时，正常的心便会感到恐惧畏缩，而使战技退步。【６】
但就是荻岛静夫像这样一个对亲人、故乡、战友充满感情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着热情的人，在提及日本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忌，任意杀人放火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十分冷漠的口吻来述说。请看以下几段文字：
“傍晚，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队长带领着我们拿着刀
把数名俘虏兵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昭和十四年四月
三日）
“前天抓到的那些密探，在这样酷暑的炎阳之下被铁丝捆
绑，有几个人断了气。入夜以后，只留下了一个首领，其余的人
都处理掉了。”（昭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我们的部队出动，一口气占领了祖师爷和冈下前罗村，
并且把这一带的村庄放火烧光。”（昭和十四年五月八日）
“我军部队果断地扫荡了各个村落，烧光了全部村庄。”（昭
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７】
他人性中的善与恶的对立是如此尖锐。实事求是的说，我们不能绝对否定人性中“恶”的一面对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暴行没有任何影响，但是那种影响是非常微弱的。且不说如上所说荻岛静夫的行为在战争之外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美好，就是拿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穷凶极恶的暴徒总是极少数的。在这里我并非宣扬“人性本善”的哲学说辞，我只是想说，外部不和谐的环境是影响人性沦丧的主要原因，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暴行可以说明这一点。当然我也不是说日本人可以问心无愧地把他们的罪责归结为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可以拒绝承担责任，毕竟这个外部环境完全是日本统治阶级创造，普通大众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其中的。因而日本仍然没有理由推卸责任。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军人为什么会被这个外部环境影响，他们是怎样被这个外部环境影响的，他们的人性又是怎样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走向泯灭的。
通过阅读很多学者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研究成果，我觉得日本军人人性泯灭的根源一方面在于武士道固有的消极思想对国民特别是军人的内在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近代军国主义时代，统治阶级别有用心地宣传武士道中的消极思想，使武士道成为天皇制军国主义战争工具，从而使日本军队违背人性常理而极具杀戮性。具体来说，在
近代，以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政府为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将武士道改造成为一种国民教育思想，以此来获取整个日本社会的支持，而正是这种教育，使得日本人民特别是军队在对外侵略战争中人性逐渐走向泯灭。
那么，在武士道精神的教育下，日本人的人性为什么会走向泯灭呢？可见武士道本身在人性方面存在很多消极因子。因此了解日本的武士道是必要的。我们知道日本传统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是武士，武士道是日本最具持久价值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九、十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上千年间，武士道被日本社会奉为伦理道德的支柱，其精神已经融入日本人的血脉，内化在日本人的国民性中。因而武士道的思想对日本人的影响是深刻的，这自然也表现为日本人对人性的态度。
日本武士产生于“班田制”废弛的八九世纪，是日本社会武力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利的产物。当时，日本国各地庄园主为了镇压人民起义、巩固封建统治、保护庄园、扩充实力，往往凭借庄司组织武装家兵佣兵自保，皆由主人供应给养、装备、俸禄。这样各种以武士为主体的武装力量纷纷组织起来。这一时期，各个武士团内部，主从之间的结合首先始于物质报偿，即主君要用其财产的一部分与从者的交换。发生战斗时，主人往往“以恩赏作诱饵取忠义”。武士则通过在战争中勇猛杀敌，捍卫所在庄园的利益来博取主人的赏识，获得土地。在当时有了土地也就意味着有了生活来源和生活保障。因此，武士通过在战斗中凸显自身的价值来换取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利益。武士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不会去追问战斗的正义性，他们只关心自己
能得到什么。他们以三尺刀锋为谋生手段，依靠驰骋沙场为主人杀伐征战获取利益。因此，以以生命侍奉主君从而获取生活的资本，养成了武士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同时，又养成了武士冷漠、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等非人性的性格特征。可见，初期武士道已经显露其依存于主从道德、缺乏公共性、缺乏公共战争目标的实质。在这种极端自私、愚昧、疯狂的思想和行为的背后，人性恶的一面已经占上风。
平安时代结束后，日本进入了武士登上政治舞台的幕府时期。中世的镰仓、室町幕府时期，是武士道从早期个人式实践道德规范发展成为道德法律的重要时期，随后的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期则是武士道由初期道德化到自觉性实践化的转变时期。这些时期，武士道是日本群体在战争实践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和行动准则，因而武士道的道德规范是在战争状态中武士应该遵循的道德观。频繁的战争驱使武士崇尚武勇、视武艺高超为美德、视忠诚君主为天职。武士们因此将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面临名誉与生命二者择一的时候，武士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名誉，放弃生命，因而形成了日本武士道特有的一种生死观，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死观是武士道精神的基础和精髓所在。但也是这种生死观，使武士们对待生命缺失了应有的尊重。于自己，武士们重名誉而轻生命的思想我们可以接受，但是于他人特别是敌人，武士们冷漠、嗜杀的非人性思想我们想来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轻视生命的思想使武士们在偏离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为武士道注入了浑浊的、泯灭人性的血液。
首先来了解日本武士对死的看法。台湾学者许介鳞曾指出，武士道的主旨就是“不怕死”，为主君毫无保留地舍命献身。【８】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要真正理解这种“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就不能不提被奉为武士道“圣经”的著作——《叶隐闻书》。此书简称《叶隐》或《叶隐集》。该书由佐贺藩主锅岛光茂的侍臣山本常朝口头传述，一个名叫田代阵基的武士用七年的时间笔录而成。此书共八卷，１２００多节，主要谈论了武士所应具备的为人处事的素养品格，从江户时代开始成为广为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从此书我们不难看出，武士的生死观是该书的主线，清晰地贯穿其中。书中涉及到大量的切腹、复仇和近乎魔道的死亡观念，还有很多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武士狂言。在山本常朝看来，对死亡的态度是武士行为模式的心理基础，只有对死亡的彻底觉悟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真正武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士看透死亡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战无不胜的真正武士。在日本武士看来，一旦看透死亡，达到“死的觉悟”，就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做到义无反顾、舍身赴死，达到“死狂”的地步。而一旦达到“死狂”即能险中取胜。也就是说，要先能“不要自己的命”，后才能“要他人的命”，其最终落脚点是“要他人的命”。
日本武士重死轻生，向死而生，那么对待他人奉行的是什么样的生死观呢？有一个故事说曾有一个商人好意提醒一个武士他的背上有只虱子在跳，便立刻被砍成两半。对武士而言，虱子是寄生在牲畜身上的，将高贵的武士与牲畜相提并论，是“不能容许的侮辱”。【９】有武士身份的人，或自称武士者可能有时不忍杀一只小鸟，不忍伤害
一草一木，但却能动辄杀他人的性命，尤其在战国时期的日本，对于一般具有武士身份的人来说，武士道总是以杀人和博取功名为目的，杀人越多，功劳更大，奖赐愈丰。事实上，日本武士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视屠杀为超度，而毫无罪恶感，他们有这样的理由：一切皆可杀，是“天杀”，即自然杀。他们借口《阴符经》有“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宣，三才既安”之说，《老子》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之论，把毁灭和杀人说成是“替天行道”、促进“新陈代谢”、说成是“建功立业”。 【１０】
可见，日本武士虽然是“穷鸟入怀时，猎夫亦不杀”，但他们只不过是用这种“仁慈和恻隐之心”来掩盖嗜杀的本性罢了。他们缺乏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行动本身是否与正义相悖。
这种对自己生命蔑视，对他人生命极度轻视的态度或许可以从武士的佩刀习惯窥知一二。日本武士腰间都配长短两把刀，长刀用来杀人，短刀用来自杀。但刀对于武士来说，意义远远并非如此。刀是武士道力量和精神的象征，更是武士的心魂。武士的刀剑情结与轻视他人生命的生命观有着直接的联系。武士要投入战斗就必须拥有相应的武器，在冷兵器时代，刀剑是最常用也是最实用的战斗武器。刀剑作为战斗武器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曾起过重要作用，但鲜有民族向日本人那样对刀剑有一种极强的膜拜心理。在武士时代，刀剑的地位被进一步提升。“剑既是进入天国的钥匙，也是进入地狱的钥匙”，【１１】也就是说剑是武士进入天国的武器，而却是杀死敌人的工具。武士的
刀异常锋利，闪着寒光，刀一出刀鞘，即意味着人头落地。武士对刀有着特殊的感情，视刀剑如生命，人在刀在，从不离身。在家的时候，白天用刀装饰书房、客厅中最显眼的地方。夜里则放在手轻易就伸到的地方。武士们对刀尊敬得近乎崇拜，以至于认为对刀的侮辱也就等于对刀主人的侮辱，一不注意跨过放在床铺上的刀的人，就会灾祸临头，而刀同时又是参加战斗，夺取他人生命的工具。【１２】
武士正是以刀剑为谋生工具的特殊群体，对刀的这般痴迷，体现了武士们好战的天性，以攻战杀伐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这也使武士养成了冷漠、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等非人性的性格特征，缺乏尊重他人生命的心情。进入近代，由于枪炮的出现，刀剑逐渐退出战斗过程，但它仍是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的精神寄托。在上世纪三四年代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虽然日本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武器已经相当先进，但是日本军人腰间仍然挂着军刀。它的实际作用不是很大，成为日本将领宣传军国主义思想、鼓舞士兵的斗志的工具。《菊花与刀》里就有这样的记载：陆军中尉鹈野晋太郎１９４２年在久留米第一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前夜，将自己的两把军刀给大佐前辈鉴定，他记下鉴定者当时所说的话“一把刀刃没有瑕疵，再激烈的白刃战也不必担心刀身折断。另一把猛烈砍杀容易弯曲，但不至于断。白刃战多少让人担心，如果是斩‘斩据物’（斩据物——原意是指以法场的尸体来试刀的锐钝，后来指砍无法反抗的人的头——曾为军人乐道）还是可以的。好，不要愧对于刀，做一个优秀的军官。”像这样对军刀的‘鉴定和指导’，在军校毕业时似乎是普遍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
中，军刀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象征。在侵略者进行的杀人比赛中，他们都是用军刀砍下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的头颅。这种面对面的杀戮更暴露了侵略者的凶残，其灭绝人性的本质也更显露无遗。
可以说，武士道中武士自身存在的价值。武士的生死观和武士对军刀的崇拜心理，也就决定了武士在对待人性这一问题时，已经不可能做到尊重生命、追求人性的美好了。而武士道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武士道在民间的泛化，使其善恶观念、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已经内化在日本人的国民性中，支配着国民的思想和行动。进入近代以后，国民性内在的“邪恶、暴虐”的人性阴暗面露骨而彻底地表现出来，又与日本天皇政府推行的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内容的国民教育是分不开的。
这种国民教育使得武士道精神与天皇制军国主义相结合，在明治维新至二战的７０多年间，日本政府以“愚忠”、“盲从”鞭策国民献身于军国主义战争政策，以武勇精神激发国民的战争意识，以杀身成仁将“皇军”铸造成泯灭人性的侵略恶魔。
近代日本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后，明治政府在制定以“强兵富国”、“扩张补偿”的军国主义基本国策的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国民参与对外军事侵略，以武力刺激国民的战争意识、战争欲望，将武士道作为近代军人精神的基础和国民道德之根本，通过国家机器全力推行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在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的原则的指导下，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统统服从于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为军国主义服务，学校成为军事训练和培养军国主义势力的基地，整个日本社
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军营。
为了举全国之力发动对外军事侵略，在山县有朋等军国主义棋手的领导和组织下，统治当局通过武士道对全体国民进行尚武主义教育，以“养成尚武气象”。《军人敕谕》声称：“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１３】因此明治建军以来，军人精神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镰仓武士以来的武士道精神。前面我们提到，武士的习性是杀人、劫财和强盗途径，像嗜血动物一样，心如木石，只知“斩敌首，折敌颈”，以战死疆场为理想归宿。因此，武士道武装的皇军，以泯灭人性和超越生死之界为特征，将军事侵略作为自己的神圣事业。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强制推行“武士道德全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使“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山县有朋主持制定，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谕》要求全体国民“义勇奉公”。井上哲次郎积极配合统治当局的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不断在《教育公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宣称“武士道”是以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号召国民追求以穷兵黩武为荣的战斗精神，武力征服其他弱小民族和国家，满足日本人的国家利益。【１４】
特别是对军队的军国主义教育，更是紧紧融合了武士道精神。为了培养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把他们训练成为一个“标准的军人”，日军常把抓来的中国士兵和平民捆在柱子上，让新兵练习刺杀，曾根一夫说：“为了使在战争途中拨补下来的新兵们有杀人的胆量，我们
曾经做过刺杀敌人的试验，就是以俘虏或当地的居民作为活靶，让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来体验刺杀活人……这种杀人的体验是每一个上战场的军人必经的关卡，尔后在战斗时才能发挥勇猛善战的精神。对于杀人的行动也才会感到无上的光荣。”【１５】
经过这种杀人训练的日军士兵，已经丧失了正常人的心态。正如曾根一夫所说：“随着作战次数的增加，正常心愈来愈淡薄，发现杀人不但是一种光荣，而且有一种莫名的快感产生。”杀人越多越光荣，杀人越多越显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这是日本军人在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下演变出来的一种变态心理。【１６】
同时，这种国民教育还将武士道极端的民族主义同“大日本民族优越”论相结合，早在１９世纪下半叶，日本统治阶级即在国内竭力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日军官兵普遍存有“大和民族优越”感和蔑视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人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心态。这种以狂妄的民族主义思想，又加以好战嗜杀的武士道精神，使日本军人自以为大和民族有君临世界的使命，特别视亚洲民族是劣等，而日本独优，因而人道观念根本缺乏，充满了杀戮欲。
早在１９３６年５月，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就对采访他的记者松木说：“坦率地讲，你把中国人看作是人，而我把中国人当做猪。无论怎样处置都可以。”【１７】有些日军官兵甚至称呼中国人时不用“个”“名”“位”等量词，而是像数牲口一样，用“一匹”这样蔑视的词汇。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田所耕造就有这种亲身的体验：“那时我在下关，用从铁丝网上拆下来的铁丝，把抓住的人每十人捆在一起，堆
成井字形的垛，然后加上油烧，这叫做‘捆草袋子’。简直和杀猪的心情一样，干着这样的事，杀人就不算上什么了，司空见惯了嘛。”【１８】 由此可见，日军官兵蔑视中国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心态是多么的强烈。日军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感慨道：“正因为军首脑有‘中国人是猪’这种想法，就会下令，‘不管女人、小孩，是中国人统统要杀，房屋全部烧毁’下级士兵们形成强奸、掠夺，胡作非为的风气也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武士道与大和民族优越论相结合的思想教育下，普通士兵产生的种族意识也是使士兵变得疯狂和残忍的重要因素。石田勇治认为“种族偏见被广泛地煽动起来，日本人脑海里深深烙下了民族优越感，对于非战斗人员和脱离部队士兵的大规模屠杀，以对敌人进行集体惩罚的名义被合法化，这些士兵并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犯，而是把自己当做实现国家目标的爱国者。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大前嘉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吗？”【１９】
有学者单从民族歧视政策来分析日本人在中国制造一系列暴行的原因，显然不够深入。如果我们从日本对自己人的一些做法来看，日军不是仅仅对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进行屠杀的，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自己人的生命同样被看轻。在战争紧张的时候，日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进行最及时的抢救；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对医疗药品补给就更不用说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
为了避免麻烦，干脆把伤病员干掉了。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由于欠缺考虑，日军往往在伤病员还没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了。在敌人就要占领这个阵地的时候，日军医院的负责人才开始执行所谓“撤退计划”。【２０】其实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临走时先将伤员全部杀掉，或是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所以说日军这种轻视生命的思想与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是分不开的。
天皇制军国主义，日本民族的优越感，武士道精神三者混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极端野蛮性”。日本战犯山冈繁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形成的可怕的精神状态：当时，我们对日本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做英勇行为，并从天皇的集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地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正由于有这种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了惨无人道的行为。也正是这三者结合下的国民教育是日本军人的人性一步一步地走向泯灭，这也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实施暴行的几乎是整个日本军队，人性是集体地泯灭了。正如当时日本的盟国德国驻华大使馆在致柏林的电报中指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２１】对于整个日本军队，屠杀或强奸属于一种整体行为，这种整体性行为是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支配的，而整体行动的背后归根结底是天皇军国主义政府进行的具有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国民教育。
著名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徐国静女士说过：“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善和恶的两面体，越是开发和挖掘人天性中的善，恶就会减少。相反，如果恶被发掘出来了，那善就会减少。善与恶如同流水，关键看向那儿引导和怎样引导。”【２１】她又说：“为什么人性会毁灭？人天生的本性没有得到很好的的保护，或者失去了生长的条件，后天的情欲却得到充足的发展是人性毁灭的根本原因。人性中原有的求公、求善，求和谐的本性如果被私欲淹没，人性中的善就消失了，人失去了怜悯心、同情心这个爱的根，人性也就泯灭了。”【２２】徐国静女士的这番话深刻地揭示了人性是怎样走向泯灭的和人性为什么会走向泯灭。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借这个道理来揭示日军人性是如何走向泯灭的及日军的人性为什么会走向泯灭。日本军人作为日本国民，日本的传统文化武士道对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武士道中嗜杀、残虐、好战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心里。当社会环境整体上处于和平、和谐状态时，武士道中嗜杀、残虐、好战的思想就被隐藏起来了。但是一旦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对外侵略扩张、掠夺的战争状态时，只要统治阶级进行鼓噪，有针对性地加以思想教育和控制，武士道中嗜杀、残虐、好战的思想就会迅速地迸发出来。这样日本军人人性中善的一面逐渐被恶的一面取代，其人性也就走向了泯灭。
从日军人性走向泯灭的过程与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传统与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与思想教育，就有怎样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因而，怎样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应该用怎
样的理念去进行思想教育是很重要的，也是有必要作深入探讨的。日本人就是因为没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接受了错误的思想教育，才导致了人性的泯灭而给自己更给亚洲其他民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可是当今的日本政府特别是右翼分子仍然仍然坚持着错误的思想导向，而不认真反思，我们包括日本人民应该引起警惕。
参考文献：
【１】【３】【１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心理成因探析》李玉胜 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２】【６】【１６】【１５】【１７】【１８】《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官兵心态探析》王卫星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
【４】《日本大屠杀原因探索》孙宅巍 江苏社科院历史所
【５】【７】《一个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荻岛静夫日记》
【８】【９】【１２】《解析日本武士道的生死观》张富军 张卫娣 河南科技大学
【１０】《解析日本武士道——死的觉悟》郝祥满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日本文化研究所
【１１】《刀剑信仰与日本人的武力崇拜》王维先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１３】【１４】《试析日本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军国主义》苏寄宛 首都师范大学
【２０】萨苏评注《菊与刀》
【２１】【２２】《人性对话》徐国静
作文八：《找寻那“泯灭的人性”》700字找寻那“泯灭的人性”
在信息网络发达的年代，从中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事情，听到那些未曾听过的故事，其中还有更让人惊恐万分的事件。这也成就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让人生充满无比的悬念、激动人心的震撼，人生丰富而多姿多彩。可不时地，网络上传出令人发指的禽兽之行为，比如：抛婴致死事件、学游泳溺水事件、首都机场爆炸事件、公交车起火事件等等，让人深觉生命之脆弱，随时将会成为那毫无人性可言的“兽人”所摧残，轻则重伤、重则死亡。正应验了：阎王叫你三更死，绝不会留你到四更。这或可用佛家所说“往生”而言吧。
总而言之，在这个物质充裕，精神空虚的世界里，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变态的、病态的、无情的、自私的、野蛮的无耻之徒如灯蛾扑火般前赴后继，让更多的善良的人群去承受着那无底的痛。虽有正义之声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但却一次又一次被那海啸般的力量所压制，仅留一丝丝的喘息声。
我们痛恨这个无情世界的同时，却不曾看到其“根源”，去改变，用一种具有摧枯拉朽之势，大刀阔斧般似地强有力地对准这令人深恶痛绝的社会之弊病舞去，除根斩草，而绝对不能“春风吹又生”。重典
治乱世。对此等暴行，一定得要有“重典”，什么人性化的治理，对于危害社会人群的全然不适，要有一种居高临下、让那些暴徒们胆颤心惊之感，而不是出了事以醉酒、后悔、无知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要么不出手、出手一定要重，让其体无完肤，方能长记性，借鉴现代文明国度新加坡之鞭刑，或许就没人说什么那狗Ｐ的人权了。
人们憧憬那邻里友爱、社会和睦的生存环境，可诸多却是事与愿违，在道德滑坡、人情冷淡的世界里，充满着那物欲横流、缺乏人性的空间里，究竟何时才能显现那在沙漠中令人向往的“海市蜃楼”，让人去寻找那久违了的人性世界，过着那得成正果，人间有爱的生活。
作文九：《人性泯灭的自灭家门案》3600字２００４年的１２月２４日，西方人正准备度过平安夜，迎接又一个圣诞节的到来。就在这天早晨６时３０分许，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里的崔继国家突然起火，消防队在灭火过程中发现四具尸体，分别为崔继国的父亲、妻子、年近八旬的奶奶和年仅６岁的女儿。 经现场勘查，为他人纵火。法医检验，四具尸体均为生前机械性窒息死亡，系他杀。是谁如此残忍地将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在一夜之间毁灭了呢？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经查，崔继国有重大作案嫌疑……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崔继国、刘娜、巴洪远涉嫌故意杀人、放火一案。此案一经披露，社会一片哗然：世界上竟有如此人性泯灭之徒，为与新欢长期相处，杀女弑父自灭家门！ 孽缘 崔继国是崔家的独子，初中毕业后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７年在江西省某武警支队服役。１９９７年复员后无事可做，家里便凑了点钱，让他跑起了个体运输。由于他跑车的公司指定在红远洋加油站加油，一来二往，崔继国便和在那里当加油员的刘娜相识了。 刘娜也是大兴人，２３岁，初中文化，长得并不漂亮，但那时崔继国的工作没什么起色，又天天在外边跑运输，和妻子不总见面，关系不似从前那般热烈了。生活的平淡让他总想找点刺激，见刘娜年轻单纯，两人的生活背景又都相似，有共同语言，便慢慢熟悉起来。而在刘娜眼中，崔继国高大挺拔，很有男人味，和他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崔对刘娜关怀备至，有空就来找她聊天，给她买好吃的。还有一次他带着刘娜到石景山游乐园玩了一整天，这让一直渴望去看看游乐园是什么样的刘娜感动不已。她再也抗拒不了所谓的爱情力量，毫不犹豫地在２００３年９月，背着家人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正式和崔继国开始了姘居生活。 新的生活带给崔继国和刘娜短暂的美好。崔因为跑车的关系本来就不大在家住，现在隔两三天回一次家，家人也并不怀疑，便心安理得地和刘娜出双入对，像夫妻一样如糖似蜜。刘娜一直不知道崔继国已有家室，这时更觉得崔就是她的整个世界，一心在谋划着两个人未来的生活。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刘娜为崔继国先后做了两次人工流产，但崔从没提起结婚的事，渐渐地刘娜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后来在她的一再追问下，崔继国才告知家里还有妻子和６岁的孩子。刘娜一下子蒙住了，悲痛之余和崔大吵了一架，但是两人最终没有分开。在矛盾中挣扎一番后，刘娜发现，自己太爱崔继国了，也太依赖他了，如果失去他，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下去。有一次刘娜刚做完流产，她痛苦地抱怨着崔：“能不能给我一个家？能让我光明正大的家？”当时崔没有说话，却流下了眼泪。刘娜的心立刻软了，她不想逼崔离婚，让心爱的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于是，姘居的日子又继续了下来。 杀机 情感虽然稳定了，但这个时候崔继国的工作并不顺利。个体运输时赚时赔，收入一天少似一天，最后竟是光赔不赚。一气之下，崔干脆不干了，经济的窘困让崔心烦意乱。 ２００４年８月的一天，崔继国偶然从电视上看到一个法律节目，正在讲关于骗取保险金的案件。当时他灵机一动，觉得不如给家人先上保险，再把家人杀了，这倒是一个来钱快的好办法。只要搞定怎么上保险，给谁上，出点什么事才能得到赔付，如何逃避法律的制裁等就行了。 随着利益的驱使和欲望的不断升级，崔继国继而又想到除了妻子外，还可以给父亲、奶奶、女儿和自己都上保险。这样若有人出了事，能赔付得更多一些。而且此时在崔的头脑里也越来越坚信，办成功这件事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有胆量，一定能想出办法骗到保险金。于是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份，崔终于下定决心，来到初中同学所在的新华人寿保险公司，为他父亲、妻子和自己各上了三份意外伤害保险（奶奶和女儿不符合上意外保险的条件），每人保额为３０万元人民币。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几张薄薄的保单，将成为一家人奔赴鬼门关的通行证。 买完保险，崔继国又迅速琢磨到底弄出点什么事，才能得到钱。开始他想，干脆租个车把妻子撞伤了来骗得保险。但很快他发现，在赔付中最高项是意外死亡，每份１０万元，就是说如果妻子和父亲意外死亡的话，就能得到６０万元的保险金。６０万元对于崔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他可以用这笔钱做很多事，也足以让刘娜和他过得不错。杀了妻子和父亲，制造意外死亡骗得保险金这个疯狂的念头，在崔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却再也挥之不去了。他把这层意思透露给刘娜，开始刘娜不以为然，但在崔反复几次表达这个想法后，刘娜也就鬼迷心窍地同意了。 对于如何制造意外死亡，崔考虑过不少办法，后来觉得这些方法都不好，会留下证据。最终，崔想到可以把妻子和父亲都先勒死，然后放一把大火，这样把人和一切证据都烧了，就什么也查不出来了。但这件事一个人是干不了的，于是在１１月，崔找到了以前和他一起开车的朋友巴洪远。巴洪远和崔的关系一直不错。当他听崔亲口说出要杀妻子的时候，以为崔和媳妇关系不合，是气头上说的玩笑话，也并未当真，只搪塞说：“行，过两天再说吧。”后来崔把骗保的整个计划全盘托出，并承诺事成之后给巴买辆车，两人合着跑运输，再有钱的话还可以合开个养殖场，做点小买卖，生性懦弱的巴心里有点迷糊了。在崔的花言巧语下，巴天真地相信这件事虽然冒险，但终归会万无一失的。即便有个闪失，问题也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到时真弄到了钱，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还能和女朋友结婚，建立自己的家。鬼使神差的，巴洪远也登上了这条地狱之船。 毁灭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３日晚上１２点多，崔继国借了辆白色吉利轿车，三人携带围巾、汽油等作案工具，直奔北臧村镇自己的家中。进家后，由于天冷，四个人就挤在一个屋里睡下，刘娜和崔继国分别躺在崔妻的两边。凌晨２时左右，妻子枕着崔的肩睡熟了，崔继国和刘娜却十分清醒。这时，刘娜的围脖就在崔的胳膊下边，崔把围脖一头从妻子上边递给刘娜，刘娜立时明白了崔的意思。她轻轻地把围巾的另一头拽在手上，围脖就套在崔妻的脖子上了。突然刘娜猛拽围脖，使劲地勒住崔妻子的脖子，崔随即跳起来按住妻子的双腿，妻子的身体不停地扭动着。巴洪远本已昏昏欲睡，突然被微弱的“啊、啊”声惊醒，他虽然心里害怕，但也不由自主地去按住崔妻的胳膊。崔妻拼命地挣扎，不一会便不再有反应。巴洪远把手慢慢放在崔妻鼻子边试探了一下，颤着声说：“没气了。”崔想起刚才妻子痛苦中还哼了几声，也有些寒心，他忽然觉得自己太残忍了。妻子是他在江西当兵的时候认识的，人长得相当漂亮，当时两人感情很好。他复员了，妻子坚持和他从江西一同回来，组建了家庭。七年里，他在外跑车，是妻子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情，虽说后来两人感情淡了，但也不至走到如此地步啊。这个念头揪得崔继国的心轻轻地痛了一下，但很快又狠下心来。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人已经死了，说什么都没用了。家人都知道自己回去过，如果这时停手，肯定会把事情说出去，警察一定会找到线索。为了毁灭所有证据，崔继国铁了心要把家里的人都杀死灭口。于是他果断地命令道：“上那屋去。”接着三人杀死了崔的父亲和奶奶。 这时崔继国６岁的女儿被吵醒了，睁着惊恐的大眼睛望着这一切，吓得哭个不停。崔继国急忙向孩子奔去，用被子蒙在孩子的头上。渐渐地哭声小了，可孩子的小脑袋还在不停地晃动。本来崔继国想着如果孩子和母亲在一起睡就不杀孩子，现在亲生骨肉将死在自己手里，心里一酸便松开了手。崔继国不敢往父亲那里看，他知道此时父亲已经断气了，就冲那两个人说“行了”，之后便跑到院里去拿汽油。刘娜和巴洪远见孩子还在发出微弱的“哼、哼”声，便又分别上去捂住，直到崔继国６岁的小女儿再也不动了。 这时，崔拎着汽油返回父亲的屋里，往沙发上、炕上、父亲及女儿的尸体上泼汽油，崔继国想到要制造一个奶奶、父亲、孩子都在屋里睡觉，突然意外失火，而崔的妻子去救火，没救成自己也被烧死的假象。他与刘娜将妻子和奶奶的尸体也拉到父亲的屋里，用打火机点着了火。只听见“砰”的一声，火烧起来了，三人迅速逃离现场，开车直奔埝坛水库的一个水坑边，把作案工具等统统扔到坑里，巴洪远用打火机把东西一一点着。销毁证据后，三人都回到崔继国的暂住地。 作者后记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个小时后，三人相继落入法网。从崔继国三人的行为来看，他们的心态已近乎疯狂，他们的人性已变得异常扭曲。也许，任何人的内心都有其罪恶的一面，而当人们为了获取最大的物质利益，将要危及社会的时候，法律与道德的枷锁又会将其束缚。那么，为什么他们三个人的恶念没有被束缚，反而愈演愈烈呢？法律意识的欠缺是一个主要因素。 只受过初中教育的他们，显然没有明确且坚定的法律意识，这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现阶段我国的普法工作，尤其是对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的普法宣传还有待提高。如何让广大的农民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明确违反法律的严重性，是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只有将法律深入大多数人的内心，在法律威严的束缚下，这种悲剧才不会重演。
作文十：《人性的泯灭与重生》2300字【摘 要】文章影片不在于声讨越南战争，而在于揭示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与折磨及对人性的探讨。整部影片一直处于矛盾当中，一方面是战争对人性的泯灭，另一方面是在战争催促下人性的重生；一方面是对生命的大肆屠杀，另一方面是对脆弱生命的怜悯。唯有一场能够让人民获得真正自由的战争，这些全副武装下脆弱的生命才能在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唤回真正的人性。 【关键词】《全金属外壳》；镜头运用；情节设置；人性 战争，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是胜利的喜悦，是人性的回归，还是永远不能抹去的痛苦回忆？人性中的欲望与善良在这个合成体中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我们在利益、荣誉与人性的选择中应该何去何从？ 本部影片通过镜头的运用以及各种讽刺意味的故事情节渗透出对战争的讨伐以及对人性的呼唤。第一部分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无知、善良又有些呆头呆脑的美国士兵在越战之前经受的非人训练，而后半部分则转而以军事记者“小丑”的主观视角来介绍越战的故事。 一、镜头运用 长镜头、短镜头的交错运用以及多次变焦镜头的使用烘托了战争的环境及人物的心理活动。 首先，在影片开头，在轻快音乐的映衬下，所有新兵的头发都被剔去，象征着他们的梦想、未来以及各种欲望的剔除，在发型上达成的一致性预示了此后更为压抑、高强度训练的到来；长镜头拍摄的多处场景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如教官一次比一次迅速地带领新兵们出操，以及多次在室内训话的场景也使得观众们更添一种压抑感与厌倦感，加上刻意营造的古板营房更使得训练的枯燥无味凸显出来。 第二，变焦镜头共出现六次。第一次是内心怨恨的情绪慢慢涌出；第二次变焦镜头的使用则展露出了派尔脸上溢满仇恨与杀意的表情，暗示着内心的善良逐渐消失，慢慢成为一个杀人的机器，展现出了他的心理变化过程；第三次变焦镜头表现了小丑作为军事记者奔赴前线采访时遇到的不堪入目的场景，镜头由小丑脸上麻木呆滞而又不知所措的表情渐渐拉开，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是覆盖着石灰的尸体，象征着战争的激烈；接下来三次变焦镜头的运用模仿人的主观视点，当牛仔一行人迷失方向后，因为目标不明确损失了三个战士，三人被射中均模拟越南女兵视角的慢放镜头，这一个个瞬间更渲染了战争的紧张气氛和生命的脆弱。 二、故事情节的设定 导演多用镜头语言及对比手法讽刺越战带给人们的痛苦，并因此引发人们的深思。 首先，从士兵们接受训练开始，故事的发展便一直挑战者观众的心理极限。训练中充斥着咒骂与对尊严的践踏，变态的体罚与法西斯式的强权理念使得士兵们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可言，早上出操与黄昏的训练剪影形成呼应象征训练的艰辛，红色的光线象征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战争的重担与强大压迫在这群稚气未脱的孩子们初进军营时便落到了他们的肩上，也象征了人类在战争中的自相残杀，如同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第二，傻兵派尔在出入军营时总是呆头呆脑，给自己惹出很多麻烦，观众不由得为他揪着心。但小丑出任他的班长后，整个故事仿佛进入了一个温暖和谐的氛围当中，他细心教派尔拆卸枪支、系鞋带、爬障碍物、跌床单、队列动作，没有教官那污秽的语言、那极具讽刺意味的话语，小丑对他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帮助麻醉了观众，但此后引发派尔精神反叛的主要原因便是唯一值得信任的班长也在精神上背叛了自己的良知。前后两种基调的设置使得故事充满戏剧性，一波三折，为影片对人性的追问进行了铺垫。 第三，直升机上，射击手对着手无寸铁的越南人民疯狂的射击，如同在进行一场杀人游戏，而此时的他竟然还炫耀着自己的“战绩”，以杀死１５７名越南人为骄傲，发表着自己愚蠢的看法——“谁逃跑就是越共，谁不逃跑是训练精良的越共，你们应该写文章报道我，因为我擅长杀越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一支装备有重型机械的小队竟然在牺牲三名战士之后才抓住了那个越南女兵，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如此娇小而不堪重负的女人也端起狙击枪加入了抗拒战争的前线？两个杀人士兵身份的巨大差别使得悬念的设置更胜一筹，同时也讽刺了战争带给人们生活的巨大改变。 第四，小丑面对越南女兵时懦弱的表情以及女兵视死如归的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娇嫩的身躯中展现的是一种内心的强大力量，而美国士兵们的强大只是只能展现在外在的装备上，他们的内心早已无比空虚、毫无信仰的支持； 第五，在情节的过渡方面，本片不局限于以往的战争场面，而是加入了战争提示音——三个代表性的枪声。第一颗子弹射向了教官，这是派尔自己最后一次对战争的反抗、对良知的呼唤，也象征着他真正成为了一个杀人的机器，意味着良知的泯灭；第二颗子弹射向了派尔自己，不仅仅预示着自己生命的终结，更是仅存一点良知的驱使；第三颗子弹射向了象征信仰的越南女兵。前两枪象征着上半部分的结束，提示着我们一批全金属外壳的杀人机器新鲜出炉，而最后一枪则杀死了真正在影片中死去的越南士兵，更象征着小丑人性的重生，是对人之脆弱的无可奈何与发自内心微弱却又坚定的人性呼喊。 第六，小丑头盔带“天生杀人”的字样，而防弹衣带和平勋章，这被长官成为病态的开玩笑，意指人性两重性，一面寓意战争使人性的邪恶暴露出来，另一方面象征着人们内心深处良知的呼唤及对和平的渴望。而正是这样一个个矛盾的个体使得战争的意义更深一层，它带给人们的是精神的折磨与分裂，更预示着战争的恐怖。 本片之所以叫做《全金属外壳》，主要原因在于揭示战争使得所有人都像一个全副武装的杀人机器，没有任何人性与同情可言。作为战士，不能有任何欲望，只能成为一个有全金属外壳的子弹，为了国家、为了荣誉、为了使命，只能抛弃自己的良知与正义。可是小丑在最后良知的重生中明白了战争的真正意义，而他却因为自己的善良被称为战争中的“小丑”。唯有一场能够让人民获得真正自由的战争，这些全副武装下脆弱的生命才能在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唤回真正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