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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栽树【《春天,去栽树》500字】

时间:2019-10-26 09:34:24 来源:学生联盟网
作文一:《春天,去栽树》500字

爷爷说:吃了年饭,就要望着田畈啦。趁积雪没有完全融化,春耕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呀,全家齐动员,上山栽树去。

爷爷是我们家的总指挥,他的话谁敢不听?正月初十那天,除了妈妈在家带妹妹,奶奶在家烧饭,我们家其他三个人,也就是爷爷、爸爸和我,扛着锄头和铁锹,还有小树苗,到我们家的自留山上去栽树。

栽树这活儿说起来很简单,挖出一个坑,放进去一棵苗,填上一些土,浇上一点水就OK,做起来却不容易,单是挖坑,老天呀,这样的体力活我可干不了,戴着眼镜的书生气十足的老爸也干不了,只有我爷爷才有足够的力气挖出一个又一个土坑来。爷爷脱掉老棉袄,只穿一件单衣,还浑身冒汗。我穿着厚衣服,身上还有点冷,爷爷说,你那语文书上不是写着“斧子比皮大衣暖和”吗?明白这个道理不?

我不明白,我的语文书上好像没有这样的话。老爸接腔:俊康还没有学到那一课,是我当年语文书上写的。

“哦,那还不是一样!”爷爷弯下腰继续挖坑,爸爸学着他的样子也在使劲地挖。我没有闲着,将小树苗放进挖好的坑里,然后一手扶着树苗,一手往坑里扒土。就这样,也累得满头大汗,我问爷爷:“没带桶,怎么浇水呀?”

爷爷说:“傻孩子,没见地上还有积雪吗?不用浇水,雪化了,就是水呀!”

雪化了就是春天!啊,春天来了,我们来栽树,让漫山遍野都穿上养眼养心的新绿。

指导老师 苏潘云

作文二:《“抽出来”而不是“塞进去”》5200字

〔关键词〕教育戏剧;高中;教学法;情绪管理   在我国,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教师用语言把对知识的理解传达给坐在三尺讲台之下的学生。这种“传道授业”的教学方法已存在了几个世纪,其主要特点是教师主动传授、学生被动接收。对教学效果的评估标准一般是看学生对教师传播的信息吸收了多少。“好学生”的标准通常是上课配合教师教学,考试成绩优异。这种传统教育方式之所以能流传至今肯定有其理由,但是,这种方法真的适合每个学生、每种课程,甚至每位教师么?教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传递着大量的信息,学生在下面忙忙碌碌地边听课边记笔记,根本来不及思考和消化,这种互动的方式很像饲养员给动物喂食——不会考虑动物们对食物的偏好,也不会考虑动物们此时的饥饿程度,只管“塞进去”;能吃多少,能消化多少,并不是关心的重点,他们只管在一段时间后看看动物长胖了没有。   不同于传统的“塞进去”教学方法,法国教育思想家,吉安·贾奎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教育观点认为:教育要“由实作中学习”和“由戏剧性的实作中来学习”。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 S. Bruner)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个现实世界的模式,学生可以借此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问题。这个模式涉及储存信息的内部系统,而信息是通过人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获得的。布鲁纳由此认为,学生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信息加工者。而教育戏剧正是秉持这种理念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尤其适用于心理健康、艺术人文、思想政治、社会文化等课程。台湾艺术大学教授张晓华将其定义为:“教育戏剧是运用戏剧与剧场之技巧,从事于学校课堂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是以人性自然法则,自发性地与群体及外在接触。在指导者有计划有架构的引导下,以创作性戏剧、即兴演出、角色扮演、模仿、游戏等方式进行。让参与者在互动关系中,能充分发挥想象,表达思想,由实作而学习。以期待能使学习者获得美感经验,增进智能与生活技能。”[1]由此可知,教育戏剧是一种注重过程,并且以即兴创作为主的戏剧活动,其焦点不是发展“故事或戏剧”本身,而是如何引导学习者进入学习的主题中,让他们透过戏剧的情境去学习更多相关内容。   本文所指的教育戏剧教学法,是将“教育戏剧”这一技术手段运用于教学之中,具体表现为将游戏与表演相结合的上课形式;它是一种强调教学目标的达成以及议题性探究思考的教学方式。它的步骤分为:说明(开场)、戏剧游戏(动作上升)、情境表演(高潮)、诗化(结束)四个环节。在运用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它的原则,以避免教学流于游戏活动或传统的团体辅导课程,而丧失教学目标和特色。常用到的教育戏剧的教学策略有:静止影像/定格画面(freeze frame)、即兴创作(improvisation)、默剧(mime)、角色扮演(role play)、思想轨迹(thought tracking)、角色描绘(character profile)、戏剧游戏(drama games)、剧本情节(scenario)及回应与评估(reflection & evaluation)等。将这些策略融入课程的主题与教学目标,再佐以生活经验和现场发挥,将可不断地延伸发展并创造出无穷的作品[2]。   教育戏剧所用的素材,最主要的就是模拟人生的各种状况。戏剧在呈现人生的缩影,学习者在戏剧的活动中,可以在过程中体验或见识到许多人生的境遇,所得到的一些感想之事,都可以供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参考运用。教育戏剧提供了集中、感应、认知、想象,外表自我,语言表达、情绪,智能的教育训练,由内而外达到人格与认知成长的目的。其中,教育戏剧教学法中所采用的戏剧游戏不同于国内常用的团体辅导游戏,它的主旨在于让参与者在游戏中了解自己的身体,通过进行一些经过特殊设计的游戏,可以感受到平时我们由于动作机械化而忽略的身体感觉;更为重要的是,戏剧游戏多为表演性很强的设计,参与者通过游戏展现自我,放松心理戒备,有助于下一步主题表演的进行,使参与者更加全情地投入于表演中。总而言之,教育戏剧的基本概念是来自实作中的学习,依年龄层、心智发展的程度,以逐步渐进的方式进行。正如康志伟所说,教育戏剧教学法的目标是,教师运用此教学方法于课堂中,学习者能在戏剧活动里,获得美感经验,并能增进生活技能与认知学习。它所强调的是个人自发表现、参与实作学习与群体互动关系等特性[3]。所以学生不仅要通过自我表演提高在自我觉察、自信、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等社会化行为方面的能力,而且通过观察别人的表演也能展现包容与尊重,最终回归到教育的本质。   一、应用举例   下面以一节主题为“情绪管理”的课堂为例,通过描述完整的四个步骤来详细说明如何将教育戏剧方法运用到教学课堂中。   1.说明(开场)   在此阶段,领导者需要将课程学习内容予以解说或叙述,也要提出会发生变化的可能性。除此之外,需要在此阶段强调需要遵守的规则。在本课中,在向学生介绍了本次课的主要安排和规则后,大家按照指令把课桌摆置为U形,面朝讲台,中间留出一片空地,作为表演的   “舞台”。   2.戏剧游戏(动作上升)   戏剧游戏旨在激发和强化多重感官功能,通过多种训练手段来培养学生敏锐独特的观察力,细腻准确的感受力和理解力。而在选择游戏时,要尽量与本课的主题相呼应,为下一阶段的主题表演起到热身的作用。本课中,把全班学生分成五个小组,每小组学生需要集体模仿一种动物(大象,猴子,袋鼠,螃蟹,骆驼)走路的样子,并通过自由设计一种场景来展示,三分钟的表演结束后,造型定格。学生们在此环节通过平时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再加上对不同动物形象的创造来进行角色扮演。   这是大象组的学生们在游戏中的现场表现:两人前后组成一头庞大的大象,行动缓慢,用手臂表示的长鼻子随着每一步的前进而不断左右摇摆,走向“小溪”边饮水。几只“大象”陆续走到“小溪”边,开始用“鼻子”相互洒水,好不热闹。嬉戏了一阵子后,几只“大象”定格于在一起玩耍的画面中。     这次参与表演的一位男生在之前的课堂中表现很淡漠,小组商讨时也不跟其他组员多沟通,给我的感觉是他不愿意参加课堂活动,或者他后悔选择此课程。可是,在这次小组游戏中,他的表演完全打消了我对他的疑虑,他不仅担任了扮演主角的任务,而且演绎的大象形象也是同组学生中最形象的!游戏结束后,学生们的热情得到了积极的调动,为下一步的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情境表演(高潮)   教育戏剧的学习是让学生置身于某一个情境中,来经历了解其中的世界。教学情境的建立使学习者能透过各种不同环境的概念,通过不断地互动、沟通、协调、探索来了解其中的意义与价值。教师塑造的教学情境是学生主动深入问题、事件、情况的动力与基本条件。戏剧活动是多面向的、互动的学习过程,能统整参与者个人经验、鼓励自我探索、省思、与他人互动合作等,使个人获得成长与启发[4]。因此教育戏剧须提供一个似真的戏剧及情境,能让学生自然地在想象的空间和情境中学习相关的知识与智能、肢体、情绪的适宜表现。   依据对情境设计的原则以及结合课程教学目标“情绪管理”,本次课程设计了一些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又能刺激他们情绪反应的情境,让学生们分组进行主题表演。他们要在很短的准备阶段中进行角色分配、剧情编导、独白设计等工作,在准备时间结束后,在别组同学的观看下表演他们的成果。   例如,其中一组给定的情境是:“班上同学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并在公共场合大声叫这个绰号。”表演开始的场景是在教室里,教师带着一名新同学(男生)走进了教室,并向其他学生介绍:“这位是咱们班这学期新转来的同学,他叫××,是从山西来的。”此时,台下学生一片哗然,一位男生嘲笑道:“是从山西村来的啊!”教师介绍完毕后,新同学坐到了第一排的位置上(教师退场)。一位学生调侃道:“你是从山西村来的啊?那你就是山鸡!”说完后,其他学生都放声大笑,在这位男生的带头下,全班学生一起高喊:“山鸡!山鸡!山鸡!”这时,新同学气急败坏地站起来,转身对着其他学生喊道:“你们才是山鸡!”其他学生不予理会,继续大喊他的绰号。一位男生在一张A4大小的纸上写了“山鸡”二字,并悄悄地贴在了新同学的背后。新同学发现后,很生气地扯下背后的纸张,摔在地上,并对大家说:“你们不许欺负新同学!”   4.诗化(结束)   每小组表演大约进行七分钟后结束,进入分享环节。领导者(教师)引导学生就全部故事或最有意义的部分作讨论或入戏访问当事者;学生对各人物及剧情情况进行讨论,有不同想法的学生便直接扮演某角色改编剧情(论坛剧场)。   本课中表演小组的每位成员在恢复真实环境的认知后,离开所扮演的角色,回到真实自我,回忆、分析或叙述演出过程中的感受。首先,“新同学”谈到对剧中角色的感受:“被人起外号的感觉很不好,觉得被侮辱,尤其作为一名新同学,刚去第一天就遭此待遇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不想上学了。”接下来,一位在剧中扮演班长角色的女生,客观地对照所扮演角色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说道,她不仅没有制止其他同学的不良行为,还与其他同学一起起哄,她表示对自己剧中的行为很自责。带头起哄的那位男生说道,在剧中他是起主要带头作用的,表演中觉得给别人起外号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小组其他成员纷纷表示,他们剧中的行为很是不对,应该善待新同学,不该给同学起外号。小组内分享结束后,又请了若干位观众进行观后感分享。这时不少学生有了其他看法,他们认为,如果起的绰号是恶意的,有损尊严的,那他们会生气;但如果给自己起绰号的是自己的好朋友,或者起的绰号还比较贴切,或者比较可爱,他们也是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彼此关系亲密的表现。   从以上分享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参与表演的学生还是观看的学生,都从这样一个场景中有了自己的反思,对如何正确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通过整合剧情表演中的各种因素和学生们的分享感悟,学生表示在今后生活中出现类似状况时,可以做到正视问题,肯定自我,妥善处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将“教育戏剧”引入课堂一段时候后,我对一些学生进行了采访。小宇同学表示,通过自己参与情景表演以及观看其他同学表演,对一些生活中的事件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比如对于“起外号”这件事来说,以前自己很讨厌别人给自己起外号,但现在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外号还比较“可爱”的话,自己是不会生气的。晨辉同学通过参与课堂表演自信心有了明显的提升,他说道,原来觉得自己没什么特长,但是几次课堂中的小组表演,他都担任了“筹谋划策”的角色,大家都说他很有做导演的潜力,能够发现自己的优势,他特别开心。范同学的改变更加明显,原本他是一个根本不敢在大家面前发言的人,通过这种群体游戏和表演,仿佛其他同学是在陪自己练习胆量一样,现在的他可以独自站在同学面前分享感受,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进步。这些体会以及改变都是学生们通过情景表演或者观看有感而发的,是在引导下自然习得的过程,而不是由教师直接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知识获得对于他们来说更加深刻。   二、小结   大量的研究证明,无论是对于儿童、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在行动中学习、在体验中学习是一种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因为它能够充分地调动学习者的全部感受器官和学习机制,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振作他们的精神,形成一种真正的“头脑风暴”。其效果远远超过学生很长时间地坐在那里,被动地接受教师灌输的传统教育模式[5]。教育戏剧就是这样一种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戏剧性的表演,改变认知,领悟知识。它并不是通过教师把正确的答案“塞”给学生,恰恰相反,教师只作为引导者,把学生的改变和领悟“抽”出来。相比把理念“塞进去”,学生通过自我感悟而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理解了、学会了。同时,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没有摒弃和压抑性格开朗的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而且还锻炼了内向性格学生的沟通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适合于各种类型的学生。在教学教育中,应该好好利用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帮学生们“抽出来”的,就不给他们“塞进去”。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仁富,张晓华.戏剧教学研究[C].见黄壬来主编.艺术与人文教育下册.台北:桂冠出版社,2002,485-511.   [2] 张晓华.教育戏剧理论与发展[M].台北:心理出版社,2004.   [3] 康志伟.亲师生合作学习戏剧活动之行动研究——以台北县丰年国小特教班为例[D].国立台北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系硕士论文.2004.   [4] 林玫君.英美戏剧教育之历史发展[J].美育,2006,(154):78-83.   [5]范益松,张生泉.教育戏剧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兰州,730070)   编辑 / 任玉丹 终校 / 黄才玲

作文三:《“营改增”让建筑业的劳动力都去哪儿了?》1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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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让建筑业的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标    签】建筑业劳动力,营改增,劳务派遣公司

【业务主题】增值税

【来    源】昌尧讲税

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想了很久,是不是该写,一来怕对建筑行业、人力资源服务行业造成不好的影响,可我仔细一想,有问题“面对”总比“躲避”要好得多,更何况现在很多问题还不明朗,探讨一下也没什么不好,如果真有问题,就让我们去思考如何面对,如果没有问题,就当是饭后一杯茶,喝了就算了。

在人力资源行业协会或劳务派遣行业工作的同志们,直36号文分布以来,一定忧心忡忡,一来是心系劳动力务工人员的就业稳定,二来是担心企业的经营效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让我和大家一一道来。

自2016年3月24日,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公布了《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以来,昌尧财税工作室在对36号文的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源服务从营业税到增值税,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一)税率的改变:

在营业税制下,一般规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营业税税率为 5%,而在增值税的框架下,一般规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税率适用现代服务业增值税税率为6%(小规模适用征收率3%)。

(二)税基的改变:

在营业税制下,营业税施行差额缴税,即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取得的服务收入总额中减去代用工单位支付的劳动力的工资、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后的差额作为营业税的税基,从而避免重复征收,减轻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负担。

增值税目前采取全额征收的模式,即代收代付部分同服务费、管理费一致,全额缴交增值税,这在重复征税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负担。

(三)人力资源服务改了税制,增加了税负:

通过以上两个改变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例如:某劳务派遣公司2014年收入1200万

元,其中代收代付派遣人员工资和五险一金1000万元,公司实得服务和中介收入200万元。

营业税=(1200-1000)*5%=10万元

增值税=1200/(1+6%)*6%=67.92万元

由于劳务派遣是劳务力密集型的企业,可供抵扣的进项几乎很少,这此忽悠不计。从以上的计算可以看出,同样的业务在不同的税制下却出现了革命性的转让。

(四)建筑业有了进项,可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从以上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再加上城建税及附加,营改增后劳务派遣公司的税负将增长7-8倍,可供企业支配的收入只有100多万元了,企业还将负担风险性支出(诸如员工工伤,病假产假等期间员工无产出,但公司仍需继续支付工资、四金)和公司运营费用(诸如房租等办公费用,以及招聘,财务,客服等支持部门的人员费用),公司几乎没有盈利的可能。

这样一来,虽然建筑业有了进项抵扣,而劳务派遣公司却无法生存,少了劳务派遣公司的劳务集中,势必造成建筑业无劳动力可用。

作文四:《2009年,数千万寻找岗位劳动力何去何从?》18100字

红网12月29日报道 截至11月底,在我国10个劳务大省中,已经有5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到2009年春节,这一数字还会迅速扩大。当城市无法再为农民工们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将不得不留在农村。大学生们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史无前例的610万人,以目前的就业形势看,预计将有200万人左右找不到工作,这个数字是2003年的高校毕业生总和。而其他一些城市白领们,则有可能面临裁员的威胁……

中国经济的每一次剧烈动荡,都会带来劳动力的重新流动,而每一次劳动力流动和资本的重新组合,又会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成长的动力。站在这个立场,2009年的就业压力,就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重新涌动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涌向的主题词,将是“服务业”。

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接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当时最富活力的象征。这是中国劳动力自由涌动的第一次浪潮。10年前,国企改制和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双重影响,导致国企职工大量下岗,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难题,但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最终消化了大量失业人员,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在这10年成长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劳动力涌动的第二次浪潮。而这一次,从2007年开始的企业发展升级与2008年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使劳动力市场再次面临重新洗牌。数千万寻找岗位的劳动力何去何从?服务业将成为最大的就业蓄水池,我们由此将2009年看做“服务经济元年”。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服务业的崛起将是对旧有经济模式一次新的重组。在改革开放30年获取巨大成就之后,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开端。

张炎夏:2009年利用好现代农业政策

50岁出头的上海商人张炎夏喜欢自称“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佃户”,2004年在金山租下500亩地开始种粮食。城里人去乡下种地,掀起了一轮投资现代农业潮。

在张炎夏看来,相比很多工业领域的过度竞争,中国农业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谁先懂得利用农业政策优势,谁就抢占了商机。2009年他计划在上海签订1万亩土地种稻谷,用社会分工来管理农业,“像生产一颗螺丝钉一样去生产每一粒稻谷”。他说,“新农业不是依靠大量资金投入来完成,而是靠资本运作进行。政府的两点作用特别重要,一是为现代农业做担保,二是监督农产品质量”。

选择不去流转土地

现在有不少城里人想去乡下承包土地,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我看着好笑:他们是在重复我2004年做的傻事。那年我以每年250元/亩的价格租了将近500亩水田种稻子,结果发现自己与所有农民一样,走进了一个“高进低出”的怪圈——在地里投入的成本高,最后由于粮食收购价低,种地的利润非常少。我原本看中土地规模效应,并且想拿到粮食进入流通领域的利润,但是这样做提高了种地成本,风险也很大。直到做了5年尝试后,我发现农业领域有很多规则是与工业领域大不一样的。2009年对于农业投资来说,怎样降低成本和利用农业补贴的政策优势,是能否成功的关键。

我从1984年开始做生意,卖过专利电话机、消防器材、办网站、开饭馆,所以会用做企业的方法来核算,衡量我在农业投资里的成本和风险。这几年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投入,使得在大城市投资农业,其实远比到偏远地区投资农业划算。以上海市来说,上海的农业补贴属于全国最高,2009年每种一亩地,政府给农民补贴最高可到320元,而江苏一亩地的补偿只有30元。但补贴是给种粮大户的,若某个大户的种田规模达到80亩,政府给予某个额度的补贴。规模达到200亩,才能获得每亩320元的最高补贴。上海农村是典型的人多地少,一个家庭祖孙三代,可能只有5亩多地,所以个体很难获得高额的农业补助。这就给了投资者商机,怎样通过规模经营得到并用好这些补贴。初入农业领域时,我并不懂得利用政府补助,而是选择了集中土地的方式来种地。

2004年我到金山区廊下镇租地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年的租地合同,也就是将500亩地流转到了我手里。但是一季粮食种下来,我就发现集中土地是个不赚钱的买卖。流转土地后再雇农民为我干活,等于是我将农民个体隐性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全都算在了自己头上。如果每亩地租金500元,亩产1000斤,那么我每斤粮食的成本就比农民高5毛钱。再加上人工成本,每斤粮食要比农民多7毛钱的投入。一斤粮食国家的收购价是9毛,我种地成本就比农民高出7毛,怎么能赚到钱呢?

农民说谷子晒3天就能干,可是他们为我干活时,哪有为自家晒谷翻得那么勤快?谷子5天也晒不干。人工费用比我的预算高出近一倍。农忙时一亩地好几人忙不过来,农闲时一个人也不需要,这种零散的季节性的用工,很难讲究效率。由于金山靠近上海市区、杭州、苏州等地,年轻人多年前就弃农打工了,我能找到的本地劳力,全是“3个人加起来超过200岁的”。

如今上海的土地,经过持续50多年过量施用化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已经从建国初期的50%降低到现在的1%都达不到,土壤开始板结。由于国家收购稻谷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农民只关心亩产,根本不愿意多花钱施有机肥。到了收获季节,大规模种地又带来了一系列麻烦。许多田地离公路一里多远,我那500亩地产出的40多万斤稻谷,如果只是雇佣村里劳力,需要600天人工才能搬完!晒谷子也没有地方。我对农业生产原本毫无经验,那时真是跌跌撞撞,最后托朋友关系动用了解放军,才帮我解决短期人力不足的问题。

这么折腾一次后,虽然从表面上看,我雇人到宾馆超市直销大米,通过提高卖价赚了十来万元,但这样赚钱风险太大了,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很可能会赔老本。我于是想,为何要把土地流转到自己手里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成了过去的“人民公社”吗?

如果我只是与各农户签协议来收购粮食,就把粮食生产的成本和风险分散在了每个农户身上。同时因为我与他们有统一订单,又能成为种植大户,享受政府的农业补贴。目前我正与上海市政府部门在谈判,2009年我希望达到1万亩的土地规模,土地仍然由每家农户自己经营,达到标准后我来收购。不过我要求政府在2009年初就将每亩320元的补贴发给我,这样我就能给农民们每亩300元的预付款,即使他们的粮食达不到我收购的要求,他们至少得到了每亩300元的订金,愿意为我种地。

选择不进行土地流转,其实是更加保险和长久的做法。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很多人看做是对土地政策的放开,其实我觉得他们恰恰误读了。国家2002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案》就给予了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权力,今年关于土地的“确权”,实际上是在规范农地的流转。以往村委会可以将土地流转出去,再补给农民一块面积相当的地,现在确权后,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上不再只有面积登记,还有详细的农田地址,不能自行更换。那么也就是说,以后再想流转土地,必须经过土地上每一户农民的同意,实际上是增加了土地集中的难度,规范了流转行为。所以我作为商人,如果还想搞大规模土地流转,阻力会更大。于是2009年我继续选择不参与土地流转,依然让农民进行他们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这样才顺应了大的政策形势。

怎样在农业里玩资本运作

大家都说农业是个高风险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2004年我种500亩地投入了40多万元人民币,对商人来说,肯定是资金投入越少,风险就越小。所以2009年我会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减少投入,1万亩地的前期投入都不会超过当年的500亩地,一直等到大米准备上市,我才会有大的资金支出。

我曾经到美国、日本、东南亚去考察不同的农业模式,发现国内很多搞农业研究的人,考察时只关心人家的设备多么先进,技术品种多么好。我自己种了一回地之后,发现这些都不是根本,关键是生产方式。

两三个人就能管理美国的一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亩的大农场,但要注意,并不是让这两三个人像中国农民一样,自己来种地。每年播种前,期货公司的人会根据行情与农场谈好粮食收购价,期货公司拿着合同便可到银行抵押获得银行担保书。让我吃惊的是,这里有非常细致的社会分工。到了播种时,给种子公司打个电话,种子公司就会来架飞机,给你播完后让你签单。施肥、锄草、灭虫的时候都是这样。到了收割的时候,收割公司来给你收割,收完后直接交给期货市场。然后,期货市场根据你的“签单”,扣除你欠种子、肥料、农药、除草剂的款,把剩下的款项打到你的账户。所以,整个过程几乎不涉及农民,都是专业工人在操作。最重要的是,因为专业分工,成本大大降低。也就是说,是这个社会共同完成了高效的农业生产。美国的种地模式必然带来种植成本下降、种植质量提高、风险由参与者共担、流动资金平均分担、交易环节减少。

我感觉到,美国农业与中国农业的区别,就好像现代化大工业与几百年前手工作坊的区别。我们的农民每一家都要承担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平均一亩地需要3个人工,分散在100天的农业生产里,每个人每天的劳力只有10分钟。我不禁联想到中学政治课本里学的内容,当英国最初工业化的时候,大量失地进城的农民,因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而解决了生存问题。我把中国目前的农业状态比作英国工业化的初期,如果我们的农业发展成为专业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每一个环节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不高,却能够做到高效,那么就能迅速消化掉大量劳动力,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的产值。

专业化分工的方式,这几年我已经在农村看到了一些苗头。一些农民自发组成了专业收割队伍,以一台日本产的“久保田”收割机来说,售价25万元,一天能收割50亩地,一年下来,一户农民家只用得上15天,也就是收割750亩。而以每年的折旧费5万元计算,平摊到750亩地里,每亩地收割机的费用就需要六七十元。再加上油钱、人工费用、维修费等,每亩地的成本可以高达百元。我通过网上招标,找来苏北专业的收割队伍,这些苏北人根据不同纬度稻子成熟季节不同,由北往南收割,一年中有半年都在干活,因此每亩地的收费只要45元。

我将整个粮食链条分为6个环节:种植、收割、收购和仓储、大米加工、销售、配送。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尽可能利用正在形成的农业分工。

种地的事情我让农民来做,我不仅不承担种地的风险,还能让我和农民都获利。农民个体买一袋化肥需要105元,我集中购买只需85元,我按照95元一袋的价格卖给农民,双方都高兴。在粮食收购上,我也做起了“无本买卖”。按照我与上海市政府一些部门的谈判,如果他们同意明年初将农业补贴提前发给我,我可以用来垫付农民种地的订金。我又与金山区粮油总公司谈好,租用他们的粮仓储存我的粮食,我只需付较低的委托保管费,他们就能帮我灭虫储藏。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有国务院下拨的“夏粮收购专用资金”,农民粮食入库时,他们按照每斤0.9元的收购价付钱给农民,实际上也是帮我垫付了资金。我给农民的收购价比国家每斤高出0.3元,由于事先我支付了订金,所以实际上我不用再额外出费用。加工大米也不需要我付钱出去,因为按照“行规”,可以留下米糠抵加工费,有时候甚至是加工大米的小贩反过来付钱给卖粮者。

所以做粮食生意的6个环节中,我只需要等到大米加工好了装袋包装,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开始为品牌做宣传。

农产品的高低端

做高端的农产品,是我在摸索了两年后提出来的。从2009年开始,我准备开始大量做普通大米的生意,它们将占到我生意的80%。因为高端大米虽然利润高,但是市场份额比较有限,我通过做高端大米创立了品牌,接下来就可以带动我做薄利多销的普通农产品。

2004年我糊里糊涂种了一次地,计算出自己的成本比普通农民高,我就琢磨出两条出路:一种是不租地,让农民自己种;另一方面要种不一样的大米,卖出高得多的价钱。

我开始研制更好的大米,从日本的高校请来专家教农民种地。中国的农业思路还沉浸在几十年来的“高产”追求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农业的优势。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非常高,但是粮价低,使农民直接获益少。我发现日本人为了保证大米的高营养和好口感,会严格控制亩产,亩产低的大米才可能好吃,他们的亩产不超过780斤。日本专家指导我的技术人员,稻谷成熟过程是淀粉蛋白质向淀粉的转化过程,一般农民等到稻谷变硬才收割,但是如果提前收割,稻谷的蛋白质就含量高、淀粉含量低,营养和口感都明显更好。所以今年我的田地里,从9月29日就开始收割稻谷,其他农民可是等到11月才收。我们的品种不一样,具体哪天开始收割也大有讲究。9月底人家的稻谷可能还是空壳,我们的稻谷就成熟了。我派技术人员指导监督农民按我的标准来种植,亩产严格控制在600斤以下。这样出来的米品质好,收获的时候,就能够闻到大米浓郁扑鼻的醇香。

当我对现在的农业模式有了基本设想后,金山区政府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在2006年成立了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我任总经理。在我自己租地种植两年后,选择与当地政府合作,因为我发现农业生产的计划经济色彩比较重,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上海优惠政策大,如果我选择去青海种地,每斤粮食的运费就会高出3毛钱。因为稻谷运输的短驳费用很高,农产品利润又低,折算到成本里受不了。

所以我目前的模式,是在尽可能利用上海的优势。上海支农资金多,而且上海有100万外籍人士对农产品有更高的消费需求,上海人也认本地的牌子,认为安全。所以我在上海走高端路线有市场。2006年我们推出的“金博士”米卖价为每斤4元,后来我们一路提价,依旧卖得好。从今年开始,每斤米卖到了12.5元。2009年我准备用8000亩地种普通大米,这就好像“奔驰”汽车的效应,奔驰的品牌树立起来了,即使它的低档车也销路极好。我也希望做到这样,树立了品牌再推出中低产品。

大米直接进超市,远比去农贸市场买卖利润高。小贩们在农贸市场艰难议价,而一旦进入超市,定价权在我们。一些高档超市不需要入场费,我们的产品需要用质量来说话,而政府成立的农业公司有着良好的信誉,做起生意来更顺手。2008年我们公司销售了1000吨稻谷,盈利不错,我从中看到了相当大的商机,所以年底我刚刚辞职,准备2009年个人再创业。一旦我个人创业,就非常需要政府在其中的服务作用。比如我大规模地购买肥料农药,如果有政府做担保,肥料农药公司是愿意让我赊账的。现在我正在与上海的麦德龙等大超市谈判,除了供应大米,我还准备做土豆生意。超市卖土豆的利润非常高,超市一旦认可了我提供的产品,我将长年为他们供货。这时我最需要资金的周转,如果有政府对农业大户做担保,我们可以顺利地周转。我已经与青海某生产土豆的县达成初步意向,由他们当地政府组织农民为我供货,政府来监督产品质量。

如果政府加强服务性,是可以很快为农民增收的。我喜欢以日本为例类比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都是人多地少,农业以个体经营为主的情况。本来他们也遇到和我们一样的问题,形不成规模,农产品要经过小贩层层盘剥才能进市场。可是,农民自发组织了“农协”(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乡政府,只是没有行政权力),由“农协”出面购买各城市的市场摊位,并且组织质量监督。由于“农协”是非赢利组织,主要向农民提供服务,农民的农产品就能绕过小贩直接进入市场。由“农协”出面,消费者也更放心。(主笔 吴琪)在投资拉动模式下,资源集中向重化工业倾斜,必然挤占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因为政策向投资拉动倾斜,服务业无法形成规模,便处于经济规模的边缘。一个很小现象就可以说明这种资源的倾斜——工业用的水电价格都比服务业便宜。

为什么需要服务业?

按照人类经济活动的轨迹,人们在解决了基本温饱之后,农业种植日渐纯熟,随着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简单的衣食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使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解决过剩的劳动人口,一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供人们享用。

工业文明高度成熟后,同样也会产生大量过剩劳动力,与此同时,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有形的产品,而是需要更多无形的服务。一个普通家庭就算拥有3辆汽车,能够消费的有形产品也终究有限,但对于服务的需求却近乎无限。于是,服务业也就顺理成章发展壮大,大量劳动力开始向服务业转移。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轨迹看,100多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服务业从最初的零星规模发展到今天,最终占据了国民经济70%左右的比重,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1820年,英国有30%的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15%。1890年,英国有41%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38%。进入20世纪,英美等国家的服务业开始超越工业,而到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服务业人口都超过70%。我国目前则为32%,和100多年前的英美相当。

按照服务对象划分,服务业一般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前者主要为企业服务,比如仓储物流;后者主要为个人消费者服务,比如娱乐餐饮。当然,也有二者兼顾,比如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随着制造业的高度成熟和专业化分工日渐细致,一件产品从最初的生产到最终送到消费者手中,会历经无数环节。比如上游的研发设计、材料采购,下游的渠道物流、售后服务,甚至还有金融、法律等中介,这些都构成了庞大的服务业链,分享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而制造业的初始定义——加工组装环节,反而蜕化为产业链的低端。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因此干脆将组装环节外包,自己专注于赚取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

服务业带来的高度专业化分工,极大降低了制造业成本,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中国经济屡为人所诟病是,30年的增长更多靠高投入取得,而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除了技术研发,服务业的高度发达也是重要因素。如果过多人停留在工业甚至农业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必然是低下的。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率分别为42.6%、25.2%和32.2%。英国和美国的三产业就业人口大致为农业不到5%,工业不到25%,其余超过70%的人口在服务业。日本的比例是农业人口约为5%,工业不到30%,其余超过60%的人口集中在服务业。和这些发达国家比,最大的差别就在我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过大,而农业部门的低效率必然导致整体国民经济效率低下。因此,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业转移出来,中国经济的效率才能提高。从工业人口看,我国的比重其实和发达国家较接近,这也同时说明一个事实,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接近30%的就业人口,可能是工业吸纳就业的合理能力,而中国工业目前的就业人口正好和这个水平接近,无法再接纳大规模的劳动力。中国想要解决数亿人口的就业,唯有将希望寄托在服务业。

从创建内需型社会的角度,服务业的兴起更是必不可少。谈及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很多人都归结于中国人节俭,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同时也忽略了另外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内是否提供了足够好的消费环境和消费空间。有些中国人的确保留着节俭的传统,但也有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比美国人还敢于消费,尤其是最近几年,不难发现,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都选择去欧洲旅游消费,欧洲的很多景点和商场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身影,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并非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除了差异化体验的消费心理,国内没有提供足够优越的消费环境是很重要因素,其原因就在于服务业不够发达和消费环境还有种种樊篱。它们导致了大量在国内获取财富的外流,而吸纳国外财富到国内消费更显不足。

一个健康、开放的旅游消费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实在至关重要。

当然,也有人担心服务业过度发展的弊病,如果多数人都去从事服务业,一个国家是不是将遭遇产业空心化?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服务业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间的比重问题。以美国的发展轨迹看,进入20世纪工业化后期,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开始超过工业人数,到了1969年,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超过工业和农业的人数总和,进入21世纪,服务业比重超过70%。以中国目前的比重来看,距离产业空心化还差得太远,中国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是产业实心化而不是产业空心化。

服务业的创富可能

世界银行曾经在1984年考察中国,在当时的考察报告中写到:为了提高中国国民的收入增长率,需要加强商业以及其他为个人服务和其他为工商业服务的服务业。在世界银行看来,发展服务业是提高国民收入最快捷的途径。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企业利润还是工资收入,服务业都远远超过工业和农业。

按不同行业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农业的人均报酬为9269元,制造业平均报酬为18225元,而服务行业大部分子行业的劳动报酬明显超过这两大产业。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为28424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24111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43435元,金融业为35495元,房地产业为22238元,教育业为20918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为25847元……尽管最终统计数据不一定完全精确,但还是可以大体反映出三大产业之间的劳动报酬差异。

就业人员的工资高低只是表象,背后体现的是三大产业之间的行业利润差异。在大多数看来,农业的收入水平最低是正常现象,农民理应成为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群。但在其他国家,这却并不是普遍真理。比如在日本,农民的平均收入甚至比城镇居民略高,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日本从事农业的人口仅5%,平均收入水平自然不低。我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束缚在农业上,平均收入自然也就沦落底层。如何将大批量农民转移出去?一方面需要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加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保障农业丰产丰收的同时,使得更多农民从土地上得以脱身。与此同时,城市和乡镇也需要创造出足够的就业,由于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只有寄希望于服务业。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鼓励创业,对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以及失业人群,各地都出台了一些鼓励创业的扶持政策。应该说,在目前经济低迷时,各种原材料和资金成本都相对较低,加之政策扶持,对于创业者而言是不错的时机,一方面可以解决自身的工作问题,甚至还可以为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至于创业方向,在目前的市场需求下,服务业应该是比制造业更好的选择。

需要怎样的服务业?

中国和印度被世界公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也经常被拿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共同特点是都融入了全球化浪潮,并且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不同处在于,中国主要以制造业参与全球市场,主要向世界提供廉价的“中国制造”;而印度则以服务业参与全球市场,使得很多国际性大公司都将后台服务和软件外包等业务转移至印度。

如果以就业能力看,印度以服务业参与国际市场,理应为印度人民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印度这些年一直在为接近10%的失业率而苦恼,而中国近年来的失业率却为4%。除了统计方法的差异,印度以服务业著称,反而创造不出就业,原因在于印度多为高端服务业,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机会分享,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人群和印度的服务业无关。最近几年,印度也开始向中国学习,加强制造业的力量,希望通过制造业来解决更多的就业,塔塔集团就是其中的代表。印度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服务业也并非天生就是就业大户,对于中国而言,也不能盲目发展,还需要精心选择。

如果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局看,生产性服务业将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在中国的低端制造业萎缩后,更多企业应该升级或者转型,也就是重点拓展微笑曲线的两端或“软三元”,最终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但是需要注意防止犯上印度服务业的弊端,过度发展无就业增长的服务业。

就业的角度,中国发展服务业不宜好高骛远,非得追求发展所谓的高级服务业,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也同样重要。无论是生产性还是消费性服务业,只要有需求,就应该尽量让其自然生产,因为这将使更多底层人群能够获得就业机会。比如在农村,大量农民返乡之后,也可以围绕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进行选择性服务。尤其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农业的专业化分工也将越来越细分,农村各种服务也将随之兴起。在城市,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比如餐饮娱乐、美容美发也是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培植连锁发展。至于一些高级形态的服务产业,目前大多受到严格的行政管制,需要形成多种形态的投资主体,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创造更多条件。

政府通过有意识的投资来发展服务业,如果设计得当,自然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比如投巨资修铁路等基础设施,一方面可缓解我国铁路运输的瓶颈,另一方面也能刺激增长、增加就业。最近京沪高铁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京沪高铁平均每天要消耗1万吨钢筋、3.5万吨水泥、11万立方米混凝土,完成投资额约1.9亿元,现在全线的工作人员超过11.3万人”。但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这条铁路线服务业有建设性的营造。政府主导投资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无法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很有可能形成巨大的浪费,这已经被很多事实所证明。所以,对政府而言,大手笔的投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民间资本放松管制。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方,往往就是需求最旺盛的所在。中国最需要怎样的服务业,民间资本其实对此最为敏感。

拆除樊篱

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这明显和中国经济现在的地位不相匹配,为何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反差?

在上一轮经济回落时期,1997年至2002年,我国的服务业一度加快了发展速度,服务业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34.2%上升到2002年的41.5%,可以说,当时服务业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贡献了相当的力量。不过可惜的是,在经济复苏后,最近几年的服务业产值并没有保持这样的上升势头,从2003年开始,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到2006年,服务业占GDP产值不足40%。其原因在于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从1999年到2006年,工业产值比重从40%上升到43.3%。尽管重化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弱,但之所以更受青睐,原因在于对地方政府而言,重化工业在短期内拉动GDP的能力远远强于服务业。以此看,如果想要做大做强服务业,首先有必要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和GDP直接挂钩,而是辅以其他更为科学的考核指标,比如就业人口、整体经济效率等等。

服务业的高壁垒和高管制也是其难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我国的金融、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这严重阻碍了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入。如果这些重要领域不能对民间资本充分开放,服务业的整体水平就将很难提升。而想要打破这种局面,首先就是打破管制、破除垄断。在我国已经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实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对这些行业实施严格的管制,根结其实主要在于利益。在12月8日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果以这句话来理解中国的服务业,放松管制看不出有任何难处。

事实上,政府也并非没有意识到服务业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至少在最近两年开始频频出台扶持政策。2007年3月,国务院曾经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除了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对于服务业的发展目标也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划,“十一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一年之后,200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提出了8大条23小条的具体措施,以落实2007年《若干意见》提出的政策。政策固然鼓舞人心,问题的关键在,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现状,所以,有关服务业的政策和现实之间多少会有脱节。而到了2009年,当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时,这种巨大的压力可能会将政策迅速转化为现实。(主笔 谢九)

一名地产炒家的熊市方法论

“‘通胀时玩资产,通缩时玩钱’,这是我的基本方法论。”

不到一小时,在一家咖啡馆里,一桩上千万元的商铺交易就被张羽冲不动声色地基本敲定了。“我今年只是偶尔谈个生意。”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休息。”如果不是这个突然来访的买家,他这个下午应该是在附近的足疗店里,他说他现在每天都要做个保健按摩。

我没想到,这个4年前采访过的采访对象、当年一出手就购入50多套房产的房市炒家,2008年会过得如此平淡。在他看来,“平淡”也将适用于接下来的一年,因为他暂时还不打算有任何冒险和激进的投资行为,除了一部分几年中购买的商铺外,2007年底他已经从房市撤出了大部分资金。他说,“我3年之内没有再碰房产的想法了,我不会再关注这个行业”。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等待”,现在要比的既是“现金”更是“耐心”。他在寻找下一个机会,以确保自己像5年前用第一桶金倾囊投资房市一样,能“一击即中”。

靠楼市发迹的张羽冲今年38岁,开始从房屋这种不动产中嗅到利润的气味,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那个土地批租泥沙俱下的时代,仍是北京交响乐团首席圆号手的张羽冲在北京玉泉路附近租了100多亩地,盖了房子出租,一年收益有20多万元。但后来这块土地被国家征用,让他的地产投资暂时划了个逗号,但他很快又卷土重来。“1999年,住宅房产开始有贷款这一说了,我就认为房子的商品时代到来了。”

这个当年不到30岁的年轻人接下来只用几年时间,就从一个靠开班授课挣钱的音乐教师,成了标准的楼市炒家。他真正的楼市投资从1999年购买北京东三环一处叫“华腾园”的楼盘中的4套住宅起步;2003年出手“富力城”的大手笔开始,他从一个炒房“散户”成为一个“庄家”。他2003年、2004年从住宅市场获利的钱,足够他在2005年贷款投资一处600万元的商铺。在5年的时间里,他不断从风险高的住宅项目套现,再去抄底低价楼盘,又从住宅领域撤出,投资商铺。通过连续、高质量的滚动,张羽冲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收益,他当年那些音乐课学生的家长,不少成为他投资领域的追随者。

他向我讲述了他的方法论。

“3年内不碰房子了”

4年前,我兴趣盎然地跟你聊房产投资,现在我要说,3年内我基本上是不会再碰房产这个行业了,我的钱不会再投在这个里面。

房子涨到这份上,回调点是正常的,也不会调得太多了,基本上就是个横盘。一段时间内别指望再出现一个月房价涨几千的局面了。财富从哪来,那是靠钱堆起来的,经过连续几年的通胀,整体社会财富不怎么增长了,房价就得横很长时间,等待财富再次积累后的下一轮爆发。对投资者来说,它现在就像个“鸡肋”,已经没什么价值了。我觉得什么东西,不涨就等于是赔钱,因为你的成本在消耗。

刚有个客户跟我谈的这个商铺,我买的时候1200万元左右,一个月租金是10万元,我拿了两年的房租,现在卖给他1800万元,我既规避了现在的风险,又赚得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回报,这个买卖多好。不过,两年前甚至一年前我是不会卖的。为什么?现在大家资产都在缩水,表面上我收回来1800万元现金,这个钱相当于一年前的3000万元,也就是说我能用这1800万元干出一件值3000万元的事情来,能买到更值的资产。通缩时候,“现金就是你的爹妈”。

明年的经济形势,我看人民币是个关键。现在要保证出口和制造业,这个国家GDP最重要的引擎之一,人民币一定要不能再升值,但现在美国0.25的利率快降到零了,中国这边贷款利率6.12,这个差别太大了,利差逼着人民币升值。你能不能抗得住,抗不住就还得有企业破产,所以我是对明年形势谨慎看待,没到很乐观的时候。

做投资的人都知道,通货紧缩的时候玩钱,道理大家都懂。问题是通胀的时候你会不会买?通缩的时候你手里有没有钱?

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不动比动好,动不能乱动。就像买股票一样,要用时间换空间。你手里有钱,不代表明天就要让它巨幅增值,不代表马上就要去投资,而是要等候时机,别今天看件事可以就去干了,几天后发现,有件事比这件有高出几倍几十倍的收益。可是钱已经投进去了,你就没机会了。现在钱很紧,大家都很紧。你要手里有钱,一定是看准一次巨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才能考虑出手。甚至可以这么说,绝对不是那种20%、30%利润的事情。所以说,有资本的人,现在就是看谁忍得住,判断得准。

今年我们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时就说,你现在手上现金流越多,证明你现在越安全,但同时你也越容易犯错误。假如你手里有1亿元的现金,有几个人跟你说有个投资,收益很高,你干不干?你真是很难禁得起诱惑。但往往一干,“咣当”一下就可能被打回原形了。我上世纪90年代有次赔光了,也就是吃的这亏,当然当时钱也没多少,但全没了,所以我现在很谨慎。我看我周围的朋友,现金流大的,都难免要犯一次错误,犯就犯一次狠的,赚过大钱的就还想赚大钱。这在2007年、2008年很普遍啊,成功从一个项目里脱身了,但没按捺得住,栽在下一个里了,整个牛市都安全渡过了,却在牛市的尾声里“死”了。

短期内最好的恐怕就是“钱”的生意。国家对民间借贷有松动的迹象,不超过4倍利率的借贷在一些地方是被允许的。我在找到下一个出手机会前,明年可能会考虑一下这方面的生意。

“政策市”的投资直觉

真正的英雄是能把胜利果实留下来的人,而不是坐过山车的人。我在2007年底2008年初,成功从市场上撤出大部分现金,所以我现在很舒服,不像很多人一样度日如年。

其实我的判断依据很简单,紧盯政策风向。不可否认的是,政策市一直是我们国家市场的特点。政策对于市场波动的影响力是无法低估的,我在这方面有天然的直觉。

为什么我去年底和今年初在忙于“清盘”?因为去年11月份,出台了一个限制房市过热的政策:“只要有过贷款记录的,都算第二套住房,交易时上浮15%利率。”当时我就说,房价肯定要跌,2008年房地产商得死掉一批。因为调高利率之后,整个流动性都出现了问题,就是说,我买过一套房,现在要换一套房,可是要上浮15%的利率。哪怕我这房子还清了贷款,第二套购房也要执行这个政策,将来利率调整了,你这15%也都交,这辈子都比别人要亏15%的利率,这影响太大了。这几乎等于通杀,按目前的房价,真正能买得起房的人有多少只满足于一套住房,第二套住房本身有相当大自主需求的合理性在里面,你把投资的、投机的、有自住需求的一刀全砍了,你想想这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冲击。说到底,国家得靠已经富裕起来的人来拉动经济,这也是一个接力棒,下一棒的拉动永远要交给下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指着现在还在挣钱的人拉动是不可能的。你把前者的需求给遏制了,房价能不跌吗?流通环节能不死吗?

观察同一件事情,不同人有不同的观察角度。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是从一个购房者的角度来理解宏观政策的,这是直觉,也是房产投资一线的经验。重要的是,它必须对我的实际操盘行为有方向性的指导,要避免错误。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按照我理解的,操作对了。

这批房子去年底我出手了一部分,今年二三月份把剩下的都卖了。虽然市场形势已经风声趋紧了,但因为我在低价进入,所以成交并不困难。我的经验是,你只要比同区域二手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便宜两三千元,一定有人买,你一次性给我钱,我马上把房子给你。其实和股市是一样的,不是没给你挣钱的机会,你不贪,就很好出手变现。卖的时候,我跟接手的人也都说得很明白,我赚你多少钱,要是自住无所谓,你不会吃亏,因为我买的位置都比较好。如果是投资,你就别买了,不会挣钱的,没什么空间了。你看,一套房100平方米,如果你是在1.6万元接的盘,哪怕你2.1万元出手,看起来每平方米挣了四五千元,其实已经不挣钱了,利率当时一涨再涨。因此没人恨我,因为没有在我手里买房套牢的。

“投资是场运动战”

投资是场运动战。我不认同长线投资的方式,那是认死理,绝大多数人都经不起熊市的摧残,更不用说像这次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了。不能用静止的心态看投资,要不断切换项目,不断滚动,即便都是房产投资,你在不同的阶段也要寻找估值相对安全的领域。这样既保证资金安全,能随时撤出,又能追求最大限度的资金增值。

我一开始是投资住宅,后来发现住宅投资、尤其是指望租金回报的投资其实适合于中小投资者。当资金多的时候,住宅投资很累赘,10套房子,今天这个不租了,明天那个不租了,这样很容易出现空置期,每年能收到10~11个月的租金就是很不错的水平了。另外你也忙不过来,都快变成个物业管理者了。但商铺投资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5年期的合约,回报稳定,也比住宅高2到3个百分点。10套房子1000万元,我投资一个商铺,省心多了。

我2005年把富力城那批房子陆续出手的时候,后来很多人说我卖早了。我的确没卖在最高点,但我套现出来没离开这个市场,我只是把涨幅过大的,换了一个涨幅还没有这么高的品种——商铺而已。挣取更高也更保险的利润,这和做股票是一个道理。

我的商铺都是在历史最低点的时候买的。刚开始,开发商不知道商铺到底能值多少钱,投资者对于某个刚开始的区域商铺租金能达到多少也是个未知数。“运动战”就是你要能先入为主。你要等到开发商对自己产品的定价十拿九稳的时候,它们已经充分控制定价权了,它算准了它能赚多少,你是没有什么议价余地的。你要走在开发商前面,在一个完全不对称市场里,你的胜算才大。

比如富力城,为什么我开始做住宅拿它来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知道,这是富力集团到北京做的第一个产品,同时双井地区的商业成熟度不够,富力要想在北京打开市场,它一定对产品价格信心不足。虽然它以高价拿地,但它绝不敢以高价入市,这个时候你出手,你就等于占了开发商的便宜,也以地板价抄到底了。

2004年底到2005年中期,当时的房市应该说已经炒了一个高潮了,商品房价格在一个平台上相对缓涨了一段时间,而那时候,北京商铺的投资还基本上没有启动。主要是投资商铺的资金要求高多了,它的门槛远非住宅投资能比,很多人一开始没钱做这个。到2005年以后,起来一批暴发户,主要是做能源的,股票市场没起来呢,你能感觉到社会普遍的资金面并不是很充裕。需求少,开发商也只有试探性的报价,所以相对于商铺的价格走势,那是一个绝对的历史低位。我算是有些资本积累的,又最早意识到了商铺投资的价值,应该是北京第一批的商铺投资者。富力城的第一批商铺是用拍卖的办法招商的,开发商通过这个办法观察投资客的心理和价格承受力。

话说回来,如果那时候大资金就已经杀进这个领域,那就没我们这种中等投资者什么事儿了。这也是社会财富的转换过程。更有钱的人在投资门槛更高、收益更大的产业时,我们这批人先做房产,等那些人和一批新富起来的人带着大量的增量资金进入房产时,房价也被推到一个相对高位了,我们就把手里的筹码出售,把利润和风险的接力棒也交给他们。

社会发展的一轮牛市,一定是在这种社会财富的转换过程中完成的,因此不会是每个产业、每个行业一起爆发,它会总有一个先启动、后启动的次序,从而掀起一轮一轮的财富效应。我现在的工作不是投资,而是思考未来的布局,是这个冬天之后,什么行业将先启动,什么行业会先复苏,我下一轮的掘金场在哪儿?

一般情况,我都是把5年做一次规划。一个行当我只干5年,5年以后,我相信这个行当所有人都明白了,你也没什么干头了。

“一铺养三代”,熊市的防御术

商业地产投资是一个攻守兼备的品种,它能保证我在这个漫长熊市里资产有一个基本收益。

你要问,这时候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从我手里盘下一个1800万元的铺子?现在很多做生意的人,比如说做能源生意的,开矿的,生意都不景气,有的矿已经停了,他们拿着大把的钱不知道干什么,没地方用,也没地方敢投。投哪儿都有回不来的可能,今年商铺的回报可能也降低了,7%的回报,但那是真金白银。另外你有一个铺子在那儿,经济一景气了,你还可以转手,把钱套现出来。虽然住宅市场交易很不活跃,但商铺愿意接手的人还很多。我手上保留一些商铺,在这时候,也算是可进可退。

我这两年投资商铺的原则是:不买商场里的店铺,不买那种产权分散的商铺,只买独立的商铺。你干不下去,我可以换人。商场要是整体情况一差,你的铺子卖也卖不出去,租也租不出去。那种小产权商铺看起来成本低,其实投资的变数很大,产权分割出售后很难统一所有投资人的意愿去经营,而且极容易出现恶性竞争,最终沦落成小商品、小集市式的商场。

我买的第一个商铺600万元,算下来单价4.5万元一平方米。我对它的投资信心,一是来自于我在富力城住宅上的投资成功,社区商业由于有强大的住户支撑,投资的回报基本是比较稳定的。另一个,是我研究了这个铺面的户型图,是在所有商铺里少有的几间处于十字路口拐角处的,虽然才130多平方米,但因为它的拐角位置,玻璃展示面很广,有20多平方米的透明面,你得看它的价值展示面。另外一半空间有6米层高,能搭两层,所以我算了算,它的得房率有98%,4.5万元的单价是不高的。“得房率”在商铺投资里可是个比住宅投资中更重要的概念了,一个售价3万元/平方米、得房率85%的商铺要比一个售价2.5万元/平方米、得房率70%的商铺要值得多。

当时这铺子的起拍价是500万元,有几十人参与竞拍,大家心里都没底,开发商没底,我们也没底。只知道铺子的位子和户型,房子还没盖起来,商圈也没形成,500万元砸下去,能起多大波澜?所以大家报价都小心翼翼的,5万、10万元往上加。到600万元的时候,他们都撤了,我心里也紧张,要再往上抬价,我心里也没底了。

作为投资者,你买下这铺子,并不意味着你就旱涝保收、坐享其成了。我这人能吃苦,我做住宅地产投资的时候,和别人买房不一样,天天都在工地里待着,看开发商的施工质量和进程,自己心里要有数,他的质量会做成什么样。商铺也一样,你首先得想好这铺子将来租出去大概用来做什么的,完全等别人上门来租,守株待兔可不行。你要调查,一种面积的商铺适合什么样的商业类型,是餐饮、中介公司、票务、干洗店、专卖店还是小超市?这样的地段和周边的消费水平,能支撑什么水平的品牌?在保守估计的营业额基础上,预期的租金水平能不能让商家在撇去其他成本后还能盈利?你是个人投资者,不需要像机构投资者那样撰写投资报告,但你的功课是不能少的,心里得有本清晰的账。

我比较了很多家,后来交房的前3个月跟“7-11”超市签了8年的租赁合同,一年租金60万元。现在你去问这条商业街上哪个铺子生意最好,谁都会告诉你是那家“7-11”,因为那个位置开这种店是天时地利的。“7-11”一开始想跟我订10年,我说8年吧。现在看,当时签合同还是保守了,8年时间还是长了,没想到后来生意太好,租金上升太快,现在我这铺子能租到95万元左右。其实生意不好,人家一年就会走;生意好,人家也不会走,所以你跟他签时间长了是多余的。后来我其他铺子再租一般都是5年一签。

600万元里我贷款了300万元,一个月租金收入5万元,还银行3万元,这里面还有1.8万元是本金,多支出的利息也是1万元多点,剩下的全是利润,回报率10%以上。记得3年前我就跟你说过,我最基本的投资理念就是:资金一定要滚动起来,同时要有一条完整的链条。从我当音乐教师挣钱的时候,我就不赞同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去吃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利息。这些年投资房子的人也多了,一些人没有办法做得像我这么大,是因为动辄几十万元的房产,别说上百套,就是两三套、三四套积在手里,许多人就睡不着觉了,脑子里整天盘算那些利息、支出和收益率。可我不一样,分文没有甚至背着债的日子我照样睡到自然醒。这几年即便我手里有足够的钱,我也要保持一定规模的贷款资金。就是因为流动性的重要,做事情必须要留有余地,不可贸然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一个篮子里。比如有500万元的资金,比较理想的局面是拿出300万元首付、100万元装修、交纳各种税费及应付空置期的利息,另外10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作为投资和应急的周转。这是我这些年坚持的一个比例。我也坚持分散性,选择不同地段、不同面积的商铺,并尽可能地多租赁给不同的行业,将风险降至最低。如果投资了多个商铺,最好能有一个60平方米以下的商铺,因为这种面积的商铺,总价相对要低,容易变现,可应付各种突临的危机。

实际上,从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有些铺子我是完全投资、价格合适会出手的,有些铺子是买给自己的。“一铺养三代”的道理大家都知道,给自己留一笔相对可观的钱攒下来,买成商铺,就等于攒下来了。我前面不是说嘛,现在你现金流越大,也越容易犯错误。这时有人找我说,有钱没?我说有,不过全在商铺里,让我卖我也卖不了。这可以避免自己犯错误的概率。

我那些商铺的生意大多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一是没有特大型的商铺,二是位置很好。另外,就算有问题也没关系,我可以主动跟客户谈,合约签每月6万元,我暂减你2万元,租你4万元,大家一起过冬嘛。经济景气之后,你再把租金给我补回来。

商铺是我的过冬工具,但肯定不是我下一个行业。(主笔 朱文轶)

作文五:《临渭区去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6万余人》600字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有序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12年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6.7万人,常年在外务工人员11万人。

该区强化技能培训,按照稳定规模、拓宽领域、提高质量的总体思路,组织定点培训机构,坚持在农民家门口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全年举办职业技能培训47期2350人,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创业能力。积极做好就业服务工作,以区人力资源市场为依托,全年举办各类求职用工招聘会43场次,进场单位700个,求职人员7020人,提供就业岗位7890个,达成意向1869人(次)。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劳动保障平台作用,及时为农民工提供用工信息,做好转移就业统计工作,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稳定转移就业。

在做好转移就业的同时,该区还积极引导、大力支持外出务工农民工回乡创业,区上编印了《创业成就梦想》一书,大力宣传农民工回乡创业典型等先进事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2012年全区共开展创业培训18期450人,创业率达80%以上。全年共办理小额担保贷款和自行贷款财政贴息2125户,贷款金额1.3亿元,带动就业8100人。通过开发企业项目、创业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为创业人员提供指导服务等措施,全区回乡创业人数达到3800余人,创办初具规模经济实体600余个,投入创业资金1.98亿元,带动就业1万余人,基本形成了以服务促回乡、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创业的良性互动格局,创建省级农民工回乡创业示范区工作通过省上验收。

作文六:《据吕中楼调查去年全国劳动力工资平均3万元》500字

据吕中楼调查去年全国劳动力工资平均 3 万元

吕中楼发现 2014 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 30197 元,与 2012 年相比, 年均实际增长速度 9.1%;在东中西地区,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分别为 33624 元、26960 元和 28246 元;与 2012 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为 10.5%、7.7%和 8.4%。 有网友感叹自己“拖后腿”,往往是由于收入差距造成。据统计,全国平均总收入最高 的 20%家庭,收入达到 153546 元,而最低的 20%家庭,平均总收入只有 7155 元,差距达到 21 倍。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总收入是最低组的约 12 倍,农村的差距则高达 27 倍。 所以吕中楼从不同性别收入状况分析,总的来说,不管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城市乡村, 无论是工资收入还是经营性收入, 有收入的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都高于女性劳动者, 有的甚 至高出一倍。全国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为 33697 元,女性仅为 23288 元。农村男性平均工资 为 28991 元,女性为 19567 元;城市男性平均工资为 40152 元,女性仅为 28704 元。

作文七:《廉价劳动力成过去 工业机器人革命威胁中国?》1800字

智东西(公众号:zhidx)

译|陈亦亭(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全球很多地方看来,过去十年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侵蚀工作机会的恶魔,向各行各业输送着仿佛无穷无尽的廉价工人。但现实是,中国目前正在将自己的用工需求转向机器人。这一转变将对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2014年,在全球工业机器人大军中,中国工厂里的机器人占了大约四分之一,同比增加54%。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称,到2017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将居全球之首。

在高度工业化的广东,知名家电制造商美的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用自动化取代其家用空调部门的6000名员工,这大约是其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为苹果(Apple)和其他公司生产消费电子产品的富士康(Foxconn)计划在三年内让工厂里大约70%的工作实现自动化。此外,该公司位于成都的一家工厂已经实现了全部由机器人操作。

因此,中国工厂里的工作岗位消失的速度,可能将比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还要快。这可能会大大增加中国应对其首要经济挑战之一的难度。这个挑战就是,中国需要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这样国内消费才能发挥出远比当前更大的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是制造业出口,还有房地产、工厂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固定投资。事实上,近年来投资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接近一半。与此同时,国内消费支出仅占中国经济这个蛋糕的约三分之一,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毕竟,所有这些投资最后都得有回报。工厂得生产出能卖出去并且能获利的商品。房子得有人住,房租得有人付。实现这些回报要求中国家庭出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得大大增加支出,不仅是购买中国工厂生产的商品,而且要越来越多地在服务业消费。

实现这一点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事实上中国领导层已经讨论了多年,但几乎未取得任何进展。其中一个问题是,即便经历了最近的涨薪,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普通中国家庭的收入也还是太少。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民众有着非比寻常的储蓄倾向。据一些人估计,普通家庭存款占其收入的比例高达40%。这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们需要为退休,以及抵抗失业和疾病等危险的自保考虑,因为中国新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大削弱了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是,任何旨在再平衡经济增长的政策,都得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降低储蓄率。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技术的进步几乎必然会让其难度大大增加。

发达国家采取的传统途径是,先增加收入,并以制造业为基础构建稳定的中产阶级,然后再向服务型经济过渡。美国,以及后来的日本和韩国等国,都有幸在科技远没现在这么发达时完成了这个过程。中国则正面临着在机器人时代进行类似的过渡。

自动化已经对中国工厂里的就业岗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995年到2002年,约有1600万工厂工作岗位消失,大约占中国制造业岗位总数的15%。这一趋势还将加速。

如果中国经济能为受教育更多的人创造大量技能要求更高的岗位,这或许就不是问题了。那么解决办法不过是向被取代了的蓝领工人提供更多培训和教育。

但现实是,中国已无力为人数飙升的高校毕业生创造足够的白领岗位。2013年中期,中国官方透露,只有大约一半应届高校毕业生能找到工作,而上一年的毕业生中超过20%的人依然处于待业状态。

一项分析显示,已有足足43%的中国员工认为,自己的教育程度高于当前职位所需。随着软件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岗位,特别是入门岗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经济会更难吸纳那些希望提升技能的员工。

什么政策可以帮助中国成功地实现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即便此时机器人革命正在上演?加强医疗卫生、退休和失业保险制度,从而提升员工的安全感,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储蓄率。

不过,中国最终可能需要借助于某种形式的直接收入补充,或许是通过某种与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抵免”(earned-ine tax credit)类似的计划来实现。即便如此,长期来看可能也没有效果,因为科技的迅速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员工抛在了身后。

在机器人的崛起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破坏当中,中国很可能会是一个中心。中国依赖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水平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看来都是超乎寻常的。这两点表明,在试图适应新时代的现实时,中国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为马丁·福特,原标题为“机器人革命威胁中国”,文章有改动)

作文八:《世界时代周刊 中国正失去廉价劳动力天堂地位》600字

中国正在逐渐失去廉价劳动力天堂的地位。拉美地区必须利用这一点,在不预先提高工资水平的情况下,重新吸引跨国企业对其劳动力市场的兴趣。

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哪里?专家认为,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科研投入以及提高宏观经济及微观经济稳定性等措施来实现。

拉美经委会劳动力市场研究专家于尔根·韦勒说:“由于移民政策的限制、工资收入低和工作条件差等原因,在出口制造业相对集中的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趋势。”

一些企业甚至被迫将生产移至离沿海地区较远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工资水平要低很多。但是,这种办法只适用于那些对劳动力资质水平要求较低的生产企业。

美世人力咨询顾问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正在受到高素质劳动力持续流动的冲击。重新聘用这些劳动力的成本往往很高,而拉美劳动力市场则可以从中国企业面临的成本提高以及产品质量和运输等问题中获益。

美洲开发银行顾问古斯塔沃·马尔克斯指出,拉美拥有较高资质的劳动力,这是应该力口以利用的一个优势。马尔克斯说:“让游戏规则变得更加透明和稳定,是使我们的劳动力更具有吸引力和发展各种形式贸易的必备条件。中国不是制定游戏规则的国家,但是中国政府却是一个做出决定就不会再改变的政府,这是拉美许多国家政府所不具备的。”

韦勒认为,拉美应该效仿过去的日本,加大力量培养人才,并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韦勒强调:“中国发生的改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机遇,要加以利用。”他同时提醒,如果拉美国家采取只注重提高廉价劳动力竞争力的策略,那么劳动力的工资永远只能处于低水平。(作者:卡里纳·托伦蒂诺)

作文九:《去年全国劳动力工资平均3万 超6成加班者系自愿》700字

2015-12-07 09:30:00